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于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银行之一。1938年8月在掖县(今莱州市)正式成立,它诞生于掖县、发展于胶东、壮大于山东、最后走向全国,于1948年12月1日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成立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印发北海币,以便控制经济命脉、进行货币斗争、保持物价稳定、保障军需民用。
一、光辉历程
北海银行成立早期,胶东八路军处于敌强我弱、范围狭小、装备低劣、游击作战的状态,党政军机关经常在人迹罕至的山区进行转移、斗争。印钞厂也随同部队经常搬迁,居无定所,加之对内、外都严格保密,这一时期的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在金融史料中缺乏完整、准确的记录,有些甚至是空白。笔者用了近2年的时间,通过查找文献、史料与实地探寻、采访相结合的方法,大体摸清了北海银行在胶东根据地的活动轨迹。
(一)创建时期。中共掖县县委1938年3月9日在取得玉皇顶起义胜利之后,成立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以下称三支队),进驻掖县城。三支队既抓军政、又抓经济,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统筹全县的经济工作。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非常杂乱,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的民生票、由日军控制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国民党顽匪发行的地方券,还有各家商户、钱庄、银号发行的各种杂票。这些票币既互相搏杀、又狂印滥发,致使市场动荡、物价暴涨,百姓苦不堪言。县委书记郑耀南及时作出整顿市场秩序、成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票子的决定,4月份聘请掖县籍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负责筹建北海银行、印制票币工作。由于日军实行封锁政策,根据地物资匮乏、人才奇缺,票版到青岛秘密制作,纸张由天津购买,票币委托掖城西门里“同裕堂”印刷所印制。1939年6月15日的《大众报》社论《关于北海银行》显示,1938年6月份即发行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券别,此时的北海币加盖“掖县”字样,在掖县范围流通,发行数量不详。胶东特委及其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三军)“西进抗日”,1938年8月15日成立了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时的根据地以掖县为中心,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是月专署宣布北海银行正式成立,仍由张玉田负责,继续发行北海币,票面不再加盖“掖县”字样,在三县范围内作为法币的辅币等值流通,并取缔其他杂钞。这一时期共印发北海币9.5万元。
(二)恢复营业时期。由于日伪的侵扰,掖、黄、蓬三县相继失陷,北海银行于1939年3月上旬转移到蓬莱草甸(今草店)村之后宣布停业。胶东党、政、军分别进入大泽山、艾崮山、昆嵛山区域,开辟山区根据地继续进行斗争,并相继成立了“东、西 、南、北”彼此分割的四个海区根据地。这时,在胶东的版图上,日伪军逐步占领了大城市和大部分县城、重镇,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着部分县城和集镇,八路军依托山区游击作战。三方地盘犬牙交错、互有消长。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北海银行于8月1日在莱阳张格庄(今属莱西)恢复营业,由于人员少,又没有印刷设备,委托胶东区委机关报《大众报》报社代印北海币,由银行人员验收打码后正式使用,票券仍沿用原“掖县”版版样,加盖各海区的字样,分别在各海区根据地内流通。这一时期由于北海币印制能力不足,胶东区委决定以北海银行公积金为准备金,批准各县印制地方流通券作为补充,在各县根据地内流通。这期间《大众报》报社印刷厂设在附近的东馆村,北海币的印刷就在此村。同年10月份,报社转移到了掖县东南山区的袍峱村,到了冬天,报社给了一台石印机、一台脚蹬子(号码机)和几个技术工人,工人的工作关系仍隶属报社,印钞工作开始从报社分离出来,成立了北海银行印刷所,姜文任厂长。但不久,在敌人“扫荡”中报社损失很大,工人和设备又被收回,北海币仍由报社代印。为了躲避敌人的侵扰,1940年秋天,报社离开袍峱村,相继在掖县的小兰埠、尹家、王家、前后邓家、西由、仓上等村进行转移,时间都很短。这一时期共印发北海币96万余元。
(三)发展时期。1940年11月,北海印刷所(亦称第一印刷所、一厂或西厂)恢复成立,《大众报》报社王连志任主任,地址设在栖霞的蒲夼村,从此印钞工作离开报社完全独立,刚开始只有七八个人,规模较小。1941年7月,反投降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胶东东、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了确保印钞厂的安全,由部队战士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在牙山一带的栖东县(今栖霞市桃村镇)康家村南面庙洼山阳坡上挖了山洞,是年冬天,印钞厂转移到这里。山洞规模比较大,有民房三间屋大小,印钞工作在山洞里进行,工人吃住也是在山洞里面,定期到洞外休息放风,山下有战士站岗警戒,成为名符其实的“山洞印钞厂”。此时开始印制加盖‘胶东’字样的北海币,在胶东范围根据地内流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不断贬值,北海币脱离法币,成为根据地本位币,北海币需要量大增。1942年5月,胶东区委又在牟海县王家庵村建立了北海银行东海印刷所(亦称第二印刷所、二厂或东厂),派一厂王亮任主任。由于战争环境恶劣,日伪经常“扫荡”、侵扰,东海印钞厂在胶东东部山区不停地搬迁转移,工人们克服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印钞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中国工商银行乳山支行行志》记载:“至1944年(东海印钞厂)先后在我县王家庵、马家泊子、庙东、西南台、仙人脚、杨家夼等村和文登县一些村住过,生产也是在备战的状态中进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地迅速扩大,根据需要又增设了印钞三厂,因机器不够用,由一厂分出一部分工人到胶东印刷社,借用机器专门印制辅币。
当时,根据地受条件所限,缺乏技术和设备,票版要托关系到敌占区的青岛用“冥府银行”的名义制版,票版带回来后把“冥府”两字抠去,换上“北海”再印制北海币,非常麻烦。随着票币需求量快速增多,票版使用量随之增加,必须要有自己的制版技术。票版制作非常复杂,涉及绘图、照相、影印、烂板、修版等工序。通过多方努力,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44年5月1日,胶东北海银行制版厂在牟海县冯家乡马家庄成立了,杨杰任厂长。自此,胶东北海银行所用的票版都是自己制作,这在山东北海银行当中尚属首创。
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9月,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将3个印钞厂、1个制版厂合并为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集中搬迁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乳山崖子村,厂长荣世维、副厂长肖一心、杨杰(兼指导员)。同时成立管理机构,设立发行科:下设印刷股、鉴定股、总务股、材料股、制版股、修理部,印钞工作不断走向正轨。到年底共拥有各种印钞机器41部,其中胶版机2部、平页机2部、脚踏机37部;机刀机器8部;还有各种修理机器4部、柴油机6部、制版照相机2架。人员增加到210人,其中各种技术工人达到140人。这一时期共印发北海币7.17亿元。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向胶东发动重点进攻,印钞厂又向北面深山转移,搬到了泽科、东夼两个小山村。在最危险的时候,印钞厂曾掩埋设备、转移物资、疏散人员。1947年12月胶东保卫战结束,国民党溃败,印钞厂复工生产。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山东北海银行进行印钞厂大集中,1948年夏天,胶东印钞厂迁往临朐孔村,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共印发北海币167.56亿元。曾在胶东印钞厂工作过、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秦道夫在回忆里有这样的描述:“1948年4月27日,潍县解放,山东解放区从东到西完全打通,连成一片……总行命令我厂西迁到鲁中临朐县孔村。5月的一天傍晚,荣世维厂长、和我(时任厂长秘书)各自挎上驳壳枪,警卫员于维荣背上冲锋枪,登上十轮大卡车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到临朐孔村去找好驻地,迎接随后到来的印刷厂车队。”
二、历史贡献
(一)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经济是战争的基础、货币又是经济的血脉,控制了货币就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革命战争需要大量的货币作支撑,胶东印钞厂1939年至1947年共印发北海币174.74亿元。一是用于财政支出就达72亿元,占41.2%。这些北海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各个兵工厂,以保证购买原料生产武器、弹药之需,及时装备前线部队。仅以解放战争为例,胶东是主要军需供应基地之一,“华野数十万军队之炮弹、炸药及子弹供应,至少十分之七依靠胶东,东北运来之军火等亦存胶东,西药、电料全靠胶东……”这是当年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给中央军委电报的相关内容。1948年中央军委兵工生产计划中,胶东子弹生产数量432万发,占全国(不含东北,下同)的37.9%;100mm以上重迫击炮弹6.6万发,占全国的56.8%;各种炮480门,占全国的50.5%;步枪7200支,是唯一有生产计划的解放区;掷弹筒4000个,占全国的40%。据统计,在1946年至1948年之间,胶东共生产各种炮弹147.8万发。按1948年北海币计算的单位成本分别是:八二迫击炮弹53866元、六零迫击炮弹20143元、手榴弹3765元、七九子弹1175元。而当时一个迫击炮炮弹成本等于两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一个山炮炮弹成本等于三个富农一年的生活费。二是用于工商基金67.5亿元,占38.4%。主要是工商局用来兑换外汇,采购进口(根据地或解放区之外的地区)军、政、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以1946年数据为例,胶东从区外各港口进口额为56.6亿元、出口额为41.1亿元,贸易逆差15.5亿元。这仅是一年的数据,整个战争期间对货币的需要量可想而知。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印钞厂的巨大贡献、凝结着印钞工人的辛勤汗水。
(二)有力地扶持了经济发展。在发行的北海币中,有12%左右的票款用于发放各类贷款,有效地支持了生产发展、商贸流通,激活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抗日战争时期,配合“减租减息”运动,发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六成多,主要为贫苦农民、抗工烈属、荣誉军人及部分中农、富农解决购买农具、种子、肥料、耕畜、水利等困难,充分调动起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好转,城市、县城陆续解放,通过发放各类工商业贷款,帮助工厂复工、商业复业,焕发城市活力。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农民缺乏应有的生产资料,通过发放农业贷款及时为他们解决了困难,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1939年至1948年,北海银行胶东分行累计发放贷款236.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94.7亿元、占总贷款的80.9%,及时地弥补了农民资金的缺乏;工商业贷款41.5亿元、占总贷款17.3%,为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提供了资金支撑。
(三)有效地稳定了市场物价。在货币的发行过程中,北海银行严格执行“物价本位制”原则,努力保持货币发行量与市场需要量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实行物价通报制度,密切关注市场物价动态;另一方面,储备足够数量的粮、棉、油、布等大宗物资做准备,根据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及时进行调剂,达到了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目的。以1945年8月份的数据为例,胶东区物价指数是1944年1月的296%,而同期敌占区的青岛是600%、济南是814.4%,相差悬殊。物价的相对稳定,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稳定了民心、增强了人民的信任,为革命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有效地支持了货币斗争。抗战初期,日伪实行“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在沦陷区推行伪币“一元化”,低价收兑法币、打击北海币,以换取的法币到上海美、英银行兑换外汇,再到美、英两国购买军火物资,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根据地则实行“护法排伪”的货币政策,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与其等值流通,禁止使用伪币、取缔杂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套汇受阻,继而调转方向,将收兑的法币和从其他占领区运进的法币一起涌向山东根据地,引起根据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中共山东分局针锋相对,予以反击,及时实行“排法”政策,与法币脱钩。1942年7月1日宣布,以北海币为本位币,停止法币流通。胶东各级党政部门积极、迅速贯彻落实这项方针政策,首先取得了第一次排法斗争的完胜。这期间需要集中印发大量的北海币做支撑,胶东地区“排法”前的1941年货币发行量仅为580万元,“排法”后1943年增加到3399.4万元、1944年达到1.3亿元、1945年猛增到5.2亿元。巨大的需要量,要靠印钞厂的周密安排、工人们吃苦耐劳来完成,可以这样说,“排法”斗争的胜利,“军功章”也有印钞厂的一半。
(五)支援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胶东分行先后设立了3个印钞厂和一个制版厂,印钞能力最强,经常给总行及其他分行代印票币、制作票版,同时,积极向外输送人才和物资。1942年1月,在清河分行(后改称渤海分行)印钞厂被敌人严重破坏之后,胶东印钞厂及时送去物资、调去技术人员,保证了该行印钞厂的及时恢复和正常工作。1945年东北成立印刷厂,调去技术工人3名、印刷股长1名。据1945年的统计,为总行制作票版2种、16副、32块(369.5吋),为渤海分行制作票版11种、148副、305块(2279吋),为东北银行制作票版14种、164副、364块(3240.5吋)。此外,还为《大众报》《胶东画报》《山东战邮》、区党委、文协、军区政治部等部门制版215块(2639吋)。
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从印制第一张北海币到全省印钞厂大统一,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共发行了174.74亿元的北海币,为革命地区的军事强大、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艰难曲折、艰苦卓绝、极其不平凡的道路。在无际的大海上、农户的房舍里、村中的地道内、隐蔽的山洞中、闷热的树林间、冰冻的河滩边……都曾闪现过北海银行人员的身影。北海银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为战争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胶东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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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烟台日报社:《战火中的胶东报坛》,报社印刷厂1988年4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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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道夫:《我和中国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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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守海、丁洪荣:《胶东红色文化丛书(二)——胶东抗日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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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元旦、张建兵:《胶东红色文化丛书(二)——胶东抗战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12)杨焕鹏:《胶东红色文化丛书(二)——多重视角下的胶东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李丕志,男,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烟台市地方史志研究院)院长。电话:13695457781。
郝有林,男,曾担任芝罘区政协副主席、芝罘区副区长,2012年创办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并担任主席,多年来对烟台历史有深入、全面的研究,是烟台的历史研究专家。电话:0535-6211231,邮箱:zgshzyt@163.com。
卢金盛,男,1965年5月出生,高级经济师。1981年参加银行工作;历任支行行长、分行总经理等职务。1985年参与掖县(今莱州市)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山东省、烟台市钱币学会会员,烟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红色文化专委会副会长。工作之余研究北海银行历史文化。电话:18753530067,信箱:1875353006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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