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经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决定,由进入到沂蒙山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派出第一大队的干部,与胶东军政干校合编,组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后改称抗大一分校胶东第三支校(简称“胶东抗大”)。这支办在火线上的特殊大学,秉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从迁入胶东到离开胶东,历时十年,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为建设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

 一、抗大一分校一大队进入胶东

 1939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分批离开延安,到晋东南、晋察冀、晋绥、鄂豫皖、山东、淮南、淮北、苏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建立分校,先后在全国建立了12个分校。抗大第一分校,在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的带领下,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辗转至太行山区,于当年冬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当时,胶东人民在胶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已建立起多支抗日武装,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抗日队伍不断壮大,迫切需要一批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工作能力,既有知识,又懂得军事的干部。为迅速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在胶东设立抗大的支校,1940年2月从抗大一分校派出一大队100余人,奔赴胶东。他们历经三个多月,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1940年4月到达了胶东抗日根据地招远县境内,与“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随之转赴位于招远、掖县(今莱州)、莱阳边区的掖县三元村,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会合,两校合并,正式成立了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刘汉(详见本丛书《先导》之“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6月,山东分局将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抗日军政大学,下设三个分校,一分校是校本部,在沂水;二分校在东平湖;胶东支校改为三分校,贾若瑜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胶东抗大”在建制上隶属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归中共胶东区委领导,军事上受“第五支队”指挥。

 二、“胶东抗大”转战胶东近十年

 “胶东抗大”自1940年4月正式成立,到1949年5月离开胶东,在长达近十年的办学历程中,主要在栖霞、掖县、莱阳和平度等地活动,尤其在栖霞办学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

 “胶东抗大”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边是课堂,一边是战场,战场也是课堂”的指示,以团为建制,对外称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原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编为第一、第二两个营,原胶东军政干校编为第三营,由原校长宋桂生任营长。备课教学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部队的流动中有机结合,穿插安排,行李不离身,遇有敌情就战斗,争得时间就学习,战斗学习两不误。学校成立不久即逢上日寇“六一大扫荡”,全校师生便投入了反“扫荡”的战斗。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校领导采取了“保存力量,避实就虚,实行内外线结合”的方针,与敌周旋。教员则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言传身教,以战场为课堂,使学员通过实践受到锻炼,增长才干,取得了这次反“扫荡”的全面胜利。

 1940年夏,“胶东抗大”移驻平(度)掖(县)交界的大泽山区,在编制上进行了调整,共编为两个学员武装营,一个警卫连,一个侦察排和一个通讯班,并随即投入学习和战斗。

 “胶东抗大”进驻大泽山东麓时风涧村后,首先与国民党土杂队伍张金铭部交锋。敌人集中几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夜袭,妄图将学校一举消灭或赶出大泽山区。在敌众我寡、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学校迅速转移至掖县燕窝村,取得了反偷袭的胜利。不久,“胶东抗大”返回到大泽山以东的满家、杨家一带,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条件的教学,对这里的地形、隘路、险地、沟川、村落等进行考察研究。1940年初秋,胶东投降派头子赵保原自任总司令,纠集蔡晋康、张金铭等八个团的兵力,号称“反八联军”,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培植豢养、曾任伪满“康德皇帝”警卫团要职的邓学良团打头阵,再次向大泽山区进攻。战斗打响后,敌人疯狂冲击。警卫连奋力抵抗,战至下午一点多退往西山。敌人以为胜势已定,便蜂拥闯进东大田一带村庄。此时,隐蔽迂回至敌之背后的主力部队和埋伏于西山的两个武装营,同时发起冲锋,对敌形成夹击。敌人溃不成军,死伤被俘大半,我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1940年8月10日,胶东部队协同组织了消灭敌十八旅的战役,“第五支队”十三团攻打祝沟,乔天华率特务二营,由“胶东抗大”配合攻打徐里,刘文卿率南海区五大队攻打后寨,一举将十八旅摧垮,平度北部山区获得解放。盘踞平度西部的投降派高玉璞、阎珂卿、董希瞻等部,妄图夺占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胶东抗大”在贾若瑜校长和廖海光政委领导下,以根据地为依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针,狠狠打击敌人,胜利完成了保卫大泽山根据地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胶东部队的东线作战。“胶东抗大”进驻大泽山区的学习和战斗经历,使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理解,军事素质大有提高,同时又进一步建设、开拓了大泽山根据地。

 1941年3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进入胶东,统一指挥反投降斗争。

 15日,许世友指挥“第五旅”、“新五支队”和清河独立团,兵分三路直扑盘踞在栖霞牙山的蔡晋康部,一举歼敌1800余人,牙山地区宣告解放,使栖霞东、西两片根据地连在一起。“胶东抗大”从掖县迁到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

 “胶东抗大”从迁入栖霞县,到1949年离开,主要活动在栖霞(含栖东)境内的三个区域。

 一是牙山的东麓和北麓。这是“胶东抗大”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地点,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前夕。1941年6月,聂凤智接替贾若瑜任校长,廖海光继任政委,黄经琛任教育长。校部分政治处(下设组织、宣传、青年、民运、锄奸五股),参谋处(设作战、训练、人事、通讯四股),后勤处(设财务、军需、粮秣、军械四股)和直属连队(设警卫连、通讯连、便衣排、骑兵连)几个办事机构,学员根据形势需要招生,先后实行过“三三”与“四四”编制。1941年秋学校有三个建制营600多名学员。为活跃校内和地方的文娱生活,当年10月在原“胶东抗大”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战旗剧团,演出过《军民进行曲》《雨过天晴》《了缘和尚》等剧目。

 随着聂凤智从一分校调来一批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员,也带来部分新教材,为教学充实了力量和内容。这时段的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启发、研究、实验”,废止“注入、强迫、空洞”的教学方式。是年,经历了春夏两次大“扫荡”,在聂凤智、廖海光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增强了学校的实力。

 1942年下半年,延安整风精神传来,学校结合教学工作,克服主观主义,使教学内容更加切合实际。这一期逢上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冬季“拉网式扫荡”,支校采取游击战术,配合主力部队,再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山东军区决定,将抗大一分校本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一团,“胶东抗大”改为教导二团。 5 月蔡正国接替聂凤智任团长(校长),刘浩天(详见本丛书《先导》之“刘浩天”)任政委。校部机构按教育与行政统一的原则整编,撤销战旗剧团(1945年后恢复),学员约千人,组成九个队,编为三个营。教学计划亦有所调整,为深入开展整风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军事课除“正规化”军事训练外,还加强了小分队游击战术训练。政治课着重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学校还发扬抗大老传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开荒种菜,上山打柴,帮助群众筑路、疏河、修堤坝等,同时还建立了修械、榨油、纺织、被服、磨面等工厂。1944年冬,学习陕甘宁边区和各兄弟军区采用群众路线练兵的经验,主要推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教学方针。1945年2月,在讨伐莱阳赵保原的战斗中,教导二团率领一批学员到第一线体验战斗生活,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当年8月,教导二团进军莱阳,迎来抗战胜利。学校面临着培养更多干部去开辟新区的任务。这时,裴宗澄、严政分别接替蔡正国、刘浩天任团长和政委。

 二是以古镇都为中心的栖霞城区和周围村庄。1945年9月,教导二团在莱阳城招收了第四期(支校第八期)学员,到水沟头一带进行了短期整顿。10月重返栖霞,团部驻古镇都村的牟氏庄园。这期间,国民党强行剥夺胜利果实,对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毫无诚意,并随时有发动内战的迹象。教导二团为适应随时发生战争并开拓新解放区的需要,本期学员增至2000多人,编成30个学员队,其中知识青年占三分之二,被称为学生队。学校开展了学习创模运动、百日大练兵和整纪创模运动,目的是将“秀才”培养成文武双全的解放军干部。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期教学增设了机枪与炮兵等特科队,注重高层次军事技术训练。栖霞城区的白洋河畔及场院,到处都是大练兵的紧张场面。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教导二团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军队和地方各条战线。

 三是流动于唐家泊与蛇窝泊一带。1947年2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教导二团改称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简称“胶东分校”)。同月招收第一批学员(总第十期),这一期学制短,仅三个月。教学以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为重点。期间,国民党大举进攻胶东,战局紧张,连队又恢复了类似1942年日寇大“扫荡”时的游击形式。近在栖霞、莱阳、海阳一带与敌周旋,一边办学,一边做群众工作,组织互助组,动员大参军,参加土改复查斗地主、斗恶霸会议;远则派出小分队东达昆嵛山麓组织老区人民修工事,北上骚扰打击盘踞烟台的顽敌。8、9月间,才落脚于牙山西麓。1947年12月14日莱阳城解放,“胶东分校”一路南移,于次年4月到栖霞蛇窝泊镇的文石村固定了校部驻地。

 1948年8月,领导干部又作调整,王儒林任校长,孙殿甲任政委。本期以训练南下干部为主。学校自上而下开展“三查三整”活动,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1月,大批干部和五百多名老战士奔赴华东局,准备过江。“胶东分校”于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离开栖霞,南下并入华东军政大学,走完了在胶东近十年的办学历程。

 三、“胶东抗大”成绩斐然

 “胶东抗大”秉承了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和校风,课程也基本按总校的课程开设。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事政治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战术(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兵器与射击(主要是步枪和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除此,还有内务条例、纪律条令等课目。在工农干部学员中,还开设语文、数学等文化课,所用教材基本由抗大一分校编写。抗战期间,环境恶劣,斗争艰苦,流动性大,抗大始终坚持以战场为课堂和灵活授课的原则设置课程。

 “胶东抗大”规定学员队是基本的教学单位,每个学员队有三个连(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每个班是九至十人的编制。学校根据战时需要和学员的基本情况,对每期不同的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课程,军事课和政治课的安排比重也不完全一样,教学内容深浅、难易程度也有所区别。所有课程,在强调依计划按时授完的前提下,随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而变通,做到互相穿插安排,保证了学习、战斗两不误。由于教学环境处于敌后,教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具和学习用品匮乏。教材主要为油印,教具多是自制。干部和学员伙食标准很低,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补贴,每天只有一斤粗粮,冬天基本只吃两顿饭。即便如此, “胶东抗大”干部学员仍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胶东抗大”注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如军事课主要采取三种教学方式:一是联系实际战前学。一般是在敌取守势,我取进攻的形势下进行,即联系战前准备进行。发动学员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根据任务要求,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搞好射击投弹以及埋伏、攻击和退路等等都一一搞清楚、弄明白。二是针对困难战中学。一般是在敌取攻势,我于被动之时开展。办学期间,学校时常遇到日伪军“扫荡”,几乎每次都安排学员以适当规模分散隐蔽,化整为零,学员身临其境,学得快、记得牢。三是抓住时机战后学。一般是在战斗之后,不失时机地组织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谈看法,讲体会,吸取经验,接受教训。

 “胶东抗大”不仅是一所教书育人的学校,而且是一支学用结合的战斗队。第一期1940年6月1日正式开学,即遇到了“六一大扫荡”,日军集中了近千人的兵力,对中共胶东区委和军队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了分攻合围的包围攻势。“胶东抗大”毅然承担重任,与胶东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胶东抗大”是一支强大的群众工作队。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大”是建设、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学校在政治处设立了民运股和工作队,各营设专职民运干事,各连队设兼职民运小组长,各班则有纪律检查组。除正常宣传教育外,还积极主动地接触当地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地方政府一些进步的乡镇长,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切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胶东抗大”是一支革命的宣传队。为适应战斗环境,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满足根据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胶东抗大”组织宣传队,经常深入敌占区配合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每到一地,各连队都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派出宣传队深入街巷刷标语、撒传单、唱歌、讲演,宣传抗日。在栖霞办学期间,“胶东抗大”不但组织地方演出广场歌舞剧《张得宝归队》,而且自己还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并根据茅盾的小说《腐蚀》改编成话剧,一时传为佳话。

 “胶东抗大”在胶东办学之时,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斗争最残酷的时期。然而学校的招生、培训不仅从未间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经过这所学校教育训练过和在学校工作过的大批干部,不仅在坚持胶东敌后八年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分配到地方以及随军北上、南下的学员大都成为新老解放区的领导骨干,他们为胶东乃至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同志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