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付出了巨大代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王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新民主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尽艰辛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烟台学生及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映极为强烈,各群众团体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涌现出一批新的先进分子,为烟台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有利基础和条件。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0年春,李之龙、郭寿生在烟台海军学校成立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年阅读研究《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书刊。同年底,李之龙、郭寿生作为通讯会员(山东省共6名),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胶东传播。

从1920年8月起,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和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侨民中,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下半年,郭寿生在烟台海校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年轻水兵参加,组织指导他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平民之友》等革命书籍刊物,联系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前途等问题,开展学习和研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烟台的广泛传播,为在烟台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同期,黄县、莱阳、招远、掖县等县的进步青年,也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1921年夏,李之龙因领导学潮,鼓动海校学生、校工举行罢课、罢工,被海校当局开除学籍后,乘船赴沪。8月初,李之龙在上海结识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向他们介绍了烟台海军学校的情况,并推荐了思想进步的海校学生骨干郭寿生。同年秋,中共中央派邓中夏、王荷波先后到烟台开展党团工作。10月,邓中夏、王荷波介绍郭寿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定他负责在烟台进行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工作。1923年上半年,郭寿生在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修习枪炮课业期间,由王荷波、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下半年,郭寿生在南京鱼雷枪炮学校修完预定的询程后,重新返回烟台海军学校继续学习,成为胶东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1923年底,郭寿生在烟台海军学校建立了党团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并任社长。《新海军社章程》规定:“凡是新海军社的成员,如能信仰共产主义而愿参加海军革命工作者,则介绍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海军社以烟台海军学校为总社,相继成立了上海、南京、马尾等支社,成为党领导下的全国性海军群众组织。

为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局的指导,从1923年下半年,郭寿生经常与中共中央局保持联系,多次用隐语写信向“钟英”“郑容”“中兄”“容表兄”(均为中共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1924年初,中共中央局的陈独秀向郭寿生发出书面指示,要求郭寿生对烟台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郭寿生秘密调查了烟台军政界、教育、工商业、新闻、外交、宗教、民情等10个方面的情况。1924年2月9日,向中共中央局递交了长达万余字的《最近烟台情形》报告。中央认为这份报告“极有价值”,当年5月即在中央局机关《向导》上以《烟台调查》为题,分4期全文连载。

1923年冬,郭寿生在烟台海军学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牛团烟台支部,并任支部负责人。1924年,郭寿生先后介绍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曾万里和叶守桢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又建立了中共烟台组,郭寿生任组长,直属中共中央局领导。这是烟台乃至胶东地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要求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

根据中央“三大”决议精神,郭寿生主动与国民党秘密派到山东办理党务案的王乐平联系,与烟台老同盟会员崔唯吾、戚纪卿等人秘密协商,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烟台市党部。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郭寿生、曾万里、叶守桢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郭寿生和叶守桢担任了国民党烟台市党部执行委员。之后,郭寿生、叶守桢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海校以外,经常到益文、先志、水产等学校开展工作,发展扩大国民党组织。同时,也抓紧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到1924年底,烟台已有中共小组1个,党员3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个,团员10多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

1925年初,郭寿生、曾万里等学完舰艇课,离烟南下到上海舰队工作,烟台的党团工作由叶守桢负责。为了开展烟台党团工作,叶守桢经常与在广州的李之龙、汕头的曾万里、香港的晚村、郑州的李晨因等共产党员保持联系。在烟台国民党内部,叶守桢积极支持左派,发展革命力量,并与分裂国民党、排挤共产党的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惨案激起了烟台、福山、黄县、掖县、莱阳、招远等县各界人民的反帝浪潮。招远进步青年,以县立道头第五高级小学教师李厚生为首,发起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领导学生罢课游行,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6月上旬,烟台市各县的中小学生首先组织了宣传队,走上街头揭露英国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罪行。下旬,烟台商埠内的工人、学生、店员和市民3万余人在潮州会馆举行抗议集会。“烟台市国货维持团”发动全埠商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并一致决定与日、英商人实行经济绝交。为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烟台“青沪惨案后援会”电告烟台沿海7县,一律禁止洋货入境。烟台、黄县等各界群众还发起了捐献活动,捐助“五卅惨案”中死难同胞的家属。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五卅运动”后,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11月,中共山东地执委机关遭破坏,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地执委决定将大部分共产党员派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宋海艇(莱阳万第镇水口村人,1924年2月加入国民党,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莱阳开展党的活动,在后瓦马村小学以教学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先后发展了万第村小学教员宋海秋等8人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烟台第一个农村党小组——万第党小组,在烟台农村播下了第一批革命火种。1926年春,宋海艇在水口、石龙沟、淳于等村以组织农民“同乐处”(农协活动俱乐部)的名义,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先后在万第周围30多个村庄发展农协会员200余人,在水口、石龙沟、护驾崖等村办起了农民夜校,组织贫苦青年识字学文化,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王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平命领导权,如何领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大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1927年11月30日,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李伯颜经上海党组织批准,回故乡莱阳开展党的工作。1927年12月13日,李伯颜到达济南,找到在山东军阀张宗昌举办的军官学校炮兵系学习的同乡、共产党员孙耀臣,并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省委负责人向李伯颜和孙耀臣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俩回乡后,迅速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本地区苏维埃政权。12月18日,两人回到莱阳县前保驾山村。回村后,李伯颜和孙耀臣首先对农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然后在农民协会会员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进行教育培养,发展了孙文合等6名共产党员。12月26日,在孙耀臣家,由李伯颜和孙耀臣主持建立了中共莱阳县前保驾山村支部委员会,这是胶东农村最早的党支部。

李伯颜创建前保驾山村党支部和石龙沟村党支部之后,莱阳县的党员迅速发展到100余人。在此基础上,1928年3月中旬,李伯颜和孙耀臣根据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在水口村宋玉桂家召开了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建立了中共莱阳县委员会,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员。这是党在胶东建立的最早县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在烟台、莱阳的共产党员积极教育群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同时,蓬莱、龙口、海阳、掖县等地共产党员也在上级组织的指导下,秘密传播革命真理,扩大党的队伍

1928年5月,莱阳县委根据山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成立了700余人的胶东抗粮军,县委书记李伯颜任总指挥。同时,李伯颜以胶东抗粮军领导人的身份到羊儿山,向农民武装田益三部提出“攻城劫狱、建立莱阳苏维埃政权”的意见,田益三当即带领共100余人枪全部加入胶东抗粮军。李伯颜又与农民武装徐子山部结成联合武装攻打莱阳城的同盟。5月26日夜,莱阳县委在小院村西小河口夹河套召开有莱(阳)海(阳)边区和莱阳东、北、南部的党组织以及农民协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攻城劫狱和建立莱阳苏维埃政权的实施方案。联席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李伯颜被叛徒赵百原等人杀害。6月11日,田益三部、徐子山部在不知李伯颜已遇害的情况下,按原计划攻打莱阳县城,冲进监狱,救出了270余名被关押的民众,县长王宝仁弃城逃窜。攻破莱阳县城之后,田益三部自知势单力薄,又始终未见李伯颜带领的胶东抗粮军到来,以防有变,当夜撤出县城, 胶东抗粮军解体。胶东抗粮军攻打菜阳县城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打击了新旧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利用蒋介石和胶东军阀刘珍年的矛盾以及刘珍年的“容共”态度,派遣一批在大革命失败后脱险的党员干部到刘珍年部公开任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夏,周恩来派柳直荀到烟台考察。10月,柳直荀经过考察,向周恩来递交了《烟台情形报告》手稿。周恩来根据柳直荀的报告,又派胡允恭为中共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胡允恭到烟台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建立了中共军事、地方、警察三个“特别支部”。

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军阀刘珍年由“容共”转向“反共”,中央军委撤离了在刘珍年部和地方上的外地党员干部。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地方党部工作不但不松懈,而且加紧。1930年1月,中共烟台特支发动烟台泗兴印务工人举行罢工,2月15日,中共烟台特支领导的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告烟台全体工人书》强调:“共产党是工人自己的政党,劳苦的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罢工终遭失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同年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1931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整顿所属各县工作,准备成立中共胶东特委”。

1933年1月底,张静源以回家探亲为名,赴济南向省委汇报了莱海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及工作开展情况。新成立的山东临时省委按照中共中央“三倍扩大党的组织”的决议精神,指示张静源在莱阳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以莱阳为中心,将党组织向胶东各县发展,待时机成熟即建立中共胶东特委。1933年3月,张静源与刘经三在刘伶庄建立了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张静源任书记,刘经三和刘松山为委员,领导莱阳、牟平、海阳、招远、文登、荣成、栖霞、蓬莱、黄县、福山等县的党组织。从此,胶东各地共产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代行山东省委职权的共青团山东省工委一度认为胶东方面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求中共胶东特委立即组织武装暴动。

1935年4月27日,团省工委遭到破坏,中共胶东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按照指示,加紧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天寿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暴动时间定为11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由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天寿官会议后,各路暴动队伍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特别是派出去购买子弹的人员逾期未归,胶东特委决定暴动时间推迟三天,于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举旗暴动。“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仅坚持了五六天就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虽然暴动失败了,但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也考验和锻炼了党的组织,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5年,“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刘振民、于得水、王亮等人率领突围人员30余人转入昆嵛山区,继续擎起“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旗帜。这也是山东唯一一支坚持到全国抗战爆发,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唯一一支保留下来的红军队伍。

1937年1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决定发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15日,理琪在中共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荣成、威海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天福山举行起义,时间定为12月24日。24日拂晓,中共胶东特委及起义领导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柳运光、于得水等,与80余名起义群众陆续来到天福山。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

第三军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奔袭牟平城。1938年2月13日,第三军攻克牟平城,后进入城南山区,指挥部成员来到离城东南三里的雷神庙开会。原来驻守烟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牟平县城被袭的消息后,乘汽车迅速赶到牟平县城。而我负责阻击和警戒部队的战士,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未报警的情势下自行撤离转移,致使日军得以迅速将雷神庙四面包围。雷神庙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七八个小时。三军以少数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和劣势装备,抗拒数倍于已的优势敌人,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取得毙伤日军50余人、烧毁敌汽车数辆的重大胜利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胖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我们领导下的某处政权(如胶东三县)应该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区,极力扩大其影响于全省全国。”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烟台市军民独立地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巩固根据、保卫根据地的重要一环。1941年9月,胶东区党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区党委书记林浩作《建设布尔什维克的胶东共产党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胶东》的报告。

一是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天福山起义、雷神庙战斗的影响和鼓舞下,烟台各县党组织纷纷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抗日政权。1938年3月8日,中共掖县县委发动玉皇顶起义,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3月12日,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1938年3月4日和18日,蓬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第三军第二路,先后两次攻打蓬莱城,伪县政府垮台。25日,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38年5月,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抵达黄县后,领导成立了黄县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15日至17日,黄县城乡各界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了黄县抗日政府(后改称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掖县、蓬莱和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拉开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的序幕。

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胶东特委决定利用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建立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山东省第一个专署级抗日政权。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黄县、蓬莱县和掖县,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胶东特委派曹漫之担任北海专署专员兼黄县县。北海专署成立后,为加强党的领导,直接任命了中共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县、掖县的县长。

二是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胶东军民敢为人先、勇于实践,积极发展金融、工业、农业生产等,开办起“北海银行”“胶东兵工厂”“新华制药厂”等,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同时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1938年3月,胶东兵工厂在黄县城东南的圈杨家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胶东陆续建立起九个兵工厂,拥有职工1万余人, 设立了设备基地、技术研究中心及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胶东工业学校,形成了完善且强大的胶东兵工体系。在生产方式上,机器工业式的专业生产厂取代了手工作坊式的修械所;在生严组织上,由起初的各自为战逐淅演变成全胶东、华东统一经营;在内部管理上,由军事化方式逐步向注重企业化方向转变;在领导归属上,经历了由军队直接领导到人民政府接管的发展过程。胶东兵工在抗日战争中,是“山东军工的主力”;在解放战争中,是“华东军工的主要部分”,生产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供给胶东、山东和华东战场。

1938年12月,北海银行正式营业运行,这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银行之一。它于1938年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创办,后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成长壮大,逐步发展成为遍布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并最终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体系。1948年1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成为了人民银行建立的三大基石之一。它在中国共产党金融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1月1日,胶东军区在牙前县后垂柳村成立制药小组,1944年正式命名为“新华制药厂”,这是山东根据地唯一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专业生产厂。1944年胶东根据地山区出现“回归热”,又称“隔门丧”,“新华制药厂”及时研制出了治疗药品,有效遏制住了“回归热”疾病的大规模蔓延。当时治疗瘟疫需购买德国进口药物,每瓶药品价格相当于1头牛,使用“新华制药厂”生产的药,每瓶价格仅相当于2个鸡蛋。1948年10月,新华制药厂奉命迁至张店。

三是加强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胶东的革命文化十分繁荣活跃,成为鼓舞斗志、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1938年8月“胶东特委”创办山东最早的党报《大众报》。1938年9月“胶东特委”就成立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胶东文协),先后创办大众剧团、鲁迅剧团、胶东鲁艺、胜利剧团、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发挥了重要革命战斗“号角”作用。涌现出马少波、峻青等一批享誉全国的先进文化战士和《党员登记表》、《闯王进京》等优秀文艺经典作品。为提高胶东根据地军政干部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1938年3月建立“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1938年8月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创办“胶东公学”,1940年4月成立“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同年建立胶东区、地、县“三级”党校。同时,胶东根据地还建立了“建国学校”、“胶东鲁迅艺术学校”等一批“红色学校”。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的指示。

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进行了初步整编,确定胶东的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9月18日,五支队在掖县沙河镇正式宣布成立,标志着胶东抗日武装正式纳入八路军序列。五支队共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五十五共四个团,7000余人,高锦纯任司令员、吴克华任副司今员、宋澄任政委。11月,五支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一、二十五旅三个旅:十九旅辖五十五、六十一和六十三团三个团;二十一旅辖六十二和六十四团两个团;二十五旅辖六十五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等情况。

1938年8月,为了加强党对整个胶东地区的领导,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在中共胶东特委的基础上组建中共胶东区委。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随后,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掖县葛城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胶东区委员会(简称中共胶东区委或胶东区党委),王文任书记。中共胶东区委的建立,标志着胶东的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39年7月,山东分局决定,中共胶东区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但习惯上仍称中共胶东区委。

1939年7月10日,遵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到敌后办学的方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及华北联合大学共5000余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从延安出发,在频繁的战斗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流动办学。

1940年春,进入沂蒙山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一大队的干部,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来到胶东,与胶东抗日军政干校合并,组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后改称抗大一分校胶东第三支校),简称胶东抗大。这支办在火线上的特殊大学,秉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从迁入胶东到离开胶东,历时十年,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近万名优秀干部,为建设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

1941年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全体党员、各级组织、各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持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开展了反投降斗争,全力粉碎日军的封锁、“蚕食”和“扫荡”,度过了抗战的最困难时期。

胶东区民兵在广泛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中,创造和运用的战法达20余种。其中主要有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伏击战、封锁围困战、民兵联防战等,而最有影响的战术之一,就是海阳县的地雷战。老电影《地雷战》便是以海阳县民兵开展地雷战打击日伪军,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为背景和原型创作的。从1940年到1945年,海阳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独立作战2000多次,毙、伤、俘敌1500余人,缴获武器600多件,涌现出九个抗战模范村,600多名县级以上民兵英雄。特别是1943年到1945年,海阳县的地雷战大展神威,共炸死、炸伤敌人1025人,涌现出赵曈、文山后、小滩三个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和于化虎、赵守福、孙玉敏三名全国民兵英雄以及11名“民兵爆炸大王”。1943年,山东军区政治部授予海阳县“民兵工作模范县”称号。1945年6月,胶东武委会授予海阳“战斗模范县”称号。

1941年至1944年间,为解决八路军重伤员治疗的困难,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在掖县、平度、招远一带敌占区秘密建立多个卫生所,分布于40多个村庄的地道里,统称“西海地下医院”。医院采取“深挖地洞、藏治伤员”的形式,是胶东地区“沙家浜”和“地道战”的充分体现和生动实践,展示了胶东人民在反“扫荡”斗争中的聪明才智和独创精神。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西海地下医院在群众的掩护下,在敌人的眼皮下救治了1000多名重伤员,没有一人被敌人发现,出色地完成了医疗任务,被八路军伤员称为“地下的太阳”。

1942年11月23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独立混成第五旅团1.5万人及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5000多人,对聚集到马石山地区的胶东八路军进行“铁壁合围”。当敌人扑到马石山,发现胶东军区和“第五旅”的主力部队已经转移,便丧心病狂地报复手无寸铁的当地百姓,有6000多名群众被包围。13团7连6班,执行任务路经马石山,发现群众被围,立即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投入战斗。当他们第4次冲进包围圈带领群众突围时,日军已逼近,6班战士与10多个鬼子展开肉搏战,一位战士被敌人刺中牺牲。此时,他们得知马石山西南面沟里仍有大量群众没有转移,班长王殿元随即带领剩下的8名战士猛虎般扑了过去。他们从凌晨4点与敌人激战到天亮,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班只剩下班长和两名战士。子弹打光了、刺刀烫弯了,最后他们3人紧紧抱在一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2014年,“马石山十勇士”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一起入选民政部第一批公布的五大抗战英雄群体名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军民曾直接或间接地向党中央及其根据地和解放区秘密运送了大量黄金,这些黄金成为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经费,以特殊的方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约半数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抗战中后期,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恐八路军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军饷,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我党政军经费愈加紧张。尤其在以黄金与外汇交易的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当时,党中央对于黄金与外汇的需求极其迫切。1939年2月28日,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对胶东黄金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为争夺胶东的黄金资源,中共“胶东特委”与日军和汉奸进行了殊死搏斗。“胶东特委”专门成立“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虎口夺金”“密送黄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根据地利用部队密送、开会捎带和秘密银行划拨等形式,通过“渤海走廊”“滨海通道”两条路线向中共山东分局、北方局和党中央密送黄金43万两(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约13万两)。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其中,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不丢,而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烟台解放。1945年8月24日,沦陷近8年的烟台被八路军收复,成为当时解放最早、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东海关”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解放区海关(1949年11月东海关更名烟台海关)。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烟台海关根据中央和山东省委指示,选派130多名优秀干部随军参与接收各地海关,成为新中国海关建设的“开路先锋”。

运兵东北。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玩弄和平谈判阴谋,一面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进而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作为全军的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党中央决定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20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以赴,越快越好。”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军区迅速调兵遣将,从9月底至12月初,先后组织三批主力部队奔赴东北,开赴东北的部队,除第一批部分部队从陆路出关外,大多数是从胶东海上运送过去的。著名的侦查英雄杨子荣(原名杨宗贵,牟平人,1917—1947),就是随胶东海军支队挺进东北,在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

阻止美军登陆。1945年9月29日,美军为帮助国民党抢占烟台抗日胜利果实,以此为跳板抢占东北,悍然将5艘军舰开到烟台海域准备登陆。对此,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社播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因美海军陆战队拟在烟台登陆致美军观察组叶顿上校函》,严词拒绝美军的无理要求。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烟台党政军民与美军开展了有理有力的斗争。从9月29日到10月17日,胶东区委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于谷莺、烟台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委员会书记兼烟台警备区政委仲曦东、烟台警备区司今员于得水,与美方代表巴贝中将、罗思凯少将和赛特尔少将进行多轮艰苦谈判。10月8日和10日,7万多烟台市民在市区南操场游行示威。最终,烟台人民成功粉碎了美军登陆图谋,美舰被迫驶离烟台。这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美国人在烟台事件上低下了头”。

东江纵队抵达烟台。为了落实双十协定,1946年4月,重庆军事三人委员会中共代表廖承志到广州参加北撤谈判,促成北撤协议,按照这个协议,6月中旬开始,散布于广东各地的东江纵队等多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伍,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蓄意围堵、截击,陆续向大鹏半岛集中。6月30日清晨,三艘美军登陆舰运载着2583名北撤人员从深圳大鹏湾启程,开始了5天5夜的海上航行。1946年7月5日胜利抵达烟台,成为南方8个解放区人民军队撤离距离最远、保存最完整、唯一通过海运撤离的部队。东江纵队胜利北撤烟台,标志着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烟台以其特殊的战略位置,为全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

1947年9月,胶东保卫战打响,这次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对进攻胶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的一次反击作战,是扭转山东和华东战局的关键之战。胶东保卫战包括胶东阻击战、胶河反击战、胶(县)高(密)追击战、莱阳攻击战,先后历时四个月,是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全面转入反攻”的关键之战。解放军共歼敌约6.3万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轻重机枪870余挺,各种炮100余门,子弹195万余发,炮弹1.4万余发,手榴弹16万余枚,汽车20余辆,击毁飞机五架、坦克七辆。此役彻底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作战。

大调干。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解放区,支援新解放区建设,胶东根据党中央、华东局决议,抽调党政干部7250名随军北上、西进、南下,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胶东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建设,先后挺进东北、奔赴中原、成建制南下、远征大西南,足迹先后遍布东北、中原、华东、西南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他们远离家乡亲人、远离和平安宁环境,在陌生而艰苦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接管和建设新区的各项工作中去,加深了新区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培养新区干部快速成长,为新解放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参军。革命战争年代,有50万胶东儿女踊跃参军,占全省的50%。1946年,为保卫胶东根据地,英雄的胶东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在的口号声中,迅速掀起大参军的热潮。解放战争期间,胶东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翻身解放,保卫自己的政权和胜利成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踊跃参军参战,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军主力部队输送有生力量。胶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面抓紧土地改革,组织发展生产;一面发动群众开展“保家、保田、保饭碗”的参军运动。从1945年秋到1949年春季,胶东先后组织五次大参军。1945年,30000名青年参军;1946年,44028名青年参军;1947年,182000名青年参军;1948年,58000名青年参军;1949年,56721名青年参军。仅从1946年7月到1949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胶东解放区就有28万多人参军,占同期山东解放区参军总人数的48.45%。

大支前。革命战争年代,胶东地区有280万民工奋勇支前,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或在前线直接加入解放战争,或在后方运粮弹、搞生产、看护伤,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了解放山东乃至全国的全过程。胶东区的支前民工,抬着担架、推着小车、赶着胶轮大车,跟随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各自县内走向省内,从山东走向华东,在支援淮海、渡江战役之后又去支援沪杭宁战役。他们风餐露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将战争急需的粮食、弹药等各类物资及时送到作战部队和战士手中。胶东人民无偿提供大小车辆81万辆、担架13万副、牲畜24万头、船只1664艘、粮食20亿斤、军鞋124万双。解放战争中,为保卫胶东根据地,胶东人民组成以党员为骨干的胶东支前“子弟兵团”,随主力部队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运送物资、战区警备、救护伤员等战勤任务,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武装支前民众队伍。唐和恩,就是胶东支前民工的优秀代表,随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3省,行程4000多公里,先后被评为“特等功臣”“华东支前英雄”。电影《车轮滚滚》就是以唐和恩为原型创作的。

杨禄奎事件。1947年5月23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烟台办事处的美籍职员史鲁域琪,酒后纵车轧死人力车夫杨禄奎,并企图逃跑,激起群众愤慨。烟台市市长姚仲明立即与“联总”代表李普尔交涉。对方狂妄地说,在国统区轧死一个老百姓比轧死一头驴还便宜。姚仲明严词驳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作主的!”李普尔又搬出“被告主义原则”,要求由美方审判史鲁域琪。姚仲明断然回绝:“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些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条约、法规,都统统作废!我们一定要审判肇事者!”5月26日,烟台人民为杨禄奎举行公祭,姚仲明致悼词,李普尔夫妇扶灵,史鲁域琪送殡。随后,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史鲁域琪,根据其悔罪态度,判处有期徒刑2年,李普尔在《烟台日报》刊登“道歉声明”,史鲁域琪刊登“悔罪书”。“杨禄奎事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地方法庭公开审判外国罪犯的先例。

重庆号起义。1949年2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集团即将崩溃的时刻,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官兵因不满国民党政府依附帝国主义, 推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在上海吴淞口毅然起义。舰长邓兆祥率领全舰官兵547人,脱离国民党统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次日安全驶抵解放区烟台港。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极大震动,受到全中国革命人民的欢呼,对国民党反动派敲响了又一次丧钟。

民主人士抵烟。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香港分局成立由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饶彰风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1949年2月28日中午,叶圣陶等22名民主人士乘坐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英国商船——“华中号”离开香港,驶向北方。华中轮航行6天,于3月5日下午停靠烟台码头。登陆后,“华中轮的乘客”便化为“民主人士一行”,受到烟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后经陆路抵达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