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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
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编
《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吴长怀
编委会成员:杨德富 曹承波 徐良希 鞠振荣
袁景安 孙志亮 于晓宁 王伟修
于俊田 李树建 曲清维 遇广义
曹树德 徐 亮 姜 亮 王福寿
高可升 郝慧民
主 编:遇广义
副 主 编:郝慧民 相 惠
编 辑:李 惠 尹新利
总 序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王健会长请我为《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作序,作为一名在老区战斗过并得到老区人民生死相助的老兵,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深感义不容辞,欣然应允。
中国革命老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斗争中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儿女,为后人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她是新中国的摇篮,是党和军队的根。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老区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我曾亲历过战争年代,并得到过老区红哥红嫂的救助,切身感受到发生在身边的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在那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老区人民倾其所有、破家支前,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当时伟大的老区人民为建立新中国做出巨大牺牲的真实写照,它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新人,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脊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响应党的号召,面对落后的面貌、脆弱的经济、恶劣的生态环境,他们本色不变,精神不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一行爱一行。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勇于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穷落后宣战,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建功立业,用平凡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奇迹,彰显了老区人的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老区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发奋图强,攻坚克难,老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在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区人民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
艰苦练意志,危难见精神。老区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伟大的老区精神: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鱼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这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厚的政治资源,是凝心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法宝,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组织全国各地老促会人员克服困难,尽心竭力编纂《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记录老区的光辉历史和辉煌成就,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老区精神,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一件大事。手捧这部丛书的部分书稿,读着书中的故事,倍感亲切,深感这部丛书具有资政、育人、存史的社会功能,有着重要的时代和历史价值。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源头活水,是赞颂共产党、讴歌老区人民的一部精品力作,是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记忆的丰厚载体,是一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四个自信”的宏大文化工程。它必将成为一种文化品牌,为各界人士了解老区宣传老区支持老区提供一部有价值的研究史料。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从中了解并牢记这些为党和民族的利益不断奉献的老区人民,从中得到教益,汲取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老区精神,铭记苦难辉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迟浩田
2019年4月11日
序
回眸红色历史,汇聚逐梦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到来之际,在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编撰出版《红色印迹》之后,《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又付梓问世了。这既是一部培根铸魂、震撼人心的红色宝典,也是一本蕴含着强大精神动力的传统革命教材,对资政育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龙口既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港口城市,也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胶东重要革命老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这里相继诞生了胶东第一个八路军兵工厂和山东第一个专区级红色政权。同时也是《大众报》和胶东党校的创办地。许世友将军曾坐镇素有胶东“小延安”的黄城阳村,亲自指挥过战斗。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战斗英雄任常伦,跻身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百名英模行列。龙口一大批南下北上的参战干部和革命烈士,深受人们敬仰。同时,从龙口还走出了张万年等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铁柱子”王永幸为代表的下丁家村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以南山集团为首的一批企业群体勇立潮头、享誉全国。应当说,没有老区军民的牺牲奋斗,就不会有龙口今天的参天大树;没有老区精髓的滋润渗透,就不会有龙口今天的绿水青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形势下,龙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革命老区的发展建设工作。2019年12月26日,在烟台各县市区中率先成立了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以此为桥梁和纽带,进一步推动革命老区工作上水平、上台阶。去年年底,根据中国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统一部署和山东省、烟台市老促会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的编纂工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有关方面和人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竭尽所能,积极作为,甘愿奉献,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在这期间不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史料,并参与了部分编写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相信《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的出版发行,一定会为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加分添彩,体现应有价值,发挥应有作用。
奋斗百年路,开启新征程。今天,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养分和力量,更需要把老区精神和龙口精神高度融合起来,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描绘题材新颖、色彩绚丽的时代画卷,以更加十足的干劲,打造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靓丽家园。让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共龙口市委、龙口市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勇往直前,不断拓宽龙口的“港城大道”,为在全省率先基本建成县域现代化强市而不懈奋斗!
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吴长怀
2021年6月
目 录
总 序 1
序 5
龙口概况 1
第一章 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2
一、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红色火种的传播 2
二、龙口特别支部的建立 3
三、龙口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和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 4
第二章 抗日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7
一、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7
二、第一支抗日武装和胶东第一个兵工厂的创建 9
三、胶东特委进驻黄县开辟根据地 13
四、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
五、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建设 26
第三章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47
一、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47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8
三、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51
四、开展多种攻势迎接大反攻 53
五、光复龙口和解放黄县城 67
第四章 加强解放区建设和迎接新中国诞生 75
一、加强政权、城镇建设和恢复发展工商业 75
二、支援部队挺进东北 77
三、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79
四、积极参军参战和开展支前工作 84
五、配合部队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91
六、龙口全境解放和干部南下支援全国解放 98
第五章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05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组织建设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105
二、结束土地改革和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07
三、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12
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14
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18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123
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23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努力 125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32
四、农业学大寨和下丁家典型的推广 140
五、“文化大革命”和全面整顿 145
六、揭批“四人帮”斗争和新篇章的开始 151
第七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153
一、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 153
二、实行联产承包和推行农村改革 155
三、发展民营经济和工业全面振兴 156
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162
五、加快新区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63
第八章 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和迈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征程 170
一、 奔向小康社会和全面提升民生福祉 170
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73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 179
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建立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181
五、锚定更高目标和描绘宏伟蓝图 182
附录一:张万年上将传略 185
附录二:革命先烈、英模人物传略 187
龙口概况
龙口市(原黄县)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渤海湾南岸,海岸曲线长68.4公里,全市总面积9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73万人。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全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转型升级试点县等众多荣誉。在全国百强县(市)中位居前列。
龙口的历史可追溯到夏朝,商末建莱国,秦代设黄县,是中国最早的县治单位之一,因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修建的龙口墩而得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黄县,设立龙口市。龙口历史上先后涌现出春秋战国时期以滑稽擅辩著称、讽谏齐威王建立霸业的淳于髡,秦代率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渡的著名方士徐福,三国时代英勇善战的东吴名将太史慈,明朝开国元勋越国公胡大海、为官清正的尚书王时中、内阁首辅范复粹、著名画家姜隐,清代掌管文衡多年的礼部尚书贾桢、参加国史修编的翰林院学士王守训,民国初期书法家、金石篆刻和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辛亥革命先驱徐镜心、王叔鹤等一批历史名人。龙口素有“善经商”的优良传统,走出了丁百万家族等一批富商巨贾,成为“齐商”“鲁商”的典型代表。现代和当代涌现出了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抗日英雄、共和国“双百”人物任常伦,“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原全国人大常委、下丁家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幸和全国劳动模范、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等大批名人。
龙口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东邻烟台,南接青岛,北与大连、天津依海呼应,并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环渤海经济圈中一座迅速崛起的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境内龙口港始建于1914年,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全市公路里程达到1552.9公里,已形成“六横七纵”的公路交通网络,荣乌高速横贯东西,龙烟铁路、龙青高速开通运行;距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仅40公里。工业基础雄厚,全市已形成高端铝材料、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港口及临港、食品加工及存储、旅游及度假产业等支柱产业被教育、文化、医疗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民生福祉不断提升,一个富裕文明幸福和谐的现代化港口强市正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章 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龙口是胶东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县之一。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各地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龙口人民的反抗斗争越来越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坚强勇敢的龙口人民,逐渐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以后共产党在龙口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30年6月,中共烟台市委在龙口建立了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龙口特别支部。1934年3月,中共招莱特支在黄县海岱邢家村建立了第一个农民支部——中共邢家党支部。1936年9月,胶东特委在黄县诸由厚士泊程家村建立了龙口第一个党小组——中共厚士泊程家党小组。
一、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红色火种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因和会无视中国主权及其战胜国的地位,中国人民奋起抗议,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黄县中学学生罢课,各校积极响应,汇集城隍庙开会,通过了向北京政府的抗议电,会后示威游行,并敦促商人抵制日货。城内商界罢市,直至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龙口一些进步青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寻求解放和改造中国的道路。
1925年1月,黄城东北隅村的陈文其在青岛由邓恩铭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龙口最早的共产党员。陈文其入党后,他积极为党工作,1932年因内奸告密,被国民党青岛当局逮捕。入狱后,他宁死不屈,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因在接头地点搜出党的文件与宣传品,1933年秋,被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经党组织多次派人交涉,被释放出狱。回到家乡后,与地方革命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5月担任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部长,后任北海银行行长,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财经事业。
百盈村范心然,是当时为革命奔走呼号的进步知识青年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1927年春夏之交,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为使北伐军早日打过长江,来到自己家乡,范心然多方凑集了四五百银元,派人带往上海与北伐军接洽。1929年,崇实学校在进步师生的领导下,举行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与校方发生冲突,为表示抗议,该校中学部停课一年。
黄县小栾家疃知识青年杜深如(杜纯德),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任教于黄县教会学校——崇实学院。期间,他追随全国进步潮流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组织了进步文化团体——磨砺社,社员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出版进步刊物——《磨砺周刊》,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对外实行妥协投降、对内实行专制独裁;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还用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等革命理论培养教育学生,塑造他们的革命人生观。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先后有数十人参加了革命,丁方明、马仪、谢华等是他们中的代表。
二、龙口特别支部的建立
龙口港始源于秦代,至宋元时期则发展为商港。开埠之前,港口贸易就已开始兴旺。龙口已成为内捍青莱,外通津沽,控渤海之门户,扼旅大之枢纽的水上交通要冲。1912年,就有中、日、英三国的24只轮船,566艘次,民间帆船1260余只来往于龙口运客载货,总吨位已达286845吨。1914年由北洋政府下令“自辟商埠”。随着港口的发展,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龙口港工人多达2000余人,龙口街市各业商号剧增至600余家。码头工人大多属于无家无业的赤贫者,他们过着“进码头,受煎熬,吃人关口千万道,天天都在坐监牢”、“脚踏海滩望海潮,磨破肩膀压弯腰,吃糠咽菜住舢板,死后尸骨海中飘”的悲惨生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求翻身闹解放的革命思想逐渐唤醒穷苦的码头工人,他们不断为争取自己政治自由和经济利益而起来与资本家说理斗争。1930年6月,根据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关于建立产业支部的指示,中共烟台市委决定在工商业较发达、产业工人较集中的龙口建立党的组织。郑洁曙、王笑竹等3人受烟台市委派遣,由烟台来龙口建立了中共龙口特别支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郑洁曙任特支书记,负责与烟台市委联系,并兼顾市委与蓬莱特支的联系,其公开身份是龙口汽车站稽查员;王笑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龙口公安局庶务。郑洁曙每月去一次烟台汇报工作并接受任务。是年初,由于军阀刘珍年开始反共,中共烟台市委决定让在刘部和烟台地方上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陆续撤离烟台。龙口特支曾为撤离烟台由龙口去天津等地的共产党员提供船票和经费,并负责掩护他们安全转移。10月,郑洁曙身份暴露,被迫转移。12月,王笑竹也因身份暴露而转移。此后,中共龙口特支工作中止。
三、龙口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和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
1934年1月,长工李秉忠等人将革命的火种从招远带到了黄县,在海岱邢家村建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邢家支部委员会。
1933年冬,在黄县邢家扛活达十年之久的李秉忠,趁农闲回到了家乡招远县南部的高山洼子村。不久,经同村李厚生介绍,与同在黄县邢家扛活的李秉成(李秉芝)、李秉智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节过后,李秉忠返回黄县不久,便与李秉成、李秉智在邢家村建立了党的支部,负责人李秉忠。该支部归招莱边区特支领导,隶属于青岛特委。后来,由于莱阳中心县委的游击大队长贾佩钦被捕叛变,招莱边区特支遭到破坏。特支负责人李厚生和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刘坦、顾万言(均系莱西县顾家村人)等,为躲避敌人搜捕,转移至蓬、黄等地开展工作。他们路过黄县西南山区时,留下了顾万言,安排他在大陈家村一带,以打短工为掩护,帮助邢家支部开展工作。胶东特委委员李厚生和招莱特支书记刘坦也都先后到邢家村检查、指导过工作,帮助开展活动。1934年五六月间,李厚生与胶东特委接上了关系,从此以后,邢家支部便隶属于胶东特委领导。
邢家党支部建立后,主要从事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穷人会”,开展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邢家党支部负责人李秉忠是1923年来黄县扛活的。之后,招远高山洼子一带的人经他牵线引荐来黄扛活的也逐年增多。到1934年,高山洼子村在邢家村扛活的有李秉忠、李秉成、李秉智、李秉钧、李秉顺和李秉政6人,加上上庄、下庄和大连夼的七八人,共计十四五人。李秉忠为人老成厚道,耕耧锄耙技术娴熟,是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他在邢家扛活期间,先后两易“东家”,一家是“片片铺”(因在烟台开设卖玉米饼子的店铺而得名),一家是邢兆修。在两家扛活时他都当把头,所以在长工中威信很高,成为他们之中的自然“领袖”。平素晚间或者下雨阴天,长、短工们都愿意凑到李秉忠的长工屋聊天。党支部建立后,李秉忠等便利用这一时机,向长工们宣传革命道理,使他们逐渐明白,只有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联合起来,与军阀、国民党政府、地主、富农、“东家”们斗争,穷人才能争取自由,过上好日子。为了把长工们组织起来,共同与“东家”们斗争,他们便组织了一个穷人联合会(简称“穷人会”),由李秉忠负责,吸收邢家村和邻近的苗家村的长工们参加。“穷人会”很快发展到20多人,会员们经常凑到一起活动,共同商讨与“东家”进行斗争的策略、办法,会员们之间同心同德,肝胆相照。
经过此次斗争,长工们的心更齐了,一旦“东家”对付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便群起相助。打那以后,“东家”们对长工们的合理要求,再也不敢贸然拒绝了。
二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在“穷人会”组织活动的基础上,党支部积极从中物色可靠人员,经常找他们谈话,一旦条件成熟,便进行组织发展。邢家村的雇农徐存志、徐全忠两人本质好,忠实可靠,思想比较进步,在“穷人会”活动中表现积极,党支部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便决定发展他们入党。
正在党支部准备发展徐全忠入党,而后大刀阔斧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秉成在找徐存志谈话时不够谨慎,被邢家村看泊的徐存经听到了,他便立即向国民党乡长邢有仁告了密。邢有仁随即又到区上告发了李秉成。第二天,国民党区长苗观亭便派乡丁来到邢家村,出其不意地把正在田间锄地瓜的李秉成逮捕。李秉成开始被押在河口于家的国民党十区区公所。残暴的区丁们给李秉成施尽了各种酷刑,其中,“老虎凳”刑致使李秉成的左腿筋骨遭受重创。尽管如此,但李秉成仍然坚贞不屈。几天后,李秉成被送进黄县城监狱。在县城关押期间,李秉成曾过堂一次,徐存志也被传去对质,但两人都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使审讯不了了之。1934年底,李秉成被无罪释放。
李秉成被捕后,李秉忠、李秉智等相继转往他地,邢家党支部的工作也从此中止。
黄县诸由观的厚士泊程家党小组建立于1936年10月,是黄县比较早的党组织之一。
厚士泊程家党小组重要成员程星五,又名程梦春,厚士泊程家人,是个知识分子。他早年到过苏联,受到进步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回国后,他在本村筹集资金办起了一个小化工厂,先后试验生产肥皂、染料等。同时,他利用农闲季节,在本村办起一个业余识字班,动员女孩子上学识字。教学期间,他不仅教习文化,还宣传“耕者有其田”,宣传妇女解放,讲三民主义。
1935年至1936年间,程星五的小工厂雇用了一位招远籍的青年工人,名字叫于学尼,是招远特支发展的党员。于学尼在与程星五的接触中,发现程星五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有共同的语言和志向。于是便将这一情况向当时胶东特委委员原招莱特支领导人李厚生汇报。随后,李厚生便通过这个工人与程星五取得了联系。
1936年秋,王亮受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派遣到黄县,并兼顾招远方面的工作。出发之前,特委领导成员李厚生向他交代,让他到黄县厚士泊程家与程星五联系,在程家以工人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最后特别交代,让他尽快发展程星五入党。王亮来黄后,住在程家。经过一番考察,很快与于学尼一起介绍程星五入党。当即成立一个直属胶东特委领导的党小组,王亮任组长。
程星五入党后,革命热情很高,多次公开或秘密进行过革命宣传。他曾向黄县民众教育馆捐献过许多进步书籍,还曾与民众教育馆馆长王景宋联系过办报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成。1936年11月7日,王亮接到理琪的密信,让他到烟台向特委汇报工作。
王亮离黄后不久,因李厚生被捕自首,国民党山东民团第五路指挥张骧伍派兵突然包围了程星五家,将程星五和于学尼一起捉住,当即剥下衣服,吊在院中梨树上,打得遍体鳞伤;同时还抄了程星五的家。随后将程星五和于学尼一起绑走。程星五被捕后,监押在牟平,尽管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程星五被捕后三五天,王亮因李厚生自首,在烟台无法落脚,又返回了厚士泊程家。当他得知程星五被捕的消息后,便安慰了程星五家人一番,随即离去。从此,厚士泊程家党小组的工作便告结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口党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
第二章 抗日运动的兴起和抗日
根据地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中共胶东特委顺应人民的抗战愿望,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十月会议”精神,于1937年12月发动和领导了闻名山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黄县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救亡图存。
一、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地民众抗日运动的责任。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15日发出《中共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按照《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代表和山东省委与韩复榘进行抗日谈判,达成3项协议,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山东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并从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军政人员训练班中,挑选爱国青年派往全省各地从事发动敌后抗日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黄县被释放出狱的共产党员和在北京、济南等地上学的知识青年陆续回乡,与境内的抗日志士联合行动起来,奋起抗日救亡。当时,主要活跃这样几支抗日力量:一是国民党韩复榘部派驻黄县政训处中隐蔽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积极分子。主要有房雨若、宋兆炼(两人系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蒋葆身、朱臻桥、张希望、邵锦堂等20多人。他们于1937年8月中旬由济南分派到黄县,都是外地人,住在东北隅孔庙内。尔后,驻黄政训处每区分去2人,宣传抗日救国。二是活动在黄县城内外的范心然、王纬仲、徐同华、赵树林、王基正、陈心冷等人。范心然,1901年3月出生于黄县城关百盈村。1937年9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断然抛弃陈腐观念,追求民主科学,思想开放,向往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在新民、经正等小学任教,并被选为百盈乡乡长兼任本村小学校长。他热心公益、主持正义,以耿直强项、不畏权势闻名乡里。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奋起救亡,广泛联络当地进步知识分子,11月底与王基正、王纬仲、丛鹤丹、仲曦东、徐同华、赵树林等10余人酝酿成立抗日救亡组织。他得悉地下党员陈文其刚从监狱出来,立即约会丛鹤丹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他们出资秘密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为组织武装做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活动在黄县迅速展开。范心然和黄县政训处房雨若、宋兆炼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多有接触,经常联系。王纬仲也是活动中的主要成员,他1906年出生于黄县城关西渠村。1937年10月加入民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至8月担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县第一任县长。三是活动在城西南的丛鹤丹、周绍明等人。丛鹤丹,1916年出生,黄县王村阎家村人。1936年10月,在济南参加民先组织,同年12月,代表济南高中学联去绥远百灵庙慰问抗日军队。1937年9月回到家乡,在王村学校当了义务教师。他回来后,就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与附近的九里店小学教师周绍明、百盈小学校长范心然、芦头乡农学校政训员宋兆炼等进步知识青年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共产党员仲曦东自济南回黄县,在王村学校任教员。仲曦东,1915年生于黄县北马东二甲村。青年时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仲曦东回黄县后,经常与丛鹤丹到城里和百盈村开会,并与城内外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广泛联络接触。他们以教学为掩护,组织抗日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促进了这一带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觉醒。王村阎家小学成了当时黄县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之一。另外,崇实学院的杜深如、王贞一、田少伯、丁方明等人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6年春节,杜深如通过北京大学学生张益珊与北平民先总部取得联系,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民先活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黄县境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假借抗日之名,乱挖战壕,横征暴敛,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他们认为,对国民党不能抱幻想,必须依靠共产党,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武装,当地没有,通过阅报,他们了解了当时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些情况,但苦于无人引路。正在这时,张益珊回到黄县。他是以北平学联的名义,回乡召集胶东一带平津流亡学生,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张益珊到黄后,首先与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的民先队员王元庚(王兆慈)取得联系,而后和黄县民众教育馆《民友》杂志编辑王鹏(王修)、崇实学院教师王贞一(王纯)、学生杜绶德(杜夏)接上头,大家不谋而合,迅速作出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的决定。8月初,在张益珊的带领下,告别故乡,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9月上旬,他们5人到达延安,成了陕北公学的第一批学员。1937年12月在陕北公学结业之后,各自奔赴抗日斗争的前线。这时,杜深如坚持留校工作。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他组织崇实学院进步师生,先后赶排了《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进步戏剧,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表演节目,宣传抗日,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他的影响下,崇实学院的丁方明、田少伯、马仪、谢华、丁一(女)、丁钊、李善一、曲力(女)、孙卓先、于荣光等进步知识青年踏上革命道路。这些人后来都在革命队伍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1939年10月,组织上分配杜深如同志到《大众报》社编辑部工作。12月10日,报社遭到袭击,杜深如光荣牺牲,他为赢得民族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以短暂的一生,实践了自己做“一颗硬砂”的诺言。
在这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各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并酝酿成立组织。11月底,各股抗日力量的代表经过酝酿协商,在范心然担任校长的百盈村小学秘密举行了一次关于建立抗日救亡组织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训处的房雨若、宋兆炼、蒋葆身、朱臻桥、张希望、邵锦堂和地方进步知识分子范心然、仲曦东、徐同华、丛鹤丹、王基正、赵树林等十余人。会议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地方情况,决定成立组织,并定名为“黄县抗日救亡团”。救亡团不久又增加了王纬仲、周绍明二人。救亡团成立后,经常深入各村教唱救亡歌曲,宣传八路军英勇作战事迹。当毛主席《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传到黄县后,大家立即将它印发传播,纷纷按文章精神,四处演讲,以唤起民众,奋起救亡。
二、第一支抗日武装和胶东第一个兵工厂的创建
1938年1月,抗日救亡团一面进行宣传,一面秘密收集枪支弹药,酝酿武装起义。原黄县县长谢宝桢,为了便于脱身,行前给政训处发了20支破烂枪和300元经费。救亡团有了武器之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久,决定进驻城南下观庙。该地离城较远,又系山区,范心然在那里又有较好的社会关系,是个较理想的地点。转移到下观庙后,范心然负责这20多人的后勤供应和救亡团成员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范心然是抗日战争时期黄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范心然在这支抗日武装建立的全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发起组织,筹措供应,到下定决心,部署行动,每个环节始终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当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衷心向往和追求党的领导。在三大队成立后,他真心实意地执行党的决定,亲密无间地协助三大队政治特派员陈迈千工作。
抗日救亡团成立不久,便注意与邻县抗日武装建立联系,并积极争取上级党的领导。1938年1月中旬,救亡团派王基正同志通过“三军二路”的关系,向中共胶东特委领到部队番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简称“三军三大队”。其时,救亡团已发展到四五十人,其中还有王纶以等几位女同志。
1938年1月28日(腊月二十七日),抗日救亡团在下观庙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决定,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的旗帜,以扩大政治影响,形成抗日的核心力量。鉴于枪支不足,会议研究决定举旗起义前先到县城夺枪。会上,大家分析了县城的形势及武装情况。县长逃跑后,地方实力派范省斋、丁岑浦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组成了“维持会”,并掌握了两部分武装,一是警察,一是四中队(原国民党县长逃跑时留下守城的一个乡校中队),各有人、枪六七十。前不久,救亡团成员范心然等人曾通过熟人关系,动员四中队官兵共同抗日,但他们犹豫不决,没有答应。大家认为应先夺取四中队的枪支,并具体分析了夺枪的有利条件:因为四中队是个地方治安武装,不是战斗队伍,不仅缺乏战斗经验,也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值勤警卫外,武器经常架在室内,不在队员手中,队员又均为雇用,作战不会卖命,只要卡住岗哨就可收枪,即便发生零星抵抗,也是可以取胜的。决定后,分配了任务,定于1938年1月30日(除夕)下午4时在县城南门外集中,黄昏分别进城。到了这一天,大家准时在菜园泊村东坟场会合,范心然等重新部署了进城夺枪的任务。突然,城内有大量居民蜂拥出城,城头上布了岗哨,大家怀疑攻城意图被四中队发觉。于是,立即转移到菜园泊村东,并截住两个从城里出来的人,得悉日军将要进城,他俩是四中队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乘混乱之机骑自行车逃出。车上还带有一支六五步枪和一箱七九子弹,救亡团的人立即动员其参加抗日队伍。一人表示愿意,一人要求回家看看再来。这样,就将其枪支弹药归公,脚踏车归他们私有。因情况有变,救亡团几个负责人临时研究决定:改变进城夺枪的计划,立即把队伍拉到黄格庄大庙,举旗宣布起义。当晚,一面写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的军旗,在黄格庄竖起,同时起草了《告同胞书》。临时推选李希孔(后叛变投敌被抗日政府处决)、王子敏为正、副大队长,负责指挥。从此,黄县第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正式诞生了。
第二天,正是春节。拂晓,部队打着三军三大队的旗帜,列队向东南山区转移,沿途村庄张贴了《告同胞书》,下午到达莱山庙,晚上就地派饭休息。翌晨,翻越莱山,进驻莱山院,并研究了建设根据地计划。首先召集附近各村头面人物开会,讲明“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要求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各村合理负担抗日武装的活动经费,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不向伪组织缴纳任何摊派。随后又深入各村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巩固发展抗日力量。
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充,武器不足日趋明显。为了适应斗争需要,三大队在范心然提议下,决定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维修枪支弹药。开始,为选厂址颇费心思。兵工厂初拟设址黄城“将军府”内,后经分析,日军几次轰炸县城,县城人多事杂,在此建厂,尽管条件好,但安全无保障。为确保兵工厂万无一失,必须选择一处保密性好、地理位置好的地方。1938年3月,在莱山脚下的圈杨家村建立起兵工厂,委派周吉隆担任厂长,负责生产枪支弹药,以武装部队,支援抗战。
3月,圈杨家兵工厂上马后,厂长周吉隆在三大队领导下,为了早日生产武器弹药,千方百计寻找技术人才,四面八方聚敛兵工生产的能工巧匠。很短时间,一批像于鸿春、周抡奎、翟汝康、李士奎、张思九、姚瑞吉等兵工生产业务专长的技术人才和民间能工巧匠,聚集到圈杨家兵工厂。大家任劳任怨,因陋就简,安装设备,为早日投产,积极紧张地工作着。
圈杨家兵工厂开办之初,资金设备和生产原料严重缺乏。为保证兵工生产的顺利进行,范心然以私人关系向北巷永兴裕钱庄借了500元钱,作为兵工厂的创业基金。
钢铁是兵工生产不可缺少的材料。兵工厂派人四处打听,购置钢铁原料。招远金矿的日本人撤走后,矿山生产设备被周围群众哄抢。周吉隆听到后,认为那些被哄抢的钢材铁器可以用来搞兵工生产。于是在向范心然汇报后,又与周抡彦到金矿附近,逐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群众为抗日兵工生产贡献力量。群众听到为打日军制造枪炮弹药,纷纷将哄抢的钢铁和机器设备奉献出来。兵工厂仅付出少许报酬,就购置了能做1500支步枪的六棱钢,能做炮筒的材料及经过冶炼可以做炮弹的柴油机废底座等。
三大队到龙口执行任务时,看到龙口恒兴五金行的锋钢、锉刀、铣头、砂布等可以用来搞兵工生产,也将其全部买下。
资金用完了,设备仍然上不去,三大队就采取征借的办法。征借中,先向对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动员他们将设备和原料借给兵工厂,由工厂登记,许诺等抗战胜利后归还。
当时,黄县城和龙口共有八家私人经营的铁工厂,动力机和其他生产设备凡是兵工厂生产能用上的,基本全部被兵工厂征借。计有:车床17台,柴油机4台,翻砂设备3套,汽油机1台。此外,还没收了汽油机、柴油机等一批日伪财产。这些机械设备凑在一起,使兵工厂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所征借的机械设备,均于新中国成立后逐一归还,有的酌情还款。
在征借这些设备的同时,兵工厂又动员和聘请了一大批懂技术的工人参加了兵工生产,进一步扩大了队伍,增强了技术力量。有了人员,有了设备,有了器材,兵工厂很快投入了生产。
1938年5月,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到黄县,范心然把兵工厂的创办和生产情况向三军负责人宋澄做了全面汇报,宋澄肯定了圈杨家兵工厂的发展方向,并表示赞许和支持。1938年六七月间,三军修械所20多人,掖县修械所20多人及蓬莱二路修械所10人相继并入圈杨家兵工厂,再加上自身发展,兵工厂人员增至300多人。此时,兵工厂直属三军总部领导。到1938年四五月,兵工厂已有工人200多人。为了扩大生产,又在院下村设立了分厂。
为了加强管理,提高兵工产品质量,更符合前线抗战需要,圈杨家兵工厂在厂部以下设立了机工、木工、子弹、地雷、手榴弹、翻砂、红炉、钳工等八个工种部,并根据每个工人的技术特长,进行了精细分工。于鸿春担任总技师,负责全厂技术工作。申文山为机工部长,负责车迫击炮筒、枪筒、枪槽、大栓和枪机等;木工部长孙成福,负责枪托、手榴弹柄和刻制翻砂模型;子弹部长李广胤(李广运),负责研制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先是利用旧弹壳复制子弹,后来由做单打一、九连灯子弹到生产铅弹头子弹,制造七五、八二迫击炮弹;翻砂部长王堂吉,负责铸造迫击炮弹皮、手榴弹弹体、地雷;地雷部长张英涛(后叛投莱阳顽军赵保原)负责研制地雷;手榴弹部长孔宪义,负责研制手榴弹;红炉部长李士奎和乔殿文,都是熟练的铁匠师傅;钳工部长乔令璞,负责制造和维修步枪、机枪等。
武器弹药生产出来后,兵工厂决定进行一次实弹试验。1938年7月10日,兵工厂将生产的各种武器摆在圈杨家村三观庙前河滩上,试验由胶东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高嵩主持。附近群众闻讯后,扶老携幼,集中在圈杨家三观庙周围。中午刚过,工人在靶场将炮、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布置就绪。下午2时许,靶场红旗飘动,指挥员一声令下,迫击炮由总技师于鸿春亲手操作,第一炮就打中莱山上的预定目标,第二炮增加了一个药包,炮弹落在莱山的另一侧,射程达六华里;接着,步枪由乔令璞、周抡奎、孙文光等进行实弹射击,手榴弹由李广胤试投,地雷爆破由张英涛实施进行,整个靶场枪声不断,地雷、手榴弹轰鸣,一片硝烟。
精细分工,各负其责,使兵工产品形成了一条龙生产,质量不断提高,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战士手中。圈杨家兵工厂,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不断扩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胶东特委进驻黄县开辟根据地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一支起义队伍,第一次举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旗帜,揭开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
当时,理琪任特委书记,委员有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柳运光、李紫辉。天福山起义后,特委将起义队伍编为三军第一大队,对外称武装宣传队,以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扩大武装,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并指示一大队开赴文(登)荣(成)威(海)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2月上旬,日军沿青烟公路北犯,首先占领烟台、福山,继而又向蓬莱、黄县、牟平等地进犯。日军入侵,汉奸走狗沉渣泛起,不少县拼凑起伪政权,东海各县反动势力更加猖獗。
在此形势下,胶东特委内部对今后发展去向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文荣威一带地处胶东东北角,特委久住此地,不便于实施对全胶东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胶东特委及三军总部的活动地域应该西移。但也有部分人认为文荣威一带的抗日形势,初开局面,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此地。
据此,胶东特委于1938年2月5日在文登大水泊举行扩大会议,围绕特委及三军总部的去向展开讨论。会议由理琪主持,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柳运光、李紫辉、俞克范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必须立即西上。其有利条件有三:一是蓬(莱)黄(县)掖(县)地处胶东腹地,水陆交通便利,便于领导整个胶东的抗日斗争,同时也便于平度、昌邑与省委保持联系。二是蓬黄掖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胶东的“天府之地”,最富庶的地区,此处作为胶东的政治军事中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三是蓬黄掖一带抗战形势的发展,为特委西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3月,理琪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中共胶东特委率领三军总部转战文登、牟平地区,在牟平县马石店召开了胶东特委会议,会议推举曹漫之代理特委书记,林一山和宋澄分别担任三军总指挥和政委。会上,大家统一认识,要坚持抗战,只有一支抗日武装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抗日武装和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为此,决定西进蓬黄掖,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战斗在寿光、昌邑、潍县一带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鲁东游击七、八支队,在经过昌邑柳疃战役后,部队在战斗频繁、急需休整补充的情况下,奉命开往当时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胶东地区,立足于山地,与胶东三军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东进后,先在平度新河镇休整,并与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然后,分三个梯队向胶东进军。
国民党司令张金铭得知七、八支队东上的消息,便立即通过电话告知国民党黄县县长王景宋:“八路八支队马保三东去,他们走到黄县,你一定截击消灭之……”电话被邮政局曹辑五听到,他马上报告了与二支队有联系的倪志新,倪又告诉了二支队的陈迈千、仲曦东。接着,仲曦东写了信,让倪志新东去找吕志恒。他和陈迈千亦动身去掖县联系七、八支队。随行的还有二支队的王基正、手枪排长张慕汉。在这之前,有人向七、八支队诬称二支队是“土匪武装”。当仲曦东等到达掖县沙河七、八支队驻地,自报了部队番号后,立即被关押起来。凑巧,关押仲曦东的屋子是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王一之的宿舍,仲和王曾于1937年10月在潍县一起搞过抗日游击武装,彼此了解。当晚,王一之见到仲曦东,问明情况,才消除了这场误会。
是日晚,七、八支队指挥马保三、副指挥韩明柱与胶东特委的代表在掖县沙河镇举行了互通情报的联席会议。会议商定,七、八支队不日开赴黄县,对黄县国民党县长首先争取,若是不成,便用武力解除其武装;胶东特委暨三军同时进驻黄县。会后,七、八支队派赵修德随仲曦东先行到黄县筹办部队进驻事宜。
赵修德和仲曦东赶到黄县城后,先在二支队驻地西关与陈迈千、李希孔等分析情况,研究了对策。然后,赵修德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与仲曦东一起,去城里会见国民党县长王景宋,说明七、八支队奉命来黄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希望他们积极配合。王景宋一时搞不清七、八支队的来历,不知如何答复为好,只是强调县城范围太小,驻不了多少部队。这时,赵修德说:“我们大部队可在城外农村和山区驻防,城里只驻后方机关。”王景宋不得不同意七、八支队进驻。
达成协议后,赵修德返回掖县作了汇报。七、八支队决定东上,兵分三路:一路由刘光汉、赵修德带领七支队一、三大队去黄县,配合二支队相机解决黄县问题;一路由韩明柱带八支队两个大队去招远,伺机进驻招远城;一路由李福泽率一个大队在掖县平里店与掖县三支队一同驻防。
翌日,七支队由掖县启程,向黄县进发,部队指挥部进驻黄山馆。
七支队开到九里店时,黄县二支队派仲曦东前去迎接,国民党县长王景宋也派交际处长阎子文前去。仲曦东请七支队迅速进驻县城,阎子文却对七支队负责人讲:“我们是友军,要联合抗战,但你们不要进城,以免发生误会。你们就驻在城外位庄庙。”赵修德当即插话:“我和你们司令达成协议,我军后方机关进驻城里。事隔一天,你们就撕毁协议,背信食言,破坏团结,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随即将此人扣留,并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开赴县城。
还在七支队刚刚启程之时,王景宋就下达了死守城门命令。黄县二支队为防止王景宋所部闹事,加强了西门的防卫措施。七支队赶来时,二支队打开西门,迎接进城。
七支队进城后,王景宋把部队全部集中到县政府大院内。七支队迅速将县政府包围起来,并多次催促王景宋出来谈判,都遭到拒绝。
王景宋急忙打电话,向栖霞国民党游击司令辛成一求援。曹辑五得知后,立即掐断了线路。
此时,韩明柱所带去招远的部队,因土顽已有防备,便星夜赶回黄县。赵修德、刘光汉向韩明柱汇报了王景宋与七支队相持的情况。翌日,韩明柱挑选部分优秀射手,从几个制高点上射击杀伤王部20余人。紧接着,七、八支队在二支队配合下,迅速冲进县政府,王部被迫缴械。这场战斗,共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汽车、摩托车10余辆,战马几十匹,以及大批弹药、钱财和其他军需物资。王景宋被关押后,请求仲曦东替他讲情。仲曦东基于对他的了解,向马保三、张文通说明情况后,其方获释。
解决王景宋后,七、八支队与黄县三大队(二支队恢复原三大队名称)一面抓紧调整兵力,部署城防,一面令杨成吉去黄山馆向部队首长报捷,迎接指挥部进城。
指挥部为了展示战斗力,扩大政治影响,整顿军容风纪,列队进城。入城后,当即召开近万人的军民欢庆胜利大会。会上,马保三和仲曦东先后讲了话。
开始,指挥部驻县政府,门口高挂着红色的旗帜,上面绣有醒目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和镰刀、锤子的党徽,耀人眼目。不久,指挥部移驻民众教育馆。
为进一步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七、八支队进行整编,改编为“鲁东游击八支队”,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张文通任委员会主席,马保三、韩明柱、王云生、赵修德任副主席。
5月上旬,中共胶东特委率领三军由牟平西进,进驻黄县东南山区石良、文基一带。12日,胶东特委和三军的负责人吕志恒、林一山、宋澄、曹漫之等来到黄县城,在八支队司令部举行了有胶东特委、三军、鲁东八支队和掖县三支队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为巩固胶东根据地,便于统一指挥各支部队的军事活动,由三军、八支队、三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马保三任指挥,林一山任政委,宋澄任政治部主任,赵修德任参谋长。同时成立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为指挥,郑耀南为副指挥,张加洛为政委。
一次,在八支队和三大队负责人一起分析当地情况时,陈迈千提出:国民党龙口公安局有支四五百人的队伍,武器装备精良,可以争取。最后决定,先派赵修德和陈迈千去龙口看看情况,再研究对策。
6月2日,陈迈千和赵修德二人赶到龙口公安局,一见局长,原来是赵修德的同乡同学李梅生。二人略叙旧情,赵修德即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上来。李梅生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赞成抗日救国,只因我部下多是外地人,不敢贸然行事。”赵修德向李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主张,介绍八支队来黄经过之后,他表示愿意率部反正,接受改编。接着李又提出,龙口海关有支水上警察部队,所属两个中队,全系英式装备,还有两挺英式轻机枪。警察大队长纪永芳,性情耿直,民族观念强,做好工作有反正希望。事后,李梅生忙备酒筵,以过端午节为由,请来纪队长夫妇。经过说服教育,纪表示愿意参加八路军抗日,并答应做好部下工作。第二天,这两支部队一同宣布起义,加入了八支队行列。
8月,将龙口海关税权接收。在北海专署建立后的3个月中,共收海关税近20万元,补充了抗日经费。
八支队东上黄县的胜利喜讯,很快传遍了胶东各地。寿光、昌邑、潍县也有许多青壮年冲破种种阻挠,赶来黄县参军。
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鲁东八支队在胶东特委、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及抗日武装的支持配合下,解除了王景宋所部的武装,争取收编了国民党龙口公安局、海关的武装,并且还在黄县当地收缴了大量的民间枪支,吸收了胶东及黄县当地一大批青壮年入伍,从而扩大了队伍,改善了供给,加强了武器装备,部队由原来的便衣全部换上了新军装。他们由刚来黄县时的七八百人、装备很差的队伍,很快发展成为4000余人、3000多支钢枪的强大抗日武装了。
7月上旬,胶东抗日联军各路不断获胜,胜利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的军事进攻,使蓬黄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开创了胶东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1938年7月下旬,鲁东游击八支队胜利完成了东上的任务,奉命离开黄县,率师西返。
1938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总部进入黄县后,先驻石良一带,后移驻文基姜家。7月,胶东特委机关又从文基姜家迁入黄县城,驻丁家花园。
特委及三军总部到黄县后,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胶东特委及三军总部一到黄县,干部战士就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很快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特委驻地及周围各村,纷纷建立起群众组织。为了推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在特委的领导下,黄县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黄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从而使黄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地开展起来。
平度县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妄图独霸胶东,纠集3700余人的兵力,于5月初向掖县三支队发起进攻,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三支队立即派人到黄县向胶东特委及鲁东游击八支队求援。胶东抗日联军当即派八支队三个大队和三军两个中队前去掖县增援,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顽军三四百名,一举击败了顽军张金铭的进攻。
5月,三军总部决定,将黄县的三军三大队与莱阳的“三军九大队”以及陆续到黄的其他小股部队合并,改编为“三军四路”。三军四路下设3个大队,约400人。此时,整个三军已发展到3500人左右。
圈杨家兵工厂是3月份由三军三大队创办的,设备、原料均出自当地,全厂工人200多名。5月,胶东特委和三军来黄后,将原三军总部修械所并入圈杨家兵工厂。兵工厂扩建后,直属三军总部领导,建立了红炉、翻砂、木工、车工、子弹5个部,人员增至300多人。
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坚定广大群众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938年8月,胶东特委在黄县城南的古刹莱山院,以三军政治部领导的联合出版社为基础,于创办了《大众报》社,贺致平任社长,工作人员百余人。此后,掖县三支队《抗战日报》的人员和设备并入《大众报》社。报社分设了编辑部、印刷部、经理部和电台。报纸是四开四版的。《大众报》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党报的作用,指导了胶东人民的抗战斗争。
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自3月份相继成立后,胶东特委决定利用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建立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胶东特委派曹漫之担任北海专署专员兼黄县县长。专署下设民政科、财粮科、教育科、国民经济科和办公室。专署机关驻黄县县政府大院。1938年8月15日,北海专署在黄县城北校场举行了成立大会,黄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大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出要员杨沛如出席,北海专署所辖蓬莱县县长于仲淑、掖县县长张冠五也分别率代表赴会祝贺。专署成立后,为加强党的领导,北海专署直接任命了中共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掖县的县长。同时,向黄县的10个区派出了政训员,使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北海专署成立后,在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农业生产;建立了税收制度,使萧条的商业经济很快恢复了繁荣;还建立了适合抗日物资供应的各项制度和进出口物资政策等。
为了适应战争和蓬黄掖根据地的迫切需要,使抗日军民有可靠的经济保障,胶东特委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银行。1938年8月,北海专署成立后,在掖县创办的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胶东特委领导的蓬黄掖三县集资的北海银行,统一发行北海币。此后,北海币成为蓬黄掖根据地通用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中国、中央、交通、农民银行的法币和山东民生银行的小票可兑换成北海币;伪“联银券”与伪票被禁止使用。北海银行总经理张玉田(曾任国民党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副总经理陈文其,工作人员30余人。北海银行下设蓬黄两处分行。北海银行发行货币,建立金库,发展了根据地的生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北海银行还多次向山东党政机关、部队解送黄金和北海币。因此,它的建立,不仅为胶东抗战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有力地支援了延安及山东的抗战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必须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党的各级干部。8月,胶东特委决定在过去党训班的基础上成立胶东特委党校(始称党训班),校址设在黄县姜家店,林一山任校长。同时,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在姜家店成立。
7月,胶东特委由姜家店移驻黄城丁家花园。下旬,胶东特委及三军司政机关有黄县迁往掖县。
四、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胶东特委的领导和鲁东游击八支队的支持下,1938年5月,黄县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县行政委员会筹备组。15日至17日,全县城乡各界代表50余人,在菜园泊学校举行会议,选举袁义亭(开明士绅)、牟纪常(后去牟中珩部)、王纬仲(三军三大队)、陈文其(三军三大队)、吕颂华(后任顽军姜黎川部政治部主任)、吕佛航(后去张金铭部)、赵笃臣(商人)等7人为行政委员,成立了黄县人民抗日政府(不久即改称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并选举袁义亭为主席、牟纪常为副主席,但2人均辞不就职,旋即改选王纬仲为主席。政府内设行政、财政、教育、司法、民运等五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各1人。王纬仲兼任行政部长,赵笃臣任财政部长,吕佛航任教育部长,吕颂华任司法部长,陈文其任民运部长。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各区抗日区公所亦相继成立。6月,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改行县长制,原行政委员会主席王纬仲任县长,政府各部改为各科,各行政委员分别任科长。
10月下旬,龙口特别行政区建立,隶属北海专署,辖区为龙口街及邹、刘、曲、逄、廒上等村。陶子慕任区长,宫明山任特派员兼区中队长和政治委员。
1938年8月,根据胶东特委的指示,中共黄县特支成立。宫维桢由胶东民先总队部调任书记,常溪萍任组织部长,赵野民兼任宣传部长,矫枫任军事部长。其时,黄县地方上共产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胶东特委及三军西上后发展的党员大都到了部队,地方上只有13名党员。9月,全县10个区亦相继建立了区委,区委负责人对外兼任区公所政训员。
1938年11月,根据胶东特委的指示,中共黄县特支撤销,建立中共黄县县委。宫维桢任书记,常溪萍任组织部长,柳林任宣传部长,矫枫任军事部长。其时,黄县党的地方组织已有所发展,党员达百余人。
1938年12月末,为准备在黄县县城沦陷后坚持党的工作,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黄县建立地下县委。书记高杰(张修竹),组织部长高捷升(张进)。地下县委驻县城南关石簸箕附近,高杰、高捷升以开杂货铺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翌年2月,高杰调离,工作由高捷升主持。地下县委领导的党员计有15人。县城沦陷后,县委书记宫维桢调蓬黄战区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县委其他成员亦大都相继调离。地下县委迁至沟北村(现兰高镇和平村),担负起领导全县党的工作。
1939年3月,黄县城沦陷。党政军机关转入山区后,根据地的党组织又有所发展,许多村庄相继建立了党支部。1939年9月,在丰仪区上刘家召开党代会,全县有近百名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选举张进(高捷升)任县委书记。此届县委组织部长李砚农,宣传部长孙卓先,军事部长王佐群,民运部长矫枫,秘书门宏。其时,县委隶属北海地委,下设38个党支部,349名党员。
1940年,县委在党组织发展工作中,提出了消灭空白村的口号,党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3月,黄县县委撤销,中共北海地委兼管黄县县委工作,并直接领导县政府、县民动会和下设的四个分区委。1940年10月,又重新组建黄县县委。矫枫任县委书记,丛立任组织部长,孙执中任宣传部长,井克里任民运部长兼民动会主任,单予同(张振和)任秘书。同月,县委成立社会部。
年末,根据地基本上村村建立了党组织。由于党员的大量增加,县委下达了党员教育工作要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指示,以提高党员的素质,保证党组织的健康发展。
1940年11月,黄县县委在上刘家举办第一期党员训练班,为期1个月,有20多名基层党员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学习的内容有《支部生活》《党的建设》《党章》等。
1942年到1943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许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从而使党的组织增加了新鲜血液,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期间,党组织在党员发展中,完善了入党手续。党组织的大力发展,使各项工作增加了活力,广大党员在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尽管是战争环境,但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党员的教育工作和党员的组织生活。上级党组织号召党员要实行军事化,学会武装斗争。1940年,县、区委经常举办流动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1943年,随着斗争环境的好转,县委还举办过多次党训班,训练党支部书记等党员干部,使党员的觉悟和党支部的战斗力不断提高。
群众团体的壮大和发展是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巩固的强大基础。1938年5月,黄县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成立。陈文其任主任,矫枫任副主任,主持民动会的工作。之后,在民动会的领导下,职工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都相继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也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各区、村也陆续建立了工农青妇儿等群众团体。各群众团体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募捐,组织劳军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8年9月,龙口码头工会建立,胶东工会负责人苏继光奉胶东特委指示赴龙口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码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抗日主张,发动工人投身抗日救亡活动,领导工人取缔了由帮会头子组成的依旧盘剥工人的“工会”,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龙口码头工会,苏继光兼任工会主席。10月,龙口工人运动形成高潮,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组织起来,人力车夫、缝纫、鞋业、梨园等工会及工人救国会组织相继成立。
1938年10月,黄县职工抗日救国会成立。隶属黄县民动会,苏继光兼任会长。职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会员,对会员进行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动员会员参加自卫团,培养骨干力量,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待遇,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10月,黄县农民抗日救国会成立。隶属黄县民动会,祝林任会长。主要工作任务是:成立乡、村农救会,发展会员,加强自卫团,提高广大农民的参政意识,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开展锄奸瓦敌等工作。
同月,黄县各界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隶属黄县民动会,柳林任会长。青救会从成立起,就和党的中心任务——抗日军事斗争密切结合。为了保卫家乡,同日伪汉奸等进行斗争,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是青救会的主要工作。青救会成立后,建立乡村青年组织和儿童团,发展会员。青救会会员都是自卫团中的骨干,平时站岗、放哨、保卫家乡。日伪军扫荡时,配合县大队、区中队打游击、埋地雷、抓汉奸。儿童团是青救会领导下的组织,分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
同月,黄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王竹琪任会长。主要工作是建立乡村妇女组织,发展会员,发动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为解决抗战经费,发动妇女开展献金运动,妇救会的干部和会员都带头捐献首饰,妇女们踊跃捐献,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捐献尤多,捐献数目之多为胶东各县之首。
1939年3月,黄县党政军群机关撤至南部山区后,一度群众团体组织不够健全。1939年5月,黄县民动会重新成立。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亦先后恢复。1939年秋,黄县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成立。1941年4月,民动会改称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1942年,县文联成立。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群众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参战、参政、生产、学习、锄奸瓦敌。围绕这五大任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壮大群众组织,动员群众从事参军参战,锄奸瓦敌、支援前线、拥军优属、慰问部队等工作。1943年后,在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群众团体组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使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向前发展。妇女工作还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权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等。
黄县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始终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论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公开合法的进行,所以各项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群众团体在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战初期,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在黄县创办胶东公学,举办国防教育训练班,对民众进行抗日国防教育工作。在根据地内,县委加强了对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使民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38年4月,为加强抗日宣传,三军三大队创办《抗战日报》。该报为油印八开两版小报。丛鹤丹任主编,在县邮政局工作的倪志新负责提供收听记录新闻,月底,报纸停办。
为了给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培养一批军政干部和团结社会上一批失业青年知识分子,1938年8月底,北海专署在黄县创办胶东公学。曹漫之兼任校长,赵野民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胶东公学分社会、师范、普通三科,第一学期共招收学员250多人,学员毕业后,大都分配在抗日政府、部队和民运机关工作,很快成为党政军中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公学第二期又招收学员120余人,开学月余,日伪进攻,掖县失守,黄县告急,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1939年2月,胶东公学并入胶东抗日军政大学。
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抗日国防教育工作。抓紧对小学教师的训练教育,以便推动全县国防教育的普遍开展。1938年8月,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在黄县姜家店成立,委员会成立后,筹办国防教育训练班。训练班先后举办3期,学员对象多为小学教师和回乡学生。学习内容为抗战形势宣传、抗战必胜道理、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大众哲学、国防教育等。这些经过训练的教师和学生普遍成为全县开展国防教育的骨干,一部分还被吸收直接参加党政军工作。经过短期筹备,训练班于8月下旬在黄县县中开学。举办国防教育训练班的宗旨是: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逐步把小学教育纳入抗日救亡的轨道上来。当时的小学教育,不但教材是抗战前的,而且根本不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而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为此,政府决定对在职教师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培训。同时,鉴于日军已深入国土,民主政权又刚刚建立,各条战线上都需要人才,教师队伍经过短期轮训,在思想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吸收部分积极分子参加革命工作。
对象主要是在职的小学教师。为便于安排日常的教学,教育科采用分期分批调训的办法,有些在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因战争而失学的大中学生),经学校推荐也可参加。
训练班为方便教师学习,一律免费供应食宿,但学员自带行李,集体住宿,一月两期,每期百人左右。此种轮训方式,对当时集中教师学习,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训练班在黄县中学仅办了一期,即因专署在该校创办胶东公学而迁到城里孔庙内。
1938年9月下旬,日伪军开始从青岛至高密一线进犯胶东地区。10月16日,日伪军进犯平度北部大青杨阵地,八路军五支队重创日伪军后,伪军赵保原部投靠国民党。伪军刘桂棠接着侵占掖县城,胶东区党委从掖县山区根据地转移到黄县。随着战局的变化,国防教育训练班于第三期时奉命结束。
日军侵占黄县城后,党和政府在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工作。教育工作大致为两种:一种为适龄儿童教育,一种为成人教育。在教育中,坚持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教育与战争、生产、民主斗争实际相结合。有许多工作的布置和动员,常常通过夜校、冬学、识字班等进行。每年冬天,根据地普遍开展冬学运动。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1941年11月,黄县成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冬学进行督促、指导,从而使群众教育经常化、制度化。
根据地除利用夜校、冬学进行教育外,还经常利用重大节日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团结组织民众,宣传革命理论,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些村庄在中心小学教师的帮助下,成立业余剧团,自编自演小型话剧、活报剧,如:《送郎参军》《捉汉奸》等,从而使抗战必胜、革命必成、日军必败的道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觉悟,随着党的教育工作的开展不断提高。整个根据地内,群众情绪高昂,社会风气良好,《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普遍流行。每到晚上,根据地里“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四起。在党的领导下,随着教育工作的开展,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了,根据地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人人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群众中很少发生民事纠纷等内部纠葛。即使偶然发生,一般经过村里调解便可妥善解决,很少有人到政府打官司。抗战期间,根据地内没有发生凶杀案件。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学习八路军,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蔚然成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青年结婚,新娘子提着包袱到新郎家就算完婚。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根据地教育战线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小学教员,他们为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待遇菲薄,在日伪军频繁扫荡和险恶环境中,与群众同甘共苦,与日伪军周旋,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教育岗位。有的教员为抗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8年10月,黄县民动会组建了民众剧团,团长张萍,团员有高敏、田自强、刘动、彭云、郭敏等20余人。剧团用文艺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先后在黄县城、龙口、各区群众大会上演出《血洒卢沟桥》《天明》《布袋队》《梅娘曲》《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1939年3月,日伪军占领县城,剧团部分人员同掖县剧团和胶东剧团合编,组建成八路军五支队国防剧团。在战争年代里,有的团员在革命工作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彭云就是其中的一位。彭云1938年夏在崇实中学读书时,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10月,弃学参加革命,1939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高度近视,不戴眼镜不能走路,加上又是位女同志,行军打仗和演出有困难,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1941年冬,被分配到西海地区做妇女工作,后任西海区妇救会副会长。在1943年4月的反扫荡斗争中,为掩护群众,她主动暴露自己,吸引国民党顽军,边跑边向顽军开枪,顽军集中火力向她射击,不幸中弹倒地。顽军活捉了身负重伤的彭云,遭到彭云怒斥。顽军恼羞成怒,将彭云就地枪杀……牺牲时年仅23岁。剧团团员刘动,积极参加反扫荡斗争,在战斗部队作宣传鼓动工作时英勇牺牲。
党组织在抓好根据地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敌占区的宣传教育工作。如敌占区内的王村学校,抗战时期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做了很多工作。王村学校校址设在王村阎家,王盛轩任校长,教师有赵育之、周吉贞、王伯泉、丛鹭丹、张适农、孙建成、韩居善、田英等,学生有800余人。王村学校的地下活动,始于1937年9月。年底,仲曦东、丛鹤丹、张安基、王盛轩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仲悌生、王伯泉等仍留学校工作。
1941年王村小学恢复后,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赵育之、王盛轩、王伯泉、周吉贞(宋健勇)等来校工作。中共黄县县委确定,学校地下党的工作,由县委直接对赵育之实行单线领导,马仪作为直接领导人。1943年马仪去胶东区委党校学习后,姜茂堂代表县委负责领导工作。
王村学校地下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抗战八年中,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暴露,党的工作没有遭到日伪的破坏。王村学校成为党培养干部和青少年的一所革命学校,是党在黄县敌占区进行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王村学校的学生在地下党的教育引导下,参加一些抗日活动,进步很快,政治上成熟较早,党的地下工作者及时地按照地下党发展工作的规定发展党员。王村学校在抗战期间,共发展党员12名。这些党员当时都不发生横的关系,由地下党员赵育之单线领导。王村学校地下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党培养了一批人才,输送了不少干部。根据党的需要,有的派往伪龙口中学,一面学习,一面做地下工作;有的留校继续做地下工作,大多数输送到抗日根据地去了。年仅13岁的刘渊仁(刘新)和15岁的刘培毅,高小还没有毕业,但革命热情高,就背着父母,跑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王村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者,始终坚信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他们除了在校内进行活动外,还利用合法形式,深入日伪内部,了解日伪的活动情况,开展瓦解日伪军的工作。
抗战期间,在王村学校接受地下党教育的师生,20世纪末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有100多人,他们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五、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建设
抗日武装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主要支柱。黄县抗日根据地自建立以来,始终把发展壮大武装力量放在根据地建设的首位。1939年3月,黄县城沦陷后,党政机关、部队撤往黄县的南部山区后,先后建立了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黄县抗日总队)、黄龙招海防指挥部、招黄边区二十二大队、黄县抗日游击大队。根据地各村也普遍建立了半武装的群众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和青年抗日先锋队。
1939年3月撤出县城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五支队蓬黄战区指挥部。下辖蓬黄各总队。黄县的地方武装编为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亦称黄县抗日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矫枫任总队长兼政委。第一大队队长王子明,政委孙加诺,副政委亓里斯;第二大队队长崔春山。
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建立以后,主要做了如下三项工作:一是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抗日武装。部队每到一个村庄驻防,就广泛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方式大致有演讲和唱歌两种。当时唱歌宣传尤为普遍,干部、战士几乎人人都会唱一些抗日歌曲,走到哪里,唱到那里,从而不仅宣传发动了群众,而且稳定了指战员情绪,鼓舞振奋了士气。二是锄奸。黄县沦陷后,少数缺乏民族气节的人投入日军的怀抱,为虎作伥,充当日军的鹰犬。对这类汉奸,或是就地正法,或是捉到根据地惩处。1939年四五月间,侦察员在黄城集发现一名身带武器(腰别一支鸡捣食手枪)、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大搞伪化宣传的汉奸,当即捉到根据地。经过审讯,这名汉奸供出同类18名。当天晚上,在处决这名汉奸之后,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立即派出得力的指战员,兵分三路,分头行动,天亮前就把这18名汉奸统统捉拿归案。指战员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立即分别进行审讯。通过审讯发现这18人,多系伪乡、保长。于是,总队便根据他们的罪恶情节分别作出判决,对其中罪大恶极的2人,处以死刑;其他16人,也进行陪决恫吓。之后,“约法三章”,教育释放。“约法”:及时送交抗日政府所摊派的抗日爱国捐款,及时提供军事情报,保证派往敌占区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还有一次,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一次就处决了汉奸13名。三是征收抗日爱国捐款。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还经常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到敌占区或者游击区征收抗日爱国捐款,所征收的捐款悉数上交蓬黄战区指挥部。193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第一大队政委孙加诺和副政委亓理斯等去指挥部送交捐款,途经顽军蔡晋康所部驻地时,遭到顽军的无理阻拦。在与顽军辩理中,双方进行了搏斗。亓理斯在搏斗中,被顽军枪弹击中,光荣牺牲。
1939年下半年,蓬黄战区指挥部第一总队一部奉命升级编为蓬黄战区指挥部警卫营,另一部改编为黄县抗日大队。
黄县县委、县政府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后,1939年3月5日,龙口区中队与招远游击队奉命合编,成立了黄龙招海防指挥部。指挥陶子慕,政委宫明山,指挥部拥有100多人,12支匣子枪,20多支步枪。
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二次占领掖县城后,继续沿烟潍路东犯,2月下旬侵占招远城。此时,伪军刘桂堂(刘黑七)部为虎作伥,随日军向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猖狂进攻。
3月5日,八路军五支队在黄县境内与伪军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接见了庄梦松,称赞庄有勇有谋,立了一大功,并授命庄梦松在当地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任命庄梦松为大队长。
在抗日救亡洪流中诞生的该大队,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动员了当地人民群众参加反侵略的伟大斗争,并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历经严酷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成长为一支政治方向明确、有一定战斗力的抗日武装队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这支队伍的发起人庄梦松,也由一个旧军人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
1939年10月,黄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县大队)在原黄县抗日总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黄县抗日游击大队是黄县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从建队开始,县长陈耀亭(代理)、孙执中等先后兼任过大队长;县委书记井克里、张竹生、丛立(代理)等先后兼任过政委。
这支诞生并成长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人民武装,虽然遭受过多次惨痛的失败与挫折,付出过重大的牺牲与代价,然而,它没有被日伪军血腥的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举世罕见的艰难困苦所征服,相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血与火的战争锤炼,它终于从小到大,愈战愈强。由刚建队时的几十人发展到最后拥有三个连队,一个六○炮排,七个区中队的500余人的坚强部队。
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黄县抗日政权得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并日益扩大,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战的形势日益好转,黄县抗日游击大队为黄县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黄县抗日游击大队,从建立到改编整整三个年头,而这三年恰恰正是中华民族深受磨难的苦难岁月。这支黄县人民的子弟兵队伍,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保卫革命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打击日伪军,发展抗战形势的历史重任。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1939年9月,以张进为书记的黄县县委建立后,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立即将建立抗日武装作为工作重点,责成军事部长王佐群负责组建黄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大队的组建工作是在蓬黄战区指挥部邵英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很快就组成了县大队的领导班子:大队长王良,政委王佐群,秘书秋光。
县大队领导机构建立后,立即着手以抗日总队升级后剩下的几十人为基础扩建队伍。首先把活动在石良集一带的50多人的工人大队改编为一中队。这个大队成分好,队员大都是雇农和木瓦匠出身。队长徐广兴是中共党员,家庭出身雇农,因为驼背人们叫他“徐罗锅”。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大队部委派秘书秋光去担任该队指导员。此时,一中队只有一门铜铸土炮和几支枪,土炮虽有威力,但武器数量毕竟太少。为了装备部队,通过关系从驻栖霞县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那里买来30条七九步枪。经过一番整顿之后,一中队便成为县大队的骨干力量。之后,又将活动于上下木厂一带的二十八大队改编为二中队。由于这支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性不强,改编工作很费劲。该队队长吕墨园,西吕家村人,以前教过书。全队共有五六十人,其中一部分人是从敌占区来的,参加队伍的动机各异,再加上部队缺乏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该队队员经常利用到敌占区筹款的机会敲诈勒索,甚至威逼绑架群众,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群众影响极坏。经过多次批评教育,虽有收敛,但此类事情还时有发生。该队部分成员听到改编的消息后提出不干。为了纯洁队伍,经教育后淘汰了一批。同时,又吸收了一批成分好的新战士。1940年3月末,为了加强地方部队建设,推动地方行政工作,八路军五支队后方警卫营拆散,该营教导员由履新带一个连队回到黄县。此后,由履新担任了县大队的教导员,其带领的连队改为县大队的建制。同年4月,黄县一行署撤销,其警卫连编入县大队。
黄县自卫团组织建立于1938年8月,1942年7月改称为民兵。自卫团和民兵组织是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
1938年8月,黄县人民抗日救国自卫团建立,江飙任团长。9月,中共黄县特支建立后,由特支军事部长矫枫兼任黄县人民抗日救国自卫团指挥部指挥,直接领导全县的自卫团工作。
1939年3月黄县沦陷到1940年底,这段时间是自卫团的巩固提高阶段。1939年初,日伪军大举进犯蓬黄根据地,黄县党政军群机关撤往莱山及艾崮山区一带,建立山区根据地,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主要忙于在黄县城、龙口、黄城集、黄山馆等几个战略要地建立据点。抗日军民便利用这一时机发展抗日武装,扩大自卫团组织,从而促进山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
抗战时期,黄县自卫团员积极投入斗争,除了零星的伏击战、袭扰战之外,还经常配合部队作战,使自卫团员的作用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据记载,仅1940年上半年,黄县自卫团员就配合部队作战17次。自卫团员在战斗中成为部队的得力助手。1940年7月22日,胶东主力部队奉命攻打刚刚设立一个月左右的黄城集据点。此据点设在村中学校内的大阁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晚上10时许,部队开始向据点进攻。伪军据险死守,部队攻坚困难。胶东部队的指战员穿墙挖洞,迂回前进,战至天亮,仍然没有攻克。配合部队作战的县自卫团副团长慕子三带着枣林、土口、上下刘家和丰仪炉一带的四五百名自卫团员为部队扛梯子、抬伤员、送弹药。天亮后,团长梁海波命令自卫团用土炮压制伪军火力。自卫团炮手将三门土炮架好,猛轰大阁上的伪军。战斗到了关键时刻,船止沟村自卫团员炮手刁庆锡剥光衣服,架起土炮,朝着大阁连轰了数十炮,将阁顶盖打飞。为了便于部队进攻,自卫团员将带来的锚钩钩在阁上,让攻坚部队顺利攀登。当决定火烧大阁内伪军时,自卫团员很快运来柴草。大火燃烧起来,顿时浓烟冲天,呛得伪军失去抵抗能力,缴械投降了。
此次战斗,自卫团与部队紧密配合,取得很大战果,俘虏了伪军副中队长以下68人,毙伤伪军34人;摧毁伪区公所、乡公所各1处;焚烧堡垒2座,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3652发,战刀3把,钢盔62顶,其他军用物品大宗。延安“新华社”很快广播此条消息,《大众报》为此发表《斩断敌人的一只屠手》的长篇报道。战后,部队高度评价了参战的自卫团。
抗战初期,根据战争需要,黄县的自卫团组织不断向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输送兵员。据记载: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四区、一行署从自卫团中直接向部队输送了155名新战士。因为自卫团员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经过一定的训练和战斗考验,所以,参加八路军主力后,很快可以起到一名战斗员的作用。著名的八路军战斗英雄任常伦就是这批入伍自卫团战士中的一员。他参军后就参加战斗,在战斗中表现出娴熟的军事技术,首次战斗就立功受奖。当时,自卫团参加部队叫“升级”,自卫团把“升级”当作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正像当时的秧歌小调中唱的那样:“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来谁光荣。”所以,许多自卫团员个个争先恐后,积极要求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1939年秋天,根据上级指示,县委首先在黄县中心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组建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到1940年夏天,青抗先在黄县根据地各区、乡、村普遍建立。
青抗先是不脱产的青年武装,是自卫团中的骨干力量。青抗先是在自卫团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基础上又建立的基干自卫团,团员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绝大多数是青救会员,经常进行军事训练,担负战斗任务。1939年11月24日《大众报》报道:黄县10个区共有六七千名青救会员,五六千名儿童团员。基干自卫团里十之七、八是青救会员,他们在团里起核心主导作用。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青年人的特点,新组建的青抗先,主要来源是参加基干自卫团的经过战斗锻炼和政治上先进的青救会员。一个村建有一个青抗先小队,队长是村青救会主任;一个乡建有一个分队,不脱产的青救会主任任分队长,指挥各村的青抗先。区里建青抗先中队,中队部设在区青救会,区青救会主任任中队长。县里设大队部,也是青救会的军事体育部,军体部长任大队长,由青救会领导,1943年改由武委会和青救会双重领导。
青抗先的工作得到党、政、军、群各方面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一切活动和干部配备由党委决定,县大队(独立营)的军政领导经常到基层检查青抗先的工作,为青抗先配备武器。
1942年春,县青救会长高民同志出席了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会上,青抗先工作被列为省青年工作的重点,强调各级党委要抓好青抗先工作,加强不脱产的青年武装力量的建设。为提高青抗先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胶东青抗先总队部印发了《抗先手册》,就是青抗先的军事、政治条例,队员人手一册。
青抗先的武器是自卫团、基干自卫团中最好的。开始,一个小队只有两三支旧步枪,每人4颗手榴弹;经过几年的配发和在战斗中缴获,到1943年,青抗先队员有的背上了钢枪,并配备了手榴弹和地雷。在抗日战争中,青抗先发挥了先锋突击队作用。首先,青抗先是参军参战的带头人。每次参军运动,都是青抗先队长首先报名,带头参军;再是青抗先经常配合县大队、区中队,扰袭日伪军。1940年为配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在县委、县大队的统一指挥下,配合部队,多次深入黄县北部、西部敌占区,开展破袭活动,袭击日伪军,破坏公路、埋设地雷、割电线,胜利完成每次战勤任务;在反扫荡中,有的随部队完成任务,有的担负乡、村群众转移的掩护工作等;在打破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蚕食计划,进行对日伪攻势中,配合部队攻打日伪军据点。
1942年春天,由虎山区自卫团长陈益三和区青救会长孙彬率领青抗先队员到游击区泊子村配合区政府布置“反资敌”工作,刚进村就碰上一伙土匪在该村冒充八路军便衣队派捐款,青抗先队员当即向土匪开枪射击,土匪仓皇逃跑,青抗先俘土匪1名,获手枪1支,受到北海武委会通令嘉奖,并获奖金30元。1943年中心区、三区、四区、五区的青抗先,配合主力部队和独立营、区中队攻克芦头据点。青抗先实行劳武结合,在农业生产中,是一支生力军。队员在下地干活时,都是身背步枪,一有警报,立即行动,迅速投入战斗;青抗先在党的中心工作和政权建设、拥军优属和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是积极参加。青抗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各项工作,是一支真正的青年抗日先锋队。
1939年底,日伪军集中兵力,开始对胶东地区进行首次大扫荡(后来通称“年关大扫荡”)。为了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日伪军的扫荡,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四区召开反扫荡动员大会,自卫团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等2000余人与会。1940年2月上旬,日伪军扫荡黄县抗日根据地,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立即分赴各区领导群众空舍清野,开展反扫荡斗争。
1940年6月初,胶东日伪军对根据地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扫荡,通称“六一大扫荡”。黄县东南部山区的黄城阳村,从1939年开始,黄县、蓬莱、栖霞三县党政机关和北海电话总局经常驻在这里。五旅十五团、蓬黄战区指挥部等经常在这里休整,补充给养。1940年6月2日至9日,日军数百人对黄城阳村先后进行5次扫荡,共杀害群众9人,捉走群众40多人,抢走全部浮财,烧毁房屋400多间和许多收割后尚未脱粒的小麦。黄城阳村时有200多户人家,800多口人。日军先后到此扫荡8次,烧掉房子917间,有的房子3次经火,直接死于日军屠刀枪口之下的30多人,伤残致死和冻饿惊吓而死的300多人。
英雄的黄城阳人民,没有被凶恶残暴的日军所吓倒。他们擦干眼泪,埋葬了亲人,怀着深仇大恨,与日军继续战斗。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他们把舍不得吃的粮食磨成面粉,送往部队,自己勒紧裤带,吃糠咽菜。乡亲们抱成一团,发誓向日军讨还血债。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每次到南部山区扫荡,除黄城阳首当其冲外,周围上下刘家、丰仪炉、慕院夼等村庄,被杀群众数百人,拉走牲口上千头,拉去民夫数千人次,烧掉房子数千间,抢走粮食、衣物、浮财不计其数。还有许多妇女被蹂躏强奸。南部山区的群众从1940年到1942年,连续三年的春节在山上度过。人们在山上盖草房、住山洞,过节供奉家谱和灶神爷都挂在地堰上。总之,日军和汉奸铁蹄所至,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受难同胞,陷于民不聊生的绝境。
1940年至1942年是黄县处在抗战时期最艰苦困难的三年。日军多次对根据地和黄城阳进行蚕食和扫荡,根据地不断缩小,许多边缘地区被日伪伪化,而且有的村庄发生纳捐资日伪情况。但是,黄城阳的群众,不畏强暴,宁死不屈,不向日军交纳一分钱、一粒粮。县委、县政府为迅速扭转捐资局面,采取果断措施,一面在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中进行对日伪斗争的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鼓舞斗争的勇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克服右倾畏难退缩的情绪,树立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日伪军的信心、勇气与决心;在根据地群众中开展军民誓约运动,“不做汉奸顺民,不资敌,不用汉奸票子”等。一面严惩通日分子,扭转一些村庄资日、伪化的现象。
在军事上,开展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自卫团三位一体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粉碎日伪军多次对根据地的扫荡。1940年为彻底粉碎日伪军的“六一大扫荡”,6月下旬,八路军五支队在黄县某部的30余人,利用夜晚进城袭击日伪军,激战4小时,在破坏日伪城防工事之后,安然撤出阵地。根据地人民,在反扫荡中,日伪军到来时,实行空舍清野,赶着牲口,驮着粮食衣物,提着包袱,抱着鸡鸭,扶老携幼,上山转移,使日伪军进村后扑空而回。地方部队与自卫团依靠群众,熟悉地形,对扫荡的日伪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不断打击袭扰日伪军,使日伪军胆战心惊,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优势。
黄县抗日根据地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前沿组成部分。为了夺取胜利,它曾竭尽全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战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块有100多个村庄、5万左右人口的山区土地上,有成百成千的革命先烈为它的缔造和建设,为赢得抗战的胜利,洒下了热血并献出了青春、生命。
县大队在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环境中英勇战斗。由于战争的需要,县大队的人员频繁升级补充到主力部队,常常只剩下一个连队。为增强战斗力,1941年7月,二行署撤销后,将其警卫连编入县大队。又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指战员们初冬还穿着单衣,经常吃不上饭。为防日伪军偷袭,整个冬天夜晚都露宿在山头。他们半夜上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歇息,时常冻得不能入眠。遇到风雪就更苦,只好站到天亮。此时,日伪军猖狂至极,经常采用拂晓奔袭战术,偷袭党政机关和县大队。因此,党政机关和县大队经常是一天驻一个地方,甚至一天驻两个地方。即使这样,党政机关和县大队还在院下村、王屋村、慕院夼等地连续遭日伪军偷袭。
1941年6月7日,正是麦收季节。山区的群众正忙着收麦子,一些干完自家农活的群众,三五成群地到北部平原一带打短工。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共有百余人,进驻了南部山区的院下村,住址选在村中心的一个四合院内。根据情报得知伪军没有什么异常行动,县委、县政府便决定在该村召开有关干部会议。
10时左右,村子里先后来了6个卖凉粉、黄瓜和猪头肉的陌生人。有人觉得可疑,就报告了领导。领导认为,村北一里路远的东北崖和村南制高点小柿子树下都放了瞭望哨,再说东边也没发现可疑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提高警惕就是了。因此,也没有对这6个陌生人进行盘查。
10时半左右,村南制高点小柿子树下的瞭望哨发现一伙穿便衣脖子上围着手巾的人朝村子走来。哨兵们觉得有点可疑,就大声问道:“干什么的?”当离哨兵几步远的时候,陌生人一齐拔出短枪,当即将一个哨兵打死,另一个哨兵见状急忙回村报告。
这时,村里来的那六个陌生人听到枪声,立即从猪头肉下、黄瓜里、凉粉中抽出匣子枪,将四合院的大门封锁起来。
副大队长李玉玺听到枪声,立即带着几个人冲到大门口,举枪向封锁大门口的伪军便衣射击,一梭子子弹打出去,两个便衣应声倒地,其余四个伪军便衣掉头逃跑,干部和指挥员们趁机冲出大院,直奔村西的莱山而去。
就在同时,伪军也将兵力展开。一股在村南,朝村里开了枪;另一股在村北塂上也朝突围的人员疯狂射击;从姜家店方向过来的主攻伪军把掷弹筒、六○炮、重机枪架起来,一边打一边向前推进。
顺着村西南庙沟突围的人员准备通过铺子床进入莱山,顺着村西李涧沟突围的大部分人沿着这条沟继续后撤,一小部分人向村西南庙沟奔去,与突围到那里的人汇合一起朝莱山东端的铺子床奔去。
铺子床山高坡陡,且越往上树木越少,致使突围出来的人都暴露在日伪军火力的有效射程之内。三股包围偷袭伪军,此时将六○炮、掷弹筒、重机枪等重武器都集中在这里,疯狂地向突围的人射击。
县大队的总务员姜仲身负重伤,为了保存革命的财产,他又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将包有公章、账目和现款的大包袱从后背解下,放在隐蔽处,搬起石头盖好,然后用尽力气滚出十几步远,壮烈地牺牲了。
县大队警卫排孙排长和通信员撤到铺子床时,日伪军的一发炮弹将其腿打断,通信员急忙上前将身材高大的孙排长背起,刚一迈步,又一发炮弹在面前爆炸,通信员当即牺牲,孙排长吃力地将通信员的小马枪拣起,挪动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挣扎着站起来,刚要射击就牺牲了。
县自卫团副团长慕子三突围到一个大石床前,见日伪军封锁了道路就从石崖上滚了下去,结果掉在半山腰的一个大石缝里。日军搜索了一阵,未能找到,只好走开。后来慕子三被一个叫王守武的老乡救了出来,才幸免一死。这次战斗,前后不足1个小时,牺牲了18名干部战士,还有部分人负了伤。
1942年1月12日,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从黄城阳出发,转移到慕院夼村。转移之前,向黄县各区下达了到慕院夼开会的通知,同时还发出了举办根据地小学教师短训班的通知。这样,县政府、县大队以及参加短训班的教师同时聚集于该村,再加上兵工厂住在该村的十几个人,共有300多人。为防日伪偷袭,除了在村外放了岗哨警戒之外,还在北面离村三里远的门子山上放了三个瞭望哨,并约定: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开枪报警。同日教师短训班结束。晚上,与村里群众召开了联欢会。晚会结束时已是9点多钟,绝大部分教师连夜返回了原单位。为确保安全,副大队长李玉玺又逐一查了岗哨。这时,不仅村北门子山上设有岗哨,村周围有值勤哨兵,而且村内还派了12个本村的自卫团员负责治安警戒。夜10时许,外边情报网将日伪出动情报传到村内执勤的自卫团员手中,自卫团员又将情报亲自交给副大队长李玉玺。李玉玺这个机警果断的军事指挥员,这天晚上表现反常,显得特别疲劳,接到情报只说声“知道”就算了事,既没有向县长孙执中汇报,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半夜,谭家、赵家、大吕家、上下刘家、丰仪炉等地的情报网接二连三地送情报进来,而李玉玺沉睡如泥,呼唤不醒(事后有人分析:李玉玺所以如此反常,可能是内奸给他下了麻醉药)。1月14日拂晓,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小雪。头天晚上因给兵工厂买煤而回家的县自卫团副团长慕子三接到本村自卫团的报告后,迅速赶往慕院夼。当其爬上离慕院夼三里远的张顶山上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有队伍在游动,当时慕子三认为是自己的人,就问:“干什么的?”喊声刚落,对方“砰”的一声射来一枪。慕子三立即意识到日伪军出动了,于是便回了一枪,接着滚进小沟中,朝幕院夼方向打了一梭子子弹报警。
此时,慕院夼村内的12个警戒哨见天快亮了,已回家休息。村内场院上县大队的两个连队正在出操,村北和村西的两个县大队的哨兵已被偷袭伪军杀死;门子山南涧顶上的瞭望哨因日伪军沿山沟行进而没能及时发现情况。殊不知,三股偷袭日伪军已布置完毕;村东小丘顶上的一股日伪军架好机枪,射向对准村内;村东的南塂上的一股日伪军严密封锁着小沟和山坡;村西进攻日伪军听到慕子三的报警枪声之后,立即用小炮、掷弹筒、机枪朝村里发射,其余两股日伪军也同时向村中开火,正在出操的县大队指战员当即被打倒数人。面对危急情况,副大队长李玉玺一面果断地带领出操的指战员阻击正面进攻的日伪军,一面命令孙彩云、史兴成、史梦朋等人带领县政府干部和小学教师突围。
分散居住在群众家中的县大队队员听到枪炮声之后,各自朝村东和村南的山上撤退。兵工厂的十几个人出门向村东跑去,结果被小丘顶上的日伪军的机枪封锁住,只好折回,多数人到群众家中隐藏起来,一小部分又朝村东南跑去;县长孙执中带领县政府干部及工作人员在通讯排的掩护下从村东南方向突围出村。
正面进攻的日伪军十分凶猛,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集中射击,使武器装备低劣而又无丝毫准备的县大队遭受严重伤亡。面对这种情况,李玉玺沉着冷静,带领县大队顽强地阻击。当其看到大部分战士已突围出村之后,便命令部队边打边向村东南运动。当部队撤到村东南角时,被日伪军架在东南塂上的一挺机枪封锁住,当即有几名战士倒下,李玉玺从战士手中要过两颗手榴弹,带着警卫员冲向机枪。李玉玺抽出手榴弹,一跃而起,飞速向前冲去。机枪一阵疯狂的扫射,李玉玺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日伪军这次包围偷袭慕院夼,致使县大队、县政府27人牺牲、26人负伤。县大队副大队长李玉玺的牺牲,是县大队的一个严重损失。这次负伤的伤员大部分转移到栖霞战家夼村养伤治疗。后被日伪军发现,20多个伤员被日伪军用抬筐抬到河边枪杀了。日伪军的这次偷袭还打死群众10余人,打伤4人,捉走了小学教师和群众10余人,抢去牲口10多头,抢走北海币4麻袋及大宗衣物浮财。
慕院夼战斗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度情绪低落。据不完全统计,短期内,县大队副教导员陈英及政府干部20多人妥协逃亡,6人投靠日伪。不久县大队侦察排20多人又集体叛变。至此,黄县抗日斗争进入低潮。
院下和慕院夼突围这两次战斗,由于县大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浴血奋战,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机关得到了保全,地方行政工作也得以开展,这充分说明了县大队是一支十分坚强的队伍,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然而,这支队伍在这两次战斗中付出的代价都是相当大的,教训也是惨痛的。慕院夼战斗之后,县大队进行了认真的整顿,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出了失败的原因。首先,全国抗战处于最艰苦阶段,这就决定了县大队的斗争也必然是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其次,内部存在奸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慕院夼战斗之后,县大队的侦察排集体叛变,使县大队去掉了隐患,但由于长时间没发现和铲除奸细,致使县大队一再受挫,造成严重损失。再次,麻痹轻敌也给了日伪以可乘之机。以往的教训说明:一支地方武装要保卫革命政权,发展抗战形势,仅靠被动的防守是不行的,那样只能招致失败,所以必须瞅准战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从此,县大队在这种新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与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形势的发展。
慕院夼战斗后,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汉奸走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县大队被消灭了!”“县政府被打垮了!”在这些谣言的蛊惑下,原来自觉向抗日政府纳捐缴粮的敌占区乡、村,不敢再交送了;一些从来不向日伪纳税的山区村庄也被迫交纳苛捐杂税。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抗战情绪,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县委决定,以县大队为主体,开展武装大游行,显示军事实力,戳穿日伪军的阴谋,向日伪军展开积极的政治攻势。
194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县大队在北海独立团一营的配合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游行。参加这次武装游行的有四五百人。队伍在县长孙执中的带领下,由莱山出发,经归姜,过烟潍路,插入敌占区。一路沿村宣传,大造声势。半夜,队伍在南乡城村召开了一次有附近伪区、乡、村长和群众参加的大会。会上,孙执中首先代表县政府通报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宣传了抗日政府的政策、法令。之后,北海军分区独立团一营刘景腾营长采用了“兵不厌诈”的策略,把兵力和武器轮番展示,以张声势。当时,一营只有战马两三匹,机枪四五挺,为了夸耀有骑兵和武器精良,骑马的人和扛机枪的战士换了若干批,搞得伪区、乡、村长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会议结束后,队伍离开南乡城,从黄县城后绕道转回根据地。
继此次武装大游行之后,县大队在北海独立团的配合下,又组织了多次。有几次干脆是白天把队伍拉进敌占区进行武装大游行。
武装大游行不仅是对日伪斗争的政治攻势,而且还是开展地方行政工作的有效方式。1942年初秋的一天,县长孙执中及公安局长刘桂五率领县大队指战员百余人,武装游行至黄县二区(后改诸由区)一带,在聂家村(现属蓬莱)召开了来自周围村庄近百人的伪乡、村长大会,推行地方行政工作。会上,县长孙执中除了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之外,还宣布了县政府关于王子仪同志代理二区区长的决定。之后,该区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各乡村又向抗日政府缴纳粮款了。此类活动在该地区搞过多次,有几次还遭到蓬莱伪军的袭击,但每次都被县大队击退。从此,县大队和抗日政府的声威大振。经过武装大游行,扩大了抗日政府和县大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戳穿了日伪的阴谋,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行政工作的开展。全县向日伪纳捐的村庄停止了纳捐,开始向抗日政府缴纳粮款了。
1942年3月中旬,春季“拉网扫荡”的日军准备各自返回驻地。一股驻扎在栖霞观里的日军六七百人,出发后沿着黄水河东侧的公路行进。
胶东主力部队五旅十三团和北海军分区获得这一情报,决定在路上截击,一举歼灭日军。为了搞好地方武装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由团长聂凤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黄县县长孙执中组成临时指挥班子。
根据预定方案,将十三团和北海独立团2000多人埋伏在土口、船止沟至黄城阳山口的望海岭一带。指挥所设在炉房村西南的山坡上。一贯英勇善战的十三团八连奉命到蓬水公路东侧老鼠尾山头设伏,等日军到达预定位置后,边打边撤,将日军诱至主力设伏地区,集中力量围歼这股日军。八连指战员受命之后,往设伏阵地疾进。下午4时,沿公路行进的日军有一半已过老鼠尾山头以北,八连立即开火,将日军拦腰截断。前面敌伪听到枪声,立即折转过来,合围老鼠尾。原来日军指挥官已经在望远镜中发现望海岭一带埋伏了大量兵力。为了摆脱覆灭的命运,狡猾的日军企图截断八连的后撤之路,然后凭借强大的火力和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以便快速北逃。日军将轻重机枪、钢炮、掷弹筒朝老鼠尾山头疯狂发射,八连指战员毫不畏惧,在撤不出来的情况下,顽强坚守阵地,当子弹打光了,嗷嗷直叫的日军冲上来时,就用刺刀将日军赶杀下去。
为了赢得逃跑时间,日军马上又朝八连阵地发起第二次攻击。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的八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顿时,阵地上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震荡山谷。然而,八连弹药早尽,兵力微薄,在与日军拼搏中,山头上的指战员全部壮烈殉国。
当离设伏地点八九里路远的望海岭主力部队下来增援追击时,日军携其残尸伤兵,拼命往北逃逸。同日夜晚,这股日军进驻山西头村。在这里,他们抢走18头牲口,用以驮尸体和弹药。打死了1名过路人,抢去大量的衣物浮财,宰杀村中的鸡狗鹅鸭无数,并强奸轮奸妇女多人。胶东主力十三团和北海独立团连夜急奔蓬莱,第二天,在烟潍路北侧的栾家口,将这股日军大部消灭,剩余日军从栾家口海面夺船逃往烟台。
1941年6月,日军在大陈家村设立据点,驻伪军一个中队。为防备袭击,据点周围设置了三道铁丝网,安放了大批鹿砦。伪中队长林香圃经常带领伪军外出催粮派捐、抓夫、拉牲口,闹得这一带民不聊生,严重阻碍东西根据地的联系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开展。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县委派芦凤区区长陈文林,做通了据点内一伪军班长的反正工作,并决定以其为内线,里应外合,出其不意地将据点拔掉。
县长孙执中亲自召开了县大队干部会议,制订出行动方案,决定组织一支2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利用夜间进行奇袭,并通知据点内欲反正的伪军班长按时打开内门。
1942年5月14日晚,战斗打响。孙执中县长亲自指挥此次战斗。指挥所设在大陈家据点南面的一个山包上。县大队连长孙彩云、指导员史兴成、排长史兴恩、于明等带领20多人的突击小分队,借着夜色,快速疾进,直奔据点而去。尖兵小组敏捷地翻过第一道围墙,打开第一道大门,突击小分队迅速进入大门。但是内门紧闭,原来由于队伍没有按预约的时间到达,伪军班长已下岗。事已至此,连长孙彩云等决定变奇袭为强攻。当突击小分队用力推动内门时,响声惊动了据点内伪军。伪军点燃了炮楼周围的鹿砦并开始射击。熊熊燃烧的鹿砦,照得碉堡周围如同白昼,突击小分队完全暴露在伪军的火力之下。伪军听到枪声后都上了炮楼疯狂地向小分队射击。
指导员史兴成指挥着第一梯队,率先冲上前去,迅速地接近了碉堡东侧一独立房屋,身体一跃攀上围墙,顺着围墙跃上屋顶,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几个伪军应声倒地。伪军集中火力朝史兴成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臂,枪掉在了瓦上,他立即用身体挡住下滑的手枪,忍住疼痛,顾不得包扎,又用左手射击伪军,几个伪军接连倒地毙命。这时,伪军的火力更加集中,史兴成以屋脊为掩护,沉着还击,不幸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面颊,他一头栽倒,从屋顶滚落下来,壮烈牺牲。
此时,在指挥所里的孙执中县长发现情况有变,便命令司号员吹号撤出战斗。战斗中史兴成、于明等8人牺牲,孙彩云身负重伤,后因伤口恶化,不幸牺牲。
这次战斗,县大队虽付出了较大代价,但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军,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当年8月份,伪军慑于县大队再次攻击而将据点撤掉。从此,抗日根据地东西贯通起来,全县抗战形势也开始好转。
1942年8月,山东军区颁布了八一训令。根据训令关于加强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北海军分区决定,抽调军分区一批干部深入县区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军分区参谋处一股股长徐援被派来黄县县大队担任副大队长。他来黄的首要任务是依靠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扩大军队,打击日伪军,筹建黄县独立营。
此时的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孙执中兼任,代理县委书记丛立兼教导员,有战斗员六七十人,日常工作由协理员刘镛负责。徐援到黄县之后,立即找到孙执中和丛立汇报了北海军分区的扩军打算。在县委、县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全县上下很快掀起一个党政军群齐努力、上下一致抓扩军的热潮。
1942年8月以后,抗战形势开始好转。从全国总体上看,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兵源濒于枯竭,用于军事进攻的力量日显不足;从胶东形势来看,1941年春,山东渤海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奉命率清河军分区独立团来胶东统一指挥军区第五旅、第五支队和各军分区部队,展开了反投降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把胶东那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死心塌地的投降派全部歼灭。共歼灭了大小司令二三十个,5万余人,从而使昆嵛山、大泽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反顽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主力部队大力帮助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开展对日伪斗争,推动行政工作。从黄县形势来看,党政军民经过严峻斗争的考验,积累了经验,增强了斗志,特别是8月1日智擒大叛徒王兴一成功,重新打开了黄县西部的局面。这是黄县对日伪斗争的转折点。此后,根据地逐步扩大,抗日军民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由于形势日趋好转,扩军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在扩军工作中,县大队一面抓扩军、一面战斗,打击日伪军,锻炼部队。其间,县大队先后进行了几次有影响的战斗。
由于在上级党组织及黄县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县大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1月底,已拥有3个连队、1个迫击炮排、7个中队,共计500余人。北海军分区为加强黄县地方武装,相继派来一部分军事干部。11月底,根据北海军分区的命令,黄县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黄县独立营。新建的黄县独立营,共有3个连队,350人。营长徐援,政委张竹生。
1942年12月中旬,日伪军集中兵力,开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俗称冬季拉网大扫荡。16日,日伪军在黄城集、蓬莱、栖霞、龙口、黄县城大量集结部队,当晚便开始进犯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大扫荡,黄县成立了反扫荡委员会,委员有张竹生、孙执中、刘桂五、刘镛、张良春5人。张竹生、孙执中任主任委员,张良春负责民兵工作,刘镛负责情报工作,刘桂五负责锄奸戒严工作。同时,各区亦成立反扫荡工作队。黄县独立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采取“敌进我进”(即日伪军到抗日根据地,黄县独立营则转移外线或插入敌占区)的斗争策略,深入敌占区,牵制日伪军,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冬季拉网大扫荡。
1941年3月,黄县抗日斗争进入艰难困苦时期。日伪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巩固扩大其在中国的占领区,从本月21日开始,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军民实行军、政、经、特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针对不同地区,分别实行清乡、扫荡、蚕食,广修封锁沟墙、碉堡据点,以分割抗日根据地。此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剿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首先展开与日伪争夺集市贸易的斗争,繁荣根据地经济,开展贸易。县政府建立生产、税收机构,实行合理负担,增加财政收入,采购物资,开辟了新集市。
成立矿务局。为了组织和管理金矿生产,阻止和破坏日伪对矿山的掠夺,北海专署在黄县南部山区设立了矿务局,并配备武装力量,负责组织、保护群众开采金矿和收购运送黄金,通过内线购置日伪玲珑金矿所用采矿的黄色炸药(即梯恩梯炸药),以供八路军攻打日伪据点。
成立贸易局和税务局,实行合理负担。1942年6月,县政府先后成立了贸易局和税务局,开展经济上的斗争,实行合理负担。1941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和规定,县委、县政府在根据地开展合理负担运动,废除过去不分穷富以兑银子的形式征收赋税的不合理办法,推行按地亩、地级累计率征收田赋和救国粮的办法。为了统一尺度,在土地等级评定中,县政府采取由各村推选代表、区政府主持实地观察、划片定点、民主确定的形式。合理负担运动的开展,有效地减轻了贫穷群众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深受群众的欢迎。
设立税务征收处。1941年10月,县政府成立税务征收处。征收处先后在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虎山区大陈家、汶南区迟家沟、芦凤区老师夼、莱山区姜家店、丰仪区丰仪店等处设立税务分卡,主要负责根据情况征收出口(运往敌占区)物资的税金,控制物资出口。税务分卡多设在边缘区,为了防止日伪袭击,大都采取游动的方式进行工作。
成立黄招工商局。1944年春天,为了加强根据地工商管理工作,开展对日伪经济斗争,上级决定成立黄招工商局。该局隶属胶东区工商局北海分局,辖理黄招两县的矿、商店、银行、合作社、土纺、税务和稽查工作。
推行北海币,禁止和压缩伪钞。为了粉碎日军的金融侵略和掠夺,调整根据地的金融,使抗日政权及武装有可靠的经济保障,以利坚持长期抗战,县委、县政府自始至终坚持在根据地流通领域使用北海币,禁止使用伪钞。随着斗争的发展,不断向游击区和敌占区推行北海币。凡抗日政府在敌占区征收田赋、公粮(金代粮),必须缴纳北海币,严禁伪币流入根据地。值得指出的是,北海币自发行以来,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享有很高的信誉。
恢复和开辟贸易市场。为了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同日伪争夺集市贸易的斗争,先后在根据地和边缘区的大陈家(虎山区)、大吕家(芦凤区)、姜家店、下田家(莱山区)等村恢复和设立集市,以促进根据地经济贸易。
组织商人采购物资。为了保证根据地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商人,到烟台、栾家口、龙口、黄县城,以及大连、天津等敌占区以至朝鲜采购贩运粮食、纸张、文具、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电影胶片(用于改装子弹)。开始,用风船或汽船向外地区运送花生油,以换回所需的布匹、药品、弹药以及油印机、油墨、复写纸等文化用品。后来,便派出干部到天津、大连、青岛甚至朝鲜去开设商店。县财政科贾建平同志,带着花生油到天津开了个商号,以此为掩护,来往办理货运。这项工作很危险,当时有的人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爱国商人经常出生入死,采取伪装或买通伪军等办法,将物资运到根据地,为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
建立粮站,保证机关、部队的粮食供应。1939年3月,政府撤出县城后,先后在根据地和边缘区以及交通要道设立粮站,专门负责机关、部队的粮食供应工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粮站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藏粮于民的办法,把粮食全部分给群众保管。群众对保管政府的粮食非常认真负责,不论环境如何恶化,日伪军如何频繁扫荡,群众都能巧妙掩藏,妥善保管。遇到灾荒,群众宁肯挨饿,也从不动用公粮。群众保管公粮是纯义务性,不取报酬的。在日伪军扫荡时,有的群众为了保护公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发放贷款。1941年上半年,为了发展和繁荣根据地经济,扶持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生产经营,入春以来,县政府先后发放贷款99231元,其中农业贷款44870元,工业贷款13560元,商业贷款27425元,其他贷款13376元。1942年2月,为了支持群众发展生产,黄县县政府在根据地发放贷款。发放的重点对象是军工烈属和贫雇农,主要帮助群众解决农具、种子和肥料问题。
健全财政制度,杜绝财政漏洞,支援战争。自根据地创建以来,抗日政府就十分注意理财工作,制定财政制度,坚持严格的财政纪律。1942年,县政府在全县进行了一次财政工作大检查,以杜绝贪污浪费现象和财政制度上的漏洞。战时财政金融战线的干部,不论环境如何险恶、生活如何艰苦,都能模范遵守财政纪律,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认真做好财政金融工作,支援战争。县政府财政科长成城就是下乡工作遭日伪军杀害而因公殉职的忠诚干部。成城是一名国民党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队伍,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艰苦奋斗,直至光荣殉职。县政府专门背送公款的交通员史梦元,8年抗战背送了7年公款。7年间,他不畏艰难困苦,不怕牺牲,长年累月翻山越岭,出入根据地、游击区,甚至敌占区,任劳任怨地为抗日政府背送钱款,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从没出现过分文短缺,被抗日军民誉为革命的“驮钱驴”。
开展反抢粮、反资敌斗争。1941年后,日军经常利用夏秋季节,频繁出动,到根据地和游击区沿村抢粮,致使不少农户因粮食被抢而长年挨饿。为了保护群众利益,1942以来,每到夏收、秋收季节,县委、县政府积极带领县大队(独立营)配合区中队和民兵(自卫团),开展“反抢粮”斗争。县大队(独立营)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深入各区村,一边警戒,一边帮助群众突击抢收、抢打、抢藏粮食。民兵实行劳武结合,遇有日伪军出动,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民兵等立即投入战斗。1942年夏天,县大队和民兵曾在小迟家埋排子手榴弹伏击芦头据点下乡抢粮之日伪,炸死炸伤日伪军20多名,有效地保护了丰收果实和群众的财产。
1942年11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黄县抗日军民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深入开展了反蚕食、反资敌斗争。莱山区、丰仪区的区中队和民兵封锁了石良镇据点。县委在敖子埠、下田家和枣林庄3个村首先试点,各区逐村召开群众大会,对群众进行形势和民族教育,反伪化、反蚕食、反资敌倾向,发动群众摧毁伪政权,恢复抗日政权和民兵、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从而使根据地得以恢复扩大。到年底,黄县山区根据地全部恢复。
1939年3月,山区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民主政府即抓紧进行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改造建设基层政权。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同年10月,县成立选举委员会,由孙执中任主任,具体负责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政权选举工作。选举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从县政府和县民动会等机关及根据地教师中抽调了一批人员,组成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协助各区、乡开展普选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直接参政。为配合选举工作的开展,县政府还印发了民选运动的具体实施计划和宣传大纲,从而使这一运动很快深入人心。在民选工作中,同封建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粉碎了封建势力企图推举其代理人为基层政权负责人的阴谋。在选举方式上,各乡村一般都在工作队的具体帮助下采取群众大会举手表决的办法,也有采取投票或投豆豆(主要针对当时根据地群众中文盲太多采取的)的方式举行。在根据地内,工农基本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直接参政,这是破天荒的创举。通过开展普选运动,根据地内基层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坚决拥护抗日的工农分子手中,初步改变了过去基层政权多为封建地主势力所控制的局面。
1941年3月,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黄县根据地开展了第二次普选工作。由县选举委员会统一领导,发动群众选举区、乡、村长及区、乡、村行政委员会。根据地共有114个村完成了普选,有18860名选民参加了选举,其中女性选民7466名,选出正、副村长228名,村行政委员678名。在这次普选中,妇女有2人当选为村长,57人当选为村行政委员。刘鹤(女)当选为中心区副区长,葛树桂(女)当选为河西乡乡长。普选于6月底结束。
1941年8月,为了做好根据地和游击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工作,根据上级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组织条例,黄县成立了优委会,委员20多人。其时,黄县共有抗日军人1558名,全县有207个村建立了义务为抗属代耕组织,计有义务代耕员4673名,代耕地1415.45亩。
1941年12月,为了巩固和发展基层抗日民主政权,根据上级部署,年底,黄县县委、县政府在行政区内开展了创建模范乡、模范村活动。模范乡村的条件是:(一)民政方面。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工人工资与劳工待遇,优待抗属等进步法令。(二)财政粮食方面。彻底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如期完成粮款征收任务。(三)国民经济方面。举办模范合作社和扩大种田面积,垦荒缩坟。(四)国民教育方面。创办模范小学及普通社会教育,彻底扫除文盲。(五)自卫团方面。有坚强的游击小组,并经常配合军队作战,扰袭敌人。黄县根据地共建模范区1个,乡2个,村8个。创建的模范区是中心区;模范乡是丰仪乡、谢主乡;模范村为中心区的丰仪炉、孙胡庄,四区的山前杨家、西圈子,十一区的小金家、庄头,五区的大傅家;六区的洼子村。这一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1942年春季以来,日伪军利用“三番子”、国民党特务和特工团大肆进行特务活动,进行反动宣传,破坏抗日。黄县锄奸机关经过努力,半年来共捉获汉奸22名,内奸20名,日伪侦探30名,日伪特务11名。这些人大部分被争取过来后释放,有8名被处决。
1942年4月,根据胶东行署联合办事处有关决定,黄县在三个月内顺利完成划小区,取消乡,建立行政村的任务。首先,县成立了划界委员会,成员有井克里、孙执中、王佐群等22人组成。全县原有10个区,此时划为13个区2个直辖镇(黄城、北马)共15个区级单位。同时,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建立了182个行政村。
1942年9月,张竹生任黄县县委书记。副书记丛立,组织部长王文玉,宣传部长田春强,社会部长刘桂五,民运部长王佐群。1942年冬天,为了适应长期抗日战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为减轻人民负担,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黄县县委决定在根据地内实行精兵简政。精简后的县委机关7人,县政府机关14人,县群众团体领导机构全部撤销。精简后的机关部队人员虽少,但却灵活精干,便于活动。精简下的人员一部分入党校深造,大部分被派往基层,充实和加强区级政权和教育工作,其中有的调任区委书记、区长、区中队副等,有的调任小学校长和教师等。后来的事实证明,精兵简政是适应艰苦斗争形势发展的重要决策,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重要措施。
为了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彻底粉碎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1942年以来,抗日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根据地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组织群众垦荒缩坟、纺纱织布。黄县抗日根据地,地处黄县南部山区,多为山岳丘陵,土地瘠薄。抗战前,群众大都以种水果和砍柴为生。每年秋季,农民将水果挑到北部平原或集镇变卖,换回粮食。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40年至1941年日伪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严重破坏了山区的经济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及生产活动,致使抗日军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山区群众一度陷于极其困苦的境地,饥饿威胁着山区人民和机关、部队。因此,反对日伪的经济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成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县委、县政府、独立营领导率先示范,在前迟家一带开荒种地。
首先,开荒缩坟,扩大耕地。针对山区耕地面积少的特点,县政府在根据地内积极推广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垦荒经验,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荒缩坟,扩大耕地。为了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县委、县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带头示范,开赴前迟家河滩,开荒种田。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还在所驻村庄帮助群众制订生产计划。于是,一个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在根据地内掀起高潮。
恢复和发展副业生产。为了发展山区根据地经济,保证军民供应,县政府非常注意在根据地内办工厂、开作坊,恢复和发展副业生产。1941年至1942年间,县政府在丰仪店以私人的名义开办了一个榨油厂;在石山赵家、谭家开办皮革厂;在后迟家公助民办孟博如刻字铺;在迟家沟、大傅家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捞纸;在黄城阳开办印刷厂;组织群众土法制造卷烟;组织铁匠、木匠打制和维修农具。与此同时,县政府还广泛发动群众纺纱织布,采淘黄金。一时间,山前朱家、李家沟、敖子埠、上下田家、大磨曲家、脉落夼等村推金磨、挖金、淘金,丰仪区各村纺纱织布,遍及家家户户,非常活跃。
召开劳模会,总结大生产经验。自1943年起,县政府每年召开一次劳模大会。1943年11月,黄县县政府在于家口村举行全县第一次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根据地各区、乡、村20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表彰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推广了地瓜在山区的栽培技术,提倡精耕细作,进一步发展生产。会议还向劳动模范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锄、镰、锨、镢)。大生产运动以来,黄县先后成立了2150个生产互助组,共计8200户;开荒280亩,打井416眼;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共成立了143处合作社,61处私营小工厂,380个纺织小组。
加强文化建设。1943年,县政府在根据地设立邮局和新华书店,负责根据地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和民间的通邮和书报发行工作。邮局设在小陈家,那时,根据地村村通邮,书报、信件可直接送递到各村和各学校,胶东《大众报》等书刊可以按期送到机关、部队、学校。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黄县人民不论是根据地内的,还是敌占区的,都能踊跃缴纳抗日政府摊派的救国捐和救国公粮。这不仅保证了本县党政军的需要,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胶东主力部队和上级的给养供应。到1943年,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军民生活大为改善,由过去的没吃没穿没用的,变为有吃有穿还有用的。并逐渐形成一个个体经济、互助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第三章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夺取
抗战的全面胜利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发展抗战大好形势,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始是以建立军政委员会吸收党政军群等战线负责人参加的形式,后来则是以党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地区、县、区的统一领导形式。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加强对日伪斗争,克服各自为政分散力量的现象,从而使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黄县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凡是军事上的重大战斗、重大行动,政府重要施政方针和各种政策的制订,以及群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在党委会上统一讨论研究后进行。这样一来,有力地克服了单纯军事观点,克服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很好地协调各方力量,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和党的团结。实践证明: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摆脱党的领导现象的重要措施。
一、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黄县的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底,县委在敖子埠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进行了部署。县委书记张竹生作了动员报告,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首先,组织干部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当时虽是战争环境,但县委还是坚持每日两个小时的学习制度。学习主要在县区的领导干部中进行。通过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教条主义。联系斗争和工作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表现,论其危害,从而进一步确立一切经过典型实验逐步推广的工作方法,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其次,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般干部中,着重抓中央规定文件的学习,开展正面教育工作。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整风运动历时一年多时间才告一段落。其间,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使参加整风的全体党员干部人人心悦诚服。为了把整风运动搞好、搞深入,1944年区党委和地委分别抽调黄县县区两级党政军群主要领导到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以便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专心学习。
一年多的整风运动,使黄县全体党员干部收获颇大。通过学习,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会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在对敌斗争和一切工作中,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在整风中,县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行边学边行动,深入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开始驻村工作。县委、县政府干部还在芦凤区的南邢家、北邢家召开群众调查会,率先示范,以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
整风运动是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通过整风,全县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一个飞跃,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整风运动为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性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39年12月1日,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宣告成立,曹漫之任主任兼黄县县长。蓬黄掖联合办事处与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是两块牌子,一套工作班子。9日,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公布施政方针:(一)加强各阶层各党派之合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适当地减租减息,优待抗属,救济灾民、难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三)发展生产合作事业,保护创造工业生产,奖励农业与农村副业,节省物力,调整金融,打破敌人之封锁政策、伪币政策、毒化政策;(四)加强抗战教育文化事业,揭破敌人政治阴谋,提高民族意识,培养技术人才与建国人才;(五)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加强人民自卫力量,破坏交通,实行空舍清野,实行精神总动员;(六)厉行锄奸运动,瓦解汉奸组织。
黄县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始于1938年8月底,北海专署在黄县城后遇家村先行试点。主要步骤是:首先召开佃农诉苦大会,提高佃户思想觉悟,而后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39年3月,日军侵入黄县,党政军群机关撤往艾崮山区。由于上述原因,减租减息运动在黄县未能真正推行开,但是减租减息政策却深入人心。因为它代表了贫苦农民的利益,所以受到了农民特别是佃农的欢迎,为以后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9年底,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接受民众要求,抓住年关有利时机,在中心区、四区、五区等一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黄县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有效地保证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
1940年7月,《大众报》发表了《怎样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一文,规定了明确的政策方针,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的指导。黄县抗日根据地抓住麦收结束、农民缴粮还债的有利时机,把减租减息工作做得更为扎实,除了政府出布告、下命令之外,还召开各种会议深入动员。如召开地主、高利贷者座谈会,贫雇农座谈会,地主佃户对话会,农救会分组讨论会等。减租减息工作,经过抗日政权的推动和群众团体的共同努力,终于在根据地内彻底开展起来。
1941年1月,山东省参议会公布了减租减息的暂行条例。黄县抗日根据地,作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遵照指示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办法(即地租减低25%,月息减至1分5厘)。一方面抓紧时机,一方面耐心工作。实行减租减息,同时保证交租交息,依靠动员说服,多方面解释对抗战利益的关系,联合地主开明绅士共同抗日。
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克服了因日伪经济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使抗日政权度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
1942年3月,刘少奇来山东帮助指导工作。刘少奇在肯定山东工作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指出了山东还存有忽视与轻视群众工作,对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引起重视,因而基本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等问题。5月4日,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942年下半年,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派出工作队到黄县。黄县的减租减息运动由此推向高潮。这一期间的减租减息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首先是领导力量大大加强,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派出100多人的工作队,由余纯之带领来黄县开展工作。黄县县委、县政府也从各部门抽调了大批干部与工作队一起深入基层,代理县委书记丛立和以后的书记张竹生及县长孙执中,各救会长王佐群等主要领导都亲自深入到群众中,直接领导了减租减息工作。其次是群众觉悟明显提高。工作队在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讲明“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好处,并依靠贫雇农这个广泛的基础,采取回忆对比的方式,算地主的剥削账,算贫雇农的翻身账。通过算账对比,广大农民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把减租减息看作自身解放的一条途径,自觉地行动起来。一时间,农救会异常活跃。他们召开会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喊出了“实行减租减息,增资找活路”的口号,大街墙上写满了“减租减息增资”的大字标语。减租减息真正成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再次是政策法令更为健全。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县政府根据运动发展情况,不断地发布命令、布告。各种详细的法令、条例纷纷出台,使群众斗争有法可依,因而更坚决、更彻底。第四是扫除运动中的障碍。县委、县政府对各区的斗争都给予关注,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对农村中个别阻挠减租减息的地主,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如当时莱山朱家村地主朱全瓅,曾阻挠减租减息。代理县委书记丛立亲自组织群众,召开斗争大会。在群众斗争的威力下,地主朱全瓅老老实实地进行了减租减息。
由于措施得力,减租减息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在莱山区、芦凤区、丰仪区、汶南区等地都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运动还一度扩及单家庙、员外刘、菜园泊以南的游击区,甚至一部分敌占区。如黄县三区,虽然受到了日伪多处据点控制,但仍然在敌后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个区欧头李家村的乔宗谱,曾先后多年替城后遇家地主代收地租。减租减息运动中,他拒不执行抗日政府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于是,三区区长王子仪与各救会领导,深入该村,组织召开了斗争大会,发动群众斗争了乔宗谱,直至其心服口服为止,从而打开了该村和附近地区的减租减息局面。
在减租减息运动形成高潮的同时,改善雇工待遇的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根据地和游击区内,雇工的工资普遍得到增加。敌占区的唐家泊村,在县职工会的秘密领导下,雇工们组织起来,同雇主们进行了关于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农民受益,情绪高涨,激励了抗日救国、参军参战的热情,有100多名青年参军。在此基础上,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1943年10月,黄县参议会在于家口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关于减租减息法令,再次对减租减息作了明确规定。11月7日,《大众报》发表了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深入到村,把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贯彻下去》的文章。此后,黄县政府把减租减息当作经常性的工作,不再搞突击性运动,重在巩固群众既得利益,同时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差,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县各救会根据县委指示和县参议会提出的具体要求,在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首先,县各救会举办了各区群众团体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中规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具体政策,通过双减保护统战者的利益,改进群众的生活。二是学会计算方法。三是讨论具体做法,减租减息运动中,干部下去要以农会的面目出现,听从农会的领导。减租减息工作以群众团体为主进行。在工作中,先由区政府召开村长会议,传达省政府的法令和县政府的贯彻意见,讲明实行减租减息的道理,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所以,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的比较顺利。敌占区的群众团体听到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消息后,就按照政府颁布的减租减息的法令法规,采取拖欠和少交的办法,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三区虽在日伪7个据点的包围之下,但减租减息运动照常进行。群众组织牢固的地方,群众团体发动农会推选代表小组,以政府法令为根据,和地主、二地主作说理斗争,达到双减的目的。群众基础薄弱的地方,则由区政府召开村长会议,讲解政府双减法令,责成村长告知地主,按照政府规定纳租。工作中,强调深入细致的工作方式,纠正了以前的过激行为,并说服动员地主顾全大局。到1944年底,减租减息工作取得重大成就,黄县群众抗战热情更加高涨,青年踊跃参军,抗日武装力量空前强大,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通过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党组织在群众中积极发展新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根据地村庄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在敌占区党组织也有了发展。1944年上半年全县有党支部124个,党员1857人;1944年下半年有党支部149个,党员2336人。
三、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不但要依靠工农群众,而且要团结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抗日爱国力量,其中包括进步的国民党员、社会开明士绅名流、开明地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按“三三制”比例(即共产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力量三分之一)组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黄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就有许多党外进步人士担负重要职务。如:国民党员杜訚如先后担任过三区区长、县政府财政科长和一行署主任、北海专署第二科长等职。党外人士成城担任过县政府财粮科长,民主人士焦松语担任过七区区长,民主人士庄梦周担任过黄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原国民党区长于民担任过县政府建设科长,等等。由此可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政权组织结构上的具体实施之一斑。
在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中,黄县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参议会制度。参议会既是权力机构,又是咨询机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人员组成有共产党员代表、群众团体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和社会其他各阶层代表。
1940年3月25日,黄县参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曹漫之为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铁民、庄梦周为县参议会正、副参议长。
1941年7月,黄县参议会于黄城阳举行第二届会议,选举孙执中为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选举张铁民、庄梦周继任参议会正、副参议长。县委书记矫枫到会作形势报告,新当选的县长孙执中在会上讲了话。参议会的主要议题是:动员发动群众,粉碎日伪扫荡,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恢复和发展生产,战胜困难,踊跃缴纳爱国公粮,拥军优属,支援前线。
1943年10月,黄县参议会在于家口举行第三届会议,县委书记张竹生到会作形势报告,县长孙执中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孙执中继任黄县县长;张铁民、庄梦周继任正、副参议长。此次参议会的主要议题为: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发动青年参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及拥军优属工作。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艰苦环境,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所以,参议会自成立以来,只有正副参议长为脱产人员,随政府活动。他们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并及时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在抗日军民大反攻前夕,黄县参议会在小陈家举行会议,由两位参议长主持。选举孙执中继任县长,王奇为副县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进行大反攻,解放龙口、黄县城;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辟新区工作,实行减租减息,拥军优属等。由于大反攻任务紧迫,此届会议提前结束,参议员及工作人员迅速返回原单位,投入大反攻的斗争中。
黄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过遭受挫折、艰难困苦的时期。从1938年4月,黄县人民第一次迎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鲁东游击七、八支队进驻和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始,到翌年2月日伪军进犯前,近一年时间,为抗日根据地顺利发展时期。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各级工农青妇儿和自卫团组织相继建立、发展。爱国青年纷纷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各行各业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开展了捐献运动……这段时间通常被人们称为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黄金时代”。
1939年3月,日伪军进犯蓬黄掖抗日根据地,黄县第二次沦陷。党政军群机关撤出县城,开始了依托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时期。日伪军疯狂的军事、政治攻势,以及叛徒的为虎作伥,致使根据地遭到破坏,抗日军民、干部遭受牺牲,一度处于极端困苦时期。黄县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胜不骄、败不馁,英勇奋战,善于在挫折和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粉碎了日伪的一切阴谋,终于度过了困难的时期。
四、开展多种攻势迎接大反攻
1943年以来,抗日战争形势日趋好转。从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看,苏联红军发动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举歼灭德国精锐部队33万,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从国内形势看,日军由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员枯竭,用于扫荡根据地的兵力日见不足;从胶东形势看,反对顽固派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胶东战场开始了对日伪顽军的战略大反攻,胶东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主力部队也开展了春季、秋季攻势,帮助地方政府和武装开展对日伪斗争,推动行政工作,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从黄县的形势看,党政军民经过几年严酷斗争的锻炼,增强了斗志,积累了经验,加之1942年10月以来,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巩固,地方武装得到充实壮大,增强了战斗力,开始主动寻找战机,打击小股日伪军。根据地军民充满抗战必胜信心,人人精神振奋。
为进一步推动黄县抗日形势的发展,尽早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土,1943年春天,黄县县委根据上级关于加强敌占区工作的指示,决定在黄县北部地区建立中心区,全面开展敌占区工作,把抗日烈火燃向日伪心脏。
1943年的秋季攻势中,北海独立团、黄县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军事上开展了强大的攻势,相继袭击大园据点、欧头孙家据点,攻打伪县立医院,全端北马警察所,配合主力部队胶东五旅十三团攻克芦头据点,黄县民兵也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军。
1943年2月,根据北海地委指示,黄县县委、县政府为全面主动地开展对日伪政权及据点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日伪严密统治的黄县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黄县中心区(通称黄北中心区),成立了中心区委、区政府和区中队。中心区自建立至撤销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其间,由于区委和区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黄北地区党组织和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日伪政权不断被瓦解、摧毁。黄县中心区的建立,像一把匕首插入日伪的心脏,给日伪政权以严重威胁和打击,对黄县抗日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黄县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很大贡献。
黄县中心区辖七、八、九三个区和龙口市。中心区委书记马仪,宣传委员孙超,组织委员张奎,各救会长王俊卿。中心区长张佐臣,副区长刘国策(王海天)。八区长张佐臣(兼),九区长刘国策(兼),七区长王绂纪(焦松语)。
为了保证中心区委工作的开展,县委从独立营抽调了20多名精悍的战士,建立了区中队,称“九中队”,随中心区委和区政府活动。中队长由区长张佐臣兼任,中队副由原独立营副连长史兴恩担任。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后来又建立一个八中队。
黄县中心区建立时,整个辖区完全处于日伪严密控制之下。东部有诸由观据点,南部有芦头据点,中部有羊岚、中村据点,西部是日伪屯兵重镇龙口,北临渤海湾,东南部的黄县城,则是日伪的统治中心。其时,整个中心区所有的区、乡、村政权全部是伪政权。这些伪政权的人员大都追随日伪,为虎作伥,拒绝向抗日政府缴粮纳款。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在敌占区站稳脚跟,中心区领导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瓦解和摧毁伪政权。夜晚,中心区委带着九中队由根据地深入到中心区,每到一村,就把附近的伪、乡、村长集合起来,对他们进行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教育。
经过反复教育之后,多数伪乡、村长能按“约法三章”行事,但也有几个伪乡村长不思悔改,继续追随日伪,为其效力。对此,中心区委便抓住典型,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惩处,以儆效尤。在工作中,区委严格执行政策,着力瓦解伪政权,教育争取伪人员。迫于抗日政府的压力,中心区的伪乡村长,都能向抗日政府缴粮纳捐了。政府干部每到一村,伪村长都能予以接待,安排食宿,并保证安全。如工作人员要到别的村去,伪村长们也都亲自负责送到目的地,并与那里的伪村长办理交接,明确责任。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到1943年底,中心区的绝大部分伪政权由以日伪为主,应付抗日政府,改造成以抗日政府为主,应付日伪的两面政权;到1944年下半年,伪乡村政权已大部分被抗日政府控制,伪乡村长的改选和变更,都必须经区委和政府同意之后才能进行。1944年7月,伪九区政府被摧毁,日伪在县城重建伪九区,抗日政府安排了一位爱国人士任该区伪区长。对伪八区的控制,抗日政府也是通过这种办法进行的。此区基本上置于抗日政府的控制之下。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和区中队,可以在中心区(龙口除外)内进出自由。日伪成立的保甲队,在中心区政府的领导之下,为抗日政府服务。工作人员每到一村开展工作,他们便予以配合,站岗放哨,通风报信。
在瓦解、摧毁伪政权的同时,中心区委还在全区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在爱国知识分子和雇工、贫苦渔民中积极发展党员,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各阶层共同抗日。
中心区建立之初,整个敌占区只有王村小学和仲家小学及个别村庄有党的地下组织。为了深入开展敌占区工作,进一步扩大党和政府的影响,中心区委自建立后,便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并注重在各个阶层中交知心朋友,发展党员。开始,主要是在小学教员中间,而后不断扩大到雇工、渔民。到1943年底,中心区委就秘密发展党员21名。
在开展敌占区工作中,中心区委还坚持发动群众大搞瓦解伪军的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喊话宣传。中心区政府经常带着区中队,先把伪军据点严密包围,而后躲在隐蔽的地方,用大话筒向伪军喊话,宣传抗日形势和抗日政府的政策,教育伪军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中心区委还经常在据点附近撒传单,贴标语,向伪军进行宣传。二是严惩为非作歹的日伪军。对于死心塌地投靠日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日伪军,区中队便伺机打击。羊岚据点有一个伪军,经常利用集日,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还霸占民妇。区中队获悉后,副中队长史兴恩和刘玉荣二人化装成赶集的群众,混进羊岚街里,等那个伪军一露头,他们便与羊岚街上的民兵配合,当场将其击毙。三是向伪军家属施加压力。除了教育伪属让其亲人及早弃暗投明、改恶从善外,还根据县里的统一部署,利用春节时间,全区统一行动,向伪属施加压力。大年三十日晚上,把伪属的街门贴上白纸条。这样一搞,大人小孩都懂得当伪军可耻,伪军家属倍受歧视,纷纷捎信给当伪军的亲人,劝其别做坏事,及早弃暗投明。
中心区委在开展工作时,发现了张拙夫国特集团的一些蛛丝马迹,当即向县委作了汇报。于是,县委决定让黄县中心区围绕张拙夫国特集团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侦察。县公安局曲恩厚打入国特集团内部,搜集了解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根据县委的指示,中心区先后通过同学关系分化瓦解了国特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从而全面控制了张拙夫集团的机构、成员及其反共活动情况。
1944年6月7日,在县委统一指挥下,黄县中心区配合县锄奸委员会和北海公安局,在9个区同时行动,分别包抄他们的老巢及联络站,一举将张拙夫等11名要犯全部捉拿归案(后张拙夫在押解途中逃跑),彻底摧垮了国特集团在黄县的地下组织机构。
1944年10月,经过中心区委的努力工作,原为敌占区的黄县北部地区基本上被抗日政府所控制,黄县中心区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经上级党委决定:撤销黄县中心区,成立了直属县委领导的七、八、九区区委和龙口特区区委。同时,设立城北区委,并辖理诸由区的党务工作。
1943年春,海阳民兵英雄于化虎来黄县莱山区传授地雷爆破技术,前后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黄县的民兵爆破技术有了很大进步,经常用地雷打击日伪军。1944年,民兵爆炸大王李守道巧炸日伪军暗哨。黄山馆据点的日伪军为了捕捉抗日干部,晚上在村里罗锅桥下设有暗哨,李守道便趁集日化装成赶集群众,拐着藏有地雷的鸡蛋小篓,乘人不注意,将地雷布在罗锅桥下。当晚两个放暗哨的伪军踏响,一个炸伤屁股,另一个被炸死。消息传开后,广大群众暗暗高兴,日伪军惶恐不已。在前一阶段地雷战的基础上,民兵们用地雷打击日伪军的经验越来越多。地雷的品种由铁雷已发展到石雷、瓷雷、木雷等。布雷的地点也不断扩展,由公路、广场扩展到田边、山坡、河道、房顶、门槛、马槽、鸡窝、草垛、粮囤、井台等日伪军意想不到的地方。黄山区武委会主任陈益三及他领导的民兵大闹烟潍公路龙(口)招(远)段的地雷战,使日伪军谈雷色变。这是一条日伪军的重要运输线,黄山区民兵决定用地雷掐断它。1943年以来,他们经常将夹板雷设在公路上,连续炸掉日伪军几辆汽车。此后,日伪军汽车凡经过此地,便让工兵用探雷器在前边探路起雷,使民兵们的几次布雷均未奏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机智的民兵们马上改设“真假雷”。将假雷埋在上面,真雷埋在下面,真假雷连在一起,日伪军起出假雷必然引爆真雷,仍然逃不脱挨炸的厄运。有一次,日军用探雷器找到了民兵们埋的真假雷,高兴得手舞足蹈,岂料当起雷的日军伍长刚刚端起假地雷时,下面的真地雷立即炸响,将其送上了西天。挨了炸的日伪军,从此变得更狡猾了。当他们再挖真假雷时首先将真假雷之间的线剪断,然后把真假雷分别挖出。日伪军的这一招,使民兵们的真假雷失效了。爆炸大王李守道、曲德荣等首先想出了新点子,用化学延期爆炸雷代替了真假雷中的假雷,结果炸死了起地雷的日军一小队长和两个工兵。民兵模范于龙聚更是别出心裁地为日伪军准备了新礼物——水罐雷。1944年秋,于龙聚找来一个大瓦罐,内装几颗自制的小炸弹和一些碎锅铁片,罐口盖上一块毛巾,然后装扮成上泊送饭的农民,手提瓦罐,慢步行走在公路上。当日伪军汽车行驶到跟前时,他挥手将瓦罐扔到汽车内,转身钻进玉米地里。“轰隆”一声巨响,水罐雷将车内日伪军炸得鬼哭狼嚎,汽车也起火倒在路旁,烧成一堆废铁。1943年至1945年,民兵们仅在龙(口)黄(黄山馆)公路上,就先后炸掉日伪汽车6辆,炸死炸伤日伪军多人。
为了打击那些危害较大的汉奸、特务、密探和情报员,造成日伪军的恐慌心理,获取日伪军所需的情报,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民兵们还经常运用捕捉战的方法打击零散日伪军。这种战法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亦日益广泛地在民兵斗争中推广开来,并且显示了其特殊的威力。当年民兵们捕捉战战例不胜枚举。
日本侵略者为了以战养战,疯狂地掠夺中国的矿产和物产。黄县山后曹家村一带氟石(五花石)资源丰富,日军便于1941年6月在此设立据点,监护开采氟石。据点内驻有两个伪军分遣队和日本监工数人,他们经常无故殴打和折磨矿工。一个日本监工更为残暴,先后打死打伤矿工数人。为了严惩日本监工,警告据点伪军,县武委会决定让民兵捕捉处决那个残暴的日本监工。1943年7月,县武委会负责人慕子三专门召集民兵营长曲恒贵,研究捕捉方案,并将这一任务交给曲恒贵和民兵王殿风。一天傍晚,在日本监工由山后曹家去黄城集途中,将其击毙,缴获手枪1支。日本监工被杀后,日本侵略军再也不敢到氟石矿来了。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好转,民兵们经常开展捕捉战。殷文芝原系五区的自卫团团长,后被叛徒王兴一策反叛变。其投靠日伪后,认贼作父,经常带领日伪军逮捕杀害党员、干部、民兵和战士,革命群众对其恨之入骨。1943年11月,虎山区的几名民兵奉命捕捉这个叛徒。民兵们乘着夜色摸到据点旁的大烟馆门口,隐蔽在门两侧,待抽足大烟的叛徒殷文芝刚走出门槛时,就被民兵们生擒活捉。此后,北马据点的日伪军一到晚上都不敢出据点。
1943年以来,抗战形势明显好转,因此,民兵的麻雀战花样较前段更多,战绩更大。全县民兵开展的麻雀战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伏击运动伪军;二是冷枪偷袭;三是袭击驻扎伪军。在摸清伪军情况后,选准时机,乘伪军不备给予袭击。民兵们曾先后袭击过石良、羊岚、北马、芦头等据点。八路军战斗英雄任常伦回家乡孙胡庄养伤期间,曾带领本村民兵游击小组袭击过石良据点。
抗日战争中,黄县造就了一支坚强的民兵队伍,这支队伍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武装斗争的先锋,又是生产建设的模范。他们中有很多人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黄县民兵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绩。1944年春,北海军分区在蓬莱下薛家村举行群英大会,黄县的民兵代表张仁厚、姚士商、史秉祥、王其业、曲玉香(女)、郝庆喜、韩文榜出席了大会,并被授予北海区民兵战斗英雄模范光荣称号。
1943年五六月间,独立营主要到黄北地区对日伪展开宣传战。七八月间,山东军区和胶东军区两个工作组到黄县检查工作,其任务主要是随军实地考察独立营执行上年山东军区颁布的“八一”训令的情况。9月,根据军分区关于对日伪开展攻势的指示,独立营决定攻打日伪据点,震慑日伪军,夺取武器,加强自身装备。
袭击大园据点。大园据点位于黄县南部山区,处在罗山北麓,日寇为了掠夺罗山的黄金资源,控制黄县南部山区根据地,派招远伪军于1940年10月在大园村河南岸建立据点。伪军将大园村五六户百姓的房子圈在铁丝网内,占地近20亩,接着逼迫招黄边界的百姓掘土动工。1940年12月9日晚,胶东五旅十五团在团长梁海波带领下对尚未竣工的据点伪军进行攻击。伪军利用四个未修起的炮楼顽抗,使这次攻击未能获胜。1944年9月,抗日军民向驻黄日伪军发动秋季攻势。慑于强大的威力,大园据点伪军在中队长赵玉亭带领下,于10月9日撤到玲珑金矿。大园据点遂被焚毁。
攻克午塔据点。午塔据点坐落在距县城30里、龙口10里许的午塔村旁,是龙口和黄县的边缘卫星据点。1943年9月20日晚,黄县独立营三连奔袭午塔伪警所。三连干部战士大都是黄县西部人,地形熟、情况熟,有的战士还曾到午塔据点出过工。基于上述原因,营部决定把主攻任务交给三连,令一连做预备队,负责监视阻击龙口增援日伪军。9月20日夜晚9时许,独立营三连悄悄摸到午塔村头,不料村中的狗拼命乱叫,幸好伪军麻痹大意,没有察觉。新任连长周言恩把三连兵分两路,一路由他率领,从南面去炸碉堡,另一路由副连长率领,从北面越围墙进攻,造成两面夹击之势。两路人马按预定方案秘密向据点匍匐前进。当副连长带领的北路人马在围墙边扫除障碍时,砍铁丝网的响声惊动了伪军,围墙上的哨兵开了枪。战士们冒着枪弹抬着三架梯子迅速扑向围墙,架起梯子,蜂拥而上。旋即,爬上了围墙,生擒了哨兵,冲入院内。与此同时,南路人马潮水般地冲进院内,向龟缩在院里两排平房里的伪军包抄过去。31名伪军慑于三连凌厉攻势,束手就擒,5名伪警被炸死。是次战斗,缴获步枪和手枪30多支,子弹数千发,三连无一伤亡。
攻克伪县立医院。伪县立医院,原名怀麟医院,坐落在县城东北约一里路的地方,绛水河小栾疃东,是20世纪初美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怀麟医院因纪念为教会捐款最多的美国人瓦君尔麟而得名。该院建有两幢大楼,分男院、女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放射科等。院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主要的几个医师是美国人,中国医生多系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由于医院设备好、医生医术高,闻名胶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黄日军强行占领怀麟医院,没收了美国人的财产。从此,怀麟医院就成了日本人统治的伪县立医院。1942年春天,日军为了加强对伪县立医院的监护,在院南边专门修筑了一座三层碉堡。由于距黄县城很近,平时只驻一个班的伪军。1943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北海军分区卫生部长李炳文奉命来到独立营驻地,传达上级指示:“军分区决定让北海独立团二营配合黄县独立营攻打伪县立医院,夺取医院里的X光透视机、医药和其他医疗器械”。接受任务后,营长徐援和副政委许平向县委书记张竹生和县长孙执中进行了汇报,并一起认真协商制订了战斗方案,决定由徐援负责组织攻坚,一连打主攻;许平协助武委会组织自卫团和山区群众,在打开医院大门之后抢运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了有把握地打好此仗,独立营命令各区队在10日内严密控制据点情况,每日向独立营汇报一次。战前,徐援还亲自带领连以上干部去据点附近侦察,熟悉地形、路线。
攻打伪县立医院是在一个晚间进行的。是晚8时许,战斗部队和运输队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北海独立团二营首先兵临城下,将黄县城封锁起来,负责截击城内出援日伪军;独立营摸黑秘密靠近医院碉堡之下,做好攻坚准备;曾在怀麟医院工作过的北海军分区卫生部长李炳文率领自卫团及群众千余人在独立营身后隐蔽待命。九时许,战斗打响了。独立营一连出其不意,巧用炸药炸开碉堡门,里面的伪军被震昏。战士们冒着硝烟次第冲进碉堡。与此同时,碉堡外的进攻也进展顺利,两路夹击。瞬间,一连攻下碉堡,打通了医院大门;随后,一千多人的运输队伍在李炳文的带领下拥进医院,首先拆卸搬运出X光透视机,接着将药品及其他医疗器械一扫而光,运出医院。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独立营顺利地攻下伪县立医院。是役,俘伪军15名,缴获X光透视机及医药医疗器材若干,长短枪15支,子弹800多发(武器弹药全部装备一连),军民满载而归。另外,还从伪县立医院带出来一批医务人员。这些人都是胶东地区难得的良医,后来不少人成了军队医疗战线的技术骨干。
攻克芦头据点。芦头在黄城西15里,是黄城、北马、龙口之间的重要联结点,是平原和山区的接壤地带。1940年3月,伪军派警备中队长杜馨堂监工,在芦头村东南修起了一个3丈多高的大炮楼,在大炮楼周围又修了3个小炮楼。同时挖壕沟,埋下梅花桩、铁蒺藜,挂上铁丝网。据点在夏季完工,由杜馨堂、张延华为正副队长,带领六七十名伪军进驻。他们对老百姓敲诈勒索,今天要粮,明天要钱,在百姓家的柜子里找八路,箱子里捉共产党。老百姓没有东西送,他们张嘴就骂,动手就打。芦头街上的买卖人,本钱大的变穷了,本钱小的被挤跑了。为了拔掉这个据点,上级派联络员王子珍(芦头村地下党员)进入据点,画下芦头据点的示意图。北海独立团和黄县独立营于1943年7月17日夜间进行攻击。在攻击中,突然遭到隐藏在炮楼西南角地道伪军从后翼的攻击,使进攻部队受挫,牺牲6人,伤7人。1943年12月28日,黄县独立营配合胶东五旅十三团再次攻打芦头据点。战斗于夜间11时打响,团长聂凤智亲自率领部队参加战斗,经过5个小时激战,一举攻克该据点,击毙伪军10余名,俘虏41名,缴获长短枪37支。
南邢家战斗。南邢家战斗是独立营建营以来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1944年1月16日,独立营营部及一、三连驻黄城西南横沟村。傍晚,接到副政委许平的来信:明天军分区召开营长会议。部队当即东移,午夜进驻南邢家村。营长徐援拟在此休息半夜,明晨去分区开会。是夜,县里组织的小学教员文工团,到黄北演出归来也宿在南邢家村。17日凌晨4时许,一份“敌人出动”的情报送到独立营营部,但没能引起连战皆捷的营部负责人的重视。驻县城日伪军侦得独立营行踪后,立即集中伪军百余人、伪治安军一个营(系不久前新增调的),加上伪黄县警备队共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南邢家村。拂晓,枪声四起,分散宿在群众家的独立营战士从睡梦中惊醒后,蜂拥似的向南山撤退,失去指挥的队伍沿着崎岖的小路奋力突围。幸好,天不太亮,并有薄雾掩护,独立营乘机冲出日伪军的射程区,终于在天亮前突出日伪军的重围。日伪军完成对南邢家村的合围后,疯狂向村内射击,足足打了3个多小时,未敢进村,中午缩回城里。南邢家突围,独立营虽然顽强抵抗,但由于毫无准备,失去指挥,致使48人壮烈牺牲,5人被捕,丢失战马两匹,炮架一副;小学教员文工团也有多人遇难、被俘。
南邢家战斗的失误和挫折教育了独立营全体官兵,使他们更加成熟起来。县委召开专门会议,总结检查独立营战斗的教训,帮助独立营改变对日伪斗争策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1944年春季胶东24县武装斗争总结会议后,独立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他们全面总结了以往斗争的经验及教训,认真学习兄弟部队的斗争经验,并根据本地形势特点,确定了运用小股武装力量的形式,深入游击区活动,灵活机动地歼灭日伪军的斗争方针。其间,独立营曾赴王家庄,增援十二区中队,旋即将日伪军击溃。正拟撤出战斗之际,县城日军头目佐吉三郎率百余名日军气势汹汹反扑而来,独立营乘胜阻击,又将该日军击溃。是役,毙伤日伪军各6名。
1944年春,为配合胶东军区反扫荡,扩大根据地,黄县县委、县政府率领地方武装及民兵对日伪展开军事攻势的同时,又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在秋季攻势中,独立营连克石良集、欧头孙家、中村、北马、诸由观、羊岚等据点,逼退大园据点。在抗日军民的不断攻势下,根据地与新解放区不断扩大,到年底,日伪军只龟缩在黄县城、龙口、黄城集、黄山馆少数孤立的据点之内。
1943年底,对日伪斗争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县委、县政府在独立营配合下,利用年关进行政治攻势。组织了一支武装宣传队,由县委宣传部长田志强和县政府教育科长王辰文带领,利用春节期间,深入敌占区,召开村民大会,散发传单,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先后到龙口、黄山馆、北马、芦头等据点送宣传灯、喊话,县长孙执中亲自到北马、中村据点,向伪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这次宣传,共散发《告敌区同胞书》500余份、小传单1200份、贺年片1120份,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民众的抗日热情,削弱了日伪军士气。此时,黄县境内的日伪据点,个个都有抗日政府的关系,政府工作人员和独立营,经过日伪据点,都通行无阻。北海独立团和黄县独立营在军事上积极主动开展攻势,不断打击日伪军。在进行军事攻势的同时,地方党政组织率领广大民兵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日伪军。黄县民兵对伪军进行攻心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喊话宣传,民兵们经常趁夜晚摸到伪军据点下,对伪军进行喊话,讲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启发伪官兵的民族意识,晓以利害,促其觉醒,并为他们指出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二是散发传单,民兵们经常直接到伪据点里散发传单,黄山馆等据点的炮楼上经常被民兵们贴上标语传单。1944年除夕之夜,龙口附近民兵和码头工人把抗日政府的传单贴遍龙口街道、巷口,甚至连伪专员公署和新民会门前,都有民兵散发的传单,使伪组织人员提心吊胆。三是向伪属施加压力。民兵在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大造舆论,宣传“当八路军光荣,当二鬼子可耻”,迫使伪属规劝其亲属改邪归正。春节期间,有些村公开或秘密地给伪属挂“黑灯”“棺材灯”,以施加压力,敦促伪属规劝自己的亲人及早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四是开展一封信活动。根据地广大民兵和群众纷纷向自己当伪军的父兄、子弟、亲戚、朋友、同学写信,告诫他们不要做对不起祖宗和祖国的事情,引导他们弃恶从善,迷途知返和为自己留后路。
以乔大海为站长的黄县城敌工站,长年活动在县城周围,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工作。敌工站建立于1943年10月,1945年9月撤销。在两年的时间里,全站人员在县委的领导下,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先后与6个伪军中队长建立“关系”,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1944年春,他们在伪军中开展“红”“黑”点运动。
根据上级的部署,1944年春夏军事攻势拉开了序幕,黄县独立营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并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发起秋季作战攻势。
1944年五六月间,日伪军为了加强对烟潍路的控制,强征捐款,强用民力,武装监督,修筑由龙口到玲珑金矿和臧格庄的公路,并在沿路架设电线,百姓苦不堪言。为了保护群众利益,阻挠日伪对烟潍路的控制,在县委的领导下,区中队和民兵千余人于6月9日晚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活动,破坏了龙口至黄山馆的公路和通讯线路,共获电线杆100根,电线4156公斤,三角铁87块计1740公斤,大螺丝钉500根,铁梯11架,给予日伪以沉重打击。
在开展春季攻势作战中,区中队主动打击日伪军。4月9日上午,北马伪军40多人,窜至小店企图抢劫,六区中队迅速集合正在帮助农民春耕的全体队员,兵分两路迎击伪军。伪军不支,狼狈逃窜。是役,毙伪军2名,伤伪军6名。11日上午10时,黄山馆伪军50多人,携轻机枪1挺,窜至黄山区上孟家一带抢劫。六、九、十区区中队闻讯后,立即分头前去袭击。战斗1小时,击伤伪军6名。13日,黄县城伪军60多人妄图到芦头一带骚扰,十二区中队事先在王家庄设伏,上午8时,双方发生激战。黄县独立营闻讯前往增援,伪军见势不妙,慌忙逃窜。日军指挥官佐吉三郎率百余名日伪军3次救援,皆被击退。是役,毙伪军6名,伤伪军16名。
圆璧张家痛歼日伪军,勇夺歪把子机枪。7月5日,独立营获得情报:龙口日军要到沙埠于家集会,庆祝大东亚圣战7周年。营部决定继续采用小分队的形式,伏击歼灭日伪军。当即从二连挑选出80名指战员,另从黄县七区中队调了15名队员配合,组成一支特别小分队。当晚,小分队便在徐援带领下秘密行动,埋伏在日伪军必经之路的圆璧张家村。150多名日伪军从沙埠于家搞完庆祝活动回至圆璧张家村时,侦察员拉响信号雷,埋伏的突击小分队立即开火,当场打死日伪军10余名,俘虏10余名。剩下的日伪军拼命夺路往北逃窜,小分队紧追痛打,将逃窜日伪军赶进路旁的一条沟内,使日伪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两个排的突击队员将手榴弹朝沟中猛扔,炸得日伪军血肉横飞。日伪军又伤亡了30多人。小分队前后只用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圆璧张家离龙口只有六七里路,为了防止日伪军增援,营部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是役,独立营毙伤日伪军近40名,俘虏20余名,缴获步枪40支,歪把子机枪1挺,独立营仅2人负轻伤。
黄水河畔战斗。8月上旬的一天,完成麦收保卫任务的独立营一连与第二区中队,进驻石良大金家村,准备在此做短期休整。是日中午,天气燥热,战士们汗透戎装。连部决定让战士们到黄水河洗澡洗衣服。大金家村南是石良据点,北面是黄城集据点,为了防止伪军偷袭,连部决定部队和二区中队分两批轮换下河,有一半兵力隐蔽在河岸上,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应付突发情况。1时许,黄城集的伪军发现在河里洗澡的一连,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穿便衣,沿东北边的路上扑来,一路顺河沿行进,准备两路突袭正在河里洗澡的指战员。警戒的哨兵发现情况,立即打手榴弹报警。正在河里洗澡的战士马上操枪抢占河岸堤坝。偷袭的伪军加快速度,扑了过来。隐蔽在河岸警戒的指战员见伪军已进入有效射程,在连长指挥下,当即集中火力向伪军射击,一下子撂倒近20人。战士们勇猛追击,在追击中又毙伤10余名伪军。是役,一连毙伤伪军30多人,缴获步枪近20支,一连和区中队无一伤亡。
张家沟村东伏击战。8月中旬以来,黄县城与黄城集据点的伪军换防频繁,用汽车载运,很有规律。独立营得到这一情报后,迅速作出决定:命一连出其不意伏击县城去黄城集据点换防的伪军。8月22日中午,一连全体指战员顶着烈日,由根据地急行军抵达张家沟村东二里许的道旁,隐蔽在玉米地内,待机袭击伪军。下午2时许,100多名伪军分乘4辆汽车,由县城向黄城集方向开进。刚驶入伏击地域,独立营机枪射手瞄准第一辆汽车猛烈射击,当即将其打瘫在公路上,其他3辆被挡在后边。这时,埋伏在大道北边的一、三排战士和大道南边的二排战士冲出玉米地。一排手榴弹投完,4辆汽车全部起火报废,10多名伪军被击毙,60多名伪军被缴械,其余的钻进玉米地向西鼠窜。鉴于伏击地点离县城较近,一连速战速决,没有恋战,10多分钟后,便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60多支长短枪及1挺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向根据地开去。等伪军援兵到来之时,战场上只剩下4辆燃烧着的汽车和10多具伪军尸体。是役,独立营仅有二排副1人受伤。
围困石良据点。8月下旬,北海军分区派作战股长率领独立团二营来到黄县,同时带来了军分区的指示:命独立团二营配合黄县独立营围困石良据点。县委、县政府、县武委会领导参与了作战方案的研究。决定:黄县独立营对石良集据点实施围困;分区独立团二营负责截击黄城集据点来援之伪军;由县武装部组织300多名民兵,在黄城集到石良集之间10余里内自北而南布上一道警戒线,每隔30步1人,埋上地雷,一旦伪军出动便拉雷报警。一切部署停当。9月2日,北海独立团二营埋伏于黄城集以南的青纱帐中。上午11时,黄县独立营以凌厉的攻势,一举攻下驻石良集的伪四区区公所,击毙伪工作人员4名,俘虏7名。随后,独立营占领了伪军碉堡下的平房,登上房顶,将石良集据点团团包围。这个据点的伪军,其粮食给养及炊室全在平房之内。独立营占领平房,一下子断绝了伪军的水源、饭源,顿使伪军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黄县城的伪军闻讯后不敢增援,急令黄城集伪军出动增援。9月3日上午,驻黄城集伪军150多人在伪黄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郭俊卿的率领下,携带轻机枪6挺,偷偷地摸到石良集,突然开火,直扑石良集据点。据点的伪军一见救兵到来,立即自焚炮楼,随援兵向黄城集方向逃窜。独立营当即跟踪追击,伪军拱进青纱帐。独立营战士和跑在后边的伪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当即拼死5名伪军,生俘7名。北海独立团二营听到枪声,立即展开队伍,迎头截击伪军,当即予伪军以重创。伪军死伤被俘近三分之一,余部钻进玉米地,分散逃跑。是役,黄县独立营与北海独立团二营共击毙驻石良集伪小队长王文莫以下伪军30多名,生俘郭俊卿及中尉小队长王兴周以下伪军29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多支,匣子枪3支。
敦促欧头孙家小莱山庙伪军反正。1943年7月6日,北海独立团一营与黄县独立营二连和莱山区民兵摧毁欧头孙家据点后,同年10月份,伪军又在莱山顶上构筑1个3层炮楼,由伪中队长路宝忠带着50多人、装备1挺捷克式轻机枪、四五十支长短枪进驻。伪军接受上次被袭的教训,在四周挖了两道大壕沟,沟内放上铁蒺藜,沟沿栽好鹿砦,挂上两道铁丝网。从这股伪军进驻之后,黄县独立营和区中队等就不断对其进行扰袭,特别是组织伪属晚上到这儿呼爹喊儿,使伪军军心浮动,彻夜不安。在此形势下,伪中队长路宝忠被迫主动与独立营搞好关系,经常送子弹给独立营。1944年秋季攻势中,北海独立团二营与黄县独立营及区中队及时组织力量,对这个据点实施两夜的围困,三区区委的几个干部轮流对伪军喊话,促其放下武器,反正投降。山上据点吃水断绝,使莱山据点伪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伪小队长路宝忠自知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反正投降。时机完全成熟,三区区委干部随伪军吕上士进炮楼谈判,伪中队长路宝忠和伪军迅速与其达成协议。由于路宝忠等人家属住在黄城,为避免伪军迫害,他们提出让围困部队佯攻一番,他们做一番假抵抗,然后拉队出降。1944年9月4日晚,围困部队佯攻开始,晚10时,伪中队长路宝忠带50多名伪军携全部武器拉队出来光荣反正,攻击部队和当地群众将炮楼点火烧毁。
经过秋季攻势之后,黄县境内日伪军只剩下县城、龙口、黄山馆、黄城集4处据点。其时的黄县独立营,三个连队编制满员,每个连队140多人,一个炮排50多人,再加上营部的人员,共有500多人。区中队也得到空前发展,共有区中队近10个,约500人。至此,黄县的抗日武装已发展至千余人的强大队伍了。
因龙口靠近码头,工商业比较发达,工人较多。1941年,县委指示原四分区委书记杜世良兼顾龙口方面的工作。他经常以码头工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间,秘密开展工作,并恢复了1938年9月共产党成立的工会组织。1943年2月,黄县中心区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日伪统治下的龙口工人运动的领导,张佐臣(原中心区区长)和张雨田(原中心区工作人员)在码头首先接触了廒上、兴隆庄等村的码头工人,并发展码头工人骨干马盛亭、王步林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而实现了对龙口码头工人的领导,从而使龙口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工人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有组织有计划地同日伪进行斗争。1944年10月,中心区撤销,中共龙口工委建立。在党的领导下,码头工人的斗争更加主动自觉。
码头工人不堪日伪压迫,不愿做亡国奴的与日俱增。根据这一情况,地下党和中心区委便热情为工人牵线搭桥,指引他们投身革命,参加抗日队伍。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码头工人先后有100多人参加了抗日武装。仅1942年一次就有30多工人到七区中队参加抗日。八路军解放龙口时,有11名工人一起参了军。
1943年春天,码头工人生活更加难以维持,工会便选派逄日喜等二人为代表与把头谈判,要求给工人增加粮食。伪把头以逄日喜带头闹事为借口,向日本人告了状,要对逄日喜进行报复。工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代表,采取巧妙的办法。在卸煤时,工人们罢了工,只留逄日喜和另外一名工人代表在那干活。日方头目到码头一看,当场“夸奖”了逄日喜一通,并大骂把头不认好赖人。这样一来,不仅阻止了日本人及伪把头对逄日喜下毒手,还迫使日本人给罢工的码头工人增加了粮食。
1944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多地掠夺罗山金矿的黄金资源,企图架设一条从龙口通往玲珑金矿的高压输电线路。工人们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纷纷参加大破袭活动。日军架线伊始,工人便组织起来破坏施工,从而使日军架设这条高压线路的阴谋始终没能得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伪统治下的龙口码头工人,因激于民族义愤挺身而出痛打日本人的事情层出不穷。码头工人见日本人在港上殴打中国人,冲上前将日本人按倒痛打一顿,等宪兵队闻讯扑来,工人早已跑出龙口参加了八路军。
向龙口日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是码头工人的又一种斗争形式。1944年除夕之夜,码头工人一夜之间将抗日政府的布告和宣传品贴遍街道、巷口,包括日伪机关门前。工人还将布告贴到专员公署、新民会和警察公署大门上。
1944年秋季攻势之后,抗战形势急转直下。黄县境内日伪军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整日龟缩在据点内轻易不敢外出活动,一旦活动必定是大队人马。而黄县独立营则越战越强,特别张画山战斗后,更是威名远扬。其时,独立营3个连都换上了好枪,每连配备2挺机枪,各个区中队也都配上了步枪。独立营连同区中队已发展到1200人以上。
1944年,黄县全境大部地区被抗日武装控制,在军事上已经处于主动地位,党政群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群众参军参战热情空前高涨。党的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到6月底,黄县有分区委10个,党支部124个,党小组308个,党员1857人。独立营、区中队、民兵队伍得到了加强,队伍扩大了,装备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在新形势下,日伪军内部恐慌动摇,瓦解伪军工作全面展开,许多伪军中小队长和士兵找出路拉关系,斗争形势对抗日武装非常有利,为日后大反攻创造了条件。1944年9月14日,驻黄城集伪军小队长张吉臣率26名伪军,携轻机枪1挺,匣子枪1支,步枪35支,电话1部,向八路军投诚。1945年2月26日,在黄县敌工人员的策反下,驻龙口伪军一中队三小队13人,在小队长李基田带领下,杀死正、副中队长和4名反动伪军,光荣反正,并协助八路军策应部队俘伪军32名,缴获步枪43支、机关枪1挺、匣子枪4支。
为了加强对黄县城工作的领导,黄县县委于1945年4月成立了环城区,张建新任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指导员,李子仪任区长兼武工队队长,并成立了由黄县独立营20多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此时,黄县城的日伪军已成为秋后的蚂蚱,不像过去那么嚣张了,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县委和独立营抓紧开展城周围村庄的工作,并指示城北区中队与十三中队联防,运用游击战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迷惑日伪军,不断在夜间开展对日伪军政治攻势。同时,加紧对城周围各村伪保甲长的工作,使他们从过去不敢公开同抗日政府联系,到主动了解日伪情况、传送情报,还通过做工作对伪军便衣班进行瓦解。在黄县城解放前10天左右,伪班长王保兴带领10余人和10余支短枪向八路军投诚。
五、光复龙口和解放黄县城
为进一步加强对日伪斗争的领导,1944年10月,在黄县县委撤销黄县中心区的同时,北海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龙口工委和龙口办事处,以加强对日伪盘踞下的龙口的工作。委派王文玉任工委书记,张佐臣任工委委员兼办事处主任,李介夫任工委委员兼敌工站长,戴常训任工委委员兼办事处特派员,张雨田任工委委员负责工会工作,孙浩任工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建立龙口武工队,约有两个排的武装,张佐臣兼任队长,史兴恩任副队长,王文玉兼任指导员。龙口工委的辖区大致为:东起午塔村,西至屺㟂岛,南起上孟家村,北至龙化村。
龙口工委及办事处建立以来,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敌,英勇战斗,大胆工作,处处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全面争取伪政权。龙口工委成立之前,黄县中心区在争取伪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龙口附近村庄的伪政权,已有大部分倾向抗日政府,仅有小部分倾向日伪军,应付抗日政府。这小部分伪政权,依仗着村庄距离龙口近,有日伪做靠山,不向抗日政府缴捐纳税。龙口工委建立后,迅速着手开展了与日伪争夺基层政权的工作。鉴于这部分伪乡村长多系顽固分子,他们民族观念差,有劣迹,因此,龙口工委在坚持正面教育基础上,对不思悔改者,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撤掉或除掉,换上倾向抗日政府的人选。有个村的伪村长,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经常巧借名目横征暴敛,并多次拒绝向抗日政府缴捐纳税,明目张胆与抗日政府抗衡。虽几经教育,仍不思悔改。鉴于此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龙口工委当机立断,将其从村中捉出,处以死刑,以儆效尤。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到1945年初,龙口附近村庄的伪政权,完全置于抗日政府控制之下。伪乡村长不经抗日政府许可,是不能也不敢出任的。
征收抗日捐款。日伪盘踞下的龙口街,计有商号300余家,这些商号是征收抗日捐款的重要对象。抗战前期和中期,抗日政府曾通过发信摊派的形式,向他们征收过抗日捐款,当时,商号大都不能按期如数缴纳。1945年春节,龙口工委在台上李家村举行了一次由龙口街各商号代表参加的关于征收抗日救国捐会议,广泛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对商号实行合理负担,组织商号根据财力评定纳捐数量。由于抗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摊派合理,会后,商号们都能自觉及时地缴捐纳税,从而使一笔数目可观的捐税源源不断送往抗日政府的财政部门。
瓦解日伪军。瓦解日伪军是削弱日伪战斗力,发展抗日大好形势的重要措施。龙口工委建立以来,就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形式:一是喊话宣传。主要是利用晚间,到日伪据点附近向其喊话,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劝诫伪军弃暗投明等。二是开展一封信活动。主要是发动伪军家属及亲戚朋友规劝伪军不做或少做坏事。三是开展“红”“黑”点活动。建立伪军档案,控制其行动。伪军每做一件好事,则在其名下点一个红点;每做一件坏事,则在其名下点一个黑点。红点多的,可立功受奖;黑点多的,则受惩不贷。龙口宪兵队有个伪宪兵,多次下乡抢劫民财,勒索百姓,龙口工委曾几次发信警告,他不但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于是,龙口武工队将其处决。四是向伪属施加政治压力。广造当伪军可耻,当八路军光荣的舆论。除夕夜,抗日政府统一行动,给伪属门口贴上白门联;元宵节给伪属门口挂上“棺材灯”。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加之抗战形势日趋好转,伪军中主动向抗日政府靠拢,为自己留后路的人与日俱增。不少伪军及时提供军事情报,从而使地方武装对龙口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及军事行动了如指掌。1944年春,龙口敌工站通过伪八区长李贯一与劣迹较少的龙口伪警察大队长刘松年建立关系。1944年底,刘松年调离后,龙口工委又与新任伪大队长王宝栋建立关系。基于王宝栋出身贫寒、劣迹少、反正之心坚决的情况,1945年春,龙口工委秘密发展其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与此同时,龙口工委还通过王宝栋与伪警察第二、第三小队长建立了关系。这些人都在八路军解放龙口之时,做出了贡献。到1945年初,工委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入龙口街。
龙口工委及龙口办事处于1945年8月29日再次光复龙口后撤销。从成立到撤销虽然为期仅11个月的时间,但工作成绩却是显著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已胜利在望。然而,盘踞龙口的日伪军拒不投降。8月18日,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率部攻打龙口日伪军。
其时,日伪盘踞的龙口,修有碉堡8座,驻有日军1个守备队,1支海军舰艇中队和1个宪兵队,计有150余人;驻有伪军1个警备队,计有200余人。另外,还有龙口专员公署,4个区公所的伪组织人员。日伪战斗部队计400余人,且武器装备精良。
北海军分区下辖一个独立团,有战斗员1200余人,此时驻黄县城南磨山赵家一带。司令员孙端夫、政委刘浩天决定,加强政治攻势,利用伪军内部的关系,内外策应,攻其不备。8月17日凌晨3时,北海军分区敌工股长李宪风尘仆仆地来到北马附近的午塔村,找到龙口敌工站长李介夫,当即交代了任务:迅速进入龙口,利用伪军关系,于当日上午10时,策反伪军。
早饭后,李介夫与同站工作人员王泽溥化装进入龙口,直奔伪军关系王宝栋处。1945年春,王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后,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力量,准备反攻。
上午8时,李介夫把上级指示传达给王宝栋。他当即表示,10点准时率部反正,与攻城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日军。9时,李介夫向王泽溥交代完任务便出城寻找攻城部队。
9时半,王宝栋下令所部到大队部开会,碉堡内只留少数可靠的伪军把守,拟在部队进攻龙口之时,宣布反正。10时,两个碉堡内的伪军不时朝着市外方向挥动小白旗,暗示部队迅速进攻。而敌工站的工作人员因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心急如焚。12时,日军巡逻队发现警备大队官兵长时间集会,顿生疑心,强行解散会议,胁迫伪军坚守炮楼,并亲自坐镇监视。伪军中的国民党特务也到处活动,暗中将王宝栋监视起来。由于上述原因,王宝栋不得不把起义计划推迟到晚上。就在伪警备大队集会时,驻扎在黄县南部山区的北海独立团,遂派二营四连、五连和六连连长,化装进城,协助王宝栋领导反正。由于错过了上午10时的战机,3位连长又返回部队。下午2时,北海军分区独立团兵抵龙口市外,当即对龙口实施包围。根据形势分析,北海军分区决定,向龙口日伪发送《最后通牒》,继续做好对伪军的策反工作。3时,龙口敌工站站长李介夫及工作人员王泽溥奉命再次进入龙口,向日伪发送《最后通牒》;县城敌工站站长乔大海奉命随交通员进入龙口,策反被围困在龙口的伪黄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邢元升所部。但由于日军加强巡逻,严加控制,邢元升顾虑重重,最终自食其言,没能反正。而王宝栋传信,让部队由其驻守的东侧碉堡处进入龙口,策应其率部反正。部队如约达到约定地点后,不仅没有接应,相反还遭到伪军强火力阻击。原来,傍晚时分,伪军中个别顽固分子,向攻城部队阵地打冷枪,王宝栋到碉堡制止时,被暗中监视的国民党特务暗算,身负重伤。部队遭到日伪猛烈火力的阻击,便主动撤出战斗。
18日下午,北海军分区决定强攻龙口,令一营由东南方向沿公路攻击伪军,二营由东北方向进攻日军,三营负责警戒。夜9时,战斗从龙口东北角北河边打响。二营四连指战员在营教导员邵军的率领下,穿过青纱帐,接近龙口北河岸,越过外围铁丝网,直趋日军第六守望(即碉堡),炸毁了碉堡外围铁丝网。四连指战员们立即冒着日伪军的弹雨,越过壕沟,穿过内围铁丝网,占领了九条街的交叉路口,将碉堡和领事馆的日伪军三面包围起来。二营四连指战员在毫无工事掩护的街道上,沉着射击,英勇冲锋,交替掩护,配合进攻。在攻击领事馆地堡的战斗中,军区战斗模范二排排长程日兴壮烈殉国。战士们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至午夜时分先后攻克了日本领事馆等地。据守的日军小石残部,窜踞南粉庄,其中,十几名日军在战士们的愤怒追击之下,逃往海边,投海自尽。
就在二营发起进攻的同时,一营指战员向盘踞龙口东南方向的伪军展开攻击,已经军心涣散的伪军在强大攻势之前,略做抵抗便狼狈逃窜。部队乘势攻击,伪军一部被歼,大部被俘。其中,一个小队和一个班在队长和班长的带领下,向攻城部队投诚。少数顽固分子劫持了身负重伤的王宝栋逃到海边,乘船逃窜。
南粉庄自北向南有九排高大房屋,易守难攻。窜踞于此的日军小石残部,凭借房屋,垂死挣扎。他们集中所有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封锁部队前进道路。
在攻击领事馆战斗中,连续爆破8次都获成功的二营战斗英雄张贤良,带领战士乘着手榴弹的硝烟一路而上,推进到第九排房子。日军如丧家之犬,仓皇退至南边最后一座碉堡,做最后挣扎。此时,日军中的眷属也操起武器,拼命抵抗。一时间,歪把子机枪、轻机枪以及各种枪械同时开火。
南粉庄距日军最后一座碉堡还有60多米的开阔地,冲锋部队被阻于南粉庄之内。天已渐渐放亮,部队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之下,如果强攻必造成重大伤亡。
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二营四连指战员,立刻想出了从瓦垅内架枪的办法向日军攻击。于是,指战员们一部向日军射击,一部在房子里打起脚手架,战士们站在脚手架上,将全连6挺机枪通过房笆,瞄准日军碉堡的射击孔,机枪可以平射到碉堡的上层。与此同时,爆破组的勇士们也做好出击的准备。一声令下,6挺机枪同时开火。碉堡上层的机枪射手,在还没有辨明火力来向之时,便接二连三地倒地毙命。爆破手乘机冲出房屋,飞速将炸药包送到碉堡墙下,随着一声巨响,吓昏了头脑的日军窜出碉堡,竞相逃命。部队随即发起冲锋,日军一部被歼,一部钻进高粱地向南逃至招远方向,八路军随即光复龙口。
部队进攻龙口的消息很快传到码头工人中去,工人们日日夜夜盼望着翻身解放的时刻到了!为了迎接龙口解放,码头工人也在地下党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积极配合部队战斗。主要做了下列工作。
千方百计,传送情报。早在龙口沦陷之初,没有撤走的码头工人中就有人经常为部队传送情报。每当日伪军有情况变化,及时将情报送出,使抗日军民对龙口日伪军的情况一清二楚。解放龙口战斗中,不少码头工人在日伪全城封锁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把情报及时送给攻城部队,保证了部队顺利攻克龙口。
广造舆论,震慑日伪。在部队围困龙口之时,工人们到处宣传:“八路军人山人海,日伪这下子插翅也难飞!”同时,工人们还大力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只要你老实缴枪,保证不让你吃亏。”日伪军听到这些话,如热锅蚂蚁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工人的宣传,在伪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伪军的战斗力。有个叫刘长德的伪军班长在工人宣传感召下,决心在部队攻城时缴械投降。
解放龙口战斗打响后,码头工人到处喊:“八路军进来了!”当部队进攻龙口街时,工人们又满街高喊:“捉活的,缴枪不杀!”使日伪军草木皆兵。有的扔了枪支,还有的慌不择路,逃到海里淹死了。
协助部队,监视日伪军。在日伪军慌乱的时刻,到处都是码头工人的眼睛,他们严密监视日伪军动向,随时向部队报告,看到日伪军要从海上逃跑,及时报告追击的部队。有一个码头工人看见十几个伪军从东向西逃窜,就主动带领部队,抄近路打截击,从而歼伪军9名,俘虏多名。
配合部队,歼灭日伪军。部队向龙口进攻时,由于道路不熟悉,工人们自告奋勇当向导。有的工人在部队尚未赶到时,已在路口等候,部队到达后,便领着直奔小石部队。日伪军发觉时已来不及展开火力了。码头工人还领着一个连顺利解决了两个伪警察所。
8月23日,蓬莱城与玲珑金矿、招远城、黄山馆的日伪军纠集一处,海陆同时出击,再度占领龙口。8月29日,黄县独立营指战员奉命向龙口日伪军发起攻击。此次战斗中,11名刚入伍的码头工人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带领攻城部队,在龙口街上大胆迂回,勇猛穿插。冒着枪林弹雨,一边带路,一边战斗,使部队很快再度收复龙口。至此,沦入日军魔掌6年零5个月之久的龙口,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攻克龙口后,黄县城日伪军处于八路军大兵压境孤立无援的状态。盘踞在黄城集的一个伪军中队,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之下,惶恐不安,企图利用夜晚,向黄县城退缩。结果途中遭截击,不战自溃,当场被歼大部。100人的队伍,逃回城时,仅剩下30多人。
其时,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驻城西徐格庄。围城部队由司令员孙端夫、政委刘浩天直接指挥。围城主力部队有北海独立团和黄县独立营,约计1300多人,还有区中队战士和民兵,共计2000多人。
根据双方实力,前方司令部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地分析,认为虽然部队已作好攻城准备,但仍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战斗,充分利用日伪军心浮动之机,加强政治攻势,策动伪军反正,和平解放县城。
县城解放前夕,盘踞在黄县城的日伪军有近千人。其中日军100多人,驻内城东北角。伪军一个警备大队,原有9个中队,除2个中队被歼大部外,剩下的有7个半中队的兵力,计七八百人,还有伪警察100余人,驻在外城。当时县城内的伪军头目主要有伪县长兼伪警备大队长杜祖广,伪警备大队副林香圃,副官赵尚文和八个伪中队长。
8月中旬以来,城内日军深感末日来临,惊恐万状。伪军见靠山将倾,军心浮动,特别在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之际,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急剧分化,迅速形成了三股势力。第一股是以伪大队副林香圃为首的所谓“明智派”。他们过去投靠日军,替日军效力;今天,见到主子马上就要完蛋,觉得自己应该改弦易辙,有弃暗投明之意。这股势力占伪军中的大多数。第二股是拥蒋派,这部分人多数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过去他们投降日军出于真心,走的是蒋介石“曲线救国”之路,想与日军狼狈为奸,消灭共产党;今天,见日军即将垮台,也另有所想。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主张负隅顽抗,企图等待“国军”的接收。这部分人数不多,头面人物有伪中队长徐雪村等人。第三股势力是以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杜祖广为首的顽固派。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靠日军。过去,他们助纣为虐,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今天,尽管日军已经完蛋,但他们自知恶贯满盈,所以与驻城日军抱得很紧,决心与人民对抗到底。这股势力,为数极少,只有杜祖广和他的几个亲信。这三股势力随着时局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他们各怀异志,都在等待观望。
根据部队所掌握的伪军内部情况,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认为:伪大队副林香圃军权在握,在伪军中素有威信,在三股势力中力量最强,能够左右局势,因此策反伪军的主要对象是林香圃。
为了促成谈判成功,8月21日早晨,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命令部队加强围城部署,加修工事,赶制登城工具,组织担架队,佯攻县城,以此向伪军施加压力。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压力之下,林香圃认为,国军25日来接收县城,显然属于无稽之谈,否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信息。况且,即便是25日到来,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再则,他看到杜祖广在名流士绅的说服下,也同意了投诚,觉得大势已去,终于下定了投诚决心。于是,他便秘密召集了他以为靠得住的几位伪军中队长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让纪仲超也参加。会上,林香圃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龙口失守,目前八路军已兵临城下,时刻可能发起进攻,我们怎么办?让与会的中队长发表意见。与会的几个中队长都同意投诚,纪仲超见时机已到,便讲明了八路军优待投诚人员的条件。
尽管投诚政策宽大,但林香圃仍然谨小慎微,不愿贸然从事。是日中午,他决定会见地下党员丁尔迁,当面讲清条件。由于丁尔迁出城送信未归,下午他便派纪仲超与第六中队韩队副出城与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接洽投诚事宜。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又派孙日超进城与伪军重新谈判。此次谈判结束后,林香圃仍放心不下,当日下午,又派了两名代表,通过丁尔迁、赵育之、王盛轩等人与县长孙执中在城西松岚村再次进行谈判,使林香圃打消了疑虑,最后达成协议。主要条件是:一、既往不咎;二、保证身家性命安全;三、官升一级;四、原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享受团一级待遇;五、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发给路费回家。
在纪仲超出城与八路军围城部队接洽谈判的同时,伪中队长封世准、陈兴本也在自寻出路,他俩和孙兆发一起,找到敌工人员周庆邦,主动要求向部队投诚。21日中午,在周庆邦的引导下,与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的两位负责同志,在城北南涧村,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判,也按照上述条件达成了投诚协议。
晚饭后,伪黄县警备大队副林香圃率领伪军七个半中队,连同伪县公署工作人员、伪警察共千余人,携带重机枪1挺、轻机枪15挺、长短枪600余支,另有汽车2辆,光荣反正。
北海军分区前方司令部,本打算等伪军出城后,立即派部队进城,歼灭盘踞在县城东北角、企图负隅顽抗的日军。可是伪县长杜祖广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却乘八路军忙于接收伪军反正之机,与驻城日军一起,以反正为名,混出城门,北窜至黄河营,劫持了几只渔船,夺海路逃窜。
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黄县城这个落入日军魔掌6年零7个月的古老县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八年抗战,黄县、龙口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战期间,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黄县有12个分区委,170个党支部,440个党小组,2773名共产党员。黄县、龙口军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据统计,仅黄县独立营就有干部战士1218人光荣殉国,1125人英勇负伤,191人作战致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战斗英雄、模范人物,黄县、龙口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章 加强解放区建设和迎接
新中国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
一、加强政权、城镇建设和恢复发展工商业
1945年8月21日,抗日军民收复了黄县城。月末,北海地委、专署、北海军分区机关及黄县县委、政府机关进驻黄县城。后黄县县委、县政府移驻城后遇家村。
经过8年抗战,黄县和龙口人民经受了极大锻炼,党的地方组织由弱到强,逐渐成熟壮大起来。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政策水平,黄县县委成立了党员训练班(后称县学),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时事政治教育。
为彻底摧毁新区的伪政权基础,黄县城解放后,黄县县委、县政府立即把伪乡、村长集中起来受训,教育他们悔过自新,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与此同时,还组织人员没收汉奸财产。
为了加强城镇工作,摸索城镇管理经验,在黄县境内又设置龙口特区和城厢特区两个县级单位。9月,中共龙口特区工委和龙口特区政府成立,新辖区域为环龙、市南、市中、市北四个区。吴善昌任龙口特区工委书记。吴善昌调离后,逄揆一接任。宫亭任龙口特区政府主任(1946年11月,龙口特区改称龙口市)。同月,黄县城厢特区工委和特区政府成立,于明任工委书记,孙加俐任特区政府主任(1946年2月,城厢特区撤销,成立城厢区委隶属黄县县委)。龙口特区及城厢特区都直属北海地委和专署领导。其时,在黄县境内共有三个县级单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黄县政府增加干部编制,县政府干部由原来的13人增至38人,区级干部由原来的27人增至54人。
黄县城和平解放后,黄县县委即委派田丹、赵育之、王博泉接收伪黄县中学,成立新的黄县中学。
伪黄中约有学生300人,是所完全中学。日军在侵华期间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奴化教育,为它的侵华战争服务。同时,国民党特务分子也潜入学校,与日伪合流,进行反共宣传。因此,多数学生程度不等地受到了蒙蔽和毒害。
对于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学生是高兴的。但不少人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蒋介石盲目崇拜,对于抗战胜利是怎样取得的没有正确认识,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或很少了解,不相信接管学校的干部能办好学校。
教职员的政治情况比起学生自然更为复杂。一般情况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对共产党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而把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身上。只有少数教职员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些认识,愿意接近党派去的同志并提供些情况。
接管人员进校后,首先把教职员和学生收拢起来,稳定情绪,尽快恢复上课秩序。接着,县委决定由当时的黄县县长孙执中兼任校长,田丹任副校长,赵育之任指导科长,王博泉任总务科长,成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直属黄县县委领导。
因在暑期已有毕业班,在接管后又有些学生没到校,于是招收了一年级新生100名左右。这些新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成分较好,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从总体看,相对地改善了学生的组成状况。
在教师方面,从当地聘请了几名战前的大学生、曾任过中学教员、与共产党有联系并有一定声望的人,如吕晶符、于洲、阎云溪来校任教。这就使教师队伍的政治状况有了改变。吕晶符被任命为教务科长。
这期间,主要以大会报告形式,针对学生思想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避战、观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野心;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抗击日伪的伟大功绩;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1945年10月,北海地委建立的北海中学由栖霞迁入黄县城,黄县中学并入北海中学。1946年11月,北海地委决定,北海中学迁回山区根据地。1948年1月,北海中学停办。1948年11月,北海中学在黄县神学院旧址复学,分设师范班。1950年,北海中学改为山东省立黄县中学。
龙口特区成立后,即决定接管龙口中学。工委派孙列岩负责接管工作。10月,新的龙口中学成立。龙口特区政府主任宫亭兼任校长,该校直属龙口特区政府领导。学校针对学生和教职员的思想动态,着重加强了时事形势教育。另外,还组织学生参加了当地的群众运动。
下半年,黄县县政府和龙口特区政府分别依据政策,将日伪财产予以没收接管。黄县县政府没收日伪房产2500间;龙口特区接管了日伪兴亚公司、振亚公司、商珑公司、玲珑公司、旭东公司、华新贸易公司、连滨糖公司、富田洋行、三井洋行、岩城商会、华兴商行、城好洋行、天合商店、华新当铺、德兴号、阿卜齿科医院、日光马真馆、海州矿业株式会社、乃松加、俱乃家、金海尾等23家工商、金融、卫生业店铺,计有房屋7100间。
为了促进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0月下旬,黄县成立了工商联合会。不久,龙口特区商会亦成立。在县政府及特区政府的扶植帮助下,黄县商业不断恢复发展,龙口商业也日趋繁荣。到年底,黄县已拥有商号545户,比战时增加了304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龙口特区政府共发放贷款80余万元,肩挑小贩增加2倍,商号也由300户增加至420户。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全区已拥有一个日产纸4000余张的造纸厂和8个生产竹笆的小规模工厂。织布业也有很大发展,工厂达119处,工人551人。全年纺织收入43万多元。
二、支援部队挺进东北
1945年8月下旬,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极为关注的热点。为了抢占这一战略要地,党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山东军区“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以赴,越快越好”。以罗荣桓为书记的山东分局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山东军民紧急行动,尽最大努力,使部队早日到达东北。当时,身患重病的罗荣桓,躺在担架上来到龙口,并忍着病痛,夜以继日地工作,指挥了这场历史上空前的渡海行动。遵照中央的命令,乘国民党尚未进占东北之机,山东主力部队于9月20日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带队,首批从龙口启航,火速进军东北。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后,主要任务是肃清残敌汉奸,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及地方政权,造成在东北之有利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军区成立了海运指挥部,并命令胶东军区在龙口、黄河营和蓬莱栾家口等地成立海运办事机构,以运送部队去东北。罗荣桓指定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总指挥,专门负责海运工作。此后陆续调来汽船、帆船,供海上运输用。为做好兵运工作,胶东军区在龙口设立兵运指挥部,负责龙口、栾家口等处的海运工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袁仲贤坐镇龙口。10月24日,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及地方干部6000多人,由龙口、黄河营和蓬莱栾家口等地渡海北上,在辽宁省庄河附近的皮子窝靠岸。因当时旅顺、大连已由苏联军队控制,其他港口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不能靠岸。黄县独立营营长原索成带领两个连和龙口工委书记吴善昌、黄县县委民运部长贺力等一批地方干部一起随罗荣桓渡过渤海湾,进军东北。过海部队开始一律要求穿便衣,黄县、龙口的各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发动数万名群众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做便衣、鞋帽,并动员群众捐献衣帽数千件。群众磨面烙饼做火食,码头工人则把军队给养全部装上船。每次几十条大船,可载运万余人。船回来时,则将东北日寇投降时交出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运来。每次装船、卸船都要争取时间,码头工人挑灯夜战,分班轮流,直到完成任务为止。郊区群众则安排部队住宿,帮助粮站收发粮食并运送至码头附近。龙口船员工会的会员们,在他们所驾驶的船上,发挥了机智善战的精神,在海上,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的军舰,战胜风浪,保证运送任务的完成。由于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奋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胜利完成了运送10万子弟兵工作任务。胶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表扬和奖励了黄县、龙口,并授予各群众团体锦旗一面。
为迎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黄县、龙口党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首先,不断加强了地方武装。1945年10月,成立了黄县警卫营。黄县独立营的两个连,随营长原索成渡海北上后,不久又有一部分升级到北海独立团特务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黄县独立营以留下的指战员为骨干,补充了部分区中队成员,扩充为三个连队,每个连队一百三四十人,改编成立了黄县警卫营。同月,龙口武装部和龙口武装大队同时成立。其次,积极号召青年报名参军。8月20日,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区动员3万名青年参军。黄县、龙口党组织立即全面发动,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踊跃报名参军。据10月24日统计,黄县已有698名青年参军,其中参加主力部队的就有403人。再次,组织优救工作队。为了使参军将士安心,黄县县政府组织了优待救济军人家属工作队,一面深入军属家中慰问,一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全县共发放冬衣2500件,同时一些无地的军属也得到了土地,为前线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1945年底,在黄县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优属运动,县政府张贴布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在群众中进行拥军优属教育。通过回忆对比提高对八路军子弟兵的认识,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觉悟,形成了参军热潮。
三、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根据胶东区党委及北海地委的指示,黄县、黄县城厢特区、龙口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即“反汉奸,诉日本帝国主义的苦”)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群众惩治汉奸、恶霸,打击封建势力,铲除日伪社会基础,巩固解放区的有力措施。这一运动的开展同样为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1945年10月,反奸诉苦运动全面展开。由于黄县、城厢特区、龙口特区的具体形势各不相同,因而其反奸诉苦运动也各有特点。
黄县的反奸诉苦运动,主要在诸由、莱北、汶南等11个新解放区中进行。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运动稳步进行,范围由小到大,开始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后来逐步发展到成为数村联合进行。
1945年10月初,黄县县委、县政府举行会议,在新区全面部署“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号召各区、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依靠农会开展斗争。
广大干部首先深入群众进行时事宣传,使城乡群众了解全国形势,懂得“全国晴了天,一村阴不了”的道理,从而彻底粉碎了反动分子“变天”的“美梦”,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同时,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使群众分清敌我,辨明是非,增强群众对汉奸、恶霸的仇恨,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决心。
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各村纷纷建立起农会组织,一些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当上了农会干部,成为群众运动的带头人。农会本着“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积极组织发动群众,使运动迅速兴起。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在大会上控诉日伪罪恶,斗争汉奸、恶霸,清算其罪行。
运动初期,由于一些村干部认识不明确,工作方法简单,在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搞运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就让群众在大会上诉苦,群众大都是不自觉、不情愿的,因而使斗争收不到应有的效果。针对这些情况,县委及时推广了东羔村反奸诉苦的经验。城北区的东羔村是个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村干部深入农户,访贫问苦,经过广泛动员、充分准备后,召开了诉苦大会。会上,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罗德亭带头诉苦,群众联想到自己受的苦,也纷纷上台发言,越诉越多。最后,王淑英、刘荣卿等受苦最深的妇女也吐出了苦水,全场300多人放声大哭,群众情绪激昂,当场杀鸡盟誓:“饮血酒,表决心,誓死团结打敌人”,“一手拿枪,一手种田,与剥削阶级斗争到底”。之后,根据群众的控诉,农会先后组织群众斗争了伪村长刘永文、地主焦基第等人。运动中全村8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会。
东羔村反奸诉苦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后,各村纷纷效法,注重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因势利导,循序渐进,运动范围由小到大,程度由浅入深。反奸诉苦运动在全县蓬勃健康地开展。
反奸诉苦运动的开展,沉重打击了日伪和封建势力,铲除了日伪势力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农村人民政权。混入党的基层政权的伪组织人员被彻底清除,从而使基层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手中。
为了巩固反奸诉苦运动的成果,1947年7月,黄县县委、县政府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地主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处决。大汉奸杜乐先是黄县首任的伪县长,罪恶累累。汉奸李荩臣曾任伪军第三中队长,还代理过伪军大队副,民愤极大。17日,在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公审大会上,群众纷纷上台诉苦,坚决要求惩办汉奸,县委、县政府决定,把二犯当即就地执行枪决。
随着减租减息运动和反奸诉苦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就黄县而言,土地大部分在地主、富农手中。当时,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6.5%,人均占有土地4至6亩。黄县姜姓大地主一家,霸占土地3000余亩。农民人均仅0.5亩至1亩,而且多是山薄地。为了支持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为巩固和保卫解放区而斗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在解放区内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便在解放区内开展起来。
1946年7月,为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胶东区党委在莱阳县城东吴格庄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各救会长会议,部署土地改革工作。黄县县委副书记谢华和各救会副会长张强参加了会议。会后,北海地委与黄县县委共同组成工作队,由地委书记刘坦任队长,谢华任副队长,在黄县城北遇家村和单家村进行试点。8月下旬,试点工作结束。北海地委在单家村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各救会长会议,推广了试点经验。9月,黄县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形成土改高潮。11月底,全县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
黄县、龙口的土改,主要经历了三个步骤,即宣传发动、说理斗争、分配果实。
第一步,宣传发动。土改运动开展之初,由于受战争形势和传统的法权和道德观念影响,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为了打开局面,县委、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多种形式,积极广泛地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的具体规定及其正义性、合法性。一是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莱阳吴格庄会议之后,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了县、区两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五四指示》,贯彻了区党委会议精神,使县、区两级干部初步弄清了土改的目的、意义、具体政策及做法,并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必须以最大决心与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坚决支持群众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和正义行动。二是召开全县名流士绅会议,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警卫营、各救会的主要负责人,有丁岑浦(西悦来)、范省斋等全县的大地主及名流士绅。县委书记张竹生等到会并讲了话,希望全县名流士绅带头执行土改政策,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积极献田,做土改运动的促进派。三是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土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广造土改舆论。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区为单位分别举办村干部和贫雇农积极分子土改训练班,培养土改骨干。县区干部也分头参加了训练班。通过传达学习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对土改的有关指示,搞清楚为什么要土改及如何进行土改的问题。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县区干部又与各村的干部、贫雇农积极分子共同研究确定各村的土改对象及应采取的要地方式。
第二步,说理斗争。10月初,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抽调大批县区干部驻点包片,深入到村,带领群众进行土改。
教育组织群众,整顿建立农会。为避免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产生,各级干部十分注意教育组织群众工作。他们以村干部和贫雇农积极分子为核心,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首先,通过诉苦和刨穷根的教育,使广大群众弄清了“地主的地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受穷的根子是什么”以及“向地主要地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其次,通过算账对比,消除了群众怕“变天”的思想顾虑。一时间,农会队伍剧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农会会员增加了一倍。为了更加有力地开展同地主阶级斗争,各村都先后整顿建立了农会组织,重新推选出农会领导,明确农会的职权主要是领导农民开展土改运动,确定土改对象及要地方式,负责果实的保管与分配以及治安保卫等。
组织贫苦农民,向地主“要回自己的土地”。经过教育组织之后的广大贫苦农民,在村党支部及农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向地主阶级要地的热潮。首先,鼓励地主献地。以村为单位,由农会出面,召开土改对象会议,宣讲党的土改政策,指明其应持的正确态度,同时宣布胶东行署《奖励献田办法》,鼓励其自愿献出多余的土地。即对军工烈属及开明地主,采取鼓励其献田的办法,让其交出多余的土地,对其中表现积极,交地数量多的,村农会还召开村民大会,让其表明心迹,予以表扬。然后,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及胶东行署的有关训令,针对土改对象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大汉奸的土地及地主为逃避民主政府负担而隐匿的土地,一律没收;对劣迹严重、民愤较大的地主、豪绅、恶霸,采用讲理斗争的方式,以一村或数村联合召开讲理斗争大会。通过贫苦农民诉苦申冤,让其低头认罪,自愿赔偿群众负欠。采用这种斗争形式目的不仅在于从经济上清算,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斗倒斗臭,树立贫苦农民的政治优势;对个别思想抵触的中、小地主则采用仲裁调解的方法,即由农会组成若干讲理小组,分头与其讲理算账,使其拿出多余的土地。
为造成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巨大声势,全县各区都召开了较大规模的讲理要地斗争大会。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46年10月19日上午,城北区7个村1000余名农民在遇家村联合召开的诉苦要地大会。大会申诉了大汉奸李子初、大地主“尚德堂”“树荆堂”等欺压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使其俯首认罪,并自愿以自己的土地财产抵偿群众负欠。县长王佐群当场宣布:批准群众要求,没收大汉奸李子初的财产,接收其余两户大地主抵偿群众负欠的土地财产。是次大会共没收土地246亩,房屋184间,全部由所在各村农会统一分配。另一次是1946年10月26日,县委、县政府在县城组织召开的全县农民联合向城里大地主讲理斗争大会,县里要求各村选派代表参加。黄县城内地主虽只有80余户,但却占地1万余亩,占房6000余间,最多4户占房竟达四五百间。城里凤仪村三分之二的房子被地主占有,房无一间者多到120余户。这次斗争大会主要向大地主丁岑浦(西悦来)、恶霸地主单基越、豪绅大地主丁海帆等诉苦讲理要地,共没收土地1000余亩,房子400余间。会后有关村庄的代表纷纷联合起来,进城与地主清算剥削账。县委、县政府作出规定:土地在哪个区,即归哪个区所有,并由区里统一分配,房产归城区统一分配。这次大会涉及范围广,声势大,因此是对全县封建势力的致命一击,同时又是全县人民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总动员。会后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形成了向地主阶级讲理清算的新高潮。至11月上旬,全县农村向地主清算要地已基本结束。据统计,黄县共收回土地23216.898亩,房子4000余间;龙口市截至11月10日统计,亦收回土地1937亩,房子260间。这些果实的取得主要采用讲理清算、仲裁调解、献田等方式,其中献田是主要方式,占80%左右。
为消除广大贫苦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地主阶级表示愿意赔偿群众负欠之后,全县各村一般都召开了村民大会,让地主等当场交出地契、租约和放债的契约以及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清单。
第三步,分配果实。1946年11月,胶济线东段蒋军在侵占高密后,又向平度、掖县方向大举进攻,胶东部队奋起自卫还击,在5日至10日的掖县保卫战中歼灭蒋军4200余人。11日,为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部队主动放弃掖县城,转战昌邑一带。根据这一军事形势,胶东区党委及北海地委相继发出抓紧完成土改的指示。11月4日,黄县县委发出《关于斗争果实处理的指示》。由于县委、县政府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重视抓政策的宣传落实,因而使党的土改政策在各个方面得到落实。
黄县、龙口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全县农村中基本树立起贫苦农民的政治优势,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及部分房屋、浮财,生活状况较前有了很大改善。据统计,全县有8240户贫苦农民(其中赤贫1737户)每户平均分得了近3亩的土地。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不仅改变了贫苦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提高了其阶级觉悟,激发起空前高涨的生产、支前、参军的热情。据1946年12月19日胶东《大众报》报道:黄县掀起保田热潮,诸由、位庄、莱北区一次就有400名青年参了军。
1947年2月,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有关土改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及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黄县、龙口于1947年3月至9月领导全体人民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
9月中旬,大部分村庄果实已处理完毕,转入备战。9月28日,国民党第八军侵占黄县城。至此,历时半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中止。据统计,复查运动中,黄县计有3万余户贫困农民分到土地和浮财。其中4919户赤贫人均分地0.88亩,加上土改时分得土地1.06亩,共计1.94亩。此外,每人还分到约1间房子及一定的安家浮财,贫农在复查运动中亦分到略少于赤贫的果实。地主阶级财产大为减少,生活水平仅相当于复查前贫农或下中农的水平,有的生活一时难以维持。
土改复查中,黄县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保护政策。但运动中,由于政策掌握不严,侵犯了工商业户,县委马上派人调查了解情况,将侵犯工商业户财物一律退还原主,并组织恢复营业和生产,树立典型体现政策,并重点支持帮助有名气的老字号“福昌利”开张营业,工商业者震动很大,开始转变了错误认识,工商业开始复苏。
1946年和1947年,黄县、龙口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逐步纠正了土改复查中的偏差和问题。
四、积极参军参战和开展支前工作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5个军约10万人兵力,向胶济路沿线及两侧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加强对前方的支援,9月,黄县县政府作出《关于战时支援前线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支持下,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内战,在胶东区内他们正阴谋打通胶济路,以便向解放区做更大规模的进攻,在严正的自卫战争中,解放区军民已取得一定胜利,然而尚不能使反动派停止进攻,回心转意。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为了争取自卫战的彻底胜利,我们要坚决做到:敌人一日不停止进攻,我们一日不停止反击,一日不停止支援前线工作。《决定》还围绕支前工作,着重从组织机构与工作范围,不同区域的战时动员组织及人力、物力的使用标准,供给问题,卫生工作,奖惩,通讯联络和宣传工作七个方面制订出具体工作细则。
为了加强对前方的支援,全面开展支前工作,同月,根据上级指示,黄县成立了支援前线工作队,县长王佐群兼队长。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发出“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口号,全县上下纷纷响应。经过层层发动,掀起了一个“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的参军参战热潮。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黄县、龙口先后发动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参军运动。
第一次的时间是1946年7月至9月。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黄县、龙口的青年积极响应上级关于“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仅黄县就有1774名青年光荣参军,其中到地方子弟兵团的有220人。
第二次的时间是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1946年11月,蒋军兵分三路,进攻平度、掖县,妄图打通烟潍公路,侵占整个胶东。蒋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乡团也趁机回乡倒算。蒋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黄县、龙口人民的愤恨。为了坚决打击蒋军的进犯,保卫胶东解放区,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不少村的村民高喊着“反蒋、保田、立功”的口号,成排成连开赴前线,参军人数达1000多人。
第三次的时间是1947年7月。蒋军逼近龙口,为了支援主力部队外线出击,保卫解放区,黄县、龙口又一次掀起大参军热潮,近2000名青年参了军。
第四次的时间是1948年底至1949年春,也就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当时,山东全境解放。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黄县、龙口人民再一次掀起了参军运动。1157名青壮年怀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热情,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在大参军运动中,广大青壮年以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涌现出许多党员带头、干部带头和父送子、妻送郎上前线的动人事迹。丰仪区黑山村,在村指导员王敬福的带领下,全村100多户一次就有7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城北区东羔村一次就有14名青年参军,均被县政府授予“参军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城北区徐格庄张天性老汉,解放战争时期又送两个儿子参军,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送走了四个儿子参军,被县政府授予“参军模范家庭”。龙口龙南区复员军人解树德、于子华等9人,当听到国民党军队在掖县奸淫掳掠的罪行后,义愤填膺,自愿报名,重返前线,保家保田。
在大参军中,黄县涌现出一个远近闻名的“参军状元村”,那就是石良区的东营曹家村。
1946年3月12日,黄县县委、县政府在文基区大张家村召开了石良、莱山、文基三区参军动员大会。
上午,动员大会准时在大张家村南大河滩上举行。黄县县长王佐群主持,北海地委书记刘坦、黄县县委书记张竹生在大会上讲话。党政军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赵明新亲题“英雄门里出英雄,立功会上立大功”的对联贴在用松柏扎成的英雄门上。会上,杀鸡题字,用手指蘸鸡血在白布旗上写上“反蒋保田立功”6个大字,并当场将旗授予东营曹家民兵连长曹德成。3个区的青年及群众近万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共进行3天。会议当天,东营曹家村与会干部群众就表示:坚决响应上级号召,在参军参战中争立头等功。会议第2天,东营曹家村干部群众写出决心书,在人与人、组与组、村与村之间展开了热烈的挑战迎战活动。会议第3天,大会进行表态发言,东营曹家村村长曹永图第一个跳上主席台,满怀激情,慷慨激昂地表示:为打退蒋军的进攻,东营曹家村青壮年踊跃参军。接着对台下振臂高呼:“东营曹家村的热血青年,是英雄好汉的站到台上来!”话音刚落,该村100多名青壮年,呼啦站起来,飞跑到主席台上,齐刷刷地站成两排,当即登记报名。22岁的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张秀兰也带着几个妇女跑到台上,表示坚决不拖男人的后腿,做好拥军支前工作。儿童团长也随之上台表示,要站好岗、放好哨,长大后像父兄那样参军保家卫国。在东营曹家村的带动下,其他各村及与会群众也不甘落后,村干部争先表态,青年民兵纷纷登台报名。
3月15日下午,动员大会结束后,在村指导员曹德骥、村团长曹德成带领下,全村报名参军青年民兵高举旗帜,列队走向英雄门,然后集中食宿,进行入伍前准备。曹氏长辈为激励即将走上前线的子孙,当晚将参军的晚辈带进曹氏家庙,在曹氏祖谱前,80多岁的老祖长曹文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古有“好男儿志在疆场,马革裹尸”,曹氏历来只出好汉,不出孬种,你们报名入伍,保家卫国,为曹氏积德,望你们英勇杀敌,为祖宗争光。曹德成等青壮年民兵共同表示:不负众望,为民立功,为曹氏宗祠争光!
3月17日早饭后,参军青壮年列队来到祖坟北大茔。曹氏一脉,世代葬此。按照曹氏习俗,每有外出,必来辞行,以壮行色。洒酒磕头祭祖之后,举手宣誓:“一人当兵,曹氏光荣。奔上前线,争当英雄。”誓毕,在缭绕的烟雾中,与老祖长话别。村中,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父母妻子欢送亲人入伍。村干部为参军子弟挂花披红,牵马引路,缓缓通过村口用松柏和常青树搭起的英雄门,话别之际,慷慨雄壮。父母拉着儿子的手,千叮万嘱参军后要英勇作战,为桑梓争光;妻子们在丈夫耳边窃窃私语,安慰丈夫放心参战,杀敌立功,早日凯旋。以东营曹家村为建制连的农家子弟,在连长曹德成、副连长曹士渡、排长曹永治等人带领下,成二路纵队,步伐整齐,豪情满怀,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养育自己的故土。
在这次大参军中,由于组织发动得力,群众革命觉悟高,在这个仅有210户、不足900人的山村里,就有120名青壮年参军,在胶东一带传为佳话。
为了表彰东营曹家村参军的先进事迹,黄县县委、县政府授予该村“参军状元村”光荣称号,并赠送“民族英豪”匾额一副,“光宗耀祖”锦旗一面。不久,一首《歌唱状元村》的歌曲,在东南山区以至黄县各地广为传唱。
解放战争中,全县近万名青壮年参了军,其中到主力部队的就有5188人,在参军的青壮年中,有不少的是党员、干部和教员,仅龙口市806名参军青壮年中,就有党员206名,村干部96名,而且县、区干部也都带头报名参军。县工会会长王忠强、丰仪区各救会会长张直夫、诸由区委组织委员张丕之、芦凤区青救会长王万俭等都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县的大参军运动,为部队的巩固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黄县、龙口人民除了踊跃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响应上级关于“一切为了前线”和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号召,踊跃出夫,支援前线。1946年9月,组织民工23000多名,担架18788抬,运输车(包括胶轮大车、铁轮大车和二把手推车)3166辆,牲口12362头,以备支前随时调用。整个解放战争中,龙口地区共出动规模较大、服务时间较长的民工7批,计1.3万人次。
第一批出夫支援鲁南会战。1947年3月,黄县出民工1360人,大车588辆,骡子1220头,组成一个大车运输队,下设6个中队,县长王佐群和县人民武装指挥部副指挥姜毅峰任正副大队长赴鲁南支援会战。同时,龙口亦派出一个大车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其中有蓬莱县的一个中队),队员880名,市长宫亭和青救会长卢启明任正副大队长,赴鲁南支援会战。同年7月,黄县大车队和龙口市大车队圆满完成任务后复员。
第二批出夫转运孟良崮战役伤病员。1947年5月,黄县、龙口再次出夫鲁南,转移孟良崮战役伤病员。是次支前,黄县出民工1600名,担架车500辆,组成一个大队,下设5个中队。龙口市出民工600多名,担架车250多辆,组成1个大队,3个中队。11月,两支支前大队完成任务后复员。
第三批出夫随九纵担架团服务。1948年5月,黄县出民工1275名,组成一个担架大队,分四批出发,跟随九纵担架团转运伤员,运送器材弹药。9月上旬,支前民工胜利归来。
第四批出夫支援淮海战役。1948年9月上旬,黄县出民工1875名(党员272名、干部214名),担架301抬,大车50辆(内有龙口市9辆),车夫82名,编成一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支援淮海战役。史永平任大队长,阎培枚任副大队长,慕世友任政委,刘和任副政委。战役结束后,民工返回。
第五批出夫支援淮海战役。1948年10月,黄县出民工765名,按营的建制组建,下设3个连,张巨洲任营长兼教导员,慕子禄任副营长。这批民工被编为九纵担架运输团二营,紧随九纵参加了淮海战役。其主要任务是运送伤员和军用器材。翌年4月,民工在完成任务后复员。
第六批出夫支援淮海末期战斗和京沪杭战役。1948年10月,黄县出民工612名,组成一个担架大队,编入九纵担架团,随九纵参加战斗。主要任务是转运伤员,运送物资。同时,龙口市出动民工500名,由于寿德率领与蓬莱的500名民工合编为31军92师担架营,主要任务是押送俘虏。是批黄县和龙口市的民工,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末期战斗和京沪杭战役。翌年7月返回。8月,又参加了解放长山岛战役。
第七批出夫支援淮海战役。1948年12月5日,全县出动民工939名,常备担架156抬,组成一个大队,抵招远夏甸集结待命,参加为期6个月的支前工作。中旬,黄县又一次出民工499名,铁轮、胶轮大车178辆,骡子398头,编为一个大队,名曰:“山东省胶东区支前运输大队”,下设2个中队,支援淮海战役。政府实业科长王春端任大队长兼政委,焦树贤任副大队长。是批民工于翌年6月复员。
除上述7次较大规模的出夫支前活动外,黄县、龙口还曾多次短途转送伤员和物资。
1948年秋,为了加强对支前粮食征运工作的领导,黄县成立了征运粮食指挥部。陈德三任指挥,成尊五任副指挥。下设长途运输大队,李子仪任大队长。为了将全县农民缴纳的24.5万公斤粮食及早运到部队,支援淮海战役,随即动员全县民工1344人,小车973辆,胶轮、铁轮大车180辆,昼夜兼程,分别将粮食从烟潍公路陆运和龙口港装船水运至潍县。
1948年3月,在解放龙口战斗中,黄县6个区1000多抬担架,全部上了火线,民工们冒着蒋军的炮火,抢救伤员。
黄县、龙口出动的民工在支前工作中,都表现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令人感奋。
1948年5月,黄县的1275名民工,在支援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大汶口和津浦线战斗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分昼夜雨晴,紧随部队运送器材弹药,一夜奔袭百里,不少的民工脚底磨起了重泡,肩膀磨破了皮,仍然带病坚持,从不叫苦。特别是在转运伤员当中,许多民工不顾疲劳,替伤员扇风擦汗,端水装烟,打苍蝇,赶蚊子,有的甚至用自己的饭碗给重伤员接大小便,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拿出来给伤员买东西吃,对伤员关怀得无微不至,表现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供给和炊事人员则少睡觉,提前把水饭烧好,保证了民工们的体力。他们在“减人不减担”“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边转运边组织”的口号下,保证了任务顺利完成。在这次战斗中,黄县民工受到九纵担架团的通令嘉奖,荣立一等功的12名,二等功的42名;荣立集体二等功的2个,三等功的3个,四等功的2个,并获得锦旗9面。
在支援鲁南会战中,黄县大车支前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转运粮食;二是各中小队分头随部队抢运弹药、转移物资、医院及伤员等。由于作战部队采取的是大兵团的运动战,所以供应部队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数量大,时间紧,且地点变化频繁。当时前线急需粮食,需要将集中在马站的粮食快速转运到85公里以外的坦埠。干部民工们听说后,当即表示不遗余力,全力支援,并定了立功计划。在运输中,口袋不够用,他们就用自己的棉被包粮,甚至脱下长裤装粮。为了避免蒋机的空袭,他们就赶着大车夜间穿行在崎岖不平、坡陡弯多的山路上。经过努力,大车队3个月完成约300万公斤的运粮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大众日报》《支前通讯》同时报道了黄县大车队的光荣事迹。
大车队在以中队为单位随部队单独活动中,时值大雨季节。一天晚上,一中队一分队从沂水运炮弹到蒙阴的摩天岭,正碰上沂水暴涨。为了不影响任务的完成,分队长高盛芝和路好宾不顾一切下水探路,其他民工则冒着被湍流冲走的危险,采用骡驮、人头顶等办法,往返数趟,准时把炮弹运到前线阵地。一中队的其他分队,在随解放临朐县城的部队转移时,因天连降大雨,使20多辆载炮弹的大车,深陷泥浆拉不出来,民工们为了不影响战斗,毅然弃车随军转移。
二中队在运送弹药过程中,由于接近前沿阵地,几头骡子被蒋军飞机炸死,4名民工受了伤。但是民工们没有因此退缩。相反,他们却勇敢地冒着蒋机的轰炸、扫射,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天夜里,他们又奉命到沂水河畔把掩埋在河里的汽油桶挖出运往前线,由于距蒋军太近被发觉,密集的子弹蝗虫般地向民工们飞来,但没有一个人畏惧,在部队一个班的掩护下,挖的挖,装的装,不一会儿就把300大桶汽油全部装车运走。天亮后,蒋军又在后面追赶,民工们冒着被蒋机扫射的危险,赶着大车急驰奔跑,在民兵武装班的掩护下,终于把蒋军甩在后面,完成了任务。在鲁南会战中,黄县大车运输大队绝大多数民工都立了功,省支前指挥部为了表彰先进,授予大车大队“黎玉运输队”最高荣誉称号,并奖给锦旗一面。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抓好后方工作是支援和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环节。黄县、龙口市党组织,遵照上级“一切为了前线”的指示,在狠抓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做好后方的各项工作。
在农业方面,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从而保证了对前线的供给。1948年春,由于国民党侵犯黄县、龙口时的烧杀抢掠,加之整壮劳力不断出夫支前,造成了一些土地荒芜或误种,出现严重春荒。为了保证群众的生活和前线的粮食供应,黄县县委和龙口市委认真贯彻华东局关于“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人”的生产救灾指示,号召留在后方的人民,积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妇救会员和儿童团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妇女儿童齐上阵,妇女担起了生产的重任。在度春荒和秋收秋种中,妇女成了主力军。为了帮助群众生产救灾,仅黄县就发放农业贷款粮35.25万公斤和渔业贷款粮2.5万公斤,从而使黄县、龙口两地迅速出现了“前线将士民工争立功,后方群众生产争模范”的大生产热潮。为了解决劳力不足问题,各村群众还采取了帮工助工或互助组等形式,使土地不误农时,及时抢收耕种。1948年底,黄县粮食喜获丰收,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前线和灾区。在生产救灾工作中,有数十名积极分子被评为劳动模范。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由于黄县、龙口市党组织对工农业生产采取了优惠政策,使生产有了迅速的巩固和发展。生产支援了战争,战争保卫了生产,后方的群众将生产的粮食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
为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黄县、龙口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活动。县委、县政府张贴布告,号召全体人民积极开展这一活动,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参加拥军优属活动。各区村普遍运用新旧对比的形式,大歌大颂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教育群众明确“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以此加深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感情。1946年5月18日,黄县县政府下达了《关于解决军工烈属生活问题的通知》,各区富村群众纷纷捐款献粮食及生活用品,救济穷村的军工烈属。除此之外,群众还自觉地组成了包耕队(组)、助耕队(组)、把烈军属及支前民工家属的生产包下来,做到了保收保种。同时,还承担了烈军属日常生活中搬泥、运粪、挑水等杂务活。1947年1月25日,黄县各群众团体男女代表20人,携带黄县党政机关干部募集的劳军款285770元及7个区教师救国会捐献粮2650多公斤,去前线慰问军队。同时,龙口市医联社捐献北海银行币6400元及药品一宗,送往前方医疗站。1948年年关慰问军队时,仅送用上等好布做的并绣有“杀敌立功”字样的袜子底就有4000多双。
在抓好后方工作中,黄县、龙口市党组织十分重视发挥妇女的特殊作用。如组织妇女动员参军,搞节粮,搞捐献和纺花织布、缝衣做鞋,做各种慰问品等支援前线,为激励前线将士英勇战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再如组织妇女参政,健全村领导班子,搞好生产和生活。以石良区东营曹家村为例,青壮年几乎全部参了军,剩下的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则勇敢地挑起了全村各家各户生产和生活的重担,成立了以妇女为主的新领导班子。她们分别担任了青救会长、财粮主任、正副村团长和优抚主任等。她们响亮地提出:“照顾好烈属军属,让亲人安心杀敌!”“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并根据村里能出工的劳力情况,成立变工队,恰当地搭配劳力,变工代耕。在抢收抢种中,老人、妇女、小孩齐上阵,由于组织得好,群众情绪高,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在解放战争中,黄县、龙口市人民通过参军支前,抓好后方生产,开展拥军优属等一系列活动,既巩固了后方,密切了军民关系,又支援了前方,鼓舞了前方将士们的斗志,对争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配合部队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对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先后集中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起疯狂的攻势,妄图挽救其军事败局。
1947年8月,国民党集中了6个整编师,以范汉杰为总指挥,于8月3日向胶东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率三野大部南下配合刘邓渡河向大别山进军。
1947年9月,国民党第八军在军长李弥、副军长汪波的驱使下,由潍县东犯,在遭部队沿路阻击的情况下,于9月27日侵占龙口,28日占领黄县城。
进犯龙口、黄县的还有还乡团和国民党黄县、龙口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先后分三批进入黄县、龙口。第一批是以县长周毓瑞为首的国民党黄县县政府工作人员。该政府于1947年6月在青岛拼凑而成,县长周毓瑞系国民党第八军军官,同来的还乡团反动分子还有新任国民党绛水区区长张子善、国民党黄县商会副会长崔世安等,共计10多人。他们于9月9日由青岛乘车到潍县,9月下旬,尾随蒋八军进入黄县城。第二批是以国民党黄县县党部书记长张拙夫和国民党龙口市长王经五为首的黄县和龙口还乡团及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除了张、王二人之外,还有国民党黄县复员协进会(又名“还乡团”)会长王砚农,副会长焦子万,三青团书记长魏茂杰,龙口还乡团长仲少尤等,共计180多人。他们于10月7日由青岛乘“来兴”号客船出发,9日夜抵龙口。黄县还乡团于12日进入黄县城。第三批是以张文泉为首的国民党特务,计40多人。张文泉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黄县县政府财政科长兼商会会长。这批特务于10月下旬离青来黄。国民党还乡团人员,多系抗拒人民政府土地改革运动的逃亡地主、反动富农及其子弟,还有被人民政府扫地出门的恶霸及日伪时期的汉奸。这伙对人民政府和刚刚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有着刻骨仇恨的反动家伙,逃亡到时属国统区的青岛,纠集起来。他们四处搜寻枪支,网罗地痞流氓,拼凑反动武装;举办“简易师范”,培植党羽,无时无刻不伺机还乡反攻倒算。1947年8月,国民党进犯胶东的枪声一响,他们便卷土而来。
侵犯龙口、黄县的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其占领区,除在黄县城和龙口屯集重兵以外,还先后在龙口、黄县境内的烟潍公路沿线等地设置了8处据点。其兵力部署是:黄山馆驻一个营,大孟家驻一个排,龙口驻一○三师师部及一个旅,屺㟂岛驻一个连和还乡团100多人,小陈家驻一个排,双庙徐家驻一个加强连,小庄子驻一个连,庄头驻一个连,黄县城驻一个团,玉皇顶驻一个连,总计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为了加强兵员和军火运输,蒋军还在龙口附近修建了一个临时飞机场。
蒋军在完成其军事部署之后,便在龙口、黄县开始了历时20天的清剿,妄图消灭地方部队,摧毁人民政权,破坏党的组织,抢劫政府隐藏物资。国民党还乡团与蒋军狼狈为奸,杀气腾腾地向龙口、黄县军民举起了屠刀。
国民党军队侵占龙口、黄城后,当地党政组织及广大军民,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同蒋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在蒋军占领之前,黄县、龙口市军民便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一是调整区划。为了在蒋军占领龙口市的情况下,使龙口市党政军民能依托山区和农村坚持斗争,1946年底,胶东行署决定,将黄县的龙东、黄山和虎山区划归龙口市。二是修筑防御工事。1947年春夏之交,黄县指挥部奉命在黄山馆南修筑防御工事,拟在蒋军进攻之时,凭此阻击。龙口武装大队也曾在龙口南陈家一带修筑防御工事。三是加强民兵工作。为便于战时因地制宜地开展游击战争,9月上旬,黄县武装部重新成立,机关从黄县指挥部中分离出来。县委书记张竹生兼任政委,姜毅峰任部长,田凤堂、陈益三任副部长。同时在区以下分片建立民兵联防,统一军事行动,以增强战斗力。四是成立爆炸队。组织各区爆炸手及模范民兵30多人参加,由陈益三兼任队长,主要任务是运用地雷开展游击战,袭扰、杀伤蒋军,迟滞其行动,配合主力,粉碎蒋军的进攻。五是奔赴前线,实地学习斗争经验。黄县县委派姜毅峰同志带领一批区干部,其中有区委书记、区长、各救会长等到掖县学习,以直接取得对蒋军斗争经验。六是空舍清野。发动群众将自有的粮食、收缴的公粮、军用物资和未来得及分发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捐送的救灾物资,运到山区或偏僻地区掩埋起来。七是延长青纱帐的存在时间。黄县、龙口市党政组织要求群众在秋收季节,凡是拟留春田里的高秆作物一律将秸秆保留,没有政府的命令,不准擅自刨倒,以利于开展游击战。
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为加强对各区的领导,提高全县人民粉碎蒋军进攻的信心,反对妥协倾向,9月29日,黄县县委在石良区山后曹家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主要领导兵分南北两路,支持各区干部依靠群众就地展开反蒋保田斗争,一路由县委副书记谢华和副县长于耀光带领到黄北平原开展工作,另一路由县委书记张竹生、县长王佐群等带领在城南坚持斗争。
由于有领导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备工作,为黄县、龙口市军民就地坚持斗争,彻底粉碎蒋军对胶东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24日,早已准备好的黄县爆炸队,利用夜晚插入黄山馆附近蒋军必经之路,布下7颗地雷。翌日上午,地雷相继爆炸,共炸死蒋军14名。蒋军摸不清底细,不敢前进。9月27日,在蒋军占领黄县城的前一天,爆炸队在城内的一些学校和空房里,门框顶、座椅下、风琴下巧布地雷。翌日,蒋军侵入县城后,许多地雷次第爆炸,炸死炸伤蒋军10多人。在蒋军占领黄县期间,爆炸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经常在蒋军必经的大小道路和村镇布设地雷、石雷、吊雷等,蒋军走到哪里,地雷炸到那里,炸得蒋军提心吊胆,时刻不得安宁。
龙口、黄县城先后被蒋军占领后,党政机关为避蒋军锋芒,次第撤往南部山区开展对蒋军斗争。龙口市党政机关撤到迟家沟一带活动。黄县党政机关撤到下丁家、石良一带山区。在蒋军大兵压境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不畏艰险,就地坚持开展对蒋军斗争,但也有个别区干部意志不坚定,被蒋军嚣张气焰吓破了胆,擅离职守,跑到安全地区躲藏起来,致使个别区的工作一度瘫痪。为了加强黄北地区对蒋军斗争的力量,粉碎蒋军妄图完全控制黄北的阴谋,10月初,县委决定将位庄区与城北区合并,将两个区的领导班子和武装力量合二为一,同时委派熟悉军事斗争的县武装部副部长陈益三同志到该区担任区长兼武装部长和区中队长。区里成立了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装备较好的区中队,配合部队打击蒋军。羊沟营伏击战中配合部队打得蒋军不敢轻易出动。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全县广大干部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昼伏夜出,宣传发动群众,打击不法地主恶霸及还乡团;枪毙了十几个恶霸地主。他们率领武装,埋地雷,打伏击,因地制宜同蒋军开展游击战。一些同志为革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9月29日夜晚,县委副书记谢华和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于耀光根据县委的部署,夜插黄北,开展工作。翌晨,在后柞阳村与蒋军遭遇,谢华和警卫员突围出去。于耀光为掩护谢华突围,在四面遭到蒋军包围的情况下,迅速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操起身边唯一的一支单管连发猎枪,带领警卫员奋力突围。战斗中,警卫员身负重伤,于耀光临危不惧,凭借房门屋角的掩护,先后撂倒四五个蒋军,终因弹药耗尽,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从10月13日开始,丧心病狂的蒋军及还乡团对龙口市、黄县进行了连续20天的大清剿,企图剿灭地方武装,摧毁地方党和政权组织,搜掠政府掩藏的粮食及物资。蒋军沿途逮捕枪杀党员干部及群众,纵火焚烧群众房屋,抢劫猪鸡及衣物,蹂躏妇女,无恶不作。面对蒋军的清剿,党政军民针锋相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和策略,保存有生力量。
一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伺机歼灭蒋军。蒋军为了使其清剿阴谋得逞,集中了两个旅的兵力,实施对黄县、龙口的清剿,并增设了芦头、小刘家、台上李家、迟家沟等临时据点。面对主力部队奔赴外线作战、蒋军暂时风头正健的现实,龙口、黄县党组织积极寻找战机,带领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频繁扰袭、打击蒋军,使其陷入困境。汶南区的干部,在蒋军清剿该区时,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先在蒋军必经的小道上布下地雷,而后占领山头,向蒋军射击,阻止蒋军前进。蒋军撤出县城和据点后,区干部即分头插入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形势,教育群众,整理组织,逮捕和惩办坏分子。民兵联防在反清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柳家村民兵极为活跃,清剿中,小股分散的蒋军4次侵入该村,均被联防民兵击退。西羔村民兵在村周围大小路口,布下地雷阵,蒋军及还乡团在整个侵黄期间,始终未能进入该村。汶南区姚家村民兵联防干部姚士商,获悉有一辆清剿的蒋军汽车将经过官道栾家大道,便带领两个民兵在路旁埋伏,当汽车开来时,他们投出两颗手榴弹,将汽车炸毁,并活捉了驾驶员。北海区武装部为此发布嘉奖令,为姚士商等记二等功,并号召全区武装干部、民兵向他们学习。奶儿夼村联防民兵刘治家,在蒋军大部队围剿时被捉,蒋军逼着他带路找粮食和物资,他借机把蒋军骗到村外隐蔽处,将蒋军打死,夺枪而逃。
二是组织群众转移,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龙口的党组织,在率领地方武装伺机打击蒋军的同时,组织群众巧与蒋军周旋。蒋军进村,村干部和民兵则组织掩护群众转移出村,蒋军离村,则再带领群众回村,从而保护了群众,减少了损失。汶南区南埠村,在蒋军压境时,村干部响亮地提出“要同群众死在一起,活在一堆儿,决不让一个人被敌人抓去”的口号。他们先把步枪和手榴弹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精干的战斗小组,由年轻力壮的民兵参加,负责观察情况,掩护群众往山里撤退,并伺机扰袭蒋军。村中剩下的人组成两个组,一个是妇女和老年组,一个是中年男子组。蒋军一来,有序撤退,妇女、老年和中年男子组在前,战斗小组负责断后,蒋军走后,便回村,有条不紊。蒋军清剿的第4天,战斗小组看到蒋军在山下抢劫牲口,村长便指挥战斗小组向蒋军打枪,投手榴弹,蒋军不知虚实,吓得狼狈逃窜。蒋军在这一带清剿了9天,该村干部带领群众与蒋军周旋了9天,从而使群众免遭涂炭,得到了黄县战时指挥部的嘉奖。
三是戳穿蒋军的阴谋,保护好粮食物资。清剿的蒋军,为了搜取政府掩藏的粮食和物资,每到一村动辄杀人放火,威胁恫吓群众。仅在亮甲园就掐死女孩1人,枪杀壮年1人。同时,蒋军还与反动地主、恶霸相勾结,通过封建关系猎取情报,劫取物资。蒋军曾运用此种方法在麻家村从地下起出埋藏的钢炮。针对上述情况,党政组织和武装积极打击反动地主恶霸,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控制,想方设法,保护掩藏的粮食及物资。有一天,清剿的蒋军窥测到丰仪王家沟群众正在掩埋军火,便阴谋前往挖走。当地群众立即向人民政府报告。为了不使军火落于蒋军之手,王家沟全体村干部及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与政府工作人员一道,火速将军火运进深山里,避免了重大损失。
到11月初,蒋军的清剿被彻底粉碎。在20天的清剿反清剿斗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口市的区中队及民兵就用地雷炸死炸伤蒋军94名。至于龙口、黄县运用各种战斗形式消灭蒋军的总数,则更为可观。人民群众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据统计,是次清剿,全县没有入侵过的村庄只有12个。凡是蒋军入侵过的,大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共抢去粮食159.5万公斤,木柴11.5万公斤,枪杀干部群众数十人,捉去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300多人。
由逃亡青岛的恶霸地主组成的还乡团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龙口、黄县后,首先在青岛网罗的反动班底基础之上重新拼凑起反动组织和反动政权,计有国民党黄县县党部、三青团县团部、黄县县政府、龙口市政府以及黄县农民协进会、黄县商会、黄县、龙口还乡团等反动组织,并将黄县划为一镇二区,下辖凤山、凤鸣、莱北、城阳、石良、士林、平山、诸高、义士、丛林、滨海、古黄、仪乐、仁和、莱山、丰仪、宝善和乡城18个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国民党黄县大队,计有200多人枪。
此后,还乡团便向人民政权和翻身的人民群众开始了疯狂的阶级报复。他们与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四出捕捉党员干部,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区长张子善,在区内大肆搜捕、杀害干部群众。大堡村农救会长褚世智,支书邹乃善,东关农救会会长王金龙,仪乐逄家的农救会长刘同友、村长姚永辉、村团长王治贵及辛店村年仅14岁的儿童团长小锁等7人,均遭其毒手。张子善等将他们在圣庙内杀害,并抛尸井内,又在井里填上石头。他先后共捉去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32人,杀害19人,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国民党宝善乡乡长孟庆蔚,带乡丁回村倒算,要每个党员和干部交出5石玉米。其弟孟庆武担任过村优救委员,因不交粮食,被孟庆蔚打得遍体鳞伤,还先后捉去村干部和积极分子40多名,或活活打死或打成终身残废。国民党乡长王衍藩,回村捉去村团长李安吉带到城里,钉在墙上棍打火烧,折磨得奄奄一息。后又捉到村党支部副书记杨青山,带到县城国民党县党部枪杀。黄山馆的还乡团勾结招远还乡团,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1947年11月14日,驻黄山馆的还乡团得到臧格庄地主子弟刘云青密报,悄悄包围了臧格庄,捉去党员和干部家属5人,均被杀害。其中,区干部刘思利的父亲被还乡团匪徒用刺刀乱捅致死。刘的妻子有孕在身,也未能幸免。据不完全统计,还乡团在黄县的72天中,共杀害党员干部和群众95人。
为了更深入全面地开展对国民党还乡团斗争,11月10日,黄县县委召开了各区负责人会议,部署对国民党还乡团斗争任务:一、坚决打击消灭还乡团,争取不坚定分子,同时开展“一封信”活动。二、坚决打击、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三、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与瓦解蒋军活动。会议要求,要“从党内到党外,自上而下地开展灭蒋杀敌立功运动,开展全面性的对敌斗争”。
黄县、龙口的领导机关制定了对还乡团要“坚决打击、消灭,配合瓦解”的方针,领导广大军民,双管齐下,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与还乡团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军事上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区中队和民兵联防伺机对小股下乡的还乡团袭击和歼灭,以阻止其罪恶活动。二是摧毁反动组织,铲除其社会基础,对与还乡团相勾结蓄意建立反动组织的不法地主或恶霸,进行坚决镇压。城北区单家村和达善宋家村各有一名地主恶霸勾结还乡团,疯狂地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捕捉杀害村干部并蓄谋建立反动组织。城北区中队获悉后,立即将两犯捉拿归案,就地正法,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在政治上,则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动群众与还乡团进行合法斗争。首先,动员群众将土改果实掩藏起来,一旦还乡团反攻倒算,则以国民党县长唐昌熊上任时发布的布告十条规定中的第五条“被斗争之家具什物,未耗散完者,由原主认领,已耗散完者,不准追究”为依据,同还乡团进行说理斗争。二是开展一封信活动,组织还乡团家属,向还乡团分子写信,要他们莫做恶事,给自己留条后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下,到11月下旬,由于蒋军频频遭到打击,接连失利,龟缩县城,不敢妄动,还乡团失去了屏障,终日惶恐不安。还乡团长张拙夫见大势已去,带着敲诈的黄金,逃窜青岛。
国民党军队进犯龙口、黄县之初,气焰十分嚣张。一个多月后,形势便急转直下,蒋军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在此期间,华野东线兵团许世友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率主力,击溃了蒋军范汉杰兵团的6个整编师,共歼蒋军6万3千多人,剩下的残兵败将又被范汉杰带到东北,留下的少数蒋军只能龟缩在烟台、蓬莱、黄县、龙口几个县市,对扭转地方斗争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战斗有如下几次:一是炮轰黄县城。9月30日夜晚,蒋军侵占黄县城的第3个晚上,为打击蒋军的反动气焰,黄县指挥部所属部队携迫击炮七八门,在县城东南宫家疃村向盘踞县城之蒋军发起炮击。前后约1个小时,发射炮弹数百发,给蒋军当头一棒,使其尝到了地方武装的厉害。二是宋家阻击战。11月16日下午2时,黄县城蒋八军独立旅某营及一部分还乡团,共300多人,在2门山炮、4门迫击炮、2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向宋家(城东北6华里)一带进犯。北海地方部队获悉后,当即予以沉重打击,激战2个小时,将蒋军击溃。是次战斗,毙伤蒋军60多名,俘虏24名,缴获美式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美式步枪14支,汤姆式1支,手枪1支,子弹2000发。三是羊沟营伏击战。11月22日,北海独立某团在城北区中队的配合下于城西北羊沟营、小宋家一带设伏,击溃了下乡骚扰的蒋八军独立旅某营400多人。此次战斗毙伤蒋军71名,俘虏7名,缴获机枪2挺,其他枪支10多支。四是遇家伏击战。11月26日,驻黄县城蒋军及还乡团350余人下乡抢粮食、蔬菜等。北海独立团获悉后,在遇家村进行伏击。蒋军被突如其来的枪弹打得晕头转向,不敢恋战,溃窜回城。是役,共打死打伤蒋军30多人,俘49人,缴获轻机枪2挺、六○炮1门、步枪34支和一批弹药。地方武装打击蒋军,取得很大战绩,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蒋军侵犯龙口、黄县之初,龙口大队奉命夜赴招黄边界处阻击蒋军。某日拂晓,二连三排行至洼子东山,突遭蒋八军三面包围,蒋军先以强大的炮火轰击山头,而后以数倍于三排的兵力向山头进攻,三排40多名战士以旧杂枪支和手榴弹、地雷,抗击着蒋军整营兵力的轮番攻击。战士们把地雷拴在绳子上,从山上滚下,拉响导火索,给蒋军以重大杀伤。当蒋军冲至前沿阵地时,就用手榴弹轰击,战斗从清晨5时一直打到下午3时,三排战士凭着高昂的斗志,连续打退蒋军5次冲锋,除5名身负重伤失去战斗力的战士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在蒋军占领龙口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龙口大队、区中队、武工队、爆炸队等地方武装,对蒋军开展全面的军事攻势,封锁蒋军,不断予出犯之蒋军以杀伤。据统计,共毙、伤、俘蒋军218人(击毙62人,伤140人,俘14人),缴获各种枪支、手榴弹、大车、小车、自行车、军用电线、电话和其他物资一大宗,炸毁蒋军汽车一辆。
六、龙口全境解放和干部南下支援全国解放
1947年10月,跳出蒋军包围圈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的领导下,发动胶河战役,激战9日,歼蒋军9个团12000余人,收复了莱阳、昌邑、掖县、栖霞、威海、牟平等县城,一举扭转了胶东的战局。至此,山东内线战场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12月7日,盘踞黄县城的蒋八军官兵,在党政军民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之下,异常恐慌,不得不放弃黄县城及玉皇顶、黄山馆、庄头、小庄子据点,窜往龙口。临逃之际,散布谣言说:“共军要带铡刀入城,实行大屠杀”,并胁迫还乡团家眷等1505人,随其逃窜。同时,蒋军还大肆屠杀干部群众,仅5日和6日,蒋军就在县城东沙河公开杀害党员干部17人。
蒋军逃往龙口途中,北海独立一团、二团和特务营及黄县指挥部4个连曾予蒋军以截击,歼蒋军一部,俘虏50多人。
黄县城解放后,党政机关立即进城,召集群众大会,庆祝斗争胜利,悼念死难军民,宣布政策,整顿秩序,动员干部群众生产救灾,恢复家园。地委宣传部长徐步等代表地委、专署到会讲话,并张贴安民告示:(一)解散一切反动政权,恢复民主政权;(二)调查被难家庭,予以抚恤救济;(三)附敌进行倒算之地主恶霸,立即将倒算物品偿还群众,政府从宽处理;(四)被敌抢劫之一切资财(如修工事木材等一切未及带走的东西),待查明后,即行发还;(五)准予一切蒋组织人员悔过自新;(六)严格岗哨,实行戒严,以防蒋特分子骚动;(七)被敌强迫、威胁带走之群众,应设法搭救回归,重整家园;(八)号召群众检举蒋军匿藏之人员、武器及一切军用物品,对检举群众,政府予以表扬;(九)一律禁用蒋币。旋即,县政府又颁布了《关于迅速安定社会秩序,继续支前配合主力歼敌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将所属公路立即修好,以利军事行动,维持社会治安。
为纪念于耀光烈士,1947年12月26日,黄县党政军民在县城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北海地委宣传部长徐步致辞。到会的干部群众无不满怀悲愤和胜利信心,庄严宣誓:继承烈士遗志,坚决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县委副书记谢华亲自撰写挽联悼念于耀光,其悼词为:“身临城关瓦砾中重建故土,目极黄水蜿蜒处痛哭耀光”。为纪念烈士,1948年2月1日,县委、县政府将诸由区改为耀光区。
12月上旬末,北海独立一、二团和黄县指挥部所属4个连及龙口武装大队3个连实施了对双庙徐家、孟家墩和龙口蒋军的包围。其时,北海军分区指挥机关驻前寨村;独立一团团部驻王格庄,所属部队在廒上、桥上一带负责从东线围困蒋军;二团团部驻河南孙家,所属部队负责围困大孟家蒋军和在甲刘王、土城子一带从南线围困蒋军;黄县指挥部负责围困双庙徐家据点蒋军;龙口大队在北皂前村负责从北线围困蒋军。
地方部队在对龙口等处蒋军加紧围困的同时,向蒋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是喊话宣传。地方党政群组织配合部队政工人员,通过喊话,向蒋军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及共产党的政策,教育蒋军及早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还从蒋军厌烦军队生活、思念家乡的心理出发,向其宣传:“人在军营心在家,家中饥饿妻改嫁”、“受伤阵亡,除名销饷,父母老少,靠谁奉养”等道理和事实,以揭露蒋军内部的黑暗,瓦解其军心,置蒋军于四面楚歌之中。为了配合这一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还在龙口边沿村庄建立“蒋军来归招待所”,接待投诚蒋军。仅龙南一区就有22处。二是隐蔽在龙口市内的地下党员及秘密工作者,积极展开活动,分化瓦解蒋军。他们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采取交朋友、拉关系等办法,启发教育蒋军,不要继续替蒋家王朝卖命。如龙南区青妇队长、女共产党员孙玉荣,通过做蒋军中下层军官的工作,瓦解蒋军。她曾先后与8个蒋军连长拉上关系,多次对他们进行政治宣传。在政治攻势之下,不少蒋军认清了前途,纷纷逃离军营,向人民投诚。蒋军韩金玉本是龙口码头工人,被蒋军抓兵后,不愿充当蒋军的炮灰,他不仅自己决心弃暗投明,还带领2名蒋军班长投诚。有一位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长的地下工作人员,运用与蒋军交朋友的办法,一次就瓦解了4名蒋军。
在强大的攻势之下,蒋军深感末日来临。12月10日晚10时,盘踞双庙徐家据点蒋军逃往龙口。11日上午9时,龙口蒋军出动300余人,企图南去接应孟家墩据点被困蒋军,行至土城子时,遭北海军分区独立二团阻击,战至中午12时,被全部击溃。是日晚8时,北海独立二团某部,向盘踞孟家墩蒋军发起攻击,未果。翌日晚8时,据点蒋军向上孟家村打了一个燃烧弹,致使村中起火,趁指战员救火之机,沿海岸仓皇逃窜龙口。12月22日晚间,人民军队向盘踞在龙口外围的庄子、廒上据点蒋军发起攻击,一举摧毁地堡21座,缴获机枪9挺,俘蒋军50余名,毙、伤蒋军150余名。
穷凶极恶的蒋军垂死挣扎,拼命加修工事。逃窜龙口之初,蒋军沿邹、刘、曲、逄村东一线大修工事,作为第一道防线,依公路自然地势加修土墙为第二道防线。公路以东100米内房屋,全被蒋军强行拆除。蒋军还封锁了龙口市的内外联系,只准进,不准出。人民军队攻克廒上、庄子后,蒋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施行了“纵深碉堡政策”,强行拆除民房3000多间,约占龙口全部房屋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用房料在市内各巷口层层修筑明碉暗堡,将其师部驻地(寿康街)及烈士塔周围作为核心阵地。与此同时,蒋军为防止革命同志打入其内部,肆意进行搜捕,制造白色恐怖。11月,在市区进行的一次大搜捕,即先后捉去党员干部和群众300多人。蒋军在龙口市曾进行了多次屠杀。其中大的有5次:第一次是11月15日,杀害干部群众16人;第二次是11月18日,杀害党员干部6人;第三次是11月下旬,蒋军团长田仲达亲手指挥枪杀大牟村青年群众32人;第四次是1948年2月,蒋军将40多名干部群众装进麻袋,投入大海;第五次是1948年3月,蒋军临逃前,将一批党员干部用绳子勒死,投入水井。蒋军在龙口盘踞期间,共捉去干部群众400多人,杀害党员、干部及革命群众150多人。被捕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群众,在蒋军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高风亮节。龙口市区18岁的女共产党员孙玉荣就是被难革命者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孙玉荣是因坏人告密而被捕的。她在蒋军威胁引诱、严刑拷打下,始终英勇不屈。1947年11月15日,蒋军将其残酷杀害。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她大义凛然,边走边演讲:“再过18年,我又和今天这样大,还要加入共产党!”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1948年1月17日,陷于重围的龙口蒋军,妄图从陆上突围,向烟台逃窜。上午8时,蒋军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向廒上、甲王家进行反扑,妄图为其陆地逃窜扫清障碍,结果均被击溃。战斗中,廒上驻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战绩卓著。廒上守军为北海一团二营六连加二营五连一个排,有200多名指战员。拂晓,蒋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近十倍的兵力,疯狂向廒上阵地反扑,指战员在副营长陈宪武指挥下,面对蒋军三面包围,沉着迎战。前沿阵地被蒋军炸平了,指战员撤回了村里,与蒋军展开巷战,战士们斗志昂扬,不畏艰险,前仆后继,节节阻击蒋军,不少指战员轻伤不下火线。五连一排长,腿部负了重伤,坐着指挥战斗。六连解放战士王少胡(他是在12月下旬攻打廒上据点时被解放过来的),在村东小庙里,用一挺加拿大轻机枪,先后打哑了蒋军的9挺机枪,打死打伤蒋军100多名。就这样,战士们从早上到夜晚,激战18小时,彻底击溃蒋军的反扑。是役,共毙蒋军224人,伤蒋军517人,俘蒋军4人,缴获步枪8支,冲锋枪2支。1948年3月19日,北海部队二团侦知龙口飞机场国民党127团一个排欲逃窜,以一个营的兵力,于22时对蒋军发起攻击,战至翌晨5时,将蒋工事摧毁撤出战斗。
1948年3月28日,龙口蒋军在频频反扑失利、陆路逃窜无望的情况下,于凌晨乘101、102号军舰窜往烟台,解放军收复龙口。29日,龙口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了由30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市内开展了三项工作:一、从市外运粮救济难民。二、组织群众揭露蒋军罪行。三、遣送市外的还乡团家属以及被蒋军胁迫而来的群众。其中,黄县500多人,南北招600多人,龙口市郊100多人。
1948年,黄县人民战胜了严重的春荒,粮食喜获丰收。县委、县政府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前线和灾区。为了进一步恢复发展生产,县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总结生产救灾工作,部署冬季生产。会上,县委书记谢华作了“评生产、选模范,开展今冬大生产”的报告,要求广泛宣传,层层发动。会议还对当前和冬季生产进行了具体部署。(一)农业生产:搞好冬耕深翻,碱地压沙;提倡养猪积肥,开展三大堆(草堆、粪堆、泥堆)活动;增添繁殖大牲畜;兴修水利,疏河固坝,开展冬季打井;植树造林,封山护林。(二)副业生产:推粉,全县800盘粉磨,冬季要开三分之二;打油,要贷款扶持,全县40余处油坊,今冬要恢复30多处;运输业,组织节余劳力用大车、小车搞运输;纺织业,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面向市场,自找销路;烧窑,烧石灰,捞纸,也要同时进行。(三)渔业生产:要增添网具,修补残破鱼网。(四)节约备荒:提倡省吃俭用;储备干菜、野菜,修复地瓜井;贮藏好地瓜,不能贮藏的地瓜,要切干保管。
1949年7月,黄县遭受强台风袭击,据六个区统计,树木倒折12210棵,房屋倒塌79335间;全县高秆作物平均损失在二成以上。台风一过,县委、县政府立即根据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的部署,向全县人民下达了“关于生产救灾,节约备荒,迎接秋收秋种”的指示。要求全县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以生产救灾、节约备荒为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围绕这一工作来进行;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迅速搞好当前生产,全面、充分地做好秋收秋种准备工作。
是年,黄县还有389个村遭受旱灾,64个村疫症流行。据统计,全县重灾难民2486户。政府拨救济款387.5万元、粮1580775公斤、衣物2827件,共救济难民4984户、14786人。
随着人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新解放区不断扩大,全国已处于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此时,新解放区更需要大批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各级干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征,开展新解放区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黄县先后抽调200多人,支援新区建设。
第一批是1948年初,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华东局的指示,决定从胶东地区抽调600多名地、县级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原支队第二大队”。由胶东区党委副书记金明率领开赴豫西。该大队由夏如爱任大队长,宋惠仁政委,赵萌华任副队长。北海地委南下干部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砚农带队,黄县的这批南下干部有舒诚、徐脉盛等20余人。
第二批是1948年9月,此次抽调的干部是去往大别山区。根据上级要求,这次抽调的干部要身强力壮、勇敢机智,并要配备较好的武器。因此,这批干部主要是由县公安局抽调,同时也从教育战线抽调一部分干部,计有刘维新、曲东升、言锦华等20多人,由公安局长刘维新带队。
第三批是1948年12月,黄县抽调干部30多人,有黄县公安局副局长王益平带队。20日,南下干部在黄县城后单家村集结出发,30日到达掖县沙河,后去华东党校所在地益都学习约3个月,学习结业后分赴目的地。这批南下干部,黄县、招远、蓬莱三县的干部合编成一个县的班子,共同赴江苏省镇江专区溧水县工作。
1948年10月,龙口市也奉命抽调数十名干部组成一个县的领导班子,由龙口市工委副书记逄篑一带队南下江苏松江地区工作。
第四批是1949年2月,胶东区党委根据华东局指示,在全区抽调3650名干部,组成一套区党委级、6套地委级、36套县区级的领导干部准备渡江南下。此次,北海地委组成6套县的干部班子,编为北海南下干部大队,黄县县长王佐群任大队长,地委民运部长李凌任大队政委。黄县南下干部中队,由北招县民运部长闫云卿带队。17日晚,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南下干部欢送会,县委书记谢华到会致欢送词,县长王佐群致辞别词,城厢各小学及单家村群众表演了文艺节目。此后,王佐群率队南下。同时,龙口市也抽调一批干部,由龙口市委书记李光远带领,准备接管青岛。
黄县南下新区的广大干部,同当地的党组织和干部一起,开展了土地改革、反霸剿匪、参军支前等工作,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9年春,盘踞在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已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只剩下青岛、即墨、长山列岛等地残余蒋军。8月11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胶东军区警备四旅、五旅之一部,发起解放长山岛战役。经过一周战斗,整个长山列岛全部解放。其间,黄县共出动担架200抬、大车218辆、小车300辆、船19只、民工1600人、船工82人,龙口市出动船234只、船工836人,支援长山岛战役。至此,迎来了山东全境解放。为迎接全国解放,黄县地方党组织不仅积极组织参军支前,同时做好地方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黄县、龙口市广大党政军民在全力支援前线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救灾、取缔反动道会门等运动,努力搞好农副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各项事业都有所发展。党组织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党员由解放战争初的2773人,发展到12079人,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消息传来,黄县、龙口广大干部群众普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校中小学师生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共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时代!
为迎接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黄县、龙口市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岁月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黄县、龙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赢得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卓著功绩。在解放战争中,黄县和龙口先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兵员近万名,并派出兵工1.3万人次支援前线。前后抽调四批干部200余人南下接管解放区。在整个战争年代里,黄县、龙口有2585名优秀儿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英雄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第五章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期间,黄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黄县县委把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公开党的组织和整党整风,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领导全县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组织建设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黄县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1949年3月,中共黄县县委对全县党员进行了统计登记,9月,县委采取个别了解和全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再次对全县的党员进行摸底登记。10月1日,全县共登记党员12079人。在此基础上,向群众公开了党的支部和党员。针对党员的各种思想状况,县委首先在党员中进行了的党员标准教育,促进了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振奋了党员的革命精神。11月20日至27日,中共黄县县委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结合部署冬季生产及征粮工作,进行形势教育。随后,全县各区都相继召开了区党员代表会议,集中对党员进行形势、前途及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进行党员权利、义务教育,让党员明白在新形势下公开党组织的意义,对有问题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和处分,并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入党。
此后,中共黄县县委又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整风工作。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连年战争,环境特殊,致使党员成分复杂,个别阶级异己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其时,对党员是重使用轻教育,对党员的思想行为缺乏规范,使部分党员滋长了一些不良思想作风,有的党员甚至发展到贪污享乐、腐化变质的地步;有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上不服从领导,对下强迫命令,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对此,黄县县委在公开党组织后,首先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树立党员标准,让党员以党员标准为准绳,量量自己离党员标准的距离(时称“量党”),并通过召开党员会议和群众会议,让离党员标准距离大的党员进行自我剖析检查。对有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理。据1950年3月14日统计的数字,全县5个区共处理党员24名。在处理党员的同时,各基层党组织还及时补充发展新党员,并通过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公开听取党内外群众评议等,提高新党员的质量。
期间,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县党员代表会议,使全县广大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951年4月9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对整党的准备工作和如何进行整党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共黄县县委首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11月,县委分别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及整党动员会议,传达贯彻山东分局和地委指示,明确这次整党的意义、目的。12月开始,县委先后举办了7期整党培训班,乡党总支书记及委员、村分支书记及委员、优秀共产党员和青年团书记等计2086人参加了培训。
为了摸索经验,以点带面,有的放矢地指导基层整党,县委抽调了51名党员干部,分成6个整党工作组,分赴乡城等6个乡进行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7月29日,县委作出了《关于整党工作计划》。县委要求要通过教育党员、整顿组织,达到提高党的战斗力、纯洁党的组织的目的。
按照整党工作部署,县委健全了整党领导机构,成立了整党办公室,并抽调112名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分赴各区帮助工作。全县的整党运动,分期分批进行,过程与试点乡大体相同。经过征求代表及党员本人意见,对党员作出结论。在对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时,对不具备党员条件或有较严重问题的党员,经批评教育后,只要愿意改正,则保留其党籍,帮助其改造提高;对不悔改的消极落后分子,则劝其退党或开除党籍;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则一律清除出党。据档案记载,参加第一批整党的四区、十区、龙口区的1346名党员,经组织处理后,清洗、开除党籍8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13名,劝退36名,自动退党42名,给予党纪处分21名。参加第二批整党的25个乡的1481名党员中,清洗7名,开除党籍8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9名,劝退及自愿退党112名。组织处理结束后,各基层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民主改选。改选后的党支部,重新制定了新的组织生活、学习制度和工作计划。
黄县的这次整党运动,历时两年多,县委始终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并结合开展“三个反对”(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进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至1953年底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为了让广大人民及早参与国家管理,1949年10月28日,黄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黄县城举行。出席会议代表260人;会议通过了县政府的施政报告,解答了重要提案;选举了农委书记张巨洲为大会主席,农民代表范作明、副参议长庄梦周、国民党进步人士吕晶符为副主席。之后,又召开了九届代表大会。
为了加强政权建设,从1952年底开始,在全县普遍建立了乡人代会和乡政府。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曾两次整顿干部队伍,裁减了冗员,提拔了一批新干部。1954年7月15--19日,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黄县城人民剧场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361人,列席代表25人。会议听取了黄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去冬今春政府各项工作报告》《关于夏季工作建议的报告》及《关于代表提案处理办法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夏季工作建议的报告》和《拥护宣传宪法草案的决议》。大会选举姜松山为黄县人民委员会县长,张虎为黄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至此,黄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步入正轨。
二、结束土地改革和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经历了土改、土改复查,1949年11月进行到结束土改的阶段。但由于受当时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结束土改阶段也只能利用冬春农闲时节,与其他运动交叉进行,于1951年底才宣告结束。因此,纵观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仍不失为前无古人的历史壮举。它废除了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使全县40万人民永远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极大地提高了全县人民的思想觉悟,取得了巨大成绩。
一、划清了阶级界限,壮大人民力量。据统计土改复查中,有3264户中农被错划地主、富农成分,有99户贫农被划入敌人阵营,有851户地富错划为中农。这次“结改”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部予以改正。其中由地富改为中、贫农成分的3363户,由中农改定为地主富农成分的851户;地主富农因兼营工商业而转变成分的453户。“结改”后全县阶级划分的情况如下:贫农19269户、78479人,中农52243户、201120人,富农5084户、12349人,地主1364户、6781人,工商业者319户、728人。
二、解决了斗争果实分配的问题。由于土改复查运动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斗争果实的分配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这次“结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重新调整。据统计,“结改”中从各阶层抽调出土地9388亩,另有公田608亩,过去积压未分土地2823亩,共计13075亩。根据“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的原则,补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户。其中补给4237户贫农9518亩,补给1679户中农3406亩,补给82户富农145亩,补给66户地主154亩。调整后,各阶层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状况分别是贫农约3.9亩,中农约1.7亩,富农约2.1亩,地主约1.5亩,工商业者约2亩。调整房子6776间,粮食52890斤,牲口21头。
三、打击了地主,中立了富农,分化瓦解了敌对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12月区级试点开始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认真总结以前“结改”工作,全面地纠正了“和平‘结改’”的倾向,加强阶级斗争教育,领导群众开展对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尤其在后期的检查“结改”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对所有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实行管制。据统计,“结改”中全县共召开对地主的斗争会288次,其中一般斗争263次,审判斗争14次,联合斗争11次,斗争反动地主234人,反动富农121人,其他110人。为使地主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全县各村都依法对年满18岁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实行管制,期限一般为1至3年。1950年秋季以后的“结改”中,县委还坚决地执行了中央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抽动土改复查中遗留下少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且对因过去运动中打击过重,现在无法维持生活的富农进行一定的补给。由于县委、县政府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中立了富农,团结了农村广大劳动群众,因此,全县广大农村迅速呈现出一派团结生产,发家致富的新景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曾多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经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0年9月,镇反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同全国各地一样,镇反运动之初,由于黄县各级干部对中央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镇反政策理解不够全面,对于上级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贯彻不够坚决,有的干部陶醉于革命的胜利,存有麻痹思想,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和领会镇反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致使黄县初期的镇反工作标准模糊、尺度不严,一度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局面。镇反工作没有全面深入推开,只是由县公安局当作经常性的业务工作去进行,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控诉检举活动。右倾偏向的存在,不仅有损于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地削弱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有的群众害怕报复,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有的群众则对政府过于宽大的做法不满,痛打在村监管的反革命分子,发泄仇恨情绪。这一时期,黄县的镇反运动没有形成大张旗鼓的群众性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纠正镇反运动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根据莱阳地委关于在1951年4月前重点进行农村镇反的部署,黄县县委在全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逮捕反革命分子行动。3月23日晚,全县统一行动,共计逮捕反革命分子177人。其中地主恶霸134人,反动会首26人,伪匪17人。
大逮捕后,县委本着“党委领导,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镇反工作原则,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走群众斗争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工作路线,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发动广大群众踊跃起来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在全县迅速形成了镇压反革命的浓厚社会氛围。1951年4月5日,县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通知》,动员群众检举揭发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协助政府开展镇反工作,黄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渐步入高潮。
4月21日、22日,龙口召开了区、乡、村三级人民代表会议,贯彻上级镇反政策,进一步宣传镇反的意义。4月,全县城乡普遍召开了各阶层代表会、苦主会(受到反革命分子迫害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展开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检举控诉活动。同时还利用宣传员、小学师生等进行分散宣传,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和加深宣传教育的范围和力度。4月至8月,全县共召开了4次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到会代表11989人;召开公审或宣判大会27次,到会人数206750人,参加控诉人数共计350人。同时,又大规模印发了两次传单及布告,全县总计受教育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0%。
1951年5月1日,县委结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城厢和龙口同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开宣判大会。临时人民法庭进行了庄严的宣判:判处宋福臣、姚云耕、丁玉璜、栾世宽、仲少尤等27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对26名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了徒刑。“五一”宣判大会后,县委又于5月6日分别在黄山馆和北马镇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7名反革命分子。
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使广大群众彻底消除了思想顾虑,积极踊跃地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感召下,反革命分子纷纷自首。有4名长期躲在地洞里的反革命分子也在镇反运动的威慑下主动投案。据档案记载,至1951年6月,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20名。
1951年5月,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在今后的镇反运动中实行“坚决适当收缩的方针”的决定。6月12日,黄县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武装部长、公安员会议,传达上级镇反指示精神。确定了下一步镇反工作方针:以清理积案和继续深入发动群众贯彻政策教育为重点,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继续追捕外逃的反革命分子。
按照县委的指示,为全面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根据各区麦收时间的早晚,全县分两批召开了区级各界代表会议,旨在明确新政策,巩固提高群众的政策觉悟水平。6月14日到17日,城厢、龙东、环龙、位庄、耀光、城北、黄水、龙口等八个区分别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余各区陆续于24日前也都召开了代表会议。有的区在区代表会后,又以乡为单位,召开了党团员会、贫雇农会和各种代表会议。各级代表会议都反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案件处理办法,传达了上级“适当收缩,集中精力清理积案”的指示,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策水平和觉悟。
结合各区普遍召开各界群众代表会,县政府向各区发出《关于提交反革命材料给各区各界代表会议进行讨论的通知》,将188名在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及处理办法发到各区各界代表会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代表和群众的意见。6月26日,各区将讨论的意见提交县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按政策标准逐件进行了认真地审查和处理:对负有血债和犯有其他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对没有血债,民愤不大,虽然危害国家利益但未达到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罪行较少,又确有悔改之意的反革命分子,取保释放。审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5名;死缓8名;无期徒刑8名;有期徒刑123名;管制15名;取保释放9名。处理结果确定后,县政府通过《布告》的形式将处理结果在全县进行了公示。
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反革命家属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精神恐慌甚至自杀;有的仇视政府;有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稳定反革命家属的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县委决定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传达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1951年6月15日,县公安局首先在城厢区召开了反革命家属座谈会。到会反革命家属共17户20人。会上重点申明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家属的不同政策,为反革命家属指出了今后的出路。
“双十指示”后,黄县县委对管制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纠正,教育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管制标准。为全面规范管制工作,在全县选择了45个村进行管制工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经过扎实的推进整顿,至1952年9月,全县管制反革命分子580名,占全县人口的1.5‰,符合中央规定的标准。
按照上级部署,镇反运动中全县各乡逐步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村级治安小组。通过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进一步调动了群众镇压反革命的积极性,巩固了镇反成果。至1951年11月,全县即建立了11个治安保卫委员会和363个村治安小组。至1953年4月,全县131个乡724个村均已建立健全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村级治安组织,共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155个,配备委员1543名。
1953年4月25日,黄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达到了山东省公安厅颁布的《镇反彻底之地区判定标准》的要求,镇反运动结束。至1953年4月底,共逮捕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399名。其中,判处死刑101名(特务21名、土匪2名、恶霸39名、党团骨干1名、会首13名、其他25名);死缓17名(特务3名、土匪1名、恶霸7名、党团骨干1名、会首2名、其他3名);徒刑265名(特务19名、恶霸139名、党团骨干2名、反动会首39名、其他66名);现押16名。经过群众讨论批准管制反革命分子249名(特务9名、恶霸154名、会首38名、其他48名),占全县人口的0.65‰。经过整党、“三反”及判定摸底,清查出了混入机关、企业、学校、乡村、党团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反动党团骨干3名、反动党团员45名、中统特务6名、伪顽军政人员112名、三番子39名、会众73名。
历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旧社会残余的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使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保证了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黄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给援朝志愿军的慰问信》。随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在全县开展起来。全县各区主要通过召开各界代表会、座谈会、讲演会、集市宣传等形式,控诉美蒋罪行,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1951年1月5日,中共莱阳地委发出《继续深入贯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指示》,黄县人民积极响应号召,迅速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去。4月5日,黄县县委发出了《关于继续深入抗美援朝的指示》。县委号召全县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要做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以保卫人民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把每个人的切身的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完全融合起来。4月底,黄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各区也相应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结合黄县实际,抗美援朝分会组织全县群众于5月1日举行了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活动。5月1日,黄城、龙口同时举行了庆祝“五一”、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游行示威大会。两处到会人数达4万余人。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大示威。其他各区也于5月6日在区驻地举行了大会和游行示威。
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建议全国各界人民、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强调捐献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在工厂同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相结合;在乡村同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相结合。所有捐献,一律以人民币计算,所捐款项由各地人民银行代收并汇集上解。规定捐献人民币15亿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元,下同)折合战斗机1架,50亿元折合轰炸机1架,25亿元折合坦克1辆,9亿元折合大炮1门,8亿元折合高射炮1门。随后,莱阳地委及黄县县委相继发出关于捐献的指示。7月,黄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赴朝慰问团的报告》,通过了《捐献两架战斗机和今后工作的决议》。7月29日至8月1日,县委又召开了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听取了赴朝慰问团代表张明同志的报告及抗美援朝分会工作计划报告等,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在讨论中紧紧围绕志愿军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愤怒声讨美军的暴行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提高了思想认识,纷纷订立和修改增产捐献计划。如龙口粮业代表孙云亭,原计划捐200万元,又重作计划捐500万元。
全县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结束后,各区迅速行动,以乡、村为单位于8月4日至8日召开了抗美援朝代表会。全县共有22100多名代表参加了各乡、村的会议。各乡、村代表会议结束之后,全县立即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增产捐献的热潮。据统计,全县18个区,744个村的40多万人订立了爱国公约。8月12日,县委作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计划的决定》,要求每个农户增产捐献粮食75~100公斤,工商业在改善经营的前提下,应捐献增收部分的全部以至更多的一些资金。县委要求各乡成立爱国公约检查委员会,各村成立检查小组,通过各级干部和各界代表的工作,继续对群众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保证公约的全面落实。耀光区的农民将家中存钱全部拿出换成肥料,喂了玉米。有的群众高兴地说:“有了人民的国家,就有了咱的土地,咱要使劲增产,捐献飞机和大炮,打美国鬼子!”妇女们表示多养猪,增产捐献。工商业者也纷纷制订新的经营计划,在可能范围内争取资金周转,促进农业生产与城乡交流,增收增捐。根据12个区509个村庄统计,通过增产捐献,全县增施肥田粉510300公斤,预计增产粮食250万公斤;积绿肥4万余驮,预计增产粮食约362500公斤,预计增收折合人民币153552万元。
9月15日,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运动开展情况。9月下旬,县委对各区的爱国公约订立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修订,肯定成绩,树立榜样,从而进一步推动捐献工作。至9月19日统计,全县各界人民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405554.58万元(捐粮2751631公斤,折款137581.55万元),其中,工商界捐款215015.9万元,占总数的53%。
在捐献运动中,群众的情绪高涨,积极缴款捐粮。芦北区刁崖、碓徐、王村、周家庵等村,以村为单位,打着锣鼓,排着整齐的队伍,男女老少齐上阵,送粮的车子插上彩旗,并题写“早缴捐献粮、早买飞机大炮、早送到朝鲜去、早打败美帝”的口号。但也有个别乡对群众爱国主义教育不够深入,为完成捐献任务,脱离群众的实际生产、生活水平,不尊重群众的意愿,影响了一些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县委发现问题后,立即指示各区,既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又要不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并根据情况适当缩减捐献额。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农民认捐指数中,减退67500万元。11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农民捐献武器按认捐情况须减退款数公布的通知》,按各区的经济状况和捐献情况,公布了具体减退数额。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迅速完成捐献计划,争取在12月25日前结束捐献工作,12月13日、21日,黄县县委及黄县抗美援朝分会相继向各区发出结束捐献的指示。月底,全县超额完成了两架战斗机的捐献任务,捐献飞机大炮工作胜利结束。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黄县人民踊跃捐献,共捐献慰问金8591.55万元,武器捐款465212.12万元;1951年全年共出动大车55辆,骡子50头,车夫113名;做军鞋34000双;采购军用骡马37匹,木柴9万公斤,为抗美援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五反”运动则是指1952年1月至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为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勤政廉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不法资本家违法经营行为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县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和廉洁朴素等优良传统,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但是,部分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力和物质的诱惑,产生了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思想,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不良作风逐渐滋长和蔓延。1951年12月14日,黄县县委根据上级关于开展增产节约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机关中进行动员学习,认识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同时,联系实际揭发了铺张浪费现象。但因当时认识不足,并没有把开展反贪污、反浪费作为重点,因此,对贪污浪费现象的坦白揭发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下达后,全国自上而下迅速掀起了“三反”运动高潮。12月下旬,莱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及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及地委的具体布置,1952年1月2日,县委召开了县级机关、企业单位的全体干部动员会议,县委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反贪污、反浪费情况报告,揭发机关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批判了对反贪污、反浪费的各种错误认识。会后,各单位结合学习文件,酝酿讨论,提高认识,对本单位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了检查、揭发。县直机关各单位经过半个月的学习动员及初步检查,查实了机关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全县初步揭发出贪污分子75人,贪污总值21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元,下同),粮食850公斤。此次检查结果同时表明,县级机关、企业中的铺张浪费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要大得多,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据档案记载,财经、企业部门工作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及经营管理上缺乏经验而造成的浪费总额达20000万元,粮食8万公斤。机关干部在生活上、作风上的铺张所造成的浪费总额达10000万元。在单位的物资购置、房屋修建行为中,由于缺乏计划而造成的浪费达20000万元。
县委领导在初步检查暴露出的问题面前大吃一惊,批判了原来认为贪污不大、浪费不多的错误看法,首先查找了自身的不足。通过初步的检查,各级党员干部认识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纠正了“贪污不大、浪费不多、官僚主义年年反”的错误认识。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三反”运动迅速由检查揭发贪污、铺张浪费现象,转入了以反贪污为重点,开展全面的坦白、检举阶段。
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1月中旬,县委先后召开了3次“三反”动员会议。1952年1月下旬,全县开始在机关内部通过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查,领导干部及一些有贪污、铺张浪费行为的干部均作了检讨,同时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县形成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热潮。
为使运动顺利地进行,1月20日,县委又召开了各机关、企业单位全体人员会议,进行紧急动员。会上,县委宣布了对11名主动坦白的小贪污分子免予处分的决定;对21名有证据材料的贪污分子点名限期坦白,对自身有问题、且压抑民主的某工厂厂长以停职反省处分;对拒不坦白并对抗运动的贪污分子,移交法院依法处理。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三反”斗争的锋芒直指贪污分子。县委组成检查组,深入各企业单位帮助检查。各企业单位负责人亲临一线,发动党、团员及干部团结起来向贪污分子作斗争,号召大胆揭发、检举。1月24日,县委召开了全体机关、企业单位全体人员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会议将责令坦白、经过揭发仍不坦白的原合作总社某部门副经理依法逮捕。同时,宣布了该社仓库某会计虽贪污400余万元,但能主动坦白,因而被减轻处分的决定。会后,各单位随即进入普遍坦白检举阶段,“五反”运动进入了高潮。至2月4日,全县县级机关、企业单位已坦白检举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267人,占干部总数的24%。其中贪污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12人,200万元以下的255人。贪污总值为10413.5万元。2月10日,在反贪污坦白检举的基础上,黄县的“三反”运动进入重点打击大贪污分子的“打老虎”阶段。2月22日,县委又召开了一次坦白检举大会,将一个贪污10000万元以上并且拒不坦白的“大老虎”当场逮捕。会后,各单位集中力量围攻已经掌握证据材料的大贪污分子,采用连续作战、大会压、小会攻、个别谈话及隔断“老虎”的内外联系等方法,开展“打虎”斗争。至2月25日统计,全县共捉到“大虎”3只,“小虎”37只,核定贪污款数107671.31万元;清理出中、小贪污分子473人,贪污款数38460.575万元。
3月初,根据地委指示,黄县暂停“打虎”,同时对已打之“虎”进行追赃定案处理,“三反”运动由此转入追赃定案阶段。在进行追赃定案过程中,县委发现有些单位存在不调查、不研究、“逼供信”的情况。对此,县委及时进行了纠正。6月初,全县的“三反”运动结束。
据档案资料记载,至“三反”运动结束时,全县查出县级机关1951年各种浪费总值达200000万元,其中粮食公司在物资调运及管理不周等方面浪费掉130000万元。在贪污方面,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1198人(党员565人),坦白和揭发出有贪污行为的526人(党员291人),未满百万元的383人,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58人,1000万元以上的85人。经初步甄别后有贪污行为的321人(党员185人),约占参加学习总人数26.8%,全县共清查出贪污总值40833.6215万元,已经追回37099.891万元。对在“三反”运动中自杀及逃跑人员,县委进行了慎重处理:对自杀的,除对其家属进行安慰外,还对其问题查对核实作出结论;对逃跑已归者依照政策给予处理。
在“三反”运动中,由于运动进行得过猛,政治压力过大,一些单位采取了人身折磨、“逼供信”等做法,因而许多人说了假话,打了许多假“老虎”,冤枉了一批党员干部。这些问题在追赃定案阶段已有所纠正。1961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对最近几年受到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改正、平反”的要求,甄别平反了一部分在“三反”运动中被错打成“老虎”的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根据中央政策,全面复查了建国以来立案处理的案件,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又有一部分干部获得平反。至此,“三反”运动的遗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2月至10月,根据上级指示,黄县在工商界开展了“五反”运动。黄县的“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过程大同小异。其中,城厢、龙口两区在当时的莱阳地区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集镇,仅龙口就有商业店铺200余家。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存在着对国家干部行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偷税漏税等情况,与大城市比较,数量不是很大,情节也不严重。尽管如此,县委还是认真地开展了运动,并取得明显效果。运动中,县委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同时,进行调查,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县委抽调干部和工人、店员中的积极分子,进驻私营工厂、商店,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组成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向不法工商业者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和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不法工商业者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在“五反”运动中,大多数的工商业者表示支持运动的开展,保证今后不偷税,服从政府领导,坚决执行国家政策,如果有违法行为愿受法律制裁。但是有一些工商业者表面服从领导,暗地里仍然进行偷税漏税。因此,县委在运动中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各类私营工商业户区别对待: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与改造为主;对问题不严重的工商户,如小额偷税漏税户,除令他们补税外,一般免于处罚;对拒不坦白、负隅顽抗的,果断采取措施,予以严惩。这样,既稳定了大多数工商户,又有利于清除“五毒”的危害,促进“五反”运动的顺利进行。1952年10月25日,全国的“五反”运动宣告结束,黄县的“五反”运动也随之结束。
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53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黄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始于1953年下半年,于1956年年底结束。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是年春,县委在三区南涧、四区炉后王家、八区芦头等三个村正式试办了3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3处社是以几个常年互助组为主、吸收季节性互助组合并组成的,共有53户,204人,土地288.7亩,其中水浇地237.1亩,旱地51.6亩。由于缺乏办社经验,3处试办社在生产经营中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各种问题。对此,县委高度重视,要求各社认真执行上级政策,稳步推进,克服冒进情绪和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7月4日,县委宣传部根据山东分局指示精神,发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通知》,要求各区从理论上认识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的性质和正确的发展道路,克服工作中急躁冒进、放任自流的倾向和错误认识;认识小农经济生产现状的特点,克服由于不从小农经济生产现状出发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和作风。7月27日,县委在《1953年试办农业合作社情况总结报告》。经过一年的生产实践,3处试办社显示出了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生产的优越性,在灾情较重的1953年,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平均增产22.3%。同村的其他农民亲眼看到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纷纷要求入社,3处社由原来的53户迅速扩展到108户。
1953年11月11日至19日,县委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冬季生产及整顿、巩固、提高、发展互助合作工作的决议》等4项决议,并决定年内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27处、信贷社1处、林业社1处、手工业社4处。会后,各互助合作组织按《决议》要求,结合冬季生产,进行了整顿。12月,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当前的合作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上半年,县委派出由生产合作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县委在全县全面推开整社工作。通过半年多的整顿巩固,全县农业社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到1955年底,黄县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合作社已达1636处,入社农户6.68万户,占总农户的69.1%。
黄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试办初级社,到基本实现高级社,大致用了5年时间。尽管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间合作化运动发展过于迅猛,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但从方向和路线上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1956年,黄县的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和主要农作物产量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全县农业总产值18204万元(新币),粮食总产量179225吨,油料作物总产量9797吨,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302吨,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大部分指标。1957年,尽管遭受前所未有的旱灾,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仍达到历史上的较好水平。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 黄县手工业历史悠久,清末民初,境内已有小五金、木器、皮革、纺织、草编、造纸、酿酒、榨油、烧窑、印染、花边等私营和个体手工业。抗日战争时期,部分私营和个体手工业停产关闭。1949年,全县私营工业仅有30家,个体手工业1757家。建国后,黄县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帮助私营和个体手工业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手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
1951年11月,迟家沟一带14个村40余户捞纸手工业者,为减少在原料供应和成品推销方面的损失,在黄县合作社联合社帮助下,组织成立了捞纸生产合作社,这是黄县手工业合作生产的萌芽。为摸索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和方法,在搞好农业互助合作的同时,1952年1月,黄县县委在诸高炉村组织成立全县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诸高炉铁业生产合作社。该社由24名成员组成,主要业务是生产小型农机具。在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1952年,全社完成生产总值12677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元,下同),比组社前的个体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翌年3月,在县委的指导下,北马镇、城关镇、丰仪店村等3处铁业生产合作社也相继成立。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从生产规模、入社人数、股金数量,到生产收入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为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53年12月,山东分局及莱阳地委都转发了《黄县4处铁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推广黄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做法。在这4处社的带动下,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增多,至1953年底,全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8处,涵盖了铁业、木业、被服业、窑业、纸业等5个行业,社员298人,资金30979万元。
1954年底,全县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了17处,生产小组达到7处,共有社员827人,组员109人。这些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共有资金121300万元,全年生产总值823664万元,销货总值259287万元。1955年上半年,根据中央“切实办好现有的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树立榜样,做好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运动的必要准备”的指示精神,县委在省委“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方针的指导下,暂时停止发展新社,开始对已建手工业社进行整顿。当年冬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发展,也掀起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年底,黄县县委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以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全县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生产社18处,社员547人;供销生产社1处,社员248人;供销生产小组12处,组员95人。共计社、组30处,社、组员890人。
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后,为合理安排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上级“关于在集镇中的专业生产社,其产品销路面广,又有发展前途及虽在农村,但技术性高,专业生产名牌产品的社仍应保留,其余的社应移交农业社或自负盈亏”的指示,县委组织力量,先后两次将一些手工业社移交给农业社。手工业社的劳力组织、生产安排、工资制度等不变,只改变隶属关系及所有制形式,因而解决了手工业社员淡季没活干的问题,不仅使其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加强了农业社的经济实力,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共同发展。至1956年底,全县手工业原有从业人员6370人,已组织起来2164人,转入合并到农业社4306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解放前,黄县的工商业受战争影响,经营惨淡,商号纷纷倒闭。1948年3月收复黄县后,中国黄县县委、县政府鼓励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至建国前夕,全县商号已有1452家,其中黄城624家,龙口539家,其他集镇289家。黄县是小城市,拥有开埠较早的口岸,私营工商业的特点是:合伙经营多,独资经营少;资金少,户数多;中小户多,批发商和大工业少;个体手工业、服务业多,纯系商业者少。经营者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农民贸易,以种地为主,兼做小买卖,赚钱补助家用。另一种是大都市工商业店员出身的小商小贩,受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较深。第三种是土地改革以后,部分农村地主富农分子利用浮财投资做生意。这些私营工商业分布在15个区镇的大小集镇和偏僻农村里。在集镇的坐商并不多,主要是理发、自行车修理等服务行业。大部分都在农村属于季节性的行业,如油坊、粉坊、砖瓦石灰窑厂等。工商业比较集中和繁荣的首推城关和龙口,其次是北马。这三地虽工商业比较集中,但以零售商和坐商居多,有机器动力的工业不多,仅龙口有2户。
1953年9月,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黄县县委按照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有计划地开展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 1953年12月23日,全县私营工商业中上层代表人物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黄县工商联组织。黄县工商联成立后,立即行动,号召私营工商业者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接受国家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经过9个月的组织动员与学习,私营工商业者澄清了混乱思想,解除了思想顾虑,经营情绪有所稳定,扭转了过去不积累资金,挥霍浪费的局面,趋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日益增多。截至1954年底,全县私营工商业共有3340户,资金95亿元,从业人员9629人,其中初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中、低形式和纳入计划轨道的有873户,占总户数26.1%。
1955年春,中央要求在农村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发布后,黄县县委、县人委立即组织人员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并通过总结前段工作,分析改造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宣传教育和对违法业户的处理,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端正了经营态度,提高了对改造的认识,减少了偷税漏税、掺假掺杂、以次充好、哄抬物价等现象。据11月底统计,全县共改造459户,从业人员802人,占纯商业、饮食业总户数的33.2%,代销30户31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店小组16户155人,合作饭店小组10处122人,社会主义萌芽经销组403户494人。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全国。1955年12月26日,黄县县委召开了全县私商改造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委及省供销社的有关指示,要求全县饮食、旅店等部门全部过渡为集体所有制,并要求春节后各区做好全行业改造的准备工作。
为了取得经验,根据省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精神,黄县县委成立了工作组,在城关镇进行了试点。城关镇是全县的经济中心,市场交易极为活跃,商业也较为集中,共有私商268户。工作组首先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工会会员、行业主任、全体商人等一系列会议,在党内外进行思想发动,反复进行政策、前途方向及两条道路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多数私商要求改造的积极性高涨,联名申请要求合营。在此基础上,工作组将饮食业、旅店业、酱园业及杂货业过渡为供销社的企业,对棉布业、百货杂货业进行了合营。1956年1月中旬,城关镇的饮食业、旅店业、酱园业已全部过渡为供销合作社的商业;棉布业、百货业进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下旬,杂货业也完成了改造工作。至此,城关镇的试点工作结束,率先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2月下旬,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在全县掀起了高潮。
据3月底统计,全县私营工商业1334户,过渡为供销社企业412户,公私合营2户,代销134户,合作形式58户,经销280户,上述改造企业占全县总商户的66.4%,占从商总人数的71.7%。尚未组织改造的448户多系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农民贸易,占总商户的33.6%。
在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县委还及时处理了改造后的其他问题。如根据村庄分布情况,对商业网点的分布进行了调整,对一些偏远山区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实际困难,采取了由供销社和私营商业划片串乡送货的方式予以解决。对经营困难户,摸清其困难原因,解决经营困难,帮助制定经营计划;对年龄较大已经失去经营能力的鳏寡孤独,作为社会救济对象由政府进行救济。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善后措施,有效地巩固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成果。
至1956年底,全县私营工商业从业人数2993人,其中已过渡到国营合作社的974人,合作形式的150人,代销形式的406人,自营经销的794人,弃商为农的669人。全县范围的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顺利完成。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
曲折发展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黄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为了进一步改进党的作风,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全党的整风运动逐步开展。1957年5月至1958年9月,黄县县委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黄县的整风运动是从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的。1957年5月2日,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会后,各区、乡先后召开区乡干部会、扩大支委会、党员会议,进行了传达、学习和宣传。5月15日,莱阳地委转发了《黄县县委关于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对黄县的做法给予肯定。
1957年5月21日、6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莱阳地委相继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主题、内容和重点都做出了指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方法步骤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按照中央、省委以及莱阳地委的总体部署,黄县县委成立了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和整风运动办公室,制定了首先进行整风学习,然后转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和反右派斗争,同时结合进行整改的工作计划。7月30日至8月10日,县委召开由县直机关干部和乡级脱产、半脱产干部共计1147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大鸣大放。
8月10日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和省委、地委《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精神,全县由点到面开展了以“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问题”为中心,以“大鸣、大放、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项运动至年底结束。黄县的整风运动因此推迟至1958年初。
根据上级部署、结合黄县的实际情况,县委利用冬季农闲,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8年1月7日至2月2日,县委召开了由县直机关干部(包括一中教职员)、乡干部、农业社支部书记共计1977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落实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精神,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帮助县委和县直各部门整风。会上,县委书记张明做了《关于帮助县委和县直整风的报告》。
经过16天的大争大辩,会议转入了反右派斗争阶段。根据鸣放的意见和问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按照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六项标准,经过排队,县直机关确定了47名右派分子和疑似右派分子,并对这部分人鸣放的言论进行激烈论辩和严厉批驳。
在整风和反右运动中,根据鸣放出的意见和问题,县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改。在鸣放后期,就建立了“引火烧身,大整大改”的大字报专栏,县委、县人委及组织部、共青团等16个部门都将整改大字报张贴于这个专栏。县委把鸣放出的18000多条意见分别交给了相关部门,各部门都针对鸣放的意见和问题作出整改方案,对7056条马上能改的意见立即着手进行了整改,并张贴了整改大字报。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立即组织了20多人的工作组下乡,处理鸣放出来的问题。整风会议后,县委立即成立了山区、沿海、丘陵、黄水河四个生产指挥部,下放了11名县委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包括3名县委书记处书记);下放了16名一般干部充实到基层;下放了32名干部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劳动锻炼。至2月底,共下放干部171名。同时,推行了干部种试验田制度,2328名县直机关干部中有1214名参加了种试验田活动,共种试验田388亩。
县委和县直机关的整风会议结束后,整风反右运动在全县文教卫生、工交、财贸各系统开展起来。2月22日,文教系统加上戏院、卫生院、疗养院共计2015人开始整风。23日,财贸系统2082人开始整风。工业交通系统(包括手工业)2703人分两批、四个片于3月初开始整风。文教、财贸、工业交通各系统都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分别组织开展本系统的整风反右运动。
1958年7月1日,按照上级的部署,县委开始整风补课。对县直和乡一级干部进行全面排队,确定了25名重点补课对象。对整风不彻底的单位,发动群众进行重新鸣放,并全面整改。按照中央《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县直机关于9月5日开始进入整风第四阶段,即学习文件,个人反省、提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工作方法60条》三个文件,通过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1958年9月中旬,黄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县先后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的有8千多人。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全县有267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或被撤职、或被开除党籍、或被遣返农村、或被劳动教养。1980年8月,黄县县委贯彻中央的文件,逐步开展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至18日,全县267名右派中改正261人,占97.7%;不予改正的6人,占2.3%。工人、农民、营业员等被戴上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帽子的90人已全部改正;因右派问题受株连而失去公职的家属已全部安排工作。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努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下,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艰辛探索。
1957年冬至1958年春,黄县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中国”和山东省委“开展水、肥、土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以大兴水利、改良土壤、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春农业生产高潮。短短4个月时间,共计打井1.17万眼,建成塘坝203座,修水库19座,挖渠道32条,扩大水浇地面积9.5万亩。同时,治理洼地5400亩,整修梯田地堰上万条,开山耩500座,修大地畦田26万亩。在土壤改良方面,冬耕土地21.7万亩,深耕深刨深翻地10万亩,压沙换土1.7万亩,改良盐碱地3.7万亩。养猪积肥方面,生猪存栏量达6.5万头,积肥12亿多公斤。以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春生产高潮,拉开了黄县“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7年11月上旬,黄县县委制定了“1958年350公斤,1960年‘过长江’(粮食亩产400公斤,也叫‘下江南’),1962年成为千斤县”的五年规划。这一规划后来被《大众日报》所引用,认为“这是一个雄伟的奋斗目标。这不仅是黄县一个县的奋斗目标,它应该逐步成为许多县以至全省每一个县的奋斗目标”。经过两个多月的冬季生产,根据“只要抓住反保守反浪费这个纲,就可取得生产大跃进的更大胜利”的思想,1958年1月23日县委对确定的《1958年农业发展规划》作出了新的调整:1958年“下江南”,1960年争取成为千斤县。2月3日至11日,县委召开了一届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农业生产指标又被进一步提高。会上,一些务实的思想被当作消极保守的右倾思想遭到批判。春节过后,各乡、社都先后召开了党员会议和群众会议,传达县党代会决议,组织全民进行“千斤县”大讨论。各乡、社还采用张贴标语的形式广泛进行宣传。实现“大跃进”、争取“千斤县”“万斤肥”“千斤粮”等已成为全县的舆论中心。
围绕粮食生产的高指标,县委在水、肥、土及耕作制度改革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标。为建设山区,县委提出实现“四化”,即荒山绿化、山耩果园化、梯田标准化、农田水利化,以求彻底改变荒山秃岭的贫困面貌。一部分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对“大跃进”的生产指标和增产措施表示怀疑,怕大地畦田积水涝坏庄稼,指出地瓜间种玉米、土豆是“长一不长二”,但都被认为是消极态度受到批评。
6月,全省各地竞相放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亩产一千到几千斤,后来上报亩产竟然达到几万、几十万斤。黄县芦头乡先是红星社放出一颗亩产739公斤的“红星”。接着,太阳升社放出了一颗更红的“太阳”,1.05亩麦田平均亩产804.1公斤,并宣称亩产500公斤以上的小麦有百余亩,全社亩产平均可达250公斤以上。后来,红星社又汇报称有一亩多麦田达到亩产1040公斤,创造了全县的新纪录。在大形势影响下,25日,县委制定了《创造各种作物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计划》,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各种农作物的高产指标,如:地瓜亩产最高要达4万公斤,花生亩产2500公斤,夏玉米亩产1万公斤等等。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狠狠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的指示精神,确保秋季大丰收,抛“卫星”上天,7月,莱阳地委发出通知,要求黄县挂“千斤玉米帅”“万斤地瓜帅”。7月28日,县委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队队挂元帅,人人放卫星”的大面积高额丰产运动,行动口号与要求是“搭窝铺搬上山,每人2亩卫星田,地瓜一万五,玉米产双千,不下一滴雨,火中夺丰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全县开始大搞积肥、追肥、“元帅”升帐、“卫星”上天运动。受浮夸风的影响,县委、县人委制定的《秋种工作计划》更是不切实际地要求全县45万亩小麦亩产万斤,其中10万亩亩产2.5万公斤,1万亩亩产5万公斤,1000亩亩产10万公斤,100亩亩产15万公斤。为了达到高产的目的,县委要求采用深翻土地等增产措施,认为“万斤小麦并不难,深翻三尺根长全,每亩播种60斤,铺施基肥60万,窄行密植达90%,决心实现万斤县”。县委在10月20日的玉米生产总结中称:1958年全县的夏玉米总产量达到1.95亿公斤,平均亩产750公斤,比1957年增长了294.7%。据后来统计部门资料显示,1958年全县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是:粮食总产量13048.5万公斤,油料作物384.4万公斤,蔬菜瓜果8044.5万公斤,分别比受严重旱灾时的1957年下降了6.1%、20.3%、24.5%。而当时上报的数字却在不断升级,远远超过了实际产量。
在“大跃进”运动中,黄县县委推广学习了寿张县和汶上县的“四化”“四到田”的领导方法。“四化”即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任务时间化。1958年7月,全县广大农村在几天之内办起了19770处公共食堂。每户社员按照核定的粮食定量标准,持牌到食堂免费领取饭菜(由于此举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959年末,全县农村集体食堂相继停办)。为适应生产战斗化的需要,全县352处农业社3400个生产队全部改编成了军事编制。全县31个乡(镇)单位,划分为31个作战区,每个作战区设作战指挥,正副乡长分别任正副指挥,乡党委正副书记分别任正副政委,乡党委委员任参谋长,乡干部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每个指挥部所属农业社改编为战斗兵团,团下设营、连、排。后来,为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发展,重新划分为15个作战区。全县干部群众搭窝铺,搬上山,昼夜突击,通宵苦战,所有的青壮年全部搬到田间宿舍里,“日跟卫星起,夜伴卫星眠,卫星不上天,队伍不离田”,失去劳动力的老人、有孩子牵累的妇女及未成年儿童等也投入到生产中去,号称“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对各项任务规定完成时间,只许提前,不得推迟。全县31个乡、镇,从乡党委书记到全体乡干部,全部搬到田间地头。有6个乡把电话拉到田间棚铺,有的撤销了伙房,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会、办公全到田。
黄县的工业生产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也开始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黄县是农业县,工业生产基础薄弱,钢铁生产更是一片空白。根据中央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受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影响,县委认为组织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客观条件已经俱备,喊出“猛干一年,争取翻上两番半;猛干五年,争取翻上20番”的口号。1958年4月19日至20日,县委召开全县工业跃进誓师大会。会议批判了强调情况特殊、设备不好和受原料限制不能“大跃进”的思想,认为办工业不仅是工业部门的事,也是乡村等其他部门的事,全党全民要齐心协力,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县委在会议期间制定了《关于1958年至1962年工业跃进规划》:195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计划为2518.6万元,比1957年增长2.31倍,至1962年,全县工业产值达到15057.7万元,比1957年提高18.78倍,比1958年提高4.99倍;从工农业比重来看,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5460.3万元,其中工业占13.92%,农业占86.08%,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3547.1万元,其中工业占44.89%,农业占55.11%。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黄县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黄县县委按照中央及省委、地委“以钢为纲”的方针,把钢铁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9月,全省掀起了大炼钢铁的“淮海战役”,省委、地委连续召开电话会议和下达紧急指示,提出大干10天,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向国庆节献礼。地委分配给黄县国庆节前的钢铁生产任务是180吨,而县委所做的计划却大大超过了分配任务。11月,黄县与蓬莱县合并为蓬莱县,在蓬莱县委的领导下,全县继续开展大炼钢铁运动。
为适应和满足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按照上级指示,全县还开展了农业生产工具改革,加速推进农具滚珠轴承化。
县委财贸部提出了财贸工作必须跟上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掀起财贸工作“大跃进”。黄县的教育工作跟风而进,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全县中小学进行教育革命,大搞勤工俭学,大办小工厂,停课大炼钢铁,大战“三秋”,大办集体食宿的共产主义小学,大搞扫盲运动,严重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并社工作。9月1日,黄县创办了第一处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随后,东方红(丰仪)、红旗(文基)、红星(石良)、光明(智家)、火炬(芦头)、共产主义(大陈家)、前进(乡城)、先锋(羊岚)、火箭(闫家店)、大山(大吕家)、幸福(七甲)、跃进(城关)、卫星(北马)、曙光(黄山)等14处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据9月20日统计,全县成立人民公社15处,共有99634户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共设生产大队108个,生产队957个,全县只有84户农民没有入社。全县共办公共食堂1977处,参加户数93932户。办起托儿所1067处,幼儿园105个,缝纫组355个。
人民公社的明显特征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几千户、上万户的人民公社。全县15处人民公社中,规模在5000户以下的4处,5000至10000户的9处,10000户以上的2处。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将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原来的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实行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收归社有。公社化后,全县又有14900亩自留地收归人民公社。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编成班、排、连、营、团,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甚至家庭副业都被取缔。
至1958年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由于大批劳动力离开农业搞大炼钢铁,致使1958年秋收中成片的庄稼无人收获,小麦种植减少,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因饥饿而发生了浮肿病,有的村庄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补充口粮,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搜集干菜叶、树叶、树皮充饥。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1959年初,蓬莱(1958年11月,蓬莱、黄县、长岛3县合并称蓬莱县。1962年1月,黄县复还原治)县委根据中央精神采取措施进行自查自纠,认识到了全县在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此,县委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和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的十条规定》,开始初步纠正“左”倾错误。3月25日至4月6日,县委召开了以管理区以下干部和社员代表占多数的五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及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与会人员认识到了人民公社存在的“过分集中”“平均主义”倾向的严重性,以及实行“三级核算”制和由三级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必要性,研究确定了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26处公社,原来810处高级农业社,确定为505个基本核算单位,每个平均388户。关于收益分配问题,会议确定1958年收益分配在人民公社统一确定公共积累比例的基础上,以原高级社为单位自负盈亏自行分配,1959年按本次会议确定下来的比例进行分配。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后在全党和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运动。从9月开始,县委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反右倾”斗争。11月4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对所谓右倾领导成员进行了揭批,而后,县直机关、各公社陆续召开了干部会议分别进行了整风“反右倾”,全县各条战线继续“大跃进”。在继续“大跃进”的鼓动下,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行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跃进”高潮,高指标、“共产风”和穷过渡等“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县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检查两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通过自上而下的检讨、揭发、写大字报等方法,大摆“五风”的表现,深挖产生“五风”的根源,进行生产救灾,开展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初步调整。
1958年至1961年间,全县粮食产量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1960年比1957年减少5.36万人。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到乡村的农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上小学的儿童,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广大群众大搞小、土、群,炼钢采用土贝氏炉、一脚踢闷炉、炒钢炉、炼锻钢等方法,甚至搜集碎铁用红炉烧打成钢块,生产了一大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钢铁,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浪费和损失。从农业战线上抽掉了大批劳动力大炼钢铁,影响了全县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全县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1958年初,黄县县委决定在黄水河中上游王屋村东修建一座大型水库,以达到根治黄水河,调节洪水,兴利除害,造福于人民的目的。黄县水利建设指挥部完成了王屋水库工程勘测以及“黄水河王屋水库工程初步设计”,工程采用百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属Ⅱ级建筑物。工程设计投资310万元(经费开支部分),工期为一年。当年9月,王屋水库工程正式动工。开工前,黄县县委、县人委组织成立了王屋水库工程施工指挥部。1959年汛前,大坝合拢后库水位上涨较快,为尽快加高大坝,保证安全度汛,参加施工的民、技工增加到16000多人。
当时,施工环境恶劣,施工工具简陋,施工条件十分艰苦。高27米,长700多米的大坝填筑,全靠民工手推、肩挑、人抬,大坝用拖拉机带动羊角碾碾压或人工打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全体民工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披星戴月,夜以继日,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另外,因兴建王屋水库搬迁了17个自然村,共计1800户8678人,兴利水位以下共淹占土地1.3万亩,库区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的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和无穷斗志以及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美好生活的无比憧憬。
经过270天的大干苦干,一座凝聚着全县人民血汗的大坝平地而起。1959年9月,王屋水库大坝、西放水洞、溢洪道等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完成工程量163.3万立方米,投入工日246万个,国家投资328.36万元。
王屋水库建成后,又相继进行了灌区配套、保安全、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使工程逐步完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1992年,龙口市政府决定在王屋水库至黄城城区修建地下供水管道,实施由王屋水库向龙口市城区供水工程。1995年,王屋水库开始向龙口市城区供水。根据龙口市供水规划,王屋水库现状向城区日供水2万吨,规划日供水4万吨。1995年—2006年6月底,王屋水库向城区累计供水6000多万立方米。在满足城区居民生活用水的前提下,按工业供水效益计算,可产生经济效益上百亿元,有力地促进了龙口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龙口市经济的不断增长,王屋水库在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防洪安全保障的同时,在保障城区居民生活供水、工矿企业供水、保护水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综合水平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将越来越明显。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打好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1961年,全县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由于旱、涝、风、虫等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1959年以来,全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农业的大面积减产,不仅减少了对国家的贡献,而且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全县农村出现缺粮、水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面对严重的灾情,县委把生产救灾工作放到了首位,组织县、社、队各级干部深入生产救灾的第一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后,认真进行了“四查、四到户、四落实”(四查:查困难户、病灾户、五保户、缺乏打算户。四到户:政治思想教育到户,生产队自产粮和统销粮计算、公布、发证到户,属集体的鲜菜、干菜、代食品和烧草、油料等彻底分到户,生产救灾计划到户。四落实:口粮指标落实、思想工作落实、代食品落实、生产计划落实),调整了社员冬闲期间和老人、小孩、病人的口粮标准,大抓代食品和防治水肿病等工作。全县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杜绝了断炊讨饭、人员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据5月28日统计,全县农村人口五六月份口粮每天平均在0.3公斤以上。在此基础上,又发放了318万公斤统销粮(其中饲料29.5万公斤),4.5万元社会救灾款。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度荒信心,大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黄县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县委领导各级党员干部,遵照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结合本地实际,带领广大农村群众,对全县的农业进行了调整。
“大跃进”运动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极大破坏。因此,端正党风,改变领导作风,成为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重要前提。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指示信》,要求彻底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1961年1月5日,黄县县委召开了有3469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紧急指示信》,检查总结县、社两级两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五风”。县委书记李洪成代表县委作了《两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各公社党委书记也都作了检讨。会议共写出大字报2479张,重点批判了粮食征购中购买“过头粮”和反“瞒产私分”的浮夸风、耕作制度改革和耕作技术措施上的瞎指挥风、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和发展社有经济中“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和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劳力)的“共产风”。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委以“倾家荡产”的精神,向被“平调”财物的各公社和生产队进行了经济退赔,当场兑现现金587516元,退还土地557.8亩,房屋2358间,羊4只,水泥1050公斤,家具炊具12件,合计兑现总额为625030元。会议期间,公社与生产大队也都当场进行算账,进行退赔兑现。会后,各公社都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全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据统计,社队退赔兑现总值计1942692元,其中实物折款1923789元,全县退赔兑现总值计5190112元。6月,县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全县人民公社化以来,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或占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及其他财物进行了彻底清算。据统计,全县“平调”总值约44599570元,到9月中旬已退赔22514183元,占总值的50.5%。全县的退赔工作至1962年底基本结束。
1961年8月14日至23日,县委召开了有1709人出席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会上,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中的规定,决定将原来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将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12月14日至17日,县委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工作,决定在全县逐步推行由原来的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后,该项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于1962年1月上旬在全县全面展开。据2月3日统计,全县571个生产大队,已有547个实行了生产队核算,占总数的95.8%。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至月底,全县已有553个生产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的大队改为生产队,占总数的96.8%。同时,县委还根据上级提出的有利于团结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生活,把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适当划小的原则,对规模过大的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先后增加了丰仪、新嘉、诸由3处人民公社。在对生产队规模进行调整时,县委在不打乱原有队型的基础上,取消原有生产队,重新按每队20户左右的规模组建起规模较小的生产队。经过调整,全县生产队总数达到3441个,平均每队27户。从调整后的生产队规模来看,山区丘陵地区一般为每队22户左右,平原地区为23户左右。
精简农村中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精简城镇和工业人口。1961年,县委根据中央、省委精简职工工作的指示和地委下达的减员计划,开始了精简工作,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招收的新干部职工和一些不适于继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至年底,原黄县辖区内共精简职工1000余人。1962年3月,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需要,克服机构重迭、人浮于事的现象,县委根据中央《关于1962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700万的决定》,继续开展精简工作。本次精简工作先通过试点,摸索出经验,然后制定出精简方案,认真按照方案组织实施。截至5月5日统计,全县共精简职工1575人,占地委分配任务的111.8%。这次减员工作,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仅县委就撤销了6个部委,减员49人,占原有人数的51%。对于被精简人员,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下放职工若干政策,按规定发给回乡职工补助费、口粮和划给自留地,做到了妥善安置。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作出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的指导原则。2月,县委召开了党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和省委、地委会议精神,制定出贯彻八字方针措施,全县开始了以工业调整为主导的各方面调整。
黄县县委注重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农具制修部门贯彻“小农具第一、维修第一、配套第一”的方针,狠抓小农具生产。1962年至1963年重点加强了农业机械部门的扩建,建立健全农具修配网,基本做到了中、小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社社有修配厂,队队有修配站。1962年1月县委制定的《关于62、63-67年工业生产计划(草案)》从实际情况出发,计划1962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50万元,比1958年计划的1962年要完成工业总产值15057.7万元降低了93%。1961年,原黄县辖区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上年度的335万元迅速下降到53万元,1963年又降至28万元。调整压缩轻、重工业,关停了部分厂矿,收缩工业摊子,缩短工业战线,使生产更加集中与合理。1960年,原黄县辖区内有工业企业116个,经过调整,1961年减少到60个,至1965年,全县仅剩工业企业28个,并且轻工业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10月初,县委工业交通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传达与学习,研究了贯彻方法。中旬召开了县营企业工业书记会议,专门进行了部署。如农修二厂产品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就从抓质量入手,通过建立产品检查制度和铸件严格配料制,使铁锅生产废品率由12%下降到8%。年底,工业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品种亦有所增加,较好的完成了各项指标。
1962年1月,为缓和物资紧张情况,县委成立了物资清理指挥部,并设立了办公室,组织了7人的专业队伍,深入重点厂矿企业进行清仓核资和物资清理工作。全县列入清理范围的单位共88个,至4月15日,共清查了77个单位,初步清查出钢材、生铁、电机、酒精等一批物资。通过清仓核资,各厂矿企业单位初步核实了现有设备等固定资产。
9月15日,全县召开了工业调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前一阶段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情况,传达学习了上级关于工业调整的指示精神。会后,全县企业开始整顿管理秩序。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黄县县委改进了对手工业的管理,调整了所有制,恢复和扩大了手工业合作组织。全县的手工业社由每个单位60人,调整至35人。1962年底,县营手工业由1961年的手工业社组8处459人,增加到14处538人;城乡社办工业由1961年的手工业社组31处1024人,精减到5处104人。针对产品质量低劣这一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对锄板、铁锹、菜刀、各种鞋、被服等产品制订了统一的质量标准,并且加强了检查,使产品质量有了提高。
通过对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黄县的工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61年,全县共有各类工业企业60个,其中轻工业34个,重工业26个;工业总产值1060万元。至1965年,全县工业企业调整为28个,减少了53.3%,其中轻工业23个,重工业5个;工业总产值1466万元,比1961年增长了38.3%。
全县税务部门坚决执行“以率计税、十足收齐、又不多收”的税收政策,并且围绕工商体制的调整和集市贸易的开展,及时改进了税收控制管理办法,严格了交税交利制度,加强了市场管理,及时采取了对临时商贩加成收税办法,开展查补漏税工作,1962年上半年完成税收总额2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倍以上。银行部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银行工作的决定,并根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切实做到了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除基本保证了企业扩大和组织货源所必须的资金外,还本着“控制投放、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平衡”的农贷工作方针,发放了农贷及无息贷款,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资金困难。同时,还严格控制了货币发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取得了市场情况的基本好转。
全县商业部门在学习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的基础上,从1961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和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和建立专业公司,先后建立了副食品加工厂、食品公司;增设9处采购供应站和1处肉类门市站;成立了黄县百货商店、五交化公司五金批发站龙口分站;恢复1958年归入国营商业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确定国营商业商品经营范围和地区。商业系统还开展了“五好企业”和“六好职工”活动,并建立了消费者代表会议制度;调整了职工工资,改两类六级工资制为一条龙十一级工资制;实行了综合奖励制。
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商品短缺,在商业内部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1961年12月中旬,全县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和乱搞协作运动。运动贯彻“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历经思想发动、重点批判斗争、组织处理和组织制度建设三个阶段。为解决市场商品少、货币多,物价自然上涨问题,1962年开始清理库存、资金、账目(即“三清”),稳定了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扩大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范围;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开办高价饭馆,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改变工业品购进的“统购包销”办法,代之以有权选购,以质论价;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包购与奖售相结合的办法。至1965年,除棉花制品仍需定量供应外,大部分商品已敞开供应,企业经营活动走上正轨。1962年,全县商品购进额为963.7万元,销售额为897.8万元,利润169万元,购销额分别比1960年增长3.62倍和1.84倍。
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发出后,全县即召开了中等学校和县直文教艺术部门等11个单位83人的座谈会,学习讨论了“文艺十条”。会上,针对文艺领域出现的问题,确定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调整党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系,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后,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县委、县人委对文艺机构和文艺队伍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全县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蓝澄的话剧《丰收之后》在全国演出后反响很大。1964年,姜治臣创作的独幕话剧《雨过天晴》载于山东省《群众艺术》,是业余创作者发表的第一个戏剧作品。
1961年底,全县拥有中学9处,在校学生4433人,比1957年增加5处,1734人;拥有小学440处,74802人,比1957年增加6处,20776人。中学增设民办班3个,小学增设民办班498个。1962年七八月间,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央提出的决心大、行动快、步子稳、工作细、安排好的精神,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提高教学质量。在深入摸底排队、反复核实查对和耐心教育的基础上,精简了部分要求退职、退休及不称职的和品质恶劣的教师。经过这次精简,与上年末相比,中小学教师总数由1980人降为1819人,既精简了人员,支援了农业,也更有效地调整提高了教师队伍。教学改革方面,1961年,为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县教育局确立以南关小学和廒上小学为基点,开始改革教学方法的试验,加强“双基”教学,课堂教学有讲有练,精讲多练,讲练结合,取得良好效果。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黄县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65年,全县的各项经济指标与1961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公路运输货运量25万吨,是1961年的6.25倍。公路运输周转量246万吨,是1961年的2.46倍。港口吞吐量57.5万吨,比1961年增长了137.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86万元,比1961年增长了51.8%。预算内财政收入874万元,比1961年增长了82.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14万元,比1961年增长了155.7%。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遵照中共中央及山东省委的指示,1962年11月,黄县开展了以“四清”(前期为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期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11月22日,黄县县委召开了为期15天的由县、社、队党员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拉开了黄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会后,县委选择了北马公社南仲家、大吕家公社下丁家等5个大队作为试点单位,从县直机关抽调27名干部,由县委领导带队分赴各试点村开展工作。试点取得经验后,县委即在全县全面推开整社工作。在整社工作中,主要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补课;从组织当前生产入手,抓政策落实;从整顿干部作风、树立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入手,进行组织建设;批判了“单干风”和部分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据1963年3月统计,全县1962年在131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3036亩土地重新收归集体耕种,以各种名义分田到户的494个生产队多数也把土地收回了集体。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和河北保定地区搞“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黄县便转入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轨道。
3月26日至4月5日,黄县县委召开了县、社两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精神,总结了前段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形势、矛盾”为纲,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教育、引导干部“洗澡”“放包袱”,同时研究了下一步运动的政策和作法。会上,县委书记及常委首先作出表率,“下水”“洗澡”,检查了自身问题。在县级领导带动下,有202名干部“洗了澡”。其中,检查利用职权走后门、非分享受的151人,接受生产队馈赠的34人,挪用公款的13人,倒手买卖的3人。这次会议,在黄县开了干部“洗澡”的先河。
县、社两级干部会议后,县委在城关公社进行了“四清”试点。在县委试点的同时,各公社相继召开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和党员、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各大队也分别召开了党支部会和社员大会,原原本本地学习中央文件,结合实际揭阶级斗争盖子,干部进行“洗澡”“放包袱”,干部群众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在此阶段运动中,多数县、社、大队干部“洗了一次澡”,全县共有4498人检查交代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的干部还进行了经济退赔。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这是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黄县县委对刚刚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重新部署。
1964年1月,黄县分两批开展了面上的“四清”运动。第一批是在城关、文基、北马等4处公社进行, 第二批在其余12处公社进行。运动共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学习中央的“双十条”,开展回忆对比,揭阶级斗争盖子,干部“洗手洗澡”,进行经济退赔;第二步,评审四类分子;第三步,宣传学习“六十条”,总结生产,评比“五好队”“五好社员”,改组党群组织;第四步,学习“农业决定”,揭生产斗争盖子,制订生产计划,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组织领导生产高潮。运动中,除了干部检查交代、“洗手洗澡”,还对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据城关、北马、文基3处公社统计,共对1134名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重点批斗了66人,判处管制17人,摘帽的106人,重新戴帽的46人。运动中,对党员进行普遍的审查、鉴定、重新登记。城关、北马、文基3处公社共有党员1932人,经审查、鉴定,暂缓登记的29人;不予登记的18人;自动退党的14人;给予警告处分的3人;严重警告1人;留党察看6人;开除党籍14人;清洗出阶级异己分子4人。运动中,“四不清”干部大都作了经济退赔。据1964年2月统计,全县有4939名干部(占应退赔干部的72%)自觉地按政策制定了退赔计划,计应退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挪用粮食85770.5公斤,占交代数的56.9%;款187415元,占交代数的71.1%。已退出粮食47598公斤,款104383元,分别占应退赔数的55.5%和55.8%,有56人补交了投机倒把税款8547元。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修改后的“后十条”),之后,黄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转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新四清”阶段。
8月6日,县委召开了历时25天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在县级领导中进行“新四清”。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做好今冬明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工作意见》,指出,今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组织训练好工作队,开好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认真搞好公社“四清”,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交代清楚,组织力量把公社的账目、钱财、物资查清,把“小仓库”清查出来。会后,根据县委的部署,全县组织训练了由618人组成的社教工作队,在县、社干部中进行“四清”和退赔兑现。
12月下旬至1965年1月,黄县各公社相继召开公社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四清”。据统计,在全县基层干部中,共清查交代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占工分等经济“四不清”问题共计现金125768元、粮食575072公斤、工分7715863个。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仅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中,就退赔兑现现金700121元,粮食381127公斤,房屋853间,自行车385辆,手表144只,柜箱、缝纫机及其它物资5495件。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根据省委、地委指示,黄县县委一方面逐级传达学习“二十三条”,重新认识运动的性质,部署运动的重点;一方面抽调大量干部组成工作队(共两批,仅第二批就678人),到外县开展运动。由于大量干部的外调,黄县的“四清”运动暂告一段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黄县的“四清”运动不了了之。
四、农业学大寨和下丁家典型的推广
1964年3月下旬,黄县县委召开县直部门和公社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解放军、大庆油田、大寨大队的经验,掀起比学赶帮运动高潮,扎扎实实搞好各项工作。同时,县委还认真总结推广将自力更生改造自然的典型下丁家大队的经验,结合当时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在全县开展了学习下丁家运动。
下丁家大队位于黄县南部山区,大部分耕地属于山耩薄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合作化以后,下丁家大队在党总支书记王永幸的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实行山水田综合整治,使“十年九旱”的穷山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4年粮食亩产由解放初期的100多公斤提高到460公斤,群众收入也不断增加,基本实现了山地水利化、坡地梯田化、耕地园田化、荒山大部分绿化。1964年5月,山东省委、烟台地委相继发出向下丁家学习的号召,省委在号召中称“下丁家大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山东大寨”。
下丁家是黄县县委早就注意和培养的农业典型,1957年就派驻工作组进行培养引导,1958年开始推广他们治山治水的经验,但这一时期对下丁家经验只局限于在山区推广。1964年春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发出之后,由于省委、地委对下丁家经验的高度重视,县委总结了过去几年对下丁家经验推广力度不大的经验教训,主要负责同志轮流到下丁家蹲点,重新总结下丁家经验,认识到下丁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是对全县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由此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下丁家”的口号,将学习下丁家治山治水的做法上升到学习下丁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生产条件的创业精神上。
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到1965年底,全县涌现出了一批学劲足、干劲大的“下丁家”式的单位,如大吕家公社于家口大队、智家公社磨山赵家大队等。随着下丁家经验的推广,全县农业生产上的小农经济观点、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初步得到克服,改造自然、改善生产条件的速度也逐渐加快,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5年,在严重的春旱和秋旱的情况下,全县粮食亩产达到312.5公斤、总产16730万公斤,分别比上年增产25.5%和26.9%,涌现出了两个亩产400公斤以上的高产社和37个亩产千斤以上的大队。
1965年11月,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举办,下丁家作为全国先进单位参展。11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全面介绍了下丁家的事迹和经验。此后,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人员到下丁家参观学习。12月1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下丁家参观。2日,黄县县委组织召开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广播大会,请陈永贵作了大寨经验的报告,全县干部群众10万多人收听。为了把大寨经验学好,3日,县委即召开了县、社两级党委领导干部会议,并制定了在全县范围内学大寨、赶大寨的四条措施。
1966年6月,全县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各方面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尽管政治、社会形势一片大乱,黄县县委一直比较坚定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全县的农业生产一直没有丢下。1966年9月,县委召开各公社、县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提出“暂时把运动停下来,集中力量搞好‘三秋’”。到1968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形势开始趋于相对稳定。9月,烟台地革委决定在全区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组织各级干部深入生产大队,带领群众开展学大寨运动。黄县革委分别于9月和10月召开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和“农业学大寨”会议,组织各公社、大队及生产队代表等参观先进单位,县、社、队三级制定了学大寨规划及冬季生产措施,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逐步转入正常。期间,下丁家大队在王永幸的带领下,始终坚持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1966年至1969年的4年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75公斤。196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王永幸》的通讯报道;1970年1月6日《大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号召全省向王永幸同志学习;10日,烟台地革委作出《关于开展向王永幸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20日,黄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开展向王永幸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此后,在学大寨运动中,下丁家大队一直走在全县乃至全省、全国的前列,为全县学大寨运动带了好头。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对农业学大寨提出了更高要求。11月,全县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县599个农业大队,已开始农田基本建设的472个大队,整地1535亩,修建水库22座、塘坝60座、扬水站28处,打机井77眼,浆砌灌渠5550米。1971年4月,县委召开县、社党员干部会议,提出迅速把学大寨、学下丁家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当年全县整大寨田1.65万亩,修水库、塘坝50座,打机井326眼,建扬水站27处,扩大水浇地1.5万多亩。
11月21日至23日,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粮食过“长江”誓师大会。会议提出了“学大寨,赶昔阳,快马加鞭过长江”的口号,制订了1972年粮食产量过“长江”(《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亩产800斤的标准)的奋斗目标。会后,各公社、大队也召开会议进行了深入的发动。冬季,全县再掀农田水利建设高潮。1972年底,全县水浇地和高产稳产田达到4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2.5%,粮食亩产达到405公斤,第一次过了“长江”。
进入1973年以后,全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开始把科学种田和全面规划纳入其中。2月19日至28日,县委召开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全县上年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交流了开展农业科学实验的典型经验,作出了今后开展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实行科学种田的具体打算。5月,县委设立科技办公室,并建立健全了农技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各公社也相继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建立了农林站。全县共有450个大队成立了农业科学实验队(组),配备了技术员。全县还分片建立了67个技术交流网。7月5日,县委印发了《关于农业建设全面规划的初步意见》。11月17日至24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表彰了177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首次提出了1974年要实现千斤县的奋斗目标。但1974年秋季两次台风的袭击,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当年粮食亩产只有427公斤,比1973年还减少了3公斤,千斤县的目标没有实现。为了尽快改变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的局面,1974年10月15日,县委作出《关于1975年小麦一季上纲要,全年粮食超千斤的决定》。11月4日至10日,烟台地委召开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全区粮食过“长江”。尽管早在1972年黄县就过了“长江”,县委对此次会议仍然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县委立即进行总动员,各公社纷纷召开万人大会,贯彻落实地委、县委指示。县委设立了“战山河”指挥部,县、社、队分别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全县10万农业大军开赴第一线,实行专业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加快了农田基本建设步伐。在具体工作中,县委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宣传,带头发动,带头上第一线。16日,县委将“战山河”指挥部设到了智家公社韩家洞大队,随后,县委常委也分片包干,下到基层。全县20处公社分为智家、石良、乡城、芦头四个片,每片都有一名常委负责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同时,有764名县、社干部下到农村,进驻了87个后进队。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至1975年春,全县共整大寨田8.5万亩,相当于1973年的两倍多;完成水利工程5242项,扩大水浇地1.5万亩;治理涝洼地1.2万亩。
1975年1月4日至18日,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烟台召开,12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参观了黄县、招远和掖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为深入贯彻会议精神,动员全县人民决战1975年,实现“小麦一季上《纲要》,全年超千斤”的目标,2月20日至27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印发了全县和各社、队十年学大寨的产量数字,开展大评比、大总结活动。会后,各社队深入发动,逐村逐户地落实生产任务。在这种“大干”形势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当年小麦亩产达到242.5公斤,比上年增产42.5公斤。夏收之后,围绕“千斤县”的目标,县委又提出了“小麦丰收不自满,加大措施管秋田,坚决实现千斤县”的口号,各公社、大队又重新修订了秋季生产指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秋季增产运动。当年全县粮食亩产达538.5公斤,超额完成了“千斤县”的目标任务。
从1971年至1975年,黄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五年来,全县整建大寨田20.4万亩,相当于前五年的4.4倍;扩大水浇地7.2万亩,相当于前五年的1.2倍;农田基本建设动用土石方达4994万方,相当于前五年的3.8倍,全县的稳产高产田达到48万亩。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黄县被列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县委书记栾聚茂提交了书面发言材料。会后,黄县县委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用4天的时间先后召开了常委会议和三届八次全委会,在县委内部进行整风,对照大寨和昔阳,按照大寨县的六条标准,重新修订了“五五”规划,决心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即苦战三年,实现大寨县。11月7日至12日,县委再次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发动全县各级干部,对照昔阳和大寨找差距,开展“三查”活动,用整风的方法解决学大寨是真学还是假学的问题,制定了大步学大寨、高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会上,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都向县委写出了学大寨的保证书。会议期间,县委在烈士陵园举行了建设大寨县宣誓仪式,与会的3500多名党员干部在烈士墓前宣誓。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至冬季,县、社、队农田基本建设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县专业队2200多人,20处公社53个专业队1.6万多人,539个大队专业队人员达5.7万多人;全县上阵劳力达10万多人;共整地5.94万亩,水利建设施工225项。县委对由队、社、县三级联办的53个重点工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黄县再次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县委书记王效作了《在斗争中坚持学大寨,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的典型发言。会后,黄县集中力量开展一些高难度的大型农田建设工程,开始向“高标准的大寨县”进军。1977年8月,县委投资290万元,开始实施东水西调工程,将北邢家水库余水调往迟家沟水库,以解决西南部贫水区的农业用水问题。该工程翌年6月竣工,共完成工程量42万多方。9月19日至10月6日,县委、县革委组织了“龙南”(位于龙口公社南部,地处丘岭和海洼,包括以海岱公社为中心的4处公社的46个大队)会战。全县3500余名教职工和1000余名农田基本建设专业民工组成会战大军,与“龙南”战区干部群众大干19天,整地1万余亩,建设高标准大寨田4900余亩,同时,筑路75公里,挖排水渠40多公里,高标准播种小麦3.6万亩。这一时期,县委还加大了后进村队转化力度,力促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平衡发展。
1978年2月,县委、县革委召开全县学大寨、学大庆群英大会。这次会议是黄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规模最大、最隆重、气氛最热烈的一次庆功大会,也是黄县历史上最后一次农业学大寨的表彰会议。从1964年至1978年,在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黄县一直作为先进典型走在全国各地的前列,多次受到中央、山东省委、烟台地委的表彰。
黄县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全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成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亩产千斤粮的稳产高产田达到51万亩,基本实现了平原园田化,山丘梯田化,涝洼台田化,人均1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为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粮食产量连年上升,1972年粮食亩产首次过“长江”,1975年突破千斤关,1978年,在遭受特大暴雨灾害的情况下,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14067万元,粮食亩产531.5公斤,总产25909.5万公斤,分别是1964年的3.2倍、2.1倍和2倍。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常年坚持奋战在农业第一线,培养出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拼搏向上的精神,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下丁家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进取,百折不挠,经受住各种困难的考验。他们靠艰苦奋斗起家,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同时,他们不畏艰难,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考验,磨炼出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品格,涌现了一批以“铁柱子”王永幸为代表的为建设家乡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把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穷山沟改造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庄,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培养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实事求是、勇于开创为内涵的“下丁家精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学大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文化大革命”和全面整顿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中共黄县县委于是年6月12日至14日,召开了全县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今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措施。同时,县委召开了各公社书记和非十七级的县委各部委负责人、人委党员科局长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部署发动“文化大革命”。继学校“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建立后,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也建立起“红卫兵”组织。
黄县的破“四旧”是从改名开始的,即废除一切旧名称,换上所谓革命的新名称。一些商店、街道、学校、大队等纷纷改名。黄县照相馆改为“工农兵照相馆”;龙口的四宝街改为“战斗街”、康寿街改为“红卫兵街”;南关大队改为红卫大队、东北隅大队改为东方红大队;二圣庙小学改为红旗小学等等。
10月上旬,黄县1000多名“红卫兵”赴京串连,18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此时,黄县“红卫兵”的大串连形成高潮。据12月6日统计,黄县出境串连的“红卫兵”达2500多人,返回的1300多人。
1966年底,黄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突破文化教育界,波及农村、厂矿、机关事业单位。以学校师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工人、农民、干部等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全县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厂矿企业、农村社队都纷纷成立了“战斗队”“造反团”“司令部”等群众造反组织,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把矛头直指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批斗,全县陷入混乱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2月,黄县驻军以派出“军宣队”的形式,介入了机关、学校、厂矿、商店、人民公社等各个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3月1日下午,黄县12个造反总部及解放军驻黄县部队指战员约1万人,在原县工会大院举行了夺权大会,宣布成立黄县革命委员会。全县的20处公社都相继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县、社党政机关各部门、县直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生产大队也都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此后,黄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上至县委书记,下至党支部书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党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各条战线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黄县革命委员会,这个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新生事物,在建立之初,虽设有党的领导小组,但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党组织,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人员构成上虽是“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是军队代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
1968年2月,在烟台地革委和驻军的支持下,瘫痪长达8个多月的黄县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工作。革委会恢复工作后,为了推动全县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于3月14日至28日,召开了由县、公社、大队群众组织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领导干部、军宣队和民兵干部参加的大型三级三结合会议。会议期间,还解放了大批干部,建立和健全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充实到33人,全县20处公社全部恢复建立了革委会,解放公社领导干部77名。全县600个大队已建立523个革委会,解放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1081名。1969年9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黄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经烟台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同意,各公社革委会也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级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后,党的一元化领导有所恢复,党组织和党员生活也有一定的恢复。1971年3月,全县20处公社相继召开了党代会,分别选举成立了公社党委领导班子,至此,全县各公社党的委员会成立,各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撤销。
1971年5月,中共黄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2人组成的中共黄县第三届委员会。这届委员会是以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至此,中共黄县县委恢复,中共黄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撤销。全县各级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书记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这种体制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发展到极端,成为一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混沌体。这种一体化的政治体制,根本不能适应管理现代国家的要求。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980年12月,黄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建立了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黄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更名为黄县人民政府,选举谭世琨为县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公社管理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终于退出了黄县的历史舞台。
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4年。当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全国各大城市开始组织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根据山东省委和烟台地委的部署,黄县开始对回乡落户的城市知识青年,按照政策进行接收安置。
1974年3月25日,黄县县委召开了为期4天的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讨论全国、全省及烟台地委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全面分析黄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势,检查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制定黄县1974年至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计划动员全县约800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次会议后,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976年12月,黄县县委召开了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有155名知青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隆重表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单位和个人,有8名优秀下乡知青作了典型发言。
根据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1974年及1975年,黄县先后在诸由公社的冶基、后柞杨、魏家,海岱公社的沟头、官道丁家、后徐、上孟家,黄山公社的三村、四村、店子村,文基公社的文姜村建起11处知青点,拨付建房及维修费84410元,三具补助费22950元,建起知青宿舍197间,1970平方米。至1978年,总计安置知青456人。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这次会议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生了重大历史转折。根据中央指示和黄县实际情况,县委及时调整了知识青年工作政策,决定从1979年开始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上级要求统筹安排在乡的新老知青,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处理,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下乡知青招工就业。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重点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转入了妥善安置的新阶段。至1980年底,全县的下乡知识青年,大部分通过招工、升学、参军、回城以及其他渠道调离农村。11月,黄县知识青年办公室撤销,下乡知青遗留问题全部移交县劳动局。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结束。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领导了全国各个方面工作的整顿。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即中央13号文件),指导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6月13日,烟台地委召开全区党员广播大会,传达中央13号文件。黄县县委认为,中央文件不仅适用于钢铁工业,而且适用于国民经济各条战线,适用于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要积极贯彻中央关于整顿的各项指示精神,围绕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开展了对基层党组织、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整顿。
首先进行思想整顿,解决领导班子“软、散、懒”问题。8月27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重点解决基层领导班子问题及农业生产全年“超千斤”问题。会后,县委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排队分析,县、社领导带领481名干部,进驻了班子“软、散、懒”的187个大队,通过传达落实中央13号文件,从整顿领导班子入手,组织农业生产。在搞好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县委本着多数稳定、少数调整的原则,着手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同时,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拔了一批经过实践锻炼和考验的年轻干部和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在县委及工交企业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县的企业管理混乱现象不断改善,工业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1970年,全县工业生产日趋稳定,并逐步转向快速发展的轨道。当年,县委在工业生产上突出落实了“鞍钢宪法”。全年共实现重大技术革新项目170多项,节约各种钢材86吨、木材483立方、煤192吨、电力11.5万度、石油39吨。此外,还有500多种新产品、新机件试制成功,新建了小水泥、小电力、小煤窑、小化肥、小陶瓷等五小企业。交通运输方面,全年完成货运量36万吨,货物周转量597万吨公里,分别超出计划数20%和29.8%。
1971年9月,黄县县委根据山东省委《关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制定并印发了《关于贯彻省、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决定”的意见》,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工业学大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落实。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992万元。1972年投产了年产3000吨型的化肥厂(属“五小”工业,主要生产农用氨水),建起年产15000吨的磷肥厂,结束了化肥全部需要国家供应的历史;1977年,化肥厂又扩建了一套5000吨型碳酸氢铵生产系统,年产碳酸氢铵4万余吨。煤炭更是从无到有,结束了胶东无煤的历史,1972年首次生产原煤1.3万吨。
197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8911万元,比1974年增长了34.7%。公路运输货运量91万吨,周转量2305万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181.4万吨,分别比1974年增长28.2%、63%和25.1%。
在农业整顿中,县委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采取措施,促进农业快速发展。1974年10月,县委作出了《关于1975年小麦一季上<纲要>,全年粮食超千斤的决定》。1975年2月17日,县革委制定了《关于实现全年粮食亩产超千斤的技术意见》,从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作物的播种、栽培及管理方面作了技术指导。全县农业战线围绕着实现“超千斤”的决定进行了整顿。
1975年上半年,全县掀起了春季生产高潮。3月,县委组织开展了挖肥、献肥、追肥的突击活动。县委主持日常工作的12名常委,有9个分片包干到基层,一面亲自宣讲中央指示精神,一面发动群众,指挥生产。15万多人大干苦战七昼夜,麦田铺土粪由3月前的15万亩迅速扩大到29万亩,占全县麦田面积的68%。入春以后,全县组织两万多人的水利专业队伍,开展水利建设。至6月中旬,全县新打机井440眼,复新旧井300多眼,新建扬水站32座,续建水库、塘坝14座,改善水浇地3万亩。在开展水利建设的同时,县委还积极开展防汛、排涝工作。麦收之前,对全县666座水库、塘坝和大小河流进行了全面普查,对189处二、三类工程及时采取了保安全措施,增强了抗洪防汛能力。在排涝方面,全县疏浚大小河流6条,疏挖排涝沟渠600多条,总长达190多公里,改造涝洼地5万多亩。
由于措施得力,全县的夏粮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46万亩小麦产量好于上年,高于估产。有6处公社一季上了《纲要》,有15个大队一季过了“长江”,其中有4个大队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在取得夏粮大丰收的基础上,全县又迅速开展了以夏季田间管理为中心的秋季增产运动。全县46万亩夏播作物,提前10天完成播种任务,规格质量普遍好于往年。县、社、队层层建立了田间管理领导班子,生产队成立了田间管理专业队伍。在“三秋”大会战中,从县到队成立了“三秋”会战指挥机构,组织干部深入第一线。县委13名常委,除一人主持机关工作外,全部下基层,蹲点跑面,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全县20个公社分为4个战区、20个战场,实行书记包战区、常委包战场、工作组包队。县、社共组织机关、企事业干部1175人深入“三秋”第一线,做到村村队队有人管,突出抓好后进队。县委副书记王永幸带病蹲点跑面,一周两次跑遍所包片的5个公社,把下丁家大队精收细种的经验送到各个社队,有力推动了“三秋”生产。全县从上到下,普遍实行领导、劳力、工具三集中,做到会议到田、吃饭到田、学习批判到田。为了严把质量关,共培训了“三手一员”14000多名。各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制定了秋种操作规程,层层建立质量检查小组,发动群众把好墒情关、基肥关、耕翻深度关、规格质量关,保证了收种质量,取得了“三秋”生产的最终胜利。1975年,农业总产值达33927万元,比1974年增长20.4%,其中粮食总产量达到265650吨,平均亩产538.8公斤,一举实现“超千斤”。
在进行党组织、工业、农业方面整顿的同时,县委对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也进行了整顿。教育方面,根据当时全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现状,县委把教育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坚持面向农村、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的办学方向。改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农业学大寨”需要为出发点,除政治和文化基础课外,把农业技术、科学种田列为主要学科,根据本地实际,设置课程,编选教材。改革小学教育,小学一年级全部实行“三算结合”教学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在巩固发展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普及初中教育,积极发展高中教育。有20%的大队办起了“育红班”(即幼儿园),解放了妇女劳动力。
全县卫生事业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大方向,不断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充实健全社会卫生组织。同时,还组织力量,集中时间对赤脚医生队伍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对个别挂着合作医疗牌子却把合作医疗当成副业经营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
在黄县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顿领导班子和对各个方面的整顿,全县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各项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
六、揭批“四人帮”斗争和新篇章的开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黄县后,全县军民欢欣鼓舞,纷纷张贴标语,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10月22日,黄县县委、县革委在体育场召开4万人大会,庆祝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1月8日至10日,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党集团罪行的群众运动。11月上旬,黄县县委召开各公社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及省委指示,部署在全县迅速展开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
12月10日,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发[1976]24号文件)下发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县立即开展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斗争的第一个战役,并开始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2月26日,黄县县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6]24号文件的通知》,成立了大批判办公室和专门的清查班子,对一些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领导亲自靠上去抓。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级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大事来抓,纷纷召开批判会、设立批判专栏、撰写批判文章,迅速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四人帮”罪行的热潮。在批判中,许多单位紧密联系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摆问题、列表现、论危害、肃流毒,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三搞一篡”和“三反一砍”的罪行,对紧跟“四人帮”的人,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初步查清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24日至27日,黄县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动员全县人民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迅速掀起春季生产高潮。县委要求各级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把揭批“四人帮”作为本年的中心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好。
1977年3月6日,党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发[1977]10号文件)。随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县委又带领全县人民开展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恶历史为中心的第二个战役。期间,全县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领导带头,层层开展“三大讲”活动,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控诉会,抓住“四人帮”极“右”路线的实质,学理论,批谬论,肃流毒。到1977年底,全县共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控诉会4400多场次,办大批判专栏8000多个,制作批判幻灯片85套,批斗有破坏活动的人员58名。
这一时期,结合揭批“四人帮”运动,黄县县委还重点开展了清查与“双打”运动,即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县委通过认真传达中央10号文件,宣讲“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二》,揭露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在清查中,全县共清查出相关材料、信件、电报、统计表格等103件,笔记18本,重点审查对象19名。在清查“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县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深挖“四人帮”的社会根基,深入进行了“双打”。据1977年12月28日县委书记王效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资料记载:当年全县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统一行动,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8起,揭露贪污盗窃案件431起,依法逮捕各种罪犯85名,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教育了干部、群众,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由于当时还继续执行一些“左”的路线,对群众正常商贸活动中的281起长途贩运作为投机倒把案件进行了处理。
9月23日,党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发[1977]37号文件),全县展开了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为重点的第三个战役。10月28日至11月2日,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分析了全省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对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进行了部署。11月13日至18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如何深入揭批“四人帮”、培训打好第三个战役的骨干等工作。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县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第三个战役全面打响。对重点问题,成立专门班子,进行重点突破,全县揭发出案情线索163条,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31名、拘留8名,依法处理83名,单位查处103名;查获经济金额及实物折款18562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始。
第七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开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活国民经济的大潮在华夏大地兴起,黄县(改市之前)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全会公报,统一思想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
从思想上拨乱反正
1979年2月,县委召开了为期9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制定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搞好工作重心转移的指标和措施。县委宣传部集中精力强化宣传,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宣传提纲翻印4000多份,发至县、社、大队党员干部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职工。1979年5月,全县各级又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9月,县委组织县、社两级党委及县直机关干部集中时间,进行专题学习和讨论,并通过有线广播、宣传栏、黑板报、座谈会等形式大力宣传。11月,县委再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继续组织发动群众,围绕如何把经济搞上去等问题,把大讨论深入扎实地开展下去。1981年6月,县委号召全县各级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8月,全县掀起学习宣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高潮。
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一系列活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深入人心,为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为顺利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黄县县委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在其他一些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县委发出《关于否定黄县“三·一”夺权的通知》。全县1691名“四类分子”中有1625人摘掉“帽子”。同时,经复查复审,纠正平反冤假错案109起。改正错划右派的261人,因右派问题受株连失去公职的17人,全部安置工作。1980年10月,全县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基本结束。1980年1月起,开始恢复原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劳动者身份,至5月,全县有190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1982年7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共立案审查处理的3154人,平反纠正了1503人;从建国以来的历史老案中,平反纠正48人。1980年5月,全县首次开展大规模的科技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全县有628名技术干部被评为中级、初级职称,极大地调动了科技干部的积极性。
迅速进行工作重心转移
1979年3月,县委就作出了《黄县尽快富起来的规划(草案)》。县委的初步设想是,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全县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力争到1985年达到中央提出的富起来的要求。1979年5月,县委又及时召开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1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全面部署农村经济工作。1980年2月,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党委常委会议,部署工农业生产。为了实现尽快富起来的目标,县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经济调整。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力问题,提倡科学种田,大办社队企业,1980年,全县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763个。为加快多种经营发展步伐,县委、县政府全面调整农作物布局,大力发展养殖业、工艺品生产和加工工业,1982年全县工副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48%。为搞活市场贸易,增加农民收入,1981年11月,动工兴建了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县城农贸市场;1982年又增设了集市、增加了集日。
二、实行联产承包和推行农村改革
实行改革开放后,龙口市(时称黄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坚决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落实有关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实行联产承包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农村经济改革。
推进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11月,黄县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部署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全县农村试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生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联产到劳责任制”等管理方法。
1980年春,位于南部山区的田家公社下田家大队,率先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起到示范作用。11月,县委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会后,全县主要完善实行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生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和联产到劳责任制等。
1981年至1983年,黄县县委多次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的安定”的新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紧密联系实际,重点部署经济翻番、落实完善责任制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各项新政策的实行,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呼隆”“大锅饭”等弊病,纠正了过去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确定,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据统计,1983年底,全县621个大队中有613个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有8311个多种经营项目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1984年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精神,普遍延长了家庭承包期,进一步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
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县委及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实行了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十个轮子”一起转。同时县委大力扶持专业户,联合体的发展,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4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精神,黄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以上,此举赢得了农民的普遍赞誉。
1992年以后,龙口市的农村改革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在稳定政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认真落实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因地制宜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稳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产业化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按照发展市场农业的要求,大力发展种养加产供销、贸科运一体化的经济实体。至1993年全市良田面积2.4万公顷,平均亩产达到1010公斤,全市种植作物面积4.5万公顷,平均收入1190元。实现了农业“双千市”的目标。1996年,龙口市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市”称号。
2000年以后,农业重心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纵深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比较效益明显提高。2006年,全市粮食单产达到890公斤,果品总产量40万吨,蔬菜总产量21万吨。肉蛋奶总产量14万吨,新增和扩建农业产业化项目18个。新增冷风库、气调库2万吨,总库容达到27万吨,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700亿元,增长21%。2009年,全市共有15户农业企业获得了“烟台市百强龙头企业称号”。2007至2011年,市财政投向“三农”的资金累计达到36.9亿元,累计有111个农产品通过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认证。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7家,农产品出口累计完成10.8亿美元。农业基础地位稳固、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格局初步形成。 截止到2020年,龙口市农业效能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建设高标准农田4.4万亩,划定粮食功能区5.5万亩,改造老龄郁闭苹果园3万余亩。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2100户,有2个镇、13个村分别获评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和乡土产业名品村。
三、发展民营经济和工业全面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在龙口市委的领导下,龙口市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既是一部伴随着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的历史,又是一部引领龙口工业不断前行的历史,更是一部攻坚克难、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历史,还是一部比学赶帮、争先创优的历史。
改革经济体制 放开自主经营权
1978年,黄县有国营工业19家,县办工业28家,社队办小工厂1012家,全县工业总产值17560万元。1979年3月,黄县县委出台《黄县尽快富起来的规划(草稿)》同年5月县委又召开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实现尽快富起来的目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倡大办社队企业。
1980年,黄县县委、县政府连年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多次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全县工业企业实施扩权让利,下放经营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承包制,把企业经济责任和经济债权逐部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中向逐步放权转变。1981年,县委、县政府还打破所有制界限,先后组建纺织工业、服装工业、家用电器、印刷包装等4个公司、总厂。与此同时动员兴办各类企业。
1982年,在进行企业全面整顿中,黄县经委先后印发了《第一批企业整顿的进展情况及今后的工作意见》《关于对工交企业全面整顿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县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当年3月,对38处县属企业分四批进行全面整顿。同年全县社队企业全面推行利润大包干,以点带面逐步推开,采取投标竞选、班子自建、人员自选、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全额包干的形式灵活进行。通过一系列的整顿调整,全县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大为提高。黄县内燃机配件、新嘉乡的随车工具、城关镇的微型压面机、下丁家乡的园艺工具,龙口镇的金龙电扇和汽车三泵等成为当地的地域产品和著名品牌。
1983年11月,有关部门印发《完善社队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意见》,使全县社队企业普遍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使责、权。利三者统一。1984年全境乡镇企业达到3337家。其中乡镇企业达到176家,村办企业3161家。
深化改革 改制增效
1984年,中共中央相继颁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为农民个体办企业开了绿灯。乡镇和村队办企业,在黄县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完善社队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意见》的指导下,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8月,全县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企业内部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同年,黄县推行计件工资制。全县38处工交企业中,实行全计件工资制的15处,超定额计件的23处。1985年11月,黄县公社企业管理局印发《完善社队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意见》,全县社队企业普遍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使责、权、利三者统一。1986年,机械、建材、化工、食品、纺织为全县乡镇工业的主导产业,比重占全县乡村工业的70%以上。1987年,合作制企业形式多样化,全市有联户企业79处,从业人员874人,总产值567万元。村办企业经济成分发生变化,分化出联户企业和个体企业。
1988年春节刚过,龙口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在全市大力宣传“九龙”典型事迹的决定》、“九龙”分别是烟台新华印染厂、和平实业公司、下丁家园艺工具厂、龙口化工厂、诸由水泥厂、北马镇北村、东江乡东江村、城关镇复兴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九龙”所经营的企业年总产值达1亿多元,占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¼。
1989年2月,龙口市委、市政府为强化工交系统各公司(局)服务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对市工业公司、化工公司、二轻公司、纺织公司、家电公司、建材公司、交通局、乡镇企业局9个部门实行经济目标管理责任制。当年,龙口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重点之一是加速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1990年,全市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工业企业426处,股金总额6400万元,其中吸收个人股金2500万元。1991年,龙口市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搞活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并配套完善《关于压缩“三项资金”加速资金周转的奖励暂行办法》等文件,企业活力明显增强。1992年,通过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强。
在骨干企业的带动下,到1990年,仅3年时间,全市乡镇、村办企业总产值就达到16.74亿元。比1987年翻了一番多。全市工业企业达到2108家。工业总产值达29.11亿元。比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前的1978年增长15.5倍。全市已建立以家电、轻纺、机械、水泥、煤炭、电力、造纸等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二次创业 实现突破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龙口市委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全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推向前进。全市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一全党工作大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开放力度,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实现新的飞跃。龙口乡镇企业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开展比学赶超,鼓足气力争上游,在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和企业改制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1992年,龙口市人民政府印发《龙口市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管理办法》。1993年,全市乡镇企业进行第一次改制。同年,山东发达集团公司、山东省金龙企业集团公司和山东省龙丰集团公司成立。当年,全市乡镇企业完成的营业收入增幅达到52.9%,明显高于改制前的增长比例。199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31.6亿元,比1990年增长696%。1997年,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8月,金龙企业集团和发达集团公司合并;9月,龙口市人民政府批复组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10月,山东油泵油嘴厂、龙口油泵油嘴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油泵集团公司。当年,村办企业按照所有制形式划分为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全市股份制企业71处,股份合作制企业110处。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镇(街)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合称集体企业,联户和个体企业合称私有企业。
1998年4月,省政府确定136户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作为全省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南山集团榜上有名。当年,全市乡镇企业2968处,其中集体企业1218处、私营企业1750处。
1999年5月,山东油泵油嘴厂进行股份制造,组建山东康达油泵油嘴股份有限公司;9月,南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进入2001年,龙口市委、市政府对道恩集团、春龙集团、兴民车轮、中际电工、海盟机械、太行颜料、广源果品、佳裕塑料、龙怡建材、双龙化工等民营工业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对少数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破产重组,激活闲置资产。
2001年后,东海经济园区投入建设,占地面积45平方公里,投资200亿元以上,为龙口市五大产业及南山集团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2002年7月1日,丛林集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万吨挤压机试车成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年后,全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工业企业60家,南山集团、丛林集团跻身全国工业500强。全市形成以能源、铝业、机械、建材、食品、纺织、化工七大支柱行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格局。
抢抓机遇 扛旗夺标
2003年,龙口市对尚未改制的企业进行二次改制。其中,私人控股集体参股企业19处,集体控股的规范股份有限公司70处,租售结合共有企业522处,三种类型总计611处,占镇村企业的56.8%。改制过程中,龙口市委提出“远学江阴,近学南山,跨越发展,确保翻番”的总体要求。全市民营企业克服“非典”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抓住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机遇,膨胀总量,提高市场竞争力,使全市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按照“分期分批、稳步推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原市属工业企业实行属地管理工作,筛选出24户下放镇(街、区)。通过理顺改制工业企业隶属关系,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责,简化管理层次,为实现区域综合能力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2004年,龙口市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二十一位,比2003年前移4个位次。
2005年,龙口市委、市政府提出“凝心聚力,苦干三年,奋力跨入全国20强”的目标,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23064个(含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到259063人,完成营业收入10489699万元。民营工业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全市镇(街、区)企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70.1%上升到87.2%。同年,龙口高新技术工业园、黄城工业园、南山工业园、海滨经济园区、丛林工业园、道恩工业园6个园区纳入烟台市民营园区的考察范围,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均居烟台市首位。龙口市被烟台市委、市政府授予“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县(市、区)”称号;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发展中小企业先进县(市、区)”称号。龙口市还设立“龙口市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委员会”,负责对全市发展民营经济进行规划、协调、监督和考核。2007年,龙口市在全国百强县评比中,由1991年的第六十位,跃升到第十一位,在山东省综合实力排名第一。2008年,龙口多数民营企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全市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5亿元,增长10.4%,占全市民营企业利润总量的85.5%。2009年,全市有18处民营企业被烟台市授予“百强民营企业”称号,11家个体工商户被烟台市授予“百佳个体工商户”称号,上榜数量位居烟台市第一。2009年起,围绕增强蓝色经济支撑力,龙口加速推进临港制造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千亿产业、百亿企业;推进航天特种车、轻量化卡车系列产品生产,突出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三大战略新兴产业。2011年春天,龙口市以绿色环保为前提,以壮大龙头企业、集聚集约发展、做强产业品牌为思路,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抓手,按照集聚要素、集群壮大、链式运作、突出特色为发展方向,以加快构筑在区域经济内有带动力、在国内外市场有影响力、在长远发展中有持续力的主导产业框架为奋斗目标,将全市各种性质和门类的600多个企业,归纳为几个大型集群支柱产业,并出台关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铝材料产业、食品加工及存储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及临港产业和旅游及度假产业等集群支柱产业的培育发展意见,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2011年,龙口市主营业务过亿元的企业达到165家,过10亿元的企业达35家,南山集团达到600亿元以上,南山铝业成为全球唯一短距离拥有最完整铝产业链接铝业公司。丛林集团达到100亿元以上。
动能升级 跨越攀升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跨入新时代的新征途上,龙口市民营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由快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创新发展和招商引资等方面不断再上新台阶,释放新活力,经济总量攀升至全国县域前列。
2013年,龙口市委确立“努力将龙口建设成为烟台北部增长极龙头、全省县域科学发展旗帜和江北城乡统筹发展样板”的目标,全力推动高端铝材料、汽车零部件、港口及临港、食品加工及存储、旅游及度假战略性新兴等六大产业发展壮大,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延伸链条、膨胀规模、提升层次、打造品牌,全力构筑在区域经济有带动力、在国内外市场上有影响力、在长远发展中有持续竞争力的民营实体经济体系。是年3月,龙口市先后两次召开“骨干企业座谈会 与企业家们面对面分析宏观形势、行业态势,现场研究解答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坚定企业发展信心和决心。在此期间,龙口市委通过加强对企业家突出贡献,创业经历、成功经验的宣传,在全市营造尊重企业家、崇尚企业家、争当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同年,全市民营业户达到20323户,民营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总量的89.5%,完成工业利税占总量的84.5%。
2017年,全市上市企业已达10家,累计融资302亿元,公司的数量和融资额均位居全省县级市前列。2018年,全市工业不断加大投入,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加大大企业培育力度,充分发挥能源、港口及骨干企业等优势,引进相关产业集群项目;围绕新材料引进高科技项目;围绕天然气、石油、煤炭深加工及船舶制造,引进重化工业项目;围绕产业化升级,引进产品深加工项目,大力开拓市场,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十三五期间,龙口市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和制造业提升工程,累计完成工业技改投入580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8%,有5个项目列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裕龙岛炼化一体化、华为“一体一园”等战略性项目全面启动,航空板块、锂离子储能电池等高精尖项目建成投产。全市有2家企业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8家企业获评省级以上“单项冠军”。有8家上市企业实现再融资,累计从资本市场融资222.8亿元。
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1981年8月,中国黄县农村综合发展示范中心成立,黄县与各国友好往来日渐增多。1983年11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我国政府共同组织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农村综合发展讨论会,在黄县农村综合发展示范中心召开。此后,又举办了亚洲农业和乡村发展妇女问题国际讨论会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农业生产责任制国际研究会等大型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先后到黄县30多处地方进行考察。同时,黄县县委、县政府也坚定贯彻扩大对外开放方针,走出家门,出国出境考察学习,积极参加上级和外地组织的各种涉外活动,进一步扩大对外宣传,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先后多次在香港、深圳和本市举办大型洽谈活动,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不断扩大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198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决定复设龙口海关。是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龙口港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5月,龙口海关正式开关。至1988年底,龙口港共接待外轮181艘,进出口货物61.2万吨。据统计,全市1991年合同利用外资额突破10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339万美元,新建合资合作企业13个,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1992年以来,龙口市各级党组织坚持全方位开放、多领域拓展、大规模合作的总体方针,把推进龙口经济国际化作为加快发展的总抓手,突出开放主题,强化招商引资措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档次,对外开放工作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多次在深圳举办经贸洽谈会,组建招商团到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家进行招商活动。1993年6月,龙口市对外贸易公司成为烟台首家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县级外贸公司,全市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为扩大交往,促进海内外友好活动及事业合作,1994年9月成立了龙口海外联谊会。龙口港自对外开放以来,已开辟龙口至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国际航线20多条,先后开通龙口至香港、日本等集装箱班轮航线,开放5000吨级燃油码头、1.6万吨级深水泊位、5000吨级客滚泊位等,极大地促进了内外交流和经济发展。截至1997年9月,全市累计举办各类利用外资项目378个,合同利用外资额4.0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2.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8年在烟台市12个县市区中(除开发区)位居第一。
1999年10月,开通龙口市政府网站,组织120多家企业、150多种产品和80多家企业在国际商务网、烟台网交会及政府网上发布,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1999年和2000年举办两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举办首届“龙口杯”中外客商高尔夫球联谊赛。2000年2月,在全市机关、农村和企业开展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主题的对外开放大讨论。同年,对各镇区、市直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全部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指标,并纳入考核。2001年3月27日,召开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工作会议,掀起全市对外开放新高潮。先后开展 “学赶荣成、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大讨论活动,出台招商引资考核奖励政策。全市上下形成了浓厚的招商引资氛围。开通龙口招商网站,举办 “龙口杯”高尔夫联谊赛、招商引资座谈会等,积极参加APEC投资博览会,参加果蔬加工技术与产业化国际研讨会,举办第三、第四届徐福文化节,组团赴新加坡、韩国、日本、香港等地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到2020年末,全市开放水平全面提升。连续举办京鲁新旧动能转换对接大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零部件线上展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经贸活动。
十三五期间,引进“三类500强”企业投资项目48个,累计到账外资9.9亿美元、利用内资706.4亿元,年均分别增长8.2%和21.8%;完成进出口1265.8亿元,其中出口794.7亿元,年均分别增长7%和9%,被认定为省级外贸转型升级试点县。
五、 加快新区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2000年,上级对龙口市提出了5年跨入中等城市行列的要求。围绕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打破老城区发展空间的桎梏,推动龙口市向更高层次发展,为了完成这一关系龙口长远历史发展大局的课题,市委、市政府做出了重要规划和行动。
加快新区建设步伐
2001年,龙口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立足龙口实际,集中力量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把龙口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中等港口城市。《意见》出台后,龙口市委、市政府秉持城市发展“规划先行,依规建设”的理念,于2001年底通过招标的形式,聘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匡晓明教授团队对龙口市城市总体布局进行了规划。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该团队提出了《龙口市新区总体规划及核心区详细规划方案》。该方案提出了将龙口市行政中心西移,在东城和西城之间建设新区的构想。针对这一方案,市委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老干部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并通过公示的形式向社会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完善,由匡晓明教授团队提出的《龙口市新区总体规划及核心区详细规划方案》最终通过了市委常委会的讨论研究和人大常委会审议。由此,龙口市委、市政府确定了“跳出旧城建新区,建好新区促旧城”的城市发展思路,决定将龙口市行政中心进行西移,在东城和西城之间开发建设新区,着力构建“东城西城相融、南山北海呼应、新区居中、组团式发展的城市新格局。城市新区规划面积26.69平方公里,是构建龙口市大城市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行政办公、商贸金融、文化体育、生活居住四大功能为主导,具有完备配套设施的多功能、复合型、现代化、生态型的城市新区规划近期新区人口规模8万人,中期12万人,远期18万人。2002年1月,山东省建设厅批准龙口市在东西两城之间设立城市新区。2002年3月,市里成立了新区建设领导小组。
在加快推进新区开发建设的同时,龙口市开始同步实施行政中心西移工作。同年10月,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和人大审议,通过了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新行政中心办公楼1(A)方案。龙口市新行政中心位于新区核心区的中心位置,其中办公楼区域分为主楼、会议中心、后勤服务中心、档案馆4个功能区,总建筑面积9.54万平方米,其南侧规划建设一处占地约260亩的人民公园。同年11月举行了新行政中心大楼奠基仪式,2005年6月底新行政中心大楼基本建设完成。人民公园于2003年10月开工建设,至2005年6月完成绿化面积17万平方米,栽植苗木55万多株。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05年9月19日,新行政中心正式揭牌,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等各大班子和市直53个部门单位1800多名工作人员顺利实现了搬迁入住。
新行政中心的投入使用及新区主干道路、人民公园的建成,意味着新区建设已具雏形。新区的开发建设,将龙口市原本分散发展的东城区、西城区、南山工业园和海滨经济园区有机地联系到一起,全市城市规划控制面积扩大到137平方公里,形成了“东城西城相融、南山北海呼应、新区居中、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发展新格局,一座现代化中等港口城市框架基本建成。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
1979年2月,黄县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制定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搞好工作重心转移的指标和措施,城镇建设开始启动。同年4月,县革委会撤销基建局,设立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1979年8月至1981年10月,黄县基本建设委员会编制《黄县城总体规划》,范围南起环城南路(现港城大道),北至北外环路(烟潍路),西起环城西路(现通海路),东至环城东路,总面积4.38平方公里。该规划是黄县最早比较规范的城市规划,也使黄县成为山东省较早编制城市规划的县(市)之一。这部规划确立的发展框架,为今后城市规划的编制奠定了基础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4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全省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围绕落实上级决策精神,龙口市以提升质量为中心,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2015年初,龙口市被正式确定为省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为此,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龙口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意见》。同年11月,龙口市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2016年底,龙口市完成《人口市民化规划》《城中村改造暨棚户区改造规划》《城镇化综合试点和棚户区改造投融资规划》等的编制,并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推动县域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高标定位、重抓重推,全面加快农民向市民化转移步伐。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龙口市东城区与新区实现深入融合,成为一体,且各组团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强化了相互连接。一是道路工程。2016年底,东城区建成市政道路41条,总长度90.63公里,配套建有人行道面积80.6万平方米,铺装材料以理石板和水泥砖为主;西城区建成市政道路38条,总长度70.9公里,配套建有人行道面积73.6万平方米,铺装材料以理石板和水泥砖为主。城市人均道路面积26.51平方米。二是城市绿化。实施黄县林苑、绛水河城区段绿化工程及府西四路、港城大道西延等道路绿化工程,新增绿化面积109万平方米。截止到2016年底,城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98平方米,2015至2016年,建成海绵城市2平方公里以上。2017年开始,龙口市以海绵城市理念引领城市建设发展,以安全、生态、美丽的海绵建设塑造城市新形象,实现“海绵龙口;要求在新建居民小区、道路、绿化等项目,按照海绵城市标准进行建设。三是集中供热供气。加大投入,敷设主管网,扩大覆盖面积。截止到2016年底,龙口市城市集中供热面积达到750万平方米,普及率达到78.9%;天然气安装26.9万户、通气13.2万户,液化石油气场站11个,燃气普及率达到99.76%。2014年,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文件,彻底理顺燃气行业管理职责,使燃气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化。四是旧城改造。按照新型农村社区项目建设政策,龙口市先后对东莱街道松岚村、东江街道邢家泊村、龙港街道逄家村进行改造。2016年以后,结合棚户区改造、重点项目实施,改造东张家沟、林家庄、横埠等村,共拆除房屋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搬迁群众457户。同时,为完善城市功能,实施龙烟铁路、新建人民医院、工商联综合体、市民活动中心、五洲国际商贸城等公共服务和商贸项目。五是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和不懈努力的管理,龙口市房地产开发商不再开发单一产品,开始发展复合地产,房地产业与文化、体育、旅游、商贸、工业、医疗、教育、养老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设计合理、功能完善、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产品。在这一阶段,龙口市涌现出多元化物业、新型地产运作模式,新理念、新策划、新项目层出不穷。根据烟台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管理暂办法》及《关于加强建筑市场主体管理考核工作的意见》,龙口市对开发企业进行信用评价,主要包括经营行为、社会贡献和开发企业形象3个部分,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在物业管理方面,2016年7月,龙口市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理顺管理程序,下发《龙口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对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收取、使用等管理进行细化,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和维修。措施得力,效果显著。2016年底,龙口市城镇化率达到67%。
2012年10月,龙口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城乡统筹、一体发展为指导,按照“优化布局、互促共进、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总体思路,以科学规划为引领,进一步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市的工作重点:一是抓好规划编制调整。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推进多规融合,强化规划刚性;加快部分城区和镇驻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完善城市排水、供热、供气等专项规划;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规模膨胀的原则,对处于“五大组团”镇(街)驻地、新型农村社区周边的村庄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五大组团”范围内按城市标准建设社区;“五大组团”之按80个社区进行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小城镇建设范畴。二是加快“组团”建设。按照新区、东城、西城、南山、东海组团功能定位,坚持就近集中的原则,吸纳周边村庄及资源向“五大组团”集聚。“五大组团”周边2公里范围内各有关镇(街、区)的村庄,原则上向“五大组团”集中,新区范围内的村庄,进行集中建设,实现集中居住;东城、西城、南山、东海组团每年要成片改造1-2个村庄。同时,加快新区建设步伐,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公建设施,重点抓好路、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使城市现代化气息更浓、现代化城市的感观更强。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坚持集中集约用地的原则,按照城镇体系规划,引导“五大组团”之外的村庄向镇驻地、规划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同时,要综合考虑土地状况、村庄现状、发展前景、交通条件、生产生活半径等因素,坚持就近、便民的原则实施建设,对历史文化名村、特色村庄予以保留。对向“五大组团”、镇驻地集中存在难度的村庄,要依托规划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进行集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不批宅基地,取消自建民宅;镇驻地范围内原则上不批宅基地;所有经营性开发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实行综合开发;四是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促进城乡一体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抓好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分类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结合村容村貌整治,开展“三清、四改、四通、五化”;抓好城乡交通网络一体化建设,对与主要干线公路、城区主干道相连接的村庄道路全部进行硬化;抓好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对村内供水管网进行改造,选择城市镇域供水管网延伸供水,自来水入户率要达到100%;抓好城乡污水排放、处理一体化建设,敷设排污管网,对集中收集的污水接入市级收集管网进行处理,“五大组团”内的村庄要实施雨污分流;抓好村庄绿化美化,主要道路设置路灯;巩固完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强化小城镇开发建设过程中学校配套建设,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划和建设相应的文化、体育、卫生设施,有条件的小区实行集中供热、供气与物业管理,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2012年5月,龙口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以村容村貌综合整治为重点,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密切结合,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帮扶,引导农民和社会力量全面参与,打造清洁秀美家园。按照合理规划、分批实施、重点突破、连片整治的思路,对全市村庄进行综合整治改造,每年整治200个左右村庄,集中3年时间力争使全市村容村貌发生明显改观。在具体整治过程中,分为两类进行打造。针对已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村庄,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周边环境建设;针对其他村庄,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原则,重点抓好“三清、四改、四通、五化”工作,完善村庄道路、供排水设施,强化村庄保洁和景观整治工作。省级示范镇建设。2012年6月,山东省人民府出台《关于开展“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意见》,龙口市推荐诸由观和北马两个镇成功申报省级示范镇。具体工作,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综合考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发展前景、土地状况、人口分布等因素,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建设。诸由观和北马两个镇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充分利用上级政策、资金和用地指标,科学制订建设规划,抓实扩权强镇措施,当好小城镇发展龙头;兰高镇、芦头镇、黄山馆镇以产业发展为重点,通过工业强镇、商贸活镇等方式,培植龙头企业,带动镇域经济发展和要素集中;石良镇、七甲镇、下丁家镇等山区乡镇,以发展生态产业为重点,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以专业大户和产业为依托,大力推进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建设,促进生态产业规模化发展。2014年8月诸由观镇、北马镇顺利入围全国重点镇。
2012至2015年,全市镇、村投资超过2.1亿元,硬化道路140万平方米,栽植乔灌木60多万株,安装路灯5000余盏。
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五年城建投入165.1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启动实施中央商务区、“西热东进”和“东热西输”等重大项目,累计新建改造城区道路21条,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80万平方米、管道天然气用户2.7万户、城市绿化41.9万平方米,完成雨污分流改造56.2公里、海绵城市建设11.7平方公里、综合管廊建设5公里,实施棚户区改造14个,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68个,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实现全覆盖。获评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入选省级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创建试点。乡村风貌焕然一新。五年村镇建设投入46.4亿元,改造农村无害化厕所6.8万栋、清洁取暖1.3万户、危房3498户,完成287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实施377公里村级公路网化工程,所有村居实现通户道路硬化。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到60%,解决了近2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重力打造2个省级美丽乡村样板示范片,2个镇、74个村获评省级以上文明镇村,成功入选省部共同打造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基础设施全面升级。龙烟铁路和龙青高速建成通车,潍烟高铁建设和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顺利推进。五年维修改造国省县乡道路164.3公里。建成5G基站400个。龙口港4个客滚泊位完成改造,屺㟂岛港2个泊位建成投用,2艘亚洲最大多用途滚装船投运龙旅航线。
第八章 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和迈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
一、 奔向小康社会和全面提升民生福祉
开展奔小康活动
1992年1月,全市开展奔小康活动。根据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和山东省委五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烟台市委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8日,龙口市委作出《关于在全市开展奔小康活动的决定》。《决定》对奔小康的总目标、总任务、指导思想、主要措施、组织领导及“小康村”“小康乡镇”“小康市”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为确保“八五”末全市达到“小康”水平,市委确定奔小康的总体思路是抓好一个重点,走好六条路。抓好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好六条路:一是走“土”路—发展高产高效农业;二是走“山”路—发展林果业;三是走“草”路—发展畜牧业;四是走“水”路—发展水产业;五是走“洋”路—发展外向型经济;六是走“石”路—发展开采业。5月末,市委按照统一考核标准,组织农工部、宣传部、农业局等对全市“奔小康”活动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在这次考核验收中,全市有50个村已经达到小康标准,被烟台市委、市政府授予了烟台市第一批“小康村”荣誉称号。
进行包帮帮扶工作
2003年3月,龙口市委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部门(单位)和机关干部保村蹲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新一轮包村蹲点时间确定为两年,主要任务有六项:(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精神。掌握所包镇、村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状况,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用正确的思想引导教育干部群众;(二)指导和帮助镇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重点要本着德才兼备原则选好村党支部书记,发现和培养后备干部。组织好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指导村党支部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四)帮助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立足本村实际,理清发展思路,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五)增强村级集体服务功能,积极发展公益事业,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六)建立规范有序的照章理事机制,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依法处理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和遗留问题,理顺群众情绪,促进农村的稳定和繁荣。
2004年开始,在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社区分五个层面开展了文明创建活动。开展“爱心捐助”活动,扩大城乡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强化弱势群体救助工作,进一步加大社会救助和自然灾害救助力度。注重解决群众在就业、就医、就学、养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2018年对贫困村,继续实行“市级领导牵头、部门主导、企业助力捆绑包帮”的联合攻坚模式,每个村都安排一名市级领导、一个职能部门、一户骨干企业捆绑包帮,帮扶周期一定三年,帮扶周期内,扶贫对象不稳定脱贫,人员不撤回、政策不改变、力度不减弱,通过真蹲实驻、真帮实促、真抓实干,不断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脱贫。对贫困户,全面推行双帮扶责任人工作机制,逐户配齐了2名帮扶责任人,其中,第一帮扶责任人由机关事业单位选派党员干部担任,负责制定帮扶措施并抓好落实;第二帮扶责任人由各镇街区安排镇村党员干部担任,负责做好沟通协调、监督配合等相关工作。帮扶责任人每个月与贫困户电话沟通1次,每两个月到贫困户家中入户走访1次,带着使命、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帮扶解困各项工作。同时,对其中的95户返贫和新纳入贫困户,再由工商联企业家自愿认领帮扶,力所能及为贫困户解决生活实际困难。2018年以来,全市有27名市级领导、66个职能部门、27户骨干企业、95名企业家和8866名机关干部直接参与了扶贫包帮。5个省定贫困村和67户省定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目标。
在脱贫攻坚中,长期坚持开展“手拉手”、“爱心捐助”等援助和帮扶活动,营造人人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的良好氛围。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龙口市注重特色村庄的建设,充分发挥挖掘村庄的地理资源,产业优势,人文底蕴,打造出具有独特韵味的魅力村庄。有力提升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层次。下丁家镇建成艰苦奋斗展馆,被列为烟台市红色教育基地。黄山馆镇以纪念辛亥革命烈士为主题,重修徐镜心故居,升级为省级文化保护单位,被烟台市列入红色旅游景点;石良镇尹村2020年荣获全国文明镇称号。芦头镇庵夼村依托山、水和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被评为山东省“最美乡村”“特色旅游村”。诸由观镇西河阳村入选山东省第一批传统村落;王格庄、庵夼村、入选首届20个烟台市“美丽乡村”。
加大财政投入
从2003年开始,对经济薄弱村进行财政补助。提高农村养老、五保供养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完成新一轮敬老院改扩建。从2004年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至2007年,参合率达到90%以上,市以上财政累计补贴资金4100万元,为农民报销医药费5200多万元。
2007—2011年,市财政用来改善民生的支出累计达到96.4亿元。新农保将全市60周岁以上未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100%。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9000万元;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保持80%以上;发放长寿津贴5180万元,惠及全市5万多名70周岁以上老年人;严格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发放优待金2765万元。
2012年市财政全年民生投入达到44.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0.1%。对16个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修缮、改造,圆满完成农村住房建设、危房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对4处城区市场实施改造提升。经常性救助和突发性困难救助及时有效;双拥优抚安置政策全面落实,连续四届荣膺“山东省双拥模范城”称号。
当年,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到80%;共向全市5万多名7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生活津贴1873万元;对近万名低保对象实施了保障,五年发放低保金2200万元。
2013年至2016年市财政民生投入达到237.5亿元,每年为民服务实事全部兑现。分配经适房141户、廉租房49户,筹集并分配公租房1065套,发放租赁补贴163户;企业职工退休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城乡低保及五保对象供养标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健全完善。更换新能源公交车131部,公交线路达到52条,城乡客运网络更趋完善。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9个村庄入选省级生态文明示范村庄,革命老区庵夼村等被评为山东省“最美乡村”。
十三五期间市财政五年民生投入356.6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加107.6亿元,每年向市民承诺的服务实事全部兑现。社会保障全面发力。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7.5万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3284元和25477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和报销最高限额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550元和22万元,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实施。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每月142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至每人每月787元和588元,共发放优抚对象抚恤金4.8亿元、低保和特困人员保障金1.68亿元、老年人生活津贴1.18亿元。开办长者食堂10家,新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29处、床位1064张。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新增普惠性幼儿园22所,明德、新民、培基、龙矿4所学校新建和改扩建完工投用,“全面改薄”和解决“大班额”任务顺利完成。新人民医院、康宁家园、齐鲁医院南山康养中心等建成投用,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推开。“四德”工程成效显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入选全国试点,新建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326个,年均组织群众性文体活动5000场次以上。获评全国健康促进市、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成功摘取首批县级全国文明城市桂冠。社会治理全面升级。“天网”工程建成投用,社会治安显著改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团伙10个。接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一一过关”“大排查大整治”等行动,扎实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森林防火、食药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信访稳定工作开创新局面。老龄、妇女、儿童、青年、志愿服务、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双拥共建、外事侨务、民族宗教、史志档案、媒体融合、民兵预备役、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取得新成绩。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全省食品安全城市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
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龙口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两个文明一齐抓”的重要战略方针,在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阶的同时,着力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
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据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要求和中宣部等部门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精神》,1981年2月,黄县县委、县政府按照上级要求,在全县组织动员广大民群众广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各行各业积极响应,把“五讲四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开展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讲文明、讲礼貌”宣传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为进一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五讲四美”活动,同年3月,县委宣传部、教育局、文化局、卫生局、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认真贯彻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的通知》,向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积极开展以“五讲”和“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通知》发出后,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把“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积极支持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从各自实际出发,将活动具体化、常态化,创造出许多新鲜经验。全县讲究文明礼貌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198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为了动员全县人民迅速掀起“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高潮,县委、县政府在黄县影院召开“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时任县委书记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并指出,为实现1982年黄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3月全县要集中解决好环境卫生脏、公共秩序乱和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黄县注重引导“五讲四美”活动向加强精神文明的基础性和制度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大“脏、乱、差”治理力度,扎实推进创建优美城市环境活动,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活动、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和评选“最佳服务窗口”“青年文明岗”“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和个人”等,推进优质服务,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为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发挥重要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把“在全社会形成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状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自上而下的常态化工作。在这十年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人民群众致富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龙口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阶段。在这十年里,龙口市逐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吹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角,“五讲四美”活动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1984年当年,县委、县政府制定《关于1984年开展建设文明村、文明单位活动的意见》,提出具体规划、条件和实施方案。由于电视机的普及与领导干部新闻宣传报道意识的增强,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的活动逐渐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所知晓。1986年,龙口撤县改市,龙口市更加迫切需要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全市全面开展评先树优活动,在党政机关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在各行各业开展争创文明称号的活动。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各行各业提高定位,调动起各乡镇、各市直部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主动性,促进机关作风的转变,提高工作效率。1987年5月,市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对全市1986年评选出的230个文明村、192个文明单位、19个文明工厂、11个文明学校和12个文明医院进行命名表彰。
1995年9月,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设立龙口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为正科级单位,与宣传部合署办公;龙口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的正式成立,使精神文明建设有了主阵地,为今后系统化、规范化、全面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1995年12月,市委、市政府印发《1996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意见》,系统地指出,1996年全市精神文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培养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提升全体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总目标,鼓舞和调动全市人民热爱龙口、建设龙口的积极性,为全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根据部署的工作重点,全市广泛开展群众性教育和创建活动,在机关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农村继续开展“小康人家”“小康人家标兵”创建活动同时,开展评选“十佳文明村庄”“十佳文明工厂”“十佳文明窗口”“十佳文明学校”活动。
1996年5月,龙口市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第三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县(市、区)”称号。为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树立龙口市对外新形象,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创建活动的目标是以整治城区秩序为突破口,强化市民的素质培养,用2至5年时间,把龙口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卫生整洁、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文明城市。围绕实现上述目标,市委、市政府强化了三方面工作:理顺管理体制,实现城市管理工作权责统一;推出整治重点,确保市容市貌和城区环境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文明城市创造必要条件。1996年8月,市委举行“向不文明为告别万人签名”活动。
1996年末,市委在全市实施精神文明示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全市自上而下确立五个层次示范典型:家庭示范典型,以村为单位选好示范家庭,树起科技致富、文明守法、文化品位高等比较全面样板,在此基础上,镇区评选出“十佳文明示范户”;岗位示范典型,由示范窗口或企事业单位确定,主要是在一些窗口单位中的岗位上设置;社区示范典型,两城区设文明示范街和文明示范小区,镇驻地创建文明示范街,以驻地带村庄;行业示范典型,由行业推出示范窗口,面向社会,促进行业作风转变,为同行业提供规范化示范标准;综合示范典型,在层层开展示范活动的基础上,由镇区和行业推荐候选单位,市里统一标准,确定综合示范单位。按照既有先进性,又有广泛性的原则,全市各级各行业从实际出发,培育多种文明示范点,在全市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示范体系。
1998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9年至2001年,用3年时间,沿烟潍、牟黄公路两侧创建现代文明示范区,培育一批独具特色的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典型,为此,市委、市政府成立创建现代文明示范区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印发《关于创建龙口市现代文明示范区的意见》,按照市委、市政府规划要求,创建活动全面展开。
精神文明活动常态化 系统化
20世纪末,龙口市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形成系统化,一些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已形成固定模式,同时,随着上级新精神、新指示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探索逐渐实施,精神文明建设内容越来越丰富。
2000年3月,全市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在教育活动中,市委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主要进行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主要历史经验教育、改革开放新形势和任务教育。同年4月,第二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在龙口举行,为配合文化节成功举办,树立对外开放形象,全市开展“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的“双文明”月活动。活动以“全民办盛会、人人做贡献”为主题,突出开展四项活动:抓文明言行,开展“四学一做”文明实践活动;抓环境卫生,开展城市综合整治活动;抓服务质量,开展“优质服务杯”竞赛活动;抓交通秩序,开展创建“平安大道”活动。2000年11月,烟台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在龙口市召开,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推广龙口市探索创建城乡一体化现代文明示范区的经验,专题研究部署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公安局王德存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2001年1月,市委、市政府制定印发《2001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意见》。
2002年3月,龙口市委把2002年确定为“道德建设年”,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广泛开展道德建设活动。2003年4月,为推动全市公民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市文明办在全市广泛组织开展“诚信龙口”创建活动。活动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深化诚信教育,二是强化诚信自信,三是开展诚信创建,四是加强诚信监督,五是扩大对外教育。自2004年开始,龙口市开始全面争创文明城市,通过争创文明城市助推龙口市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2004年5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争创全省、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并下发《关于广泛深入开展争创全省、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意见》。全市各级各部门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迅速开展争创文明城市工作,全面实施争创文明城市工作的“六项工程”(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工程、城市发展与城市建设管理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科教兴龙工程、“阳光政务”工程、基础创建工程)。同年10月,烟台基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现场会在龙口市召开。这一年,龙口市荣获山东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市”称号及“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称号。2005年6月,龙口市正式成为18个首批入围的省级文明城市之一。2010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市深入开展“读好书唱好歌讲礼仪做文明人”和文明创建活动。当年5月,为推动“读好书唱好歌讲礼仪做文明人”和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在全市兴起读好书、唱好歌的热潮,按照上级要求,结合龙口实际,确定“读唱讲做”和文明创建活动93种推荐书目和53首推荐歌曲,供全市市民参考学习。各单位部门积极响应,以“读唱讲做”为载体,在全市各领域、各层面全面开展文明创建活动。2011年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活动,全力冲刺文明创建,不负众望,龙口市获得“省级文明县市”和“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市”双荣誉称号。
“四德”建设催生“好人之城”
2012年以来,龙口市始终按照中央、省、烟台市的要求部署,着力依托“四德”工程建设,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尤其是自2015年龙口市参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来,龙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城工作,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工作理念,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把创建过程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市民素质的过程,以最有力的领导、最严苛的考核,集全市之力全面深化创建工作,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市民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落实落细,2016年以来,全市评选出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276个,道德模范40名,128名“龙口好人之星”;并积极对上推荐、宣传本市各类先进典型,7人入选“中国好人榜”,12人入选“山东好人榜”,好人线索推荐数量和入选人数均居全省前列。开展“孝德在龙口”主题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婆婆”等基层评选活动,全市共评选孝贤典型200多名。举办第五届龙口市孝德文化节,对全市2016年度“新二十四孝贤”“最美孝心少年”进行隆重的表彰奖励,并精心组织20多项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城乡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开展“诚信在龙口”主题实践活动,诚信进窗口、进机关、进商企、进村居(社区)、进校园“五进”为活动载体,让诚信深入人心。通过在基层开展“寻找最美家庭”“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最美教师”评选等主题活动推动让最美效应在全市不断深化。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化“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设立6处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资源基地,大力开展经典诵读、优秀童谣征集传唱、乡村少年宫建设等。
“最美龙口·好人之城”城市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建立起党组织推荐、媒体推荐和个人推荐三条“最美”推荐渠道,形成一套“发现美、倡导美、培育美、保障美”的“四美”工作机制,不断挖掘打造“最美”典型。先后涌现出最美女孩刁娜、最美护士王菁、最美孝心少年姜凯文等众多典型事迹。2015年以来,最美龙口人事迹14次登上央视,中宣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相继刊发“最美龙口”工作经验。龙口作为全省3个县级典型之一,在全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德”工程建设工作场会上,做《用“最美”系列典型引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典型发言。打造“核心价值观”特色文明社区(村庄)品牌。制定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核心价值观+”特色文明社区(村庄)创建的实施意见》,特色文明社区(村庄)品牌创建全域展开,全市完成特色文明社区(村庄)申报120余个,30%以上的社区成为特色文明社区创建典型。叫响“龙口好人手拉手”志愿服务品牌。充分发挥龙口好人的典型作用,倡导道德模范、孝贤人物等先进典型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手拉手”全面普及志愿者精神;在“3.5学雷锋日”举办“龙口好人手拉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统一表彰2015年度龙口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优秀志愿者。在东城区绛水河公园设立志愿者服务主题公园,对当选的先进个人和团队的先进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正式启用“龙口志愿者”网上平台,开展全市志愿者的实名认证工作,建立落实志愿者网上招募注册、星级认证、表彰回馈等制度,实现志愿服务制度信息化。建立龙口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招募20名志愿者轮流坐班,负责组织协调全市志愿服务活动,具体实施志愿服务重点工作项目,组织志愿者登记注册及培训,开展志愿服务宣传和交流工作。截至2016年,全市网上志愿者注册人数突破1万人,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3000余次。
2015年2月,龙口市荣获“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称号。其后,通过3年的创建工作,于2017年11月,龙口市又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此后,连年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市的检查验收。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
1993年9月,市委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败斗争,全市共召开各类反腐败斗争动员大会123场,参加的党员干部达2.7万多人。全市健全和完善廉洁自律方面的规章制度772条,制定监督制约措施286条。1994年4月和1995年4月,市委两次制定《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强调从三个方面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一是严格遵守制度规定,切实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二是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三是加大查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1998年2月,围绕“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市委不断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先后制定并出台《党(工)委、党组议事规则》《市委工作规则》《关于研究干部任免事项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制的暂行办法》《关于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暂行规定》《龙口市基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暂行规定》《关于实行领导干部辞职的暂行规定》《关于规范和加强股级干部管理的意见》等规章制度。同年,在全市开展机关干部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八不准”规定。1999年,开展民主评议机关作风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活动,在全市市直部门推行《办事效率监督卡》和办事效率承诺服务制度。2000年,全市开展“机关建设年”活动,出台《关于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实行任前公示的暂行规定》,面向全市公开考选15名30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的乡镇副科级领导干部。2001年,开展清理党员干部借用公款、公物和报销个人费用活动;科级领导干部廉政评议活动;实行股级干部竞争上岗;推行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镇两级组成32个党建工作队,对55个相对后进村进行综合整治。2002年,在全市党员中开展 “转变作风、廉洁勤政、促进发展”主题教育活动;开展领导干部廉政集中教育;实行干部考察公告制以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究;推行市镇干部联户工作制度。2003年,在全市党员中开展“保持先进性、争做带头人”主题教育活动;“艰苦奋斗、廉洁从政”教育活动;“树组工干部形象”集中教育活动;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全面推行镇区街党政机关“一线工作法”和村级规范化管理工作,全市30个社区全部设立党组织,顺利地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创先争优,高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任务。2007年至2011年,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推进创先争优,高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任务。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断完善。着力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树立起新时期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后,龙口市委严格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各项规定,先后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的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干部培养选拨任用和监督管理措施不断规范和健全。深化廉政教育,强化党内监督,进一步提升监督实效。严格执纪审查,坚决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造出一支带领全市人民不断创造新业绩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推行“一张清单明责、两部台账履责、三项机制担责、四种方式问责”工作模式,将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细化分解,构建起严密履职网络。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组织开展了在编不在岗清理、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治理、清理办公用房等专项行动,有效刹住不良风气。全面完成中央巡视“回头看”和省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以及烟台市直查直纠专项行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严格审查和处置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使全市党风政风和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
2018年1月19日,龙口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决策部署。严肃开展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自觉接受市人大的法律监督、市政协的民主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断加强审计监督,五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321件、政协委员提案734件,满意率和办结率不断提高。整合成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信息公开等工作更加规范,“八型”政府建设取得阶段性成绩。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干部队伍在拼搏实干中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领导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成立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龙口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抓好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摆在全局首要位置,突出示范引领,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市里专门印发《龙口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从总体要求、学习内容、进度安排、重点工作、组织领导、宣传引导等方面,对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行深入周密部署。
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进过程中,充分利用“任常伦纪念馆”“下丁家精神展厅”“尹村红色文化长廊”等红色资源,把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与龙口的奋斗史、发展史结合起来,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助推龙口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各部门单位还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用活大喇叭、小马扎、农村大集、雷锋驿站等载体,积极推行“党史百年天天读”“我带家人学党史”“党员轮流上讲台”“音乐党课”“乡村晚自习”“舞前一刻钟”等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形式,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云端报告会、抖音、红色电影等线上资源,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习语润心”“走进龙口”等网络主阵地,镇街区、部门单位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党史知识、加强线上宣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城乡“活”起来、“热”起来、“实”起来。
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充分用好用活红色资源,龙口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推荐发布“红动龙口”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线路,重点规划推荐了6条线路。推荐线路1:石良镇黄城阳村—石良镇丰仪店村—七甲镇常伦庄村。推荐线路2:芦头镇庵夼村—下丁家镇南邢家村。推荐线路3:龙口革命烈士陵园—新嘉街道诸河高家村—龙口港世纪文化苑。推荐线路4:下丁家艰苦奋斗精神党性教育基地—下丁家村高山水库。推荐线路5:南山发展史馆—南山红色文化展馆。推荐线路6:石良镇尹村—东江街道董家洼村—黄山馆镇后徐村。
在重温百年奋斗的恢弘史诗中,全市1800多个基层党组织、5万多名党员,纷纷创新载体模式,把学习党史与总结经验、推动实际工作相结合,与为群众办实事、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服务人民群众中主动担当作为,在对标先进模范中锤炼过硬作风。党史学习教育在龙口汇集成了在全省率先基本建成县域现代化强市的磅礴动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2019年12月,龙口市在烟台各县市区中率先成立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吴长怀任会长。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后,在短时间内编撰出版发行了会刊杂志《红色龙口》和汇集全市革命老区重点村、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书籍《红色印迹》。争取石良镇黄城阳村和七甲镇常伦庄村跻身烟台特色革命老区村,分别得到烟台张裕集团公司和渤海轮渡集团公司的包帮扶持。全市确定了28个革命老区重点村,下发了《关于结帮共建革命老区重点村的意见》。2021年5月,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全市革命老区重点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有关人员,到海阳市许世友在胶东革命纪念馆等地进行参观学习。根据中国老促会和山东省、烟台市老促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龙口市革命老区促进会组织力量编撰了《龙口市革命老区发展史》。新建了任常伦纪念馆、庵夼革命纪念馆,对黄城阳革命旧址进行保护、修缮。弘扬老区精神,造福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在全市形成浓厚氛围。
五、锚定更高目标和描绘宏伟蓝图
在“十三五”期间,龙口市在与各种风险挑战的艰苦斗争中开创了崭新局面、积蓄了澎湃动能:生产总值和公共预算收入接连跨越千亿、百亿大关,综合实力牢牢占据全国百强县前十位、山东省县域首位;全省“一号工程”和华为区域大数据中心双双落户,中科院、中石化、中铁建、壳牌等大院大企纷纷来龙合作;疫情防控取得了“零确诊、零疑似、零输入的阶段性胜利,全国文明城市夺得“两连冠”,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为全市“十四五”时期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未来五年,龙口市将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按照“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创新、产业、城市、开放、改革、农业农村、安全等13个重点领域各项任务,全面发力,争当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北方样板、山东龙头。
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全要素无缝衔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发挥企业主体、平台支撑、人才关键“三个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研发机构、孕育一批突破性应用成果、孵化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建成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实施产业规模扩张和内涵提升工程,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业、壮大“四新”经济,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条现代化,锻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浓郁龙口特色的产业集群。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大力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营造崇尚创新、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构建骨干企业龙头引领、中小企业群起跟进、创业创新遍地开花的良好格局。到2025年,裕龙岛炼化一体化一期项目实现投达产,高端化工产业突破千亿产值,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形成较强区域竞争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8%,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170家。
深度参与区域发展与开放合作重大战略,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等比较优势,抢先打造双循环体系下的区域性高端制造中心、现代物流枢纽和重要港口门户。坚持内外经贸协同发展,实施质量强市和品牌战略,不断提升我市供给体系对国外供应的稳定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更多龙口制造和龙口服务嵌入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坚持投资和消费协同发展,高质量开展“双招双引”,持续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两新一重”等领域投资,加快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到202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320亿元,五年实际到账外资11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50亿元;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到1.1亿吨、90万标箱。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坚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提升农业发展质效、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因地制宜打造精品特色小镇和美丽宜居乡村,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做强做优中心城区,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有序实施包括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区片开发、老旧小区改造、业态布局优化、水环境治理等内容的城市更新行动,全面加快东西两城和南北山海的融合贯通步伐,推动城市能级迈上新的台阶。优化升级基础设施,规划实施好高铁、公路、水利、电力、港口泊位及航道、地下管网、5G基站等一大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初步成型。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71%。
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好生态环境的安全边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严控增量与消除存量相结合,开展新一轮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联防联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统筹加强对自然保护区、水源地、河口湿地、岸线岸滩、海湾海岛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到2025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优良率达到80%以上;市控以上重点河流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消除城市黑臭水体;万元GDP能耗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有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以共同富裕为方向,不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逐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凝聚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磅礴伟力。以市场主体满意为导向,深化“放管服”和流程再造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巩固新型政商关系,打造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生命活力。到2025年,市场主体发展到14.6万家,其中企业2.5万家;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5%以内,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实现三连冠。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龙口市全面求强、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经过五年奋斗,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6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万美元台阶,综合实力在全国百强县的位次将实现历史性前移,支撑发展的动能将发生革命性转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短板将得到根本性提升,全体市民的共同富裕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省率先基本建成县域现代化强市。
附录一:
张万年上将传略
1928年生人,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欧头孙家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8月,参加八路军,成为胶东北海独立团的一名战士。1945年至1947年,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某营通信班副班长、班长,东北民主联军某团警卫员,参加了沈阳大东沟和三保本溪、鞍(山)海(城)、新开岭、四保临江等战役战斗。1947年6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某排副排长,10月任排长,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中的营盘战斗。1948年2月,参加辽阳鞍山战役,奋勇杀敌,在攻占铁架山战斗中,英勇负伤。5月,任东北野战军某团司令部通信参谋,因表现突出,在两年中连升两级,被任命为通信股股长。11月,随部队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中攻占康庄和怀来、解放张家口、对北平实施包围等战斗。1949年3月25日,作为英模功臣代表,与受阅部队一起在西苑机场光荣地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检阅。同年4月,随部队千里南下。1950年至1951年,先后任陆军某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1952年9月,被任命为南澎岛战斗前方指挥部作战训练股股长,负责夺岛作战的组织筹划。1953年7月,国民党军队1万多人企图以优势兵力夺占东山岛,我41军奉命前往东山岛加入反击战。在前线指挥部与登岛支援部队通信联络不畅的情况下,受命三进三出东山岛,了解战斗情况,向部队传达指挥部命令,为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1956年1月,任某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8年底,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其间,参加了国庆10周年阅兵,毕业时被评为“五好学员”。1961年8月,任某团(塔山英雄团)副团长,分管军事训练。1962年11月,任团长。带领全团坚持练兵、战备一起抓,掀起了新的训练热潮,先后在41军、广州军区和全军“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1964年,广州军区向全区推广367团建设经验,“塔山英雄团”再一次名声远扬。1966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作战科科长。1968年4月,任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即奉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越南溪山学习组考察学习。同年6月,任陆军某师师长。1978年3月,被选派到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同年12月,任某军副军长兼某师师长。在南疆自卫反击战中,靠前指挥、出奇制胜、四战四捷、威震敌胆,为保卫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所属部队两次受到前指通令表彰。
1981年3月,任某军军长。着眼现代化战争需要,大力开展新形势下军事训练改革,努力把部队打造成军委的战略铁拳。
1982年9月,作为中央军委在全军范围内选拔出的优秀干部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82年10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85年6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87年1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1990年4月,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1995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分管全军军事工作。
1997年9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003年3月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关注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发展,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
2015年1月14日17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附录二:
革命先烈、英模人物传略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钊
原名丁尔偲。1920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北巷子村人。1938年9月,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11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参加中共黄县县委领导的民众动员委员会。1939年1月起,先后在黄县人民政府特务排、蓬黄战区指挥部特务大队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政治员。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先后在山东省某军区警卫四营(后改为独立二营)、山东纵队某团一营(改为胶东军区特务营)任连副指导员、营宣传干事、营党分支书记、营教导员。1941年3月,参加5个月反投降战役。1943年春,率两个连队护送林浩、高锦纯等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往返千余里,穿过数百里敌占区,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1944年9月,任特务营营长兼教导员。1945年2月,率营参加了万第战役。1945年8月,任胶东军区特务团代理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参与组建特务团。1946年6月,任胶东军区特务团政委,担负保卫烟台的任务。1947年2月,任胶东军区某团团长兼政委。8月,任华东野战军某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代理师副政委,参加了胶东保卫战。1948年7月,参加兖州战役。9月,参加了济南战役。同年11月至翌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先后参加了围歼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攻克灵璧城的战斗。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5月,参加上海战役。8月,随第十兵团进军福建。9月,任解放军某师副政委。10月,参加厦门战斗。1950年7月,任解放军空军陆战某旅副政委,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部队。1952年5月,任空军陆战某师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2年2月,任解放军空降兵某军副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1965年9月,任解放军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1969年,被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6月离职。
丁方明
原名丁尔迎。1921年生人 ,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人。早年就读于龙口崇实中学。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胶东区党委青年部干事、胶东“民先”总队部秘书、胶东区青年联合会宣传部长、中共北海地委青委书记、胶东军区青年联合会北海办事处主任、中共胶东区委秘书、中共栖霞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等职。1943年6月,入中共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8月,调任中共莱东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1946年7月,参加了中共胶东区委在莱东县召开的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指示的会议。1947年1至2月,在全县发动了大参军运动,全县报名参军的青壮年达4664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副部长、机关党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府第二、第一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山东省革委文教委主任。1980年,任山东省副省长。1983年,任省政协副主席。1998年离休。2011年6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
于希海
1962年生人,黄县(今龙口市)城关镇牛据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1980年11月应征入伍。1982年8月加入共青团。1984年退伍还乡,参加村治安巡逻队,任村民兵排长。1989年村治安巡逻队解散后,从事渔业生产。他在部队期间,常到驻地附近村庄照顾孤寡老人;两次勇拦惊马,保护了儿童和群众,自己多处负伤;两次扑火抢救集体和群众财产,并从水中救出溺水儿童。退伍后,仍以雷锋为榜样,热心助人,不为名利,不图报答,多年受其帮助的群众难以计数。在村巡逻执勤5年间,他忠于职守,勇于向不法分子作斗争,先后抓获各种犯罪分子70多名,牛据村连年被评为“社会治安先进村”。1990年4月26日傍晚,北皂前村渔民解云超的小船被大风卷进深海,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于希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两次乘船出海抢救,终因天黑浪大,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28岁。
为表彰于希海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1990年9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于希海“雷锋式的好民兵”荣誉称号,10月1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11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追认于希海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深为他的事迹所感动,于1990年10月18日挥笔题词,盛赞于希海“生的伟大,死的光辉”。
于耀光
原名于家礼。1921生人,山东省蓬莱市淳于乡人。曾读5年小学。15岁时因生活所迫,去大连鞋铺学徒,目睹了沦陷后的东北人民在日本铁蹄下当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决心要为改变黑暗世界而斗争,更名为“耀光”。1937年返回家乡。1939年7月,投身革命队伍,在北海专署工作。不久被选送到党校学习。1939年12月结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任黄县县委社会部一科科长。1942年5月,任黄县公安局副局长,同年12月调任北海区公安局二科副科长。1943年7月调任招远县公安局局长。期间多次带领公安战士袭扰敌人据点,捕捉汉奸,瓦解伪军,打击歼灭骚扰之敌,威震招远。1945年9月,任黄县公安局局长、县委委员。1947年春季,任黄县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1947年9月29日晚,在后柞杨村被国民党军一个营及便衣队突然包围。突围时,他在击毙四五个敌人后,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1948年2月1日,北海专署和黄县政府将黄县诸由区(于耀光殉难地)改为“耀光区”,以志纪念。
马 仪
1922生人,山东省龙口市诸由镇冶基村人。1939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海特委青年部工作。1940年至1942年,先后任黄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秘书,黄县黄北中心区委书记、胶东区委党校学员等。1945年任山东烟台市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1946年到延安中共中央青委工作,任中共中央青委干事、青年团中央副秘书长等职。1952年12月起,历任第一机械部基本建设司司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机械工业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石化总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国家经委顾问,国家计委顾问,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顾问等职。1988年4月至1993年5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2009年9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 录
曾用名王守义。1916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南关村人。高中毕业。1936年秋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进纵队某支队政治部干事、教育科长、团政治处主任。1942年转业到地方,任中共河北省枣南县县委书记兼县长。1946年后,历任中共吉林省汪清县县委书记,中共延边地委副书记,吉林省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村工作合作处处长。1963年3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4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员。1978年6月5日病逝。在部队工作期间,曾荣获模范共产党员干部奖、百团大战二等奖。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
王 修
1908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东北隅村人。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未毕业即去东北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回乡在黄县民众教育馆主编《黄县民友》周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在陕北公学读书,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油印科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晋西北、晋西南区委主编《五月时事报》,自兼撰稿、编辑、刻写、油印全部工作。《五月时事报》是当时办得最好的报纸,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并亲笔题写刊头。1940年后,任晋绥分局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社长,主办《晋西大众报》(后改为《晋绥大众报》),创建晋绥图书馆。1945年后调往东北工作,历任东北政治委员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东北图书馆馆长、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处处长、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等职。由其经手征寻、抢救的战争和土改时期散失的图书百余万册,文物四五万件。并创造了图书分类法,主持编写东北解放区第一套新文化教育课本。1954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在任期间,恢复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古建筑维修、考古发掘和研究做出了贡献。1988年病逝。
王云阶
曾用名王林。1911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乡城镇大王家村人。幼时即酷爱美术与音乐,1918年随全家迁居青岛,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1927年,到上海求学,曾先后在新华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学习,后在国立音专兼学钢琴选科。1931年,去北平,师从清华大学教授库普卡学习钢琴与作曲。1932年,回到山东,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指挥师生唱《国际歌》时被捕入狱3年,保释后专攻作曲,发表过《紫竹调》等音乐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参加冼星海主持的“星海歌咏队”,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运动,创作了《东北,我们的家乡》等抗日歌曲。1947年,为白杨主演的影片《新闺怨》作曲。接着,又连续为《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等影片作曲和配乐。1949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1951年,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并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翠岗红旗》《六号门》等影片作曲 。1956年回到上海,负责组建上影乐团,任团长,后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先后为《林则徐》《飞刀华》等影片作曲。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上海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等职。1996年病逝。
王旭东
又名王恒产。1918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西台村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胶东区保卫局侦察干事、胶东区党委南海地委秘书长。1943年1月,为开辟高密北部的工作,南海地委决定重建高密工委,王旭东任书记。为工作方便,同时任胶县县委委员,扮成郎中,在胶县城西辛庄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9月,高密县政府在王干坝村成立,任县长,活动在蔡家寺、大屯、梁家屯一带。不久县政府撤销,去中共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夏,带工作队去平西开辟工作。不久,昌南解放,任昌南县政府县长。1945年10月,调任胶高县民主政府副县长。1947年底,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委干事、山东省农业厅水利推进社社长、山东省委监委处长。1962年8月调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后又调中共上海市委工作。1983年离休。
王永幸
1925生人,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圈子村人。农业战线艰苦创业,治山治水的杰出带头人,誉称“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王永幸1938年加入儿童团。1945年6月参军,在北海分区公安局当战士。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编入胶东武工队。1946年春至1948年冬随队在即墨、昌潍等地打击敌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1948年随队编入华东野战山东兵团第七纵队攻打兖州,任代理排长指挥战斗身负重伤,荣立二等功。先后参加战斗百余次。1949年4月以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身份复员回乡,任芦凤区民政助理。1950年夏天响应党的号召辞去公职回村务农。
1950年底当选下丁家选区主任。1951年2月任芦凤区下丁家乡乡长。1952年春联合圈子村9户农民成立了下丁家乡第一个互助组。1954年春天带领21户农民办起红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选管委主任。1955年3月任下丁家乡党总支书记。12月联合6个初级社并成阳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当选党支部书记兼管委主任。1957年出席山东省第三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十个山区农业社发出“以愚公移山精神改变山区自然面貌”的倡议。1958年8月人民公社成立后,阳光社改称下丁家大队,担任下丁家大队党总支书记。1965年10月,下丁家改造自然先进事迹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10月28日,《大众日报》发表通讯《下丁家大队是改造自然的光辉榜样》。12月,当选下丁家公社党委副书记;下丁家大队荣获“全国农业战线红旗单位”称号。1966年10月王永幸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7年10月当选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中共“九大”代表。8月当选山东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介绍王永幸事迹的长篇人物特写《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1970年1月10日,烟台地革委发出《关于开展向王永幸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9月15日,当选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73年8月,当选中共“十大”代表。1974年1月,担任中共黄县县委副书记。1978年2月26日,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79年12月28日,下丁家大队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荣获“全国农业先进单位”称号。1980年8月,当选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3月,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86年2月退居二线,任村党总支副书记,当选龙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3月,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9月28日,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3月,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
王永幸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积劳成疾。1995年病情加重,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2000年元月13日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5岁。
王纬仲
1906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西渠村人。1922年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受当时在校执教的刘谦初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36年中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店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回家乡担任小学教员。1937年10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参加了黄县抗日救亡团。1938年1月,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的举旗起义。5月,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民政科长。8月,任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政科长兼黄县县政府民政科长。11月,调任掖县民政科长。1939年2月,受胶东区委委派负责筹建胶东第一个国营商店——成丰德商店,任代理经理。3月调胶东区委主持后勤处工作。12月调任招远县政府二科科长。1940年,任胶东区贸易局(公司)副局长(经理)。1944年任胶东行署科长。1946年任胶东行署工商处长。1950年春调任华东局监察部监察专员。1955年任国务院监察部监察专员。1959年5月调青海省农科院。1964年任青海省农林厅副厅长兼农科院院长。1981年离休,1993年病逝。
王佐群
原名王庆安。1917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黄山馆镇南王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25年入私塾读书。1936年在莱阳省立第二乡村师范读书。在校期间,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抗战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参加黄县民众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任黄县货物救国捐征收处北马分处负责人。1939年7月任黄县第四区政训员。10月任中共黄县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兼县大队政委。1940年3月调任北海区职工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8月任黄县职工抗日救国会会长。1941年任黄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9月调任龙口特区各救会会长。1946年8月任黄县县长。1949年3月随军南下,任北海区干部大队大队长。5月任苏南松口专员公署秘书主任。1951年5月任苏南松江专署副专员、中共松江地委委员。1952年2月调上海市参加“三反”运动。4月任上海汽轮厂厂长。1960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区委书记。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66年任上海对外经济联络局副局长。1969年恢复工作,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行政组长。1973年5月,任上海市革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78年任上海对外经济联络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
田志强
曾用名田逢春。1922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西北隅村人。1936年求学于黄县崇实学校时参加青年救国会。1938年8月,因学校当局阻挠革命活动,毅然弃学,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不久,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北海地委机关党总支书记,中共黄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胶东区党委宣传科长。1949年3月随军南下,先后任中共苏南区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兼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苏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51年在苏南人民广播电台时,创办了苏南经济台。1952年11月,任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1955年12月起,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副总编辑。1957年8月,兼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广播事业处处长。1958年春,领导创建上海电视台。1960年9月,兼任上海广播专科学校校长。1964年5月,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1972年12月,调任《文汇报》社党委书记。1963年,当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随中国广播工作代表团访问日本。1965年,作为团长,率领中国电视代表团参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亚力山大第四届国际电视节,并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1977年9月病逝。
曲 波
1923 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丰仪镇枣林庄曲家村人。1938年初,以外出求学为名离家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政委。1945年去东北,任东北牡丹江军区团政委。1946年,奉命去剿匪,任某团政委,率领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中负重伤。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沈阳、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厂长。1955年调国家一机部任设计院院长、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从1955年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林海雪原》《山呼海啸》《桥隆飚》《戎萼碑》等4部长篇小说和数十篇散文、短篇小说。
曲成田
1922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乡城乡官庄曲家村人。1938年黄县建立抗日武装,16岁的曲成田受共产党感召,任本村小学儿童团团长。1939年3月日军侵占黄县后,任黄县民主政府便衣交通员。1943年因身份暴露,参加黄县独立营。同年12月28日,黄县独立营攻打芦头日军据点,他抱着炸药包一举炸毁碉堡,获得“曲大胆”的雅号。1944年1月17日独立营在南邢家被围,在突围中曲成田身负重伤,爬行一天一夜找到部队。同年6月攻打石良据点,在追击逃敌时,曲成田拼刺刀杀死杀伤数名日伪军,获“胶东军区战斗模范”称号。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渡海北上,在东北战场上,4次负伤。1946年5月,任排长、连副指导员。1948年8月,任营副教导员。后随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渡江、解放大西南等战役。1950年,任营教导员。同年7月到锦州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1951年3月毕业后任解放军空军某团飞行大队长,12月驾机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斗,在朝鲜上空击落美国战斗机一架,荣立二等功。1953年1月,回国任空军某团副团长。1954年12月,升任空军某团团长。1955年9月转入海军,任海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同年获国防部授予的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任海军航空兵第六师副师长。1964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1年5月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主持水上飞机的研制工作。1976年4月病逝。
仲伟传
1929年出生于北马镇南仲家一户普通农民家庭。1946年10月5日加入中国并产党,任南仲家村“青救会长”。1952年,他带头成立红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1955年秋至1956年,南仲家、东二甲、西二甲、南孙家、东孙家、东陈家6个村初级社联合成立“光明”高级农业合作社,任社长。期间,带领群众整地改土,打井抗旱,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56年粮食亩产达320公斤。1957年,出席山东省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8年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仲伟传任仲家集生产大队党总支部副书记兼南仲家村支部书记。1971年又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仲伟传多次在全国、省、市、县有关会议上介绍经验,全国很多省、市、县组织人到南仲家参观学习。1980年仲伟传再任南仲家大队党支部书记。1982年,重病染身,1983年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1988年3月9日病逝。
仲曦东
原名仲崇兴,别名仲子凌。191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东二甲村人。1930年小学毕业后,去东北佳木斯学做生意。干了不到一年,便辞雇归乡务农。1932年2月,到本村小学一面教书,一面读书。1934年春,考入黄县中学。1935年9月,入济南高中学习。“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和本校爱国师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1936年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日军进攻山东,随学校党组织赴泰安。后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回黄县发动抗日武装。1938年1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某大队军政委员会主席。4月任政治处主任。7月改任某军教导大队政委。9月任政治处主任。1939年2月,调任胶东《大众报》总编辑,不久,改任中共胶东区委军事部政治处主任。1940年9月,调任山东纵队某支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任胶东军区某军分区(东海军分区)政委兼中共东海地委副书记。1943年秋兼理地委书记工作。1944年秋,领导东海军分区展开反蚕食斗争,在主力部队配合下,连续攻克敌伪据点42处。1944年冬,去中共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任山东警备某旅政委。后奉命组织指挥解放威海、烟台的战斗。10月1日,任烟台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委员会书记,和代理市长于谷莺一起组织烟台军民,成功地拒绝了美军在烟台登陆。11月,任山东军区某师政委,率师参加了海(阳)莱(阳)战役。1946年9月,参加了胶(州)高(密)战役。1947年3月,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其后,随军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临朐、南麻、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某军副政委。1951年1月,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调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副主任。1954年8月,任政治系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0月,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1月,调国务院外交部工作。7月,被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9年6月,被任命为驻坦桑尼亚大使。1972年3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后任中非友好协会会长。1984年6月病逝。
刘涤生
又名文萱、椿亭。1907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山东胶东区北海银行会计、副行长,北海银行淄博分行经理。解放战争期间,曾任鲁中区北海银行分行行长、北海银行鲁中南分行副行长、北海银行胶东区分行行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代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山东省委财办副主任。曾当选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病逝。
孙执中
1920年生人, 山东省龙口市龙港街道中村人。1938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黄县民动会秘书、黄县选举委员会主任。1940年,任中共黄县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民动会主任。1941年7月至1946年3月,任黄县县长。1945年1月至9月,代理中共黄县县委书记职务。1946年4月后,先后任胶东行署外事处秘书科长、秘书处主任,中共苏南区委秘书长,镇江专署副专员,江苏省建筑工程局局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陕西省渭南地委副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2021年11月去世。
孙彩云
191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芦头镇寺后周家村人。出身贫农家庭,曾读过3年书。1938年夏参加黄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班,结业后回村建立村自卫团,自任教练。1939年4月,被选拔到黄县二行署任警卫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任黄县二行署警卫连长。同年9月4日,行署警卫连押解30余名犯人进驻黑夼村。5日拂晓前,遭日军三面合围。他果断地带领战士引导行署同志向西南突围,登上山包高地,见行署主任王锡山和几名机关干部尚未撤出,又立即带领两名战士从敌合围中钻进黑夼村,机智地摸到敌指挥官旁边,打死敌酋和一日军,护着行署主任撤退。1942年1月13日,黄县县政府、县大队及教师短训班300余人在慕院村遭敌合围,他配合县大队副大队长李玉玺巧布疑阵,使敌怀疑援军到来,慌忙收军。同年5月23日,和史兴成率突击队偷袭大陈家据点,因情况突变,突击队遭敌人围击,双腿被打断,一臂受伤,仍顽强地爬到范家村。后被送到北海后方医院,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27岁。
孙振旺
1956年生人,龙口市廒上村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村任村团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民兵排长,被干群誉为“农村青年好榜样”。176年3月应征入伍,任连卫生员,1978年入党,1979年参加对越反击作战。战前向团部递交请战书:“为了祖国的和平,为了美好的未来,哪怕洒尽最后一滴血,我也心甘情愿。”进入前线后,他不顾危险,全力救护伤员。2月19日晚,4名支前民工踏雷负伤,他勇敢地冲入雷区,为负伤民工包扎伤口,并逐一背出雷区。当背最后一名民工时,被地雷炸断右腿,鲜血直涌,他强忍巨痛,行简易包扎后,拖着民工向前爬行,因肘部触雷壮烈牺牲。昆明军区授予他“模范卫生员”称号,追记一等功,授予二级英模奖章。
任常伦
1921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七甲镇常伦庄人。出身雇农家庭,6岁丧父,7岁丧母,被叔父收养。1938年参加本村抗日自卫团。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由地方武装转入八路军山东纵队某连任战士。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时时处处都显露着英雄本色。第一次参战,就夺获日军一支“三八”步枪。在福山猴子沟战斗中,第一个跃上汽车,与日军拼了刺刀,腿部两处负伤,仍坚持战斗。在河源西沟战斗中,负伤带领全班战士打退数十名日军的进攻。在海阳发城战斗中,带着肩伤坚持战斗,率领战士用铡刀砍开鹿砦,点燃碉堡的柴草,最后顺利攻下碉堡。194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0月,在胶东军区某团任副班长。1944年8月任副排长。先后参加大小战斗120余次,曾9次负伤,11处挂彩。1944年8月,出席山东军区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获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称号。11月17日,在海阳长沙堡战斗中,带领九班战士坚守阵地,抗击10倍于己的敌人,连续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在刺死第7个日军时,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为了纪念这位英雄,1945年2月,黄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英雄的家乡“孙胡庄”改名为“常伦庄”。同年胶东人民在栖霞英灵山上为烈士修建了陵墓,塑了全身戎装铜像,胶东国防剧团为英雄谱写了一曲颂歌《战斗英雄任常伦》,英雄所在的连被命名为“常伦连”,英雄的牺牲日(11月17日)被定为建连纪念日。
江民风
原名姜湘厚。1920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洼里村人。出生于富裕农民之家。1933年小学毕业后,考入黄县中学。1937年初,到东北大连中国银行当练习生。1938年4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6月,参加中共胶东特委举办的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5个月后,分配到黄县任青年救国会第二区分会主任。1939年1月,率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游击纵队,任分队长、中队长、指导员、副大队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调任蓬(莱)黄(县)战区指挥部警卫某连指导员。1940年10月,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某营教导员。1941年,又调任胶东军区某营教导员。1944年,任胶东军区某团总支书记;1945年2月,任某团政治处主任。6月,调任胶东军区独立某团任副政委,后任政委。1945年9月,率胶东军区独立某团挺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警卫团政委。参加了三保本溪、四保临江战役和攻打鞍山、兴城等地的夏、秋、冬攻势作战。1948年1月,调任东北野战军某团政委。9月,辽沈战役中,参加了塔山阻击战。战后该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荣誉称号。10月,任某师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11月,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4月,随部队南下,参加衡宝战役。11月,参加攻克桂林,解放广西的战斗。1950年,任某师副政委,后任政委。1954年4月,任某军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任政治部主任。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0年5月,任某军副政委;1961年4月,任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5年,落实政策,重新出来工作。9月,被任命为中国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1977年12月,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82年9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政委。1985年改任顾问。曾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2003年11月在北京病逝。
李玉玺
1918年生人,山东省平度市西北沙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12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936年到麻岚读书,结识了共产党员乔天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回村教学。1939年3月,因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理论,遭平度日伪军逮捕。不久被保释出狱。4月,到黄县第二行署参加工作。5月,到胶东抗大分校学习。6月,在抗大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回黄县第二行署任警卫队长。1940年6月,任黄县抗日大队二连连长。1941年5月,任县抗日大队副大队长。1942年1月14日凌晨,中共黄县县委、黄县县政府和教师训练班在慕院夼村陷入数百名日伪军的三面包围攻击之中,激战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张益珊
又名章益珊。1912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乡城镇埠子后村人。1929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1935年12月,在北平参加了 “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受全国民先总队部的派遣,到胶东一带秘密联络爱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赴延安。8月初,回到家乡,带领4名进步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到达延安。1937年9月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2月结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受党组织的委派随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先生由延安到达武汉。4月又到贵阳。在贵阳,以履三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在贵阳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被推选为队长。6月,民先组织发展到二三百人。1938年8月13日,被国民党军警设圈套逮捕。1941年1月19日深夜,在贵阳保安司令部防空洞内被秘密杀害。
张馨亭
原名刘国香。191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丰仪乡鲁家沟村人。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鲁家沟村支部书记,中共黄县丰仪分区区委委员,中共黄县十一分区区委副书记。1943年6月,入中共胶东区委党校学习。1943年,调中共黄县县委统战部教工科工作,历任黄招工商局干部股股长,中共黄县石良分区区委书记。1949年1月至1952年7月,任黄县县长。1952年7月,调任济南市企业党委总支书记,后历任中共济南市郊区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中共历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副书记兼西郊公社党委书记,济南市园林局副局长,济南市城建局副局长等职。1989年4月病逝。
陈文其
189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打线徐家村人。读过四年私塾。1909年春随祖父到青岛当学徒、做店员。1924年入日商三菱洋行当雇员、职员。在青岛结识了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1925年1月,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委派同时加入国民党。他利用在商界之便,负责中转党的活动经费,接待、掩护领导同志,传达党组织的通知和指示,并于1926年冬参加了青岛党组织成立的支部联合干事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仍然坚信共产主义,积极寻找组织,于1931年秋与组织恢复联系。1932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虽遭严刑拷打,他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一边坚持斗争,一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文化知识。1937年经组织营救获释。1938年,回家乡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任民运部长兼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5月下旬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科科长。12月,任胶东北海银行副行长兼黄县分行行长,后任行长。1941年夏,任北海银行总行胶东分行行长。此后,又先后担任了胶东工商管理局局长、中共胶东区委海外工作团团长、胶东行署秘书长兼外事特派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行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银行山东分行行长,山东省财委副主任,山东省计委副主任,山东财政学院第一任院长。1983年,当选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常委。1988年6月在济南病逝。
陈云涛
曾用名陈衡、陈迈千。1906年生人,黄县(今龙口市)东北隅村人。出身商人家庭。大专毕业。1925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某路政治处处长、某路政治特派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某支队交际处处长、中共胶东区党委海外工作部部长、中共旅大地委常委、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大连市副市长、中央重工业部建材局局长、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及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等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青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教员、新闻工作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坚持党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团结友军,孤立派,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建材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云涛多才多艺,会作曲、善绘画,还是一位著名螳螂拳家,其《螳螂拳略论》一文,是武林重要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78年4月4日病逝。
陈伯坚
1922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胶东区《大众报》编辑、记者、采访科科长,新华通讯社胶东支社记者、前线支社社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某纵队支社、某团报社和新华社支社、分社社长。新华社野战军支社副社长、社长。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坚长期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历任新华社志愿军分社副社长,志愿军总分社编辑组长,朝鲜停战代表团开城记者团秘书长;195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后任新华社驻开罗和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新闻部编辑、东方组组长,国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副社长。陈伯坚是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新闻战士,是《中共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发起者和传播者。1991年4月13日,陈伯坚在北京逝世。
陈志昂
曾用名峙昂、严峻。1927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打线徐家村人。1938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少年先锋队。1940年毕业于胶东鲁迅艺术学校,后在《大众报》任见习编辑、助理编辑。1941年调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大众剧团)任编导。1943年任胶东文协文工团音乐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胶东文协文工团副团长、政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研室主任、艺术指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助理兼文艺部主任、艺术指导、高级编辑等职。从1942年开始,创作并发表音乐作品《开船歌》《劝郎归队》《海阳的铁西瓜》《歌颂毛泽东》等400余件,另有诗歌300余首,剧本10余部,小说、散文、评论文章数十篇。
范心然
原名范用毅,曾用名王伯敏。1901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东莱街道百盈村人。早年曾就读于黄县崇实学校中学部和大学预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思想开放,向往革命,曾于1925年春夏之交串联范迪瑞、张之元等5人集资到上海迎接北伐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令其大侄女退出国民党县党部,遭拒绝后开枪将其击倒。后遭通缉,被迫出走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返回黄县,先后在新民、经正等小学任教,并当选为百盈乡乡长兼本村小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联络当地进步知识分子成立黄县抗日救亡团,并收集民间枪枝,为组织武装做准备。1938年1月30日黄县抗日救亡团在黄格庄举旗起义,成立黄县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同年3月,参与筹划创办胶东第一个兵工厂——圈杨家兵工厂。后任第三军总指挥部军需处、胶东区财经管理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某支队后勤部负责人。1940年后,先后任胶东贸易局局长、贸易总公司经理,东海工商局管理分局局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胶东行署实业处处长、胶东军工局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任山东矿产管理局局长,后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工作。1953年秋,调国家地质部工作,先后任专家工作室主任、财务司副司长、计划司副司长、中国地质机械仪器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在“大跃进”运动中,曾遭错误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被平反。1988年6月病逝。
林 杰
又名林学田。1918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兰高镇欧头于家村人。1932年去朝鲜谋生,1939年回国。1942年参加八路军,在北海独立团当战士,后任排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任黄县城北区武委会干事。1947年底任黄县武装部宣传股副股长。1948年3月随军南下,在河南省郊县公安局任股长。1949年5月奉命继续南下,任湖南省武冈县公安局副局长。国民党军残余及当地土匪在县境山区骚扰和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共武冈县委决定从机关中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基层,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林杰主动要求到匪情最严重的第二区工作,任区长。他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是年2月8日,区中队侦察到一股土匪隐藏在花园曾家祠堂。林杰率区中队前往围剿,在战斗中牺牲。
逄揆一
又名逄篑一,曾用名逄学山。1910年生人, 山东省龙口市龙口镇逄家村人。幼年在本村读小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在龙口码头工会任宣传部长,组织工人保卫码头,抗击日军登陆。1939年初,日军占领龙口后,与其他工会领导带领100多名工人撤离码头,到中共胶东区党参加工会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调任东海区工会干事、会长。此间,组织渔民开展抗税反霸斗争,动员青年参军参战。1945年龙口解放后,任中共龙口市工委书记,领导市民开展土地改革、反蒋保田运动。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龙口后,带领地方武装坚持斗争。194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任中共江苏省松江地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4月,任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8月,任江苏省供销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1957年后,先后任江苏省财贸部第一副部长、中共江苏省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71年11月病逝。
贺 力
曾用名逄学品。191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龙口镇逢家村人。青年时期在龙口港当工人。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北海区工会主任,招远金矿工会主任,胶东区工会主任,胶东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1945年9月去东北,历任中共安东省赛马县县委委员、赛马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赛马县参议长等职。1946年起,先后任敦化铁路办事处副主任,灌水铁路办事处主任,安东铁路局总工会主任、党委书记、副局长,吉林铁路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抗美援朝期间,任朝鲜定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朝鲜高原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政治委员,朝鲜铁路军事管理总局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曾参与领导指挥中朝两国军事运输工作。1952年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归国观光,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回国,任吉林省铁路局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局长。1976年起,先后任武汉铁路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沈阳铁路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局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辽宁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九大代表。1986年8月病逝。
徐竹铭
字以行,原名徐广勋。1912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海岱镇后徐家村人。出身农民家庭,在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1929年考入黄县中学,后随父亲转学到哈尔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乡教小学。1935年1月二次考入黄县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停课,被迫回家,在村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8年3月,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排指导员。1939年2月,随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鲁中山区。4月,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仍回原部队任特派员,并连续参加了孙祖、铜井等战斗。1940年9月任山东纵队某团政治处锄奸股长。1942年10月任山东教导某团党总支书记。1945年8月初,参加讨伐申宪武部的阎村战斗。同年9月在齐村战斗中壮烈牺牲。
高福胜
1957年生人,黄县诸由观镇小高家村人。1973年加入共青团,1975年任村团支部书记。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4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战斗中英勇顽强,带领全排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受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不下火线,牺牲于阵地前沿。中央军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在全军开展学习他的事迹。《解放军报》头版刊登他的英雄事迹,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和其他报刊及电台多次宣传他的事迹;黄县县委、县政府做出《关于在全县开展向在对越还击作战中荣立一等功的高福胜学习的决定》。
梁海波
1914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人。1938年受党派遣,由延安到鲁南工作。1939年由鲁南调胶东,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某团团长。曾参加过攻打招远县城、朱桥镇、掖县县城、黄县、牙山等战役和战斗。1941年6月在胶东5个月的反投降战役围攻海阳发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彭 云
女,原名彭淑云。1920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北村人。15岁考入基督教设立的崇实中学,拒绝入教,专心治学。16岁时父母逼嫁富家子弟,她坚决不从,终迫父母解除婚约。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夏,参加黄县各界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校方察觉后迫其退出。她便与其他几名同学毅然退学,到黄县民众剧团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3月日军占领黄县县城后,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某支队国防剧团。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秋后,入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女生区队班长。1940年“六·一”反扫荡中,带领抗大女生班在敌重围中周旋,多次化险为夷。1941年冬,调任至西海区妇救会组织委员。1942年春,任西海区妇救会副会长。1943年3月底,随工作队深入大泽山区开展募捐救灾、生产自救和反蚕食斗争。4月中旬,工作队在平度县庞家洼村召开会议时,被伪乡长告密,日伪军包围了村庄。为掩护同志,不幸中弹被俘。后被敌人枪杀。
程 涛
1918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城关镇博渠村人。1938年3月,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在宣传队任队员。1938年5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某中队指导员。1939年9月,任山东省某区特务团二连连长。1940年8月,任山东省某区特务团二营副营长。1941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某支队司令部、胶东军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4年11月,在胶东军区某团任作战参谋。1945年8月,任胶东军区特务团参谋长,1947年1月,任副团长。1951年10月,任解放军某师六团团长。1953年4月,任某师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转业分配在国家水利部工程总局任政治部主任。1964年调内蒙古电业管理局任副局长。
谢 华
曾用名戚曼青。1921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东莱街道百盈村人。少年时曾求学于崇实中学,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6月,任中共北海特委职工工作委员会秘书兼宣传委员。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任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941年初,任中共北海地委秘书长。1941年底至1945年初,任中共胶东区委机要秘书。1945年春,调任中共招远县委副书记。12月调黄县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黄县城厢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黄县县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胶东区委秘书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山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54年冬,任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8年初,任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1963年初,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公社组组长。1965年,任中共中央农村政治部秘书长。1973年恢复工作,任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82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
慕洁忱
又名慕可益。1915年生人,山东省龙口市文基镇麻院慕家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某军第四路宣传队宣传员,某军政治部绘图组组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某旅政治部绘图组组长。1940年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某团宣传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参谋。1945年夏,任胶东军区后勤研究室政委,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副主任、厂长。1947年6月,任胶东军区军工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任华东军区财办工矿部某军工局副局长。1949年6月后,历任山东省青岛市军管会工矿部副部长,华东工业部山东兵工局党委书记、局长。后调任国家重工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国家冶金部监察局局长,冶金部安全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7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