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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编修付梓,这是对蓬莱革命斗争史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世纪回顾,同时也是蓬莱党史史志研究和红色文化挖掘的丰硕成果。
蓬莱,是一座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1599个革命老区县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赓续传承。自20世纪20年代起,革命火种点燃仙境大地,以赵鸿功、于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蓬莱建立起早期党的组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三军二路”部队,开辟艾崮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解放前仆后继、矢志不渝,体现了蓬莱人民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此次,在上级党委、老促会和蓬莱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老党员老干部鼎力配合下,蓬莱老促会科学安排、精心组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圆满完成了《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编纂任务,对于存史资政、育人树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蓬莱时指出:“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按照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例,点面结合记述史实,客观记录了蓬莱地方党组织成立以来,蓬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辉革命史、不懈奋斗史、辉煌成就史,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更是一幅催人奋进的革命画卷。对于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每一名蓬莱儿女都应该铭记在心、永世不忘。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真研读,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感悟磅礴的思想伟力,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当前,蓬莱人民正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一步弘扬老区革命精神,担当时代重任,履行职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勠力书写建设自然生态宜业宜居宜游新蓬莱的壮美篇章!
中共烟台市蓬莱区委书记
2021年7月1日
编写说明
2017年6月,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全国各地老促会启动编纂《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按照“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大里程碑的历史脉络,系统书写革命老区百年历史,深入挖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这对于充实丰富中国革命史籍宝库、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强固根本,对于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丛书编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重要文献为基本依据,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老区人民为主体,以老区发展为主线,体现历史进程特征,突出时代发展特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历史真实性与内容可读性相统一的原则,书写革命老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革命史、不懈奋斗史、辉煌成就史,把老区人民的伟大贡献、伟大创造、伟大成就、伟大精神充分展示出来,形成一部具有厚重历史特征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这是一部培根铸魂、守正创新,既为历史立言,又为时代服务,字里行间流淌着红色血脉、催生着革命激情的传世之作。丛书的编纂出版将成为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时代、传播红色文化、为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树碑立传的重要载体。
丛书按照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编写体例确定框架结构;运用时经事纬、点面结合的方式记述史实;坚持人事结合、以事带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事的关系;采取夹叙夹议、叙论结合以叙为主的方法展开内容。做到了史料与史论、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统一,文献性、学术性、知识性相兼容。
为编纂好《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认真组织积极协调,提出政治立场鲜明、史料真实准确、思想论述深刻、历史维度厚重、时代特色突出、编写体例规范、篇目布局合理、审读把关严格、出版制作精良的编纂出版总要求,力求达到革命史籍精品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知识广度、语言力度,增强丛书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各省(区、市)市(州、盟)县(市、区、旗)老促会的同志,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认真实施,组织由老促会成员、专家学者等参加的十余万人编纂队伍。编纂工作主体责任在县,省、市组织协调、有力指导、审读把关。各方面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为丛书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丛书编集工作还得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委、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社会各界也给予了热情帮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对老区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对革命老区建设发展十分关注,欣然为《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作总序。丛书由总册和1590部分册(每个革命老区县编纂1部分册组成,共1600册。鉴于丛书所记述的史实内容多、时间跨度长和编纂时间紧,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
2019年6月
目 录
总序
序言
编写说明
概述 / 1
第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蓬莱的传播及早期党的活动 / 15
第一节 同盟会登州起义 / 15
第二节 “五四”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2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蓬莱的传播和党组织的诞生 / 24
第四节 蓬莱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 35
第二章 建立中共蓬莱县委 开辟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 45
第一节 建立蓬莱县委和抗日统一战线 / 45
第二节 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不断壮大 / 48
第三节 蓬莱抗日武装起义 / 52
第四节 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 58
第五节 开辟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 64
第六节 “三军二路”国共两党的斗争 / 70
第三章 粉碎日伪顽进攻 建设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 80
第一节 蓬城保卫战 / 80
第二节 蓬莱党政机关实行战略转移 / 84
第三节 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衅 / 85
第四节 加强根据地建设 / 87
第五节 加强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 / 95
第六节 以根据地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 98
第七节 保卫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 107
第八节 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工人工资斗争 / 115
第四章 调整行政区划 巩固拓展抗日根据地 / 119
第一节 蓬东县的革命斗争 / 119
第二节 蓬西县的革命斗争 / 123
第三节 军民誓约运动与抗日反顽斗争 / 127
第四节 粉碎日伪军冬季大“扫荡” / 135
第五节 强化敌占区、游击区抗日斗争 / 143
第五章 发动攻势作战 夺取抗战全面胜利 / 160
第一节 抗日军民连续攻克敌据点 / 160
第二节 开展民主选举和大生产运动 / 169
第三节 创办蓬莱福山联立师范 / 174
第四节 封锁围困大辛店敌据点 / 176
第五节 收复蓬莱城,蓬莱迎解放 / 180
第六节 蓬莱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牺牲 / 189
第六章 加强解放区建设 巩固胜利成果 / 199
第一节 救济困难群众,恢复城区秩序 / 199
第二节 开展“查减”和反奸诉苦运动 / 205
第三节 支援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 / 210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发展生产 / 214
第五节 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 / 218
第七章 全民进行动员粉碎蒋匪进攻 / 224
第一节 贯彻华东局指示,开展土改复查运动 / 225
第二节 反蒋保田立功,踊跃参军支前 / 231
第三节 国民党军、还乡团侵入蓬莱 / 240
第四节 全县军民同仇敌忾,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 244
第八章 支援解放战争 迎接新中国成立 / 250
第一节 解放蓬莱县全境,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 250
第二节 组织干部南下,开展“归参”运动 / 260
第三节 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 265
第四节 加强经济建设,恢复发展各项事业 / 272
第五节 大批选拔培训干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 277
第六节 加强青年团建设,公开党的基层组织 / 279
第二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第九章 建立巩固民主政权 努力恢复国民经济 / 287
第一节 建立巩固人民政权 / 287
第二节 实施各项民主改革 / 301
第三节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 307
第十章 完成社会过渡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315
第一节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 315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323
第三节 过渡时期民主与法制建设 / 328
第十一章 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335
第一节 经济发展道路的良好开端 / 335
第二节 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350
第三节 兴建重点水利工程与区划调整 / 355
第四节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 / 359
第十二章 全面调整 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 365
第一节 调整与恢复国民经济 / 365
第二节 调整社会事业与政治关系 / 378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 382
第四节 组织开展多种学习活动 / 388
第十三章 砥砺前行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 / 396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影响 / 396
第二节 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发展经济 / 402
第三节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 410
第四节 全面整顿与稳定社会局势 / 414
第五节 再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高潮 / 420
第十四章 揭批“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 / 424
第一节 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 / 424
第二节 开展“双打”运动,稳定社会秩序 / 427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 428
第三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十五章 实现伟大转折与改革开放起步 / 437
第一节 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 437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 / 447
第十六章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 458
第一节 深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 458
第二节 全面改革政治经济体制 / 467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 480
第四节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487
第五节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 489
第十七章 改革开放系统推进 / 498
第一节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498
第二节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 509
第三节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 513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 / 522
第十八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528
第一节 培植产业龙头企业,推动全市经济跨越发展 / 528
第二节 优化政务环境 / 534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536
第四节 推进经济集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 540
第五节 改善民生,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 543
第六节 加强党的建设 / 550
第四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第十九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557
第一节 推进改革开放,壮大实体经济 / 557
第二节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 565
第三节 持续提升民生福祉 / 573
第四节 切实改善生态环境 / 583
第五节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 586
第二十章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 593
第一节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 593
第二节 以实体经济为主体,构建高质量发展新体系 / 594
第三节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 596
第四节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搭建高质量发展新平台 / 597
第五节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共享高质量发展新生活 / 598
第六节 深入建设平安蓬莱,营造高质量发展新环境 / 599
附 录
蓬莱革命先烈传略 / 601
蓬莱革命英杰简介 / 634
概 述
蓬莱位于胶东半岛北端,地处东经120~12108′,北纬3725~3750,西邻龙口市,南接栖霞市,东靠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山区,北临渤黄二海,与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隔海相望。陆域面积100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506平方公里,人口41万,辖5个街道6个镇和1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1处省级经济开发区、1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蓬莱史称登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有“山海名邦”的美誉。中共蓬莱党组织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壮大,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党政、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领导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并完善,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和繁荣。
一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蓬莱就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是山东省出现党的活动和建党较早的县。
赵鸿功是蓬莱小门家镇巨山沟村人,1926年考入烟台先志中学(1927年与渤海中学合并为烟台东海中学),1928年5月,赵鸿功在烟台东海中学入党。1928年底中学毕业后,受中共烟台特支委派回到蓬莱,先后在本村和蓬莱城丛氏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邢汝海、吕永田、李宗元、徐士恩、赵鸿渭等人为共产党员。翌年春季,成立了党小组,赵鸿功任组长。1929年秋,党小组改为党支部,赵鸿功任支部书记。在这期间,蓬莱党小组、党支部在烟台特支领导下,组织农民协会,不断开展反对军阀戮掠和封建地主豪绅盘剥的斗争。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赵鸿功、邢汝海等5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1931年4月5日、8月19日,赵鸿功、邢汝海在济南先后惨遭杀害,蓬莱党组织遭到破坏。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之后,一批外地和本籍共产党员先后来到蓬莱,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坚守革命斗争。1933年,刘元士(河北省完县人)在大柳行镇曲家村发展季铁生、曲伯言、周文华等人入党;同年,刘学美(栖霞人)在遇驾夼发展王克山、王克义、王克祯等人入党,成立了党小组;1934年李厚生(招远县人)、慕湘(蓬莱城里人)、于采臣(海阳县人)、刘坦(莱阳县人)等先后在蓬城、二刘家、大皂许家、兰荫李家、转山张家等地发展了多名党员;1936年,李大同(招远县人)、吕其恕(辽宁省庄河人)在山后顾家一带,发展了赵铁生、丁离南等人入党,成立了党小组。在这期间,蓬莱虽未形成统一的党组织,但却在全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蓬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共产党员于眉(蓬莱安香于家村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从北京大学回到蓬莱,直接领导蓬莱的抗日救亡运动。他首先恢复了几个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几名新党员,重新建立了中共蓬莱县支部。11月,在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柳运光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共蓬莱首届县委,于眉任县委书记。在蓬莱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蓬莱“民先”组织发展很快,到1937年底,各区先后都成立了“民先”区队部,并以“民先”为骨干,建立起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蓬莱县战地服务团,团员发展到近四百人。1938年2月,中共蓬莱县委成功地领导了蓬莱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于眉任政治特派员,周拥鹤任指挥,于仲淑任副指挥。3月上中旬,“三军二路”先后两次攻进蓬莱城,摧毁了伪政权。3月26日,建立“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于仲淑(蓬莱安香于家村人)为县长,这是山东省最早建立的县级人民政权之一。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即确定了“支援武装,保卫家乡,努力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同月,县委、县政府和“三军二路”政治部在南部的艾崮山区开辟根据地。这是胶东地区最早建立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撑点和胶东大泽山、昆嵛山、牙山根据地的中心联结地。在中共蓬莱县委和民主政府领导下,部队工作和政权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9个区成立了新的区公所,配备了政治指导员,“三军二路”很快发展到11个大队共2500余人,蓬莱的抗日救国形势一片大好。不久,因周拥鹤大搞分裂活动,根据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的指示,7月16日,对周所控制的二、六、七大队和警卫大队进行武装整编。7月20日,将“三军二路”部队整编为两个营,撤销“三军二路”番号,同时,建立了蓬莱县保安大队(县大队)。“三军二路”整编后,绝大部分党员编入部队党组织,地方上党员数量很少,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撤销原中共蓬莱县委,建立中共蓬莱特别支部,王夷黎任特支书记,孙端夫调任蓬莱县县长,同时成立了蓬莱县“民动会”“职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10月,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勾结牟平秦毓堂、福山陈煜等顽固派共3000多人围攻蓬莱城,企图颠覆抗日民主政权。蓬莱党政军在胶东部队配合下,粉碎了蔡晋康的围攻,巩固了红色政权。
1939年初,日军张宗援、伪军刘桂棠部沿烟潍路东侵,大举进犯蓬黄掖根据地。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及群众团体领导机构于3月5日撤离县城,转移至艾崮山区。不久,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在艾崮山区南官山村建立中共蓬黄栖特委(后改为中共北海地委),曹漫之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蓬黄战区指挥部,曹漫之任政委,高嵩任指挥,孙端夫任副指挥,蓬莱的工作由中共蓬黄栖特委兼管。为了便于开展行政工作,对外仍保留县长名义,全县设两个行署,一行署辖二、三、七、八、九区;二行署辖一、四、五、六区;在艾崮山区根据地设中心区。同时在蓬莱东半部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区的费县村建立秘密县委,8月,在蓬莱北半部设立蓬北中心区。
1940年3月,恢复中共蓬莱县委、蓬莱县政府和各群众团体领导机构,建立蓬莱县自卫团。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对全县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党员进行了审查,清除了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为加强蓬莱的七、九、十区的工作,8月,蓬莱县又成立了第三行署。7月到9月间,配合胶东主力部队,先后进行了双山反击战、大崔家反顽战、空山阻击战等战斗,取得反“扫荡”、反“封锁”的胜利。
1941年3月,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蓬莱县根据上级指示将原蓬莱县南自七区大山沟起,北至二区矫格庄止,东西划开,分为蓬东、蓬西两县。蓬东县由原5个区划为6个区,以磁山、石劈山为根据地,李砚农任县委书记,宫雨屏任县长。蓬西县由原7个区划为8个区,以艾崮山为根据地,张竹生任县委书记,李慕任县长。蓬莱磁山、石劈山根据地的开辟,有力地拱卫了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被驱逐出蓬莱,蓬东、蓬西两县合并为蓬莱县,张竹生任县委书记,李慕任县长,全县设13个区。8月,蓬莱县大队改编为蓬莱县独立营。1941年和1942年,是蓬莱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伪军对我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面封锁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蓬莱境内日伪据点达12处之多。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中共蓬莱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努力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增加职工工资政策;举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干部,在敌占区建立以我方为主的“灰色政权”,从而使蓬莱的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1943年3月,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蓬莱县成立蓬东北、蓬西北两个行署,7月,王一夫调任蓬莱县委书记,同时成立蓬莱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军民向敌人发起了强有力的反攻,至1945年3月,先后拔除蓬莱境内11处日伪据点,全县95%以上的地区解放,迫敌龟缩在蓬莱城里。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23日,盘踞蓬城的日伪军从海上逃窜,蓬莱全境解放。
抗战时期,中共蓬莱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有940人光荣牺牲。同时,在斗争中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民兵发展到8647人,自卫团员发展到24878人,党员从抗战初期的73人发展到4605人,全县有502个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抗战时期,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人们把今后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一切,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粉碎其在山东各解放区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解放战争时期,蓬莱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战胜利后,蓬莱县“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先后改名为“工人联合会”“农民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武委会”改名为人民武装部。1946年6月,蓬莱县独立营改名为蓬莱县警卫营。1949年2月,撤销“各救会”;1949年3月,蓬莱县人民武装部改名为蓬莱县人民武装指挥部。中共蓬莱县委书记先后由王一夫、徐明、王其恭、牟玉田担任,县长先后由孙自平、李执中、杨玉亭担任。这期间,蓬莱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深入开展了“查减”“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运动,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情绪。
1946年6月,正当全县人民努力生产恢复经济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烽火烧到蓬莱。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还乡团”侵入蓬莱县城,蓬莱县委带领全县人民与敌人展开了顽强斗争,先后进行了烟黄路伏击战、牛山伏击战、马山伏击战等数十次战斗。在蓬莱军民和胶东部队强有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于1948年3月18日逃离蓬莱。
解放战争时期,蓬莱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认真贯彻执行了生产、支前两大中心任务,积极投入了参军、参战、支前、“反蒋保田”运动。全县大批青年参军,据统计从1945年10月至1949年春,全县掀起了五次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先后共有13138名青年参军,其中在第五次大参军中,有143名女青年参军。全县有1995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有效地支援前线,县、区、村三级都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全县出动10天以上支前民工15429人次,先后参加了支援鲁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京沪杭战役及支援解放长山岛战役。全县有15名支前民工光荣牺牲,25人受伤。在完成生产、支前任务的同时,蓬莱各级党组织不断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到1949年3月,全县建有党支部624个,拥有党员12614名。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蓬莱党组织同全国其他党组织一样,肩负起建设新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蓬莱县委领导全县人民,结束了土地改革运动;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进行了整党整风;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完成繁重社会改革任务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蓬莱工农业生产均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
1953年至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县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顺利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县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1957年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过曲折,走过弯路。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党内斗争出现了“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公社化运动”“大办钢铁”以及随之而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现象,还有1959年反右倾斗争和以后的城乡“四清”运动,都给蓬莱县政治、经济工作带来了严重后果。最为突出的是1957年6月至1958年6月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对他们个人和国家都造成重大损失。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虽然受到“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影响,但蓬莱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1960年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了重重困难,先后完成邱山、平山、战山等几大水利工程施工任务,初步解决蓬莱百姓长时间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批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总结和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并形成了以“向雷锋同志学习”为标志的良好社会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蓬莱县委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变动,县委书记更迭7次,先后由牟玉田、宋有亮、戴长春、张明、李洪成、戴长春、陈永义担任。1953年10月增设了县委常委会,1956年至1962年先后召开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1958年11月,蓬莱、黄县、长岛三县合并为蓬莱县,县委驻地蓬莱城。1962年1月黄县恢复建制,1963年10月长岛县恢复建制。这段时间,党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65年底,全县基层党支部由建国初期的612个发展到745个,党员人数由建国初期的10938人发展到13516人。
1966年5月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给蓬莱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但是,蓬莱人民砥砺前行,极尽所能,抵制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扭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个重点不放,千方百计发展经济。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标志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蓬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蓬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推进改革和开放,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蓬莱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思想开始得到解放,干部群众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思想、组织上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经济上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较好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全县上下逐步形成政治安定、思想活跃、经济繁荣的局面。
1982年9月至1992年1月,蓬莱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政治上启动党政机构首轮改革,1984年3月,将县政府机构由原56个调整为40个,4月,撤销全县18处人民公社及所辖大队,设8镇12乡,辖607个行政村。经济上逐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到1983年2月,全县586个农业生产大队及2253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8月,供销体制实行“八扩、八改”;1987年6月,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一批“新八仙”人物。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1982年2月“全民文明礼貌月”和1983年2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基础上,1983年3月,蓬莱深入开展了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4年山东省文明单位建设会议在蓬莱召开。在党的建设上,自1985年5月开始,分县、乡镇、村三批次开展整党工作,到1987年2月结束,历时22个月,较好地完成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4项任务。
1992年1月至2002年11月为蓬莱改革开放系统推进阶段。1991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蓬莱县,设立蓬莱市(县级),标志着蓬莱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1992年2月开始,蓬莱开展“奔小康”活动,逐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粮经比从1992年的6∶4逐步调整到2001年的3∶7,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91年的3.2倍和3.84倍。工业企业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改组、改造、改制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一企一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到1998年7月,完成改制的企业占总数的93.7%,这期间,蓬莱市先后进行2次大的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职能配置更趋合理。同时,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初步解决改革开放与招商引资工作中的“中梗阻”;先后出台并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税费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住房制度等多项社会配套改革。蓬莱改革开放系统推进取得实际性、突破性进展。
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为蓬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迈进阶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目标定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蓬莱市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积极培植产业龙头企业、优化政务环境、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强化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到2012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5.4亿元,实现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3.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8.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393元,农村人均收入达到14519元,五项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小康社会规定标准。
六
2012年11月至2020年12月为蓬莱继续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蓬莱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启动实施“双招双引”、加快项目建设、培植壮大骨干企业、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五个方面,稳增长、提效益、壮大实体经济。从平安蓬莱、法治蓬莱、和谐蓬莱“三城联创”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从市场主体培育、城乡医疗保险、农村土地承包权确权及权力清单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在拓展城乡规模、完善城乡功能、协调城乡一体发展、建立健全文化、教育、医疗体系等方面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进步。在深化“一学三促”活动、坚决查纠不正之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扬“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工作作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密切党群关系,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面,引导党员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促进了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蓬莱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经过40年的改革探索与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全市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对外经济日趋活跃,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蓬莱先后荣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科技实力百强县、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中国葡萄酒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称号。今日的蓬莱,已经成为胶东半岛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蓬莱的传播及早期党的活动
1905年,蓬莱人孙丹林加入了同盟会,不久,蓬莱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后,蓬莱同盟会配合革命军,于1912年1月攻克蓬莱城,光复登州,成立登州军政府。但是,由于没有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阶级的领导,蓬莱反帝反封建运动同全国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斗争一样,最后均告失败,但促进了蓬莱人民的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提出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1928年11月,蓬莱早期共产党员赵鸿功受中共烟台特支委派回蓬莱开展工作。他在蓬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带领劳苦大众与军阀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殊死斗争,为蓬莱人民带来了黎明的曙光,推动了蓬莱解放事业的进程。
第一节同盟会登州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轰开了清王朝统治中华民族长达267年的封建枷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长江流域树起义旗,短短31天中,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影响遍及全国。11月13日,山东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起义,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召开大会,宣布山东独立,成立了山东军政府。11月12日夜,烟台同盟会员在毓璜顶召开会议,公推杨德盛、栾星壑为正副指挥,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兵分五路,进攻清道台公署、警察厅、电报局、邮政局和大清银行。登莱清青道台徐世光、警察厅总办赵汉英听到起义消息后逃跑,东山上清警卫军军官虞克昌率领士兵参加了起义,海军练勇营和海军学校学生也响应起义,一夜之间,未伤一人,各路起义军会师道台公署,起义宣告成功,结束了清朝在烟台的统治。14日,成立了山东军政府烟台军政分府。
11月24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投机革命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又归附清朝政府,许多革命党人惨遭杀害。烟台军政分府都督王传炯也在制造混乱,阴谋颠覆烟台军政分府。孙中山急派徐镜心、邱丕振等人由上海回山东领导革命运动。12月6日,徐镜心会晤了烟台革命党人,组织成立了“北方共和急进会”,自任会长,并派人到蓬莱、黄县组织分会,发动武装起义。此时,烟台军政分府都督王传炯强令“共和急进会”人员离开烟台。12月26日,徐镜心等人从烟台去大连,在大连与连成基、邱丕振、姜炳炎、安静山等人成立了“共和急进会”山东总支部,购置枪械,招募士兵400多人,并派同盟会员奔赴山东各地策划起义。同盟会山东分会主盟人徐镜心到了蓬莱县,与登州同盟会负责人孙丹林在蓬莱城北城门楼上进行了密谈。他们分析了国内形势,决定带领起义民军袭击登州水师营,占领水城,然后迅速突入登州府城,以震动全省,促进全省起义连锁反应。事后徐镜心返回大连筹备军械,联络关外绿林豪杰,以为民军起义的主力。孙丹林留在登州府城,组织发展同盟会员、爱国义士,扩大同盟会力量,内应起义。孙丹林在登州发展同盟会员20余人,主要有“华提士”药房经理柳延辂(柳仲乘),府城滩头操舢板驳船业的孙景春兄弟三人,仇恨官府的辛少白,负责民间治安的县城冬防队队长陈伯侠,清军前防营教官陈奇标,大学生陈命简、陈命扬、孙尹平、姜金和(致中),中学生张宗乔、沙树春、刘国璋,登州府电报生高子宾,商人辛甄甫、宫立轩、刘雁宾及陶国柱(子方)等。他们经常秘密聚会于“华提士”药房,研究起义事宜。孙丹林组织好登州府城起义接应力量后,即接到徐镜心从大连发来的“速来”电报,要他去大连引领起义军来登州。孙丹林立即对登州府城内应起义的各项事宜进行具体部署:孙丹林到大连后,用隐语回电一到,先由陈命简兄弟二人乘夜攀登府县南城割断电报线;由高子宾及陈奇标之子严密监视电报局长刘祥荪;由辛少白当夜带人迅速占据码头清军炮台;由辛甄甫等率领冬防队直赴县政府,看管知县王荩臣;占领府县衙门之后,由柳延辂接管御用的“自治会”。约定电报隐语是:当月日期用“韵目”,大连来的民军,少数用“眷到”,过千人用“全眷属”,登陆时间用《百家姓》中姓的顺序为钟点。然后,孙丹林赶往大连。此时,袁世凯的亲信爪牙登州知府孙熙泽,在多次接到徐镜心从大连发给他的警告信后,已逃往济南。登州府所辖的蓬莱、牟平、黄县、招远、栖霞、莱阳、海阳、文登等县、州、卫反动当局,见登州知府已逃,也不敢轻举妄动。
1912年1月13日午后,孙丹林从大连给登州府城柳延辂等人发来密电:“翰,全眷到,孙。”意思是1月15日凌晨三四时,从大连来的大批起义军将到达登州。1月14日,孙丹林与登州起义敢死队的邱丕振(莱州人,同盟会员)、刘雁宾、陶国柱、宫立轩及部分起义民军,乘定期航行登烟线的日轮“龙平丸”号先从大连出发,徐镜心带领在大连组织的大部分民军,化装成商人,包乘日商轮“永田丸-19号”,伪称直航烟台,随后跟行。由于人多,他们分批登上日轮,枪支弹药由徐镜心委托日本秘密会社“黑龙会”中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买通了宪兵、警察,让他们暗中放行。等轮船行至中途时,徐镜心、郑天楚等人各执手枪胁迫船主改道开赴登州。
1月15日凌晨4时,天上下着雪,徐镜心等大队民军所乘的“永田丸-19号”轮船跟上了先航行的“龙平丸”号。黎明时分,徐镜心、孙丹林见登州港“码头尖”炮台已白旗挥扬,得知作为内应的辛少白等人已夺取了清军炮台,“永田丸-19号”“龙平丸”号两艘轮船便在离岸两里处的浅海停航。这时,登州港内应起义的孙景春兄弟摇着舢板靠上轮船,孙丹林带5人登舢板上了岸,见有巡防清兵两人背着枪盘查他们,便出其不意掏出手枪抵住士兵胸口,缴了清兵的枪。然后直奔清军水师营哨兵窝铺,刚被惊起的6名清兵很快被解除了武装。这时,徐镜心率领大队民军陆续上岸。徐镜心令民军张队长带五六十人随孙丹林等5人突袭登州水城。邱丕振、刘雁宾、陶国柱、宫立轩等敢死队员,取炮台木梯搭靠在水城城墙的垛口处,并肩攀上城头,打开水城城门,全体民军立即进入水城。当起义民军逼近清军水师营时,孙丹林鸣枪,全体民军齐发,迅速冲入水师营。孙丹林用枪抵住水师营清兵统领王步青的胸口,让他下令全营清兵缴械。这时,王步青的外甥仓皇外逃,被起义民军队长一枪击毙,王步青急忙下令全营清兵投降。孙丹林让起义民军张队长与登州府内应起义人员辛少白等人看管清军统领王步青,并安排人警戒水城。孙丹林等5人由北门进登州府大城,只见城楼上高挂白旗,起义民军已大部分进入大城,登州府起义内应人员柳延辂等内应成功。1月15日上午9时,登州府衙、蓬莱县衙、自治会、电报局,已由徐镜心带领的起义军接管,登州城内贴满了起义军的告示,登州府已告光复,起义宣告胜利。上午10时,孙丹林率起义民军一个排去登州府城钟楼北的宋家,对宋家人晓以大义,获得宋家人同意,从宋家地窖中抬出木箱10多口,取出快枪六七十支,50两的元宝20余锭,送解府衙收存。当日晚,起义军召开会议商定成立登州军政府。连成基任登州军政府都督兼起义民军总司令,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刘艺舟任外交部长,崔景山任外交部副部长,宋庚廷(宋庆的孙子)任财政部部长,刘雨屏(登州义丰和银号财东)任财政部副部长,王荩臣(原蓬莱知县)任民政部部长,蒋洁章(蓬莱知县的幕宾)任民政部副部长,柳延辂任司法部部长,孙丹林任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
1912年1月16日,即登州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总司令连成基、总务部长徐镜心率领全体起义民军进攻黄县。黄县清知县迫于烟台、登州等地起义的大势所趋,弃城而去,登州民军赶到黄县,兵不血刃即收复了黄县城。连成基、徐镜心在黄县组织了临时地方组织后,率领民军开赴黄县城西的北马一带。此时,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张广建命令驻扎掖县的登州镇总兵叶长盛率清军反扑。叶长盛派清兵标统玉振领兵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配有大炮、机枪,前往黄县北马一带阻击起义民军,企图夺回蓬莱、黄县,进而扑灭烟台、登州的革命势力。由于起义民军仅有步枪、手枪及自制的土炸弹,火力配备与清军相差很大,刚与清军接火,起义民军便遭到清军机枪杀伤六七十人,起义民军很快溃败下来。连成基、徐镜心连夜带部分起义民军返回登州府(外交部长刘艺舟就此离登出走)。清军冲进黄县城,大肆杀害革命党人和起义人员。他们将俘虏的起义民军人员一律斩首,将刚光复上任的黄县民政长王治芗杀害,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得知起义民军在黄县北马一带大败后,留守登州府的孙丹林、邱丕振等,为防止黄县清军追到登州,急忙连夜招募了一个营的新兵,加上原来留下守城的剩余民军,组建了“鲁军北伐队”,派辛少白统领,邱丕振自任总司令,驻扎在登州府城南门里原镇台衙门内,以作应急用。连成基、徐镜心从黄县返回登州后,立即召开了军政府会议,但连成基与邱丕振发生矛盾,互相埋怨,连成基当众辞职,并与徐镜心出走烟台。清军压境,孙丹林急忙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支援。南京复电:“已饬沪军陈其美都督,即派海、陆军驰援”。北伐海军司令汤芗铭、副司令杜锡圭接到孙中山电令后,先派巡洋舰“海琛”号驶往蓬莱县,以张声势。次日,杜锡圭随“海容”号、“南琛”号巡洋舰开到了蓬莱海面。1月25日,陈其美派沪军司令刘基炎率领陆军一个旅,以及唐之道团、方日中炮兵一团,分乘“新铭”号、“新昌”号、“泰顺”号、“爱仁”号四艘轮船来到登州海域。孙丹林、邱丕振、姜金和代表登州军政府登船欢迎沪军到来,并进行犒军。孙丹林、姜伯铭等登上“海琛”号军舰会晤杜锡圭,要求其将舰艇开赴黄县、龙口海域游弋,以牵掣掖县清军后路。沪军刘基炎的司令部设在登州中学堂。当日深夜,登州绅商柳延辂、葛式翰、陈伯侠、辛甄甫等到沪军司令部,商请沪军尽快开赴前线。次日清晨,沪军三四千人高唱战歌,肩负辎重、机枪、登城木梯,开赴黄县。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南北进行议和,全国战事结束。1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篡权,在黄县的清兵标统玉振不战而退,据守掖县。民军进入黄县城,黄县再次被收复。刘基炎率领沪军由黄县回登州后,清兵不敢进攻登州,城池安然无恙。因此,沪军以此居功,贪得无厌,而“鲁军北伐队”司令邱丕振势力单薄,不能扩充实力,也不敢以东道主自居。一次,刘基炎沪军与“鲁军北伐队”发生激烈矛盾,沪军将鲁军统领辛少白传去看管起来。第二天,邱丕振要求沪军释放辛少白,辛少白就此愤而辞职。邱丕振解散了“鲁军北伐队”。沪军司令刘基炎被袁世凯授予21师师长之职。后来,刘基炎与副司令方日中、团长唐之道发生权力之争,沪军内部发生兵变。1912年3月19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烟台军政府都督胡瑛辞职。3月28日,袁世凯派周自齐出任山东都督,聂宪藩任烟台镇守使,并派北洋军1500人进驻烟台。不久,曲同丰公布为烟台地方长官。曲同丰、王金钰到蓬莱县解散了沪军。至此,登州军政府实际上已不存在,登州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
第二节“五四”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辛亥革命后,蓬莱县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国政权。蓬莱县衙改为县民政署,设民政长,总理全县政务。县民政署内部改班、房为科、股,分别负责有关事务。不久,根据北洋军阀政府规定,县民政署改称县公署,民政长改称县知事。知事公署下设总务、财政、司法、民政等科,还设有警察事务所、劝学所等机构。中层组织分为城、镇、乡,其自治组织为议事会。辛亥革命对蓬莱人民来说,许多方面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阶级对立矛盾日益尖锐,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蓬莱人民税务负担沉重。民国初年,农业税(田赋)征收仍沿用清朝制度,征收额按地丁银两折征收银圆或实物。有的年份,全县征收田赋高达48079元。民国时期,除沿征清代开征的工商各税外,又陆续开征了一批新税,如印花税、酒牌照税、牲畜税、油税等。除了农业税、工商各税外,县内还征收其他捐税,如盐税、契税、地摊税、警察税、冬防捐、锅房警捐、商号捐、盐税附捐、货税附捐等,多达数十种。除了捐税负担外,地租是地主剥削贫民的另一种形式。蓬莱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分租制和包租制(有的地方还存在劳役地租剥削)。分租制是一种佃户与田主共同分配收获物的制度,人工、牲畜、农具归佃户承担,而肥料、种子多由田主、佃户双方均摊,收获物按一定比例分配。包租制,是指所有的耕作费用统归佃户承担,地主坐享固定地租。无论分租制、包租制,租期和收获物分配,均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调整。纳租方法主要有物租、分租和钱租。物租即“佃户缴纳定额的农产物于田主”,分租是指“佃户按一定比例缴纳农作物于田主”,钱租即“佃户缴纳定额的货币于田主”。有些地方的地主得收获物的70%以上,剥削极重。蓬莱县耕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许多村的好地被地主、官宦人家霸占,贫苦农民仅有的一点地,也是山塂薄地,收获粮食很少,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冬天,贫苦农民穿着空心破棉袄,腰里扎着草绳子,每天只喝一顿稀饭,省下点粮食在农忙时吃,即使农忙,家里女人也是以喝稀饭、吃山菜度日。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地。有的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却有四五户地主。地主住的是青砖瓦房,深宅大院,贫穷农民的住处是残垣断壁,茅棚土屋。有的年份,春上久旱无雨,秋天雨涝成灾,地里几乎颗粒不收,佃户交不上租息,地主告你“抗交租息”,县衙将人抓去监押,为了赎回亲人,很多人家业破败,债台高筑,只有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大多农民在地主家扛长活、打短工。雇工工资有年工资、月工资、日工资、计件工资等,工资标准由雇主决定,雇工收入低微。有的人由于劳累和饥饿,急病夭折,有的很早就去世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美等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1919年4月30日,在巴黎和会上,帝国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对德和约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以外交失败为导火索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国内爆发了。山东迅速掀起了以济南为中心、以声援北平学生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内容、以发表通电和集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除了济南等大中城市外,山东省的曹州、蓬莱等30多个县市举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6日至17日,以省立第八中学为主要力量的蓬莱进步师生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他们联络各学校致电北平学生,表示誓作他们的后盾;联合各校各界成立演讲团,深入工厂、农村组织游行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与各界团体一起组成“国民联合会”,议定救国办法,号召城乡人民提倡国货、查禁日货,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抵制日货斗争。5月19日,蓬莱县各界召开万人大会,与会代表纷纷登台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6月开始,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目标集中到了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上来,山东各界掀起了拒签“和约”的请愿斗争。6月10日,蓬莱县省立第八中学联合社会各界再次召开大会,将查获的日货当场销毁,以示爱国、救国之心。6月16日,蓬莱县500多名妇女组织成立了蓬莱县妇女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书,呼吁“全国联络一气,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奋斗”。6月17日,全国再次掀起拒签“和约”斗争高潮,山东省各界人士组成了赴北平请愿团,蓬莱县派学生代表参加了赴北平请愿团。6月20日,由85人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前往北平北洋军阀总统府求见,但军阀政府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非常愤慨,全体代表冒着倾盆大雨,齐跪于新华门前,坚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直至夜晚,迫使军阀政府答应接见。军阀政府对山东各界请愿团的要求作出含糊其词的拟批,又一次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懑。山东各界请愿团当即通电全国,望全国各界声援,并派人返回山东,组织第二批赴北平请愿团。最后,全国爱国青年及各大城市工人的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中,蓬莱县的爱国运动首先是在学校发起的,蓬莱县的学校教育有着悠久历史。1902年后,蓬莱县传统的私塾教育形式逐步为学堂教育形式所代替。是年,蓬莱县瀛洲书院改办为登州官立中学堂,学制为5年,登州所属各县学生考试合格后都可到中学堂就读。1913年4月,登州府被撤销。9月,登州中学堂改称山东省立第八中学。1915年,全县办有小学40多处,有小学教职员206人,学生1551人。1919年,在蓬莱的山东省15所中学之一的省立第八中学有学生175人,教职员工15人,教学规模有了扩大。另外,还有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文会中学,学校设初中班和小学班。在众多小学中,著名的有县立第一小学、河北崖(现北沟镇河润村)小学、北沟小学、启明小学等。蓬莱县中小学校聚集了一批思想比较先进的教师,他们对学生进行了进步思想教育,各学校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活动,是蓬莱“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宣传者和参与者。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在蓬莱的传播和党组织的诞生
“五四”运动后,蓬莱县仍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农民的捐税负担依然沉重。为谋生,蓬莱许多农民逃往东北三省,以至于“闯关东”成为当时农民离家出走的专门术语。蓬莱难民去东北,本来是期望寻求一条生路,但是,那里等待他们的也是一个严酷而悲惨的世界,许多难民沿途倒毙,目睹惨状者,痛不忍言。面对悲惨的社会现实,蓬莱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接受革命思想,并尝试着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寻求可以改造中国的道路。
一、无极会在蓬莱的活动
无极会起源于滕县,原名无极道,1928年秋传入招远县毕郭村。
1928年前后,军阀、土匪盘踞胶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军阀刘珍年部三万余众,庞大的军费开支均由地方税收负担,其时每亩地丁税银由一两正税稔加到八十元之多,还有副税、杂税等不定期地向百姓勒索。因此,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民国十七年,天又旱,黏虫粘,土匪绑票兵要捐;指望庄稼来糊口,可恨蚂蚱遮住天。兵匪蝗旱来为害,无辜百姓哭苍天。
曲长庆,蓬莱县城南郭东区河西社时家村人,担任河西社社长。他性情耿直、忠厚,体恤民众,痛恨军阀、官吏。其曾先后开设木匠铺、赁铺、油坊、粉坊,且有一百多亩地,家境殷实。由于民众贫困,每次的捐税曲长庆自己会出大部分,为了替社里民众缴捐,他曾亲自到城里用20亩地作抵押借高利贷缴上。几经借垫,曲家也拮据了,曲长庆也不得不设法抗缴捐税。于是,县里准备拘传曲长庆。听到这一消息,曲长庆便于古历冬月去黄县一个教书的表兄家里商量对策。表兄说:“听说滕县兴起了无极道,招远县黑山社也有了,他们起来抗捐抗税,你何不去学学?”于是,腊月下旬,曲长庆先后带领其三弟曲长兴和河西魏家王文伦及杨君海等10余人去招远县黑山社水旺庄壮身入道。
1929年农历二月初九日,曲长庆一行20多人和招远县黑山社派来的120多人一起,来到蓬莱县郭东区时家村,驻扎在天齐庙,初步拉起了蓬莱无极会的队伍。
正流亡大连的张宗昌、褚玉璞等从大连潜回。除从大连带来大批流氓、白俄兵外,又在黄县等处网罗旧部,联络了昌潍的孙殿英,加上已宣布拥张反刘的原刘珍年的第二师、第四师和第五师等共约四五万之众,组成讨伐刘珍年的同盟军,由张、褚统领分别从各地向烟台方向推进。
二月初九日,张宗昌率领的一部人马从黄县向东挺进。其先遣部队的3个探马有2人被无极会会员所杀,于是他派兵包围了天齐庙。
天齐庙院内,无极会会员跪了几排,正在念咒语,庙外官兵持枪平射,把“山门”打穿了,把庙墙打破了,把庙院饭棚里的吊灯也打碎了,就是没射到跪着的人。官兵越来越近,离庙约有50米时,招远道长突然喊了一声“杀”!会员们猛地跃起,向官兵冲去。官兵猝不及防,个个惊得六神无主,四处溃逃。无极会员凭着旺盛的士气勇猛刺杀,官兵死伤甚众。仅在时家东河里就有12具尸体,其他地方死的人数未及统计。这次战斗中无极会无一伤亡,缴到了一支军号和10多支步枪。为了防备敌人反扑,当夜无极会队伍退出天齐庙,准备开往招远县黑山社三官庙。
二月初九日深夜,无极会队伍在黄县石良集宿营。第二天早饭后,得知张宗昌正率队伍从黄城集过。曲长庆和招远来的原道长议定,马上去黄城集袭击张宗昌的队伍。当无极会的队伍开始行动时,张宗昌正在岳王庙大阁上给民众讲话,等他发现无极会队伍时,会员们已经冲进街里。张宗昌命令士兵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无极会的会员们逼近大阁,立时响起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吓得张宗昌胆战心惊,只得进阁藏到“岳王爷”的幔子后面。
无极会员们在原道长的率领下和张部在街里进行巷战,很快便把张部撵上大道,顺大道又往西赶下去。当会员追到城西头村东时,正遇张宗昌招募的白俄队伍,白俄兵正抻着个脖子痴呆地东张西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时,锐利的长矛便捅上去了,会员们从白俄兵手里夺下两挺马克沁重机关枪。在大宗家河激战时,无极会员们杀掉张部官兵30多人,在黄水河又缴获了张部的6辆辎重车和1门小炮,名声大震。
农历三月初,曲长庆等和招远县黑山社派来的五六十人一起,回到了时家村,在天齐庙前竖起大旗,上书“无极”二字。曲长庆召集各村民众大会,宣布建坛。他先讲明建坛的宗旨,曲长庆沉痛地说:“我们百姓多少年来惨遭践踏盘剥,数不尽的苛捐杂税和差役,我们没有力量负担,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必须抱成团体与官府对抗,保卫身家性命。无极会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抗差役才建坛的。今后坚决不交官府的捐税!坚决不出一差一役!谁愿意就入会,不愿意的,你们就纳捐税、出官差吧!”曲长庆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民众的心。随后,王兆安又慷慨陈词,话语激昂,民众深受鼓舞,当时就有许多民众报名入会。于是,曲长庆宣布蓬莱无极会在时家村天齐庙建立总坛。曲长庆为总道长,王文伦为副总道长,杨君海为外交道长,王兆安、王贻厚为演说道长,刘福禄、余继良等担任书记(办事员)。总坛下设十个分坛,每坛设道长数人。会员平时屯田,遇有战事随召随到。乡间有些富户,有的与官府勾结,有的胆小怕事,不愿入无极会。于是,无极会采取“吃大户”的办法,提出“均粮共食,有饭大家吃”的口号,拉起队伍一同去吃。对于不参加无极会的村庄也是同样办法。因此,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以郭东区时家村为中心,西起黄县东部边缘,东到大辛店,南自黄水河南岸,北至北沟、平山河以北,发展会员万余人。从此,入会的村庄,抗捐、抗税、抗差役的势头很猛,无极会的声威大震。
无极会利用道教教义作为思想基础,并以迷信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宗旨是抗捐抗税,是农民抗拒官府苛捐杂税的暴力组织。这对当时深受军阀官吏欺凌压榨的群众来说,恰如引爆的火种。于是,农民们闻风而动,纷纷入会,在短时间里便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无极会的发展震惊了蓬莱官府。县长柳仲乘怕无极会继续扩展,便决定用安抚的办法缓和一下矛盾。于是便与曲长庆谈判。最后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一、加入无极会的村庄,不缴捐税,不出差役。二、以平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此后,郭东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区域,一应民政诉讼事宜皆由总坛的几个道长、书记掌管,全区的黎民百姓此时可谓扬眉吐气。
时家村一户农民的闺女,嫁给余家村一户豪强,媳妇受虐待几乎致死。女家慑于男家的淫威,离婚又不敢,不离又活不下去,眼看着闺女活受罪。无极会兴起后,女方向无极会老坛控告,老坛当即派人将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闺女接回娘家,退了亲,民众交口称赞。无极会不畏权势,不惧富豪,真正为民众撑起了腰,农民们不纳税、不缴粮,休养生息,各理生计。会员们平时在家务农,一旦接到集结通知,迅速行动,大家同心同德保卫乡土。这样,人民的生活相对地安定了一个时期。
在无极会的局面打开以后,会员们的斗志十分旺盛,特别是青年会员,精神振奋,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曲长庆及招远来的原道长等错误地认为:无极会的实力已经很雄厚了,应趁眼下士气正旺,迅速攻城,不能错失良机。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他们计划搞里应外合,夺取蓬莱城。具体计划是:组织人往城里运秫秸秆,把红缨枪的矛头取下放进秫秸秆里,把枪杆当腊木棍捆起来,装作进城去卖;一部分会员扮作赶集的,趁天刚亮开城门时,分别从各个门进城,等到大队攻城时,进行里应外合。
1929年春,刘珍年战胜张宗昌,占据胶东十一县,把持地方行政。派二旅旅长梁立柱带兵驻防蓬莱城。大迟家村迟建业在城里开染坊,和梁立柱交往甚厚。他和刘福禄有矛盾,极力怂恿梁立柱出兵剿灭无极会,趁机找刘福禄报仇。
无极会准备攻打蓬莱城的消息激怒了盘踞蓬莱的刘珍年部第二旅旅长梁立柱。八月二十一日夜,梁立柱亲率队伍下南乡袭击无极会,途经平山时,放火烧了三官庙,拂晓时,队伍进入郭东区,包围了时家村,破晓时,时家村四周响起了枪声。
当夜驻在总坛里的招远会员有40多人,听到枪声时,发觉已被四面包围,便组织起来,冒着枪林弹雨向东南方向突围出去。此时,周围村的会员们也相继持长矛呼喊着奔来。后迟家村十八岁的会员迟云鹤,听说官兵来打无极会,急忙跑回家去取长矛。全家人堵在门口不让他出屋门,他急了,跳起来,从家里人肩上爬着跳出去,随村里会员们一直冲向天齐庙。此时官兵已占了优势,会员们见大势已去,除少数会员与之殊死战斗外,大部分四散逃开。
梁立柱部放火烧了天齐庙,又在时家村和河东的于家庄纵火焚烧民房。于家庄共烧毁房屋40余间,时家村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此次有14人被杀害,曲长庆的二弟战死在自家的过道里,四弟战死在马兰沟。于学令被官兵劈掉了半边脑壳,会员被砍死者不计其数,其状甚惨。
梁立柱的旅部驻在大迟家村,一连折腾了两三天,除收缴了长矛等一些兵器外,只抓了些普通会员。有的花钱赎出去了,有的取保也放了,没有抓到刘福禄和其他头领,于是迟建业就出了个主意,吩咐人去余家村召开民众会,声言要查户口,只要出来登记上户口,就可平安无事。这样一来,村民们纷纷前来登记户口,无极会书记刘福禄这时也随着出来。其邻居余继善一见他吃了一惊,忙说,“你快回去。”刘福禄坦然地说:“没事,我刚才占了一卦,是‘六和卦’,大吉大利。”说着,他径直朝登记户口的桌子走去。登记的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福禄。”登记的官兵一愣,接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村民说:“好啦,就登记到这里,都回去吧。”刘福禄被抓走后惨遭杀害,并把他的头悬挂在南城门上。数日后,刘福禄的妻子花钱疏通买下刘福禄的头。傍晚,官兵把人头从城门上放下来交与刘妻。她用袄襟把人头兜起来,摸黑走了40里山路,刚天亮才赶回家,把头和尸体缝合在一起,然后下葬。经过这次洗劫,时家村人烟渐稀,曲长庆、杨君海等首领都逃亡到外地去了。
二、蓬莱早期的共产党员
赵鸿功,1908年出生在蓬莱县巨山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把他培养成知书达礼的人,从小就把他送入本村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蓬莱城里的志成高级小学,1926年,赵鸿功又考入烟台先志中学。这一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烟台学生、工人、士兵中积极开展工作,其中海军学校、益文中学、志孚中学、烟台八中、先志中学等学校是活动的重点。先志中学的进步教师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经常凑在一起,议论形势,交流思想,组织读书会,办墙报,进行反帝反封建、拯民救国宣传活动。赵鸿功在此影响下,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但烟台共产党的活动没有停息。同年秋,赵鸿功所在的先志中学与烟台渤海中学合并,取名东海中学。1928年初,赵鸿功在进步师生的帮助下,与中共烟台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党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同年5月,在东海中学,赵鸿功由烟台真光女中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蓬莱县处在国民党新军阀刘珍年军队统治之下,横征暴敛,肆意敲诈勒索,规定每人地丁银4元,附加4元,再加上杂税,总共有20多元。有时还以“借”的名义向老百姓勒索财物,一年下来,仅是“借”去的,就相当于正常年景三到五年的地丁银子,再加上特别捐10到20元,全县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年11月,为开展农民运动,受中共烟台特支委派,赵鸿功回到家乡以教学为掩护,在巨山沟一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深入到贫苦农民家里,用通俗的话语讲解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时,秘密组织农民和蓬莱无极会一道与反动官府、地主恶霸进行斗争。
三、中共蓬莱党组织的诞生
中共蓬莱县小组的建立在蓬莱县“无极会”农民运动发起时,共产党员赵鸿功也在积极扩大党的组织。蓬莱县吕家沟村的邢汝海,出身贫苦,富于反抗精神,参加了农民自发组织的“无极会”,斗土豪,“吃大户”,抗捐抗粮,成为附近村的领头人。赵鸿功经常找他谈心,分析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谈论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向他进行阶级教育。经过赵鸿功的引导,邢汝海很快就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赵鸿功介绍邢汝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发展了上王家村李宗元、吕家沟村吕永田、巨山沟村徐士恩和赵鸿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赵鸿功向中共烟台特支汇报了蓬莱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经中共烟台特支批准,在蓬莱县巨山沟村成立了中共蓬莱县小组,赵鸿功任组长。
中共蓬莱县支部的诞生中共蓬莱县小组成立后,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开展农民运动。为防止敌人破坏,赵鸿功经常组织党员在巨山沟村北“团子顶”山上秘密集会,学习党的知识,交流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任务。他们还经常走村串户,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军阀、地主恶霸的罪行,向贫苦人介绍南方省份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启迪民智。他们先后发展农会会员50多人,建立了蓬莱县农会组织,并安排李宗元、吕永田具体负责农会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农会会员们向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讲解革命道理,号召农民跟着共产党走,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反对国民党统治,引导广大穷苦人民与官僚地主进行斗争。
1929年5月25日晚上,赵鸿功带领全体党员和部分农会会员,借第二天野王家村赶庙会之机,在野王家村的墙壁、树干上贴上了许多“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拥护为穷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等标语口号。此后,他们又多次将这样的标语贴到蓬莱城的大街小巷,轰动了蓬莱县,给劳苦大众以极大鼓舞。1929年秋,经中共烟台特支批准,中共蓬莱县支部在巨山沟村成立,赵鸿功任书记,党支部直接受烟台特支领导。
1930年春,为更好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赵鸿功来到蓬莱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蓬莱城,经小学同学介绍,到蓬莱城丛氏小学(后改名良弼小学)任教,更名赵镇东,从此,蓬莱县党的活动便以蓬莱城为中心开展起来。在丛氏小学,赵鸿功不但认真讲授文化知识,而且注重育人,为革命培养人才。他把渔妇受苦的诗歌改编成剧本,组织学生排练,在学校、社会上演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经常利用晚上时间给高扬文等一批进步学生讲阶级斗争知识,讲穷人要翻身必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道理;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讲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像俄国那样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使他们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丛氏小学期间,赵鸿功根据蓬莱县的情况,组织党员开展农村工作。他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经常同他们谈心,宣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他经常去烟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听取指示,以指导蓬莱县党的工作的开展。每次去烟台,他都想办法购置一些进步书刊带回来,分送给党员及进步人士阅读。
四、蓬莱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
1930年,称霸胶东的军阀刘珍年走向了全面反共道路,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整个胶东半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3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已经在刘珍年军队中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先后离开烟台,留下来的中共烟台特支、中共蓬莱支部、刘珍年军队中的共产党支部以及烟台花边厂党支部,合并成立了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许端云任书记。4月,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改组为中共烟台市委,辖7个支部,有党员40多人,中共蓬莱县支部改由烟台市委直接领导。党在蓬莱的工作受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1930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给烟台市委的指示信》中写道:“龙口、蓬莱特支工作,市委应在工作上加紧对他们的指导,与他们建立很好的经常联系,督促他们扩大组织,成立县委。市委接到这一指示信后,要详细讨论,并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迅速拟出最低的工作计划,报省委批准,发到下级切实执行。”就在蓬莱党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扩大组织、秘密筹建蓬莱县委的时候,赵鸿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时,中共蓬莱支部与烟台党组织的联系,主要通过中共地下党员烟台太平街万国理发馆的陈凤翥进行,陈凤翥住烟台电报局街二号。同年秋,赵鸿功寄给陈凤翥的信被刘珍年21师政训处秘密拆检查获。不久,刘珍年21师政训处长李伯良带人到蓬莱城,在国民党县政府的配合下,突然将赵鸿功逮捕。
敌人搜查了赵鸿功在丛氏小学的宿舍,又派人搜查住在蓬莱城里赵鸿功的叔兄赵鸿富的家。接着,到巨山沟村赵鸿功的家中搜查,搜出农会会议记录一本。赵鸿功被关押在蓬莱县看守所时,敌人放出话说:只要赵鸿功承认自己年幼无知,一时上当,就会放了他。为此,有的小学教师利用去看守所探望赵鸿功的机会,把话传给了赵鸿功。赵鸿功坚定地说:“那是叛变,我不会那样做。”体现了赵鸿功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一个月后,赵鸿功被押往烟台。赵鸿功被捕后,他父亲心急如焚,急忙赶到蓬莱城营救,不久,病逝于蓬莱城。国民党县政府根据搜查到的农会会议记录,于1931年1月14日晚上,派军警到巨山沟村一带,以查夜为名,将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4名共产党员逮捕。共产党员赵鸿渭因去旅顺办事,幸免于难。
1931年3月4日,邢汝海等4名共产党员与关押在烟台的赵鸿功,以及在烟台被捕的共产党员许端云、王章、周恩庆、陈凤翥等,同车押往济南。在济南国民党监狱,赵鸿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为掩护同志,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一口咬定邢汝海等同志仅参加了农会,并再三申明:“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勿涉他人。”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见从他身上得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便以“加入红匪,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赵鸿功死刑。
1931年4月5日,赵鸿功与曾先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山东党的重要干部一起惨遭敌人杀害。在押往刑场途中,赵鸿功和难友们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3岁。
1931年8月19日,邢汝海与许端云、周恩庆、王章等21名共产党员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被敌人杀害。李宗元、吕永田、徐士恩三人,因只承认参加农会,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8年。一年后,李宗元病死在狱中。
第四节蓬莱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营地和沈阳城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从1933年开始,一批外地和本籍的共产党员先后来到蓬莱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反帝反压迫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引起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同年10月,在全国抗日浪潮鼓舞下,尊三小学校长于仲淑建立了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1936年9月,又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县大队。抗战服务团和蓬莱“民先”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赢得了全县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后来蓬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准备,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一、外籍共产党人在蓬莱的活动
李厚生(李日三)招远县人,1930年在福建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1931年底,他从福建返回招远县,1933年7月加入共产党,并成立了中共道头小学支部,任支部书记。同月,中共莱阳中心县委鉴于李厚生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便派他到蓬莱县开展党的工作,并继续负责中共招莱特支工作。李厚生到蓬莱后,在蓬莱城文会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与共产党员刘学美取得了联系。他来往于蓬莱、黄县、掖县等地发展党的组织。
刘学美栖霞县栾家沟村人,1932年秋在莱阳乡师加入共产党。1933年暑假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回家后,在村里开展党的工作。刘学美经常到蓬莱县遇驾夼村、大夺沟村、转山张家村一带活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遇驾夼村,他发展了王克山、王克义、王克桢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王克山任组长。刘学美还经常到蓬莱县城文会小学与李厚生进行联系。1934年2月,刘学美根据李厚生的要求到蓬莱城周围开展工作,住在三里沟村,以扛活为掩护,先后发展共产党员3人。他受命在蓬莱城东门外租了三间房子,开办了绳子铺,作为秘密联络点,接待安排蓬莱域内外流亡的共产党员。
刘坦莱阳县人(现莱西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莱阳边区委员。1934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莱阳、海阳、招远等地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进步群众被捕和被杀害。李厚生、刘坦、田绰永、王德安等在招远县高洼村召开中共招莱边区特支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暂时离开招莱边区,转移到蓬莱、黄县;未暴露身份的党员留在招莱边区坚持斗争。刘坦则来到蓬莱县,以打短工做掩护开展工作。海阳县党组织被破坏时,有些党员来到蓬莱,在县城画河一带做工,刘坦把他们组织起来,秘密开展活动。1934年夏,刘坦到了蓬莱县大辛店村,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又到了兰荫李家村,以打短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与穷苦人交谈,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展一名雇工入党。他多次领导雇工同雇主进行斗争。后来,刘坦到了遇驾夼村,住在共产党员王可义家,经常同遇驾夼村的党员一起召开党员、贫雇农会议,讲解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阶级根源,宣传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当时在遇驾夼、沙沟、转山张家、兰荫李家、大夺沟、王格庄(现名王庄)、后吴家等村各发展了1名到3名共产党员。
刘元士等人的革命斗争刘元士(刘同吾),河北省完县大恩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共保定地委组织部部长兼交通科长、中共保定特委书记。1930年,共产党发动了著名的河北省五里岗武装暴动,刘元士是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中共保定地委领导的河北省易县五里岗武装暴动队伍,在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运动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暴动失败后,刘元士等26名共产党员到了天津市英租界祥善里,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天津英租界祥善里共产党地下组织被敌人破获,刘元士被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元士等60多名共产党员被敌人用火车押往“北平第二军人反省院分院”关押。1932年,蓬莱县大柳行曲家村的曲伯言在北平自家开设的天顺东商店时,通过商店经理张凤义(刘元士的亲戚)介绍认识了刘元士。刘元士在狱中患了肺病,曲伯言便以父亲在北平的天顺祥、天顺东商店作保营救刘元士出狱。曲伯言还以其开设的泰顺等商店作保,使在押的其他两位革命者出狱。同年秋,曲伯言资助刘元士到上海,恢复了党组织关系。1933年7月,受曲伯言之邀,刘元士来到蓬莱县大柳行曲家村以养病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刘元士先后发展季铁生、周文华(周荣鑫)、曲伯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9月,曲伯言从北平朝阳大学回到家乡蓬莱大柳行曲家村,10月,被曲家村民推举为小学校长(义务职)。在刘元士的倡导下,曲伯言以校长的名义,借用曲家村小学的教室,创办了农民夜校,主要招收曲家村及周围村的贫雇农学员30多人。刘元士任政治课教员,曲伯言任识字课教员,季铁生任算术课教员。通过农民夜校,他们讲授文化知识,传播进步思想,团结群众,提高贫苦人的阶级觉悟,启迪民智。
1934年,蓬莱县设九个区,辖69个乡镇,曲家村属于第九区,区公所设在东流院村。在刘元士的倡议下成立了蓬莱县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刘元士任组长,季铁生、曲伯言为组员。蓬莱县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一是领导雇工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1935年春,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地主富农雇用民工给自己耕田种地,残酷剥削穷苦农民。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抓住这一时机,领导雇工们向地主富农开展了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并表示不改善劳动待遇决不上工。季节不等人,地主富农见引起了民愤,众怒难犯,不得不答应雇工们的条件,被迫给每个雇工增加工资5元,外加单衣1套。二是领导农民抗拒非法修路斗争。1935年春,烟台私商开办的协和汽车公司与蓬莱县建设局勾结,胁迫蓬莱县第九区磁山乡17个村的村民为协和汽车公司修汽车路。这条路从蓬莱县东边与福山县的一个交界处起,到蓬莱县磁山乡和庄官乡的接界处,有10多里长。修路占用农民的土地,农民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和补偿。刘元士领导的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借机发动农民抗拒修路。他们设法查阅了烟台协和汽车公司在山东省建设厅的立案,知道烟台协和汽车公司经营范围是烟台市内,不能超出烟台市搞运营。于是,他们带领农民到国民党县政府据理辩解,国民党县政府理屈词穷,烟台协和汽车公司不得不停止无偿占用农民的土地。三是组织领导大柳行小学教师拒绝“甄别”考试斗争。1935年底,国民党蓬莱县政府教育科在大柳行镇小学召开磁山乡各村小学教师会议,曲伯言以小学校长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部署寒假期间,全乡各村小学教师到县教育科进行“甄别”考试,考试不及格的,罢免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题目是“白色帝国主义与赤色帝国主义其义安在”?企图迫使教师撰写反共文章,不写反共文章的教师,将面临被清洗出教师队伍的可能。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的刘元士、季铁生、曲伯言商量决定组织小学教师开会,揭露县教育科阴谋,号召全体教师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他们的宣传教育下,全乡小学教师放寒假时纷纷回到了自己家中,拒绝去县教育科参加“甄别”考试,使国民党县政府的阴谋落空。
李大同、吕其恕等人的活动1936年6月,共产党员李大同(招远县人)、吕其恕(辽宁庄河人)受烟台党组织委派到蓬莱开展工作。他们在山后顾家村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先后发展山后初家村赵铁生(赵经敖)、芦洋村丁离南(丁元灿)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党小组,吕其恕任组长。李大同负责联系蓬莱、黄县、招远三县工作。他们开展了“民先”工作,由丁离南介绍,发展张铭、丁化北等六七人为“民先”队员。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李大同等人十分重视抓武装。当时,山后顾家村属于第九区,李大同派赵铁生打入九区“乡校”中队,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帮助他竞选为“乡校”中队长,并培养和发展了一批进步力量。有一次,国民党县政府要九区“乡校”中队到大柳行村一带抓捕一名共产党员。为蒙蔽敌人,李大同让赵铁生带领部分“乡校”人员到大柳行村虚晃一枪,回来告诉国民党县政府要抓的人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平民百姓。
二、共产党员慕湘等人的活动
慕湘(慕显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身份暴露,先后被莱阳乡师和济南正谊中学开除,1933年12月回到家乡蓬莱,根据李厚生的指示在蓬莱城里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他联络了小学时爱好文学的同学和友人李隆兴、孙启昶、张鉴明等人,成立了尘烟文艺社,为当时的《蓬莱日报》撰写副刊《尘烟周刊》。因宣传进步思想,刊登进步文学,1935年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到刘家沟小学和大皂许家小学任教,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孙自平、孙启昶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严酷清乡,慕湘离开蓬莱,先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三、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的建立
1935年6月,日本以武力相威胁,胁迫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又签订了“何梅协定”。两个协定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华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全民族的正义要求。
在蓬莱二区尊三小学任校长的于仲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形势,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鼓舞下,根据其五弟于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议,于1935年10月,召集本校的李光远、刘家沟小学的陈迈千和王子衡、大皂许家小学的孙自平、启明小学的于寄愚等进步教员,在尊三小学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由于仲淑任团长。主要任务是向全县人民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动员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1935年冬,于眉从“北大”回到蓬莱度寒假,把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形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向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人员做了介绍,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救亡信心。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开始广泛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城乡通过集会演讲、办黑板报、张贴标语口号等多种形式予以揭露;到城镇和乡村演出抗日文艺节目,演唱《松花江上》《新的女性》等歌曲,激发人民斗志;学习战地救护知识,广泛开展救护训练活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政治常识,讲时事,讲抗日救亡,组织学生办墙报,推广新文字;学习军事知识,在铁匠铺打大刀,准备抗战武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各区“乡校”武装的抗日宣传,争取各方面人士到抗日救亡阵营中来。在他们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热潮到处涌动,遍及全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发展迅速,力量不断扩大。
四、“民先”蓬莱县大队的建立
1935年12月9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屈辱退让政策,北平学生深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数千名北平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12月中旬,蓬莱县私立蓬山中学进步师生冲破国民党县政府的阻挠,在县政府东操场举行集会,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声援北平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决定联络其他学校举行全城大示威、大游行。
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北平成立。之后,这一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迅速遍及全国。这年暑假,在北大读书的于眉回到蓬莱,向于仲淑等人介绍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平津地区的抗日救亡情况,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情况。强调“民先”组织是半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希望于仲淑在蓬莱建立“民先”组织,并对怎样建立和发展“民先”组织提出了具体意见。同时介绍于仲淑、李光远加入北平“民先”组织。之后,于仲淑、李光远开始在二区的尊三小学、刘家沟小学、二刘家小学发展“民先”队员。9月,北平“民先”组织来信,批准在蓬莱建立“民先”县大队部。于仲淑召集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的李光远、孙自平、陈迈千等人在尊三小学开会,宣读了北平“民先”组织的来信,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县大队。“民先”县大队由于仲淑任大队长兼管武装工作,李光远负责秘书工作,孙自平负责组织工作,陈迈千负责宣传工作。会议确定,积极慎重秘密地发展“民先”队员,宣传群众,培养干部,在各区建立“民先”区队部,筹备建立抗日武装。“民先”蓬莱县大队开始时只有十几个人,为扩大力量,他们以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为基础,很快在二区的尊三小学、刘家沟小学、启明小学、湾子口小学、五区的朱潘小学及蓬莱城,吸收了一批进步人士加入“民先”。随后,“民先”组织很快由二区发展到全县各个区,各区相继成立了“民先”区队部,并明确了负责人,“民先”组织不断壮大。
当时,蓬莱县“民先”处于隐蔽状态开展工作。而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是国民党政府也认可的公开的社会群众组织,可对外公开进行活动。这样,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的骨干成员都是“民先”队员,自然成为“民先”的外围组织。“民先”组织主要进行以下活动:一是宣传抗日救亡。围绕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各小学通过召开抗战演讲会、举办展览会、印刷“新闻小报”、编演文艺节目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抗日救亡,号召群众不当亡国奴,传播进步思想。二是开办夜校。尊三小学、大皂许家小学、湾子口小学等先后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渔民参加,教他们识字,学算术,学打算盘。同时,向他们讲授农民是怎样受剥削的,传播革命道理。三是进行缉私活动。蓬莱沿海一带走私活动猖獗,往外走的是银圆、铜子、花椒等,回来的是洋油、人造丝、大烟等,特别是大烟,对人民危害严重。不法商人、地主恶霸与部分“乡校”武装勾结起来进行走私,“民先”组织把进步青年及学生组织起来,晚上到海边巡逻,把缴获的走私品交给集体处理。经过广泛宣传和组织发动,使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看到了民族的危亡,意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伟大力量,坚定了抗日斗争的信心。
1936年12月,于仲淑代表蓬莱“民先”组织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民先”总队成立大会,介绍了蓬莱县抗日活动情况,会后又参加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交流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经验。
第二章
建立中共蓬莱县委开辟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影响下奋起抵抗。7月底,日军攻占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向华北地区展开战略进攻。8月13日,日军把战火烧到上海,妄图用3个月时间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8月,在“北大”求学的于眉(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到蓬莱县,恢复了部分共产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蓬莱县委。为适应新的抗战形势需要,中共蓬莱县委在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基础上,成立了蓬莱县战地服务团和“民先”县大队,吸收全县工人、农民、商人、教师等各行各业人士,形成广泛影响;加强了对蓬莱“民先”组织的领导,发展新成员,壮大组织力量;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与“乡校”等各界人士的联系,扩大革命影响。1938年2月,领导发动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武装部队“三军二路”,开辟了艾崮山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第一节建立蓬莱县委和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要求共产党员深入工厂、农村,组织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8月,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回家乡蓬莱县开展党的工作。当时,蓬莱县共产党员多采用分散单线活动,还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全县革命斗争的党组织。于眉回蓬莱后,先是去济南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汇报蓬莱县情况,听取指示。随后,以教学为掩护,恢复建立统一的蓬莱县党的组织。他先与共产党员孙自平、于寄愚、“民先”队员陶琦、苏晓风、王子衡、赵烽五等人取得联系,接着,又与从外地来蓬的共产党员赵一萍、陈迈千等人进行联络。1937年8月,于眉在安香于家村组织成立了中共蓬莱县支部,出任书记,召开了中共蓬莱县支部会议,传达了上级建党建军指示,确立了今后工作任务和方针,决定蓬莱县“民先”组织直接受党支部领导,继续实行半公开化斗争,进一步扩大“民先”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筹备抗日武装起义。
9月上旬,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国民党省政府派人到一些县市举办抗战训练班。蓬莱县抗战训练班在县城举办,由国民党县政府具体负责,参加训练班的有300多人,时间为一周。驻防蓬莱的国民党20师师长、国民党县长等人在训练班上讲了话。国民党20师政训处主任郭武林(郭英,秘密共产党员,河南省沈丘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训练班教员,负责政治、军事方面部分课程。他向学员讲授游击战知识,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学员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结合蓬莱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事迹,激发学员的抗战觉悟和信心。为发展革命力量,掌握更多抗战知识,中共蓬莱县支部组织部分小学教师及“民先”队员于仲淑、高达山、李光远、刘光耀、李桂枝等人参加了训练班。训练班期间,于仲淑部署高达山在五区发展“民先”组织。
9月下旬,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到胶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林一山来到蓬莱,听取了中共蓬莱县支部书记于眉的工作汇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林一山与蓬莱县“民先”大队长于仲淑、共产党员赵一萍等人进行了谈话,同于眉、于仲淑一起,在尊三小学召开了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战地服务团成员共20多人参加的会议。林一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介绍了国内形势,在肯定了蓬莱县工作成绩后,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意见,要求蓬莱在抗日统一战线基础上,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中共蓬莱县支部、“民先”县大队部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因为于仲淑曾担任蓬莱县教育会和抗日救国会会长、民族教育馆员等职务,对蓬莱县各界人士比较熟悉,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中共蓬莱县支部安排于仲淑具体负责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于仲淑同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使县内不少国民党员、上层人士开始倾向抗日,程度不同地参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于仲淑还对国民党各区“乡校”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安排一些主张抗日的人到“乡校”担任职务,促进了部分“乡校”武装向着抗战方向转变。同时,他加强与进步人士的联系,秘密筹集武器弹药,筹备抗日武装起义。当时,潮水镇一带的地主武装力量比较强,头目是潮水镇长兼新民小学校长的国民党员周拥鹤,中共蓬莱县支部及“民先”县大队部加强了与他的联系,积极做他的工作,并安排“民先”队员苏晓风负责对他的引导和教育。在马格庄尊三小学西南部,县“民先”大队部、抗战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改称)与二区“乡校”一起修筑战壕,搭起戏台子,联合进行作战训练、防空演习,表演抗日文艺节目。在蓬莱县“三番子”帮会组织内,于淑赢思想进步,有很多徒弟,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县“民先”大队部发展他加入了“民先”组织,并通过他对帮会人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争取了一些帮会人员加入了抗日队伍。
11月,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柳运光专程到蓬莱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胶东特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确定蓬莱起义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同时,宣布了胶东特委关于成立蓬莱县委的决定。当月,在柳运光的指导下,中共蓬莱县委在安香于家村成立,于眉任书记。此时,回东(又名回金城、李华,蓬莱回家村人)从延安回到家乡蓬莱,带来了中共中央陕北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文件。县委成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并按照文件精神制定了不断壮大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抗战(战地)服务团和“民先”县大队的工作方针。同时安排回东到艾崮山区考察筹备建立蓬莱抗日根据地。中共蓬莱县委的建立,使全县人民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开创了蓬莱县革命斗争新纪元。
第二节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不断壮大
在中共蓬莱县委的领导下,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放手发动群众,动员全民抗战,把有抗日要求的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壮大抗日力量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于是,以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为基础,以“民先”组织为骨干,涵盖对象范围更加广泛的蓬莱县战地服务团成立,进一步促进了蓬莱“民先”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抗日的革命力量不断积聚。
一、抗战(战地)服务团的建立
国民党蓬莱县政府表面上讲抗战,但对共产党的活动却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限制、打击、镇压。1937年9月,国民党县政府以搞秘密活动为由,命令二区“乡校”队长蔡禾生到刘家沟村一带将共产党员于采臣、崔明顺抓了起来。“民先”县大队长于仲淑得知后千方百计予以营救。于仲淑到二区“乡校”找蔡禾生,并同他一起去见被关押在区公所的于采臣和崔明顺。于仲淑私下告诉于采臣、崔明顺,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后,又找到蔡禾生说,于采臣和崔明顺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释放他们。蔡禾生以县长命令为由不同意释放,于仲淑便组织人以老乡的名义到蓬莱城找国民党县长,把于采臣和崔明顺保了出来。
于采臣被释放后,经常与于仲淑进行联系。于采臣告诉于仲淑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在蓬莱山后初家村一带发展了一个由农民、工人组成的秘密抗日组织,提出要带人与于仲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活动。于仲淑向于眉进行了汇报,针对这一情况,于眉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认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原来的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吸收团员的范围过小,已经不能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会议决定,以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为基础,以“民先”组织为骨干,成立蓬莱县战地服务团,把有抗日要求的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壮大抗日力量。同月,蓬莱县战地服务团在安香于家村成立,于采臣领导的秘密抗日组织人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有八九十人,多数是工人、农民和小学教员。战地服务团领导成员主要是“民先”县大队成员,于仲淑任战地服务团团长。中共蓬莱县支部决定:蓬莱“民先”组织仍保持半公开状态,主要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开展抗日活动,战地服务团的重大活动由“民先”县大队部研究决定。要注重在战地服务团中发现培养革命骨干,然后吸收到“民先”组织中,再在“民先”中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组织。不久,蓬莱战地服务团改称为抗战服务团。
蓬莱县抗战服务团在二区设立了县团部,各区先后成立了区团部。抗战服务团组织了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各区演出抗日剧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同时,抗战服务团安排人员搜集民间枪支,准备武装起义,派人到第二、四、五区向抗战服务团人员讲授游击战术,进行军事演练。男团员一有时间便四处找铁打大刀,练兵习武,女团员学习扎绷带等战场救护知识。蓬莱县抗战服务团发展很快,影响不断扩大,团员遍及全县。到1937年11月,抗战服务团发展到400多人。
二、“民先”组织的新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蓬莱“民先”组织加强了抗日救亡活动。“民先”县大队部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会议,队员之间交流各自的思想及活动情况,并由于眉、于仲淑为“民先”队员讲政治、抗战形势,部署新任务。“民先”县大队油印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以及《怎样过集体生活》等小册子,发给进步青年学习。发动马格庄、刘家沟、大皂许家、湾子口等小学开设军事课程,安排人员为学校师生讲授军事常识,进行军事训练。共产党员丁离南与李辰之(李永兴)参加了烟台“抗敌后援会”,并在蓬莱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丁离南购买进步书刊发给进步群众学习,印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新发展了邹光远等人为“民先”队员。五区的高达山、赵一萍经常在下朱潘村小学召开会议,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带领“民先”队员开展军事训练,用高粱秆练射击瞄准。“民先”队员刘光耀、李桂枝等人在国民党县政府办的《蓬莱日报》副刊上办起“大地”专栏,进行抗日宣传,每星期出1期(不久,因国民党县政府的阻挠而被迫停刊)。10月,于眉到五区了解“民先”组织和抗战服务团的情况,介绍高达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县“民先”大队部派人到五区下朱潘村,向“民先”队员、抗战服务团成员宣讲游击战知识。五区“民先”组织、抗战服务团发展到20多人。
1937年8月,“民先”队员苏晓风从外地回到蓬莱,与县“民先”大队长于仲淑等人取得联系后,到潮水镇新民小学任教。他与本校教师陈晓东、孙舒平、周展益等人创办了《潮水日报》,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救国。《潮水日报》有小评论、新闻、消息、专论等专栏,报道战争消息,揭露日军罪行,讲解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报纸三五天出1期,每期油印200多份,分发到村(镇)学校、村(镇)公所、商店、集市,起到了催人奋起抗战的作用。他组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团结进步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排练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在赶集的日子为群众演出,到附近村进行宣传,向民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和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等革命歌曲。他在新民小学组织了民众夜校,利用学校的教室,每个星期上两三个晚上的课,动员爱国青年自愿参加。苏晓风和进步教师轮流到夜校讲授文化课,讲抗战形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全民抗战的幌子下,到处组织农村壮丁进行军事训练。潮水镇参训人员按经济状况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富家子弟,自己带枪支、自行车等,到区“乡校”进行训练,多数富家子弟怕吃苦,不愿参加训练,便花钱雇人顶替;第二部分以中等水平农家子弟为主,集中在潮水镇公所,利用镇公所枪支进行训练,称蓬莱第九中队;第三部分以贫苦农家子弟为主,集中在潮水新民小学,利用每天早晨时间进行训练,称“民众自卫队”。为了让更多贫苦农家子弟学习文化,争取“民众自卫队”为抗日武装,苏晓风抓住办夜校机会,动员潮水镇“民众自卫队”人员参加夜校,使夜校人数达到200多人。苏晓风每天早晨起来吹集合号,带领“民众自卫队”在新民小学操场上跑步,进行军事操练,讲解游击战知识和军队纪律等。他翻印了关于游击战略战术的小册子,分发给知识青年阅读,得到了“民众自卫队”绝大多数人的信任。苏晓风还特别针对潮水镇长兼新民小学校长的国民党员周拥鹤,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蓬莱“民先”组织发展很快,队伍不断扩大。1937年11月,“民先”组织拥有队员80多人。其中,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民先”组织,以“民先”队员的名义开展活动。在二区,马格庄、湾子口、刘家沟村一带的“民先”队员最多,主要有于仲淑、孙自平、李光远、于寄愚、陈迈千、孙恒祺、宋兹心、孙晓风、邹光远,以及铜井小学的姜营基、赵格庄小学的陶琦、刘家沟小学的王子衡,刘家旺村的孙自展等人;在县城,“民先”队员主要有吴善昌、慕柯夫、高扬文、荆焕文、李慕、衣钦堂、刘光耀、蒋守全、孙继臣、王镜溪、迟椿、李桂枝、李雨之、宁健等人;在三区,“民先”组织主要在潮水村一带活动,主要人员有苏晓风、张昆、张鉴明、孙舒平、陈晓东等;在四区,“民先”组织活动中心在三十里堡、大郑家村一带,主要人员有回东、井克礼、郑焕民、郑子修等;在五区,北沟、朱潘、泊子、栾家口等村的“民先”队员比较多,主要人员有高达山、赵一萍,以及王夷黎、白相国、李发营、于明、聂鸣久等人;在六区,徐家集村为“民先”组织的活动中心,有张竹生等人;在七区,“民先”活动中心在崮寺店村一带,有迟健民等人;在八区,“民先”队员主要有张钧铭等人;在九区,“民先”组织以巨峰村为活动中心,主要人员有丁离南、曲伯言等人。
第三节蓬莱抗日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结合山东的实际,先后研究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武装十条纲领、分区发动和实施抗日武装起义计划,并派出国共合作后被救出狱以及从延安来山东的干部分赴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中共蓬莱县委在日寇大军压境、国民党驻蓬莱部队溃逃、县政府垮台、日军尚未占领蓬莱的时候,及时把握时机,先后发动了两次抗日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事先决定参加起义的国民党“乡校”武装的背叛,加上“民先”组织及抗战服务团人员力量不足而失败。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民先”组织、抗战服务团人员。起义爆发后,潮水镇“民众自卫队”、三区“乡校”中队先后参加了起义部队,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部队,揭开了蓬莱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
一、第一次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军第十师团侵入山东,占领德州、恩县、平原、陵县等地。11月,一部分日军由盐山南下,相继占领庆云、乐陵、惠民、济阳、商河等县,另一部日军沿津浦铁路两侧南犯,占领禹城、高唐、临邑、齐河等县。日军离烟台尚远,国民党驻烟台的部队就仓皇撤逃,刚进驻蓬莱的国民党第20师也丢下全县30多万人民逃离县境。国民党蓬莱县政府的要员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县长董干卿也准备带着县自卫大队逃走。中共蓬莱县委派“民先”大队长、抗战服务团团长于仲淑出面阻止了国民党县自卫大队逃跑。于仲淑找到自卫大队长郝恒录,向他宣传坚持抗日的道理,劝他不要把队伍拉走,但郝恒录拒不接受建议。于仲淑又找到自卫大队一中队长郭丹枫,对他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接着,又做通了其他几个中队长的工作。结果第二天,郝恒录下令集合队伍,各中队都分散隐蔽起来,没有一个到位,导致国民党县长的图谋失败。
随着国民党县自卫大队的垮台,于仲淑考虑到国民党县政府有可能打各区“乡校”武装的主意,于是采取近的地方上门谈,远的地方给各区“乡校”中队打电话,要求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由于中共蓬莱县委在各区“乡校”中做了大量工作,有的“乡校”中队长还是“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加上“乡校”中的人都是当地人,不愿离开故土,因此,各区“乡校”接受了于仲淑的劝告。
国民党20师西撤、县自卫大队垮台、国民党县长逃跑,是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好时机,蓬莱县委在“民先”大队部增设了军事组,加强了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他们组织“民先”队员、抗战服务团成员筹集枪支弹药、打大刀,准备发动起义用的服装、干粮袋等,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加强抗日宣传,发展“民先”队员、抗战服务团成员,一些人力车工人也放下“洋车”参加了抗战服务团。“民先”大队部抽调人员到各区、学校发动群众,讲授军事知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各区“乡校”工作,瓦解旧军队,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抗日起义,发动社会各界声援抗日。
1937年12月,蓬莱县委、“民先”县大队部在安香于家村南山上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以“民先”队员、抗战服务团成员为骨干,动员第二、四区“乡校”中队一同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集合地为响水湾吕家村。会后,“民先”县大队与二、四区“乡校”进行联系,商定了起义事宜,并向二区“乡校”筹枪14支。12月20日,于眉、于仲淑等带领“民先”队员20多人、抗战服务团成员30多人,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响水湾吕家村。但是,二区“乡校”中队长蔡禾生受潮水镇国民党员张季瑞等人的拉拢,改变了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的初衷,与四区“乡校”中队长郑君仪一起,没有将队伍拉到起义集合地点,而是分别开到了二包家、三包家村一带观望。中共蓬莱县委派人把蔡禾生和郑君仪等人找来,在响水湾吕家村祠堂开会。会上,于眉、于仲淑讲了蓬莱县的形势和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统一组织武装的重要性。蔡禾生、郑君仪表面答应同“民先”、抗战服务团的队伍合编,举行起义,可是他们回去后,各自把队伍拉回了二区马格庄村和四区南王村驻地,背叛了起义,导致第一次抗日武装起义未获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蓬莱县委决定,起义人员各自回村,继续发动群众,筹备第二次武装起义。
二、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与“三军二路”的建立
第一次抗日武装起义没有成功,潮水镇国民党员张季瑞、张仲绩等人勾结原国民党县自卫大队一中队长郭丹枫、二区“乡校”中队长蔡禾生,拉起200多人的队伍开进蓬莱城,成立了蓬莱县临时政府。张季瑞充任县长,张仲绩任秘书长,蔡禾生任警察局长,郭丹枫任手枪队队长(也称民团大队)。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强令民众交出枪支,违者严惩。他们派人侦察共产党人的活动,伺机对抗日组织负责人采取行动。临时县政府的一些人还研究了杀害蓬莱县“民先”大队长、抗战服务团团长于仲淑的计划,但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没能实施。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1月15日又成功举行了威海起义,揭开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的鼓舞下,1938年1月29日,蓬莱县委书记于眉在安香于家村主持召开了县委及“民先”组织骨干成员会议。会议分析了蓬莱县的形势,研究部署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事宜。会议决定,193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的基本力量为“民先”、抗战服务团成员。各区“民先”、抗战服务团负责人带领本区起义人员到大郑家村集合后,经大辛店村,到蓬莱县南部的西宋家村集结。应黄县“民先”要求,于仲淑带领赵烽五、郑子修等十几个人与黄县来的人一起,在起义前一天到达黄县,支援黄县“民先”组织攻打黄县城,然后,赶到蓬莱西宋家村汇合。于眉则负责与中共胶东特委取得联系,向上级汇报起义情况后,赶到起义地西宋家村。于寄愚等人带“民先”县大队部、抗战服务团县团部人员到大郑家村集中,然后,带领集中起来的各区起义人员到西宋家村集结。
1938年1月31日,于仲淑带领人员赶到了黄县城南的下官庙村,见到了黄县“民先”组织、抗日救亡团负责人范心然、王纬仲等人,以及留在地方参加抗日的原国民党20师政训处主任郭武林、黄县国民党政训处主任刘伟成。黄县“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人少枪少,郭武林、刘伟成带的队伍除了两支长枪外,其余的全是手枪,无法攻城。当时,黄县城国民党县政府武装人多武器好,有大枪400多支、匣子枪300多支。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仲淑与范心然、王纬仲等人进行研究,认为“敌我力量相差太大,不能打”。第二天,黄县“民先”派人进城与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也没有成功。2月2日,于仲淑带着去黄县的10多人及郭武林带领的20多人离开黄县,次日天亮时到达蓬莱县西宋家村。
起义前,县委、“民先”大队部、抗战服务团负责人分头通知了所有参加起义人员。1938年2月1日晚,于寄愚、孙自平、陈迈千、王子衡、于淑赢、于汀子、于春华等人带领“民先”大队部、抗战服务团县团部及二区的起义人员,高达山、赵一萍、回东、慕柯夫等人分别带领五区、四区、县城等地部分起义人员,分路向西宋家村起义集结地进发。二区70多名起义人员从安香于家村出发,晚上8时许到达大郑家村,与等候在那里的30多名起义人员汇合后,继续向南进发,经过龙山店村,午夜到达大辛店村,与等候在大辛店村的部分起义人员汇合。1938年2月2日拂晓前,100多名起义人员行程近百里,赶到了蓬莱县南部的西宋家村。当西宋家村群众得知起义队伍就是原来到这里演过文明戏的“民先”、抗战服务团人员后,纷纷走上街头欢迎起义队伍。
2月3日,于眉、于仲淑等人赶到西宋家村。各区起义人员在西宋家村完成集结,正式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委,高达山负责部队供给工作。起义前,中共胶东特委计划西上栖霞牙山,要求蓬莱起义部队南上牙山,莱阳起义部队北上牙山会合,然后将“三军”拉到胶济路抗战。
2月10日,蓬莱抗日起义队伍到达离栖霞县香夼村20多里的车夼村。苏晓风、张昆、周拥鹤带领潮水镇自卫队及潮水村一带的部分青年,经兴村、大夺沟村,赶到了车夼村,要求参加起义队伍。县委书记于眉召集于仲淑、于寄愚等人开会研究,向周拥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潮水镇自卫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起义部队要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三是国民党员可以参加起义部队,但不能搞单独活动。周拥鹤接受了这三个条件,并表示服从共产党领导,抗战到底。于是,起义部队与潮水自卫队合编为一个大队。同时,为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周拥鹤任大队长,于仲淑改任副大队长,于眉仍任政委(政治特派员)。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民先”队员苏晓风、张昆和共产党员赵一萍、于采臣分别任四个中队的中队长,从而将起义部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2月12日,蓬莱县起义部队开到栖霞县牙山后的大杨家村,但是中共胶东特委及“三军”总部和莱阳县的抗日队伍没有到达。蓬莱县委派出到东面一带化装侦察寻找胶东特委的人回来报告说,胶东特委和莱阳县抗日武装情况有变。这时,蓬莱县三区“乡校”中队长国民党员郝铭传在“民先”队员郝斌的影响下,与郝斌一起拉出100多人的队伍到了蓬莱县车里张家村,他们写信给起义部队,要求加入起义队伍。在这种情况下,蓬莱县委决定,起义部队回蓬莱县坚持抗日斗争。
2月13日晚,起义队伍离开栖霞县大杨家村,到达栖霞县亭口村。亭口村有“乡校”武装七八十人,通过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接受了抗日主张。两个小时后,起义队伍离开亭口村,当日午夜,回到蓬莱县车里张家村。
2月14日,在车里张家村,“民先”队员郝斌、三区“乡校”中队长郝铭传带领的队伍参加了起义部队,蓬莱县抗日武装起义队伍发展到350多人。在这里,县委书记于眉主持召开了有于仲淑、高达山、赵一萍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鉴于蓬莱起义部队番号“第三大队”与黄县起义部队番号“第三大队”相同,故将蓬莱起义部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于眉任特派员,周拥鹤任指挥,于仲淑任副指挥。同时决定部队编成两个大队,共产党员赵一萍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民先”队员苏晓风任政委;国民党员郝铭传任第二大队大队长,“民先”队员郝斌任政委。
第四节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2月15日,“三军二路”部队到达蓬莱大辛店村。当时,春节刚过,起义队伍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全村,穷苦人奔走相告,欢迎起义队伍。部队到达大辛店村的当天晚上,中共蓬莱县委便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部队整训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三军二路”政治部,于眉兼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孙自平、“民先”队员慕柯夫等人到政治部工作。政治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治部下设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由孙自平、李光远、王晓天、于汀子、李桂枝、宁超、赵一萍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
一、第一次攻打蓬莱城
在部队整训期间,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政治部组织全体干部战士学习中共中央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现阶段任务等知识,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民动会”组织人员到周围村张贴标语,组织演讲,排演抗日节目,走访慰问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和为人民求解放的思想主张。部队医疗救护组为周围村群众看病治疗,受到了群众欢迎。许多青年人参加了起义部队,“三军二路”发展到400多人。通过整训,部队干部战士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战斗力增强,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指挥部分析了国民党张季瑞临时县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政治态度,决定攻打蓬莱城,振奋人民群众的抗日精神,壮大革命力量。同时,派孙毅生、孙德原、刘光耀、李雨之等人到蓬莱城,查清了县城武装数量、兵力部署等情况。
3月4日,“三军二路”部队从大辛店村出发,下午到达县城东门外。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南关的天齐庙一带,第二大队担任攻打县城南门的任务。张季瑞临时县政府强迫部分群众站在城墙上与他们共同守城。“三军二路”副指挥于仲淑带领战士在商店借了一桶火油,到群众家中拉出许多捆高粱秸,到城南门外的门洞内,垒起高粱秸,倒上火油,准备火烧城门。刚要点火时,敌人在城墙上树起了投降旗,其实是假投降。城内敌人趁于仲淑等指战员一时搞不清情况的时候,把部分兵力调到了城南门的西边,利用地理优势在城墙上以炮垛为掩护向攻城部队集中火力射击。攻城部队遭到城墙上敌军火力袭击,被压迫在城南门下。这时,天齐庙方向也有人打枪,于仲淑误认为天齐庙方向也有敌人,便命令攻城部队撤了下来。
“三军二路”指挥部分析了敌情后及时调整战斗部署,组织指战员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继续攻打县城。临时政府张季瑞见“三军二路”越战越勇,心生怯意,到了下午1时多,被迫带领临时县政府秘书长、商务会长、财政局长、警察局长等人,出城迎接“三军二路”部队,并派人拿出两万元钱给起义部队战士换服装。张季瑞原是“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的老师,秘书长张仲绩与周拥鹤的关系也很密切,手枪队长郭丹枫又是周拥鹤的亲戚,见张季瑞表示愿意抗日,周拥鹤便主动为其说情。为扩大统一战线,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指挥部决定让张季瑞暂时维持现状。因此,“三军二路”部队攻下蓬莱城后,主要是进行宣传,号召各界人士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部队。
3月7日,“三军二路”部队决定撤出蓬莱城,进驻大辛店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撤出蓬城之前,“三军二路”指挥部派第二大队去解决二区“乡校”中队60余人的武装。第二大队从县城出发,分三路伏击了二区“乡校”中队,没放几枪便迫其放下武器,然后晓以大义,宣传抗战形势,说服二区“乡校”参加了抗日队伍,被编为“三军二路”第三大队,崔仁安任大队长,共产党员孙自平任政委,“民先”队员于淑赢任副大队长。
蓬莱县委、“三军二路”部队到了大辛店后,迫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四区“乡校”中队长郑君仪主动带领“乡校”人员到大辛店村接受改编,编为“三军二路”第四大队,郑君仪任大队长,共产党员回东任政委,“民先”队员郑焕民任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陶琦、“民先”队员王夷黎分别担任下面两个中队指导员。接着,八区区长赵莲溪召集80多名解散了的“乡校”队员,带到大辛店参加起义部队,被编为“三军二路”第五大队,赵莲溪任大队长,孙仲凯任政委。至此,“三军二路”部队已发展到五个大队共600多人。面对抗日武装队伍的迅速扩大,中共蓬莱县委召开了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重点研究部队建设问题。各大队政委、中队指导员参加了会议。于寄愚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重点讲了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部队团结、怎样开展青年工作以及坚持抗战等问题。以大辛店为中心的抗日运动迅速在蓬莱各地开展起来。
二、第二次攻打蓬莱城
“三军二路”部队撤出县城后,临时政府张季瑞露出了真反共、假抗日的真实嘴脸。他写信给烟台伪道尹公署,并派人连夜从海上乘船送到烟台。信中说:“县内共产党、游击队四下活动,非常厉害,打了县城,抓了皇军,幸亏我亲自出面,用两万元钱赎了出来。鉴于此情,望皇军速派军事人员和部队来,我们永远效忠皇军。”烟台日军接信后,派汉奸周东华带领18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蓬莱城。周东华进城后取代蔡禾生任警察局长,安排自己带来的队伍守卫县城东、北、西三座城门,派蔡禾生的队伍守南门,并加紧修筑军事工事。临时政府张季瑞虽然对周东华排斥异己、扩充势力不满,但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又不得不听任周东华摆布。
张季瑞临时县政府与日军勾结的卖国行径,使蓬莱人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指挥部决定再次攻打蓬莱城,推翻伪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时,临时县政府原警察局长蔡禾生派人给“三军二路”部队送信,信中大骂伪警察局长周东华,请“三军二路”立即攻打县城,他愿做内应,并为攻城部队打开城南门。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指挥部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蔡禾生因周东华的到来不得志,想借“三军二路”部队的力量除掉周东华。其信中说的县城敌人布防情况,同我军侦察到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蔡禾生的话基本可信。会议决定:第四大队留守大辛店村,第五大队到第九区公路大柳行一线设防,防御烟台敌人增援;赵一萍率第一大队围攻县城东门,崔仁安率第三大队围攻县城西门,于仲淑、周拥鹤带领第二大队作为主攻部队,攻打县城南门。为慎重起见,“三军二路”指挥部把蔡禾生派来送信的人暂时留下。
3月18日夜,“三军二路”部队从大辛店村出发,四更天到达蓬莱县城外。在城南门,“三军二路”副指挥于仲淑把第二大队安排在麦地里,自己带着20多人靠近城门。这时城门紧闭,除了炮楼上昏暗的灯光外,四周没有一点动静。于仲淑先打一枪,希望城里做内应的人听到枪声后能打开城门,但城墙上敌人立即向攻城部队开枪,于仲淑见情况有变,便带着20多名战士冲进城门右侧伙食铺里,轮番向城门楼上的守敌射击。第二大队也集中火力向城墙上的敌人射击,双方交战越来越激烈。敌人居高临下,对攻城部队十分不利。见此情景,于仲淑迅速带人撤下来,并挑选枪法好的战士组成神枪手班,再次逼近城门,以房屋为掩体,敌人一露头就打,一连击毙七八个敌人。3月19日清晨,城门楼上挂起白旗,守城敌人从城墙上用抬筐放下于仲淑的一个远房亲戚,带话给于仲淑说县长欢迎他们进城住几天,住够了再走。于仲淑回答说:“我们不是来住店的,你回去告诉张季瑞,要投降就快点,不投降就打!”“三军二路”三个大队分别从三个城门发起攻击。3月20日,敌人又用抬筐把蓬莱县一知名人士放下城墙,要求于仲淑把县长放走,其他人与枪支由起义部队处置。于仲淑和周拥鹤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随后,“三军二路”部队进城逮捕了伪警察局长周东华,并将其押到大辛店村(后来,周东华在被押往“三军”总部时逃跑),放张季瑞回到了潮水镇,打发蔡禾生回了大蔡家村(后来,蔡禾生投靠伪顽赵保原)。周东华从烟台带来的伪军被缴械,大部分被释放回家,其余参加了“三军二路”部队。在县城,有人告诉于仲淑,说大军阀吴佩孚家里有一挺重机枪和一批枪支弹药,“三军二路”部队派人到吴家大楼,向吴家人讲明抗日道理,动员他们把枪支弹药献了出来。后来,这挺重机枪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被胶东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之为“老黄牛”,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三军二路”进驻县城后,中共蓬莱县委决定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为区别于国民政府和张季瑞临时政府,蓬莱县委、“三军二路”政治部、“民先”县大队部通过召开会议、座谈讨论等形式,组织部队干部战士、各界进步人士认真研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问题。学习毛泽东有关民主政权建设的理论及抗日统一战线思想,传达中共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经验,使大家初步认识到建立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各阶层在爱国抗日基础上的团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坚持抗日斗争的关键步骤,要通过政权建设,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斗争,对反动势力实行专政,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解放受苦受难人民。
中共蓬莱县委、“三军二路”部队研究决定,由于仲淑、迟健民作为蓬莱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候选人,组织各区、镇代表民主选举县长,以体现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3月25日,县委以“三军二路”指挥部名义,通知全县30多名区、镇长进城开会,民主选举县长。3月26日,通过民主选举,于仲淑当选为蓬莱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设秘书、财政、政训、教育、民政、建设、司法、总务八个处,各处长分别由韩成一、顾吉勋、刘孟玺、李惠先、朱翰章、于贤甫、左清之等人担任。随后,又推选了县政府其他工作人员,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于仲淑随即召开县政府工作人员会议,明确各处职责范围,确定了“支援武装,保卫家乡,努力生产,保证供给”的工作方针。于仲淑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于寄愚接替于仲淑任“三军二路”部队副指挥。
“三军二路”部队攻克县城,摧毁张季瑞为首的伪政权,建立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极大地鼓舞了蓬莱人民的抗战斗志,蓬莱人民抗日救亡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纷纷参军,各区乡农学校中队,有的在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宣传带动下,主动参军,有的为形势所迫,自愿接受改编。到4月,“三军二路”部队发展到11个大队共2500多人。
第五节开辟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底,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蓬莱县委改为中共蓬莱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于眉任书记。蓬莱县工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军二路”指挥部迁移到大辛店镇,并以大辛店镇为中心开展工作。这时全县仍沿袭9区69乡镇的区划,各区长、乡镇长大多是国民党员或地方上的绅士名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得到贯彻,县工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各区增设了政治指导员,参与区公所的领导工作。县抗日民主政府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各区担任指导员或助理员。各区指导员、助理员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各村建立抗日自卫团及工农青妇等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改造基层政权,打击恶霸势力,征收救国捐,保证抗日军队供给。4月,蓬莱县工委、“三军二路”政治部带领所属各处机关及两个大队到南部山区上下薛家村一带驻防,开辟建设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
一、加强党政军建设
艾崮山区位于蓬莱、栖霞、黄县三县交界处,总面积400余平方公里。这里群山环绕,森林茂密,地势险峻,远离县城及交通要道,便于抗日部队安营扎寨,与来犯敌人周旋。这里,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人民思想淳朴,勤劳勇敢,便于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在这里,蓬莱县工委、“三军二路”政治部着手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整训工作,建立了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各大队、中队建立了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分别设置政委、指导员职位,并由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担任。各大队、中队决定重大事项和发布公告等,必须有共产党组织、“民先”组织参与。充实调整了政治部所属的政治、参谋、总务、军法、卫生、军械、民运、教育等各处力量。调整民众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下设工作组、宣传组、巡视组等机构。成立政治处妇女组、墙报组,为群众讲授文化知识,同部队战士谈话,教指战员唱歌,组织换写黑板报,出油印小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伪军暴行,鼓舞部队士气。建设小工厂、医院等。在大道刘家村、郝家村建设了兵工厂,制造地雷和手榴弹,修理枪炮,举办地雷学习班。针对根据地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三军二路”政治部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了一批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干部战士担任教师,到各村组织儿童入学,开办学校教育,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县工委、“三军二路”政治部成立工作队,深入根据地各村开展工作。一是宣传群众。每到一个村,首先抓住“宣传群众”这一中心环节,提高群众的抗日觉悟。他们在村的通街要道、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向群众散发抗日传单,召开村民大会,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举办妇女识字班,讲解妇女解放的道理。办夜校,为农民讲授文化知识。向在校学生宣传抗日思想,教唱抗日歌曲。二是组织群众。在各村召开各类群众会议,讲解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抗日必定胜利的道理,动员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群众报名参加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团等。组织起来的群众积极参加各自团体的活动。妇救会人员为抗日军政人员领粮送饭。村里开会时,儿童团员手持彩色小旗,在会场上鼓动青救会、妇救会唱歌,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三是武装群众。根据地各村自卫团人员在进行田间生产的同时,拿起了土枪、土炮、长矛和大刀,开展军事训练,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奸细。各村开展了拥军活动,为抗日军政人员提供食宿,许多青年人参加了抗日部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四是整顿村政权。主要是选好村长,让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人当村长,保证政权掌握在进步人手里。工作中,尽量团结原有的村长,只要大节好、得民心,就可以留任。在选举村长时,先是在村里各群众团体中酝酿村长候选人,然后,将各群众团体酝酿的多个村长候选人,推荐到全村各群众团体联席会上选出村长。有些村采用了直接选举的办法进行,按群众提出的几名村长候选人,让全村群众直接投票,谁得票多,谁当选为村长。
二、创办抗日中学及《抗战日报》
为提高“三军二路”部队和地方干部的政治及文化水平,动员更多青年加入抗战阵营,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军二路”政治部在根据地建立了蓬莱县抗日中学。1938年3月25日,抗日中学在大辛店村进行招生考试。考试采取演讲的方式进行,题目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怎样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由考生面对上述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现演讲才能,并在当天张榜公布考生成绩。第一批参加考试的有40多人被录取。4月1日,抗日中学在站马张家村正式开学。蓬莱县工委书记、“三军二路”政治特派员、政委于眉,“三军二路”政治部干部高达山、抗日中学校长杜仁山(国民党员,遇驾夼村人)等人在开学典礼上讲话。至此,抗日中学有学员60多人,均是15到18岁之间的进步青年。
抗日中学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借用几间民房作为教室。学员的伙食、服装由部队供给,享受军人待遇。晚上睡在铺有苇席的地铺上,过集体化的军人生活。抗日中学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员开展革命理想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和必要的军事知识,激发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为革命斗争培养后备力量。副校长迟健民(莫家庄村人,抗日中学期间加入共产党)主讲社会科学、时事政治等,于大申主讲防空防毒、军事及体育知识,苏振民主讲民众运动,徐一新主讲侦察知识,第八大队派人负责学员的队列、操练等课程。抗日中学聘请了兼职教员,邀请于眉到校讲授“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抗日战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等方面的内容,邀请于寄愚讲授战时政治工作,“三军二路”政治处干部孙自平到校讲授新文字,第四大队政委回东讲授游击战知识,于汀子讲授战地救护等。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员们到周围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6月,抗日中学第一批学员全部分配到各大队实习,计划2个月后回校汇报实习情况并复课,但由于形势的变化,抗日中学并没有如期复课。抗日中学从建立至停办,只持续了两个多月时间,随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了第一、三、四、五、八大队,分别担任中队长、指导员、大队宣传员等职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了根据地的区或乡政府,女学员被分配到花夼村“三军二路”军医处当卫生员,成为蓬莱县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
抗日中学停办后,为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副校长迟健民筹建了蓬莱《抗战日报》社,并担任社长职务。在人力物力均不足的情况下,他克服种种困难,使《抗战日报》很快与群众见面。日军曾多次窜入根据地搜查,妄图捣毁报社。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迟健民带领报社人员与敌人巧妙周旋,报社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越办越好。后来,中共胶东区委《大众报》社迁移到蓬莱站马张家村,蓬莱《抗战日报》社并入了胶东《大众报》社。
第六节“三军二路”国共两党的斗争
早在文登天福山、威海起义之后,中共胶东特委便开始考虑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1938年2月14日牟平雷神庙战斗后,进一步确定了西进蓬莱、黄县、掖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然后,向胶济铁路两侧发展,使胶东与鲁中地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构想。4月,随着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西上,蓬莱“三军二路”部队中国共两党的斗争更加激烈。在“三军二路”部队中,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也有国民党员。共产党、“民先”方面的领导人主要有于眉、于仲淑等,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人物是周拥鹤、郭丹枫、许子东等。国民党人想抓武装,以保护地主阶级统治,共产党人也要通过统一战线抓武装,领导人民坚持抗战。这是“三军二路”部队内部斗争的根本所在。“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盗用“合法”名义,采取独断专行的做法,扩张与安插个人势力,千方百计打击和削弱革命力量。并以“总指挥”的名义擅自召开军事会议,反对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进驻蓬莱县一带建设抗日根据地。对此,蓬莱县工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同周拥鹤等进行了坚决斗争。7月15日,中共蓬莱县工委和“三军二路”革命力量配合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采取果断措施,对周拥鹤控制的几个大队进行了武装整编,从而纯洁了革命队伍,加强了共产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权,为“三军二路”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一、警卫大队的建立与第九大队事件
1938年4月,正当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大辛店镇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作,中共蓬莱县工委及“三军二路”政治部在上薛家村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三军二路”的指挥周拥鹤以加强防务为由,带领指挥部部分人员及警卫队离开大辛店镇,进驻蓬莱县城。此时,在伪县政府任过手枪队长的郭丹枫(周拥鹤的亲戚,国民党员)找到周拥鹤,要求搞武装。在得到周拥鹤的支持后,郭丹枫召集了自己原来的一帮人,又从第二大队抽调了一些人,成立了200多人的指挥部警卫大队,郭丹枫任大队长。
在蓬莱城,周拥鹤控制着指挥部警卫大队,对军队及地方上许多重大事项自行其是。他与警卫大队长郭丹枫、县政府教育处长李惠先、七大队长许子东、二大队长郝铭传等国民党人相互勾结,扩充反动势力,企图分裂革命队伍。周拥鹤将“民先”队员第八大队长张钧铭调任“三军二路”部队参谋长,明升暗降,同时安插他的亲信刘云书任第八大队长。第九大队长王绥之是“民先”队员,任过教员、校长,受共产党的影响较深,抗战信心坚定,对周拥鹤等人的分裂行为十分不满。第九大队一中队长郭家锋(原伪县政府民团大队中队长,郭丹枫的老部下)在国民党员李惠先等人策动下,胁迫大队长王绥之让位给自己。周拥鹤以此为借口,不经“三军二路”指挥部研究,派郭丹枫带警卫大队包围了第九大队,收缴了第九大队全部枪支。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把以进步力量为领导核心的第九大队除掉了。
第九大队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县工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县工委书记于眉、“三军二路”副指挥于寄愚等人赶到蓬莱城,对周拥鹤收缴九大队枪支的行为进行了批评,重新整顿恢复了第九大队。派共产党员张昆任第九大队长,将驻防在虎路线村的第一大队政委、共产党员苏晓风调到第九大队任政委,并安排“民先”队员于淑赢接任第三大队长,粉碎了周拥鹤等人的阴谋。
二、大辛店军事会议
1938年5月,“三军”总部西上黄县后,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也抵达黄县,在黄县“三军第三大队”的协助下,武装整编了国民党县长王景宋的部队,建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权。周拥鹤得知后,非常惊慌。因此,当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的指挥马保三和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纬仲来信,提出要到蓬莱共商抗战大计时,周拥鹤等国民党分子完全暴露了叛变革命的嘴脸,公开反对马保三等人到蓬莱。后来,周拥鹤又得知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准备到蓬莱建立根据地,更是极力反对,扬言谁也不准到蓬莱。周拥鹤召集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长开会,告诉他们不得向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供应粮食物资。
5月,周拥鹤从蓬莱城赶到大辛店村,擅自提出要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防务。会场设在大辛店村西的黄酒馆里。开会那天,周拥鹤从其控制的警卫大队和第二、六、七大队中各抽调一个中队部署在会场周围。为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县长于仲淑部署县政府保卫大队和驻防大辛店镇的第三大队做好应变准备。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议的只有于眉、于仲淑和于寄愚,而国民党方面有周拥鹤、警卫大队长郭丹枫、二大队长郝铭传、六大队长王绍先、七大队长许子东。会议一开始,围绕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指挥马保三到蓬莱的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郭丹枫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副指挥于寄愚。于眉、于仲淑针锋相对,当场提出了周拥鹤与栖霞县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并企图引栖霞顽军到蓬莱的阴谋,双方吵得更加厉害。为稳定对方情绪,待会后解决他们的问题,于仲淑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即派周拥鹤控制的第六、七大队到西边,阻拦黄县的马保三;我党掌控的第三、五、八大队到南边,阻拦栖霞的国民党顽军。周拥鹤见于眉、于仲淑已掌控他的情况,担心把事情闹大了对自己不利,只好同意于仲淑的意见。周拥鹤等人还提出要撤掉“三军二路”各大队政委、各中队指导员职位,于眉、于仲淑、于寄愚坚决反对,使其阴谋没有得逞。会中,抗日中学的学员得知周拥鹤等人反对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到蓬莱,当即列队赶到大辛店村,在会场外高呼“拥护‘三军’总部的领导”“反对内战”等口号,也使周拥鹤等人的分裂行为有所收敛。
大辛店军事会议后,中共蓬莱县工委以召开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名义,召开了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会议。会议分析了“三军二路”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了周拥鹤等人的分裂与叛变企图,决定争取主动,抓紧时间发展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巩固和发展进步力量。会议提出,要及时向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汇报部队情况,听取指示,并做好与周拥鹤等人决裂的准备。蓬莱县工委、“民先”大队部领导人做了分工:于眉负责做好部队巩固工作,于仲淑保持与“三军”总部的联系,于寄愚负责监视、限制周拥鹤等国民党分子的暗中活动。会后,于寄愚随周拥鹤住进了蓬莱城。
三、武装整编“三军二路”
因为周拥鹤等人坚持反对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进驻蓬莱,拒绝接受胶东特委的领导,特委和“三军”总部途经蓬莱后,很快开到黄县,驻黄县石良村。1938年5月,于眉到黄县向胶东特委、“三军”总部汇报工作,听取了特委、“三军”总部对蓬莱工作的指示。不久,胶东特委迁移到黄县圈杨家村,高达山受蓬莱县工委委派去胶东特委,再次汇报蓬莱“三军二路”部队情况。当时,中共胶东特委对如何解决“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的问题也存在分歧,指示蓬莱继续做好工作。
在蓬莱县工委和“三军二路”指挥部对周拥鹤等人进行多方面教育均无效的情况下,认为只有武装整编才能解决问题。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作出了对周拥鹤及他控制的几个大队进行武装整编的决定。6月初,根据胶东特委指示,蓬莱县工委研究了各大队脱离周拥鹤控制的办法,要求共产党员做好思想准备。
为加强胶东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领导,6月中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委派王文、高锦纯等人到达胶东,改组了胶东特委及“三军”总部。王文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高锦纯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第三军总指挥。原胶东特委代理书记曹漫之向王文汇报了蓬莱“三军二路”的情况及原来胶东特委作出的决定,王文同意原胶东特委对周拥鹤控制的几个大队进行武装整编的决定。
7月初,中共胶东特委机关迁往黄县城,并召开了经济会议,研究部署前线军需供应工作。蓬莱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于仲淑和高达山、县政府财政处长顾吉勋参加了会议。会后,“三军”总指挥高锦纯和政委宋澄把于仲淑、高达山留下来,让他们谈谈蓬莱“三军二路”的情况。于仲淑将“三军二路”的情况,特别是周拥鹤的分裂活动做了汇报。当时,“三军二路”部队和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共11个大队。其中,警卫大队和第二、六、七大队共1300多人,基本上受周拥鹤等国民党人控制,仅有的一挺重机枪也在他们手里。县政府保卫大队和第一、三、四、五、八、九大队共1200多人,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于仲淑认为,要解决周拥鹤等人的问题,必须使用武力。高锦纯、宋澄肯定了于仲淑、高达山关于武装整编的意见,指示于仲淑、高达山回蓬莱继续做好准备工作,等待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的行动指示。
于仲淑、高达山回蓬莱后,把“三军”总部的指示向于眉做了汇报。于眉立即召开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三军”总部指示,对武装整编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蓬莱县工委决定:高达山从上、下薛家村赶到大辛店村,重点负责第四、九大队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于眉留在上、下薛家村,重点负责“三军二路”政治部及第五、八大队;于仲淑重点负责县政府保卫大队,并负责掌握蓬莱城警卫大队和周拥鹤等人的动向;于眉、于仲淑、高达山、赵一萍、回东等人全面负责对周拥鹤控制的几个大队进行武装整编事宜。同时宣布“三军”总部对这次武装整编的具体分工;第一、四大队的任务是配合“三军”总部解决第六、七大队;第三大队、县政府保卫大队负责解决县政府李惠先等国民党人;“三军”总部的队伍负责解决周拥鹤指挥部和警卫大队;黄县的抗日部队负责解决第二大队。会后,于仲淑在大辛店村召开了第一、三、四大队和县政府保卫大队大队长、政委会议,就武装整编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部署。然后,带人到县城进行部署。高达山将中共胶东特委准备对“三军二路”几个大队进行武装整编的事,通知了住在县城监视周拥鹤活动的副指挥于寄愚,并派人给第九大队政委苏晓风送信,让他带领九大队做好准备。
7月10日,“三军”总部来信,指示蓬莱县工委查明县城“三军二路”警卫大队的人数、枪支、布防情况及周拥鹤的住处。县长于仲淑、“三军二路”政治部干部孙自平派慕柯夫、张鉴明去黄县,到胶东特委接受任务。二人回蓬莱后,对“三军二路”第二、六、七大队进行了侦察,并到县城找到警卫大队第四中队长赵烽五查明了警卫大队的部署情况。7月14日,慕柯夫、张鉴明再次去黄县,向胶东特委做了汇报。当天,“三军”总部给蓬莱发来指示:“三军”总部将在明天夜晚解决蓬莱城“三军二路”警卫大队,命令蓬莱县工委做好准备。县工委在大辛店村召开有关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武装整编工作。会后,于仲淑派于恩波带3个人进城,让他们把县城上水门的木桩锯断,等“三军”总部部队到来时,带领部队从上水门进城。
7月15日,于仲淑接到周拥鹤电话,让于仲淑到县城参加经济工作会议。上午10时,于仲淑等人到达县城,来到周拥鹤的指挥部,与周拥鹤进行了简单的寒暄。由于下午不开会,午饭后,于仲淑便告诉周拥鹤说要出去看看,周拥鹤说:“到哪里去?”于仲淑回答:“找商会会长谈谈供给情况。”于仲淑到戚继光祠堂找到了提前进城的于恩波等3人。于恩波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上水门的木桩也锯了,外表看不出是断的,到时候用手就能推倒。于仲淑派两个人立即出城,给“三军”总部部队带路,自己去了商会。傍晚,于仲淑到钟楼底下察看情况。这时,周拥鹤的通讯员喊于仲淑:“县长,周指挥找你。”于仲淑回答:“好,我这就去。”不料那个通讯员却说:“周指挥脸色很难看,你别去了。”于仲淑没去周拥鹤那里,而是到了县城西南坊在“三军”总部当战士的杨锐家中。晚上9时多,于仲淑从县城西南角翻过城墙出了城。午夜12时,在慕柯夫、张鉴明引领下,“三军”总部的队伍赶到了蓬莱城,与于恩波等人取得了联系,带领“三军”总部队伍由上水门进了蓬莱城,与周拥鹤的守城部队接上了火。“三军”总部部队包围了周拥鹤的住处,周拥鹤组织警卫大队进行抵抗。此时,“三军二路”副指挥于寄愚与周拥鹤在一起。于寄愚不知道“三军”总部武装整编的具体时间,但整个工作部署是知道的,因此,枪声一响,于寄愚判断是“三军”总部队伍来了,便高声喊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告诉周拥鹤“三军”总部要对部队进行整编,必须命令警卫大队停止抵抗。周拥鹤见大势已去,黯然走出指挥部。于寄愚立即向警卫大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就在这时,周拥鹤突然恼羞成怒,向于寄愚开了一枪致其受伤。“三军”总部战士冲进指挥部,周拥鹤束手就擒。警卫大队长郭丹枫带领部分人逃出了蓬莱城。
7月16日凌晨,于仲淑在县城见到了“三军”总部高锦纯司令员、宋澄政委、赵锡纯参谋长等人。第二大队是由黄县抗日部队负责解决的,但黄县的部队没打好这一仗,被第二大队打回了黄县城。当时,第二大队政委郝斌和副大队长顾同轩,被周拥鹤召集在蓬莱城开会没能回去,住在县城西南的“府学”里。于仲淑找到郝斌,让他随“三军”总部队伍到栾家口村,对第二大队实行整编。此时,于寄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向正在医院看望他的胶东特委青年部部长林乎加提出,让周拥鹤去做第二大队长郝铭传的工作,接受改编。“三军”总部领导与周拥鹤谈话后,周表示愿意接受任务。周拥鹤、郝斌等人到栾家口村说服了第二大队长郝铭传停止抵抗,接受整编。
7月16日傍晚,“三军二路”第一、四大队与“三军”总部的队伍一起,分两路去解决第六、七大队。当时,第七大队长许子东等5人在大辛店村,县政府保卫大队长郑子修带领人员把许子东等5人抓获。第一、四大队到第七大队驻地时,第七大队稍做抵抗便很快停止战斗,接受整编。驻七区的第六大队,见第四大队去包围他们,副大队长杨世斗拉着队伍冲出包围圈,到了五区地界,于仲淑派五区农会会长找到杨世斗,劝他服从整编。翌日,杨世斗带领第六大队到了大辛店村,编入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卫大队。
7月20日,“三军”总部把蓬莱“三军二路”所有队伍集合到蓬莱城,对“三军二路”部队进行统一整编。“三军二路”部队整编为二营、五营。二营营长赵一萍,教导员孙自平;五营营长回东,教导员薛峨。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卫大队改编为蓬莱县保安大队(县大队),原保卫大队长郑子修到抗日军校学习,于铁军任县保安大队长,郝斌任政委。至此,“三军”总部对“三军二路”警卫大队及第二、六、七大队的武装整编圆满结束。
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蓬莱“三军二路”部队一部与“三军三路”“三军四路”编为61团,赵一萍任团长,刘仲华任政委;“三军二路”的大部与“三支队”一部编为55团,回东任团长,常青任政委。从此,蓬莱“三军二路”起义部队汇入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洪流中。
第三章
粉碎日伪顽进攻建设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共胶东区委在艾崮山区先后成立了北海地委(前期为蓬黄特委)、蓬黄战区指挥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同抗日军民搞摩擦,胶东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日伪、顽“三角”斗争异常尖锐时期。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在中共胶东区委、北海地委领导下,蓬莱县委、县政府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村级政权,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建设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领导全县人民同日伪、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第一节蓬城保卫战
1938年9月,驻青岛日军派伪自治军总司令张宗援(日本人,日名为谷次太郎),指挥赵保原、刘桂堂、张步云等部5000多人进占平度县,并向掖县进犯,伺机进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此时,根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关于“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指示,中共胶东特委与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司政机关,已经由掖县迁至平度、招远、莱阳、掖县交界处的葛城一带,司令部驻夏邱堡。得知敌人来犯消息后,五支队提出了“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的口号,司令员高锦纯率领第61、62团,火速进驻平度县城北的大、小青杨一带,坚决阻击北犯之敌。同时,五支队55团从蓬莱城转移到黄县南部山区圈杨家村一带,担负保卫胶东兵工厂的任务。
正当五支队第61、62团在平度县大、小青杨一线抗击日伪军进攻,55团调往黄县的时候,盘踞栖霞县的国民党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以恢复行政区的名义,纠集牟平县秦毓堂、福山县陈煜等部3000多人,分东、南两路围攻蓬莱城,企图打下蓬莱城后,攻占黄县城和龙口。蔡晋康,国民党员,先后当过教员、行政官员、保安团队长。1938年初,他在共产党员邹鲁风等人帮助下,于高密县拉起游击武装。后来,蔡晋康的五弟(外号蔡五猴子,国民党CC派特务)及其帮凶企图杀害邹鲁风等共产党人,迫使邹鲁风等共产党人离开了蔡晋康的队伍。蔡晋康把队伍拉到栖霞县盘踞,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为少将保安司令,后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管辖蓬莱、黄县、栖霞、福山四县。当时,福山县长陈煜、栖霞县长綦燕郊是国民党员,两县是蔡晋康的势力范围,而蓬莱、黄县县长孙端夫和曹漫之是共产党员。因此,蔡晋康一直把蓬、黄两县抗日民主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一次,他以为时机已到,先是在栖霞县制造了“文华乡惨案”,杀害抗日军民19人,烧毁房屋945间,接着,又对蓬莱城发起了进攻。
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的进攻,胶东五支队急命55团一部回师蓬莱。55团两个连在营长林月樵带领下,从黄县圈杨家村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拂晓赶到了蓬莱县,在雨山附近与向蓬莱城进军的200多敌人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迫使敌人向南逃窜。当天傍晚,55团的队伍从雨山撤下来,向北转移。指战员们经过一夜急行军、一天激烈的战斗,带的干粮早已吃光,战士们又饥又渴,当时,徐家集村群众的场院上堆满了花生,随手都可以拿来充饥,但没有一个人动一粒花生。
蔡晋康国民党顽军对蓬莱城从东到西南作了半圆形的包围。当时,蓬莱党政机关都在城内,守城部队只有县大队不足百人和55团两个连。特支书记王夷黎、县长孙端夫、55团营长林月樵等人研究成立了城防指挥部。将县城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分区,任命了各分区指挥,县长孙端夫担任总指挥。将县大队和55团的一个连留在城内,55团的另一个连占据城西的紫荆山,同时将县城机关人员、群众、学生组织起来参加战斗。战斗打响后,抗日军民在城墙上的每两个城垛之间放一桶煤油和一些谷草,每天夜晚隔10分钟左右,点燃一束洒上煤油的谷草扔下城去,看是否有敌人爬城。有时也用马灯点燃后,用绳子送到城墙下一人高的地方,观察敌人情况。当时,敌人的主攻方向是县城西面和西南面,孙端夫县长亲自指挥这一面的战斗。守城军民的主要武器是步枪、手榴弹和地雷,唯一的一挺轻机枪由紫荆山上的一个连使用,县城群众和学生日夜轮流登上城墙,用土枪、土炮、石头、砖头打击敌人。守城军民除在敌人进攻时进行还击外,还寻找机会趁黑夜摸出城外,袭击围城的敌人,日夜不懈。期间,蓬莱城北临大海,所用弹药主要经海上从黄县运来。守城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敌人连日攻城,均未能得逞。第八天,烟台日军派飞机大肆轰炸蓬莱城,县城西街普遍遭到敌机轰炸,许多民房被毁。县城东门里的汇业银号附近毁坏最为严重,炸死群众1人,县城南街炸毁门市1处。围城的国民党顽军乘机强攻,仍未攻破城门。孙端夫县长发布了安民告示,并组织人员抢救被炸群众。敌人连日攻城不下,锐气渐减,此后,每天在黄昏时攻击一次,其他时间很少有行动,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蔡晋康将55团团长回东的父亲、叔父抓来,诱劝守城军民投降,并许以高官诱惑,守城军民丝毫不为所动,继续与敌人进行顽强战斗。蓬莱城党政军民还向围城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每当敌人停止攻城,他们就向敌人阵地唱歌、奏乐、喊话,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敌人进攻时,他们就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歌曲。有时,守城军民还向国民党顽军士兵赠送香烟、猪肉等,有些士兵很受感动,趁长官不在时,弄来蔬菜回赠守城军民。当敌人下令攻城时,有些士兵便避开当官的,朝天上放枪。
在抗日军民坚守蓬莱城英勇战斗的同时,在平度县城北部大、小青杨一带,五支队高锦纯司令员带领胶东主力部队与日伪军张宗援、顽军赵保原、刘桂堂部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五支队武器装备与敌人相比处于很大劣势,但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杀,两军阵地前枪弹如雨,硝烟弥漫。61团团长赵一萍、政委刘中华先后在战斗中负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连续三次击退敌人大规模的进攻,毙伤敌200多人。10月16日,驻平度县敌人又派出400多人增援,被62团击退。当日傍晚,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撤回平度县城。
10月下旬,平度大小青杨一线战斗结束后,五支队第61团、62团连夜挥师东进,增援蓬莱城。这时,国民党顽军蔡晋康部的攻城指挥部已迁移到了蓬莱城东关一带,顽军33团(高炳旺团)驻大辛店村。61团与先前到达的63团一起,分两路直取大辛店村,歼敌50多人,缴获枪60多支。蔡晋康见势不妙,急派曾任过威海巡官的王参议进城谈判。经双方商定,由蔡晋康再与五支队高锦纯司令员谈判。此时,蔡晋康见五支队主力部队陆续开进蓬莱,害怕被五支队消灭,便将自己的部队撤到了大辛店、龙山店、潮水、上门家、下门家村一带。11月初,为了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代表胶东抗日部队,与蔡晋康在蓬莱县城东塌地桥村举行会谈,最终达成“联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随后,蔡晋康带一部分兵力回到栖霞县牙山,陈煜部顽军也退到了福山县。至此,蓬莱城保卫战胜利结束。
第二节蓬莱党政机关实行战略转移
1939年的1月到3月初,日伪军先后占领了掖县、招远、黄县,中共胶东区委撤到了黄县南部山区后,通知蓬莱县委、县政府迅速撤出县城,向艾崮山区转移,并组织力量,把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制高点烧掉。在撤离县城前,根据胶东特委指示,在潮水费县村成立了秘密县委(8月,秘密县委撤销),张竹生任秘密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保卫艾崮山根据地。3月5日,在县长孙端夫指挥下,蓬莱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等党政军机关、加上有关区的人员共500多人分批撤离蓬莱县城。
日伪军张宗援、张步云部攻占黄县城后,又向蓬莱城进犯。此时,汉奸李宏轩部(蓬莱人,投靠了张宗援)也随同日军向蓬莱开进。日军在路经黄县诸由观村时停留了几天,派李宏轩等人与蓬莱郝铭传联系,企图一举消灭蓬莱县抗日武装。中共胶东特委、“三军”总部武装整编“三军二路”时,郝铭传被说服接受了整编,任61团3营副营长。1939年2月,郝铭传以“举义旗,恢复二路”的名义脱离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将原“三军二路”中一些思想不正、成分不纯的人一起带到了蓬莱县潮水镇一带。他假借为八路军发展新兵名义扩充自己的队伍,实际上已沦落成占山为王的土匪。当日伪军从黄县出发向蓬莱进攻时,郝铭传拼凑的30多个土匪正在刘家沟、龙山店村一带活动。日伪军张宗援、张步云部占领蓬莱县后,郝铭传便投靠了张宗援,公开与抗日武装对抗,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39年3月20日,蓬莱县政府机关驻地乌沟常家村被张宗援、张步云日伪军包围,遭到突然袭击。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张宗援、张步云部,没有在蓬莱城停留,而是直接扑向乌沟常家村。20日上午7时多,日伪军到达大郑家村北,9时许到了乌沟常家村。孙端夫、郑子修等人不了解敌人已经知道蓬莱县政府机关驻在乌沟常家村,便派一个班去向敌人射击,想把敌人引向别处,再利用地形打击敌人。但是,敌军大队人马根本不理会这些,而是直扑乌沟常家村。当时,县政府机关有100多人,大部分人没有武器,情况非常危急。孙端夫县长急忙把队伍拉上虎山,发现县政府机关人员正往牛头山上撤退,敌人在后面追赶。这时,埋伏在牛头山上的郝铭传土匪突然出现,向县政府撤退人员开枪,在这危急时刻,孙端夫县长立即派县大队二中队长带人冲了过去,击溃了土匪,占领了牛头山,掩护县政府人员向艾崮山根据地转移。在敌人的偷袭下,县政府机关受到重大损失,金库主任曲光远负伤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小部分勤务人员被敌人抓去。
第三节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衅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在蓬莱成立了“三、七、八、九区联合办事处”,行使政权职能,与抗日民主政府对抗。3月,日伪军大规模进攻蓬莱县,县委、县政府转移到了南部艾崮山区。蔡晋康的部队经常与抗日军民制造摩擦。
5月,蔡晋康分兵两路,一路窜到蓬莱艾崮山抗日根据地东北的上门家、大赵家村盘踞,一路窜到二甲、五甲、大杨家村一带驻扎,企图切断中共北海特委(蓬黄栖特委)与蓬莱党政组织在蓬莱县东西两地的联系,封锁抗日根据地。蔡晋康部的高炳旺团是以土匪、兵痞为主组建的,团长高炳旺极其狡猾、残忍、反动,依靠武器装备优势,不断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剿、烧杀和抢掠,伺机围捕杀害抗日党政干部和群众。
1939年夏,蔡晋康以国民党第九区专员公署的名义,向蓬莱、黄县抗日政府征收钱粮。北海地委一方面以抗日和人民生活困难为由,拒绝向其交纳钱粮,另一方面,派统战部部长王人三到国民党鲁东行署进行交涉,阐明蓬莱、黄县无力向第九区专员公署交纳钱粮的情况,并将少量钱交给国民党鲁东行署,请求其下令阻止蔡晋康向蓬莱、黄县索要钱粮。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得到钱后,便同意了蓬黄两县抗日政府提出的要求。
为了残害抗日军政人员及家属,蔡晋康利用所谓合法的外衣,以国民党第九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和专员公署的名义,函电命令蓬黄两县抗日政府将县内参加抗日的军政人员和抗日家属登记造册上报给他。为粉碎蔡晋康的阴谋,蓬黄两县抗日政府研究,决定以蓬莱县、黄县政府的名义,函请国民党第九行政区保安司令部,要其将蓬莱、黄县参加国民党第九行政区专署和部队的军政人员及家属登记造册报蓬莱、黄县政府,以便上报第九行政区专署。蔡晋康不肯将专署的军政人员及家属的名单报给蓬黄两县抗日政府,这样,蓬莱、黄县抗日政府以收不到他们的名册,无法汇总上报为由,使事情不了了之,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9月,在抗日军民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不得不撤销他的蓬莱县第三、七、八、九区联合办事处。为此,蓬莱县长孙端夫立即颁布了《蓬莱县政府布告》,宣布国民党蓬莱县第三、七、八、九区联合办事处为非法组织,予以撤销。布告指出:“倭寇肇祸、敌氛渐弥胶东”“值兹民族临危,正宜万众一心,努力杀酋,乃有趁火打劫、借端敲诈之徒,竟擅组‘三、七、八、九区联合办事处’,既违政令,又属非法,苛征粮款,滋事掠夺,民众来府控告者,日数十起,取缔之求,急迫眉睫。本县长体会民艰,关怀休戚,职责所在,何忍缄默,于是,一再呈请九区特派员公署,照令撤销该非法组织,以恤民瘼,而分清县政。现九区特派员公署,已明令将该非法组织撤销,并函转九区保安司令部,严禁军人干政,本县长素以宽大为怀,深望该联合办事处人员,改过迁善,绝不追咎既往,且辟于自新之路,今后尚再有不法之徒,借端敲诈及勒索等情事,民众即行来府告发,缉惩不贷。”
第四节加强根据地建设
1939年3月,中共胶东区委以蓬莱县委、黄县县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蓬黄特委,曹漫之任书记,王夷黎任组织部长,宫维桢任宣传部长,孙端夫、陈文其、王甫、柳云楠(郝秉皓)等为特委委员。蓬黄特委驻南官山村,经常在蓬莱县上、下薛家村一带活动,并成立了蓬黄战区指挥部,高嵩任指挥,曹漫之兼任政委,孙端夫任副指挥(后任指挥)。
中共蓬黄特委(后为北海地委)、蓬黄战区指挥部成立后,蓬莱县委、县政府(对外保留蓬莱县政府名义,县长孙端夫)撤销,蓬莱县工作由蓬黄特委兼管。为便于开展工作,蓬莱设立了第一、第二行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第一行署管辖大辛店村以东地区,即第二、三、七、八、九区,张鉴明任行署主任,机关驻地艾崮山区。第二行署管辖大辛店村以西地区,即第一、四、五、六区,行署主任李慕(后由宫雨屏接任),宫雨屏任特派员。第二行署机关经常在徐家集村、温石汤村一带活动。在建立两个行署的同时,蓬莱县在村里集村以南的崮山一带,以第七区为重点设立了中心区(也称蓬南中心区,1940年3月撤销),由王世明(孙春元)任中心区区委书记。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蓬南中心区委组织干部到根据地各村找雇工谈话,让他们懂得是如何遭受地主、富农剥削的,使他们明确受苦受压迫的根源,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救国,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共同抗日,并从群众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在确定党员发展对象时,首先是最苦的雇工,其次是其他贫苦人,然后是个别知识分子。对于带头参加抗日活动,能够为穷人求解放的人,基本上可以吸收入党。中心区委很快在上、下薛家村及站马张家、郝家、大道刘家、西宋家、小柱、黄泥沟等村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大部分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较少的村建立了党小组,各乡也建立了党总支。蓬南中心区5个乡34个村普遍建立了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对敌斗争中,各村党支部及时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使党组织不断得到发展。
二、加强群众团体建设
第一行署和第二行署组成了工作队,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在进步村长和教员的协助下,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以学校为中心举办妇女识字班,讲解妇女解放知识;开办夜校,向青壮年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揭露日伪军罪行,使劳苦大众确立抗日救国思想。在根据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了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团等群众团体。
职工会1938年上半年,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各村普遍成立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职工会”)。8月,成立蓬莱县职工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职工参军参战、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募集资金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农救会1938年上半年,在抗日根据地各村普遍成立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农救会”),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农民抗日救亡,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
妇救会1938年上半年,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各村普遍建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6月,成立蓬莱县妇救会筹备委员会。8月,正式成立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区、村亦相继建立妇救会组织。
青救会1938年上半年,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各村普遍建立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8月,成立蓬莱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区、村亦相继建立青救会组织。
儿童团1938年上半年,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各村普遍建立儿童抗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8月,成立蓬莱县少年抗日先锋队。1939年,少年抗日先锋队和儿童团统一称为儿童团,成立县抗日救国儿童团团部。儿童团组织除发动儿童入学外,还成立宣传队,张贴标语,发表演讲,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文艺节目,开展宣传活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情报,捉汉奸,斗地主,监视敌特,开展对敌斗争活动。募集花生、鸡蛋、果品等慰问部队。给烈军属拾草、抬水、扫院子,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自卫团1938年8月,蓬莱县成立人民武装抗日救国自卫团(简称“自卫团”)。1941年2月,拟定自卫团章则,改编自卫团组织。抗日自卫团,不但青壮年参加,一些老年人也积极报名,他们手持土枪、长矛、大刀,开展“爬崮山”“打野外”等练兵习武活动。全县自卫团发展到13673人。在自卫团中,逐步形成了机动性较大、战斗力较强的民兵基干队、游击小组、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妇队等。
群众团体组织人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遇有敌情逐村转送情报。深夜到敌占区破公路、割电线、袭扰敌人,发生战斗时,成立担架队转送伤员。各乡村的抗日救国活动由此蓬勃发展。西宋家村是根据地东部一个比较大的村,有近百名党员,党支部把他们组成自卫团,实行劳武结合。白天上山种地时带上武器,一有敌情,八方呼应。夜间,他们组织起来集体住宿,一有情况,立即上山。他们多次用土枪、土炮打退敌人进攻,还经常主动地截击敌人。
三、加强干部培养工作
1939年7月,蓬莱县政府在根据地举办了三期行政人员训练班,每期训练班时间为1个月,学员70多人,共计训练村长、教员200多人。学习内容有论新阶段、国防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常识、新文字、抗战歌曲等。期间,中共北海特委妇联还在下薛家村举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时间半个多月,县妇联主任刘晶民组织进步妇女参加了训练班,中共北海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副会长蒋守全为训练班讲授了关于妇女解放、怎样开展妇女工作等方面课程。9月,北海特委在蓬莱南花夼村成立了蓬黄联合中学,第一期学生50人。同年底,蓬黄联中人员在反“扫荡”时全部疏散,虽然没能再恢复办学,但蓬黄联合中学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蓬黄战区指挥部还在蓬莱上、下薛家村举办了政工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蓬黄联中的建立及多种训练班的举办,为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干部。
四、开展民主选举运动
为彻底改造及健全农村行政机构,使各级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保障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民众抗战力量,1939年7月,蓬莱县在根据地、游击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使各级抗日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汉奸。当时,许多新区的乡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对共产党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很不利。在新区开展普选工作,能够通过人民的力量使基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手里。为搞好民主选举运动,蓬莱县成立了选举委员会,举办了训练班,对选举的程序、方法进行培训。为取得工作经验,县选举委员会在王格庄村(现名王庄)进行了试点。工作队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并吸收群众团体积极分子参加会议,讲明民主选举政权的意义,强调建设好村政权的重要性,经过集体讨论,推选村政权候选人。为保证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工作队要求共产党员、群众团体积极分子,每人至少要团结两个人参加选举活动,团结的对象包括中农、雇主,以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扩大民主选举力量。在组织群众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工作队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选举。然后将试点村民主选举村政权的办法在根据地、游击区进行了推广。当时,农村有许多贫苦农民不识字,不会写选票,有的村便采取提出候选人后再丢豆子的方法,让群众选举村长。温石汤村按群众提出的几名村长候选人,在桌子上摆上几个碗,指定哪个碗是哪个村长候选人,然后让群众往自己信任的村长候选人碗中投豆子,谁碗中的豆子最多,谁就当选村长。在较短时间内,蓬莱县完成了中心区、六区、七区、八区20个乡199个村的乡、村长及中心区、八区的区长选举工作,选出正副区长、乡长、村长546人。其中,共产党员135人。
五、发展根据地教育事业
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小学教师有的加入了抗日部队,有的参加了抗日行政工作,有的弃教从商,流入城市,根据地出现了教师不足的困难。党和政府采取“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政策,选拔吸纳了一些乡村知识分子和高小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到各学校担任教师。这些人抗日情绪高,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边教边学”的办法,每逢星期日组织他们集体备课。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到处烧杀抢掠。为了让学生坚持学习,每个学校定了几个集合地点,敌人来了就跑到集合点,教师们背着小黑板,可以随时挂在树上为学生上课,等敌人走了,再返回教室学习。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教学用品严重缺乏。教师办公、备课缺少纸张,就利用废纸张反复地写。学生没有课本,教师自己编写,并千方百计从外地搞来教学用品。教师不挣工资,每月发三四元的津贴,吃饭则在群众家轮流派饭。在恶劣环境下,教师很少能在家睡觉,经常晚上背起被子、拿着教学用品上山住宿,在山洞里过夜、备课。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教育群众抗战同加强对少年儿童教育同样迫切。因此小学教员们担负起了社会教育的责任。白天,除了坚持正常教学外,每天中午要组织妇女识字班,讲解抗日救国道理,发动妇女支援、参与抗战;晚上,组织青壮年上夜校,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战、武劳结合。此外,教员还要参加所在村的反封建、打击恶霸等政治活动。假期时,教师除了参加县里举办的训练班外,有的参加了征粮工作队,有的参加了对村政权的改造,有的编写印制课本,很少有休息时间,许多教师为抗战事业献出了生命。1939年4月,为纪念在抗日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中共蓬黄特委在艾崮山根据地的巩家村建立了理琪小学。孙自平任校长,陈晓东任教导主任,张礼(杜世英)等人为教员。理琪小学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接纳革命烈士子弟,兼收根据地的优秀青少年,由蓬黄特委直接领导。学校共有4个班120多名学生,设有语文、算术、政治、体育、唱歌等课程,自己编印教材,教师不拿工资,学生不交学费。1940年春,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抗日根据地,学校迁移到了站马张家村,不久,理琪小学解散。
六、建设艾山“八路兵器厂”
艾山“八路兵器厂”是由八路军山东游击队五支队兵工厂与蓬黄战区指挥部兵工厂合并成立,是胶东军区建立较早的兵工厂。
1939年2月,日伪军集中重兵进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游击队五支队后方司令部紧急命令圈杨家兵工厂立即停产,拆卸可携带的机器设备,重型机器设备就地掩埋,疏散转移到平度涧里村一带。同年3月,蓬黄战区指挥部成立,蓬黄战区指挥部政委、蓬黄特委书记曹漫之从五支队后方司令部要回时任司令部物资材料科长周吉隆,要他负责利用圈杨家兵工厂遗留下来的机器设备,重新组织兵工厂失散或留下来的30多名工人,在栖霞县西北部艾山南部的路家沟村,成立蓬黄战区指挥部兵工厂。因为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的不断袭扰,同年7月,兵工厂从栖霞路家沟村迁往蓬莱艾山大庵庙。大庵庙兵工厂在蓬莱艾崮山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建起厂房70余间。同时,建敞棚放物资,搭窝棚睡觉休息,迅速恢复生产,开始制造步枪、机枪、手榴弹、地雷、迫击炮以及相关弹药等,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此时,日伪顽对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并在大庵庙四周的栖霞寨里、松山、黄县的石良集、黄城集、蓬莱的得口店、大辛店、上门家、大崔家等地建立据点,重兵把守。兵工厂厂长周吉隆利用我党的统战关系和政策,打通种种关卡,不断地将兵工制造原材料如钢铁、焦煤、硫酸、旧电影片等从烟台、青岛、大连等地购买运进艾山大庵庙。蓬黄战区指挥部和蓬莱县委也派人打入巨山沟日伪统治下的氟石矿,倒腾出一定量的钢铁、炸药,同时发动群众捐献兵工物资,支援军工生产,保证前线供给。
兵工厂没有石磨石碾,他们发动群众,请当地石匠利用当地石料自制石磨石碾。没有柴油发动机,他们从二区马格庄和五区北沟油坊征借2台16马力柴油机,解决了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为了解决弹药原材料硝酸、丙酮及酒精等问题,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用民间瓷缸制成缸塔,土法烧制出硝酸、丙酮和酒精。兵工厂动力车间柴油机因煤油用完了买不到,改用汽油,没想到燃烧太快,力量过猛,大轴被闪断了。为了保证兵工生产,工人们日夜不停地轮流人力拉皮带。他们的手上磨出了泡,泡破了流出了血,血染红了皮带,即使这样,工人们仍坚持工作,保证机器继续运转。化铁炉没有鼓风机,工人们就在大风箱的把柄上绑上一横梁,四个大汉用力地推拉,保证了红红的铁水不间断地流入各类武器的翻砂模型中。这时的兵工厂,每月生产能力可制造手榴弹一万余枚,步枪60余支,地雷2000多个,轻机枪3挺,迫击炮7门以及大批子弹和迫击炮弹,保证了前方作战需要。
1939年11月,八路军山东游击队五支队兵工厂自平度涧里村一带转移到栖霞牙山的高家沟、老庙后回龙夼一带后,因为顽军蔡晋康部的不断袭扰和破坏,为安全起见,再次转移到蓬莱艾山大庵庙,与蓬黄战区指挥部兵工厂合并,更名为“八路兵器厂”。蓬黄战区指挥部兵工厂厂长周吉隆亲书“八路兵器厂”五个字,请当地工匠刻在方型石碑上,矗立在大庵庙庙前广场上,标志胶东兵工发展进入新时期。蓬黄战区指挥部兵工厂并入五支队兵工厂后,鉴于人员、设备增加,需新扩建厂房等设施50余间。12月,正当“兵器厂”扩建时,日伪顽集中重兵对大庵庙进行“扫荡”,目标直指兵器厂。因为五支队兵工厂从栖霞牙山迁至蓬莱艾山时,动员民夫1000多人,驴驮、马拉、人抬,人员复杂,混入敌特,艾山“八路兵器厂”目标暴露。为保护兵工生产设备、人员安全,“兵器厂”奉命就地埋藏设备、工具,人员转移到栖霞、黄县边区一带。日伪军在艾山大庵庙大肆搜查30多个小时,在人员、设备一无所获情况下,恼怒地将“八路兵器厂”厂房设施连同大庵庙全部破坏烧毁。待敌退后,五支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利用掩藏的设备、工具,于1940年相继组建了胶东军区第一兵工厂、第二兵工厂,到1948年,胶东军区兵工厂发展到9个,职工达到8000余人,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军工企业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重要兵工基地。
第五节加强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
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转移到南部艾崮山区后,日伪军李宏轩、郝铭传率200多人,于1939年3月22日侵占了蓬莱城,成立了伪县警备司令部,张宗援委任李宏轩为司令,郝铭传任副司令。他们以蓬莱县北部地区为中心,对蓬莱人民实行反动统治,并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犯。
一、开展敌占区、游击区工作
日伪军侵入蓬莱县后,蓬莱党政组织除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外,还开展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蓬莱第一、第二行署分别成立了20多人的游击队,所属各区也成立了区中队。在抗日武装保护下,两行署人员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打击和摧毁伪政权,建立秘密抗日组织和以共产党领导为主的“两面政权”,推行党的政令;领导群众与敌人进行抗粮抗税抗征夫斗争,并积极开展“富户捐”等活动,筹措抗日经费;发展抗日游击队,购买武器弹药。敌占区环境非常险恶,两个行署的主任带领小分队,冒着生命危险,风餐露宿,昼伏夜出,依靠群众,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把抗日活动延伸到了蓬莱城周围。他们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一道抗日,与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士绅建立了秘密关系,通过他们从东北等地购进军火、布匹、粮食和药品,支援战争。蓬莱二区伪区长借敌威势,设立伪自卫团,压迫民众,抽调壮丁,充实伪军,并为敌人推行伪币。蓬黄战区指挥部副指挥、蓬莱县长孙端夫带领小分队开赴蓬北敌占区,摧毁了伪二区政权,铲除了伪区长、伪保安团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二、开辟蓬东新区
1939年7月,中共北海特委成立了蓬东新区工作队,王毅任队长。工作队分为几个分队,分头到蓬莱东部游击区各村开展工作,建立群众团体,改造村政权,筹集抗日粮款。崮寺店村、草泊村一带的游击区,村里党员很少,党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群众还没有全面发动,思想不稳定,工作队主要是依靠村长、抗日家属和雇工开展工作。一是通过找村长、抗属和雇工了解村里情况,以抗日为标准,分清人们的政治态度;二是召开群众大会,散发抗日传单,书写抗日标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坚持抗战的事迹,大造抗日声势,提高群众觉悟;三是召开不同阶层人员会议,讲明什么人可以参加什么团体、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发动群众报名入会,成立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抗日自卫团等群众团体,并由各群众团体会员选出自己团体负责人;四是组织各群众团体讨论选举村长,使村政权掌握在进步群众手里。在发动群众过程中,抗属人员与工作队心心相印,亲如一家,他们对村长及村里群众,谁是可以信赖的,谁是摇摆不定的,谁是敌人,心里都很清楚。雇工们为生活所迫受雇于地主富农,忍受剥削,生活艰苦,听说共产党为穷人着想,对工作队很亲近,敢于向工作队讲实情,开会发言都是走在前头,表现十分积极,帮助工作队解决了很多困难。同时,工作队对群众的利益秋毫不犯,以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取得了群众对工作队的信任,为工作队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各村的抗日救国氛围逐渐浓厚,有的村青年人还报名参加了抗日部队。
三、抗击日伪军进犯
1939年7月6日,烟台日伪军300多人乘30多辆汽车到达蓬莱。日伪军兵分两路,一部分到了潮水村,另一部分到了草泊村一带,逼迫老百姓修筑去大辛店村的汽车路。当日下午,汽车路修到了小宋家村一带,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游击战,迫使敌人撤退。8月,蓬莱城日伪军出动200多人,突然对艾崮山下西宋家村进行“扫荡”,抓捕进步群众,抢掠牲口、肥猪近百头。蓬黄战区指挥部四营二连英勇出击抗敌,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营救被困群众30多人,夺回了被抢牲畜18头、猪15头及其他物资。秋季的一天,栖霞县日伪军150多人由松山镇据点出动,悄悄越过大柱、小柱村,爬山越岭进入艾崮山根据地腹地,偷袭中共北海特委、蓬黄战区指挥部驻地站马张家村。上午8时,蓬黄战区抗日部队中有的连队在山沟树林、打谷场上上政治课,有的在进行野外训练,部队分散在站马张家村以外及周围的村。突然,村东山上枪炮声大作,原来是敌人企图在抗日部队分散没有准备的时候实施突袭杀伤。蓬黄战区指挥部指挥孙端夫沉着冷静,迅速组织机关人员转移出站马张家村,在南山小沟丛林中隐蔽起来,敌人冲入村中扑了空。孙端夫发出号令,调集各连队向村内和东山上的敌人进行迂回包抄攻击,经5个多小时激战,毙敌30余人,迫使敌人狼狈逃窜。
第六节以根据地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1940年,蓬莱县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先后在大辛店、栾家口、龙山店、马格庄等地修筑据点,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封锁、“蚕食”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摧垮抗日民主政府。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在根据地加强党的教育,举办党员训练班;关心群众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合作生产;组建文教机构,发展国民教育;创办《北海时报》,宣传发动群众,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举办党员训练班
1940年春开始,根据上级指示,蓬莱县开展了整顿党组织活动,一些不合格、不起积极作用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对存在双重党籍问题的人也进行了清理,纯洁了党的队伍。对抗日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各区党员数量有了增加,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为了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县委采取举办党员训练班的方法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各区抓住农闲季节,利用敌人“扫荡”间隙,分期分批举办党员训练班。一般每期训练班为五六天时间,以农救会、青救会开会的名义作掩护,召集几个村的党员秘密进行培训。在夏秋季节,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临时指定集合地点,以上山干活为名举办训练班。冬季,就在山洞里对党员进行训练。通过这个方法,向党员讲解党的性质、义务以及现阶段抗日救国任务等基本知识。在一地举办完一期,再流动到别的地方举办。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使党员普遍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对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对敌斗争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12月,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在上薛家村集中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每期30多人,时间为半个月或1个月。大多数学员由各村党支部选送,由区委通知参加训练。学员所在村的抗日群众团体,帮助外出参加训练的党员解决学习期间的家庭困难。学员中有的是区、乡、村党组织干部,有的是区妇救会、青救会长及村里的青年党员。主要学习党的性质及任务、抗日救国任务、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组织纪律及保守党的秘密等知识。上课时主要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专题报告,组织学员座谈讨论。讨论中,将当地的现实斗争与党的任务、奋斗目标、党的政策、斗争方法、组织纪律等结合起来,使学员明确远大理想与光明前程,坚定斗争信念和必胜信心。经过学习的党员,大都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的党,党交给的任务都能千方百计地完成,觉悟提高很快。同时,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也更加具体。党员训练班培养了革命骨干,学员回去后,团结争取了一批进步的力量,丰富了对敌斗争经验,工作办法有了,胆子也大了,遇到复杂问题,能够倾听群众意见,办事公平合理,自觉地团结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二、减轻人民负担
1940年下半年,为了密切阶级合作,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改善人民生活,蓬莱县政府颁布了《贫富互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以村为单位,以村救济委员会为中心,实行贫富互济。“由村救济委员会调查决定衣食无着、应行救济之户数及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粮款数目”,再“由村救济委员会向村中富有者动员说服,借出粮款,由村总务委员会保管,使村中贫民以有信用之保证或不动产之契约作抵押品,向村救济委员会借出粮款,以不超过月利8厘的利率借给村中贫民,粮食可按借出时市价计息”。“村中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虽有田地,而无计生产,且无其他收入者,由村救济委员会负责,向村中富农动员说服,代为耕耘收获之”“村中如有婚娶嫁丧等事,富者应助贫者以财力,贫者应助富者以人力”“贫瘠地区,村中的贫苦者,由村救济委员会动员说服村中较富者,自动捐助救济粮款”。各级抗日政府组织人员对各村、单位的抗属重新予以登记,向他们发放了救济粮款。县政府还加强了优待抗属工作。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了优救委员会组织。11月,蓬莱县有1878人享受救济,发放救济粮202518斤,各单位帮助抗属耕种收割庄稼13348亩。同月,为提高根据地民众的抗战情绪,改善民众生活,使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生产等,县政府发布的《减轻根据地民众劳役摊派暂行办法》中规定:根据地民众每年除缴纳抗日军事费用和田赋外,其他财力上的负担一律豁免,以减轻劳役之繁重;当地驻军遇有人力物力劳役需要时,须3日前通知当地政府,以便分别向各区动员,以求得劳役的平均;各部队、机关驻在村庄,一切劳役一律由杂务人员担负,不得劳役民众;各部队、机关每当开入村庄时,食宿、办公等问题由村长指定场所后,一切概由自身负责处理,如打扫房屋、铺铺草等;各部队、机关行军搬运东西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得随意劳役民众或征派牲口;各部队、机关一切日用物品自备,如在不得已情况下必须向群众借用时,到时一定归还,损坏一律赔偿;私人信件一律不准由民众传送。这一办法的实施,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三、发展农村合作生产
1940年8月,为维护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秩序,保障生产生活,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使用敌占区伪钞。布告指出:“日寇穷其伎俩,搜刮财源,行使伪钞,捣乱金融,破坏我抗战。”“为了巩固我国金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凡属我国人民均应负有责任,对于伪钞,国府一再有令禁止使用。”“自公布之日起,倘发现行使,定以扰乱金融、破坏抗战论罪,决不姑宽。”同月,县政府发布《关于土产出口办法》布告指出:“为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增加战后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而利长期抗战,与日寇作经济的斗争。”“土产出口,一概由政府登记,按章抽税,而后,集中合作社办理出口。”根据地农村经济及合作事业取得了新进展。一是组建生产运销合作社。过去组织的生产运销合作社是以村为单位,力量不够集中,也不得法,因而成效不太明显。下半年,政府主要以乡为单位组建生产运销合作社。中心区组建了5个乡生产运销合作社,有合作社员841人。8月,5个乡生产运销合作社对各乡的花椒、花生等土特产品统一进行调查,寻找海外关系,帮助群众运销花椒84000多斤、花生48万多斤,为群众创收10万多元。5个乡生产运销合作社在统一运销花椒等土特产品时,共认购社股4156万元。到年底,全县共组织乡生产运销合作社9处。二是组建消费合作社。将生产运销合作社认购的社股,抽出来作为消费合作社的资本金,经各生产运销合作社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将其转变为消费合作社。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心区共组织了5个消费合作社,第六区组织了3个消费合作社,社股完全由个人认购。在消费合作社运营中,中心区北崮乡消费合作社最好,物品购买完全是日常必需品,并且给了民众一些利益。如消费合作社的棉布每尺4角5分,而小商贩卖的是每尺5角2分或更高一些。消费合作社的“洋油”是每斤7角钱,而市面上价格是每斤9角。三是组建信用合作社。中心区、六区各成立信用合作社1个。在六区,区公所聘请地方上的名流、士绅为信用合作社社员,社股每股50元,有股金3100元。四是组建联合合作社。中心区5个合作社,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联合合作社,推举中心区区长为联合合作社主任委员,领导各乡合作社的工作,搞好对合作社的检查督促工作。五是加强合作社制度建设。各合作社按要求建立了会议制度,每月召开社员大会,向社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有重要情况时,可以临时召开社员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建立会计制度,定期进行会计汇总,并在每月底开列收支清单,向社员大会公布和报告经营情况。其中,艾崮区联合社、复生祥商店、东兴德商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为人民群众、党政机关和部队购销生产、生活和作战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艾崮区联合社1939年,村里集镇西戴家村薛宗河等6人发起组成“北崮乡消费合作社”。1940年春,相继建立顺城乡、中庄乡、石门乡和中心乡消费合作社,各个乡社下设各村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北崮乡还成立了皮革社、被服社、医药社。1942年,艾崮山区中心区在站马张家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艾崮区联合社(简称区联社),选举薛宗河为蓬莱县艾崮区联合社主任。区联社下属5个乡的消费合作社,各社的资金来源为集资入股,社员可以以实物作为入股资金。每个股金由1000元增至3000元(北海币)。经营业务包括组织纺花、织布、织毛巾供应部队;办红炉打马掌,开药铺(看病、售药);为群众推销花椒、花生油等农产品。并以花椒、花生油到敌占区兑换工业产品供应群众。而其主要的任务,则是以实物为部队换取炸药、子弹等军用物资。曾通过烟台与伪军有关系的私商在栖霞县寨里西百符院村,用花椒、花生、花生油,兑换烟台伪军的军火。还利用敌占区的一些关系,用农产品换回煤油、火柴、棉布、医药等日用品供应抗日军民。又到蓬城、寺夼、巨山沟伪军据点购买炸药、子弹供给部队。
复生祥商店1941年夏天,在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形势下,由胶东区党委在马格庄镇创办复生祥商店。北海银行、大众日报社、胶东兵工厂都派了人员在该商店从事业务工作。他们的主要经营业务是:采购印刷“北海币”的道林纸和高级油墨,报社印报用纸,电台用的电池、手摇马达及兵工厂用的钢材、机械工具等。1943年,复生祥又迁部分人员到刘家旺设点。大渔市时,商店弄到的一汽艇炸药,被敌人发现,日伪军到刘家旺查抄了复生祥。复生祥被抄后,迁至赵格庄,利用蓬莱城里“甡生祥”经理王玉轩的关系,以其家为掩护,以泊儿沟为卸点,继续工作,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
东兴德商店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在村里集村创建东兴德商店。当时属二行署(蓬西)领导,资金为北海币30万元。主要经营业务是对内收购粮食、花生油等;以粮食兑换群众织的布,做的军鞋。在当时物价不稳的情况下,还担负着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的任务。对外主要购进炸药、枪支、子弹等军火及白细布、汽油、柴油、机械机件、纸笔等大批军需物资,以供应机关部队。1945年,蓬莱县解放后,东兴德商店搬迁至大辛店。针对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的形势,东兴德商店相继增加了日用百货、副食品等商品。新中国成立后东兴德商店合并到国营商店。
另外,1940年10月,抗日民主政府在下薛家村举办了农业展览会,机关部队、各群众团体共8000多人参观了展览,推动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抗日军民积极发展农田水利,打水井22眼,建蓄水池2个。秋收时,组织义务秋收队,帮助抗属和贫困农户收种庄稼。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抗日军民兴办织袜厂2处、鞋厂6处、织布厂1处,还建有肥皂厂等,发展了手工业生产,保障了物资供应。
四、发展国民教育
1939年12月,蓬、黄、掖三县联合办事处对学校教育作出新规定:教育应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受各级政府领导。区设教育助理员,在区长的统一领导下专门负责教育工作。以乡为单位划分小学区,设立中心小学。同时,颁布了《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实施办法》《农村俱乐部组织大纲》等,多方面加强文化教育工作。
(一)成立教育机构。1940年9月,县政府召开国民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推选党政军部门40多人为委员,代理县长葛平做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在根据地成立教育巡视团,建设县立小学、民众教育馆及俱乐部;举办教师训练班,实行“小先生”制,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培养知识青年,提拔干部;建设新学校,增加在校学生数量,增办夜校、俱乐部和妇女识字班。随后,根据地各区、乡成立了国民教育委员会。
(二)编写国防教育教材。1940年4月,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国防教育课本编辑委员会,继续编辑初级课本《常识》1至8册,高级课本《社会》1至4册,以及用于社会教育的《民众识字课本》1至4册、《妇女识字课本》1至4册。县里开设了印刷所,组织区、乡教师进行油印,基本满足了学生对教材的需求。
(三)解决教师不足困难。1940年开始,每年麦假、秋假期间,县里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同时,发掘社会上知识青年,争取敌占区教师投身根据地教育,对他们加以训练,聘为教师。开展“小先生”教学,组织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利用夜校、妇女识字班教育群众,缓解了教师不足的困难。
(四)教育经费实行统筹统支。抗战前,农村小学多是村立或私立的,经费由村里筹措或私人出资,不足部分仍要靠学生交学费补充,这让许多贫苦人家儿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抗战期间,县委、县政府加强了教育工作,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教育基金、学田收入等。教育基金按公平负担原则,以区或乡为单位统筹统支。同时,组织师生开垦荒地,播种粮食、蔬菜等,改善生活,补充经费不足。
(五)加强敌占区学校教育。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颁布了《北海区敌占区、半敌占区小学教育实施办法》,加强敌占区学校教育工作。在敌占区,日伪组织强迫民众推行伪新民课本,宣传“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提携”等,欺骗人民,麻痹儿童。国民党顽固派在其占领区、游击区,多采用“复兴”课本,以遏制人民的抗战情绪。因此,采用什么课本教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进步教师采取多种形式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他们以日伪课本做掩护,秘密讲授党的国防课本。事先准备好一个匣子,敌人来了就把国防课本集中起来,装到匣子里,藏到讲台底下;用写仿作掩护,在大仿本子中间抄写国防课本;利用早晨、傍晚时间教学生唱抗战歌曲等,使人民和儿童避免遭受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六)加强社会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不仅是在学校进行,而且走向社会;教育不仅是教学生识字,主要是动员人民群众为抗日服务。蓬莱县国民教育委员会规定:在县政府教育科下设民众教育馆和教育巡视团,区、乡设中心俱乐部,村设俱乐部。教育巡视团负责检查指导学校教育,民众教育馆和区、乡、村俱乐部负责社会教育,活跃农村文化生活。1940年10月,蓬莱县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120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选举孙自平、孙更生、孙烈岩、余仁、徐明、陈晓东、林一涵(李时钊)、李执中(余纯之)等29人为执行委员;孙自平等13人为常务执行委员。县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各区通过活报剧、小歌剧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振奋群众革命精神。同年冬,县委、县政府在根据地普遍开展了上冬学运动,并规定:凡有小学的村都要设立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到1941年3月,每个不识字的文盲要识字300个。为此,县、区成立了冬学促进委员会,做好思想动员,训练冬学教员,并广泛利用“小先生”进行教学。到1940年底,根据地有民众教育馆1处、区中心俱乐部2处、乡中心俱乐部8处、村俱乐部189处、民众夜校320处、妇女识字班275处。
五、创办《北海时报》
1940年底,中共北海地委为加强对敌斗争,决定创办《北海时报》,社址选在蓬莱县艾崮山根据地的南官山村。南官山村位于蓬莱县南部蓬、黄、栖三县交界处,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北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与根据地的大道刘家、上薛家、下薛家等村连接,地形比较隐蔽。南官山村只有40多户人家,靠放羊、打柴、种田维持生计,生活极端困苦,群众基础好,并且村里建有党支部。1941年1月,陈晓东、张汉亭(韩挺)等十几个人奉命进驻南官山村,筹备办报事宜。为防止敌人“扫荡”、袭扰,他们在村东南半山坡的山坳里挖了两个地洞,搭起了草棚,上面用树枝伪装好,将印刷厂设在这里。平日里,报社工人在山上工作、食宿,出现敌情时,编辑、后勤人员就转移到草棚里。每天安排一个人从南官山村往山里送水、送粮、送菜等。办报人员在山里开垦荒地种蔬菜,以补助生活。在北海地委的领导下,办报人员依靠群众,白手起家,团结战斗,战胜困难,办起了《北海时报》。《北海时报》出版后,中共北海地委陆续调来孙泽夫、刘明、李健生、徐镜秋等人,加强办报队伍,全社达到40多人。同时,配备了10支步枪、几支手枪、数十枚手榴弹,自卫办报。《北海时报》社长陈晓东,编辑部长孙泽夫,经理部长张汉亭。报社有共产党员20多人,建立了党支部,陈晓东任书记,孙泽夫、张汉亭、孙占坤等人为支部委员。《北海时报》社在环境非常艰苦、条件很差、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全体人员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办报任务。报纸为油印,两个八开版面,每周两期,每期报纸印400多份,分送到根据地县、区机关及各乡、村、学校等单位。半年后,搞到了石印机,改为出刊石印报,扩大为四开版面,每期报纸印1000多份,发行量不断扩大。除了根据地外,部分报纸还发送到了游击区、敌占区。报纸的内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教育人民支援战争,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指导运动的开展;宣传前线抗日军民的胜利消息,鼓舞人民斗志,增强必胜信念;揭露日伪军战争罪行,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投敌卖国行径,激发人民的义愤与斗争决心;教育动员人民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参军、生产、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宣传报道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巩固和发展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地。1942年5月,日伪军进行大“扫荡”,《北海时报》社暴露,敌人长驱直入进攻南官山村,在村里放火,烧毁许多房屋,抢掠了财物,报社遭到破坏。7月,根据中共北海地委指示,《北海时报》社迁移到栖霞县牙山根据地。
第七节保卫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开始,胶东日军集中2000多兵力,与平度、招远、莱阳等地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互相勾结,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并大肆修建新据点,“蚕食”根据地,企图摧毁抗日武装。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此前,蓬莱县民动会在大辛店村召开了反“扫荡”动员大会,参会的抗日自卫团5000多人。蓬莱县政府县长孙端夫、县民动会负责人等到会讲话,号召全县人民拿起武器,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卫艾崮山抗日根据地。
一、双山反击战
1940年7月6日,烟台日伪军绀野部,携带轻重机枪5挺、迫击炮2门,由福山县出发,到达蓬莱后纠集大辛店据点日伪军200多人、国民党顽固派高炳旺部200多人,兵分两路进犯艾崮山区根据地,一路是日伪军从崮山区西部的李家沟、石门口村一带,向后吴家村进犯;一路是国民党顽军高炳旺部向村里集村进犯,我军15团团部及三营驻在南花夼村,二营驻后吴家村,一营到外地执行任务刚回到团部驻地。敌人进犯到石门口村时,被二营便衣班发现,当即开枪阻击,由于敌众我寡,便衣班边打边撤。二营指战员听到枪声,以为是高炳旺部来犯,令一个排抢占了后吴家村北部高地,双方交战中发现敌人火力很猛,并且有大队日军,便转移到后吴家村西歪脖子山北的金鸡口一带。15团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将团指挥所由南花夼村前移到北花夼村北的转山上,命令一营迅速抢占双山和西代家村南高地,三营抢占北花夼村东的不露顶和柳格庄村西的空山一带高地,对敌形成月牙形包围态势。
双山位于西代家村北、后吴家村西南,有东、西两个山头,山上有抗日军民挖的防御工事。一营抢占双山高地后,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反击和歼灭来犯的敌人。上午10时许,敌人进入后吴家村,战斗打响。一营居高临下,枪炮齐鸣,打乱了敌人的队形。高炳旺部慌忙撤退到后吴家村东的古城寺一带,伪军退到后吴家村东北,日军指挥官急忙纠集队伍,在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掩护下,分东、北两路向双山发起攻击。一时间,敌人的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一齐向双山阵地射击,东、北两路日军向阵地猛烈冲击,妄图夺取阵地。一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成排手榴弹在山坡上滚动着,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日军指挥官重新组织兵力,开始了第二次冲锋。一营指战员隐蔽在战壕里,等敌人走近时,一声令下,又是成排手榴弹飞向敌群,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退了敌人第二次冲锋。敌人连续多次组织进攻抢夺阵地,都被我军击退。
双山顶有两块巨大的石头,两块巨石中间有一条夹缝,缝隙下还有一块大石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机枪掩体。机枪手李红就把机枪架设在两块巨石夹缝中间的大石头上向敌人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因战斗时间长,机枪发射子弹过多,枪筒发红,枪口放大,发生了故障,无法使用,只得撤出战斗。一营迫击炮发射的炮弹,不时在敌人阵地上开花,敌人发现了一营的炮位,向一营发起攻击。一营炮兵采取灵活战术,打几炮就换一个地方,不断变换着炮位,有效地杀伤敌人。
敌人连续发动了7次冲锋,没有夺得一寸阵地,却伤亡了50多人。此时,战斗已经从上午打到了下午,一营弹药用尽,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排长侯世礼身负重伤,仍带领战士冲向敌群,在连续刺倒4个敌人后,壮烈牺牲。战士们见排长倒下了,更加勇猛地冲向敌人。在这危急时刻,15团增援部队出现在西代家村南高地上,日军指挥官急忙命令部队一面撤退,一面收尸。15团乘胜跟踪追击,又杀伤了30个敌人,剩下的敌人慌忙向大辛店据点方向逃窜。
双山战斗从上午开始,直到黄昏结束,长达8个多小时,战斗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在蓬莱、黄县一带是空前的。战斗中,15团毙伤敌军80多人,击毁敌人机枪1挺。侯世礼、陈绍唐、方继玉、徐茂芝等12人壮烈牺牲。7月8日,县长葛平以蓬莱县政府名义发布《训令》,要求各行署、区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双山战斗的过程和意义,发动群众对参战部队进行慰问。双山战斗的胜利,保卫了根据地,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二、大树宋家战斗
1940年7月7日,蓬莱县政府在沟刘家村召开七七纪念大会。当天傍晚,县大队部及所属第一连和原二行署机关部分干部及第四、五、六区的部分人员160多人离开沟刘家村,住在大树宋家村。原二行署与第四、五、六区人员在大树宋家村召开了会议,研究筹措军用粮款等事项,县大队一连100多人在大树宋家村负责保卫工作。
7月8日上午,在双山反击战中遭到15团打击后,窜到大辛店据点的烟台日军绀野部100多人及伪军穆金城部120余人,从大辛店据点出动向西,经十字道直奔得口店村,转头向北,准备逃到蓬莱城。这天午饭后,大树宋家村一位姓张的群众到南面3里地外的山西杨家村去拿为县大队人员染的裤子。他走到山西杨家村染坊时,染匠不在家,便在街上坐着等。这时,伪军穆金城部20多人的便衣队发现了他,让他带路。因伪军穿的是便衣,这个群众误认为山西杨家村也驻有自己的部队,便说自己是给你们部队上来拿裤子的。伪军便衣乘机了解到县大队的驻地,报告了伪军头目穆金城。穆金城立即向日军头目绀野报告,绀野带领日伪军经过姜家沟村,直奔大树宋家村。当敌人押着那个姓张的群众走到姜家沟村时,那个群众发现自己遇到的是日伪军,便想法逃脱了。敌人到大树宋家村后,穆金城带领伪军由村西进攻,日军分布在村子东、南、北三面,对大树宋家村形成包围。此时,正是下午1时许,敌人打掉了县大队一连的哨兵,向村里发起进攻。当县大队人员听到枪声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口。县大队副大队长郑若愚立即组织一连向西南方向突围。他在村西头一个胡同口,连续打倒六七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县大队副教导员韩韬和一连长吴洪锦组织干部战士顽强作战,带领队伍向东边冲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又有一部分战士牺牲。六区长李本洪一边喊“赶快突围”!一边掩护大家外撤。李本洪带领通讯员从村子东北角冲了出去,回头看部队没有跟着出来,他又冲回村子,连续掩护两批同志冲出了村。当他回来掩护第三批同志撤退时,被敌人机枪射中腹部,他左手捂着肚子,右手继续战斗。最后,将身上带的文件、钢笔全部毁掉,英勇牺牲。这时,县大队一连的子弹基本打光了,副教导员韩韬和一连长吴洪锦简单商量一下,决定向村西北方向突围。当部队冲到村北几十米远时,日军架设在坟头上的机枪响了起来,一连长吴洪锦壮烈牺牲。大树宋家村北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是一条沟,一连人员被沟两头的日军机枪火力封锁住,压制在沟里,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许多同志牺牲,部分同志被敌人抓获。
敌人撤走后,抗日军民返回村子,发现六区长李本洪趴在地上,两只手插在泥土里,铅笔砸碎了,嘴里紧含着一封还未来得及咽下去的信件。在离他20米远处,地下埋着他用过的已经卸开了的匣子枪,悲壮的场面使大家痛哭不已。这次战斗,县大队副大队长郑若愚、大队协理员刘捷、一连长吴洪锦、六区长李本洪等23人在与敌人英勇搏斗中壮烈牺牲,副教导员韩韬、一连副指导员于风午等20多人(后来,于风午带4人携械投敌)冲出敌人包围,38人被敌人俘虏,有的人后来被花钱赎回,有的人被敌人关进监狱,有的人被敌人送去当劳工,还有的人设法寻机逃出来回到抗日部队。
三、大崔家村战斗
为打破封锁,打击敌人的气焰,振奋全县人民的抗战斗志,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15团决定发起大崔家村战斗,消灭国民党顽军高炳旺部。8月9日晚,15团团长梁海波、政委李丙令率领部队攻打顽军驻地大崔家村,将团部指挥所设在离村一里远的西南坡小庙处。高炳旺部的四个大队,分别驻在大崔家村四方,其司令部设在村内偏西部位。五支队15团一营负责打援,既围困佯攻上门家村的国民党顽军,又控制大辛店据点日伪军,二营从村东北角进攻,三营从村西北角进攻。晚上11时许,15团二、三营分头进入前沿阵地。由于敌人修有工事,事先又发觉了15团的意图,战斗打得十分激烈。15团二、三营艰难地突破了村前沿阵地后,与敌人展开巷战,每占领一座院落,都要与敌人进行激烈地争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15团二营仅占领了村东北角,三营仅占领村西北角。8月10日黎明,15团开始全面攻坚。指战员们在敌人密集弹雨中,攀上屋顶向固守在屋里的敌人投手榴弹;在墙上挖洞,逐院与敌人争夺;把棉被钉在桌子上,顶着桌子向敌人进攻。三营七连有一个神枪手班长,隐蔽在敌人司令部周围的门垛旁边,利用敌人探头的机会,一连击毙5个敌人。敌人凭借工事,躲在暗处,战斗越打越激烈,处于胶着状态。大崔家村中有条自北向南的小河沟,从村中央穿过,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15团三营长赵敏、教导员王伟光命令七连长带领三排战士,从村内小河沟向村西敌人司令部攻击,战斗中,七连长壮烈牺牲,三排少年排长王福如接替连长继续指挥作战。敌人从东半村调动兵力支援西半村,被三排密集的射击打了回去。敌人发现三排已经深入他们的腹地,便向三排发起攻击,企图把三排赶出村去。三排长带领战士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副排长牺牲了,八班长牺牲了,阵地上只剩下15个人、200多发子弹、20几枚手榴弹、10几把刺刀和大刀。下午1时许,敌人在火力掩护下,朝三排右后方攻击,三排指战员在腹背受敌情况下英勇作战,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此时,在敌人反扑的方向,七连指导员赵强率领增援部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同时,营指挥部也向三排阵地派出侦察班的9个人前去增援,冲在最前面的是三排长王福如的父亲、侦察班长王振山。他们给三排送来了弹药,并与三排一起战斗。下午4时许,敌人再次组织反扑,三排战士与前来增援的侦察班战士一齐开火,守住了阵地。这时,国民党蔡晋康部顽军冲破了15团一营的阻击,沿着上门家村北高地向西增援大崔家之敌,大辛店据点的日伪军也疯狂出动。在这种不利情况下,15团在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进行了近20个小时,消灭高炳旺顽军数十人。
四、空山战斗
1940年9月25日,烟台日军少林部队一部乘汽车10辆,由烟台进入蓬莱,纠集大辛店据点日军共300多人,于第二天凌晨进犯艾崮山抗日根据地。驻花夼村一带的胶东特务团三营奉命阻敌。营长张怀忠、教导员李幼林命令九连长孙玉朴与指导员一起,率领全连抢占北花夼村东的空山西侧高地。早晨7时许,一路日军经过古城苗家村到达空山主峰围子顶,在山炮、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向九连阵地发起进攻。九连指战员用步枪、手榴弹英勇反击,连续打退敌人6次冲锋。日军向九连阵地施放毒瓦斯,九连指战员解下毛巾,撒上尿,掩住鼻口,继续战斗。下午2时许,胶东特务团派十一连连长张乃器率一个排兵力增援九连,掩护九连撤出了战斗。此次战斗,击毙日伪军30多人,伤敌20多人,十一连连长张乃器、九连副指导员等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五、开展战时民众动员工作
11月,蓬莱县政府、县大队联合发布《战时民众动员暂行办法》,要求根据地各村遵照执行。内容为:(一)为动员民众高度配合军队完成战斗任务,战斗开始时,各村壮丁一律留下做战时工作,老弱妇孺携带食粮财物,做有计划的疏散撤退。(二)战斗开始时,各村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村长)及总务、教育委员,负全责领导各闾、邻长率领照顾全村之老弱妇孺,携带日用食粮财物转向掩护地带(大量的食粮财物须事先掩护妥当)。各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村长)及军事、民运委员,负责率领全村壮丁留村听从作战部队指挥,做一切战时工作,抬伤兵,送水送饭等。(三)实行战时民众组织,有自卫团组织的地区,壮丁即自卫团团员,无自卫团组织的地区,壮丁须按自卫团组织系统组织之,以配合军队完成战斗任务。(四)战争开始时,由村政委员事先按村的地理环境,敌顽经常来的方向,划分掩蔽地带,以免到时惊慌失措,紊乱秩序;战斗开始时,壮丁须立即全体武装集合,由负责人主动与部队取得联系,听候分配任务;各邻、闾长须立即率领所属老弱妇孺,携带粮食财物,按原住街道依次出走,在大队长(1个闾的百姓为1个中队,3个中队为1个大队,由村政委员会副主任或其他委员任大队长)的指挥下,向预先定下的掩蔽地带分头转移,并做好隐蔽、食宿等事宜。《战时民众动员暂行办法》的发布实施,使全县抗日军民对敌斗争得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蓬莱抗日自卫团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下半年,自卫团、游击小组发展到6000多人。仅自卫团就参加大小战斗39次,扰袭敌顽49次,毙伤敌21人,捉汉奸17人;破路48次、2050里,破坏桥梁10座,割电线1810斤,砍电线杆540根,缴获手枪1支、手榴弹2个、炮弹4枚、子弹21发;做担架119副,抬担架18次。
第八节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工人工资斗争
减租减息增加工人工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为解决农民土地等问题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减租减息政策先是在少数地区进行,后来,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建立和巩固,更多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一、做好减租减息工作
1938年8月,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调动社会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北海专署积极推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北海专署在《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各县切实进行减租减息,公田应先减收地租,私家出租之土地在15亩以上者,得减租25%(即二五减租)”“一切贷款不得超过月利一分五厘(即分半减息)。”为搞好减租减息工作,北海专署在黄县城后遇家村进行了试点工作。但是,由于当时蓬、黄、掖三县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党政军组织工作重点是发展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根据地,因此,减租减息工作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同年底,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撤销,1939年12月,蓬莱、黄县、掖县三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在《施政纲领》上提出:“适当地减租减息,优待抗属,救济灾民、难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这期间,蓬莱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抓住有利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在减租减息工作中,有些群众心存疑虑,白天把减租的粮食拿回家后,夜里又偷偷地送回地主家。有的村干部也缩手缩脚,不敢开展工作。对此,县政府广泛发动教育群众,派干部到群众中解释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使劳动群众以至地主、高利贷者都了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夺取抗战胜利的意义;鼓励开明人士和开明地主率先实行减租减息,并与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进行坚决斗争,使全县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940年7月,胶东《大众报》发表了《怎样进行减租减息工作》的文章,传达了中共胶东区委关于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方针政策,对这项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蓬莱县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胶东区委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减租减息工作。9月,蓬莱县政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结合蓬莱实际,制定颁发了《减租减息暂行办法》,规定:“凡土地租价,须按原价减五分之一,抗战期间地主不得收回或转租其出租之土地。” “土地遭受自然灾害(如水灾、虫灾、风灾等)致收成不够租额的,得再减或免缴之。”“田赋捐税及其他按土地公平负担,一律由地主负担之。” “禁止压头利、利生利,违则以重利盘剥论罪。”“出门利、剥皮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贷款不得超过年利一分五厘,抗战期间贷款期满,欠债人无力清还,可声请缓期,无力付息者,亦可声请延期,债权人不得勒逼,而欠债人不得无故积欠应付之利息。”“贫苦抗属子弟参战,无人从事生产,且无其他收入者,以及子女拆居,其父除得养老地及养老金者,所得之地租之地和利息,仅足维持生活者,其出租亩数每人均摊不足二亩者,或贷出款数每人均摊不足50元者,在减租减息实行后,按原租息减少之收入数目由政府补助之。”“劳役地租照原数目减去二分之一,其他地主对种地租户之其他力役,一律免除。”《减租减息暂行办法》颁布后,蓬莱减租减息工作取得新进展。同年底,据8个区统计,已实行减租的土地5000亩,占出租土地面积的25%;已实行减息的共974户。
二、开展增加工人工资斗争
为了密切阶级合作,改善工人生活,加强抗战力量,根据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政纲领》有关规定,蓬莱县政府于1940年9月颁布了《改善工人生活暂行办法》,规定:凡工人、雇农、店员,都有参战、参加会议、发表政治意见、出版书报、参加救亡组织、接受教育、参加俱乐部、游行示威的自由。“厂主、地主、店主应尊重工人、雇农、店员,一律不得打骂侮辱。”“不得雇用14岁以下儿童。”“成年工人、雇农、店员,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而雇农在麦收及秋收时,不得超过12小时。15岁至18岁之男女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工人、雇农、店员如有疾病时,厂主、地主、店主除照常发放工人工资外,并须担负医治之责,唯有超过一个月,可资送回籍,无籍可归者,由村政委员会负责疗养之,花费呈请该管区公所批准筹募之。”“工人、雇农、店员以年计算工资者,除供给膳宿外,成年工资不得少于50元,女工、童工不得少于30元;以日计算工资者,除供给膳宿外,成年工资不得少于4角,女工、童工不得少于2角5分。”“绝对取消工头,消灭对工人剥削的制度。”“老年或残废不能工作的工人、雇农、店员,各级行政委员会应调查报告政府登记,负责安置之,免使其流浪街头。”“女工生产期前后,须休息两个月,但不得停发工资,并须发给10元以上的生育费。”《改善工人生活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推动了根据地、游击区各村增加工资斗争的开展。
当时职工工资比较普遍的是实行货币工资,但由于战争原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生活得不到保障,职工普遍要求将货币工资改为实物工资。一般雇工年工资折合玉米700多斤,最高的1000斤左右,再加上要求工人增资额不低于40%,从而保证了职工生活的稳定和改善。职工的要求触及了雇主的利益,所以,增加工资过程中就有斗争。但是,有县政府增资法令,有广大贫苦人支持,有工人现实斗争的压力,大多数雇主还是同意了工人的增资要求。有少数顽固的雇主借口政府法令中没有将货币工资改为实物工资的规定,不给工人增加工资,职工会便组织职工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当时,根据地中心区后辛旺村有一户地主,他家的雇工是这个村职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地主不让雇工外出开会,不仅不给雇工增加工资,雇工找他说理,他反而打骂雇工,激起了全乡广大雇工的义愤,县工作队发动中心区100多个雇工到这个地主家去进行说理斗争,经过3天斗争,迫使地主承认了错误,不仅给工人增加了工资,还罚了地主200件棉背心,用以支援前线抗日指战员。经过增加工资斗争,中心区709名职工普遍增加了工资,平均每人增加工资折合玉米381斤。通过增加工资运动,使广大职工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提高了抗战的积极性。
第四章
调整行政区划巩固拓展抗日根据地
1941年蓬莱县敌我斗争异常激烈残酷。日伪顽在其占领区频繁地进行清乡,对游击区进行“蚕食”,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和封锁,妄图绞杀革命力量。1941年3月,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蓬莱县划分为蓬东、蓬西两县。1942年5月,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被驱逐出蓬莱县境,蓬东蓬西两县合并。1943年3月,中共北海地委根据时局变化,又将蓬莱分划为两个行署。从1941年到1943年,蓬莱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全面开展军民誓约和抗日反顽斗争;组织党政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治安强化”;在根据地、游击区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整顿村政权,打击反动势力,扶持解放贫苦农民;发展生产,开展“三夏”“三秋”保卫战,实行空舍清野,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巩固并拓展了蓬莱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蓬东县的革命斗争
蓬东县所辖区域为原蓬莱县第二、三、七、九、十区及四区的一部分。蓬东县成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将蓬东县划为6个区33个乡261个村。一区有惟贤、接夼、凤翔、乌沟、东虎等5个乡58个村。二区有安香、湾子口、刘家旺、皂里、义堂、木基等6个乡50个村。三区有全口、平畅、解宋、海头、潮水、淳于等6个乡43个村。四区有北洋、滨海、芦洋、赵家、树夼、巨峰等6个乡27个村。五区有孚庆、银山、北磁山、南磁山、东流等5个乡38个村。六区有沙沟、南崮寺、仙人、乐地、北崮寺等5个乡45个村。蓬东县以蓬莱东南的磁山、石劈山区为根据地,李砚农任县委书记,李砚农、宫雨屏、祁井田、胡铁桥、刘桂五、盛易三为县委委员。蓬东县政府县长宫雨屏,兼任蓬东县大队长,孙毅生为政府秘书主任,兼民政科长、公安局长。
1941年2月17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胶东区党委组织反击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战役,并派驻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许世友率领一个团开赴胶东参战。3月18日,胶东八路军攻克了投降派国民党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的老巢栖霞县牙山,歼灭蔡晋康主力部队1800多人,胶东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残留在蓬莱的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团、尹焕文团及以沈伯祥为头子的国民党县政府,进一步与日伪军勾结,蓬莱县敌、我、投“三角”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残部逃窜到蓬莱后,与沈伯祥、高炳旺等部会合,其占领的地盘不断扩大。蓬东县周围有蓬莱、栖霞、福山县的日伪军据点,如蓬莱城、龙山店、大辛店、寨里、臧家庄、高疃、古现、八角等日伪据点,在外线对蓬东县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在这个大包围圈里面,还有一个国民党投降派的小包围圈,即在蓬东县磁山石劈山根据地周围,北边有沈伯祥部大黄家村据点,西边有蔡晋康部上门家村据点,东边有福山县南山王家村国民党投降派陈煜部据点。他们控制着原蓬莱县第三、七、八、九区,并不断向蓬莱西部地区进犯。蓬东县各村距离日伪军、国民党投降派的据点没有超过15里远的,外有日伪军夹击,内有国民党投降派控制,局面极为严峻。
蓬东县的战略任务是开辟和建设以磁山和石劈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支援和保卫艾崮山区。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具体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具体方法是由点到面,逐步扩大。1941年3月15日,蓬东县党政军人员从蓬莱(蓬西)县六区出发,开进国民党投降派和日伪军占领的蓬东地区。他们经常在赵格庄、马格庄、夼子沟、富阳汤家村一带开展工作,抓武装建设,摧毁伪乡长、伪保长势力,利用比较进步的人,打击反动者,让伪乡长、伪保长为共产党征收抗日粮款,保护抗日人员。蓬东县党政军人员没有自己的伙食供给,自己不能做饭吃,只能向群众派饭,群众给什么就吃什么,也缺少医务人员和医药,斗争环境非常艰苦。
蓬东县党政军除了迎击日伪军进攻,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盘踞在蓬莱的沈伯祥、福山县的陈煜国民党投降派。敌人利用胶东八路军主力暂时不能北上的时机,采取长途奔袭、拂晓袭击、分路合击、搜山、清剿、“扫荡”等手段,频繁向蓬东县进犯,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蓬东县党政军人员活动的地盘很少,后来,只能在蓬莱东南部与福山县交界的磁山一带活动。往往我方党政人员上午在一个村召开群众大会,下午敌人就赶到这个村实施包围。党政人员到一个村里逮捕一个反动乡长,走不多远,据点敌人就会得到消息追上来。在这种情况下,蓬东县党政军人员在任何村开展活动,任务完成后都要立即转移,晚上全部在山上睡觉。
在白色恐怖下,蓬东地区群众不敢参加抗日部队,蓬东县县大队和党政人员加在一起不足百人。县大队里,有的人有枪,有的人没有枪,每支枪也只有几粒子弹,消灭成股的敌人有困难。所以,蓬东县大队主要是与敌人展开游击战,靠着这支小小的武装,保护干部开展工作,使敌人建立的保甲政权不敢轻举妄动。蓬东县大队采取高度灵活战术,每到一地就封锁消息,每次夜行军到了一个地方,天不亮就转移,今天往东南,明天去西北,敌人在各地虽然有情报网,也很难摸清县大队的驻地。县大队坚持游击战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股敌人来了,就避开;小股敌人来了,就把敌人赶出去。1941年4月4日,蓬东县民动会在虎路线村召开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100多人及沈伯祥的一部突然袭击虎路线村,蓬东县大队与敌人展开了长达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名县委交通员牺牲,2名群众被抓捕。同年夏,蓬东县一个区工会主席王永生在芦头村开展工作,组织全区雇工举行罢工,迫使地主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地主恶霸暗中勾结伪乡长,带领大黄家据点国民党投降派部队包围芦头村,抓捕了王永生。王永生被敌人刺了20多刀,壮烈牺牲。8月,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先后两次到温石汤村一带抢掠、抓人,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毙伤敌军4人。同年秋,国民党投降派县政府在大黄家据点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有100多人参加。在这个训练班上,敌人规定:以各中心小学为情报站,负责收集附近小学、村抗日军民的情报,由情报站将情报传递到情报总站(国民党县政府“动委会”锄奸小组负责)。国民党投降派建立了多种情报网络,许多地主恶霸充当了敌人的特工,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造成极大困难。11月,国民党投降派沈伯祥与南边的高炳旺部、东边的陈煜部配合,到蓬东县第五、六区明抢暗绑,搜刮民财,劳役民力,杀害进步人士,摧残抗日团体,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井湾子村群众20多人在屋里开会,敌人包围村子后,向开会人员扔手榴弹,当场炸死1人,伤9人,3人被捕。蓬东县党政军干部没有被敌人的汹汹气势吓倒,他们深入敌占区、投降派占领区,发动当地群众筹粮、筹款、锄奸,鼓舞民众的抗战情绪。对敌营中不同人员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一点一滴积累工作成效。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伪政权中许多人与抗日军民暗中保持联系,保护并协助抗日干部开展工作。对最反动的敌伪人员,蓬东县抗日武装以惩戒为主要手段进行教育、打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1年11月,北海独立团盛易三到蓬东县任县委委员兼县大队专职副大队长,并主持县大队工作。盛易三的到来,给蓬东县大队很大鼓舞。蓬东县大队开进蓬东地区时为三个连,人员不足百人,经过一段时间,由于环境恶劣,县大队不但没有得到扩充,而且还有少量减员。盛易三提议把县大队整编成一个连,集中力量,统一指挥。蓬东县周围日伪据点兵力有2000多人,国民党投降派部队也接近2000人,敌人对抗日军民的进攻越来越频繁。盛易三加强了县大队政治工作,教育指战员树立共同奋斗的信念,绝不离开蓬东这块土地。同年底,蓬东县大队在福山县八角敌据点一带连续几次主动出击,消灭敌人一部。敌人也不断地寻找机会对县大队进行报复。一天夜晚,蓬莱上门家、大黄家据点、福山县南山王家据点的国民党投降派兵分三路,到蓬东县石劈山根据地合击蓬东县大队。县大队提前将部队开到大柳行村以北住下。第二天中午,侦察到敌人三路合击我军扑空后,计划兵分三路退走。蓬东县大队在石劈山西边设下埋伏,伏击返回大黄家据点的敌人。战斗打响后,东撤的福山县南山王家据点敌人听到枪声后连忙返回石劈山,从石劈山东边向蓬东县大队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一直打到黄昏。县大队在与敌人激战后,分南、北两路从石劈山悬崖上撤出了战斗,把敌人甩在石劈山上。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对振奋蓬东县人民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蓬西县的革命斗争
蓬西县以艾崮山区为根据地,管辖原第一、五、六、八区、第四区一部分及长岛特别区。所辖区域共有8个区37个乡(镇)386个村及长山列岛8个岛屿。一区有于庄、抹直、诸谷、杨庄、南赤山、北赤山、雨诸谷、县城、水城9个乡(镇)82个村。二区有西虎、芝山、平山、王里镇、朱牟院5个乡68个村。三区有皂户、会文、辛店、上陡巨、下陡巨5个乡44个村。四区有官道、转山、后赤安、石岭、前赤安、苇席6个乡41个村。五区有朱潘、北林、王绪、北沟、三十里店、西正6个乡42个村。六区有西辛里、上于栾、河西、河北、生庄、下于栾、东辛里,中辛里、新生9个乡74个村。七区有中庄、中心、石门、北崮、南崮5个乡35个村。长山列岛8个岛屿为长岛特别区。蓬西县由张竹生任县委书记,李维诺任组织部长,孙烈岩任宣传部长(后由丁汝明接任),于子明任社会部长,余仁任民动会主任,李善民任职工会长,于崇德任农救会长,张超任青救会长,刘晶民任妇救会长,李执中任县委秘书。蓬西县政府县长李慕(1941年9月去鲁南抗大学习,方丁代理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阎克敏任县大队副教导员,迟明任县自卫团副团长(后由刘克一接任),王子献任公安局长。蓬西县的对敌斗争对象中,南部地区主要是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北部地区是日伪军郝铭传部(北部为日伪占领区)。在中共北海地委领导下,蓬西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扩大武装,巩固政权,努力生产,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1941年1月至2月,蓬莱城日伪军勾结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先后四次对艾崮山区上下薛家、南北花夼、代家、邓格庄、村里集村一带根据地进行“扫荡”,许多抗日军民惨遭杀害。村里集村群众隋树海、隋树山被敌人捉去当靶子用刺刀活活刺死。在汤前村一带,捕去村抗日自卫团、妇救会负责人多人。在李家沟、隋家窑村一带杀害抗日工作人员2人。5月4日至28日,蓬莱城、大辛店、龙山店以及黄县的诸由观、黄城集等据点,敌人先后出动22次1731人次,到蓬西县第一、二、五、六区抢粮、催款,捕捉抗日人员。其中,5月18日,蓬莱城汉奸郝铭传带伪军300多人到五区三十里店、北王绪、西正等村捕捉教员11人,当场杀害3人。5月28日至30日,大辛店、栖霞县松山及寨里据点日伪军进犯艾崮山区根据地,残杀群众数人。
日伪军大肆修筑据点,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27日,日伪军在得口店村修筑了据点,村北高地筑有碉堡1座,碉堡周围有围墙,围墙外有壕沟,壕沟外架有铁丝网。据点驻伪军1个中队80多人,有步枪50多支、轻机枪1挺。6月,日伪军在巨山沟建立据点,筑碉堡1座,驻有伪县大队第四中队30多人,有长枪30多支、短枪6支。7月,日伪军在寺夼村建立据点,筑碉堡2座,驻有伪第十中队数十人,有步枪60多支、轻机枪1挺,碉堡周围挖有壕沟,壕沟外有铁丝网。至此,日伪军在蓬西、蓬东两县建有据点8处(包括蓬莱城)。
蓬西县军民与日伪军、国民党投降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蓬西县重新拟定了抗日自卫团章程,将全县15至55岁人员划分为少年自卫团、青年自卫团、老年自卫团三类,实行全民皆兵。县委、县政府机关主要在蓬莱南部六区一带活动。日伪军、国民党投降派经常联合起来抓捕、杀害抗日军民。有时,县委、县政府头天派出去工作的干部,第二天就被敌人杀害。抗日工作人员经常一个晚上要变换几个地方休息。敌人对根据地采取封锁、“蚕食”、伪化的办法,抗日军民则采取建设“两面政权”的方法应对敌人。敌人下来要粮食,由“两面派”村长出面应付,应付不过去,就给敌人送一点。有时搞到粮食后,先告诉抗日部队,当村里往外运粮时,抗日部队去把粮食截击下来,然后,派“两面派”村长向敌人报告,用这样的办法与敌人斗争。
6月正是麦收季节,日伪投几乎每天出动争夺夏粮。一天,蓬西县委、县政府在上薛家村领导群众抢打抢收。凌晨4时,大辛店据点日伪军伙同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偷偷开到上薛家村东,企图把小麦抢走。担任警戒任务的县大队二连(又称特务队)发现敌情后,迅速占据村东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射击,伤敌10多人,并掩护县委、县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到了山里。蓬西县委及时总结了反抢粮斗争经验,向根据地各区发出指示,动员群众快收、快打、快储,确保粮食安全。就这样,抗日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劳武结合,既打退了敌人,又夺取了农业生产好收成,保证了军粮民食。
1941年8月17日凌晨4时,大辛店据点日伪军、上门家村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400多人,带机枪2挺、炮1门,分两路向艾崮山根据地进犯,北海独立团在花夼、上薛家村与敌激战,击溃了敌人,毙伤敌军29人。8月30日下午,为阻止敌人开采矿石,蓬西县大队主动出击,冲入南寺夼敌人氟石矿区,消灭日伪军4人,俘敌1人,解放氟石矿工20多人。
9月6日,国民党投降派高炳旺部250人到车里张家村一带抢掠,抗日军民在车里张家村南前后夹击敌人,毙伤敌10多人。18日,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从烟台、蓬莱城、大辛店村、上门家村以及栖霞县、黄县黄城集等据点六路出动,“扫荡”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北海独立团在邓格庄村一带予敌以迎头痛击,歼敌20多人。21日,蓬西县大队与北海独立团在站马张家村与日伪军激战,毙敌2人,伤敌20多人,我军伤亡9人。25日,大辛店据点日伪军到巩家村一带烧杀抢掠,胶东某部二营与敌人在巩家村一带激战,毙伤敌30多人,俘敌军官1人,缴获长短枪3支、手榴弹20多枚、国币120余元、其他军用品一宗。9月,日伪军在各据点附近对村民进行户口登记,强迫村民领取“良民证”,蓬西县第五区民众将日伪军发的“良民证”全部烧毁。与此同时,蓬西县抗日自卫团发展到12089人,游击小组发展到327人。7至9月,自卫团扰袭敌人22次,配合抗日部队作战6次,割电线236斤,砍电线杆20根,破路18次共92里。
农村职工是抗战的重要力量。为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蓬西县各村职工会把发动职工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抓。特别是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后,职工为抗战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夏收、秋收季节来临之前,他们开展宣传突击周活动,向雇主和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宣传快收、快打、快藏,空舍清野,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食。各村组织了夏收、秋收突击队,突击队人员不仅抢收自己的庄稼,还帮助抗属和无劳力困难户抢收、抢种。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县政府在根据地先后建起了骨粉厂、墨水厂、擦枪油厂、皮革厂、碱厂、织布厂、鞋厂、织袜厂、牙粉厂等小型企业,保障了根据地基本物质需求。职工会先后发动33人参加小工厂工作。职工会组织职工袭扰敌人35次,破路25次共145里,割电线21次共132斤,砍电线杆130根,抬担架63次。职工参军106人,参政727人,其中,行政委员180人,参议员547人。行政委员中:区级3人,乡级18人,村级159人;参议员中:县级13人,区级32人,乡级105人,村级397人。
第三节军民誓约运动与抗日反顽斗争
1942年,胶东地区抗日斗争仍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坚定人民抗战信心和决心,在胶东区委的领导下,蓬莱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军民誓约运动,同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灵活多变方式积极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5月,将国民党投降派驱逐出境,蓬东县合归蓬莱县,取得了抗日反顽斗争的伟大胜利,蓬莱县进入了新的斗争时期。
一、军民誓约运动
1942年初,为坚定抗战信心和决心,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民主政权,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胶东地区普遍开展了军民誓约运动,对军民进行广泛的气节教育。1941年底,第三军区(胶东军区)政治部制发了《关于开展军民誓约运动》文件,对蓬东蓬西两县如何开展军民誓约运动作出了规定:(一)1941年12月15日前,成立誓约运动筹委会,其成员分工到各区组织军民誓约运动,对各级各单位进行统计调查,动员军民参加誓约运动。(二)除神经病患者外,年龄在14周岁以上的人都必须进行宣誓,不得拒绝。(三)1942年1月21日至2月28日为军民宣誓周。在军民誓约运动期间,因事不能举行宣誓的人,在农村由村长与农救会主任负责予以补办宣誓,在部队由连指导员主持补办宣誓。(四)誓约内容由办事机构统一组织印刷,由各级军民誓约运动筹委会发给参加誓约的军民,先签名,再按指印。自己不能签名的,可找别人代签,但必须自己按手印,并以按右手第二指手印为准。(五)关于誓约大会的组织及进行。在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宣誓,军政机关在驻防区举行军民联合宣誓,其他团体、学校、工厂等单位与所在村的村民共同举行宣誓,并由该区的军民誓约运动筹委会领导,武装部队应到游击区与村民共同联合举行宣誓大会。宣誓大会仪式要简单、隆重、热烈。会议开始,由上级已经宣誓的人员任监誓人,并由监誓人及政府代表致辞,然后,全体人员宣读誓词,由监誓人负责收集宣誓人的誓词,并交由县政府保存。武装部队的誓词由团以上政治机关保存。宣誓会议要有自由演讲的议程,规模大、人多的宣誓会议,会后,可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六)军民誓约运动中的誓词:我是中华民族的国民(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领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愿遵守军民公约,作如下宣誓:1.不做汉奸顺民;2.不当敌伪官兵;3.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4.不替敌人、汉奸做事;5.不给敌人、汉奸粮食;6.不买敌人的货物;7.不用汉奸的票子;8.爱护抗日军队;9.保守军事、资财秘密;10.遵守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以上誓约如有违犯,愿受军纪、法令处分,谨誓。1942年1月开始,蓬西、蓬东两县开展了军民誓约运动。除在根据地、游击区搞宣传发动外,还组织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张贴标语,慰问抗属,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气节教育。军民誓约运动,坚定了蓬莱军民抗日反顽斗争的信心。
二、护驾沟事件
1942年2月6日晚,蓬东县各救会(民动会)在石劈山区根据地护驾沟村召开会议,蓬东县政府于更生和亓井田等1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蓬东县农救会长周荣春、六区区委书记李和民(张武基)主持。午夜时分,会议结束,与会人员分头住到群众家里。亓井田连夜离开护驾沟,回到县委驻地。蓬东县政府民政科长孙毅生带两个人,从黑岚沟村也来到护驾沟村。这天晚上,护驾沟村所在区的区中队有10多人也进驻了这个村,三部分人之间没有联系。为确保安全,护驾沟村地下交通站长刘德功让他弟弟刘德绪在村外站岗。
傍晚,蓬东县委社会部干事邹本道(李元昌)回大夺沟村探亲,在村头上碰见了本村人李恒乐。早在1940年5月,李恒乐在蓬莱黑岚沟村任教时,参加了国民党蓬莱县长沈伯祥在大杨家村举办的反共、反八路军训练班,并由沈伯祥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他又参加了蔡晋康部的情报组织,充当了敌人的情报员,代号为“罗山”,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报告抗日军民的情况。1941年8月,李恒乐回家务农。同年冬,他因参加国民党的训练班、参加国民党,被蓬东县政府扣押教育了20多天。李恒乐的哥哥是反革命分子,1940年被抗日政府镇压。此时,李恒乐见到邹本道,为了替其兄报仇,他假装进步,并以请客的方式把邹本道骗到他家,以探听蓬东县的情报。临走时,邹本道说他要到护驾沟村,那里有人等他。得知有抗日工作人员在护驾沟村的消息后,李恒乐觉得自己报仇的机会到了。送走邹本道后,他连夜跑了25里路,赶到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大黄家据点,向国民党投降派县长沈伯祥报告。沈伯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奔袭护驾沟村。会后,沈伯祥与蔡晋康部的尹焕文团进行了联系,带领国民党投降派两个中队、特务队、“动委会”突击队和尹焕文部的两个连,共计400多人直奔护驾沟村,拂晓时将护驾沟村团团包围。
黎明时分,驻在护驾沟村的区中队人员出村巡逻,在村北坡发现敌人后迅速转移。此时,派出的岗哨刘德绪也发现敌情,立即回村报告。地下交通站长刘德功急忙到各家通知同志们转移,但因人员住得过于分散,除了孙毅生等3人及时转移外,各救会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撤走敌人就冲进了村。沈伯祥的队伍进村后,把群众赶到村东场地上,四面架起机枪,逼迫群众指出谁是八路,群众没有一个说话的。敌人拉出两个群众进行毒打,群众还是不说。敌人威胁说:“再不说就开枪了。”当时,村里群众明知他们中间有抗日党政人员,但没有一个人肯出卖自己的人。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从群众中抓走他们认为可疑的30多人(其中有蓬东县各救会的人)。当被抓的干部群众被敌人带到遇驾夼村时,国民党投降派头目找到一个姓于的人指认,此人曾在蓬东县机关工作,被沈伯祥俘虏后投降当了顽军,他把各救会的人指认出来,剩下的群众被敌人当场释放。在国民党投降派沈伯祥部偷袭护驾沟村时,另有一部分国民党投降派军队袭击了臧家夼村。那天晚上,蓬东县委社会部干事邹本道会后没有在护驾沟村住,而是住在了臧家夼村,当他在臧家夼村发现敌人后,便向护驾沟村方向转移,跑到护驾沟村南时,也被敌人抓住。
国民党投降派在护驾沟村一带共抓走抗日干部12人。其中,有六区区委书记李和民、县农救会长周荣春、县委社会部干事邹本道、税务工作人员衣文芝以及梁学太、李恒堂、姜英、姜山、李镜传、王凤胜等工作人员。他们遭到沈伯祥国民党县政府多次审讯,严刑拷打,残酷折磨。李和民、邹本道、周荣春等人被打得牙齿脱落,皮开肉绽,却始终坚贞不屈。2月13日,李和民、邹本道、周荣春在大黄家村西河套里被敌人活埋。当土已经填到他们胸前,呼吸非常困难时,他们还在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春节后,国民党投降派又将梁学太、衣文芝、李恒堂和一姓郭的同志4人在大黄家据点东河里枪杀。后来,姜英、姜山、李镜传被保释出来。王凤胜和一位姓高的同志逃了出去。新中国成立后,向敌人告密的李恒乐化名李德三,混入了教师队伍,在镇反运动中被审查揪出。1958年11月,李恒乐被栖霞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两年后,在莱阳县被处决。
三、时金河事件
1942年2月14日,蓬东县妇救会一位干部得了病,组织上安排她和交通员住在时金河村的一位老大爷家中。晚上,县妇救会干部和交通员准备睡觉时,突然,听到街上打了一枪,于是立即转移进了山。
区青救会干事刘栾峰、区妇联干事小王、区儿童团长小陈3人住在邻村的一户群众家里,听到狗叫声,区儿童团长小陈打开门出去看情况时,敌人已经站在了门口。他们3人被敌人逮捕,带到了大黄家敌据点。第二天,100多敌人押着区儿童团长小陈下乡找八路,敌人在乡下转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八路,只好把小陈带回了据点。区妇联干事小王叛变,供出了刘栾峰和小陈的身份。一天,敌人送来中午饭,小陈对刘栾峰说:“哥哥,我们不怕,吃饱肚子,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吃过午饭,小陈又对刘栾峰说:“哥哥,我们带的随身衣服都穿上,死了也不给鬼子。”
下午,敌人来到监狱,押着他们往外走。小陈对敌人说:“我们会走,不要你们护送。”出了大黄家敌据点,走到一个荒场时,小陈看到前面有挖坑的新土堆,小陈对刘栾峰说:“哥哥,我们往前跑,谁在前面谁是英雄。”他们跑进了土坑,敌人往土坑里填土。小陈、刘栾峰高喊:“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区儿童团团长小陈只有16岁,区青救会干事刘栾峰18岁。
四、沙窝孙家战斗
1942年4月,北海指挥部命令蓬东县大队配合北海独立团一营,在烟潍公路蓬莱段上寻找战机,伏击日伪军汽车。北海独立团一营副教导员董波和蓬东县大队副大队长盛易三共同研究制定了伏击敌人汽车的战斗方案。为保证战斗胜利,他们加强了侦察工作,选好伏击地点。战前,部队在当地买了一口棺材,请来吹鼓手,向群众借来杠子、绳子以及道士服等,化装成40多人的出殡队伍。5月2日拂晓,担任主攻任务的北海独立团一营两个连,埋伏在沙窝孙家村西公路两侧。蓬东县大队负责阻击福山县八角据点增援的敌人,并配合北海独立团一营伏击逃窜之敌。上午9时许,一营接到发现敌人汽车的情报,但由于是第一次打汽车,对汽车的速度掌握不够准确,化装成出殡的队伍过早地出现在公路上,结果,敌人在距离一营伏击圈300多米远的地方就停止了前进。一营只好强行发起攻击,迅速向敌人汽车冲去。经过40多分钟的冲杀,战斗胜利结束,共俘敌4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烧毁汽车7辆。
五、蓬东、蓬西两县合并
1942年4月15日,胶东日军对栖霞县牙山一带根据地进行的春季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4月,日伪军企图对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部进行改编,加深了日伪军与国民党投降派的矛盾,抗日军民抓住有利时机,向国民党投降派发起了进攻。5月14日,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及其武装全部被抗日军民驱逐出蓬莱,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随之垮台,抗日军民扫清了抗日道路上的绊脚石,蓬东、蓬西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将蓬东、蓬西县合并为蓬莱县。两县合并会议在齐家沟村召开,张竹生任蓬莱县委书记,李慕任县长(李慕在胶东抗大学习,方丁代理县长),张竹生、李维诺、于子明、丁汝明、李善民为县委委员,李维诺任组织部长,丁汝明任宣传部长,于子明任社会部长(不久社会部撤销,与公安局合并,于子明任公安局长)。民动会正式改称蓬莱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骆玉敏任县各救会会长,李善民任县职工会长,于崇德任县农救会长,张孟起任县青救会长,葛江任县妇救会长,马石江任县委秘书,盛易三任县大队副大队长,阎克敏任县大队副教导员。蓬东、蓬西两县合并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加强,蓬莱县改设13个区。为加强蓬莱县东半部新区的领导力量,县委先后派李青山任三区区委书记,邢奇任十区区委副书记(无正职),王镇东任十一区区委书记,王世昌任十二区区委书记。
蓬莱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进行了英勇斗争。1942年5月到8月底这一时期的形势是,日伪军企图巩固蓬北地区,并向蓬莱南部发展,“蚕食”抗日根据地,封锁烟台到招远县的公路,强化烟招公路以北地区为伪治安区。福山县国民党投降派陈煜部为巩固其磁山以东的老巢,也准备向蓬东地区发展,并频繁地到蓬莱、福山县边区袭扰抗日政权。盘踞在福山县古现村一带的国民党投降派残余李惠先部及宋吉绩部,也在为进驻蓬莱磁山东部地区而蠢蠢欲动。5月,蓬莱寺夼、栾家口、龙山店、巨山沟等日伪军据点及黄县黄城集据点日伪军,对蓬莱第二、三、五、六区频繁进行清剿。其中,对二区的大股清剿就有8次。5月16日,伪军头子郝铭传分三路清剿五区,抓捕教员11人,枪杀3人。第五区区长张黎及抗日干部王同初、李发增在与郝铭传谈判时被敌人杀害。5月28日开始,蓬莱城日伪军纠集各据点兵力2000多人,对艾崮山区根据地进行了20多天“扫荡”。敌人修筑了得口店据点通往大辛店和黄县黄城集据点之间的公路,并向公路附近“蚕食”。日伪军“扫荡”的花样与残酷性是空前的。“扫荡”时,有三分之一的伪军穿便衣,由伪自卫团、伪新民会人员配合张贴标语,欺骗民众。敌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温石汤、李家沟村以及南、北花夼村,日伪军杀害老百姓9人,手段极其残忍,先转着圈割脖子,使人生不如死活受罪。敌人到处抢掠,破衣烂被也不放过,农具、锅等一切铁器用品被破坏,或被抢了去作为军需原料。站马张家村一带群众被日伪军砸碎了100多口锅。面对日伪残酷“扫荡”的困难时局,蓬莱县委调动一切力量坚持老区和新区的敌后斗争。
6月,蓬莱县委得到情报,日伪军要到大黄家村、太口庙一带重新修筑据点。为开展新区工作,县委成立了新区工作队,到大黄家村周围向群众进行抗日必胜的前途教育,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发动群众,设立抗日团体,建立秘密情报网,准备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新区工作队由县青救会长张孟起任队长。工作队下设两个小分队,三区区委书记李青山带一个小分队开展大黄家村以北的工作,十区区委副书记邢奇带一个小分队,开展大黄家以南的工作。北海军分区成立了一个直属三中队,负责保护工作队。新区工作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抗日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并相机歼击敌人。6月22日,工作队到了大黄家村一带,第一天就发动群众拆掉了太口庙。第三天,工作队在清河屯村宣传发动群众,被大辛店据点敌人包围,县大队副大队长盛易三带领部队及时赶到,组织工作队胜利突围。第六天,大辛店据点敌人近200人、伪军第九中队80多人、伪区队30多人到了大黄家村,开始在大黄家村修据点。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带一个营,与敌人激战两个夜晚,歼敌一部。这时,三甲村敌人从后面包围上来,孙端夫率领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县委新区工作队白天截回给敌人送砖瓦、石料及前去修据点的民夫,晚上分头袭扰敌人,组织群众破坏通往大辛店敌据点的公路。同时,开展宣传工作,发展抗日组织,工作队人员连续六天六夜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睡上一个安稳觉。此时,第七区区长宋刚调任十区区长。宋刚一到第十区,立即与县委新区工作队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工作。县委工作队与北海军分区直属三中队,负责堵截大黄家以东被敌强征的民夫,宋刚带领区公所、区中队负责大黄家以南的村。晚上,他们合兵一处,到大黄家村通往大辛店敌据点的公路上喊话、写标语、拆桥、破路。宋刚召集“两面派”村长到区政府接受抗日教育,让他们办好事、留后路,组织他们缴纳田赋公粮,支持抗日。6月28日,工作队到崮寺店村集市上宣传抗日救国。张孟起带领工作队员在群众中进行演讲,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宣传抗战形势。为防止敌人袭击,工作队在村周围部署了岗哨。驻扎在大黄家的伪军第九中队闻讯前来偷袭,打掉了我方岗哨,包围了工作队。工作队人员打了一排枪,甩出几颗手榴弹,顺着村内大街向东冲,准备从村东南方向突围出去,抢占村东制高点。但是,敌人已在那里架设了机枪进行扫射,张孟起身中4枪。他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便竭尽全力把身上带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名单的小本子埋进身下的沙土里,奋力爬出5米多远后停止了呼吸。
7月14日,北海独立团在仲家村设伏,伏击敌人的抢粮汽车,烧毁敌汽车8辆,救出被敌人抓去的青年40多人,俘敌10人。7月28日,栖霞县寨里据点的日伪军30多人,带机枪1挺,窜到蓬莱县捉壮丁、抢粮食,第十区区中队与20多名民兵联合击溃了敌人,救出被捉壮丁18人,截获被敌人抢去的牲口20头、麦子20多包及衣服被褥一大宗。
第四节粉碎日伪军冬季大“扫荡”
1942年8月1日,在县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蓬莱独立营,隶属北海军分区领导,盛易三任营长,阎克敏任副政委。独立营下属三个连,有300多人。蓬莱独立营虽为地方武装,但已经具备了向主力部队转变的条件。独立营与过去的县大队一样,直接领导指挥各区武装中队,各区中队一般是由区长、区委书记兼任中队长、指导员,并另设一副职人员专职负责区中队工作。当时,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蚕食”与反“蚕食”、伪化与反伪化斗争非常激烈,十分残酷,独立营成立后便迅速投入艰苦斗争,不断打击敌人,屡立战功,使日伪军闻风丧胆,成为北海区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武装。
一、组织动员军民反“扫荡”
1942年10月,日伪军组织500多兵力,对蓬莱南部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一周时间“扫荡”,对蓬莱四个区进行清剿。日伪军频繁出动的同时,在第四、六区加强了奸细活动,在交通要道上设伏抓捕抗日工作人员,使抗日骨干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一天,十区区委在槐树庄开会,区长宋刚等参加了会议,由于内奸告密,与会人员刚刚到齐,村子就被日伪军包围。区长宋刚、区委副书记邢奇率领人员突围时,宋刚中弹,被敌人捉住,当天被敌人押往大黄家据点杀害。区委组织委员田友、青救会长周坤也同时被敌人抓住,后经党的地下关系保释出狱。周坤被分配到第二区工作,在刘家旺村又第二次被日伪军捉住,敌人千方百计引诱他投降,他英勇不屈,大骂汉奸卖国贼,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最后,壮烈牺牲。宋刚区长牺牲后,区委副书记邢奇带领机关人员坚持斗争。当时,十区南部是根据地,淳于、宫家庄、清河屯、大黄家等村北部是敌占区,四甲、罗家、李家、田家、柳家村一带是游击区,区机关人员经常在敌占区、游击区开展对敌斗争。10月后,第十区大部分游击区也成了敌占区,抗日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晚上不能住在村里,中共北海地委指示十区区委组织力量,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一天,我方得到情报,日伪军第二天要到兴村、大夺沟村一带抢粮。北海独立团二营营长鞠文仪与十区区委、区中队研究制定了伏击敌人的方案,决定把两个连埋伏在邱山,一个连和区中队埋伏在四甲村。第二天上午8时,日伪军出了据点,顺着大路往南走,正中我军埋伏。北海独立团二营和区中队英勇战斗,缴获机枪2挺,毙伤俘敌24人,从此扭转了第十区的斗争形势。
1942年11月1日至15日,日伪军2700多人从栖霞县、黄县石良集出动,对艾崮山区根据地进行了半个月“扫荡”,拉开了对整个胶东区冬季大“扫荡”的序幕。当时,胶东主力部队15团、地方抗日武装及党政机关1200多人在艾崮山区。15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王庄村北与“扫荡”的敌军展开激战,毙伤敌2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多支、子弹20多箱。
11月21日,日军15000多人,在5000多名伪军及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等部配合下,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采取拉网合围战术,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拉网大“扫荡”。12月14日,日伪投“扫荡”部队数千人进入蓬莱县。他们先以两天时间搜索磁山、石劈山区。12月17日至19日,合击艾崮山区。
在日伪军进行大“扫荡”的两个月前,北海地委召开各级党政军反“扫荡”动员大会,号召抗日军民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武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誓死悍卫根据地。艾崮山区党政干部和武装部队,一部分趁敌人“扫荡”、敌占区各据点敌人兵力薄弱的机会,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另一部分留在根据地,组织和发动群众,与敌人展开周旋,坚持反“扫荡”斗争。敌人对胶东的“扫荡”一开始,北海地委即将大部分干部安排到地方各区(艾崮山区、石劈山区、磁石山区)参加反“扫荡”宣传小组工作,机关内仅留5人坚持工作。同时,派科长展大年等3名干部随蓬莱独立营到蓬北地区开展敌后工作。
日伪军这次大“扫荡”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实行所谓的铁壁大包围圈。敌人在“扫荡”蓬莱磁石山区时,南到烟青路各日伪据点,西到蓬莱大黄家村各据点,北到方里、黄姑庵、福山县八角村一带,都配备了重兵。二是行动缓慢。敌人部署好“扫荡”后,在磁山外围两天未动,采取以静制动的方法捕捉猎杀我方突围军民。三是动用了大量骑兵。采取敌步兵搜山,骑兵到处机动的战术围捕抗日突围人员。在“扫荡”磁山时,东西北三面有日军骑兵50人。四是日军人数多。在“扫荡”中,日军占三分之二多的兵力。日军武器好,行为更加残酷。五是搜山的花样多。敌人在合击山区时采取拉网式,向内紧缩兵力,兵力由大股逐渐分成许多小股,形成层层包围的态势,给抗日军民的突围造成了极大困难;敌人的搜山部队、放火队分成很多股,但每股人数不多。在蓬莱磁山搜山时,每股兵力二三十人,放火队每队7个人,扛旗、领头的多是日军;敌伪搜索磁山、艾崮山区时,以飞机作掩护,骑兵顺着山根、山腰到处乱窜,寻觅截击抗日军民、干部。搜查重要山区时,出动的主要是日军,夹杂着伪军;敌人以欺诈的办法来对付抗日军民。有时让伪军穿上便衣,见到群众老远就打招呼,说是自己人,以欺骗群众,诱捕抗日军民;有时让伪军假充妇女,招呼“小孩他爹来家吧,鬼子走了”,欺骗抗日军民出来;日伪军每到一村,先是抓走老百姓,威逼利诱老百姓提供八路军弹药枪支和军需被服等物资的藏匿地点;搜寻掩藏起来的八路军伤员和失散人员,如达不到目的,就对老百姓施以灌辣椒水或用刺刀刺等酷刑。
日伪的这次胶东冬季大“扫荡”,在蓬莱县的重点是艾崮山区、石劈山区及蓬莱与福山县交界的磁山一带。在艾崮山区,由于群众基础好,有反“扫荡”经验,空舍清野工作做得彻底,群众的东西、杂物等没有太多损失。在石劈山区,即蓬莱县东部的第十、十一区是新区,群众基础比较差,反“扫荡”经验少,被敌人捉壮丁500多人,捉妇女17人;被打死的群众13人、伤4人;拉走牲口100多头,抢掠杀生猪、鸡数百头(只)。敌人在土屋村大肆奸淫妇女,全村仅有3名妇女幸免。
二、蓬莱独立营反“扫荡”
为应对并粉碎日伪军、国民党投降派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拉网合围大“扫荡”,胶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疏散人员,坚壁清野,做了一系列的反“扫荡”准备工作。蓬莱独立营进行了紧急战前动员,传达了上级“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的反“扫荡”方针,提出了“保卫蓬莱、保卫根据地”的战斗口号,使干部战士充分认清敌人这次冬季大“扫荡”的紧迫性和残酷性。针对反“扫荡”中可能出现的恶劣情况,党组织提出了严格保密的要求,党员把平时学文化用的小本子和入党志愿书都烧毁了,每个党员在自己衣服左边的第二个纽扣处的里边缝上“T”的字样,以防在失去联系后,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全营每个指战员都配发了红、蓝、白三色相间的布块作为识别的记号,临时由营里规定用法。1942年11月初,北海军分区修械所到蓬莱独立营抢修了枪支,配齐了刺刀,补充了弹药,每个人分到一个地雷,手榴弹也由4颗增加到8颗,并配发了冬季服装。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战士和重伤员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疏散到了敌占区群众家里。11月下旬,部队悄悄地拉到蓬莱、福山、栖霞三县交界处石劈山下的一个村庄隐蔽起来。
坚守石劈山一天的下半夜,排长郝庭常来到驻地村西头的哨位处查哨,隐约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这时营部来了两个侦察员,他们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了听,向前摸索着走了不远便和日伪军遭遇,侦察员迅速跑回营部报告。敌人追了上来,排长郝庭常和哨兵投出三颗手榴弹,一阵猛打,把敌人打得趴在地上不敢前进,一边向连队集合地点撤去,随着连队抢占了石劈山。石劈山位于独立营驻地村南,顶部有个古老的已经风化了的石头围子,地势易守难攻,蓬莱独立营全体人员上山后迅速抢修工事。战士们端着枪,面前摆满了掏出弦的手榴弹,等待着敌人。天亮后,全营指战员们清楚地看到,山的西北方向有日军,西南和南面有500多伪军,东面附近有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的部队500多人,情况十分危急。不一会儿,敌人的炮弹、子弹像雨点一样撒在独立营阵地上。接着,先是国民党投降派向独立营发起了冲击,当敌人离阵地三四十米远时,独立营步枪、机枪一起开火,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一个上午,独立营接连打退国民党投降派军队三次疯狂进攻。下午,投降派军队再次发起攻击,独立营依托有利地形沉着冷静地消灭敌人。弹药不多了,就用石头砸向敌人,又打退了敌人第四次进攻。敌人在山坡上丢下了100多具尸体,始终没能爬上独立营的阵地。暮色降临时,趁日伪军尚未完成集结,独立营选择伪军力量较弱的西南方向,将一连、三连全部压上去,很快撕开一个口子,二连殿后掩护部队突围。二连二班长突围时腿部负伤,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冲出第二道网蓬莱独立营从石劈山突围后,迅速向西北潮水方向运动了20多里路,来到一个山沟的小村庄里。刚吃了饭,安排好伤员,就得到消息,村西边不到3里路的地方发现敌人,独立营随即掉头向西北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不料西边二三里远的地方又发现敌人。敌人采取了层层包围、拉网合击的所谓“铁壁合围”战术,眼前的敌人就是第二道网。由于情况不明,指战员们只得顺着山沟上了附近的粉子山。独立营出村庄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指战员们忍着饥饿,冒着严寒,奋力爬上粉子山。到了山顶,营部命令各连指战员把棉衣反过来穿,让白色的里子朝外,利用天色作掩护。山上有许多小的马尾松树,指战员们借助松树把自己隐蔽起来。天渐渐亮了,风停雪止,山下敌人正在搜索村庄,狗咬鸡飞,乱成一团。一个日军军官拿着望远镜向山上瞭望,指战员们静静地埋伏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觉,又向山上打了几发炮弹,见没有动静,便从山的两侧向潮水镇方向扑去。敌人走后,独立营又回到村子里,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巧妙地跳出了日军设置的第二道网。
跳出合围圈天黑后,蓬莱独立营指战员又向另一个村庄进发,向东大季家峰山方向一口气走了30多里路。这个村是独立营的根据地,村的南面、西北面是山岭,地势十分险要。独立营每次到这个村,群众都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这次,指战员们发现全村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党组织和群众大部分已经转移,村周围已经被“扫荡”的敌人控制。独立营原想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该村群众基础好的条件与敌人周旋的计划落空了。此时部队正处在敌人的第三道网内,处境仍然十分危险。独立营以连为单位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统一思想。营部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与敌人硬拼,做无谓的牺牲。遵照营部命令,各连调剂了一下弹药,便向村子西南面的山区突围。独立营隐蔽运动到了该村西南山脚下的又一个村庄,发现西面的山已经被敌人占领,便又折回向南行进,发现南面的山上也有敌人,独立营迅速就地隐蔽在路两侧的沟里和小树林里,约等了20多分钟,南面山上敌人过去了,西边的敌人还没到来,独立营抓住这个机会,一阵急跑,直奔南山。这时,西边的敌人才赶到独立营原来停留的地方,扑了个空。指战员们马不停蹄,下了南山坡,顺着山沟向东急进。一路所遇到的村庄,无一不是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有的群众被敌人杀害后倒吊在树上,其状惨不忍睹。指战员白天在山沟里和敌人兜圈子,夜晚又转回先前去的一个村子。就这样,独立营终于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痛歼日伪军日伪军的“扫荡”一过,地方干部和群众又陆续回村,蓬莱独立营在潮水村一带补充了部分粮食、弹药,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942年12月中旬的一天,独立营根据情报设伏在大辛店村北公路两侧的山上,当蓬莱城出来的100多个伪军进入伏击圈时,独立营吹响了冲锋号,顿时,枪声、喊声、爆炸声连成一片,仅5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歼敌一部,我军无一伤亡。第二天,独立营又在木基迟家村设下埋伏。从烟台出来的日伪军乘坐7辆汽车,沿着公路向蓬莱城开进,一进入伏击圈,独立营就拉响了地雷,把前面敌人的汽车炸毁,指战员们迅速冲上公路,子弹、手榴弹像雨点一样飞向敌人,大部分敌人被打死在车厢里,7辆汽车被点火烧毁。这一仗,独立营毙伤俘敌近200人。
三、反“扫荡”上营战斗
1943年,北海独立团二营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北海地委和北海专署,部队经常在蓬莱县南半部根据地活动,有时也到大辛店村一带、黄县、招远县与敌人展开战斗。11月下旬,北海军分区参谋处长率领北海独立团二营六连到黄县境内寻机歼灭敌人,配合黄县独立营攻克了黄县城东小栾家村敌据点,歼灭伪军一个小队,解放了伪县立医院,并动员医院医护人员参加了抗日队伍。接着,六连又奉命派人到招远县一敌据点进行侦察,准备歼灭伪军一个中队。六连长梁培松看完地形,正准备发起攻坚战斗时,接到北海军分区命令,要六连迅速返回蓬莱县东部西石硼村营部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北海独立团二营营长鞠文仪原计划主动出击,打掉驻福山县八角的敌据点,粉碎日伪的“扫荡”计划。当各项侦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二营又接到分区司令部命令,蓬莱城日伪军连日来集结700多人,到蓬莱金果山区、潮水村一带“扫荡”,近日可能结束“扫荡”返回县城,命令二营在敌人“扫荡”回返途中寻找机会歼敌一部,当晚立即出发,于明晨到达上营村集结,根据情况待机歼灭敌人。营长鞠文仪随即将六连长梁培松和指导员何庭(姜鹤亭)叫到营部,传达当前敌情,部署战斗任务。梁培松请求让六连打头阵,得到了批准。梁培松立即返回连队,匆匆吃了饭,便不顾疲惫,带领全连迅速向50里路外的上营村疾进。12月13日凌晨4时,六连到达作战地域,集结在上营村东北角的路边。指导员何庭对干部战士进行战前动员,梁培松带领三个排长查看地形,部署岗哨,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13日早晨,郝铭传同他的日军顾问率领700多名伪军,由五十里堡、接夼刘家、接夼司家村一带向上营村赶来,敌人在“扫荡”金果山区、潮水村一带时没有遭到抗日武装的打击,便有恃无恐地企图在13日早晨到大雪家、道头、大柳行村一带进行烧杀抢掠,清剿抗日根据地。梁培松命令全连准备战斗,将三挺机枪对准敌人必经路口,一排迅速到后面山上展开部队,二、三排就地展开伏击队形。很快,伪军头子郝铭传和日军顾问并马同行,大队人马进入了六连火力圈,梁培松一声令下,六连三挺机枪和三个排的排枪一齐向敌人开火,第一排子弹击伤了伪军大队长郝铭传的右手,把日军顾问官打下马,敌人撤退到200米后的地坎边,凭借地形掩护,两个中队100多支手提冲锋枪一齐向六连射击,敌人如此猛烈的火力,六连在北海区还是第一次遇到。梁培松判断敌人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必然争夺上营村后山高地,他迅速爬上后山高地,指挥一排坚决守住阵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时,天色渐渐明亮,敌我双方的行动已经看得很清楚。两个排的敌人在机枪掩护下,向一排山头阵地冲来,企图夺取制高点。当敌人离一排阵地50米远时,一排长率领全排战士向敌人冲击,排长汤福亭率领全排战士一排子弹,将大部分敌人打下山去,还有5个敌人同一排战士拼起了刺刀,副排长林大喜端起刺刀,一声大喊,刺倒一个敌人,其余敌人被吓跑,敌人第一次冲锋被打垮。10分钟后,敌人又组织更猛烈的火力向一排阵地射击,梁培松判断,敌人必然用更大兵力来夺取一排阵地。于是,他命令一排坚守阵地,机枪班猛烈还击敌人,二、三排从侧翼打击敌人。这时,敌人一个中队兵力,在机枪掩护下拼命向一排阵地进攻,当敌人到近处时,梁培松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全连指战员如同猛虎冲向敌人,机枪声、爆炸声、刺刀声、冲锋号声响成一片,混战10多分钟,敌人被打下山去。梁培松和指导员何庭都高举手枪指挥战斗,被敌人发现,敌人一排机枪子弹扫来,梁培松双腿中弹骨折,指导员何庭头部受重伤,两天后壮烈牺牲,时年20岁。700多敌人向六连阵地猛烈进攻,但始终没有突破战士坚守的阵地,只好以一个中队占领女王山,掩护其他部队向蓬莱城逃窜。
这次战斗,六连毙伤俘敌9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多支、战马2匹,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护了人民安全。
第五节强化敌占区、游击区抗日斗争
1943年3月,中共北海地委在蓬莱县成立了蓬东北行署、蓬西北行署,以及中共蓬东北中心区委员会(蓬东北特委)、蓬西北中心区委员会(蓬西北特委)。蓬东北、蓬西北行署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蓬东北行署管辖第二、三、四、十三区,主要区域分布在潮水镇以西到蓬莱县城范围,行署主任孙毅生,各救会长李广义,青救会长刘伯英。中共蓬东北中心区委书记李执中,组织委员李青山(兼第三区区委书记),宣传委员李光(李时钊),公安特派员李前义。蓬东北行署、蓬东北中心区委组成了70多人的中心区队武装,常驻地金果山区一带。蓬西北行署管辖第一、五、六区、黄北十三区(黄县诸由观村一带),主要区域在蓬莱城以西到黄县的诸由观村范围,行署主任王琦,副主任陶陌生。蓬西北行署建立了便衣连,陶陌生任连长。中共蓬西北中心区委书记丁立芝,刘建之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慕东岳任宣传委员兼妇救会长。蓬西北行署、蓬西北中心区委建立了70多人的中心区队武装,常驻地蔚阳山区一带。
一、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人工资斗争,是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础工作。1943年秋,中共胶东区委作出了“关于彻底进行减租工作,继续发动群众的指示”,指出: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必须继续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目前,胶东秋收已至末期,减租工作急需开展。”“必须认识减租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任务,是建设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工作,是目前根据地群众运动的重点。我们要通过减租工作,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改善群众的生活,削弱封建势力,提高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使基本群众真正动起来,同时,又要调剂根据地中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以团结全体人民对敌斗争。”“去年根据地的减租工作,虽然在形式上大部分做完了,但是真正认真地做得彻底,做得好的,还只是很少部分地区,而在减租工作中,又有许多缺点,如形式命令、包办代替、侮辱地主、实行永佃、分配租地、随便借粮等。”“因此,今年为减增的地区应当继续进行细密的减改工作,纠正去年减改中的偏向,以便贯彻党的减改政策,达到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发动群众的目的。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今年的工作,必须是点滴细微的方式,主要依靠说服动员的方式进行,绝对禁止用粗枝大叶、乱搞一通或者泼凉水的办法。”
蓬莱县认真贯彻上级党委指示,在全县进行减租减息和“查减”工作。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新解放区和减租减息工作不够彻底的地区进行。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的政策。“查减”主要是在进行过减租减息的老解放区进行,是对前段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工作进行检查,对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的村进行补课,是减租减息斗争的继续。为确保减租减息、“查减”工作顺利进行,蓬莱县举办了村长、党支部成员参加的训练班,学习减租减息、“查减”工作政策和指示,并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抗日根据地各区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情况进行了检查,在广泛发动群众基础上,依法查处了一些地主的违法行为,使其退回了应减而未减的租额。对未订立租约的地主,限期订立租约;对抽回土地的地主,令其如数退还给农民。蓬东北、蓬西北行署在条件许可的村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对过去已经减过租的,不再进行减租;对过去没有实行减租的,或减得不够彻底的,组织人员教育地主、富农主动进行减租。有的村动员本村或附近村的绅士名流、小学教员及工农青妇各团体代表,对地主、富农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让他们自觉执行抗日政府的法令,同时,对抗拒减租减息工作的地主、富农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中,党的主要工作方法如下:一是依靠群众。减租减息工作队员每到一个地方,拾起扁担就挑水,拿起锄头就干活,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并且注意搞好调查研究。二是算账教育。带领群众与地主、富农算经济账、剥削账,而新解放区更多的是采取回忆诉苦的办法进行,是很有效的发动群众的做法。三是实行点面结合。首先确定了减租减息、“查减”基点村,在基点村开展工作取得经验后再面上推广。在减租减息工作中,蓬莱县还组织各村丈量土地,按土地登记数量及等级对农户征粮征田赋,实行合理负担,全县先后进行土地登记的自然村172个16581户。经过减租减息,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地方群众先后向抗日部队献旗28面,送慰问袋648个、鲜鱼558斤、蔬菜2957斤、肉类891斤、鸡蛋5184个;全县享受优待和救济政策的抗属1506户共5411人,发放优待粮7641175斤、救济粮42878斤、救济款27315元;募集救济粮56727斤、款13728元、衣服759件,根据地抗属享受代耕的550户1224亩耕地;全县56名退伍荣誉军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对安置回家的38名荣誉军人发放抚恤粮15392斤、草6637斤。
1944年6月12日,中共胶东区委下发的《关于麦季减租减息的指示》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几年前就搞过减租减息了,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而对今年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贯彻不力。一年来,各地土地纠纷层出不穷,地主普遍反攻,明减暗不减,抽地毁约、假典假卖、增租赎地、改定租为分租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从行动上要坚决贯彻“查减”任务,决不允许再拖延下去。胶东区委指出,麦收已经到来,正是农民交麦租还借粮的时候,根据政府法令,租佃关系的变动必须在三个月以前通知佃户,这时,也是地主变更租佃关系、准备撤佃抽地、想办法向农民反攻的时候,因此,应立即着手抓好“查减”工作。调查各地的租佃及息借关系情况,并制定具体的“查减”办法,未减的,应坚决彻底地减;已“查减”但不彻底或减而又增,以及新的租佃关系中租额仍高的,应继续减;明减暗不减者,应实行退租,并根据情况发动群众进行保佃退地斗争。不论新旧租佃关系,未订约者,必须订约,对个别顽固地主抵抗政府法令,强制威胁农民,不顾一切毁约抽地、假典假卖者,应该广泛发动农民作坚决斗争打击,揭发地主及其爪牙的罪行,孤立打击地主。同时,对不积极进行“查减”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罢免带头不减租或被地主收买了的村长、村农救会长等。8月底前,对基点村工作进行总结,为秋后大规模的全面贯彻“查减”,彻底发动群众,做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8月21日,蓬莱县制定了8月20日至9月15日工作计划,其中一项具体工作就是要求全县各级彻底完成新区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工作。要求各区召开村干部会议,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在佃农中发展积极分子,成立骨干小组;在佃户中重点进行阶级教育,在中层人员中主要进行抗日教育,以此来推动新区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的开展。9月,抗日军民攻克了得口店、皇姑庵等9个敌据点,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全县范围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蓬莱县“查减”的方法是正确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但也有过火行为,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存在增资过高的现象,对增加工资过高现象比较突出的村,县委、县政府专门派出工作队予以纠正。
二、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1943年1月,伪山东省公署派柳江城到蓬莱任伪县公署知事(伪县长),伪县公署增设了剿共委员会、新民教育馆、伪纠察队(也称便衣队)等,对有关科室及一些伪区长进行了调整,蓬莱县伪军发展到了13个中队,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适应敌占区、游击区斗争形势,蓬东北、蓬西北行署转变了工作方式。一是建立工作汇报制度,有的区半个月汇报一次工作,有的十天一汇报,没有固定日期,地点也是临时确定;二是在各区划分了武装、民政、财粮等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安排人坚持日常工作,工作人员夜间集合接受任务,白天分散执行落实各项工作;三是提出建立“革命家庭”口号,环境好时,党政干部到村找村长开展工作,环境不好时,到自己可靠的“革命家庭”隐蔽开展工作。平日,各区中队到群众基础薄弱的村开展工作,环境恶化时,到群众基础好的村住宿,并对住地进行封锁,防止行踪被暴露。各区长、区委书记全面掌控区中队活动情况,区中队不断扩大。一年中,各区中队人数发展到原来的两倍以上。
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蓬东北、蓬西北行署确定了自己的中心活动区,并以中心活动区为依托,逐步向其他区推进工作。1943年上半年,全县在46个村发展党员216人。其中,蓬西北敌占区、游击区43个村发展党员167人。两个行署的中心区队与下属各区中队、民兵密切配合,采取打一下就走的战术打击敌人,不与敌人硬拼。晚上,抗日武装把敌人炮楼封锁起来,进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对伪乡长、伪保长实施抓捕,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答应抗日政府提出的条件,然后再放回去,不让他们胡作非为,对死心塌地投敌者坚决惩处。两个行署人员还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在敌占区村召开群众大会,离开以后,再让村长向敌人报告,迷惑敌人。组织群众做伪军工作,劝告伪军士兵弃暗投明,对汉奸排名单,点名警告,开展反资敌斗争。如有一次,敌人在接夼村一带逼迫群众给他们送粮,抗日干部事先与村长联系好,让他们去给敌人送粮食,然后,派抗日武装在路上截击,把粮食运了回来,再让村长向敌人报告粮食在半路被八路军抢去了。
在敌占区、游击区,许多村的伪村长存在贪污行为,区、乡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斗争,揭露伪村政人员的贪污行为,勒令他们退出赃物退还群众,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对村政权中投靠敌伪的坏分子,抗日政府向群众宣布撤销其职务,再通过民选办法产生新的村政负责人。在敌占区、游击区,每年的麦收后、春节后,抗日政府都动员村民重新选举村政负责人,好的可以连任,坏的罢职,保证村政权为人民所接受。一年中,党在根据地及边缘区的南部山区,通过民主建设,纠正了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改造村政权50个。在敌占区、游击区新建了129个村政权,改造了32个村的旧政权。
蓬西北、蓬东北行署及两个中心区委在蓬西北的蔚阳山和巨山区、蓬东北的金果山和峰山区,开创了4个小型游击区根据地。其中,蔚阳山70多平方里,包括刘家、曲家庄等12个村;金果山区216平方里,有孟家庄、山上李家等18个村;巨山区120多平方里,包括山韩家、山杨家等18个村;峰山区90多平方里,有李家、大雪、小雪等10个村。在游击区根据地,两个行署和中心区委做了大量工作。一是争夺村政权。对被敌人控制的村,对村政权进行公开或秘密改造,哪个村政权为敌人服务就换掉哪个村政权,一时不能换的,就警告和孤立有关人员。有的村建立了以我方为主的“两面”村政委员会,区、乡党组织教给村长应付敌人的办法,对家庭困难的村长,还动员村民为他补贴粮食。二是关心群众生活。在金果山区、峰山区、巨山沟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反贪污斗争,为群众减轻经济负担,为村民截回被敌人抢去的粮款,组织群众打击敌人的便衣特务。春耕贷款、春荒救济时,发动群众救济困难人员,并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整顿,发展新的抗日组织。三是维护经济秩序。实行进步法令,对耕地进行丈量登记,评定等级,按照耕地等级确定产量和公粮征收,纠正过去多产多征、打粮多剩余少的弊端,使各阶层负担进一步合理。四是抓好学校教育。在巨山区、蔚阳山区对教育经费实行统一收支,给教员增加工资,为教员赠送进步书刊,对教员进行合理调整,并选择好的学生课本做范文。五是建立“革命家庭”。每个村建立二三个“革命家庭”,他们是村里的进步力量,抗日军政人员开展工作时,可不通过村长而直接与他们联系,环境恶化时,能够在“革命家庭”得到保护。六是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把进步上层人物聘为参议员、调解员等,召集他们开会学习,向他们赠阅进步书刊。对个别投敌者给予坚决打击。
通过一系列工作,新开创的游击区根据地出现了新气象:对敌斗争进入新阶段。在游击区根据地各村中,敌人进行户口登记、组织填写调查表、领取村民居住证、村头张贴村名、进行教员登记等,都无法进行下去;敌人强迫村民搜集抗日军民的情报,各村都设法予以抵制,只是在大队敌人进村时,不得已才向敌人报送假的或过期的情报,而且都是在党组织的掌握下进行的;游击区根据地可以供抗日武装进行休整和与敌人开展游击战,抗日人员在游击区根据地可以公开活动,可以实施进步法令。实行了新的公粮征收办法,各村成立了减租减息小组,与地主富农订立租约,并发动群众进行贫富互济,雇工为增加工资发动了罢工斗争。抗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许多村能组织村民为抗日家属代耕,把公用田地租给抗属种,减轻抗属负担等。村政权掌握在抗日政府手中。各村长能够接受抗日政府领导,敌人“扫荡”、进犯时,村政人员能及时报告,并组织民兵与敌人斗争,各村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便衣。反资敌斗争成效明显。峰山区有7个村不资敌,其他村也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日伪捐,减轻了群众负担,严重打击了敌人。学校教育有了新发展。区、乡党组织能够及时掌握学校教育情况,教员可以根据需要调换,可以在学校公开进行抗战教育,先后组织教师参观活动3次,共有120人参加。另外,在敌占区、游击区建立秘密基点村8个,成立了抗日中心小学,抗日政府掌握的初级小学216处、中级小学25处、完全小学20处,总计达261处。
三、抵制日伪组建自卫团
1943年,日伪军在其统治区、游击区打着人民自卫的旗号,在各村组建伪自卫团,按他们登记的户口册子对自卫团人员进行抽训,并从自卫团中抽壮丁扩编伪军。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抵制敌人抽壮丁。敌人在每个乡都要抽调3至5人当伪军,各区、乡党组织发动群众尽量不去或少去。敌人在一区摊派27人当伪军,结果只去了8人。在十三区摊派37人当伪军,村里每人花1500元,赎回13人。
(二)抵制敌人抽训保甲自卫团人员。在敌占区,敌人要各村组织保甲自卫团进行训练。平日里,各区、乡党组织动员保甲自卫团人员只去上操,不听敌人讲课。农忙时,组织保甲自卫团人员拒绝参加训练。敌人下乡检查时,就让保甲自卫团人员搞训练,敌人走后,立即停止训练。在游击区,敌人抽调村保甲自卫团人员到统一地点集中训练,区、乡党组织动员村民借各种理由不去参加敌人的训练。有的区敌人抽训24人,只去了6人。如果有人要去参加敌人的训练,抗日政府就派区中队强行阻止,使敌人的训练难以组织起来。对掌控不了的地方,区、乡党组织秘密派人员打进去,了解其训练情况、训练内容及最反动的人,以便采取对策,等接受训练的人回村时,立即召到抗日政府对其进行教育,没收敌人发放的学习讲义,并让受训人找保证人后才予以释放。
(三)防止村保甲自卫团被敌人利用。对被敌人利用的村,区、乡党组织召集该村负责人予以警告,若不思悔改,强行将该村保甲自卫团的武器没收。
(四)让村保甲自卫团为抗日政权服务。各级党政组织向群众宣传,敌人建立保甲制度是用来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是为了扩编伪军。通过教育,使保甲自卫团为抗日政权所用。夜晚,村保甲自卫团规定了打更办法,对日伪军在时和日伪军不在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打更方法,以便于抗日人员开展工作。有的村保甲自卫团人员还配合抗日人员截割敌人的电线、为抗日部队当向导及站岗放哨等,实际上成了抗日政府掌握的民兵组织。
四、破坏敌人情报网
为打掉日伪组织建立的情报网,各区、乡党组织发动群众深挖细查日伪安插在各村的耳目,破坏敌人的情报网。同时组织群众把假情报传出去,给敌人的判断造成混乱,并注意掌握敌人的动向,及时向群众揭露敌人的谣言,告诉群众提高警惕,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敌人贪图金钱,各区、乡党组织便让村里花几个钱少送或不送情报。后来,敌人也变换了对策,每个敌据点组织了情报班,向各村发放情报纸,派人化装下乡搜集情报,如村里不送情报,据点就派人下来查,每到一个村,村长得先报告,还得给敌人10元钱。抗日政府派人抓捕为敌人送情报的人,敌人便花钱雇佣穷人为他们送情报,让抗日政府抓住送情报的人没办法处理。于是,各区、乡党组织告诉群众不要为敌人送情报,哪个村送,就处分哪个村的村长。敌人则专门刁难各村村长,哪个村不送情报就去敲诈哪个村的钱,区、乡党组织动员群众向敌人说,村子被八路军封锁了,送情报的人出不去。敌人又出招要求村长,不论哪个村有八路军,邻村也得去据点送情报。党组织便在村里选定情报员,每月由村里补贴一些粮食,并加强对送情报人员的教育,让他们向敌人送假情报,同时顺便探听敌人的情报,回来告诉抗日政府;让各村村长到敌人那里去,说各村到据点送情报不方便,要求把情报送到乡公所,这样,党组织便安排“两面派”乡丁到伪乡公所送情报。有的村坐落在两个敌据点之间,东边敌据点来要情报时,村长告诉要往西边敌据点送情报,西面的敌据点来要情报时,就说要往东边据点送,用种种方法应付敌人;对敌人派往乡村刺探抗日军民消息的情报员,各区、乡党组织对他们逐个甄别,讲明利害,尽量瓦解策反过来,并补贴一点粮食,指定其在一定地区活动,在向敌人送假情报的同时,也为抗日政府提供敌人活动的情报;教育各村长和抗日人员提前商量给敌人送些无关紧要或过时的情报,若有送真情报的则依法处罪。
当时,六区的环境较为恶劣,北边蓬莱县的寺夼、西边黄县的诸由观、南边黄县的黄城集据点的敌人都去抓人抢粮,敌人便衣特务横行,尤其是黄县黄城集日军,对根据地威胁最大。为打击敌人气焰,1943年春天,六区干部在沙家村捉到黄城集据点一名便衣特务,在卧龙朱家村一带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惩处了这名特务。同年夏,六区干部在姜家沟村捉到敌据点一名便衣特务,拉到大树宋家村东北的河里处决,有力地震慑了敌人,使敌人便衣特务不敢再轻举妄动。
另外,各级党组织还注意做好伪军伪属伪组织人员的建档工作,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并通过伪属开展瓦解敌军活动。1943年,通过宣传教育,瓦解反正归来伪军23人、枪19支;逮捕伪区长、伪乡长3人,对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处以极刑;建立了瓦解与利用相结合的新的敌工关系,先后与2名伪区助理员、1名伪中队教练、14名伪乡长等建立了秘密联系,敌占区统战工作有了新起色。
五、抵制敌人清查户口
为了强化统治,敌人在占领区和游击区进行了户口调查,向各村村民发放户口调查册,让村民领所谓的“良民证”,对抗日斗争的发展造成了重重障碍。各级党组织加强对群众的教育,抵制敌人进行户口调查、发放“良民证”。对敌人向村民发放的户口调查表,党组织开始是让村民少交几张表应付,后来,就予以全部没收,迫使敌人停止了调查表的发放。在游击区,敌人没有能力发放户口调查表,只好让各村自己填写表格去据点报,并用发放火柴来利诱村民,报户口表多的村可以多领火柴。党组织及时向群众揭露敌人登记户口是为了抽壮丁的阴谋,使群众明白这对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利,大多数村民报了假户口,如40岁的人,报给敌人是50岁,20岁的青年,报给敌人说是17岁,即使报上几个青年人,也说是去东北了,或说是有残疾等,让敌人无法利用户口表对抗日军民进行清剿。
针对敌人根据户口调查把村民的“良民证”改为发居住证,并威胁村民不领居住证,外出办事要被抓审的做法,各区、乡党组织鼓励村民统一行动,不去领居住证,抵制按居住证抽壮丁。还利用各种时机,不断揭露敌人以领居住证来搜刮村民钱财的阴谋和村民说话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对去领居住证的妇女进行侮辱等丑恶行径,使村民们逐步觉醒,识破其花招。敌人用武力强迫村民去领居住证,填写家庭情况,各区、乡党组织就对村民领回的居住证予以没收销毁,于是敌人又抓住村长不放。党组织人员则与村长商议,由抗日政府派人把村长绑走,把敌人发放的居住证全部没收。敌人便把据点周围村村民的居住证收到据点里去,村民用居住证时要去据点领取。这样,敌人清剿到抗日人员时,要到据点里进行对照,对抗日人员的隐蔽非常不利,各区、乡党组织便动员村民不要到敌人据点去领居住证。敌人又采取个别人可以代替他人领证等方法推行居住证,均未取得效果。平时只有一些商人、跑车子的、常进县城的人去敌据点领居住证,对这样的人,抗日政府并不没收他们的居住证,而向他们进行解释和说明。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使敌人的户口调查、发放居住证行动搞不下去,粉碎了敌人清剿抗日军民及进步群众的阴谋。
六、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
为了便利清乡、清剿抗日军民,敌人在敌占区、游击区及据点之间修筑道路,安装电线,企图利用设施阻隔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实现对抗日军民的清剿。如在第四区,日伪修筑了蓬张路(蓬莱城到石门张家村)、蓬谭路(蓬莱城到谭家沟村)、蓬包路(蓬莱城到包家沟村)等多条路,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施,同敌人开展了坚决斗争。一是动员民众破路。开始,抗日组织发动民众破坏了敌人修的路,敌人则强迫群众继续修,为此,抗日武装便在路上打埋伏,驱散被强征的民工。后来,敌人在据点之间改为修筑两条路,使抗日武装打埋伏也难,各级党组织便发动群众,集中力量破坏其中的一条路。有的公路因抗日武装经常设伏打汽车,敌人也不得不放弃。二是割敌人安装的电线。党组织动员当地民众配合抗日武装去截断敌人的电线,敌人威胁群众,哪里的电线被割了,哪里的村要赔钱,割一次电线罚款50元,割两次罚100元,割三次罚200元,割四次罚400元,割五次电线,不但要罚款,还要砍村长的头。敌人把安装的电线分段包给各村,让各村派人去看护,每根电线杆每夜有一个人看护。抗日军政人员向村长们说明割敌人电线的意义,组织人员一次割掉敌人电线10多里远,使敌人不敢处理那么多的村。为在抗日活动中保护群众少受损失,抗日武装假装把看护电线杆的人绑在电线杆上或抓走,再将电线杆砍倒,使黄姑庵到大黄家、大辛店到龙山店、龙山店到蓬莱城、巨山沟到大辛店等敌据点间170多里的电话线,长时间不能正常通话。
七、开展保卫麦收斗争
1943年,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戳穿了敌人的各种欺骗伎俩。一是阻止敌人的收买人心活动。在敌占区,日伪政权为欺骗民众办起了伪合作社,向参加伪合作社的村民免费配给火柴,成年人每人2盒,小孩子每人1盒。开始,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参加敌人的合作社,并没收敌人的配给物,后来,敌人改变做法,对不参加合作社的群众也发火柴,各级党组织动员各村的村长不要将火柴发给群众,由村里统一变卖,用这些钱为群众办急事,让群众远离敌人。二是揭露敌人的所谓反敲诈行为。1943年1月,伪山东省署派柳江城接替刘荣斋任蓬莱伪县公署知事,为了笼络民众信赖伪政权,伪县长一上台,便假惺惺地向民众宣告,有人敲诈百姓,百姓可以向他报告,企图以此收买人心。但是,伪政权却勾结伪组织人员、汉奸、恶霸继续欺压、盘剥民众。各级党组织用事实及时向群众戳穿敌人的蛊惑欺骗,提高群众觉悟。三是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伪县政权的苛捐杂税日益增多,民怨四起,为此,每到大额捐献项目下达各村时,敌人就编造花言巧语来欺骗愚弄民众。一次,敌人向各村下达小麦征收任务,每人140斤,伪政权就放言县长到烟台去要求减少小麦征收任务,若不减少,县长就不回来了。后来,小麦任务并没有减少,敌人又放出谣言,因为不减少任务,县长不回来了,蓬莱同乡会看县长能为民众设想,费很大劲才把他挽留下来。有时,伪县长还组织人查村里的账目,设置意见箱,进行所谓的征求民众意见等。各伪区长为欺骗民众,经常在大额捐款下来时假装叹息,有的伪乡长为搜刮民脂民膏,还哭给村长看。有时,因为捐重,不得不缓期交纳或逐月分量完成。伪乡长还故作同情地讲,这是他们到上面争取的缓交条件,是为民众着想。有时,伪政权也搞些小恩小惠,在老百姓去送粮食时,每人发放伙食。各级党组织针对敌人的伎俩用事实及时进行揭露,并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抗捐抗税斗争。四是戳穿敌人所谓的清毒、清政、裁员阴谋。伪政权表面宣称要裁减不称职人员,处理吸毒分子,但并不惩戒处理他们,而是把这些有问题人员集中起来受训,为他们效忠。伪政权又提出了增薪口号,规定乡公所每月支出250元(其中,乡长80元,副乡长60元,书记60元,办公费50元)。对不满50户的村,每名伪人员30元;50户以上不满150户的村,每名伪人员40元;150户以上的村,每名伪人员50元。这些费用全部从民众中搜刮。为此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所谓的清毒、裁员政策,实际上是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五是教育群众认清敌人放粮贷款用心。伪政权表面为群众提供贷款打井,帮助发展生产,每眼大井贷给250元,小井贷给125元,5年分期归还本金,免收利息。每个乡可以挖3到5眼水井。各级党组织告诉群众,伪政权资助打水井最终是要为自己得到更多的粮食,决不能让其阴谋得逞。闹春荒时,伪政权在其占领的第一、六区等地方成立了乡赈济会,向民众募集粮食,统一发放。对此,区、乡党组织发动群众抵制伪政权强行向群众募粮,让伪赈济会只发放粮食给老百姓,不得替敌人做宣传;并想方设法让赈济会募集来的粮食发放给贫苦农民及抗日家属,使伪政权利用乡赈济会笼络人心的阴谋再次破产。
1943年6月,小麦大丰收,为防止敌人到抗日根据地及边缘区抢掠小麦,也为尽量减少敌占区、游击区的小麦落到日伪手里,中共北海地委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保护麦收果实。口号是“不让敌人抢去我们一粒小麦”。党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要求各村党组织、村政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研究部署好麦收工作,时刻准备应对敌人为抢小麦而进行的“扫荡”;要求各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先锋作用,带领群众快收快打快晒快藏,争取麦收工作全面胜利。在收小麦时,动员各村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抢收小麦,口号是“没有一个懒汉,看谁是麦收的模范”。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发动各村成立互助小组,根据麦子成熟先后顺序,互相帮助收割小麦,并要求各村组织人力帮助抗属拔麦子。村内青抗先、游击小组人员有战斗任务时,由村里组织人员帮助他们拔麦子;村民和地主、富农互助拔麦子时,双方要互相规定互助的亩数,超过规定亩数时,应该按照当时卖日工的市场价格向地主、富农收取报酬,同时,动员地主、富农首先雇用失业工人和敌占区来的难民拔麦子。解放区总结以往集中打麦子、晒麦子及大的麦垛容易被敌人一次性抢掠或烧毁的教训,动员群众根据艾崮山区根据地的经验,在山野间直接修好场园,分散打麦子、晒麦子,麦垛也分成了许多小堆进行堆放,做到既隐蔽收割,又快打快晒,分散储藏,避免了被敌人批量抢夺。党组织动员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一方面做到武装保卫麦收,随时打击来犯之敌,一方面分散到田间,帮助群众抢收麦子。在敌人“扫荡”前,各村时刻提防敌探、奸细的活动,在各要道路口布置明岗暗哨,在制高点放瞭望哨,随时盘查可疑人员,侦察敌情,判断敌情,准备战斗。在艾崮山区,各村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开展了麦收竞赛,组织评选劳动英雄活动。劳动英雄的评选条件是:能积极宣传麦收工作,能动员全家人参加麦收,并做到快收、快打、快晒、快藏,不让敌人抢去一粒麦子,而且,平均每人一天能收割2亩小麦;能参加互助小组,特别是能帮助抗属及青抗先、游击小组人员拔麦子,而且,能像给自己家拔麦子一样用心;敌人来时,能积极开展麻雀战和爆炸战,并有显著成效。对于敌占区和游击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尽力做到麦子不交敌人的“公包”,尽量少交、迟交,动员群众把小麦分散藏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同敌人进行斗争。
八、开展反资敌斗争
在敌占区、游击区,敌人不断增加税收,提高契税税率,对群众的掠夺非常残酷。除了税收外,敌人还征收花样繁多的捐费。在六区,敌人巧立名目的各种捐达38种。日伪军经常组织军队进村强迫收捐,群众每月有两三次捐款。党组织根据这一形势,及时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
在敌我边缘地区,敌人利用上层坏分子及伪组织人员的亲属、朋友催捐,并让各农户直接去伪组织人员的亲属、朋友家交捐,开的是私人收条,谁家不纳捐就抢谁家。对此,各区党组织在广泛动员群众抗捐抗税反资敌的同时,划出反资敌的重点村,向群众说明敌人的捐是没完没了的,即使纳了捐,也不可能得到保护,照样受穷挨饿,敌人“扫荡”时同样要遭殃。如大杨家村资敌,在敌人“扫荡”时村长同样挨打,牲口也被敌人抢去。抗日人员对为敌人收捐的坏分子进行了教育和警告,促其改过,不给敌人收捐。对胆小怕事或屡教不改投敌的村长,通过群众进行改选。同时,发动群众配合抗日武装打击出来催捐的人。第十、十一区北部一带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配合抗日武装打退大黄家据点催捐的敌人,缴获了敌人的机枪,增强了群众反资敌的信心,争取了40个村子不资敌,或只在敌人大队进村“扫荡”时应付了事。边缘区平时不资敌的村达到了70%,使敌我边缘地区反资敌斗争取得了明显效果。
加强对敌占区、游击区民众的教育,对敌人摊派的捐,少交一点是一点,晚交一时是一时,敌人不进村不交捐,进村了尽量少交以应付敌人。同时,组织抗日武装打击出来催捐的小股敌人,截击被敌人征派的粮食物资。开始抗日武装截击资敌粮食时,有的群众担心因此遭到日伪更残酷的报复,通过开展反资敌斗争,群众主动请抗日武装去帮助他们截击敌人。六区大狗李家村,一年中,敌人摊派了340两银子,摊派粮食34700斤,款25000元,柴32080斤。通过斗争,只交敌人粮食12300斤,款2300元,柴27000斤。他们反资敌的办法是:敌人摊了紧急任务时,假装分摊不开,动员全村群众起来反对,拖延敌人摊派任务的完成;新任村长不接前任村长的账,要求敌人少摊派任务,敌人追得急时,新村长不管旧村长做的事情,旧村长又借口“墙倒众人推”,收不上捐,与敌人慢慢地磨;“勤”去交,多诉苦,别的村一月去5次送2000元,他们村每月能去10次,每次只送100元,并在敌人面前诉苦,让敌人感觉村长已经尽力,以达到能拖则拖、欠账不交的目的;在得知敌人派大队人马进村提粮时,天不亮就用牲口驮上木柴运往县城,待敌人进村后,就告诉敌人牲口都进县城送木柴了,以应付催粮的敌人;由抗日军政人员开假没收条子,当敌人向村里要粮时,告诉敌人粮食被八路军半路给截去了,让敌人给他们减少粮食任务。1943年,敌占区、游击区反资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第二、六、十三区等游击区,各村只交给敌人应收捐的三分之一。
九、严惩“铁杆”汉奸
1943年秋的一天,第十区几个伪乡公所的人到二甲村拉走了群众19头驴。区委、区抗日政府分析,伪乡长们不会把驴拉到炮楼里,就让四甲村两名反正伪军带路,区抗日武装20多人全体出动,把伪乡长全部抓了起来,勒令他们分头找回被拉走的驴归还群众,最终找到了18头驴,抗日武装又把伪保长家里的一头驴拉来顶数,保护了群众的财产。大黄家村一带的伪区长、伪乡长都住在大黄家敌据点里。其中,崮寺店乡伪乡长孙焕章、五甲乡伪乡长孙焕文,在伪乡镇长中是最反动的。该区抗日中队通过崮寺店村的人给他俩人带信,让他们出来接受教育,并指定了具体碰头地点,但他二人却带着武装人员到了三甲村,试图与区抗日中队对抗。为震慑反动伪乡长的嚣张气焰,区中队决定活捉孙焕文、孙焕章。第一次,区中队和民兵攻打了伪乡公所,却只捉了一个炊事员,缴获了部分资敌档案及物品。第二次,区中队挑选了七八人的精干力量突袭大黄家伪乡公所,两人又侥幸逃脱。区中队又联系北海独立团制定抓捕计划,提前埋伏在东黄家村河东大坝上,区中队6个人在路上化装成干活的农民,当这两个伪乡长经过时,出其不意将其抓捕。据点敌人发现后追出来,被北海独立团击溃。经上级批准,在仙人脚罗家村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枪毙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孙焕章、孙焕文,并没收了他们的家产。接着,区委、区抗日政府又召集伪乡长、伪保长开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第五章
发动攻势作战夺取抗战全面胜利
1944年春,全国各解放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日军不得不进一步收缩战线,实行重点城镇的守备防御。在山东,日军兵力下降到抗战以来最低点,伪军虽然还有20多万人,但战斗力明显减弱,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抓住时机,部署山东各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胶东,抗日军民由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为主的防御作战,转入主动进攻作战。在蓬莱,县委、县政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组织开展了民主选举和大生产运动,领导全县军民向敌人展开了攻势作战,先后攻克大黄家、“痴老婆顶”等11处敌据点。1944年12月开始围困大辛店敌据点,迫敌于1945年2月突围逃往蓬莱城。1945年3月开始围困蓬城守敌,迫敌于8月23日从海上逃往烟台。蓬莱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第一节抗日军民连续攻克敌据点
1944年4月,中共北海地委由蓬莱县边区迁移到栖霞。根据上级指示,撤销蓬东北、蓬西北行署及蓬东北、蓬西北中心区委,重新组建了蓬莱县委、县政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蓬莱军民配合胶东主力部队发起攻势作战,先后连续攻克蓬莱境内11处日伪据点。
一、攻克大黄家敌据点
大黄家敌据点位于蓬莱县东部的中心地带,其触角可延伸到我方艾崮山和石劈山根据地,对抗日军民构成很大威胁。敌据点内的碉堡高17米、墙厚1.5米,用钢筋水泥及石条砌成,十分坚固,号称“铜墙铁壁”,是胶东地区敌人修筑的最大最坚固的碉堡之一。碉堡周围挖有宽6米、深4米多的壕沟,壕沟外边是铁丝网,里面驻有日伪军100多人,并配有长短枪、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据点敌人不断地向周围村催粮、要款,对交不起捐税的群众施以鞭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等惨无人道的折磨,甚至是拿活人当靶子打,当地群众对此恨之入骨。
1944年2月下旬,受命攻克大黄家敌据点的北海独立团二营召开战前敌情分析会。营长鞠文仪对大家讲:这次任务很艰巨,我军从未打过像大黄家据点这样坚固的碉堡,而且,它的东边有皇姑庵、方里敌据点,西边有龙山店、大辛店敌据点,敌人随时可能出动增援,我军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接着,他对攻打大黄家敌据点战斗进行了部署。提出具体作战要求。一是要想方设法把敌人的碉堡炸塌,至少要准备850斤炸药,按每包50斤包装,只能多不能少。二是打援部队要把敌人援兵歼灭,最低也要把增援的敌人挡住,不能使其接近大黄家据点。具体战斗任务分工:四连担任主攻,五连和蓬莱独立营负责阻击大辛店、龙山店、皇姑庵、方里和福山古现、栖霞寨里等据点援兵,六连为侧翼助攻部队。
2月29日晚10时许,部队抵达大黄家敌据点附近,各连队按计划进入阵地。战斗打响后,二营四连首先破坏了据点周围的铁丝网,掩护爆破手对据点里的大碉堡实施爆破。由于敌碉堡是用钢筋水泥修筑的,非常坚固,第一包炸药只炸掉了一些水泥渣子,直到用了16包炸药,才把敌碉堡炸开一个洞,碉堡里的敌人都跑到了碉堡的上层,还向我方攻击部队喊话,疯狂叫嚣“包打三年”。这时,天快亮了,二营指战员十分着急。关键时刻,四连战士郑开元向营长鞠文仪提议把炸药送到敌碉堡里面去炸。鞠营长认为这个法子好,但危险性大。郑开元主动请战,留下遗书,扛起最后一包炸药向敌碉堡冲去,鞠营长亲自指挥机枪班火力掩护。郑开元扛着炸药包向炸开的碉堡洞口上爬,但由于洞口太高滑了下来,鞠营长立即命令排长吕长城扛来梯子,协助郑开元踏着梯子进入敌碉堡。当时碉堡底层的敌人被炸药震得都躲到了二层或三层,所以郑开元没有遇到抵抗,顺利地将炸药放好,又安全地撤了下来。鞠营长立即命令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三层高的碉堡顷刻被爆炸的气浪掀开,里面一片火海,大部分敌人被浓烟烈火烧死。
二营强攻敌碉堡时,从大辛店据点赶来增援的日伪军,绕过打援部队,偷偷向大黄家村后的一块坟地集结。当日伪军透过燃烧的碉堡发现四连兵力不多时,便端着刺刀冲了过来,鞠营长立即组织部队用手榴弹将敌人打退,在侧翼助攻部队六连和阻击部队五连的掩护下迅速撤离。当时,二营六连有几个冲进敌人炮楼的战士被增援的日伪军围住了,子弹打完了,他们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副排长林大喜被日军小队长砍了一刀,他带伤一个扫堂腿把日军小队长摔了个倒栽葱,趁势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但林大喜被后面敌人的子弹射穿了大脑,牺牲时,两手还紧紧握着带刺刀的“三八”大盖枪。
这次战斗,蓬莱地方武装配合北海独立团摧毁了日伪军修筑的境内最大最坚固的碉堡,击退了大辛店、龙山店、皇姑庵、方里等据点前来增援的日伪军,消灭日军2个小队20多人,俘虏日军小队长福井三郎,击毙伪军教练、小队长、区中队长以下军政人员1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子弹600多发,大掷弹筒弹1箱,粮食5000多斤,烧毁敌机枪1挺,长、短枪80多支,解放了蓬莱县东南大片土地,拉开了蓬莱抗战大反攻的序幕。
二、拔除“痴老婆顶”敌据点
为了封锁、“蚕食”我方艾崮山抗日根据地,扼杀抗日力量,1943年7月中旬,驻烟台日伪军在艾崮山区的巩家村和后辛旺集村的东山“痴老婆顶”建立了据点,筑起碉堡,驻有伪军1个中队80多人,日军1个小队20多人,配有轻机枪5挺、重机枪2挺、掷弹筒3个、重炮1门。
1944年春,胶东各抗日战场开始由被动防御逐渐转入主动进攻,我军主力部队经常开赴外线作战,艾崮山区的民兵承担起了封锁“痴老婆顶”敌据点和阻击敌人的重担,同时,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采取给伪军建立干好事、坏事档案的方式,教育伪属,瓦解伪军。对靠据点近的后辛旺集、巩家村,针对敌人要粮、要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应付敌人,但事前需要向民主政府报告且获得允许。对较远的辛旺集、柳格庄等村,不允许给敌据点缴粮、缴款,违者严处。
崮山区委组织了5个民兵连,采取车轮战术,不分昼夜地封锁袭扰敌人,天天和敌人展开麻雀战、地雷战,先后两次配合地方主力部队伏击敌人,毙伤敌四五十人。据点守敌处在抗日军民的封锁和包围中,小分队不敢出来,大部队也不敢轻易活动。几乎每天晚上据点伪军都有人从墙上用绳子溜下来,向抗日军民投降反正。
“痴老婆顶”据点伪军头目宋有信是崮山区西宋家村人,平日无恶不作。1944年春节期间,崮山区委、政府召开了西宋家村及周围村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决定开展一次拥军优属活动,并对据点伪军家属进行前途教育。农历正月十五日,各村集合队伍打着锣鼓,吹着唢呐,唱着革命歌曲,高呼口号,给抗日的烈军属家挂上光荣灯,然后,队伍来到据点伪军头目宋有信家门前挂上了黑心灯,门上贴上了白色的门对子,上联是:当汉奸真是可耻,下联是:做走狗死路一条。民兵们又把胶东军区印发的对敌宣传品交给宋有信的家属,让他们送给宋有信,告诉他以后只准做好事,不准做坏事。从此,汉奸宋有信猖狂、凶狠的威风一扫而光,敌人不得不更换了据点伪军头目。
住在敌据点的巩家村人巩让三,是日伪军到“痴老婆顶”修据点时带去的伪乡长。他死心塌地投靠日伪,吃喝嫖赌,霸占民妇,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还暗地里为敌人“扫荡”、清剿、偷袭抗日军民、抢劫百姓粮款提供情报。经上级批准,崮山区委决定派区武委会副主任李江组织小分队除掉汉奸巩让三。农历二月底,李江经过侦察得知,巩让三与巩家村的巩杰三关系密切,巩杰三因妻子病故,要续弦办婚礼,请巩让三及据点伪军头目前来赴宴。李江计划趁巩让三下山吃酒的机会,铲除这个汉奸。农历三月三日这天,李江带领区武委会干事刘少明、区中队班长王兆基、上薛家村党支部书记薛荣焕、前吴家村民兵队长吴曰凤、西代家村村团长代心丰等人组成的7人小分队,由西代家村出发,于凌晨1时许赶到巩家村设下埋伏。7时许,当巩让三从敌据点出来(其他伪军头目没敢下山),经过村民巩富昌家门前时,小分队人员从门内冲出,活捉了巩让三。据点敌人得到消息后,出动60多人追赶,这时小分队早已走远。抗日民主政府在崮山区南花夼村召开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伪乡长巩让三,对日伪政权人员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1944年的七八月间,艾崮山区抗日军民与“痴老婆顶”据点日伪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区中队、村民兵不分昼夜地围困封锁、袭扰,迫使敌人在粮草供应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8月22日拂晓,出动160多人,到大辛店据点搬运粮食。行至孙家沟村西南沟时遭到我方区中队和民兵封锁线的阻击。敌军发现阻击部队是当地民兵武装后,仍不管不顾地继续前行。在附近执行援助民兵封锁、围困敌据点任务的蓬莱独立营副政委董波听到枪声后,迅速做出反应,命令一连以一个排的兵力迅速抢占道路旁边的高地,从正面狙击敌人,三连从右侧迂回包围打击,一连其他排从正面阻击敌人。当一连的一个排抢占高地时,敌人集中兵力也来抢占高地。一连行动迅速,果断出击,抢先占领了高地,一排手榴弹将敌人打了下去,接着,从正面向敌人发起冲锋,三连又从敌人的右侧猛攻。在一、三连的猛烈夹击下,敌人完全乱了阵脚,一、三连乘胜追击,将敌人全部击溃。孙家沟一仗,毙伤敌20多人,俘敌4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枪20多支,子弹536发,战马1匹。配合作战的民兵俘敌3人,缴获机枪1挺。
经过几番较量,连续吃亏的“痴老婆顶”据点的敌人非常恐慌,于8月24日丢弃据点,逃进了大辛店敌据点。从日伪军建“痴老婆顶”据点到逃走的一年时间里,艾崮山区民兵先后单独与敌人作战241次,毙伤俘日伪军89人,捉伪乡长1人、敌探2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支、子弹120发、手榴弹14枚、掷弹筒5支、地雷15个、刺刀3把。
三、连续攻克9处敌据点
1944年2月,大辛店、大黄家、方里、皇姑庵等据点日伪军400多人,从大辛店据点集结出动,到崮寺店村一带扫荡,蓬莱独立营两个连在崮寺店双山设伏截击敌人,激战4个小时,击毙日军40多人、伪军20多人,缴获步枪50多支。独立营伤亡40多人。4月2日,独立营一部设伏于木基迟家村南烟潍公路旁,烟台敌人开来汽车6辆,独立营设伏部队与敌展开激战,击毁敌汽车2辆,毙伤日军4人、伪军4人,俘虏伪军1人,缴获步枪和短枪2支、子弹300多发、军用品一宗。4月5日夜,蓬莱县武委会组织地方武装,乘渔船逆风顶流,与海浪搏斗了7个小时后,登上了长山岛,攻克敌碉堡1个,毙敌6人,俘敌30多人。5月初,大辛店据点日军出动,地方抗日武装设伏于大泊子村南一带,用地雷炸伤日军指挥官1人,炸死日军战马3匹,迫使日军撤回了据点。第二天,日军逼迫伪军出扰大崔家村一带,在抗日军民打击下,于下午3时缩回大辛店据点,抗日军民尾追敌人到战家村,活捉伪区长1人。5月5日晚,六区两个村民兵120多人封锁了寺夼敌据点,救出氟石矿工人14人,缴获面粉150斤及部分炸药。5月下旬,蓬莱县政府将敌占区伪乡长逮捕,集中到栖霞县桃村受训10天,向他们宣传抗日政策,劝他们改过自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4月至5月,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驻蓬伪军先后有121人逃亡、反正。7月22日,六区武委会干部丁汝山、王云生带领两名民兵摸进黄城集敌据点,击毙伪军小队长修子贤,县政府通令嘉奖,给丁汝山、王云生各记功一次,奖励参战的民兵北海币50元。7月,潮水村北皇姑庵据点敌人抢掠群众小麦7000多斤,准备运往蓬莱城。十三区区委书记邢奇、区长韩中一、公安员于刚键等组织群众赶牲口50多头,带领区中队和民兵在平畅河海口把小麦全部夺了回来。同月,蓬莱县武委会公布民兵当月战绩:民兵对敌作战26次,袭扰敌人10次,毙伤敌20人,捉奸细4人,解救被日伪军捕去的妇女40多人;配合区中队武装捣毁敌人氟石矿1座,缴获铁道钢材7条、镢头7张、水桶1对,解放矿工87人。8月13日,五区区中队截获敌人掠夺的小麦4000多斤、脚踏车1辆。8月14日,抗日军民化装潜入寺夼敌据点,击毙伪军小队长等4人。
在抗日军民军事斗争、经济封锁的双重打击下,蓬莱城伪军头子郝铭传惊恐万状。郝铭传的干女儿刘复生看到郝铭传的处境,便想促使他弃暗投明。她利用郝铭传的迷信心理,在一纸条上用毛笔写了大意是要保住生命和财产,就要投奔八路军的字样,放在郝铭传家供奉“胡三太爷”的案子上。郝铭传发现后,给伪县剿共委员会事务主任许子东看。许子东发现纸条上有错字,便说:神人还能写错字吗?你家里有八路,在做你的工作。刘复生的谋划被敌人识破。郝铭传假装有意投诚,与刘复生谈话。刘复生表示,她有个哥哥在胶东军区工作,要投降,她有办法与抗日武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郝铭传为了多找条出路,也为了骗取抗日部队的援助,表示愿意与抗日部队谈判。刘复生到胶东军区时,不巧其兄刘岩去鲁南学习,她辗转找到胶东军区14团参谋主任老乡姚琪,谈了郝铭传要投降的事。姚琪立即向胶东军区做了汇报。胶东军区委派姚琪和13团政治处宣传股长、团俱乐部主任郝斌,带领侦察排副排长及侦察班、警卫班战士20多人,一同前往蓬莱与伪军大队长郝铭传谈判。
1944年8月13日傍晚,姚琪、郝斌带领部队到了谈判地点蓬莱城外雷神庙附近,姚琪部署警卫班人员埋伏在城外高地上,带短枪的侦察班人员在雷神庙附近,姚琪、郝斌带着副排长和4个侦察员向雷神庙走去。这时,只有郝铭传的干女儿刘复生迎了出来。天已放黑,郝铭传派一中队长出来说:“天黑了,在庙里谈连个灯也没有,请到城门楼上去谈。”姚琪考虑了一下说:“好,走吧。”他们进城在城东门的炮楼里与郝铭传见了面,姚琪、郝斌带去的人都留在城底下。姚琪等与郝铭传见面后,互相只谈了些家常话。后来,姚琪把侦察排副排长叫进炮楼里,说:“我们还要在这里谈一会,你回去通知部队撤回去。”副排长问:“撤到哪里?”郝铭传抢先回答:“撤到塌地桥吧!”姚琪送副排长下炮楼时,小声告诉他:“按原来的计划办!”部队就按原来计划,当晚撤退到包家沟村。事后得知,敌人在第二天拂晓包围了塌地桥村,扑了个空。
姚琪回到炮楼后,郝铭传说:“走,回家吧。”他们就到了郝铭传的家里。姚琪和郝斌代表军区提出的条件是:伪军大队长、县长、区长、中队长在“三井”“三菱”(洋行)的存款,一律提出来交北海银行;伪军要接受抗日武装改编,暂时驻在县城,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郝铭传见无利可图,在吃饭时,让人下了姚琪、郝斌和3个侦察员的枪,把姚琪、郝斌等人关押起来。郝铭传找来许子东说:“他们来了,讲的条件我看不行,枪已经下了,你再去谈谈。”郝铭传、许子东与姚琪、郝斌再次谈判。姚琪、郝斌仍坚持原来条件,谈判成为僵局。此时, 郝铭传凶相毕露,纠集伪副大队长鲁文芳及几个中队长,对姚琪、郝斌进行刑审,妄图了解抗日部队的情况,未能得逞,即将姚琪、郝斌等谈判人员押解到县城北门里东面的水泥地堡里。9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汉奸郝铭传等人带伪军大队和中队的勤务兵20多人将姚琪、郝斌、刘复生及3个侦察员押到北门里西边城底下大坑里活埋。
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恨,抗日军民发起了秋季攻势作战。1944年9月,北海地委、北海军分区命令北海独立团一营、蓬莱县独立营攻打蓬莱得口店敌据点。得口店敌据点位于蓬莱城正南60多里,修在得口店村北的一座山坡上,有日伪军60多人。9月5日上午10时许,一营和蓬莱独立营包围了得口店据点,对据点敌人实行火力封锁,迫使敌人不能下碉堡吃饭、喝水。晚上,对据点守敌进行了连续攻击,并展开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宣传战争形势,劝敌弃暗投明。敌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情况下,于9月6日中午,趁我方部队吃饭之机突围逃窜。北海独立团一营、蓬莱独立营迅速追击敌人,毙伤敌20多人,俘日军4人、伪军41人,缴获轻机枪2挺、子弹536发。当日,部队乘胜向巨山沟敌据点挺进,敌人闻风而逃,巨山沟据点宣告解放。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同日,方里、马格庄据点日伪军见大势已去,也相继逃窜。
9月16日,蓬莱独立营接到环城区(第一区)区长王春敏报告,蓬城伪军约三四百人拂晓出动到六区高里夼一带抢粮。营长盛易三和副政委董波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在敌人回县城路上的白母庙后坡设伏,打击抢粮之敌。决定由营长盛易三率领第三连及区中队从雨山刘家出发,绕过寺夼敌据点,经过平山前杨家村,直插平山河周家村南高地,从正面阻击敌人。副政委董波率领第一、二连,从雨山刘家出发,沿着雨山脚下越过寺夼敌据点,隐蔽迂回到下寺夼村西南一带高地,搜寻敌人。两路部队事先约定谁先打响,就向谁靠拢增援。为防止寺夼据点敌人出来接应,由县长李慕带一个班,监视寺夼据点敌人。9月16日上午11时许,当董波率领第一、二连隐蔽运动到平山河周家东南一带丘陵地带时,听到了营长盛易三带领的第三连与敌人战斗的枪声,董波立即指挥部队抢先占领高地,向三连靠拢。这时,敌人在营长盛易三率领的正面部队突然袭击下,掉头向董波副政委率领的一、二连阵地扑来,企图得到寺夼据点敌人的接应。董波立即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两路部队干部战士高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全力向敌人合围冲杀。伪军被我军压制在一个叫“貔子沟”的沟岔里,前无救兵,后无退路,不得不举手投降。战斗打响后,寺夼据点敌人出动40多人,企图为抢粮的伪军解围,当即遭到李慕县长带领的部队的阻击,未敢前进一步就又缩回了据点。这次战斗,只用了1个小时就结束,共毙、伤、俘伪军230多人,其中有伪军副大队长路克明和其部下的中队长3人,伪乡长1人,缴获轻机枪9挺、掷弹筒4个、匣子枪9支、手枪2支、步枪169支、刺刀70把,创胶东地方部队一次歼敌最多战例。当天晚上,独立营一个排押着路克明到寺夼据点喊话,劝伪军投降反正。完全丧失了军心的寺夼据点伪军于第二天中午逃进了蓬莱城,寺夼敌据点顺利收复。9月17日晚,独立营又押着路克明到龙山店敌据点喊话劝降,在回来的路上,路克明脱逃。到9月下旬,在抗日军民不断打击下,栾家口、皇姑庵、龙山店、磕头崖据点守敌先后逃往蓬莱城。此时,日伪军在蓬莱县建立的13处据点只剩下了蓬莱城和大辛店两处,蓬莱县95%以上的地区得到解放。
第二节开展民主选举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在向敌人发起攻势作战的同时,蓬莱县贯彻中共胶东区委的指示,在新解放区大力开展民主运动,推行民主选举,实行对旧政权的改造,着力加强民主政权建设,以带领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解放区经济发展。
一、开展民主选举运动
1944年5月20日,中共胶东区委发出《关于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开展民主运动的指示》。决定在7月前完成群众团体、武委会及政府(县、村)领导机关的民主选举,建立基本群众在政治、武装、组织上的优势,为反攻与战后建国打下基础。开展民选运动的方针和要求是:(一)在5至7月,民主选举产生县级以下各级群众团体、武委会及县、村两级政府与民意机关,抗日根据地内要求全部完成。(二)群众团体、武委会及政府选举的重点放在村一级。(三)从政治、组织及武装上建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实现真正的阶级平等,吸收中上层比较进步的人士参加村政权。(四)要成立选举委员会(县、区、村都成立),由党委、政府、参议会、武委会及工农青妇群众团体各出1名代表参加,专门组织选举工作。(五)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主要是提高群众对党的信任,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六)为了保证选举工作胜利完成,各县以小选区为单位,由区选举委员会负责举办一期干部训练班,各行政村出人参加训练,学习研究选举问题及具体办法。选举以县为单位,所有县、区、村的选举工作,由县选举委员会统一组织进行。
蓬莱县认真贯彻中共胶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民主选举工作。从1944年6月初到7月18日,蓬莱县完成了第七区至第十二区共96个村的村团、村会、村政选举工作。其中,七区15个村、八区4个村、九区6个村、十区30个村、十一区36个村、十二区5个村。具体工作包括:一是成立民选组织。县、区、村三级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统一部署民选工作。县里抽调干部7人,第七至第十二区6个区,每个区抽调干部4到8人,全县共抽调干部66人专门从事民选工作。二是开展民主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夜校、妇女班、召开群众团体会议、进行集市宣讲、换写黑板报、唱民间歌谣等形式宣传民主选举运动。第七、十、十一区开办了民选训练班,有200多人参加训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主思想教育活动,如反恶霸、男女平等、选举好干部给大家办事等。县选举委员会制定了民选宣传教育大纲,反对封建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思想。三是组织群众参加选举活动。村会选举中,出席人员达到90%以上;村政选举中,出席人数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四是发挥党组织作用。第七、十一区选举委员会成立了临时党团组织,各小选区成立党小组,通过党团组织、党小组来掌握与领导民选工作。第十区区委委员参加了区选举委员会,促进了民选工作的开展。在村政的民选过程中,党支部书记参加村选举委员会,直接掌握了村选举工作,使大多数好干部当选。五是把民选运动与征收粮食、“查减”、大生产、拥军优属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县政府举办了区优救助理员短训班,加强拥军优属教育,成立了拥军工作队,深入各村召开拥军优属大会,发动干部群众帮助抗属、回村荣誉军人制定安家计划,帮助他们耕种收割。下半年,全县发放抗属优待粮1057426斤,荣誉军人抚恤粮46329斤,救济粮203247斤,抚恤草40116斤,荣誉金17160元,抚恤费110938元,服装、津贴等费用116700元。为抗属募集粮食29450斤、棉衣55件、棉花14斤、北海币45681元、伪钞1405元。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1944年4月20日,中共胶东区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与根据地四五六七月份工作组织执行的指示》,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要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学习中央有关大生产指示,学习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指示,并从实践中体会上级指示精神的实质,转变思想,树立劳动观念,掀起全党全军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潮;各地要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在等价交换、自愿结合原则下,以三五户或五六户农民为单位,进行搿犋与帮工的劳动互助,并认真整顿农村合作社,贯彻为群众服务方针,使合作社入股与交公粮相结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机关和部队应指导群众,向群众投资劳力、肥料等,增产部分进行分红,或机关和部队开垦土地,施肥、播种后,交给无地群众照料,按比例分红,也可以给群众做工,换取群众经常照顾机关、部队的土地,也可以买来猪、羊、牛、鸡、鸭等交给群众喂养,收益按比例分红;各地要贯彻农业第一的方针,加强精耕细作和增产的指导,以争取每亩耕地增产五至七斤粮食,指导农民利用间隙地、场园,刨地压沙,改良土壤,实施一年两季的耕作方式;奖励开渠、打井、筑堤修坝者,加强农作物水利灌溉,提倡农村的副业生产,提高群众收入;县以上的政府与部队团以上的政治机关成立生产委员会,具体部署生产工作,并制定出生产计划,领导部队与人民执行;各级政府应该体会到“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以10%的精力从农民中取得税收”的重要意义,把领导生产作为经常的第一的重要任务来对待;应该以大生产运动为中心,并与整顿党支部、“查减”(第二位的工作)、民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进行,要组织大生产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并建立基点村,总结经验,在面上推广。
蓬莱县认真贯彻中共胶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蓬莱县几乎每年春天闹粮荒,粮食严重缺乏,群众为了充饥,有的地方树皮都被剥光了。1944年春,蓬莱县抗日形势开始好转,但群众的负担仍然很重,在新解放区,需要向群众发放救济粮款。为克服困难,减轻群众负担,发展武装力量,准备反攻,蓬莱县从机关到地方、从部队到农村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级党政军机关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讲话,学习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并在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县里组织了大生产运动工作队,各级建立了生产委员会,在农村建立了大生产运动基点村,积极发动每户农民制定安家计划。4月下旬,蓬莱县党政机关抽调干部到第十、十一区检查生产,要求各村干部发动群众,组织变工互助,积极发展生产。经过检查教育,村干部对组织起来抓生产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2个区的区、乡干部积极到各村帮助建立生产互助小组,掀起了生产高潮。
当时在农村,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做了革命工作,不用参加生产了。因而,除了干工作外,便闲散起来,久而久之,家庭生活也出现了问题,引起家人的不满,有的甚至走上歪道,堕落到贪污、走私、赌钱,做出犯法的事情。对此,县委组织广大农村党支部开展了劳动观念教育活动,明确指出:不能参加生产的党员、干部,即便能干工作,也不算是好党员、好干部,至于做犯法的事,更是不应该的,党员、干部要正派,要做遵守政府法令的模范,“干工作就没有功夫生产了”是一种借口,任何借口都是不对的,工作再忙的人也要参加生产,以减轻群众负担,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后来,县委、县政府还专门在政府全体干部中开展了劳动观念教育活动,组织工作人员讨论劳动观念问题,大胆揭发个人思想上的错误,并认真进行反省。通过教育活动的开展,使大家一致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二流子思想、空谈主义,必须消除这些错误思想,从而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县委要求各村党支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重要任务来完成,组织发动群众,搿犋的搿犋,帮工的帮工,建立合作社、互助组等,对不愿意参加互助组织的群众进行耐心地说服,等他们看见这些互助组织对其有好处的时候,再让他们自愿参加。要求一切未脱产的农村党员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但成为生产好汉,也要积极参加其他抗日工作。不但自己下力气生产,还要把自己家的男女老少、街坊邻居也带动起来。
县委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向各级党员干部和群众宣传在陕甘宁边区的好党员吴满友,学习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多开荒地,多拾粪,种好地,几年光景发了家,并积极参加抗日保家工作,号召全县人民以吴满友为榜样,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组织党员、群众学习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党员必须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对党员进行气节和道德教育,使大家感到党员必须正派,增加了对党的尊敬。在组织大生产时,联系党的最终目标与目前的任务,对党员、群众进行前途教育,指出生产的逐渐组织化、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需的道路,提高了党员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坚决完成生产任务的决心。
在民主选举运动中,蓬莱县委十分重视在敌占区、新解放区继续彻底减租减息,发展党员,整训民兵,发展整理各种组织,强化党支部堡垒作用,一切工作通过党支部。要发展新党员,健全党组织,整顿党支部,对蜕化变质的党员坚决予以开除,纯洁党员队伍。同时积极开展上冬学活动,蓬莱县西北部新解放区8个村成立冬学,有男学员350多人,女学员 190多人。
第三节创办蓬莱福山联立师范
蓬莱福山联立师范学校,简称蓬福联师,1944年7月在蓬莱、福山两县交界地门楼村创办,于大柳行一带活动。
蓬福联师是一所适应战争需要,在战争环境中培养干部的学校。取名“联师”,是便于对外,既易于为当时各界青年所接受,扩大招生来源,又便于避免敌对势力的干扰。
学校隶属于北海专署领导。校长由县教育科长巴南冈兼任,景南任教导员。学校设教务、组织、总务3个股。教员有:孙云之、初漫生、黎冷、徐文、慕岩、葛亭、张秋圃、王一峰、吴玉白(后代理副校长)等,李雪、于忠分别作党务、行政保卫工作。学生来源主要是蓬莱、福山两县的在职小学教员、高小毕业生、少数农村青年。学生待遇:一是公费生,与供给制干部标准相同;二是在职教师,除供给伙食、学习用品外,每月另加津贴;三是半公费生。
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全校为1个大队。大队长张育连,大队副黄玉霞。大队成立学生救国委员会,设有学习、民运、生活委员。学生救国委员会主任骆行忠、学习委员巴枫、生活委员宫玉和、文娱体育委员王峰明。大队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魏金山,中队副田秀华;二中队队长刘孟瑶,中队副巴枫;三中队队长宫云峰,中队副汤永琇。每中队设4个小队,每小队11到12人。各中队亦设有学习、民运、生活委员。课程设置有政治、文化(语文、数学)、军事。以政治、文化课为主。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学校无固定校址,曾活动于门楼、时金河、侯格庄、水沟、土屋、卧鹿、觅鹿夼、大柳行、峰山葛家、朱家、冷家、巨峰、全口郭家、邱家等村庄。学生住在群众的闲屋里。没有课堂,好天在屋外找个地方上课;阴天、冷天、雨雪天就在屋里上课。没有桌凳,每个学生一个书包一个背包(用被子捆成的背包),上课坐在背包上,写字在膝盖上。晚上在地上铺上草,放开背包就睡觉。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需要不脱衣服,有时连鞋子也不脱,和衣而卧。学校倡导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治学严谨,以使学生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实践工作中锻炼、培养干部。1944年秋季攻势开始,县政府从学校抽调20多人参加县工作队。分成4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带队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县委组织部部长李维诺同志带的组有汤永琇、张玉、门宗臣等6名同志。主要活动在栾家口、南北王绪、北沟、聂家、南北罗家等村庄。巴枫、王一明、孙秀云等五位同志在皇姑庵据点周围大葛家等村庄活动。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开发新解放区工作:组织发动群众,清查隐藏的汉奸特务,建立村政权,成立妇救会、青救会、民兵自卫团,进行减租减息,改善职工待遇等。直到过春节,学生才返校。
1945年春节后,学校开展整风学习。在学校整风学习基本结束时,政府从学校抽调了大、中队干部参加全县教师整风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领导人是巴校长。学习班内容是:整顿教师的思想与作风,交流教学经验。模范教师宋建华在学习班上做了经验介绍。在这期间学校还在庄官崔家一带开荒种地,参加扩军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对敌占区伪保长的教育活动。
蓬福联师的文艺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他们经常配合形势进行演出,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1944年8月在觅鹿夼第一次演出后,成立了剧团。梁前光任团长,并带有4个盲艺人。参加演出的有高涤非、汤学镒、翟浩生、王杰、孙运祥、孙明义、孙本香、韩玉珠、陈玉香、孙爱敏等。演出剧目有:《村长》《买粮丢了口袋》《爸爸归来》《归队》《慰劳抗属》。梁前光的大鼓有:《独臂夺枪陆保祥》《上营战斗》《打大黄家炮楼》《懒汉回头》等。“九一八”纪念日配合北海专署在东黄家一带演出“九一八”东北沦陷的剧目。在秋季政治攻势中,剧团随蓬莱独立营到潮水、龙山店、乌沟、接夼一带演出。
1945年5月后,根据形势的需要,蓬福联师、北海中学以及黄、掖、招师范全都迁到栖霞县蚕山地区,北海专署将所有师生全部分配。蓬福联师的学生分两批参军,占学生数的三分之一。第一批有魏金山等,第二批11人。去抗大学习的有曲振顺、门宗臣、崔秀基、王建章、吕学文等;去山东军区卫校的有翟浩生、李国璋、曲际民、宫云峰、宫荣川;还有一部分到北海中学师范队继续学习,余者参政。个别年龄较小的转入莱阳中学上学。
在蓬福联师这所革命熔炉里锻炼培养起来的抗日骨干,从此金戈南北、投笔东西,为抗日战争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短短的10个月时间,培养了180多名抗日骨干的蓬福联师,完成了他在那个严峻年代里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
第四节封锁围困大辛店敌据点
大辛店敌人据点位于蓬莱县中心地区,是烟台日伪军西进龙口、栖霞的交通要道及军事要塞。据点四周修有围墙,设有碉堡14个,遍及大辛店村各重要街道及围墙四门。常年驻有日军50多人,还有伪省警备总队2个中队、县大队2个中队,部分伪区队计300余人。
1944年的攻势作战,我方抗日军民连续攻克日伪据点11处后,蓬莱县只剩下蓬莱城、大辛店2处敌据点。在地方主力部队暂时进行休整补充的时候,县委组织大辛店据点附近的第七、八、九、十区区中队、民兵,配合蓬莱独立营一部对大辛店据点进行了封锁。12月下旬,蓬莱独立营将一个连的兵力分散到七、八、九、十区4个区中队及民兵中,协助区中队和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爆炸战。县委组织人员在据点周围发动群众围困据点敌人,对据点内群众散发宣传单2500多份,引导群众往外搬家,配合抗日军事行动。县政府组织敌工干部和部分伪军家属,每天夜晚在敌据点周围喊话,告诉伪军面临的处境和前途,让伪军立功赎罪,给敌人以精神上的打击。据点内先后有5名伪村政人员跑了出来,有2名伪军反正,据点内及据点附近村有140多户群众搬了出来。
1945年春,北海军分区成立封锁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北海区的对敌作战,调动北海独立团两个营、东栖和西栖县独立营,配合蓬莱地方武装和民兵,加紧对大辛店敌据点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并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村党组织在围困敌据点及反资敌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许多村组织民兵拿起武器,多次打退敌人。大辛店据点周围村进行空舍清野,把粮草藏起来,防止敌人抢掠。被困据点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缺吃少穿无柴烧,伪省警备总队严冬时节也没有穿上棉衣。
北海军分区独立团一、三营,东栖县独立营2个连和2个区中队,蓬莱县4个区中队加上艾崮山根据地150多名民兵,参加了围困大辛店敌据点行动。围困战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蓬莱地方武装及民兵对敌据点实行近距离封锁,离敌据点半里到1里地之间。东栖县独立营两个连,一个连支援配合蓬莱地方武装和民兵开展政治攻势,另一个连作预备队集结待命。第二步,北海独立团两个营向前推进,寻找歼敌战机,并开始在敌据点三面挖工事进行封锁,计划逼迫日伪军撤出大辛店据点,并抓住时机开展截击战。
在对大辛店敌据点进行封锁围困的初期,抗日武装还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加上从各区调去的民兵对地形不熟,武器落后,没能达到围攻制敌的预想效果。1945年1月,胶东爆炸大王于凤鸣等来到蓬莱,研究了大辛店据点敌人的活动规律,按照攻坚战的要求开办了爆炸训练班,训练爆炸能手,教授新的爆炸方式。在加强战地训练的同时,抗日军民进一步调整了作战部署,4个区的区中队、民兵采用分工负责的方法对敌据点大门进行封锁。具体分工为第七区负责南门,第八区负责北门,第九区负责西门,第十区负责东门。4个区的武委会干部带领各区中队、民兵密切配合,轮流封锁,轮流休息,防止敌人出来袭击。各区武委会干部和区中队干部团结作战,有事情互相商量,互相研究,共同配合。武委会干部经常到区中队去讲话,区中队上课时民兵也去听。执行任务、站岗放哨时,区中队与民兵相互配合。战斗中,区中队、民兵的土炮、地雷、钢枪(民兵的钢枪很少)互相结合,地雷埋在前面,土炮、钢枪放在后面,等敌人踏响了地雷,土炮、钢枪再发挥威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在封锁围困大辛店敌据点的战斗中,主要运用了挡雷、踏雷、拉弦雷、天雷、胶皮雷、夹子雷等地雷爆炸方式,易学、易操作、易伪装,是抗日军民最惯用的作战形式。后来,民兵又发明了带胶皮的夹子雷,敌人一旦发现地雷剪去拉线时,地雷就会爆炸。九区区中队、民兵封锁西门,每次敌人从西门出动时,都能给敌人以杀伤,都要抬回去几具尸体。他们先后用土炮杀伤敌8人,埋设地雷炸死炸伤日军6人,伤伪军2人。一次,敌人出据点接应另一部撤退的敌人,绕开了九区的防守区,九区中队发现后,立即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设了地雷,炸死日军指导官1人,伤敌2人。九区区中队、民兵共炸死炸伤敌军31人,为全县封锁围困敌据点的战斗提供了经验。
大辛店据点敌人在抗日军民的围困打击下,寸步难行,只好于3月21日拂晓突围逃进了蓬莱城。从1944年12月25日到1945年2月5日,大辛店敌据点围困战40天,蓬莱县区中队、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兵单独与敌作战20多次,进行爆炸战10多次,炸死敌伪40人,展开冷枪战,毙伤敌伪29人。区中队先后作战7次,毙伤日伪军120多人。至此,日伪军在蓬莱城以外的12处据点全部被抗日军民拔除。
第五节收复蓬莱城,蓬莱迎解放
在抗日军民的围困打击下,大辛店据点的敌人被迫逃进蓬莱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军民集中力量对蓬城之敌实施封锁围困。在军事上,以地雷战、麻雀战、爆炸战为主,相机打击敌人;在政治上,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瓦解敌人力量;在经济上,成立反资敌联盟,严控粮草进城,断敌生活来源。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情况下,蓬城守敌于1945年8月23日凌晨从海上逃亡烟台,蓬莱县全境宣告解放。
一、封锁围困蓬莱城守敌
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蓬城守敌做垂死挣扎,采取各种花样、方式与抗日军民对抗,其主要特点为:一是集中使用兵力,出动时不分昼夜,声东击西,没有规律。敌人经常在晚饭后或半夜出动,偷袭一个村后马上返回。有时,敌人在拂晓时由海上登陆,进村里捉人、抢掠。敌人出发前不让任何外人知道,需要伪区、乡公所的人带路,也是临时通知。出动后,不是直达目的地,而是向相反方向走几里路,然后再迅速掉头直奔目的地。二是出动前派人进行化装侦察,做有目的的出动。敌人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政人员、商人小贩、推小车的农民等,在抗日军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袭击;敌人制造假介绍信,化装成抗日工作人员,以找村干部开会、办事等名义实施抓捕;敌人采取学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向村里印发派饭证等办法欺骗干部群众,有的干部上了敌人的当;有时,敌人进村前派便衣到村子里高呼“鬼子来了,快跑吧!”当群众拉着牲口、物品往外跑时,敌人就在外边截住,把人捉去,牲口拉去,东西抢走。三是扩建特务组织,加强情报活动。蓬莱城伪军中队由15个缩编为12个,以伪第12中队为基础组建了政治突击队(特务队),各伪军中队也组成了政治突击班,对外镇压抗日人员,对内检举不稳分子,并拉拢社会上层封建、失意分子,不惜用金钱发展特务组织。蓬莱城伪军成立了训练所,专门训练伪政工人员,然后分配到各伪中队管理士兵,每个伪军中队派有两个“宣传员”。蓬莱城伪军实行了“伪属联合”,三五户伪属住一个院子,有一户人走了,其他伪属要负责。敌人强化了乡村情报网,每月对其情报人员进行粮款补贴,并派人到根据地边沿区做情报工作。有时,敌人给小孩子5元钱,诱骗小孩子到抗日军民控制的地区了解情况。威胁走娘家、外出讨饭的妇女探听抗日军民情况及干部住址。利用特务、便衣、坐探得到的情报,在夜间分组出动偷袭抗日党政人员。四是加强防御工事,扩大伪组织。蓬莱城伪军派人将县城的城墙每个垛口下挖成能站一人的哨位,留有枪眼,上面盖上板子,填上土,进行隐蔽;城墙外架上铁丝网,派人深挖壕沟,并堵塞县城上、下水门,使县城内的水由城北的水城、城外的壕沟入海。敌人在蓬莱城抓壮丁40多人,抓学生100多人,每人发给“单打一”步枪、手榴弹、大刀,以在抗日武装攻城时协助守城。敌人在占领区扩充伪区队、伪乡队武装,组织伪自卫团、联庄社,打大刀200多把,对其进行训练。五是推行伪政,扩大伪化范围。敌人采用打拉并用的办法,让上层人物资助他们粮款,把各村被抗日政府免职的伪保长召进县城,对交清粮款的全部或三分之二的村印发“良村保证书”,声言可避免被烧杀。敌人经常先下条子给各村,限期村民交纳粮款,若交不上,大兵出动。烟潍路蓬莱县境内有30多里的路段两侧村庄资敌。敌人想方设法挑拨抗日军民关系,与抗日政府争夺群众。有时,敌人捉了群众,让群众穿上伪军的衣服,然后到另一个村召开群众大会,说是伪军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要枪毙伪军,实际要枪毙的是老百姓;有时,敌人在别的村抢了群众的粮食等,到另一个村再发给群众,并造谣说:这是八路军、区中队、民兵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同他们打仗,抢了回来。六是敌人提出了所谓的一分军事九分政治的口号,加强了欺骗性宣传。敌人在群众中造谣:八路打万第(胶东伪顽头目赵保原的老巢)时,民兵死了好几万人,没冲上去,八路的13团、16团才往上冲,赵保原师长不忍,自动撤退了;敌人在杀害抗属时说:他们勾结八路才被杀的,八路爱民是口头的,鬼子来了他就跑,吃亏的是老百姓;敌人每次出动,都带有宣抚班、宣传队等,在村里发传单、开大会,进行政治宣传,特别是在烧杀抢掠后,威胁群众说:你们见皇军来了不要跑,有跑的,就烧、杀、抢。
蓬莱县委、县政府领导抗日军民同蓬莱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1945年1月16日,县委敌工部对各区准备送进县城做瓦解工作的113户伪军家属进行了3天的训练。主要训练内容:一是结合胶东伪军头目赵保原联日反共的罪行,进行国民党腐败无能、建国必须共产党、反攻还得八路军的教育,宣传八路军的战斗业绩。二是痛斥日伪军残暴罪行,讲解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教育伪属认清伪军的罪恶,督促亲伪军的人弃暗投明,反正抗日。三是进行宽严政策教育,让伪军家属索夫寻子,瓦解伪军。通过训练教育,伪属人员体会到了当伪军的可耻,意识到当伪军没有前途,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普遍愿意到蓬莱城索夫寻子,先后有不少伪军反正。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还组织敌占区特别是县城附近的抗属迅速向南部根据地转移,防止敌人报复。春节期间,抗日军民组成宣传队、秧歌队到一些村演出话剧、歌剧等,在演出前由负责同志讲话,劝诫伪军回家,敦促奸细悔过,揭露敌人谣言,并利用集市时间,让被抗日军民抓获的敌探人员向群众坦白悔过,交代自己的罪行,揭露敌人的罪恶。四区先后3次、九区先后4次召开群众大会,让被抗日军民抓获的敌探和奸细在大会上坦白罪行,教育群众,打击敌人。
1945年2月的一天,蓬莱城日军指导官、伪军大队长郝铭传带领500多名伪军,到徐家集村以北一带抢粮,蓬莱独立营接到情报后,立即与被调入蓬莱作战的栖西独立营的两个连共同研究作战方案,迅速分头对战士进行紧急动员。在战斗分工上,蓬莱独立营负责正面袭击敌人,栖西县两个连做预备队。上午9时许,部队急行军向牛山西南高地一带挺进,10时许,刚到达指定地点时,发现敌人先头部队200多人,赶着60多头驮着粮食的牲口返回蓬莱城,蓬莱独立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敌人发起冲击,约半个小时,敌人押粮的先头部队被独立营击溃,蓬莱独立营乘胜追击。这时,栖西县独立营两个连也投入追击逃敌中去,敌人后继部队发现其先头部队被抗日武装击溃,拼命向蓬莱城方向逃窜,蓬莱独立营另一个连从敌人左侧进行阻击,大量杀伤敌人,直到下午1时许,战斗才胜利结束。这次伏击战,共毙、伤敌40多人(其中,伤日军指导官1人),俘敌6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40多支、匣子枪1支、指挥刀1把、战马2匹。这次战斗,敌我双方共投入兵力1000人以上,在蓬莱县是一次大的战斗。战后,抗日军民在蓬莱城附近村召开祝捷大会,以扩大政治影响,增强人民群众对敌斗争信心。
1945年3月,大辛店据点拔除后,蓬莱县只剩下蓬莱城被日伪军占领,抗日部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北海独立团二营、蓬莱独立营一部立即将战场转向蓬莱城,在有关区的区中队、民兵配合下,对县城守敌进行封锁、围困。县委、县政府机关随部队迁移到雨山一带驻扎,逼近蓬莱城。为加强对县城敌人的封锁力量,蓬莱县组建了城东、城西两个武工队。城东武工队由王新生任队长(后李乔接任),金灼之兼任政委;城西武工队由王春敏任队长,郭壮任政委。每个武工队四五十人,两个武工队配合北海独立团二营、蓬莱独立营一部及第二、四、五、六区区中队,加紧封锁围困蓬莱城伪军。一个月时间,武工队逮捕敌特8人,击毙伪军16人,开群众大会60次,并发展了新的敌工关系人员。
4月28日,蓬莱县委下发了《关于执行分局军政、区委军政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对策的指示》。主要内容为:一是通过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各界人士,一致对敌斗争;加强民兵工作,组织整顿联防,加强边沿区反特务、反抢掠、反资敌力量;优化干部成分,加强干部工作;关心民兵生活,解决其困难。二是强化反特斗争。抓好秘密公安局建设,捕训坏分子,加强锄奸工作;对人口复杂及坏分子多的村,本着自愿结合、互相保证、暴露坏分子、促使坏分子接受改造的原则,推进村民“连坐”。三是对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其粮草。四是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摧毁敌伪政权,改造村政,建立伪组织人员“功过薄”,抓紧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建立伪属档案,对伪属进行教育和改造;加强道会门工作,安排党员及好会员打进会道门,了解内部情况,研究具体对策。五是把握党的斗争策略,一切从政策出发。这一指示的下发,为全县各级党政军组织指明了斗争方向。
蓬莱城以外12处敌据点被抗日军民攻克后,大部分敌人逃到了县城,城里敌军数量大增。伪军头目郝铭传不甘心失败,做垂死挣扎,将县城东、西、南三个城门堵塞,深挖壕沟放水,城墙上增修工事,埋设地雷。同时,加强了对北部沿海一带的管治,并频频出动,向抗日军民进犯。1945年5月2日,被围困在县城的日伪军一部出动,企图冲破抗日军民的包围圈下乡抢掠,在县城南庙山一带遭北海独立团二营六连和蓬莱独立营盛易三营长(已接到任北海独立团参谋长的调令)带领的独立营三连的坚决阻击。战斗中,盛易三营长带领指战员猛冲猛打,迫使敌人举手投降。正在这时,县城伪军三个中队500多人赶来增援,敌人机枪在北海独立团二营六连和独立营三连的背后打响,前面准备投降的敌人也起来顽抗,北海独立团二营六连当场伤亡30多人。指战员们端起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因离县城太近,县城敌人不断增援,形成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更大损失,北海独立团二营六连、独立营三连随即组织后撤。盛易三营长坚持带领几个警卫员留在最后掩护部队转移,在将要撤出战斗的时候,盛营长腹部受重伤。当天下午,部队撤退到了营部驻地雨山刘家村,盛营长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时年35岁。
盛易三营长的牺牲,是蓬莱抗战事业的极大损失,全县党政军民无不悲痛万分,独立营全体干部战士人人泪流满面,个个义愤填膺,请战书、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营部,纷纷要求“打进蓬莱城,活捉郝铭传,为盛营长报仇”。部队一面稳定战士的情绪,一面加紧围困蓬莱城,蓬莱城日伪军紧闭三面城门,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城。
二、收复蓬莱城
1945年6月,蓬莱县委、县政府再次调集各区中队和民兵,配合北海独立团二营、蓬莱独立营一部对蓬莱城进行封锁,参加围困蓬莱城的民兵连达到了13个。从6月1日开始,抗日军民开展了第二次政治攻势,使军事与政治密切结合,给县城敌人以很大消耗。县委以蓬莱独立营一部配合区中队,爆炸组在前面,近距离地封锁蓬莱城,近的离县城只有3里,远的离县城7里路,同时,主力部队一部随后作机动,支援前面封锁县城的军民,择机打击敌人。抗日军民开展了以地雷为主的爆炸战,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6月上半月,蓬莱城守敌便衣出动37次,被抗日军民爆炸17次,炸死炸伤敌14人,俘敌27人。敌人大股出动了几次,也被炸了回去。从3月16日至6月10日,抗日军民发展敌伪关系13人,争取伪军反正15人,伪组织人员反正4人,逮捕敌特、敌便衣27人,改造坏分子16人。在县城周围32个村建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发展会员3542人。47个村建立了人民武装,发展民兵611人。另有16个村建立了抗日自卫团。县城周围有65个秘密资敌的村不再资敌,过去不资敌的村最远离县城30里,现在只有20里。
6月10日,蓬莱城伪军大队长郝铭传和伪六区长许子东纠集100多名伪军,分乘4艘汽船,从水城出发,由海上西进,企图到栾家口一带沿海村要粮要款,五区区中队30多人和全区38个村100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土炮、手榴弹严阵以待,当敌人船只靠近栾家口村口岸时,区中队、民兵向敌人猛烈开火,4尊土炮发挥了威力,打得敌人始终没有靠岸,不得不狼狈逃窜。战斗中,区中队长壮烈牺牲。
7月28日,县委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会议,主要研究部署对敌展开全面斗争问题。会议指出,最近40多天来,敌人二三百人规模的出动,共有3次,三四十名的便衣出动几乎每天都有。敌人从海上到栾家口、林格庄及山北头村一带抓捕群众,抢去近千斤粮食。敌人从各中队、小队调出一部分人组织了便衣队,集中了70多支手枪,与抗日军民对抗。会议决定:立即组织自己的便衣队,从各部队选择比较好的射击手三四十人,集中部分短枪,配备一部分长枪,在县城附近三四里地远的地方,化装成各式各样人物,不分昼夜、无规律地开展活动,打击敌人的便衣特务,并结合地雷爆炸战,配合封锁线上的抗日小分队,对敌人实行游击封锁;在集中使用兵力的同时,抽出一个连到沿海一带村,协助民兵封锁海口,该连拿出一个排的兵力,在西至栾家口东至湾子口一带散开活动,其余两个排兵力集中使用,作为第二道封锁线的支援部队;抗日武装大部分机动部队要向县城压缩在10里左右,不放弃一切机会打击敌人;对重要的敌工关系重新研究,开展瓦敌工作,不放弃一切机会对伪军头目郝铭传及其部下予以争取,并搜集最近有关材料,印刷宣传品,向敌人内部散发,组织大量的伪军家属进城,劝说敌人投降;开展政治攻势,公开地对敌人进行宣传活动;重点加强山后初家、墟里村一带沿海海防工作,对附近村进行一次户口登记,让群众自愿结合“连坐”,以暴露坏分子,同时,加强民兵建设,重新划分联防,互相支援作战,并在沿海构筑一定的工事;条件许可时,在新解放区一些村进行减租减息工作,给武装斗争以更有力的支援。
1945年8月,蓬莱县委、县政府将围攻蓬莱城的各区中队统一组成了连队建制,又将300多名民兵编制成一个营,组织一切力量向蓬莱城压缩,逼迫敌人投降。抗日军民对蓬莱城组织了三道封锁线,最前面的封锁线是便衣队,以地雷游动封锁为主,每天夜晚、拂晓在县城外活动;第二道封锁线,在蓬莱城周围二三里地之间,支援第一线便衣活动;第三道封锁线离蓬莱城远一点,蓬莱独立营驻扎在这条线上,修筑一定的工事,随时机动援助其他围城队伍。县委、县政府组织群众将蓬莱城附近各海口船只全部开出去,以防止被敌人利用。东面海口的船开到刘家旺村一带,西面海口的船开到栾家口村一带,并部署兵力对停泊于蓬莱阁下的伪军汽船实施爆炸。与此同时,县委书记王一夫带领崮山区(第七区)5个民兵连和十区、十一区各一个民兵连开进了蓬莱城东北的抹直口村,控制了该村西到蓬莱城一带的沿海。同时组织过去与敌人有关系的伪军、伪组织反正人员到县城做伪军及伪政权人员的工作,劝其反正投降、将功折罪。让各区的蓬莱城伪军家属到区公所登记,接受教育,安排伪属人员到蓬莱城做瓦敌工作,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动摇敌军心、瓦解敌阵营。发动群众到县城周围游行示威,通过喊话、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印刷快报、组织化装宣传等形式,宣传抗战胜利的形势。
8月15日,按照上级展开抗日大反攻的指示,蓬莱独立营副营长赵强奉命带一个连及区中队、民兵继续围困蓬莱城之敌,副政委董波率两个连、两个区中队围困黄县黄城集日伪据点。8月15日黄昏,董波率部队挺进黄城集敌据点附近,一面组织兵力围困袭扰敌人,一面向据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8月16日晚上9时,在我军独立营、区中队攻势下,黄城集据点伪军仓皇逃窜,副政委董波留下区中队、民兵,配合当地区政府清查和处理伪据点物资,其他部队继续追歼逃窜黄县城之敌。8月19日晚上,董波副政委带领部队投入了围攻黄县城战斗。8月20日,敌人从长山岛强征大批船只陆续开往水城。我方民兵发现敌人准备从海上逃跑时,一连两天夜里摸进水城破坏船只,因敌人有重兵把守,破坏未能奏效。于是改用土炮轰击从海上来水城的船只。射程十余里的土炮,把部分船只打坏,有的风蓬被打烂,有的停在远海不敢进水城。8月22日上午,黄县城800多伪军全部投降,黄县城宣告解放。同日晚上6时,蓬莱独立营两个连奉命连夜从黄县城返回蓬莱城,参加围歼蓬莱城守敌郝铭传部。8月23日晨,蓬城守敌郝铭传部仓皇从海上逃往烟台,至此,蓬莱县全境解放。
中共蓬莱县委书记王一夫、县长李慕、独立营副营长赵强,统一指挥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开赴蓬莱城,城内群众打着小旗欢迎党政军队伍。8月25日,蓬莱城党政军民举行了祝捷大会。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9月17日,蓬莱城举行提灯会,演剧,办活报,连续三天,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县委、县政府组织了游行队伍,前面是全副武装的独立营,后面是参加围困县城的各区中队、民兵连,步伐整齐,歌声嘹亮,行进在大街上。蓬莱县从城镇到乡村,到处是胜利的标语口号,飘扬着红旗,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欢庆胜利。
第六节蓬莱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牺牲
蓬莱军民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同时,也遭到了日伪军极其野蛮的人口杀戮和经济抢掠,其手段之残忍,伤亡人口之众多,损失之重大,令人震惊。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蓬莱县人口伤亡为19338人。其中直接人口伤亡为8799人,间接人口伤亡为10539人。直接人口伤亡主要是日军“扫荡”和轰炸造成的。抗战时期,日伪军在蓬莱较大的“扫荡”有10多次,小规模的突袭清剿100余次。他们采取枪击、刺刀挑杀、铡刀铡、手榴弹炸、毒气弹杀、火烧、毒打、强奸等惨绝人寰的手段残害军民。此外,日军还对集市、村庄和海上船只肆意进行炮击和飞机轰炸,机枪扫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一、潮水惨案
潮水是蓬莱县的一个大村庄,居民有1000多户,是蓬莱县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前,潮水镇商贾云集,街面建筑有二层楼房和三层楼房,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作坊有50余处。经济贸易颇为繁荣,可谓富庶地区。为了保卫乡土,自19世纪中叶潮水便修筑起完整的土围子,围墙之上筑有炮楼。镇内有自卫武装,名为“保卫团”(后改为自卫队)。因为历年来胶东一带土匪猖獗,青纱帐起,土匪时来骚扰,有了自卫武装足可以抵御小股土匪,保卫镇内安宁。
1938年农历冬月初四日,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部的13大队(大队长刘月卿,高密人)和14大队(大队长王敬尧,昌邑人)开进潮水镇,共四五百人,后调1个中队去巨峰。
盘踞烟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斋滕富士郎,为了实现强化鲁东治安的目的,妄图打通烟潍路直至青岛,再由青岛打通烟青路,建立起鲁东迂回包围圈,所以他要把鲁东一带的抗日力量全部肃清。腊月二十日晚,斋滕率领日伪军五六百人,分乘20余辆汽车,出烟台后顺烟潍路西进,凌晨3点钟至大柳行、卧鹿一带。按斋滕的部署,由白书普率领伪军1个中队袭击巨峰蔡部驻军,主力由斋滕亲自率领由道头经刘庄直扑潮水镇,汽车停在邱刘(邱家、全口刘家)河套里。
1939年2月9日,适逢潮水镇东门外集日。9点钟左右,由东北巨峰方向隐约传来一阵枪声,人群中有些骚动。继而又遥见巨峰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不久,东南方向出现了一面日本旗,于是集炸了。接着敌军鸣枪,惊散的人群呼儿唤女,弃货扔物,有的跑进东围子门,有的往南北两个方向奔跑;有外村人跑进围子里的,也有潮水镇人外逃的。一刹时,一个繁盛的集市器物狼藉,空无一人。蔡部将围门紧闭,并做好战斗准备。
日伪军成散兵群队形从东南方向向东门和南门逼近。10点左右,东、南两门蔡部和敌军接火。其后,袭击巨峰得手赶来的伪军白书普部也并入东门外敌军中。
战斗一开始,蔡部两个大队长在一起计议,14大队长王敬尧主张由刘大队长率部在镇内坚持抵抗,他率一部分人出去抄袭敌人,两下夹击。但刘大队长不同意。于是,王敬尧自带一部分人扬长而去。
刘月卿亲临南门炮楼指挥作战。他是小学教师出身,身材魁梧,很有魄力,治军较严,能双手使匣子枪,枪法很好。该大队的官兵都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具有爱国热情,战斗力很强。其部有二十几名好射手,尤以外号叫“瘸爪”的士兵,百发百中,极为出色。
战斗中,敌军麇集东门和南门,企图仰攻爬墙。有一敌兵用绳子拴着一根短棍扔进围墙垛口,顺着绳子往上爬,只听见围墙上喊了一声:“小舅子!”“啪”的一声,爬墙的敌兵随着枪声跌了下去。
敌军的机枪射手被围墙上刘月卿部接连打死6个。刘部在围墙上以垛口为依托,居高临下对外射击较为有利,他们奋勇作战,以一当十,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14大队长王敬尧是土匪出身,平日无恶不作,鱼肉百姓,其部下也多系兵痞。当日他带领队伍出潮水后去司家,行至洼泥沟时,发现伏敌,双方接火。王敬尧接连打死敌军两个机枪射手,敌机枪哑了。他命令由机枪掩护,亲自带兵去抢敌人机枪,被隐蔽的另一挺机枪扫射,他和1个中队长负重伤死亡,队伍溃散。13大队大队长刘月卿在土围子上指挥战斗,当天下午1点多钟,他持望远镜眺望援军时,不幸被敌人击中头部牺牲。
刘大队长一死,军心涣散,有些官兵逃跑了,只剩下70多人。有个姓彭的中队长枪法好,他率领士兵坚守南门。敌人也集中力量攻打南门。他们把机枪集中在南寨,有4挺轻机枪架在大有栈的屋脊上向南门扫射。将近两点钟,敌军企图用报话器和烟台联系派飞机来潮水轰炸,但两个报话兵被连续击毙。伪军中队长范中成隐蔽在南门外一家烨炉(翻砂厂)里,一伪军向他报告说:“报话兵都被打死了,和烟台联系不上,飞机来不了怎么办?”范中成恼怒地拎着镜面匣子亲自出去察看,他刚出烨炉大门,被围墙上的士兵一枪击毙。
敌人连遭重创,无不惊惶失措,于是孤注一掷,把全部重武器压向南门,企图以强大的火力夺取南门。但彭中队长及官兵英勇无畏,仍然拼命坚守,阵地屹然未动,正在这时南门起火了。
原来,范中成一死,敌军官气得暴跳如雷。他们发现该烨炉内存有10桶煤油。于是,敌军官派士兵去拉群众的秫秸往南门送。敌兵又用枪逼着烨炉姓张的掌柜扛着油桶往秫秸上浇,然后用火把秫秸点着了,于是,南门便升腾起烈火。
斋滕一看南门起火,便命令徐瑞卿的特别队增援南门。南门被烧,彭中队长率领官兵和群众又垒石堵塞。围外敌军的轻重武器猛烈地向城门射击。东门的敌军也疯狂地向守军攻击。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彭中队长意识到:部队处于被围之恶境,又无外援,加之南门将破,势难抵御。于是,率众忍痛退下围墙,从北门撤退。
在酣战时,镇内负责人张叔平曾找了一些青壮年在南门里修筑掩蔽工事。南门被攻破后,敌军冲进来,肆无忌惮地见人就杀;有的用刀砍,有的用刺刀捅,没有来得及走脱的群众和刚下围墙的士兵惨遭杀害。南门里尸体一个挨一个,以致血流满地。其后,敌军冲向街里,咆哮肆虐逢人就杀,焚烧房屋。日军在大街上杀人放火,伪军进巷里砸门破户抢劫掳掠。近东门一带和近南门地区火光冲天,哭声震地,民户、店铺横遭洗劫。
东门里,李福星家里七口人,有父亲、妹妹、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其堂兄和李福星(其母因去集上找孩子被关在围子外,没回来),都藏在院子里的地窖里面。敌兵破门进来,恰巧其父从地窖里出来意欲看看情况,当即被敌人一枪打死。李福星等在地窖里不敢作声,于是,丧心病狂的敌兵便把地窖上面堆积的柴草点着往地窖里扔,孩子、大人嚎哭悲恸。李福星和堂兄忍耐不住,冒着火往外冲。堂兄一出胡同口便被东来的敌人一枪撂倒,李福星转过身便往南跑,敌人又在他身后连打了两枪,没击中。他一出南胡同口,看见从东面又来了敌人。于是,他当即躺倒在路旁的水沟里装死,躲过一劫。他的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都惨死在地窖里。
杨世仁家被砸开门后,他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共五口,都被敌兵打死。张善恩,20日结婚,21日就被敌人杀死。西门里的杨世利,20岁,敌人进街后,他要和12岁的弟弟从西围墙往外跳,被敌兵一起打死在围墙上。此后,他父亲悲痛绝命,母亲患了精神病,十分凄惨。有一户人家,一日军军官闯进去,用战刀把人从脖子斜着砍下去,把身子劈开,肝肠迸出而死。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敌人进街后还到处搜捕了一些青壮年(约三四十人),驱至东庙台。敌人说是叫去听训话,殊不料,把人集中起来后叫都跪下,日军架上机枪朝人群扫射。射毕,又在尸体上洒上化学药粉,点火焚烧。死难者个个躯体佝偻、惨不忍睹。
敌军攻进潮水镇后,当地人民奋起抵抗。一敌兵冲进东门里一个屠宰场,当即被杀猪人李国福一刀砍死。另一敌兵发现后,一枪把李国福打死。张志尊家长工(外地人)抡铡刀和闯至张家的敌兵搏斗,被敌兵打死。
青年杨积庆,激战时曾被张叔平派至南门修筑工事,及至南门被敌人攻破,杨积庆躲在一巷内隐蔽处。突然,有一个挎战刀的敌人从杨积庆附近经过,他便从敌人背后举起铁锨猛地一下砍在敌人头部,该敌人当即毙命。这个敌人就是日军少佐联队长小林金次。
劫后的潮水镇一片凄惨景象。直到傍晚时分,人们才陆陆续续走出来,有救火的,有寻找家人的,也有伏尸哀号的……这次惨案死难人数共146人,其中,潮水镇73人、外村31人、守军战死42人。烧毁房屋70多间,东庙3个大殿和两廊都被烧毁,学校也烧了一部分。
二、花夼惨案
1941年正月十六日凌晨,日伪军自大辛店出发,对花夼进行突然袭击。拂晓,村东塂岗哨发现敌情,当即向驻村党政军机关报告,组织转移。村里的群众也驱赶着牲畜纷纷进山,住窝棚,蹲山洞。村民王丙金听到枪声,慌忙赶出骡子,将幼儿装进驮篓。日伪军一枪击中骡子屁股,又一枪击中孩子头部。15团一名战士(姓名不详)因掉队隐藏在草垛中,被进村的日伪军用狼狗嗅出,拖到村口大桥上,往身上浇上火油,活活被烧死。村民王彬来和王桢的妻子,均已五六十岁,年老体弱,未跑出村子,被日伪军的机枪射中,尸首倒于南河,鲜血染红了河水。村民王权,年逾花甲,提着饭篓准备上山。刚出街门,被日伪军翻出饭食,说他是给我军烧饭的伙夫,用刀从脖子上斜砍下来,头身两截。乡公所交通员王炳礼负重伤,日伪军翻出他身上带有乡公所的公事条子,用刺刀乱刺其身,血肉模糊,昏迷不醒,即日半夜死去。村民王丙敬的妻子抱着孩子往山上跑,到了山上,发现孩子已死怀中,方知途中被日伪军的枪弹击中。村民王丙山、王丙奎的妻子跑到山顶,被日伪军从山下瞄准击中而死。曲振保,二十几岁,是村民王丙章的外甥,因到王丙章家帮忙干活,被日伪军一枪击在肚子上,肠断而死。村民王氏,怀抱婴儿上山,敌枪射中乳房,倒于山坡死去,婴儿满地爬动,哭叫不止。村民李进兴的儿子,是个哑巴,已十几岁。日伪军问他我军去向、粮食处所。哑巴“哇哇”欲语不能,便做手势回答。日伪军以为他是伪装,当场用手枪打死。死后,又割去其舌头。李世兴的妻子李于氏和哥哥李世昌,均被日伪军打死。村民王官来2个儿子先后为革命牺牲,村人称其为双烈属,次日被日伪军机枪子弹射中大腿,伤势严重,失血过多,不日死去。金藤是一个凶恶的日本军官,杀人不眨眼,他以修道为名,将村民王丙分、王丙潍、王丙德、王武来4人逼到东塂道上,朝每个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鲜血淋淋。村民发现4人还有气,便急忙送到部队医院抢救,生命才得以保全。日伪军抢不到粮食和牲畜,便放火烧村,采取的手段是将农家炕席卷起竖立,用竹扫帚倚住,然后在下方点火,引火上屋架,霎时,浓烟弥漫,火光冲天,不一会儿屋架便塌落。正月十六日这天,一个不足百户的花夼村被日伪军杀害15人,70多户2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三、南吴家惨案
1944年秋,蓬莱城在抗日军民重重包围下,已成了一座孤城,守城日伪军已成了瓮中之鳖。为了苟延残喘,日伪军头目郝铭传除了率残匪拼命出城杀掠外,便靠从东北海运物资活命。旧历十月间,一艘满载物资的大型机帆船航至刘家旺,被蓬莱独立营截获,押至南吴家村北海边,缴获了船上全部物资,并以南吴家民兵为主,奋战一昼夜,将大船拆毁。郝铭传得悉此事后,曾多次要挟南吴家村赔粮、赔款,否则要报复屠杀。但南吴家村民众始终不为所动,不予理睬。1944年冬月三十日凌晨,郝铭传带领200多伪军突然包围了南吴家村。村民郭家海早起拾粪,被敌人抓住,逼他领着进村抓人,他不干。随后逼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谁拆过船,他都说不知道。敌人气疯了,乱刀将郭家海杀死在村北打麦场上。天大亮,郝铭传督阵进村,破门砸户抓人。全村男女老少被抓几百名,集中押到打麦场上,采用打骂、威吓的方法,逼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谁拆过船。在一连杀了9个人,还是一无所得的情况下,郝铭传这个恶魔恼羞成怒,命令手下架起机枪准备进行大屠杀时,突报独立营已接近村庄,郝铭传怕被围歼,仓皇收兵回城。
四、七里庄惨案
七里庄,位于蓬莱城南七里地,西靠庙山,南邻马山、牛山和羽山,是控制蓬城的重要高地和交通要道,也是我党政军活动的重要村庄。
随着1944年战略大反攻,日伪军头目郝铭传妄图以杀害抗日军人家属来负隅顽抗,挽救垂死的命运。是年旧历冬月十七日上午,郝铭传率领两个伪军中队,加上伪警察所的剿共班,共约200人,秘密封锁了七里庄,同时用城里吹鼓手头目赵国兴的两乘花轿和娶亲用的喇叭等为幌子,把村民招引到打麦场上,然后按照事前得到密报的名单,开始搜捕抗属。抗属姚同法、姚庆仕等3人被抓到打麦场上,先打后杀,乱刀砍死。随后,又把八路军姚德贤的母亲从别人家搜出,拉至麦场用刺刀挑死。接着又把石家庙伍庄刘世禄(因其儿子当八路军)押到打麦场上砍头。与此同时,敌人还把一些村民抓到村西的粉子山上,逐个盘查逼问,终于查出八路军陈正一的妻子包玉奴,拉到打麦场上用尖刀捅死。眨眼工夫,麦场上便留下6具被难者的尸体,其状之惨,目不忍睹,制造了血腥的七里庄惨案。
五、二十埠惨案
1945年正月初六拂晓时分,盘踞在蓬莱城里的伪军,在大队长郝铭传带领下分头闯进了二十里埠村和大院村。
这伙伪军进村名义上是抓“抗捐分子”,实质上是抓“抗属”。当他们气势汹汹地闯进二十里埠村张德新家里时,民兵张德新正在家里掩藏手榴弹,穷凶极恶的“二鬼子”像一群恶狼似的把张德新和他的父母抓了起来。大院村的李庆修是八路军战士,他的弟弟李云修在家里听到二鬼子的敲门声后,本想翻墙逃跑,也被一伙“二鬼子”当场抓住。
这伙伪军把两个村的老百姓赶到了大院村西的土地庙前,把张德新全家和李云修绑架到场子中央,企图来个“杀一儆百”。伪大队长郝铭传恶狠狠地说:“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当八路是什么滋味!”话音刚落,两个伪军一左一右把张德新摁倒在地,后面的一个伪军手抡大刀向张德新的颈部狠狠砍去,张德新浑身上下顿时鲜血淋淋,一下子昏倒在地。最惨的是张德新的母亲,她在儿子被害时愤然大声怒骂,杀红了眼的二鬼子举起刺刀就向张德新母亲的腹部刺去,老人家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接着,敌人又以同样凶残的手段,向张德新父亲的颈部连砍数刀。可能是杀人者心虚的缘故,张德新和他的父亲当时并没有被砍死,最后都侥幸活了下来。而大院村的李云修,却当场被伪军用刺刀捅死了。连杀4人后,郝铭传还想大发淫威,忽然从芝山方向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害怕八路军独立营袭击他们的老巢,就慌忙撤回了蓬莱城。伪军撤走后,村民们连忙将张德新和他的父亲救起包扎。新中国成立后,张德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公社公安特派员。
六、其他惨案
1941年1月至2月,日伪军先后3次对抗日根据地上下薛家和南北花夼一带进行残酷“扫荡”。杀害群众6人,伤2人,捕34人,抢掠牲畜78头,肥猪30多头。1941年11月的一天拂晓,驻栖霞松山寨里的日伪军偷袭我方驻巩家庄的织布厂和毛巾厂,枪杀我方无辜群众5人。1942年1月至3月,日伪军先后进犯艾崮山和石劈山抗日根据地16次,杀害我方工作人员、小学教员和群众16人,抓捕村干部9人,烧毁民房500余间。1942年11月21日,日伪军两万余人,采取“拉网合围”战术,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2月14日侵入蓬莱,19日离开蓬莱。这次“扫荡”,在蓬莱残杀群众15人,打伤4人。1944年12月28日至31日,盘踞蓬莱城的日伪军,4天内出动3次,残害我抗属27人。28日,在西庄村一带残杀群众10人。29日,在栾家口村残杀抗属和群众11人。1945年1月上半月,驻蓬莱城日伪军,连续出动10余次,残杀我方工作人员和群众50余人,烧毁民房数百间,抢掠粮食2万余斤。7日,敌人窜到草店村,一路去北罗、三十里店、西正李家等村,残杀群众13人,烧毁民房100多间,抢掠粮食3000余斤。残暴的敌人到徐宋村抢掠时,将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宋本初全家9口人堵在家中,然后放火烧房,结果8人被活活烧死。
间接人口伤亡主要是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对我方根据地军民实行经济封锁,人们的生存与环境进一步恶化,不少人因饥饿、寒冷、疾病和战争惊吓等原因失去了生命。蓬莱间接人口伤亡主要是灾民和劳工,其中,灾民达到4545人,劳工达到4957人,被俘1037人。
抗战时期,日军采取“扫荡”、抢掠、破坏、飞机轰炸、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等方式,先后在蓬莱掠走铜铁357219斤,粮食44374914斤,摧毁房屋7532间,占用土地1560亩,抢走衣服被帐228891件、农用农具138093件、家具196534件、马牛驴骡1333头、猪羊6020头、鸡鸭74113只、木材1658239立方尺、帆船3艘、车辆356台(辆)、款475351632元、黄金1628.7两、白银5582两、氟石367257.4万吨,掳夺人力8861545个工作日,给蓬莱经济社会造成极大创伤和损害。
第六章
加强解放区建设巩固胜利成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准驻胶东的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投降,并开始收编伪军,抢占战略要地。1945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部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协助国民党军队“维持治安”,不久,国民党第八军被海运到青岛,并向胶东解放区进犯。中共胶东区委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控制广大农村与中小城市,相机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蓬莱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党委部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七大文件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党的建设,扩大武装队伍;加强新区工作,稳定社会秩序,摧毁伪政权,建设人民政权;开展“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在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生产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恢复和发展各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支援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巩固胜利成果。
第一节救济困难群众,恢复城区秩序
抗日战争胜利后,蓬莱县委、县政府抓住时机整顿城乡秩序,救济困难群众,建设人民政权,镇压战争罪犯,恢复各业生产,巩固胜利成果,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同时,开展抗战中壮烈牺牲革命烈士纪念活动。
一、稳定县城秩序审判战争罪犯
日伪军逃离蓬莱城时到处造谣:“八路进城杀三天、抢三天、烧三天”“在伪组织干过事的人,要杀得鸡犬不留”,所以,在县城刚解放时,城里有些人感到害怕、恐慌,特别是居住在县城的伪保长、伪甲长、伪军士兵的家属。对此,县委、县政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同时,对伪属进行教育,并结合反内战,动员他们通过写信等形式劝说外地的丈夫、儿子等亲属脱离敌人,回家团圆,改过自新。
县委、县政府对45名伪保长、320名伪甲长进行登记,令他们写悔过书,对罪恶较大、不按要求登记者,由公安局依法逮捕。举办伪组织人员训练班,对没有逃跑和逃跑后又回来的伪保长、伪小队长以上人员进行教育。第一期80人,第二期70多人,每期培训时间7天,安排各部门负责人给他们讲课,揭露伪组织人员罪恶,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反省坦白,重新做人。期间,对罪大恶极、拒绝交代罪行的5个人,由县公安局对其进行了审问。县政府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了杀害抗日军民10多人的伪军中队长赵守亭。
1945年9月15日,县长李慕以县政府名义颁发布告,对一批汉奸贼子依法进行宣判:伪军大队长郝铭传、日伪后援会主任李兆祥、伪县知事张余三、伪民政科长郑君仪、伪反共委员会主任许子东等,为蓬莱县战争主犯,现已潜逃,除了严令通缉外,将其随军财产与其家产全部没收(在许子东家产中,其两个参加抗日的儿子应分得的财产除外);伪县知事刘荣斋、柳江城、赵富文,伪宣教科长王维超、迟雅堂,伪警察所长高甫光,担任过伪第二、三、五、六、七、八、九区区长的人,以及伪长山岛办事处主任等人也在潜逃,县政府宣布对他们进行通缉,将他们的随军财产全部没收,其原有家产通知该管县、区政府予以全部没收;担任过伪第一、第四区区长的几个人也在潜逃,除了通缉外,将其随军财产与参加伪组织置买的财产全部没收,其原有的家产不动;伪军副大队长鲁文芳、伪第一大队长郭光宗、伪第二大队长于尚诚、伪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路克明、伪第三大队副大队长楚良臣、伪特务大队长徐立之、伪剿共队长崔子明、伪第四大队长陆呈瑞等也在潜逃,除了通缉外,通知其该管县、区政府将他们的随军财产与原有的家产予以全部没收;担任过伪军第一至第十二中队中队长的人、伪书记官兼军需的人员也在潜逃,将他们的随军财产全部没收,原有的家产没收一部分。对已经被消灭的伪军第三大队长宋有信,剥夺其公民权利,没收其随军财产与原有全部家产。
二、取缔日伪组织建设人民政权
党政军机关进入县城后,蓬莱县政府召开了伪保长、伪甲长会议,向他们宣布解散伪组织,废除伪政权,取消伪保长、伪甲长等伪组织人员的公民权,待以后看其悔改程度如何,再恢复其公民资格。当时,在县城取消了300多名伪保长、伪甲长的公民权利。随后,县政府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就摧毁伪政权,向全体群众讲明道理,使群众明白过去的伪保长、伪甲长多数是日伪军的爪牙,同样在敲诈剥削群众。摧毁伪政权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县委、县政府将县城周围的城东、城西两个区合并为环城区,将县城的水城及四关等划为城厢区,组建了环城区、城厢区区委和区公所,城厢区区委书记金灼之,区长王春民,副书记李乔。同时,将城厢区按街道居民户数划为21个村,在建设村政权时,先是在领导群众闹翻身的人当中物色村长候选人,然后,将候选人提交村群众团体进行酝酿,最后,召开村群众大会,选出带领人民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人担任各村村长。在选举政权负责人时,剥夺伪保长、伪甲长等伪组织人员公民权利。在建设新政权的同时,县城群众团体组织也有了发展。
三、没收日伪资产救济困难群众
蓬莱城解放后,县政府成立了日伪资产没收委员会,聘请了没收员,并抽调部队战士组成了执法队,对日伪军机关、兵工厂、仓库、粮库、兵工原料及伪区长、伪军中队长以上人员的财产进行登记没收。截至1945年9月,共没收粮食20多万斤、被服405件、棉布25匹、棉花460多斤、汽车4辆、自行车5辆、汽油31桶、纸张35令、食糖480多斤,以及其他日用品。这些财产除部分留作公用外,其余的全部分给了县城困难群众。日伪军盘踞县城时,曾将下水门堵塞,下大雨时,有200多户群众被水淹,许多民房倒塌,县直机关人员、部队指战员将平日节省的1500多斤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被水淹的群众。为了给受难群众修理房子,县政府募集粮食4500多斤,并成立了难民收养所。全县抗属在战争中受到日伪军残酷迫害,生活困难,1945年下半年,全县各级救济委员会共募集粮食105570斤、地瓜31026斤、款79904元(北海币)、冬衣1770件、棉花101斤,救济生活困难的抗属。
四、发动群众参军健全组织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中心工作转为大进军、大发展,大刀阔斧地扩大武装。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8月20日,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军区发出通知,号召全区动员3万名青年参军。蓬莱县委贯彻上级党委指示,对干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局教育,在全县开展了大参军运动,仅1945年8月下半月,全县13个区参军的就达1159人。蓬莱独立营、各区中队、县机关、学校等单位许多人参加了主力部队。在欢送新战士时,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给新战士抬轿,牵马,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蓬莱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员会议在蓬莱城召开,时间为7天,与会人员77人。会上,选举孙自平为县长,巴南冈为副县长;选举林玉山为县参议长,李维诺、李谊亭为副议长,郑焕民、茹最生为驻会议员;选举宋兹心为省参议员,孙更生、林玉山、李谊亭、茹最生为胶东区参议员。会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9月25日开始,县委、县政府举办区、村干部训练班,每期时间20天,陈魁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设政工、政权、民运3个班,主要是对学员进行时事、阶级、前途及生产建设等方面教育。训练班先后办了5期,共训练干部333人。其中,区干部197人,村干部136人。10月,蓬莱县武委会改为县人民武装部,李聚茂任部长,刘太东任副部长。各区武委会改为区人民武装部,设正、副部长、政委(教导员)等职务,有干事六七人。10月23日,蓬莱县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峰山区村干部会议,传达山东省军区《关于加强沿海防务的命令》,研究部署海上防务工作。会后,在大赵家、芦洋等村组建了蓬莱县临时海防指挥部,统一协调沿海各村民兵活动。
五、恢复文化教育事业
194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恢复文化教育事业,尽快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立即恢复教育工作。蓬莱城刚解放时,由于日伪军的统治,城区教育遭到破坏,为迅速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县委、县政府积极开展工作,狠抓学校教育的恢复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到9月8日,县城原有的13处学校,有11处开学,原有教员110人,新任用教员31人,有学生2200多人。1945年,全县有中学1处,学生253人,教员10人;高小146处,学生6630人,教员1038人;初小375处。为搞好成人教育,全县安排群众教员1705人。其中,经过县、区两级培训的有1031人。开展“小先生”运动,有“小先生”1332人。有民众夜校572处,妇女识字班583个,成人学习组798个,青年学习室436个。全县17至40岁成人总数155662人,有73382个成年人参加了冬学。在教育系统开展了争创模范活动,全县评选出县级模范教员5人,区级模范教员27人;评选出县级模范群众教员4人,区级模范群众教员19人;评选县级模范“小先生”7人,区级模范“小先生”41人;县级青年学习模范6人,区级青年学习模范32人。有3人被选为胶东区模范学员、模范教师、模范群众教员。
六、纪念抗战革命烈士
1945年10月10日,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壮烈牺牲的蓬莱独立营营长盛易三、胶东军区14团参谋主任姚琪、团俱乐部主任郝斌等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蓬莱县党政军民3000多人在蓬莱阁举行大会,县委书记王一夫讲话,副县长巴南冈宣读了祭文。蓬莱人民在蓬莱阁重新安葬了盛易三、姚琪、郝斌等烈士,为他们及抗战烈士们竖立了“志为人民”的纪念碑。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城厢区更名为易三区。同时,以先烈英名命名了一批学校,以示纪念。这些学校有:
武霖小学1940年10月,杨武霖烈士在掖县双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县政府将他的家乡改名为武霖村,该村小学称“武霖小学”。
鉴明小学张鉴明烈士系蓬莱城里人,1936年参加“民先”,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参加抗日武装起义,1941年12月牺牲,县政府将城里北街小学命名为“鉴明小学”。
健民小学1942年12月,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大扫荡中,著名的原胶东公学教师、胶东军区东海军校校长迟健民(大辛店官道莫家庄人)被杀害。蓬莱县政府决定将八区政府所在地的大辛店小学,易名为“健民小学”。
世瑛小学韩世瑛(女)烈士,蓬莱城里人。1938年参加抗日救国军“三军二路”,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返回途中,遭敌袭击,英勇牺牲。蓬莱县人民政府,将蓬莱城画河西小学命名为“世瑛小学”。
姚琪小学姚琪烈士系马格庄中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蓬莱县保卫大队中队长、胶东五旅15团一营营长、14团参谋主任等职。1944年8月与郝斌同志,深入虎穴,瓦解敌人时牺牲。县政府将原水城小学命名为“姚琪小学”。
郝斌小学郝斌烈士系五十堡乡马家沟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三军二路”二大队政委、胶东五旅13团宣传股长等职。1944年8月与姚琪同志与敌谈判,因谈判决裂壮烈牺牲。县政府将蓬莱城东街的义成小学,命名为“郝斌小学”。
长裕小学1945年1月,温长裕烈士在敌人扫荡中壮烈牺牲,县政府将他的家乡蓬莱城里东南坊,命名为长裕村,该村小学称“长裕小学”。
易三小学盛易三烈士系山东省嘉祥县盛家庄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蓬莱独立营营长时,使独立营成长为英雄的战斗集体,与敌人几十次战斗,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受到北海军分区通令嘉奖。1945年5月2日在庙山战斗中,身先士卒,光荣牺牲。蓬莱县政府为纪念盛易三烈士,将景熙小学改名为易三小学。
夏侯小学1946年10月,在解放高密的战斗中,夏侯苏民烈士光荣牺牲,胶东军区追授他“胶东战斗英雄”称号,县政府将他的家乡兴村改名为夏侯村,该村小学称“夏侯小学”。
第二节开展“查减”和反奸诉苦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蓬莱县开展了“查减”、反奸诉苦运动。“查减”,主要是对以前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进一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剥削问题,斗争的对象是地主,斗争方式是说理、算账、减租减息;反奸诉苦运动,主要是发动群众,通过群众大会等形式,让贫苦人控诉地主、恶霸、汉奸的罪行,斗争对象是地主、恶霸、汉奸,斗争方式是没收与分配恶霸、汉奸的土地财产。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945年9月到12月底为运动的第一阶段。1945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全省群众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1945年冬和1946年春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放手发动群众,在新解放区迅速开展以反奸诉苦、清算恶霸为中心的反奸清算运动;在没有进行减租减息和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半老解放区,以减租和增加工资为中心,迅速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减租减息已经结束的老解放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同时,注意处理好减租减息、反恶霸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0月,北海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县各救会长会议,对北海地区的“查减”和反奸诉苦运动进行部署,并制定颁布了《关于开展“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的指示》。根据北海地委指示精神,10月12日,蓬莱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党政民武负责干部会议,会期10天。针对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日本投降后的盲目乐观、追求享乐,蒋伪合流后又产生悲观情绪,以及在“查减”、反奸诉苦运动中不敢大胆发动群众等问题,打通干部的思想,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群众性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上来。
蓬莱县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老解放区重点是“查减”,同时开展反奸诉苦,新解放区的重点是反奸诉苦,结合进行“查减”,摧毁旧政权。当时,在新解放区未经历过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群众不了解党在这方面的政策,为此,县委、县政府通过召开会议、发布告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说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是政府的法令,地主、雇主不遵守法令而剥削雇工和佃户,必须受到应有的处分;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是合法的,人民政府予以支持和保障,对恶霸、汉奸敲诈勒索人民的行为,人民群众可直接对其进行清算;蓬莱城有许多人在乡下租种地主的土地,有的租额与地的产量差不多,对此,县政府统一减低了租额,若因为歉收,还可按减租后数量的70%交租;县城人租的地大多是菜园子,县政府组织人员重新丈量土地,对缺少亩数的租地,让地主按缺少的数量向佃户退还多收的租;为了彻底取消伪钞,县政府公布了使用伪钞的债务折合本币的比值,并对无力付还债务的人,重新订约,利息不得超过分半,不足分半的,仍按前约;对已经外出地主的房子外租的,每月租金三元至五元。县政府还为穷苦人增加了工资粮。在县城,雇工每月的工资粮增加到850斤以上,有的雇工每月可得1200多斤。为店员增加工资,按每个店员至少能养活一口家的标准进行。码头工人、小车运货工人,一般按每个工人能养活三口家的标准确定工资。
到12月底,蓬莱县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据11个区统计,全县共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31期,训练积极分子8029人,其中党员3073人;据辛店区、环城区、崮寺区、崮山区、易三区、金果区、姚琪区等8个区统计,4个月来,共取得减租果实:粮食706831斤,款17500元,反抽地148亩;减息果实:粮食38691斤,款101010元,地151.3亩;反恶霸果实:粮食299011.2斤,款1723784.3元,土地1730.2亩;反敌特果实:款121700元;反贪污果实:款65400元;反黑地果实:罚款7500元。这一时期,无论是在老解放区,还是在新解放区,蓬莱县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新解放区,打乱了伪组织,建立了人民政权,开展了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减租减息等工作,基本群众初步得到了翻身。但是,由于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工作方针没有全面落实到基层,特别是易三区、环城区、姚琪区等新解放区,虽然大部分村进行了减租减息,但仅是初步的,群众没有被全面发动起来。
1946年1月到6月底为运动的第二阶段。1月17日,县委对部分新解放区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进行了研究,发出了《关于群众运动的指示》,指出:我们要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开展“查减”、反奸诉苦斗争,但是,有的区、村滋长了一种放任自流的偏向,应该引起各区领导干部的注意;有些村的群众与高利贷者算账时,往往把群众多交的粮款,运用高利贷的方法来进行计算,算出了惊人的数字,这样显然是不合适的;有的区群众要拖斗争对象,抢斗争对象的东西,应该教育群众合情合理地开展斗争;区干部应该帮助、指导村干部及积极分子开展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锻炼他们的能力,而不是包办代替;选举“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积极分子很重要,这是做好工作的重要环节,有的区、村选举积极分子时不慎重,一些假装积极的大烟鬼、地痞也成了积极分子,不但不能团结群众,反而造成了乱斗争的局面,干扰了群众运动的方向;要重视在贫苦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群众斗争的焦点要集中到地主、高利贷者身上,对一般的中农、行为不好的人应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县委这一指示的发出,对当时蓬莱县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5月6日至12日,县委召开了各区委书记、各救会长、党员区长会议,总结交流前一个时期全县“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经验,进一步解决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问题,此后,“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在全县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一是抓好“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积极分子训练工作。选择积极分子,一般先是通过村党支部物色,再由基本群众选择确定,期间,特别注意选择抗属、工人、佃户为群众运动积极分子,使各村的积极分子大多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训练积极分子,主要是以基点村为中心举办训练班,各村积极分子到基点村参加训练,白天,采取听课、座谈、讨论的方法进行训练,晚上,积极分子回村进行工作,发动群众物色斗争对象,区干部也随之到各村帮助积极分子开展工作;在训练班上对积极分子的教育,纠正了过去那种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充分运用了群众教育群众的办法,并邀请外区、外村领导群众闹翻身的典型人物来做报告,根据报告精神,积极分子分组进行讨论,回顾过去自己挨饿受冻、被压迫的滋味,进行阶级、翻身教育。主持训练班的干部深入各小组,听取反映,了解情况,做好启发和引导,并注意和发现“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积极分子训练班,一般为5至7天,根据群众要求,进行不同的教育,特别加强了算账教育,使积极分子正确认识怎样才能真正翻身等问题,树立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得解放的思想。二是打破怕变天的思想,发动群众与坏分子进行斗争。前一个时期,有的区,特别是新解放区,在召开斗争大会时,有的穷苦人不敢上台诉苦,在分斗争果实时,不敢要房子、土地和物品,怕日伪军再来时要遭殃,对此,村干部、积极分子要带领群众领取土地、房屋、物品,并教育群众:海水不干,石头不烂,老百姓不死,八路军不散,什么时候也不会变天。通过“查减”、反奸诉苦运动,群众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许多群众要求参加社会团体组织,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翻身得解放的思想。三是搞好斗争果实分配,改善群众生活。6月,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奸诉苦运动中取得的斗争果实,全县除64个村外,其他村的斗争果实都分配给了军属、烈属、工属、抗属、贫雇农(包括渔民)。北沟区舒郝村170户,过去有20多户群众靠要饭维持生活,经过减租减息、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斗争,全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再没有要饭的了。同时,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全村每人最低有2亩地。西关村有20户过着赤贫生活的群众,通过分斗争果实,达到了贫农的生活水准;有8户贫农生活的群众,达到了中农生活水准;有4户中农生活的群众,达到了上中农生活水准。
1946年上半年,全面贯彻上级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蓬莱县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有了更大发展。6月底,据12个区统计(缺峰山区、晓风区),在494个村中,群众发动起来的村达到415个。召开各种性质斗争会2345次。其中,减租327次,减息103次,增资83次,反贪污430次,反特务108次,反汉奸98次,反虐待75次,反黑地162次,反“破鞋”74次,反恶霸570次,其他斗争315次。获得斗争果实:款6152907元,粮食5768829.5斤,地16919.3亩,房子935.5间,山岚534亩,牲畜82头,其他折款140589元。这些斗争果实,除按政策归公的以外,其余全部分配给抗属、雇工、佃户、工人等贫苦人。其中已分配斗争果实的村430个,共分配果实折款36832638.75元。经过“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全县广大农民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经济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
第三节支援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迅速将大量军队由西南、西北地区通过陆海空交通运往前线,向东北大举进兵。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中共中央命令华北部队主力向东北挺进。
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派出先遣队渡海赴东北,为中央制定进军东北的决策提供了侦察情报。随后,胶东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蓬莱军民在完成先遣队北上和海上运兵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挺进东北先遣队的庄河来电
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要乘苏联红军占领满洲及政策尚未明确之际,派一部分人迅速进入满洲,肃清残敌汉奸,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及地方政权,造成我方在东北之有利条件。8月24日,山东分局致电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林浩,令其派出干部带一部分部队,以东北义勇军的名义去东北了解情况,开展工作。8月26日,胶东区党委决定所属北海地委组建以吕志恒、邹大鹏、柳运光、于克等为领导人的挺进东北先遣队,于9月5日晚从蓬莱启航,挺进东北。6日晚,挺进东北先遣队120余人抵达辽东庄河县王家岛灯塔山。登陆后,先遣队奇袭后滩屯伪警察所,收复王家岛,智取庄河县城。先遣队在与已经占领大连的苏联红军进行接触后,将大连及东北的侦察情况迅速向胶东区党委进行电台报告。10月,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致电山东分局和中央,汇报了去东北的情况,并建议山东分局速派部队和干部从海上去东北,以争取先机。11日,中央向山东分局发出了进军东北的第一份命令: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人至3万人分散经海路进入东北,并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前去统一指挥。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目前的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全国的战略部署做出了调整,命令“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二、海上运兵东北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部署。由山东开赴东北的部队有:万毅率领的海滨支队3500多人;肖华率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多人;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率部8000多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副政委刘其人率领6个团合约1.2万人;山东军区第二师罗华生部7500多人;山东军区第一师梁兴初率部7500多人;胶东海军支队1000多人;山东军区直属机关警卫部队几个独立营4000多人;鲁中军区司令员罗舜初率第三师及鲁中警卫第三旅合9000多人,共计近6万人。另外,还有若干基干团约3万人,也开赴东北。山东分局要求执行北上任务的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迅速集结,尽快赶赴东北,各地党委也要立即抽调大批地方干部派往东北开展工作。
为做好从海上向东北派兵工作,山东军区成立了由许世友任指挥的海运指挥部。指挥部于8月末,在蓬莱成立军政一体机构长山岛军政办事处和长山岛大队,从北海区抽调北海实验区蓬莱十一区区长孙纯任军政办事处主任,早些时候派往长岛开展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的蓬莱五分区区委书记王永利任政委,在蓬莱县水城设立了长山岛联络处,随后肃清了砣矶岛、隍城等长山列岛残匪,控制了渤海海峡。9月4日,胶东区党委给长山岛军政办事处发来急电: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由胶东军区组建10个整团从海上急进东北战场,宁早一天,不晚一时。由于蓬、黄、掖等县的渔船都比较小,大多在5吨以下,加上老铁山水道风大浪高,为了保证部队安全渡海,需要在砣矶岛设立兵站,改换大船转运渡海部队。10日,长山岛军政办事处主任孙纯来到砣矶岛,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着手兵站建设。当日,组织载重15吨至25吨的大帆船100余条,船工1000余人,从而为八路军渡海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山东6万多主力部队同时北上,除了一部分队伍由陆路开往东北外,大部分部队要乘船渡海去东北。
山东主力从海上向东北运兵的地点设在蓬莱县栾家口港,后来,又增加了龙口港等。为保障海上运兵的顺利进行,胶东军区在蓬莱栾家口村设立了办事处,工作人员从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及蓬莱地方政府抽调,有100多人,处长李宜之,葛培业负责办公室工作。8月下旬,向东北进军的准备工作开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筹措船只和物资等。随后,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胶东军区几个团作为先头部队,由蓬莱栾家口港上船渡海北上,到东北的庄河海岸登陆后,立即向当地伪满军队发起进攻,解放了大片地区,为后续部队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紧接着,万毅司令员带领3个团的部队从鲁南启程进入蓬莱栾家口港,胶东军区其他北上部队也到达栾家口村。当时,胶东军区所属主力部队,除留下13团外,其他的14团、16团、郑道济团,以及北海军分区的2个独立团、东海军分区的2个团,中海、南海、西海军分区各1个团,共10个团的兵力调往东北。这10个团,除2个团于11月间由龙口上船北渡外,其余8个团及机关后勤人员一部,均由蓬莱县栾家口港起渡。
蓬莱县委、县政府对海上运兵进行了专门研究和部署,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支援主力部队向东北大进军。10月初,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塘沽、秦皇岛,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时常进出渤海湾,给主力部队海上运兵带来了困难。当时,长山岛为人民军队占据,大连、旅顺为苏联军队把守。北隍城岛到老铁山之间的海域,是敌舰艇进出渤海湾必须经过的航道,渡海北上部队在通过这一段海域时,有与敌人舰艇遭遇的可能,北上部队所乘的木帆船只能尽力回避敌人的舰艇,因此,渡海北上部队全部需要身着便服,并尽量利用夜色作掩护向彼岸进军。蓬莱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不分日夜地为挺进东北部队干部战士筹集和赶做了大量的便服。
海上运兵,首先要解决船只问题。当时,没有大型的运输船,汽船也很少,所以,主要是征集蓬莱及周围县沿海渔民的木帆船。蓬莱县承担了船只的筹措、船工的教育管理,以及其他大量物资的供应工作,蓬莱县沿海渔民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主动支援部队渔船,争着为部队当船工。在蓬莱栾家口港集结上船的部队和船工有几万人,蓬莱人民赶做了大量的烤饼,集中了大量的咸菜,供应渡海北上部队。12月,部队渡海北上工作全部结束。蓬莱人民为支援山东主力挺进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节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发展生产
1946年1月26日,中共胶东区委作出了《关于新解放区党的建设决议》,提出在新解放区进行党建教育、发展党员、提拔本地干部,并对原有的党组织进行整顿的意见。
根据胶东区委、北海地委的工作部署,蓬莱县委加强了党的建设。在老解放区,当时,有的村党支部干部存有地位观念,个人英雄主义,自满自大,脱离群众;有的村干部作风官僚,为个人谋私利,在分斗争果实时,不向群众公布斗争果实账目,群众应该分得的果实却得不到,与群众成了对立面;有的党员党龄很长,对党的基本知识却了解很少,有的新党员缺乏党的知识,后悔参加了党,觉得分斗争果实少,干工作多,自己找罪受。针对这些问题,县委集中时间,精心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并对一些村的党支部进行了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崮寺区东黄家村的宗派斗争很复杂,工作落后,群众不满意,区里派人进驻这个村,同群众一起劳动,向群众了解情况,培养了积极分子,对党支部干部进行教育,使村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重新整顿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将斗争果实交给群众进行评议、分配,并为村里的抗属及贫民解决了冬季取暖衣服等问题,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排除了宗派主义思想,工作有了新起色。在新解放区,有的区忽视在群众运动中建党的方法,致使党的工作远落后于群众运动,4个月只发展新党员3人。蓬莱城附近有的区,片面地强调封建人物多,佃户少,市民多,小商贩多,不能发展党员。后来,县委反复指示要搞好发展党员工作,培养工作骨干,但是,有的区只是教条地把工作部署下去,形成单纯的数字观点,有的村将过去干过伪军的投机分子发展成了党员。县委加大了工作力度,部署各区结合群众性的“查减”、反奸诉苦运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取得了好的成效。易三区先是精心选择、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然后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与教育,提高其觉悟,最后再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这样一来,发展的新党员与群众关系密切,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当时,有的区有的村民兵组织被不良分子拉过去,造成了严重的宗派斗争。对此,县委、县政府加强了民兵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并通过“查减”、反奸诉苦运动来提高民兵的觉悟,使每个民兵从思想上明确了为谁武装、为谁服务的问题,同时,在民兵中开展了争创战斗模范、劳动模范活动,大量吸收民兵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县委要求,各村民兵组织中排以上的干部至少要由进步群众担任,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民兵指导员,使民兵武装为党所掌握。6月,全县有党员5814人,409个党支部,1001个党小组。上半年,整顿村党支部115个,新建党支部57个。
在加强党的组织、民兵组织建设的同时,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生产建设,组织各级党政干部认真学习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文件,打通思想,充分认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带领全县人民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战争,改善生活。按照县委、县政府指示,各区、村普遍召开干部群众会议,举办生产积极分子训练班,加强生产教育,让干部群众明白,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发展生产。
1946年2月24日,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各村劳动模范大会,会期8天,与会人员听取了形势报告,交流生产经验,制定全年生产计划,号召劳动模范当好发展生产的带头人。在选出村劳动模范的基础上,会议选出县级劳动模范12人,并为劳动模范颁发了奖旗和奖品。4月,县政府用5天时间,在大辛店村召开了合作社干部会议,与会人员24人。会议讨论了合作社如何为群众服务、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发展副业等问题,要求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引导农民,组建适合农村特点的互助合作组织,选用优良品种,深耕细作,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区通过民选方式建立生产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和掌握全区生产,及时研究部署生产工作,及时组织交流生产经验,指导、检查和监督各村生产。各村也要选举建立由3人到5人组成的生产委员会,负责掌握和推动本村生产。区生产委员会,由劳动模范、各村村长、各救会长、党支部生产委员、小学教师等召开联合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由13人或15人组成。村生产委员会,主要由村里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也可以先是由村干部提出生产委员会成员名单,再交由群众讨论确定。各村生产委员会下设生产小组,生产小组每天召开一次会议,检查当天工作,部署明天生产。
在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下,很多村的群众自愿参加了搿犋组,劳动力有了剩余,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了副业生产。磁石区的时金河村不足70户人家,到了耕种季节,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生产,同时,开展了淘金生产,在两三个月内,获利100多万元。崮寺区有的村组建了搿犋组等,劳动力有了剩余,他们以斗争果实作为资本,组织群众生产铁锨、镢头等农用生产工具,在四、五月份,获利6万多元。有的村以搿犋组为单位,趁农闲时组织群众出去跑运输。会瓦匠手艺的农民参加了搿犋组后,将自己的地让组内群众给耕种,自己出去做瓦工等工作,所得余利在本组内进行分配。
1946年3月,北海地委提出:“贯彻农业为主方针,大力开展生产,三年后,各县区机关要争取自给自足”的口号。蓬莱县委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了蓬莱县的机关生产工作。县区相继成立了机关生产领导小组。在农业上,县委、县政府将县城的3亩菜园地改种一部分庄稼,浇水等管理事宜,由机关干部划分成若干生产小组,各小组轮流参加劳动。在大李家村买地23亩,派生产员具体管理,由各部门抽调人力前去耕种、收割、锄地,抓好生产。在工业上,建设1处纺织厂,购置织布机3架,配备操作工、采办及账目管理的4人,薰皮子、做衣服的2人,共6人,基金5.5万元。在副业生产上,建设磨坊1处,为机关及有关单位磨面粉,从炊事员中抽调1人具体负责。建设豆腐房1处,利用豆腐渣喂养生猪2头,与群众合作养羊2只。同时以科为单位,利用工作之余,开办各种小手工业,如宣传科制作粉笔,组织科制作钢笔水,秘书处制作卷烟,交通股开展小型的运输业务等。县委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农业生产,做好生产计划,安排机关人员轮流参加生产,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在没有紧急任务时,所有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许多区的主要干部亲自领导农业生产,区委书记一有时间就到田里参加劳动。北沟区委培养了劳动积极分子,号召干部积极参加拾粪、积肥,为庄稼多施肥。也有的区组织机关人员到山上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做到自给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的生产运动,推动了全县生产工作的开展。
到年底,蓬莱县实业工作取得了很大发展。据8个区统计,共成立等价交换互助组458个,帮工组1559个,搿犋组3370个。全县有水井4580眼,其中年内新打水井359眼。筑河堤4700多米,开荒地1778.4亩。全县评选出县级劳动模范12人,区级劳动模范145人。合作生产方面,全县有合作社62处,社员22639人,合作资金550万元。90%以上的合作社为工业生产或组织群众生产。崮山区、巨山区、崮寺区的纺织生产开展得比较好,发展织布机317台,其中木织布机285台、铁织布机32台,有纺车6900架。蔚阳区有粉坊140家,崮山区开油坊120家。工商业方面,全县有商号1421家,有资金2084.7万元。工商业发展比较好的易三区、姚琪区、北沟区,分别有商号320家、127家、121家。渔业生产方面,沿海6个区有渔民的村23个,共1566户,渔民2540人,年渔业总收入11430万元。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第五节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战时期以来在解放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方式,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五四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外,主要是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方式,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应有所区别。必须坚持团结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利益。在运动中,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那些曾与我党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9月1日,中共华东局发出《关于贯彻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制定了实行土改的各项政策,它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分配土地的步骤”“分得土地的对象与各色人等的照顾”三个方面为华东的土改规定了具体的细则,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九一指示”指出:主要通过没收、清算、献田等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区,应充分注意发展与巩固农会和民兵,发展党组织,培养和提拔群众干部,改造区、乡政权,支前扩军;在已经清算而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应迅速清理、分配斗争果实,建立群众组织,支援前线与补充兵员;在所有实行土改的地区,应迅速全力进行土改,发动群众支前扩军;在临战区和边沿区,一般不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减租减息也应谨慎办事。“九一指示”是中共华东局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的具体体现,对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山东解放区土改的全部过程,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与参军、支前、反特、剿匪、生产等任务紧密交织在一起,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填平补齐、调整内部关系三个发展阶段。在发动群众阶段,主要是通过算账对比,清查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和土地财产,实行平均分配,以满足广大农民“土地回家”的愿望。填平补齐阶段,主要是在平均分配中,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办法,即不动中农的土地财产,拿出地主或少数富农的土地财产,同贫雇农一起进行公平分配,依据贫雇农家庭人口多少、贫富程度,合理填平补齐土地的不足部分。内部调整阶段,主要是在填平补齐的基础上,开展“翻身大检查”,对查出地主隐瞒的土地、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多占的土改果实,进行内部调整,以做到公平合理分配土改胜利果实。
蓬莱县委非常重视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9月,县委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华东局“九一指示”,以及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并对蓬莱县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具体研究和部署。
蓬莱土地改革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农的政策,坚决用一切办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侵犯中农的土地,并应给一些利益,过去侵犯了中农利益的,应予以退还和赔偿。要从思想上承认中农是基本群众,是劳动人民,是党的同盟军,同时,也不否认他有一定的动摇性,但相信这种动摇性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是会克服的。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尽量分给中农一些,如果果实太少,不能照顾时,可对中农进行教育。对佃中农的土地,留下规定的基本亩数,余下的统一分配。二是对富农的政策,着重进行减租减息,当不得不侵犯富农的利益时,也不要打击过重,一般情况下,不变动富农的自耕地。富农的生产方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有其封建性。其封建部分包括的内容是:将自己剩余的粮食或积蓄的钱财,以高利贷的方式去剥削农民;以其富有者的身份欺辱农民,侵犯农民的利益;以雇主的身份欺压、虐待工人;将自己剩余的土地或远地、薄地出租给农民,用土地剥削农民等。所以,对富农的封建部分,要彻底进行减租减息,并可进行清算,清算出来的土地部分要以出租土地为限。对富农侵占农民的利益,要原物原价归还给农民,但不要向富农无限制的清算旧账、小账。三是对地主、汉奸、豪绅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消灭的方针,但为了孤立大地主,缓和中小地主与党的矛盾,要把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对大地主,坚决要他拿出土地来,可留一基本亩数的地维持其生活,一般不动其家具等物品。对汉奸人员的土地,要实行彻底没收,或用清算的方法清算。对当过伪区长、伪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可重新考虑其土地问题,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中小地主,要留下两个基本亩数的土地,可促其参加劳动,或采用富农经营方式。对地主、富农成分的开明绅士及军属、工属,一般可采用动员其献田的方法,让其留二至三个基本亩数的土地,促其自己劳动或雇人耕种。对地主、富农成分的孤寡无劳力的抗属,可动员其献出土地,留两个以上基本亩数的地,由村里代耕,也可依旧保留其租佃关系,留给其用于收租,并足以维持其生活的耕地。对大资本家的土地、地主兼资本家的土地,如其家中没有人口,可以全部清算;如家中有人在的,可以留出维持生活的土地,但其在外地的工商业人员不计算在内,因为,他们不依赖土地生活。对逃亡的地主也要进行清算,可留一定的土地让其维持生活(指在外边没有大买卖的),以备其回家时能够安家,但目前可暂分给农民耕种。四是对工商业者的政策,要保全地主、富农所办的工商业的安全,绝对不要进行连带清算。工人要按照劳资合作、提高生产的方针,纠正以往“左”的偏向。另外,县委对祭田、学田、公田、庙地等土地处理办法,也做出了具体规定。
10月,蓬莱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基层展开。10月2日,蓬莱县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时间5天,与会参议员53人。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王一夫作的时事报告、县长李执中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县各救会长李善民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动员全体参议员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参议员认真审查了县政府工作报告,热烈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县参议员茹最生、王绥之在会上做了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发言,并介绍了他们的献田经过,茹最生自愿献田60亩,王绥之自愿献田40亩。全体参议员表示,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会后,各区分别召开了区、村干部会议,举办了土改工作积极分子训练班,培养骨干分子,并选择1到2个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为确保全县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县委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对各区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组织破除群众中怕变天的思想,将土地改革与时事教育、战争动员结合起来,确定胜利信心;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使群众明白土改是合法的,向地主算剥削账是合法的,并能主动要求进行清算。向地主恶霸进行清算、要回土地的办法如下:一是用“全村大讲理”“全村大仲裁”的方式进行,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地主外,一般的人要少使用斗争方式。二是干部要沉着冷静,掌握好政策,对群众抱着同情、爱护的观念,坚定土改决心。事前,要选准斗争对象,研究出具体的斗争办法;事中,发现不合适的地方,要发挥党支部、积极分子的作用予以纠正。三是按照平均分配土地要求,精确计算出每人应得土地的亩数,并按照“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标准进行运作,分别召开群众会议,使群众正确认识分配原则,并按分配原则办事。进行土地果实分配时,要先公布分配方案,发动群众提意见,组织群众讨论,对分配方案中不妥的地方进行修改。分配中,要特别照顾军属、烈属的利益,但不要相差悬殊。县委强调指出,在土改运动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村政权,并以土改运动中的经验教育群众,教育干部,树立保卫已得利益、保卫解放区的思想。
11月初,全县各区召开了扩大村干部和土地改革积极分子会议,交流土改工作试点经验,随后,土改运动在全县各村进一步展开。各村在充分进行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实行“大讲理”“大仲裁”,采取算账对比、申冤诉苦、说理及斗争的方法,召开了斗争封建地主、恶霸、汉奸大会,贫苦农民有冤申冤,有苦诉苦,控诉、清算地主、恶霸、汉奸欺压和盘剥贫苦农民的罪行,没收了地主、恶霸、汉奸、富农多占的土地及财产。有的地主、富农在接受教育的基础上,自愿献田。
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到12月底,全县贫苦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大量土地、财产。据金果区67个村统计,清算出地主、富农土地8583亩,房屋497间,牲畜225头,粮食112599斤。姚琪区乌沟赵家村有13户地主、富农,共清算出土地154.9亩,房屋20间,牲畜13头,粮食70750斤。在土地改革改运动中取得的土地、财产等斗争果实,按照大多数农民的意见,公平合理地分给了无地、缺地的农民。据金果区37个村的统计,173户赤农分得土地728.5亩、房屋416间;111户雇农分得土地262.4亩、房屋205间;930户贫农分得土地1978亩、房屋765间;269户下中农分得土地418.6亩、房屋80.5间;56户一般中农分得土地47.7亩、房屋4间;7户工人分得房屋46.5间。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蓬莱县注意发挥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土地改革运动,没收了地主阶级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全部分给了无地、缺地的农民,改变了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关系,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而且政治上也翻了身,取得了自由、平等、民主和当家做主人的权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威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翻了身的广大农民把参军、参战、支前、生产、反敌特等变为自觉行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也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蓬莱县受到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威胁,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比较仓促。如对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斗争不够彻底,地主富农阶级仍留有比较多的土地、房屋及大量浮财;土改斗争果实分配的不够彻底和合理。由于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全县开展备战工作,有的地方的土改工作草草收场;有的村地主恶霸、罪大恶极者十分猖狂,妄图采用多种方式向干部群众进行血腥的报复。
第七章
全民进行动员粉碎蒋匪进攻
1947年是全国解放战争极为重要的一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了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国民党用于山东解放区的兵力达 24个师,60个旅,45万人。山东人民解放军先后展开了鲁南战役、巨金鱼战役、莱芜战役、沙河战役、泰蒙战役等,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6月,国共双方军事对比及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8月,蒋介石飞往青岛,组建胶东兵团,任命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兵团司令,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为坚决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胶东区委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进攻。9月30日,国民党军队、还乡团5000多人侵入蓬莱县,盘踞蓬莱城半年多时间。县委、县政府机关迁移到雨山一带,领导蓬莱人民配合北海军分区部队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围困和封锁侵入蓬莱城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将敌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在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县委、县政府贯彻上级指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反蒋保田立功运动、参军支前运动及生产救灾运动等,进一步清除封建土地关系,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全县大批青壮年参加了解放军,数千民工抬起了担架,走上了前线,参加支前运动;蓬莱人民积极生产,保障军需民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贯彻华东局指示,开展土改复查运动
1947年,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康生也从延安来到山东。2月21日,中共华东局发出了《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即“二二一指示”),指出前段土地改革中存在着“不彻底、不全面,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与脱离群众的富农路线倾向”,强调进行土地改革与土改复查,是发动解放区人民积极参加自卫战争与积极开展生产运动的中心环节,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部署了工作任务。华东局“二二一指示”把土改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并以克服富农路线倾向为土改复查运动的指导思想,因而出现了“左”的偏向,使土改的一些正确原则和规定难以全面贯彻执行。
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1947年2月到6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蓬莱县的土改复查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
5月12日,县委根据全县土改复查进展情况,发出《关于几种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对各种土地的处理情况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党的干部在处理复杂的土地问题时,必须从阶级的观点、党的政策观点出发,在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的原则下,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经过群众民主讨论,采取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调整办法来进行。具体包括:(一)机关部队、脱产干部富农路线倾向的果实问题。(1)开荒的土地可以继续留用耕种。(2)对贱价买的果实地,要向群众公开,按正常价格出卖;对按照公平合理价格买群众地的,但卖主当时是被债务所迫等原因出卖的,现在卖主要赎回土地的,允许其赎回。(3)对占用、没收汉奸的土地、房屋者,一律交给群众分配。(4)对脱产干部不合理多得的土地,无论是现在已经调走的,仍在原职的,经过自己坦白出来的,被别人揭露出来的,村里都要写信给他所在的机关单位(部队)说明情况,让其单位领导动员、批准他回家处理土地,或由本人主动写信给区、村干部,让区、村干部负责处理;有的脱产干部家里被动员献田而未献的,要动员其回家,或由他本人写信回家动员其家属自动献田。(5)对贱价买斗争果实的,一般应该取回原价,将原物退还群众,如已经用了的,要与群众商量补价,如果是当时强迫群众卖的,不但要坚决退还,而且应该向群众道歉。(6)对于支前出发在外的区干部,由区机关负责处理,如问题太复杂,在向群众说明情况的前提下,也可等其支前回来后再做处理。(二)公田、庙田、祭田、学田、村级团体土地的处理问题。(1)村各团体占用斗争果实地,一律要交给群众讨论分配,如是开荒的土地,可通过各团体自己讨论,尽可能也分配下去,或交给群众统一讨论分配。(2)学田,如果学田太少,该村又不缺少土地,可以保留;如学田很多,该村的赤贫未消灭的,则要拿出一部分分配给群众。(3)公田,要无条件分给群众。(4)庙田,如无尼姑、和尚、道士的,要全部分配给群众;如有尼姑、和尚、道士的,可酌情保留一部分土地,保持其一定的生活,余者全部分配给群众。(5)祭田,一般由所在的村分配。一种情况是在自己村,尽量由其本族、本姓讨论分配,如群众自愿,可与斗争果实一起分配;一种是在外村,注意不要使两村之间发生宗派纠纷,除进行农民一家人教育,并注意保留茔盘地外,如祭田所在村的土地多,赤贫少了,而祭田所属村的赤贫多,土地少的,可由所在村给所属村一定补偿,相邻者给土地,远者给浮财果实。(三)村干部多得和贪污土地果实的处理。(1)能拿出土地者,教育动员其自动拿出来,现在已经种上庄稼的地,可准其收割。实在拿不出地者,经过向群众反省后,取得群众谅解同意,可以在麦后、秋后解决。(2)贪污不多,但反省后确实解决不了者,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可动员群众让给。二是,可由此次土改复查该分的果实里补还。(3)现在脱离生产走了的干部,由群众写信给他所在机关(部队),动员他自觉写信回家处理。村干部支前走了的,可以等其回来后解决。(四)对逃亡地主与出外商人土地的处理。逃亡地主家里还留有人的,原则上要留其生活地,余下的分配;家里无人的,还要看其在外面是否有买卖,如没有买卖的,要给其保留一部分地,写信争取其回家,目前找人代管自种,保留地权;如外面有买卖的,一般可以不分配给土地,但要保留其祖宗茔地。为生活所迫而出外的商人、店员,不要分其土地,如把其土地分了的,要坚决纠正,如是富农带封建尾巴的,可割去其尾巴。(五)对伪顽属土地的处理。对郝铭传、赵保原等罪恶大的,家里又无人的,要全部进行改造,如家里有人的,而留下的土地太多和改造的不彻底的,要彻底改造,但要留下人的生活地;对中下层的伪军、顽军家属,一方面让群众写信,告诉其土改对他的照顾,以达到争取瓦解的目的,对过去削弱太重的,无法生活的,也要照顾。而在伪顽区做社会职业的,不能视为伪顽属处理。(六)对富农,封建尾巴要坚决割,如有不带尾巴而又自动献田的,在赤贫人数多的村,为消灭赤贫可收留他献出的地,一般地不应去动员他献。(七)对雇工,在外村扛活,家里很穷,应在家里分地;外籍落户本村的工人,要在落户村分得土地;雇工走了多年的,要暂时由村贫农分种、交租,保留地权,以便将来复员安家。(八)带封建性的军属,一般要照顾,如是封建人物,土地又不多,政治上顽固的,主要用群众力量教育他;如是带尾巴富农或地主封建势力,土地相当多,可让群众写信给其子弟所在的机关(部队),详细说明情况,由机关(部队)教育其子弟写信回家动员家人自觉献田。(九)对中农,应吸收参加土改复查运动,保证不侵犯其利益,过去斗争削弱了的,要坚决补偿。如过去干过伪顽乡、保长及今天仍为封建势力爪牙者,也应着重政治上的处理,一般不在经济上削弱。县委这一《办法》的发布实施,推动了全县土改复查运动的顺利进行。
5月13日,县委向各区委发出通知,指出:纠正富农思想与富农路线是党内的口号,向村里贯彻时,如果也是这样的提法,很容易引起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恐慌,把纠正富农思想误会为“斗争富农”,引起群众对党的“发展富农经济”政策的怀疑,因此,提出“纠正自私自利思想与行为”的口号更为恰当。富农思想,即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思想;富农路线倾向,即分好地、分近地,多分地、多分果实与贪污果实等。县委这一通知的下发,对当时村里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起到了抑制作用。磁石区大柳行、水沟等村干部反省自私思想,拿出了土改中多得的土地、果实,广大群众很高兴,经过村里各团体小组的讨论,决定根据各农户产量多少来确定谁家该分几亩地,根据各户劳动力强弱来确定谁分远地、近地,并成立了村土地处理委员会,对土地进行分配。
从土改复查运动开始到6月底,蓬莱县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自私自利思想和行为基本上得到纠正,自觉退出了多分的土地和财物,连同部分公田、庙田、祭田、学田和清查出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物,一起分配给了无地、缺地的农民,但运动中仍有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残酷斗争干部的“左”的倾向。
1947年6月,中共华东局在诸城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指责他在土改中犯了所谓的富农路线错误。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即“七七指示”),要求各地在土改复查中彻底克服富农路线。自此,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运动中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
7月中旬,中共胶东区委在莱东县小店村召开了有各地区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参加的干部会议,莱东县委负责人报告了克服富农路线的经过与经验,中共华东局负责人批评了胶东区委在土改中的所谓“右倾错误”,肯定了莱东县斗地主、打恶霸的经验。不久,为贯彻华东局《七七指示》,胶东区行政公署颁发布告,布告指出:在群众翻身运动中,一切经过农会民主讨论的决定,各级政府应坚决予以支持。各级政府和政权干部,应保护农民的利益,严厉制裁向农民反攻倒算的地主。属于地主、恶霸的军工烈属,为群众所痛恨者,应听从农会的处理,军工烈属在分果实时享受与他人同等权利,不准搞特殊。所有的公田,应交农会处理。
在华东局“七七指示”的指导下,各地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将坚持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所谓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搬掉。各地不区分情况地发动斗地主、打恶霸,把地主扫地出门,即没收一切财产。农会对富农的政策由献田为主,改为视其财产,群众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打、押、杀的现象。
蓬莱县第二阶段的土改复查运动也是在7月开始的。7月5日至7日,县委召开了全体区干部会议,检查前一阶段干部在群众运动中的“右倾”思想,组织干部开展诉苦活动,检查忘本思想,进行阶级教育,并进一步研究部署了全县土改复查运动的政策、方法和步骤。7月8日至17日,历时10天,县委召开了6000多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号称“万人大会”),全体县、区干部及各村农民代表(大村6至7人,小村3至4人)、村党支部委员、部分小学教员出席了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共华东局《七七指示》,以及胶东区委、北海地委关于土改复查的指示,研究部署蓬莱县土改复查、农民做主人问题,并对土改复查的方法、步骤进行再部署。大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申冤诉苦、挖穷根,进行阶级教育;第二阶段,各级领导干部检查忘本思想;第三阶段,解决谁革命、革谁的命问题。大会的最后一天,蓬莱县召开了1万多人的公审大会,公审战争罪犯刘玉田和敌特浦聿芳、王树芬,并执行枪决。刘玉田在抗战时期任伪军特务班长、伪中队长等职,屠杀、活埋抗日军民55人,强奸妇女20多人。日军投降后,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继续与人民为敌。浦聿芳,国民党少校军需,于1946年12月回蓬莱进行秘密特务活动。王树芬、浦聿芳组织非法反动团体进行特务活动,伪造蓬莱县公安局印章,来往于蓬莱与青岛之间,先后倒卖通行证7次,卖通行证27张,得北钞30万元。
蓬莱县这一时期土改复查运动主要掌握了三个基本环节。第一环节,通过申冤诉苦进行阶级教育,明确“劳动创造世界”“地主就是罪恶,穷就是真理”“算历史的总账,讲阶级的真理”,彻底控诉封建势力的罪恶,以达到“出大力”的“做主人”“得天下”“当家”的目的。诉苦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忘当年,不忘祖先,不忘穷兄弟,”这一口号,对全体脱产人员的教育极其深刻,县、区干部及部队战士都哭成了一团。诉苦中,干部由诉苦发展到检讨忘本思想,农民代表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心大大提高了,树立了主人翁思想。第二环节,检查思想,统一认识,干部进一步检讨忘本思想,树立大公无私的观念,把大权交给群众,群众以主人翁资格来检查、推动领导干部发扬民主。会上,有的区首先检查区领导的问题,带动村干部检查自己的作风、忘本思想,在“党是群众的党,穷人的党”的教育下,群众以主人翁的资格来改造自己的党。金果区有个村的一名党员强奸妇女30多人,打过区委副书记,下过公安人员的枪,会中,县委接受群众的要求,开除了他的党籍,并送公安局处理。第三环节,主要是研究今后应该怎样做,包括阶级政策、力量的组织及执行等问题。根据赤、贫农及中农的意见,县委进行了研究和归纳,总的口号是:“消灭赤贫做主人,填平补齐大翻身,”并掌握好内部与外部、家里与家外的区别。第一步,主要是对外,强调消灭封建势力,团结所有的家里人,强调中农利益基本不动,集中对付封建势力一个目标,对富农(不包括劳动起家的新富农)要地、均地、要房、要农具、要牲口;第二步,在公平合理的口号下,在内部树立“穷帮穷、村帮村”“农民是一家”的观念,以达到填平补齐的目的。将各村的各救会改组为农会,统一领导职工会、妇救会、青年会等群众团体,成立贫农骨干小组,并争取中农的支持,集中力量抓好土地复查。运动中,注意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
蓬莱县土改复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947年底,全县621个村、55243户、138091人参加了土改复查,取得斗争果实:土地141294.2亩,粮食730.4247万斤,房屋45376间,牲口5015头,农具125466件,家具176509件,衣服368556件,黄金711.049两,银23314.6两,现洋30581元,北海币2794.0925万元,其他物资(布匹、绸缎、铜、铁、锡等)估价87230.9799万元。全县共有35317户、142512人分到了土改复查果实。大多数村开展了反特斗争,据68个村统计,追出敌特55人。
但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左”的错误。仅据崮寺区138个村统计,群众运动斗争了1452人,死亡120人。其中,拖死31人,打死11人,投井自杀的8人,上吊自杀的34人,服毒自杀的9人,用铡刀铡死14人,被活埋13人。蓬莱县委在《县委领导的检讨》中指出:“复查运动有成绩,但也表现了‘左倾’冒险”“万人大会的代表成分复杂,以此为基础组成的贫农团成份必复杂”“政策确定不慎重,斗争不策略”“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
第二节反蒋保田立功,踊跃参军支前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蓬莱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一系列指示,深入开展反蒋保田立功运动。全县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处处呈现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烈属再次送子参军的场面。在大参军的同时,全县又掀起了大支前高潮。
一、反对内战反蒋保田
1946年6月18日,蓬莱县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下加强备战和几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备战教育,反对和平麻痹思想,提高夺取自卫战争胜利、保卫和平的信心;加强沿海防御力量,加强区中队建设,增强区中队人员。7月9日,县城周围知识界人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呼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制止内战。8月21日,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战争动员的宣传教育要点》,对蒋家王朝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在当前严重形势下全县人民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8至9月,县委执行中共华东局关于迅速掀起参军运动高潮的指示精神,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全县共有2146名青年参军。
1947年1月4日,县委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胶东区委《关于目前工作的决定》,发动和部署在全县开展反蒋保田立功运动,号召全县人民“放下包袱,武装思想,爬过山头”,积极投入到反蒋保田立功运动中去。
1947年1月10日,胶东区行政公署根据胶东自卫战争的形势,向全区发布了第一号训令,指出:今年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反蒋保田运动,集中全力支援战争;加强财政经济管理,开源节流,保证战争供给;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边沿区和敌占区的对敌斗争。
1947年1月29日,县委召开区干部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掌握运动规律,重视通过群众的亲身苦难去激起反蒋仇恨心,通过号召爬山头、放包袱,把反蒋立功保田运动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掀起了新的大参军热潮。蓬莱县的参军口号是:参军立功上前线,保卫翻身万万年;好青年志气高,参加主力立功劳;参加主力军,迎接大反攻;打垮蒋贼永翻身,青年好汉快参军。1947年农历正月,县委召开了有区、村和小学教员1000多人参加的反蒋保田立功大会,进行形势教育,发动参军。雨山区参加会议的小学教员张德新,脖子被敌人砍断了近二分之一而没有死,他自发地上台诉苦,激起了全体与会人员对敌人的愤怒,当场有200多名青年教员到台上报名参军,会中,有40多人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会后,报名参军的教员又回到各区,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北沟区、蔚阳区在西南王家村联合召开大会,宋本初烈士的女儿在大会上哭诉了他一家人被敌人杀害的情况,区委书记孙立在大会上破指宣誓,要为烈士报仇,得到广大青年的拥护,会中,两个区报名参军的就有500多人。
二、争立功劳参军参战
1947年2月,胶东行署发出了《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指出:蒋介石集团为了做垂死挣扎,仍在向解放区组织新的进攻,广大人民群众要克服困难,爬过山头顶,“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到处立功,随时立功”,争取反攻胜利。同时指出:立功运动是新的领导方法,是创模运动的更普遍的更广泛的全面的发展,是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改进作风,培养干部与改造干部的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各级要提高对立功运动的认识,加强立功运动的动员教育与组织领导,深入开展立功运动。
2月20日,县委发出“为大参军致党员、干部的信”,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日,姚琪区委、政府制定下发了在参军运动中的记功、报功、评功及奖励办法。(一)功劳等级:(1)特等奖。送双兄弟、送双子参军的;带头参军和动员参军5人以上的。(2)一等奖。送子、送郎、送兄弟上前线的;带头参军带领2人以上参军的。(3)二等奖。自己参军的;动员2人参军的;军工烈属、荣复军人动员1人参军的;在优抚中自己主动出钱、出力、出粮、出地,能安置好1户优抚对象的。(4)三等奖。说服了1个家属不扯后腿的;在动员中昼夜不停的。(二)记功、报功、奖励、评功办法:(1)区、村成立评功委员会,区里由各部门干部推选之,村由村民大会选举;各区、村都选定一个报功员,随时报功、记功,各团体小组长和每个会员,都应随时互相报功。(2)评功时,先由群众讨论,后由评功委员会讨论,报上一级领导机关表扬奖励。(三)模范村评比。模范村团、模范村会的条件是,动员参军的人数多,质量好,而且都是自觉自愿参军的。
3月10日,县妇女联合会召开了全县妇女支前生产立功代表大会,与会代表1000多人,会议要求从三个方面对妇女进行教育:一是进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发家思想教育。二是用妇女中的先进事例进行启发教育。三是开展向劳动模范学习活动。会议推举王振玲为全县妇女劳动模范,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她在生产、支前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要求全县妇女深入开展向王振玲学习活动。会后,全县妇女生产、支前积极性被全面调动起来,雨山区的妇女3天做军鞋400多双。
3月11日,为支援解放战争,蓬莱县委在县、区干部中开展了献金、献物运动,提出了“倾家荡产,拿出老本,全力支援战争胜利”的口号,上至领导干部,下至炊事员,人人踊跃献金献物,献出的物资有手表、皮具、收音机、衣物、鞋帽、粮食、木料等。县参议会副议长献出了棺材板,机关的一炊事员献出了自己的伙食节约4000元。据不完全统计,县、区干部献出北海币103850元,棉被、毛毯、皮袄衣物等67件,手表、怀表11只,钢笔4支,收音机1台,木料5块,粮食137斤。出席县政府干部会议的564名村干部,献出北海币226385元,粮食915斤,花生100斤,其他物品一宗。
4月22日,县委制定下发了《关于妇女立功条件的通知》,指出:妇女在支前工作中有很多的任务,为了提高妇女支前热情,加强支前工作,这次捐献鞋底任务完成后,各区、村妇会应领导会员单独评一次功,因之,特制定评功条件。捐献鞋底评功条件:(1)自觉自愿做鞋一只至一双者,或自觉自愿献鞋底用品一只至一双者,为一小功,多一双加小功一个。(2)自己物品自己做,达一只者,为一小功,每增加一只,加小功一个。(3)在做鞋底中起积极推动作用者,酌情评功记功。(4)袜底可两双顶一双,予以评功记功。
5月1日,蓬莱县委下发了《关于秘密工作立功的条件》。指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主高潮,以争取全面反攻胜利,各区、单位在反蒋立功运动中,要大胆迅速地开展国民党内部工作,特就这一工作规定立功条件如下:(一)瓦解类。(1)能把自己的亲族朋友瓦解回来和推动别人瓦解敌人二名的,都为三等功。(2)自己能瓦解和能找关系瓦解敌人三名以上者,均为二等功。(3)自己能瓦解和能找关系瓦解敌人五名以上者,均为一等功。(二)打入类。(1)自己能打入或者能找一名关系打入敌人下层机关部队的,均为三等功。(2)自己能打入或者能找一名关系,打入敌人中层部队(敌连、营和地方县一级)的,均为二等功。(3)自己能打入或能找一名关系,打入敌人上层机关部队(敌团以上的级别)的,均为一等功。(三)情报类。(1)自己能搞情报,或能找两名情报关系者,均为三等功(能搞一般情报即可)。(2)自己或能找一名关系,搞出敌人较重要情报,或搞出特务线索的,均为二等功。(3)自己或找出一名关系,能搞出敌人机密文件,或重要的军事情报者,均为一等功。
6月,县委恢复了蓬莱县人民武装部机构,发出了《关于目前人武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人武工作的领导,巩固整顿、发展民兵组织和子弟兵团,充实健全人武机构,做好干部配备工作。
8月,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九月计划”,以16个旅的兵力向胶东区发动重点进攻。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支援主力部队,保卫土改胜利成果,胶东区各县又掀起了新的参军热潮。6月至8月,蓬莱县出现了本年度第二次参军热潮。通过反蒋保田立功运动的开展,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处处呈现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烈属再次送子参军的场面。仅7月一个月,全县参军人数达到4398人,是胶东地区参军人数最多的县市之一,体现了蓬莱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
据初步统计,从1945年10月至1949年春,全县掀起了五次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先后共有13138名青年参军,其中在第五次大参军中,有143名女青年参军。在大参军的同时,地方武装发展也很快,县警卫营3个连,有450多人,各区都建立起了50多人的区中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民兵8647人,自卫团员42710人,青妇队员7314人。
9月初,国民党军队开始重点进攻胶东,县委县政府作出具体的备战部署:一是一般地区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隐蔽合法斗争辅之,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敌人可能设据点的地区,青壮年、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部分参加武工队,其余的隐蔽于本村,建立秘密党支部,组织灰色武装,布置“两面关系”,监视坏人活动;成立锄奸组,了解敌特线索,镇压罪大恶极者。二是根据“敌进我进”的原则,积极主动的打击敌人。各区建立武工队,县级成立以巨山和金果山为依托的两个武工队,实行备战大分工,成立爆破组、情报组、纠察组、麻雀组、护路组。9月12日,县委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意见》。14日,县委作出《关于战时统一领导的决定》,提出成立县、区、村三级战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敌斗争。
三、拥军优属支援前线
1947年3月17日,北海地委发布通知,向各县下达了支援鲁南前线的支前任务。要求蓬莱将现有的大车全部出动支前,担架民工1300人。另外,从蓬莱县抽调一个排的民兵,到北海区支前纵队部担任警卫任务。
为全面完成支前任务,蓬莱县进行了广泛发动和教育工作,掀起了支前立功运动高潮。县支前指挥部向支前民工说明是去鲁南前线,要求每个人自觉自愿参加支前工作,服务时间为8个月。这次支前,大车的劳役费由县里统收统支。全县统一规定,支前人员出发后,其家人享受军属待遇,要求各区、村必须解决好支前人员家庭等方面的困难,组织人员为他们代耕,保证支前人员在前线无后顾之忧。脱产人员支前的,其所在单位必须解决好支前人员的工资待遇等问题。蓬莱县成立了支前总队,县长李执中任总队长兼任政委,谢子台任总队副政委。总队下设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中队下设各分队,分队下设各小队。各大队成立党委会,中队成立党总支,分队、小队也都成立了党组织。支前民工在出发前,全县各级党组织、政府对民工进行了形势教育、战争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组织支前民工学习防空、行军、宿营、护理伤员等简单常识,为民工顺利完成支前任务打下了基础。蓬莱县支前队伍按时到达北海区报到,投入了紧张的支前战斗。
在泰蒙等战役中,蓬莱民工不怕苦,不怕累,严守纪律,拼抢时间,爱护伤员,倍受我军主力部队欢迎。抬担架的民工,每天要走100多里甚至更远的路,就是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中,也总是把担架抬得既快又稳。他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多流一滴汗,伤员少流一滴血,”“我们快走一步,伤员少一分危险。”抬担架民工白天怕敌人飞机发现目标,专门走林荫小道、麦沟地边;夜间看不见路,前面的民工不时提醒后面的民工“石头一块”“高抬脚”“左转弯”等,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支援鲁南前线,蓬莱县担架大队荣获模范担架大队称号,小骆家村担架队荣获模范小分队称号,蓬莱担架大队第六中队二分队被评为模范分队。
5月,蓬莱支前队伍支援孟良崮战役出动民工1353人,广大民工不怕牺牲,冒着枪林弹雨转送伤员、运送弹药物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7月,华东野战军发起了孟良崮战役,蓬莱县民工担架队战斗在第一线,又赶上了大雨天气,经常住不上房子,大家只好住到野外。蓬莱支前民工在执行担架运输等任务的间隙,还帮助当地群众耕地、种麦、种菜、收割、打坯。其中,蔡家庄支前民工孙卜仁因残失去一只胳膊,本可不用出夫,但他坚决请求上前线。他拄着一根破竹竿,冒着枪林弹雨,抬着担架,快步如飞,健全的人也赶不上他。遇到敌机轰炸,总是奋不顾身掩护伤员,战后被华东支前委员会评为“特等功劳”,解放军报赞他誉为“独臂英雄”,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聂司令还跟他开玩笑说:“一根竹竿弯又弯,休息时间忙顶肩,为何不把修理好,糊弄一天是一天。”一度传为战地佳话。
在支前运动中,全县广泛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贯彻了支前民工家属与烈属、军属一样的代耕政策和其他各种优待政策,各村提出了坚决不让烈属、军属、支前民工家属家中荒芜一分地的口号,固定专人或临时派工帮助支前民工家属耕种、除草、锄地、浇水、收割等,解决各种困难,各级政府对困难支前民工家属给予了救济等,解决了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鼓舞了参军支前群众的斗志。县、区、村各级党政组织对从前线擅自离队回家的民工不排斥、不仇视,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与支前时一样地照顾优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北沟区茶棚吴家村和城西区南巷村有两个支前民工担心家里的生产,从前方跑回了家,见家中的庄稼村里全部给种上了,家庭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到,心里很难过,懊悔地说:“我这样做太对不起群众和村干部了,下批民工出发,我保证重新归队支前,坚决不再开小差,打不垮蒋介石,坚决不回来。”1947年,全县仅进行3个月到半年时间的长途支前工作就有3次,共出动民工3186人、牲口999头;出动5天至20天的短途支前次数更多,共出动民工3700多人次、牲口2545头、担架400多抬次。全年支前开支粮食34.6万多斤、木材和谷草133万多斤、北海币1198.7万元;牺牲支前民工15人,伤25人,未归45人;支前伤亡牲口119头,损失担架等物品折合北海币3380多万元。蓬莱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国民党军、还乡团侵入蓬莱
1947年9月30日,国民党胶东兵团整编第八师第42旅及166旅的498团5000多人侵入蓬莱城,盘踞蓬莱城半年多时间。县城及周围有近30个村被敌军占据,200多个村被敌军控制。敌42旅驻县城南的庙山以及七里庄、三里沟、栾家疃、姜家沟、石家庙村一带,敌166旅498团及工兵营、输送连等部驻蓬莱城。这期间,敌人活动谨慎,是进攻性的防御,经常是早饭时间出动,首先在城墙上打枪,连续发射小炮,随后,先出来一个排,带小炮1门、机枪1挺,到县城南庙山一带打炮、放机枪,没有事后再出发。一般情况下,敌军出城时有100多人分成两小股,互相策应,只离开县城三五里或七八里远,一有情况便迅速退回,城墙上的敌人接迎掩护。
10月15日,敌42旅离蓬西进掖县,敌166旅498团留守蓬莱城。同日,国民党县长王天一带领其反动政府、县大队、还乡团等260多人途径黄县窜进了蓬莱城。这时,盘踞蓬莱城的国民党军队和县大队、还乡团有1200多人。其中,敌498团所属1000多人。敌人的武器装备很强,每个连有六〇炮两门,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班长、副排长使用冲锋枪,士兵用步枪。机枪连有4挺重机枪,炮兵排有两门战防炮。敌498团团部、特务排在水城天桥东驻防,敌第一营、输送连驻在水城,工兵营、炮兵排、第二营的第五、六连驻蓬莱阁,第四连、机枪连驻大城北关,谍报连驻大城东关,第三营的八连、九连驻北海边老北山。
国民党县长王天一兼任县政府司法官、县党部书记长及县党团大队(政工大队)、县大队大队长。还乡团的人除了参加国民党乡镇政权及乡镇分队武装外,其余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县大队。敌498团、国民党县政府组建了5个“口袋”大队,专门随敌军下乡抢粮。
为了巩固其统治,敌人大修工事,老北山上修有4层高大炮楼1个,西南角修有小炮楼2个,小北山上修有小炮楼4个,每个炮楼周围有地堡。水城内南边修有大炮楼1个,周围有地堡,大炮楼与地堡之间有地下暗道相通。大城内从城南门到魁星楼处修炮楼3个。南城门西边修有大炮楼3个,南城门楼子上修有地堡1个,城西门南边的城墙上修炮楼子1个,城墙周围四五十步远即修有地堡1个。到12月,县城工事基本修筑完,四周城墙上共有8个炮楼子。其中,每个城门顶上1个,每两个城门之间1个。每个炮楼上有10多个敌人看守,配有两挺机枪、1门小炮。
这期间,由于国民党还乡团进入蓬莱城,敌人便衣特务活动频繁,加强了出动时的兵力,并主动向蓬莱地方武装出击,抢掠粮草等物资,北海军分区部队与大股出动的敌人进行了几次战斗,消灭其一部。后来,敌人以小股还乡团、县大队20多人至100多人,在县城周围附近三五里地活动,以大股敌人300多人到离县城比较远的村活动,抢粮、抓鸡、抓猪及抢掠其他物资,抓捕积极分子、村干部等。
敌军出城活动的地区,在城西,主要是沿烟潍公路到栾家口、朱潘山、城南庙山、牛山、马山、七里庄、三里沟村一带;在城东,主要到韩家疃、抹直口、小皂、遇驾沟、邢沟、南王、芝山、包家沟、沙河大李家村一带。敌人大股出动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11至12时,于拂晓前对村子进行包围袭击,出动时不走村庄的大路。准备到哪里去,一般不打枪,只在发现目标时才使用火力。敌人每次出动兵分左中右三路行进,中间一路策应左、右两路。敌人还经常利用晚间到山区抢粮,遇到我军小股便衣武装,也不打枪,把便衣让过去,按计划进军。
国民党县政府虽然没有占领蓬莱全境,却对蓬莱县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全面调整,将蓬莱划分为县治镇、四关镇等24个乡镇,辖4坊、4关、水城和643个村。乡镇设有民政、经济、教育、军事方面干事若干人。县治镇镇公所驻县城,辖东北坊、西北坊、东南坊、西南坊4个坊,面积3平方公里;四关镇镇公所驻北关,辖东关、西关、南关、北关、水城和抹直口、小庄、凤鸣巷、窑坊、浦家洼、乐家河、盘阿沟、沙家庄8个村,面积共25平方公里。敌人在县城及周围五六里范围内的村,建立了日伪时期的保甲制,100户为一个保,20户为一甲,并成立了伪保甲自卫队,发给枪支,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敌人对县城及周围村庄清查户口,在县城群众家街门上用粉笔写上男几口人,女几口人,对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登记、镇压,让其找保人,写反省悔过书;敌人利用保甲制,召开县城及周围村保、甲长会议,调查抗属、军属及村干部情况,重点打击革命基础好的村;敌人向群众征缴粮食时,我军工烈属及村干部每亩地50斤,贫农每亩地30斤,而地主恶霸每亩地只交纳15斤。
国民党县长在县城开会,欺骗群众说:我们是来剿匪、保护老百姓的,不杀不抢不奸,过去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怕,只要改过自新就没有事,群众团体要照常办公,村干部跑走的应叫回来。敌人挑拨人民军队和群众及新、老抗属的关系,如承认老农救会,不承认新农会,承认老抗属,不承认新抗属,称老农救会、老抗属抗日有功;敌人对已经撤走的革命工作人员家庭门前贴上“共匪”二字,对参加农会、妇女会的群众,送到感训大队、训练所进行所谓的学习;敌军在别的地方抓到村干部、积极分子,换上敌军的军装,带到另一个地方枪毙,欺骗群众说是他们的士兵犯了纪律受到处罚。
许多在土改复查中被群众斗争过的、跑到了蒋管区的地主恶霸参加了还乡团,这次随着国民党军队回到蓬莱,对群众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分到的胜利果实进行反攻倒算,要回分出去的钱币、土地、房子等。敌军逼迫群众将土改及土改复查时分到的果实如数退还原主,强迫群众救济地主恶霸粮食。有一户群众家里没有地,敌人硬是两次摊派他交纳80斤粮食;地主恶霸、伪顽人员带领敌人挨门挨户捕捉、杀害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军属;敌人利用还乡团人员化装成种地的、拾草的、卖东西的、放鹰的老百姓,到县城外进行特务活动,组织情报网,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侦察蓬莱地方武装情况;在县城,敌人逼迫我军工烈属、分到土改果实的群众出城探听人民军队的消息,叫他们“立功赎罪”,并将他们的家眷扣押;城西区、城东区有的村,14岁至50岁的女性多数被敌人强奸。
城东区5个、城西区2个、易三区4个党支部被敌人破坏,没有转移出去的党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易三区小十字口村共产党员程之信被敌人抓去后,经受几次拷打,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被敌人杀害。共产党员赵长智,敌人来时仍在村里坚持斗争,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后丢在了井里。敌人逮捕了易三区西集村共产党员、民兵郭彦豪,对他进行吊打,后与从长岛抓来的村干部5人一起被绑出县城东门砍杀;敌人逮捕的9人,有县后村共产党员、村团长刘元庆、考院村共产党员、各救会长崔维更、城西区司家庄村党的干部1人、城东区区干部2人等,将他们于夜间投入县学后院的井内杀害;敌军逮捕了东关村妇女会长,后又逮捕了革命烈士的儿子田树基,同长山岛村干部共8人一起,于夜间抛入大海杀害;敌人逮捕了县后村党的干部辛茂忠、西集村党员干部梁守谦、北关村党员干部刘彪及长岛革命干部共15人,在县城北门外砍杀,辛茂忠的母亲疼儿得了神经病,也被敌人抓去活活打死;敌军在城西区捉去民兵2人,他们在土改运动中斗争过国民党县长王天一勤务员的家人,被敌人严刑拷打后,同从长岛抓来的革命干部10多人一起,绑出县城外砍死;1947年农历九月初一,敌人将县城某村干部慕义龙抓去感训大队,二十几天后绑出县城砍死;同年10月,敌人在县城察院开会,杀害我方情报人员2人;敌军抓捕了城西区联防大队长司风台,于晚间在县学院子的井内将其活埋,不久,敌人又将其妻子枪杀,女儿被气疯,家破人亡;敌人到县城周围村抓捕群众修筑工事,抹直口村被抓走80多人;敌军派军舰到蓬莱县沿海一带骚扰,毁坏渔船,捕捉渔民,突袭沿海村,进行抢掠。11月中旬一天,城东区武装部干部刘德福,带领民兵在抹直口村封锁敌人,拂晓,被敌人包围抓捕,刘德福等7人全部被敌人活埋。11月22日,敌人一次活埋革命干部群众11人。11月24日开始,敌人在李家、塌地桥、抹直口、小皂等村抓去群众115人,逼迫群众为其修筑城墙工事及从北关到水城的壕沟。11月下旬一天,国民党县长王天一带人去长山岛,将10多名村干部押上船,途中,将村干部全部推进海里淹死。
据不完全统计,敌人杀害我区村干部、民兵、教员、积极分子60多人,被逼自杀的群众50多人;捕捉关押所谓嫌疑犯97人,县城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被抓丁,拆毁中学1处,小学3处,文庙1座,民房130处1000余间。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入侵蓬莱城后,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机关迁移到雨山一带,领导蓬莱人民配合北海军分区部队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将敌人紧紧地围困在蓬莱城10华里范围内,使敌人在蓬莱的破坏降到了最低程度。
第四节全县军民同仇敌忾,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1947年9月30日,国民党整编第八师由黄县进攻蓬莱县时,蓬莱县有6个连的地方武装,各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与部分区中队联合,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阻击。当时,黄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于耀光牺牲,部队被敌人打散,北海军分区给蓬莱县的任务是掩护九纵主力西进。县委决定,由县战时指挥部指挥朱延博、县长李执中带领第一、二、三连驻蔚阳山,县委书记徐明带一部分武装从温石汤村绕道去黄县,切断敌人的后路。上午10时多,国民党整编第八师一部靠近了蓬莱的蔚阳山,蓬莱县地方武装警卫营3个连与敌人展开了战斗,一直打到下午3时,敌人组织多次冲锋均被击退。开始,敌人把蓬莱地方武装当成了解放军主力,后来发现是地方部队,便不再纠缠,顺着大路直往东开,蓬莱警卫营在敌人前进的路上埋地雷进行阻击,北沟区中队迅速插入敌后,当敌人路过三十里店村时,北沟区武装部长化装成上山拾粪的农民,毙敌3人,伤敌1人。
10月3日,又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由黄县出发东犯,途经蓬莱县蔚阳、巨山、辛店、崮寺、磁石区等地去烟台。10月4日,敌人到达大辛店村,蓬莱县警卫营、武工队、区中队、民兵与敌人展开了爆炸战,白天埋地雷,打游击,晚上袭扰敌人。据辛店区、巨山区、崮寺区、峰山区统计,共响地雷45个,炸死敌人35人,俘敌20多人,炸毁敌汽车1辆。
国民党整编第八师的42旅、166旅498团侵入蓬莱城后,蓬莱县、区武装及民兵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针对敌军派小股部队出动到10里地外抢粮,县委、县政府根据其活动规律,由小股便衣进行侦察,以蓬莱警卫营配合打击敌人。后来,敌人变换了活动规律,经常以100多人的兵力出动抢粮的行为,县委将全县15个区中队,全部调到县城周围,配合县地方部队打击敌人。同时,在警卫营掩护下,区中队、民兵连夜间到敌军居住区埋地雷,开展爆炸战、麻雀战,使敌人出动时到处踩响地雷。10月7日拂晓,蓬莱城敌人便衣30多人窜到县城东的李张杨村,蓬莱警卫营一个连展开伏击,将敌人赶回了蓬莱城。同日,二区区中队配合北海军分区某部侦察排便衣,于县城东韩家疃村伏击出城抓小工的敌人,毙俘敌2人,缴获冲锋枪1支、步枪1支。
10月15日,蓬莱城国民党第八师42旅离蓬西进掖县后,县城敌军兵力减弱,蓬莱县地方武装、区中队、武工队及民兵迅速向县城方向压缩20多里,收复了被敌军占领和控制的100多个村,敌人不得不退守县城及庙山、三里沟村一带。蓬莱警卫营于县城南庙山一带,与出城抢粮的敌军150多人展开战斗,直逼敌人城下,毙伤敌军45人,将敌人在七里庄村一带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10月17日,公安局便衣与姚琪区中队配合,在县城东小皂村伏击敌人,3分钟内活捉敌工兵营副班长以下4人,缴获手榴弹8枚。10月20日晚,国民党还乡团6人窜到南王村,被民兵捕获2人。10月21日上午,县城敌军到沙河大李家、大王家、小皂村一带抢粮、捉小工,行进到县城东大王家村时,姚琪区中队配合县警卫营一个排,将敌人赶回了县城,毙伤敌军5人,俘敌军4人,缴获长短枪3支、子弹100多发。
在敌人大部队进攻蓬莱县时,离开村的区、村干部迅速返回原村,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城西区各救会动员工农青妇团体负责人、民兵50多人组建了武工队,白天分散到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活动,用手榴弹、地雷打击敌人。他们在当地坚持斗争,到司家庄、韩刘崖村以及县城区的画河一带埋地雷,毙敌22人。城西区各救会会长纪淑玉(女)负责北到司家庄、南到石家庙村一带的民兵联防组织,她深入敌占区,在敌人通过的路上埋设地雷,毙伤敌2人。县公安局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南、北王村、包家村、枣林店村一带,配合县武装部队封锁县城敌人,在县城周围村广泛开展飞行爆炸、下毒药行动。飞行爆炸就是得知敌人到哪个村去,提前在路口、群众的家门口、家里的抽屉里等地方下地雷、挂手榴弹。下毒药就是把家里吃的东西放上毒药,敌人来时吃了就要中毒。县城附近抹直口村一位妇女,把家里吃的东西全部放了毒药,一次毒死、毒伤敌人20多人。由于敌军的残酷镇压、抢掠、奸淫,引起了人民仇恨的怒火,许多群众由开始时的恐惧变为无畏。城西区各村每天夜晚派出流动岗哨监视敌人活动,为地方武装送情报。史家沟村群众坚决不资敌,敌人扬言要炸毁村子,全村有四五十户群众搬出了村。城东区小皂、抹直口等村建立了流动性村政权,树起了农会的旗帜,白天出来隐蔽,晚上回村开展对敌斗争。在敌人进村抢掠时,十里堡村民兵以手榴弹赶跑了敌人。
11月8日,蓬莱城敌军200多人、国民党县大队及还乡团一部共400多人,带“口袋大队”100多人、牲口60多头,到县城南韩刘崖、王家村一带抢粮,被北海军分区某部及蓬莱警卫营、区中队、民兵三面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粮食、猪、羊、鸡、衣物等。9日,县城敌军6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30多挺、六〇炮6门、八二炮2门,偷袭县城南牛山、马山北海军分区某部、蓬莱警卫营驻地,我军英勇反击,激战4个多小时,击溃了敌人。上述两次战斗共毙敌55人,伤敌124人,俘敌排长以下24人、还乡团3人、“口袋大队”37人,缴获轻机枪1挺、手枪9支、步枪24支、子弹1.1万多发、六〇炮弹50枚、美式手榴弹20枚、枪榴弹7枚、法币15.5万元、骡子和马4头。12日,胶东区委《大众报》报道了蓬莱人民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事迹。
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向县城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开展了瓦解敌人、反伪化、反保甲制、反捉丁、反倒算、反投敌、反资敌等斗争。在瓦解敌军方面,各区委增设了国军委员,在县城周围设立蒋军归来招待所3处,发动全县妇女做瓦敌袋,袋子上绣上“投降优待”等字样,里面装着宣传品,让敌军、还乡团人员家属以写信、捎口信、探亲等方式向敌人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发放宣传品。发动城东、城西、雨山、北沟等靠近县城的几个区的干部、教师、民兵,先后组织了5次大规模政治攻势,组织群众在县城周围彻夜喊话,组织女教员到城下唱瓦敌小调、思乡曲,组织全县有名的吹鼓手到城下吹奏哀乐。此外,向敌人散发宣传品、“蒋军反正通行证”、送瓦敌袋子、涂写标语等。宣传品上面印有“你的父母在望你,你的妻子在想你,你的儿子在盼你”等文字,标语口号主要有“口袋阵不是吹,蒋军插翅也难飞”“蒋军兄弟想回家,路费便衣八路发”等,还请来民间老艺人扎大风筝,用“送蝴蝶”的办法把宣传品带到空中,洒落到县城里。在县委、县政府强大政治攻势下,不断地有敌人拿着瓦敌袋逃跑,住在县城西紫荆山上的一个排敌军,一夜之间全跑光了,排长把机枪也扛出来了,受到北海地委的表扬。县政府向全县发布公告,明确指出:对敌军人员、国民党还乡团、土改被清算的地主恶霸、向群众进行倒算或逃到县城的人,凡是能够悔过自新、脱离敌组织、瓦解敌人、窃取敌军文件、将倒算果实退给群众的,县人民政府既往不咎;凡是受敌人欺骗、威胁而投敌的村干部和群众,只要能够立即到人民政府登记回家,既往不咎;凡是怠战、罢战的蒋军官兵,带枪投诚、反蒋起义的人,均按人民解放军的规定予以奖励;凡是被蒋军欺骗流落在外、寄居蓬莱城的人,人民政府欢迎其早日回乡团圆。县委、县政府举办了国民党顽军家属人员训练班,部署他们劝告在敌军中的家人及早回头,脱离敌军;组织敌军家属人员在战斗中向敌人喊话,在敌人必经路口设立宣传牌子,瓦解敌人;利用各种关系到敌占区散发解放军宣言、反对内战口号及解放军大反攻捷报等宣传品。一个半月时间,蓬莱军民瓦敌75人。
在反伪化、反保甲制方面,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打乱顽军政权,捕训伪顽保长、伪甲长,宣布伪顽政权是非法的,对他们进行时局、前途教育,讲解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让他们制定出个人立功计划,立功赎罪。对于人民武装力量控制不到的村,发动群众研究应付敌人的办法,加强对敌斗争。召开区、村干部、积极分子会议,进行时事教育,坚定胜利信念。县政府发布了悬赏擒拿匪首(活捉10万元,击毙5万元)和通缉匪首的布告,震慑敌人,教育群众。
在反敌人抓丁方面,动员敌占区群众向外转移,在群众中进行时局、前途教育,揭露敌人的罪恶,安慰遇难家属,开展诉苦运动,分给农民土地,激发群众反蒋仇恨,提出“斗争是生路,妥协是死路”的口号,组织爆炸队开展爆炸战,开展全民反抓丁运动。敌人向城东区杨家村要6名青年壮丁,全村群众起来反抗,被抓丁群众躺在地上死也不去。县政府先后两次颁发告青年书,号召青年保国、保家乡,反对敌人抓壮丁、修城墙,与敌军进行斗争。
在反倒算方面,县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地主恶霸向穷人进行反攻倒算,先后两次发出告地主恶霸书,对地主恶霸进行择路教育,并允许地主恶霸自己救自己,发放地主恶霸归来的通行证。同时,对强迫群众退回土改果实、带头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还乡团进行坚决打击。
在反投敌方面,组织敌占区的村干部、积极分子全部撤出来,家属分散隐藏起来,对被敌人抓去投降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加强教育,争取其归来。对坚决反动者给予制裁,对与敌进行斗争的干部群众给予表扬,对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众进行隆重追悼,给予抚恤,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在反资敌方面,广大农村特别是距县城近的村,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在经济上封锁敌人。发动工商人员加入武工队,加强对敌军的经济封锁,使一切物资不能进城。在敌人迫使群众向县城送粮时,调动武装部队进行截击。县委先后6次发动群众将藏在城东、城西、北沟区的140多万斤粮食(小麦138万多斤,谷子15000多斤)抢运到了巨山、金果山、大辛店村、蔚阳山一带。在蓬莱军民的围困下,县城国民党军队缺吃的、缺烧的,生活困难,国民党县大队的兵到了冬天还没穿上棉裤,有的军官也想着逃跑,有许多住在县城的地主恶霸甚至去了东北。
第八章
支援解放战争迎接新中国成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在山东战场上,3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胶济路西段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3.8万人,使鲁中和渤海两区连成一片。4月,进行胶济路中段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4.6万人,攻占了潍县,并解放了其周围广大地区。5月29日,发起了津浦路中段战役,解放了一批重要城镇,歼灭国民党军队6.3万人。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历时9天,全歼敌第二绥靖区所属部队10.4万余人,山东大部分地区解放。这一年,蓬莱县委、县政府领导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北海军分区的配合下,向盘踞在蓬莱城的国民党军队、还乡团发起了反攻,迫敌于3月28日弃城从海上逃窜。蓬莱县第二次解放后,县委、县政府迅速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与支前上来,带领全县人民生产救灾,积极恢复经济,发展各项事业;发动群众参军支前,派出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公开党的基层组织,加强青年团建设;开办干部培训班,加强党的思想与作风建设,以胜利的姿态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解放蓬莱县全境,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在蓬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蓬莱人民狠狠打击了侵占蓬莱城的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解放了蓬莱县全境。同时,加强子弟兵团建设,调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解放蓬莱县全境
1948年,在全省乃至全国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在蓬莱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及北海区部分武装的围困封锁与打击下,蓬莱城敌人更加恐慌。1月2日,敌人在水城召集城区18至45岁的群众开会,强迫群众同他们一起守城,并扣留了40多名青年人,发给枪支进行训练。同时在烟台购买了一批枪支,用于加强县大队、警察队的武器装备,并从长山岛运来289人,将其中160多人改编成了军队,配备了武器。1月3日后,敌人先后从韩家疃、梁家疃、掺驾疃、诸谷大李家、抹直口、小皂、东关等村抽调民工,继续修筑工事,使城墙进一步加固,最低处也有两丈高。并且在东门外、乐河村等地埋了地雷。1月10日,敌人从海上运来100多人的炮兵连,带有炮4门、小炮20多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大米、面粉等。1月17日,敌人到城西拦驾疃村一带抢粮、砍伐树木,杀害群众2人。18日夜,在县城北门外,敌人将捉去的7名村干部全部杀害。19日至21日,县城敌人成立新四营,有340多人,企图做垂死挣扎。
蓬莱军民对敌人发动了攻势作战。截至1948年1月28日,在年关攻势中,48天响地雷263个,炸死炸伤敌116人,枪击毙敌27人,伤敌58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37人,解放被敌人逼迫修工事的民工50多人,到敌占区夺回粮食5万多斤。城东区的刘令堂、郭尔里、房春山、马示云爆炸队,20天炸死炸伤敌24人。城西区委书记王宸生带领区中队埋地雷、打游击,毙伤敌40人,杨超爆炸队一个月杀敌12人。
在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盘踞蓬莱城的国民党军、还乡团更加惶恐不安。3月20日,蓬莱城守敌498团开始向长山岛运送军火物资等。21日,敌人从海上驶来舰艇5艘,运走了新编第四营、还乡团及其家属,敌498团团长及国民党县长王天一的家属被送到了烟台。22日早晨4时,敌人用帆船6只,将便衣队运到了长山岛。3月28日凌晨1时至4时,蓬莱城敌军498团、国民党县政府及县大队等在飞机的掩护下,乘舰艇从海上逃窜,蓬莱县得到第二次解放。
敌人逃窜后,县长李执中带领工作队进入县城,解放了被敌人关押在吴家大楼、水城等地方的村干部。敌人逃跑时,强迫县城一些群众同他们一起走,其中,一部分人被带到了长山岛,水城村被敌人带走的最多。县长李执中组织人员去水城村召开群众会议,慰问被掳群众家属,表明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态度。成立了警备司令部、城厢工作委员会,下设收复、拆城、救济等办事机构,全面展开收复蓬莱城工作。同时发布告安民,宣布:取消一切伪顽组织,恢复人民政府及群众组织,伪顽组织人员到人民政府登记;不堪敌人逼迫而胁从的分子,准予悔过自新,立功赎罪,有显著成绩的,予以奖励,罪大恶极的,依法给予惩处;敌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及物资,一律交给人民政府,随敌人逃跑的地主、还乡团及被威胁干伪保长、伪甲长等人的资财,暂时交群众保存;党政干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安慰困难家属,并予以救济、抚恤;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号召蒋兵归来,号召被骗群众回家;对敌人倒算群众的资财,一律发还给群众,对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者,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能够主动将倒算物资全部退还群众的,给予从宽处理;禁止使用法币,对群众手中的法币给予登记收缴,而后,到蒋占区买回物资折价发还给群众;恢复工商业,繁荣经济,恢复集市贸易,并组织内地供销社进城,销售花生油及粮食。
二、全力支援前线
支援潍县、兖州战役1948年4月2日至7月15日,山东兵团发起潍县战役和兖州战役,先后收复潍县、泰安、曲阜、新泰等10多座县城,共歼敌10.8万人。蓬莱县积极参加了支援潍县、兖州战役。其中,支援兖州战役,蓬莱县出动民工200多人。蓬莱支前担架连随军转战100多天,民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转送伤员,运送弹药和物资,多次获得荣誉称号,立功受奖。有时,支前民工还直接投入战斗,俘敌6人,缴获步枪5支、子弹700多发,受到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通令嘉奖,全连民工荣立一等功的有10人,二等功的有20多人,其他人大部分荣立三等功、四等功。在派出民工上前线支前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组织各区、村积极做好拥军优属、复员军人安置等工作。
支援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24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0.4万余人。济南战役前,蓬莱县按照上级指示,组织了2800多人的支前民工大队,成立10个担架连,集结起来,进行战前政治学习和抬担架运伤员等方面的训练。济南战役打响后,蓬莱县担架九连全体民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上前沿阵地把伤员背下来,放到担架上,一溜小跑,在12里的单程中,一夜往返3次,肩膀压肿了,磨破了,脚磨起了血泡,仍然不下火线。民工李春友在转送伤员时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仍坚持把伤员送到了医院。有的民工为抢救伤员,嘴对嘴为伤员吸痰,用自己的饭碗为伤员接尿,战后,该担架连荣立集体一等功,获奖旗一面,上书“爱护伤员无微不至”八个大字。该担架连二排荣获“快速担架排”荣誉称号。全连荣立一等功的有25人,二等功的有27人,三等功的有208人。
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广大地区。支援淮海战役,蓬莱县先后派出两批民工5100多人。第一批淮海战役支前队伍是支援济南战役的第二批支前队伍。在支援济南战役时,蓬莱县于1948年9月14日派出了第二批支前民工,在行进途中济南战役胜利结束,上级安排蓬莱县第二批支援济南战役民工转为支援淮海战役。这次支前,蓬莱县派出了500多副担架,每副担架配备民工5人,加上护送的民兵,共3200多人。组建了支前大队,下属5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3个分队。大队长李荣久,政委江风,并配有事务长、医生、通讯员各1人。各中队配有中队长、教导员,各分队配有分队长、指导员。
蓬莱县第二批支援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于11月28日出发,出动民工906人,编为3个担架连,1个挑子连,另外,派出子弟兵团1000人。在战役中,蓬莱支前民工和子弟兵团严守纪律,服从指挥,不畏艰难,勇于吃苦,圆满完成了抢救和转运伤员、运送弹药粮秣、看押俘虏、帮助新解放区剿匪等各项任务,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担架一连十班,在一次转送伤员中,除了伤员外,只剩下6人,仍坚持抬两副担架,不停地奔走两天一夜,他们的口号是:“战士拼命流血,我们苦点怕什么!”担架二连在转送伤员途中遭敌机扫射,四排长曹星一和十六班长李常爱趴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
支援渡江和京沪杭等战役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发起了渡江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5月,先后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和上海。蓬莱县支援淮海战役的第二批民工906人、子弟兵团1000人又随军南下,参加了支援渡江和京沪杭等重大战役。蓬莱民工和子弟兵团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守纪律,不畏艰险,迅速转送伤员,搬运军用物资,圆满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在上海战役中,被编在胶东担架第八团第五营的蓬莱民工,冒着倾盆大雨往前线运送弹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梁被敌人密集的炮火封锁,他们用皮带拴住弹药箱浮水拖箱过河,按时完成了任务,为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三年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期间,蓬莱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发动和组织全县人民踊跃支前,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全力以赴。前方需要粮食,他们宁肯自己吃糠咽菜,把省下的粮食肩挑、驴驮、小车推、大车运,日夜兼程,运往前线;前方需要鞋袜、棉被、棉衣,广大妇女昼夜不停地赶做,及时送到前线指战员手中;前方需要马草,广大农民把牲口最爱吃的上等谷草全部献了出来。蓬莱县的支前民工和子弟兵团表现十分突出,大部分人光荣立功,先后荣获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奖励的锦旗7面。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到1949年,全县出动10天以上的支前活动10余次,出动支前民工15429人次,体现了蓬莱老区人民为了全国人民战争的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支援解放长山岛战役长山列岛,曾于1945年8月被我军从日伪军手中夺回。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胶东,长山岛又被重新占领。据守海岛的敌军为国民党巡防处,辖陆战第二团、警卫营和还乡团等1600余人。配有大小舰艇20余艘,其中以“美虹”“泰山”“中权”号为主舰。他们以南长山岛为主阵地,主要兵舰和兵力都驻守于此。其他岛屿为两翼卫星阵地。大小黑山岛为还乡团驻守。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其失败,妄图倚仗海军优势,凭借水上天险,据守此岛,以封锁我方渤海水上交通。在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南横扫国民党残军解放江南大片国土的同时,1949年7月,华东野战军72师和特种榴弹炮团及胶东军区警四警五旅,奉命攻打长山岛守敌。7月上旬,参战部队先后进驻蓬莱。作战指挥部驻城西南司家庄。指挥部的主要成员有:司令员许世友,省军区作战处长刘云鹏(原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胶东军区参谋长裴澄之,政治部秘书长孙晓风,北海军分区副政委张加洛。华野24军72师驻刘家旺一带。华野特纵榴弹炮团驻塌地桥一带。胶东军区警四旅驻栾家口一带。胶东军区警五旅驻解宋营、大蔡家一带。
蓬莱县是长山岛战役的主要后方基地,全县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支援。战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在蓬莱成立解放长山岛支前委员会和支前指挥部,北海专署专员陈耀亭任支前指挥部指挥,北海专署粮食局长张良和蓬莱县长宋有亮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供应、民运两个科,在刘家旺、栾家口、大皂许家设3处供应站。蓬莱县党政军民在支前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一致表示: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要物有物,万众一心,全力支援。参战部队驻地沿海一带的群众腾出最好的房子给部队住,为部队烧水、做饭,洗衣服全由妇女包了下来。有的群众把年幼的孩子送到亲戚家,以免夜晚啼哭影响部队官兵休息。7月正是蚊子肆虐时候,南部山区人民送来艾草、山胡椒为战士驱赶蚊子。崮寺区人民派出50副担架280人支前;在台风之后抢修船只需要木头的时候,他们准备了167根大木头,一天一夜步行送到指定地点,每根木头需要8人抬,出动人力1336人;全区5万斤小麦面粉任务,全部用石磨磨好,装好袋子,如期运到部队;全区还为解放长山岛指战员准备了40头猪、40只羊、1.5万斤谷草随调随运。
解放长山岛支前的主要任务是征集船只和船工。支前指挥部先后从烟台、蓬莱、黄县等地征集机动船只53艘,木帆船600余只,征集船工向导2500多人。蓬莱沿海渔民将所有适用的船只全部奉献出来,身强力壮的船工全部加入了渡海作战的船工队伍。7月下旬,战前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按作战计划,拟于7月31日对敌发起攻击。正当参战部队和船工斗志昂扬地进行渡海作战训练时,7月26日夜,12级强台风伴着暴雨,袭击了渤海海峡。持续两昼夜的狂风暴雨,将编入渡海作战的366只木帆船和53艘机动船大多数毁坏。暴风雨中,解放军官兵、船工和蓬莱人民奋不顾身抢险,30余人献出了宝贵生命。风灾过后,许世友司令员和72师师长到刘家旺等地视察灾情,慰问安抚受灾的渔民和船工,赔偿经济损失。刘家旺村老渔民刘玉易的船被台风刮跑了,当部队要赔偿他损失时,他说什么也不要,流着泪说:“1947年国民党军进岛时,抢走了我的船,糟蹋了我的闺女,今天为了消灭这些王八蛋,别说是赔上一条船,就是赔上这条老命,俺也心甘情愿。”初旺村一带的渔民也有船只损失,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政府的经济赔偿。蓬莱人民接到解放长山岛战役指挥部、支前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后,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船工、指战员并肩作战,奋战五昼夜,将能修复的船只全部修好。蓬莱人民的崇高觉悟,极大感动和鼓舞了部队广大指战员。从烟台、黄县、龙口等地新调集的250多只船也及时赶到,编入部队使用。
8月11日19时长山岛战役打响,攻岛船只起航。为了不让指战员在登船时弄湿衣裤,72师作为主攻部队登船时,县长宋有亮带领蓬莱中学的师生和刘家旺村青壮年硬是把指战员一个一个背到船上,给参战官兵以极大鼓舞。蓬莱船工们不顾个人安危,扬帆划桨,奋勇向前,不少船工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拼命摇橹。快靠岸时,水浅礁多,船速减慢,敌人火力更加密集,船工们纷纷下水,推船前进。蓬莱山后陈家船工杨福亭和杨作成父子同推一只船,父亲杨富亭不幸中弹倒于海中,儿子杨作成忍悲含泪继续推船,待把战士们送上岸回头寻找父亲时,其父已经停止了呼吸。刘家旺村船工谢肇岩,带领24名精壮强干的船工组成的敢死队,分乘8只木船,每只船上3名船工2名战士,装载50斤重的炸药包2包,由4艘机动船拖带,每艘机动船上有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任务:一是乘夜色靠近“美虹”号敌舰,将其炸毁,必要时与其同归于尽,扫清登岸的海上障碍;二是偷渡长山岛水道,隐藏、运送机动船上的解放军战士登陆,偷袭敌人。船工们明知任务艰巨,而且可能与敌舰同归于尽,但谁也没有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战斗中,解放军陆地炮兵用猛烈炮火封锁了敌“美虹”号军舰对南长山岛进行增援的航道,迫使“美虹”号敌舰驶到了大黑山岛,这样,谢肇岩带领敢死队员执行第二项任务,他们在黎明前靠近了南长山岛的谢家庄村海域,机动船停机,由船工驾驶木船,一船一船地将解放军战士送上岸,胜利完成了任务。山东省人民政府支前办事处为谢肇岩记特等功,其他船工均立功受奖。经过激战,8月12日上午10时,我军攻占南长山岛,19日,北五岛敌军逃窜,至此,长山列岛全部解放。
战后参战部队在二刘家召开庆功大会,指挥这次战役的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总结说:长山岛战役的胜利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其次归功于胶东人民特别是蓬莱人民的积极支援,再次归功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蓬莱人民为支援解放长山岛战役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组织干部南下,开展“归参”运动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及战场的南移,山东解放区离战场越来越远,为了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山东解放区增加了随军常备民工,组建了大批子弟兵团,随军南下远征作战。在常备民工、子弟兵团随军南下作战的同时,山东还从地方上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工作。蓬莱县有许多党政军干部离开家乡南下,参加了当地新解放区建设。同时,根据上级统一部署,1948年7月到1949年3月,蓬莱县还深入开展了三次“归参”运动,即发动青年参军,动员离队军人、支前民工归队。
一、组织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建设
蓬莱县的南下干部主要有四批共244人。1948年2月,中共华东局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约4000名干部,由胶东区委副书记金明带领南下。5个月后,南下干部到达中共中原局,被分配到江汉、陕南、桐柏等地区工作。在这批南下干部中,从蓬莱县抽调武装干部46人,这是蓬莱的第一批南下干部。5月,按照上级指示,蓬莱县派出第二批南下干部30人。12月,蓬莱县第三批南下干部出发,走了58人,其中有部分干部到了武汉。
1949年2月,蓬莱县派出了第四批南下干部110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必须准备好5.3万名干部,在全国解放战争中随军前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名干部。12月,华东局召开了各战略区领导人会议,指出:因目前华中干部特别缺乏,中共中央分配给华东局抽调1.5万名南下干部的任务,完全由山东省完成。在这1.5万名南下干部中,胶东区的任务是:1套胶东区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委和区委级干部,共抽调干部3650人。接到华东局指示后,胶东区委立即逐地区逐县进行分配,落实南下干部人数。蓬莱县的任务是:1套县级、8套区级干部,共抽调南下干部110人。
蓬莱县委接到任务后,于1949年2月9日发出通知,要各区委、区公所领导干部带上行李,立即到县委驻地东杨头村集合。干部们到达集结地后,县委书记牟玉田传达了上级关于抽调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报告,强调干部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调到谁谁就走,叫谁留谁就留,要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全体与会干部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讲条件,不闹情绪。2月12日,县委宣布了南下干部名单:县里20人,每区5至6人,加上已经是脱产人员的10多名南下干部的爱人,以及炊事员等共110多人。2月15日,蓬莱县南下干部在县委宣传部长刘铭带领下,由龙山店村出发,步行到达北海地委指定集结地黄县的单家村。27日,到达坊子。28日乘车南行,30日到达临城。而后,步行到了西坝村,由中共华东局对南下干部进行培训(对外称华东党校)。主要内容是,明确南下接管天下的重大意义,学习、研究接管工作的程序和方法步骤、筹集粮草的政策和办法及进入城市的纪律等。3月24日培训结束,继续步行南进,经高邮、黄桥等地,向长江北岸七圩港进发。4月24日,登船渡过长江,到达浒关镇地界。蓬莱县这批南下干部,此前曾进行过一次分流,一小部分干部到苏州地委、无锡地委、镇江地委分配,而大部分人去淞江地委分配。去淞江地委分配工作的干部,大部分被分配到奉贤县。5月15日,蓬莱县南下干部到达奉贤县,立即投入紧张的接管工作。奉贤县原国民党县长,在南下干部到达的前两天,带领部分军政人员逃跑,县内一些散兵游勇与匪特相互勾结,负隅顽抗,反动组织活动十分猖狂,由蓬莱县南下干部接管的县、区两级领导机关,首先配合当地驻军,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大张旗鼓的清剿活动,在清剿匪特中,南下干部、原蓬莱县城西区委组织委员、新任奉贤县泰日区委组织科长李发广英勇牺牲。经过军民反复清剿,将敌匪特组织捣毁,安定了社会秩序,各项工作得以正常有序进行。
2月19日,即在第四批南下干部出发后的第四天,县委、县政府发出《联合通知》,指出:为有力地支援全国革命战争加速胜利,确保南下干部能够在新解放区安心工作,必须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县委对如何深入开展双拥工作、对南下干部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照顾、对军属的代耕及生活上的照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县委成立了南下干部家属照顾委员会,负责帮助南下干部家属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县南下干部家属照顾委员会对南下干部家庭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进行了困难情况登记。对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南下干部家属给予适当救济、贷款,以及定期补助;对南下干部在农村的家属,一律按照军属待遇,实行固定代耕制度,并进行定期访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干部群众关心南下干部家属,帮助其家属解决临时性、突发性困难,从而解除了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南下新解放区的蓬莱县干部,同新解放区干部群众一起,为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除上述4批南下干部外,支援淮海战役的蓬莱县第二批支前民工中的全体干部,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全部留下转为南下干部,开赴四川等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进行战争动员开展“归参”运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蓬莱县不仅派出大批南下干部,同时,根据上级统一部署,1948年7月到1949年3月,蓬莱县还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大力开展“归参”运动,三次发动青年参军,动员离队军人、支前民工归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次“归参”运动是1948年7月中旬至8月底,全县动员离队军人、民工归队647人。县委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发出指示和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政府积极行动起来,抓好拥军优属工作,动员离队回家人员归队。7月9日,县委发出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临时观点,把拥优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照顾好军工烈属及荣誉军人、复员军人的生活。8月5日,县委再次就归队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归队工作的关键是抓好思想工作。有些干部“怕民主、怕整党、觉得没奔头”,在个人功劳、个人成份、前途、享受等方面存有思想包袱,所以,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认清战争形势,检查战争观念,进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归队工作中,有的干部工作简单化,存在命令主义,要组织干部学好政策,依靠群众力量,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做好归队工作;要深入了解离队回家人员的思想和难处,对其进行前途、立功教育,回忆过去的苦难,体会翻身做主人的甘甜,有针对性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觉自愿归队,并组织群众欢送归队人员上前线。8月13日,县委发出指示,指出:根据北海地委关于归队工作的补充规定,部队开展“查整”运动时,由于“左”的原因而被清洗回家的地富子弟,如其本人愿意继续回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可允许其归队;部队进行整编时,有些不该复员而复员的干部战士,可征求其本人意见,愿意重返部队的,可允许其回部队。
8月下旬,蓬莱县各区、村通过农民大会、群众团体大会等形式发动群众,了解离队人员思想情况和人数,培养归队工作积极分子,召开军工烈属、荣誉军人等会议,对干部群众进行党史、军史、前途教育,大力宣传归队工作,重点做好离队人员思想工作,解决了干部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同时,加强了拥军优属工作,在粮食征收、土地代耕等各个方面为离队人员及军工烈属解决困难,干部群众的作风有了转变,觉悟有了新的提高,打破了自私自利的思想,归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除了病人外,全县能归队的人都实现了归队。
第二次“归参”运动是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底,全县归队634人。12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区委干部会议,各区委书记、区长、各救会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出席会议。会议要求每个干部加强战争观念,破除和平享乐思想,开展革命竞赛,努力完成生产、支前两大中心任务,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争取在一年左右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号召。在发动离队人员归队的同时,县委还发动了妇女参军工作。12月12日,北海地委发出通知,指出:为加强部队医院工作,照顾好伤病员,按照华东局、华东军区指示,从北海地区动员600名妇女到部队医院工作,其中,蓬莱110人,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文化程度不限,确保身体健康。为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县委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区结合中心工作,大量动员卫生学员,越多越好,随后,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部署,组织到部队医院工作的妇女填写登记表等。到1949年1月,全县共动员女青年143人参加了部队医院工作。
截至1949年1月28日,全县15个区“归参”634人,其中易三区10人,城东区25人,城西区43人,姚琪区96人,金果区58人,雨山区19人,北沟区103人,蔚阳区34人,崮山区3人,辛店区30人,巨山区16人,崮寺区54人,磁石区10人,峰山区96人,晓风区37人。
第三次“归参”运动是1949年2月至3月,全县归队1073人。这一时期,蓬莱县掀起了大规模的“归参”运动,在全县营造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2月25日,县委发出指示,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得通过强迫命令的方法开展“归参”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工作作风,首先在党内实现突破,发挥党员、党支部的作用,深入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已经完成“归参”任务的村要做好善后工作,积极为参军、归队人员搞好后勤服务,对“归参”人员进行慰问,解决困难,没有完成“归参”任务的村不能急躁,以过细的工作求得突破,要将“归参”工作与公粮预征、春季生产、备荒救灾、提拔干部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工作。3月,崮寺区邱山店村党支部成立了拥优委员会,委员们分头到“归参”人员家中帮助做生产计划,安排生活,不仅“归参”人员家属满意,全村群众也满意,全村一次有9人报名参军,参军人员向全村群众表示:争取立大功,功劳簿上留个名。北王村的一个群众在村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说:“想想国民党、还乡团侵占县城时给咱带来的灾难,看看现在的舒心日子,不打倒蒋介石行吗?咱不当兵谁当兵?”当场为自己17岁的儿子报名参军。上口李家村一离队回家的民工听了动员后,坚定地说:“这次归队后,不打倒蒋介石决不回来!”。3月6日至9日,县委召开了各区主要干部会议,总结“归参”工作,提高干部思想认识和政策观念,并对春耕生产进行了部署。全县第三次“归参”工作胜利结束。
第三节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1947年,山东解放区由于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对人民血腥摧残和反复搜刮,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出现了严重的灾荒,不少地区田园荒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此,中共华东局、山东省委发出了生产节约、备荒救灾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帮助当地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备荒中的具体问题。蓬莱县与全省一样,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的入侵,加上夏、秋季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的生产、生活极为困难,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在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3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补充意见,指出:生产救灾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各区、村要发动群众,不违背农时,做好各方面工作。按照自觉自愿、等价交换原则,组织群众搿犋互助,照顾好雇贫农、军烈属、孤寡老人的生产、生活,抓好疏河、挡坝、农具、种子、吃粮等方面工作;组织群众修理、制造农具,对种子进行调剂,并管理好牲口,减少死亡;组织区、村干部学习党的文件,克服官僚主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雨山区二十里堡村有50多户人家,军工烈属15户。全村1100多亩耕地,其中,军工烈属固定代耕地130多亩。全村30岁以上的劳动力14人,半劳动力17人,每个劳动力平均要耕种土地47亩,全村有牲口28头,每头牲口平均要耕地40亩左右,人力、畜力相当缺乏,村干部克服困难,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完成支前、生产两大任务。全村组织了9个搿犋组,民主选举了组长,村里的10名支前担架队民工,有计划地分配到了各搿犋组,担架队民工出发支前时,家里的生产由自己所在的搿犋组负责耕作,所在搿犋组解决不了时,由村统一进行调度,解除了干部群众怕因为支前而使生产无人照顾的思想顾虑。
4月16日,县委发出《关于救灾及开垦荒地的指示》,指出:关于救灾问题,除易三、城东、城西、磁石等灾情较重的区由县里救济一部分外,其他区通过生产、节约运动自己调剂解决;各区有部分荒地无人过问,要逐村进行检查,用好用足土地,做到不荒一亩田;要向群众宣传党的劳动、土地、负担等方面政策,鼓励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提高生产积极性;各村与铁匠、炉匠订立合同,让他们在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压低物价,为群众修理、制造农具,教育群众爱护牲畜,鼓励各村以小推车代替牲畜运输;解决好地瓜、花生等种子问题,奇缺种子的区、村上报到县,由县统一调剂解决。18日,县委发出通知,指出:因劳力缺乏而荒芜多年的远地、薄地,群众开垦耕种时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对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群众重新开垦耕种荒芜多年的荒地,一年内不用负担公粮任务。这一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全县人民开展生产的积极性。
7月5日,县委发出关于灭荒地的指示,指出:今年全县麦子普遍歉收,必须引起各区警惕,要贯彻生产自救方针,发动群众度夏荒,并做到不荒一亩地。在生产自救工作中,野王家村为全县做出了榜样。野王家村召开了村民大会,号召全村群众行动起来,在两天内全部消灭荒地。村里成立了抢锄队,其任务是发现荒地,督促其本人消灭荒地,本人不行动的,抢锄队予以代耕,并按等价交换原则取得报酬,这样,两天时间,全村将未锄的80亩荒地全部锄完。野王家村儿童团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上山挖山菜解决生活困难、搞好家庭生产等工作。麦收后,儿童团上山挖山菜5天,平均每人每天挖山菜8斤,村里举办了山菜展览会,对完成任务好的儿童发奖。县委、县政府发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将1至6月份的节余粮、款及木柴等,全部拿出来救济群众。县政府将过去库存的2万斤粮食也拿出来救济群众,各区迅速研究,分发到困难群众手中。
8月15日,县委发出关于突击锄草灭荒、完成归队任务的紧急指示。指出:全县仍有数目惊人的荒地未消灭,必须抓紧进行突击,重点检查军工烈属、无劳力户及懒汉、二流子的耕地,军工烈属的代耕地荒芜了,要对代耕的群众进行批评,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可组织临时灭荒队,帮助无劳力户灭荒地,对懒汉二流子的荒地,发动群众进行批判,强制其灭荒,对未分配的无主土地,应迅即分配或采取集体耕种办法解决,争取在几天内全部消灭荒地。同时,组织群众做好生产救灾、疏河挡坝、消灭虫灾等工作。对从前线回村的战士要做好思想工作,帮助其解决困难,动员其归队。
12月,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劳动模范生产会议。会议进行了形势和前途教育,与会人员通过座谈讨论,找出了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四怕三等”思想。即一怕升级(中农升富农)被复查,二怕战争受糟蹋,三怕实行土地法(对土地法不了解,怕被斗争),四怕变天伤了家;一等太平,二等实行土地法,三等支前。根据存在的思想问题,县长李执中在会上做了思想动员,与会人员进行了分组讨论,解除了思想包袱,明确了发展方向和当前的任务。
12月15日,县委发出关于支援战争与冬季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区、村在以对敌斗争为主的同时,切实抓好生产节约和备荒工作。大力开展冬季副业生产(如油粉坊等),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如纺织厂、皮厂、鞋铺、铁匠炉等),并做好来年农业大生产准备工作(如积肥、修造农具等)。干部要从自身做起,积极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区干部可以从拾草、捡粪做起,从节约日用品、伙食开支做起(如每日两餐节约木柴),并保证节约的粮食交公。搞好节约,爱护物资,消除浪费现象,对破坏生产、私自宰杀耕畜者,给予严厉处分。严格禁止烧酒生产,避免粮食浪费。帮助群众开展生产,如帮助解决铁匠炉用煤、纺织用棉花等问题。另外,对新年期间的活动及备战工作进行了部署,号召群众慰问部队。
12月26日,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区长、区各救会长参加的生产节约备荒会议,研究党政机关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如何节约开支、如何扶持群众搞好冬季生产问题,号召全县党政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努力组织好冬季生产,度过灾荒。会议通过算全县的生产账、战争消耗账、地方武装及脱产干部的费用账,使与会干部认识到了目前经济上的困难,明确了抓紧生产的重要性,决心带领群众组织合作社,积极发展生产。会议提出:距蓬莱城较远的地区,生产与支前要紧密结合,以生产支援对敌斗争;蓬莱城周围以对敌斗争为主,结合生产,实行劳武结合。会后,各区普遍召开村干部会议,贯彻县委会议精神,健全基层生产委员会,进行财经大检查,提倡节约,杜绝浪费,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在生产救灾运动中,发动群众,按照自愿结合、互利互惠、等价交换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在组织劳动互助时,发动老人、妇女、儿童等半劳力参加互助变工,使这些人有出工生产获得报酬的机会。组织人力与畜力的换工,解决畜力闲置与缺乏畜力的矛盾。
进入1948年,蓬莱县灾荒更加严重,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极度困难。国民党军队、还乡团侵入蓬莱城后,抢劫粮食90多万斤,打死耕畜94头,破坏各种农具17836件,因未及收获而烂掉的花生、地瓜15000多万斤。自然灾害频繁,全县有36535亩耕地严重减产,其中,12618亩绝产;全县死亡耕畜2313头。面对严重灾荒,县委、县政府在全县进一步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之以公家协助,努力控制灾情继续发展;发放救济粮和生产资金,组织以工代赈,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困难;以群众的力量战胜灾荒,努力做到“不荒芜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
10月,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各区、村将土改复查剩余的土地和粮食全部分给群众。据9个区的不完全统计,分配剩余的土地4120亩,分配剩余的粮食217312斤,调整分配不合理的土地4096.5亩。全县发放救济粮207064斤,发救济款(北海币)11万元。县委抽调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各区,与各区干部一起分片包干,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区、村干部不仅逐门逐户帮助农民制定生产计划,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而且和农民一起拉犁耕田,同甘共苦,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据6个区统计,冬耕土地53860亩,疏河挖渠87里,抢种早熟作物11034.4亩、瓜菜10434.9亩。
1949年7月26日至28日,蓬莱县遭强台风袭击,十二级飓风伴着倾盆大雨,持续两天两夜,造成严重灾害。一般的区,村民房子倒塌的户数达30%到40%,如连倒墙算在内,倒塌户数达到50%到60%。崮山区41个村,倒塌房子929幢。辛旺集村187户,倒房子的130多户。全县倒房子34553间。此外,很多的粮食、家具受到损失。谷子被风刮掉30%,严重的地方减收三分之二;高粱、春玉米大部分被刮倒,刮断的在10%到20%;高粱、春玉米及麦茬地瓜减收30%到50%;菜园地减收50%到70%。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农作物绝产35729亩,风刮倒树83003棵。崮山区12个村倒树4410棵,城西区倒树3138棵,辛店区倒树3500棵。山洪暴发,河水暴涨,土地被淹情况严重,沿河的大部分土地被水冲沙压。崮山区、辛店区、城西区被水冲毁的地分别为309亩、250亩、200多亩。北沟区除了被水淹没的地外,另有300多亩被盖上了泥沙,还有50多亩成了水湾,庄稼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崮寺区被水冲毁地495亩,另有被压上沙泥的庄稼地97亩。巨山区水冲地200多亩,另有许多农户的家具、粮食被水冲走。磁石区有个村冲毁坝堤200多丈,水冲地20多亩。全县因倒房子打死3人,打伤17人,打死牲口9头。因山洪暴发淹死5人,冻死1人。沿海地区灾情严重。晓风区沿海打捞浮尸13具,船上淹死1人,损失船5只。峰山区沿海打捞浮尸19具,因灾上吊死1人。受损船130只。其中,无法修理的33只,尚能修理的79只,船板不见的18只。县委、县政府对死难者进行安置、抚恤,对其家属进行慰问。另外,全县派出去集结在沿海港口的支援长山岛战役的船只也大部分被毁。
暴风雨期间,县委组织县、区全体干部立即深入农村,组织群众抗灾抢险。7月29日,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研究制定了救灾措施,提出了“不荒一亩地,不缺一棵苗”的口号。会议决定,县级机关干部组织救灾工作队,到受灾严重的区、村开展工作;区级干部对所属各村分片包干,分工负责;村级干部和党员要分工负责到户,帮助群众抢运东西、搬家等。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必须亲自到每个受灾家庭进行调查、慰问,摸清受灾情况,并帮助其解决困难。首先要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其次是组织群众扶苗、补苗、抢种、改种。在暴风雨中,各区、村干部组成慰问组,到受灾农户家进行慰问,帮助群众抢运东西、搬家,发动群众开展互助互济,组织群众修理房子、抢种、补苗、改种、追肥,种荞麦、萝卜、绿豆、胡萝卜等。
8月5日,县委、县政府发出《为紧急再动员,突击生产,战胜灾荒,给全体干部、党员的一封信》,要求全体干部、党员以战斗的姿态,紧急行动起来,抓住重要环节,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能够下田劳动的男女老少全部组织起来,抓紧查苗、补苗,改种、抢种小麦、蔬菜,不荒一亩地,不缺一棵苗,努力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觉悟,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与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多做工作,为群众造福,“用今天的努力,减少今冬明春的困难”“战胜灾荒,为民造福”。沿海村要组织渔民抢修船只、网具,争取早日出海作业。
8月6日上午10时到下午3时,蓬莱县再降大暴雨,崮山区、辛店区、巨山区,以及崮寺区北部再次造成了严重水灾。崮山区,被水冲致使农作物绝产的地2000多亩,减收的3000多亩。柳格庄、古城苗家、村里集、巩家村、温石汤等村水灾严重,村里集村水冲、沙压土地510亩,倒房子3幢。巨山区,河坝被冲开毁地2600多亩。县委工作队深入重灾区与群众一起救灾。
8月12日,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听取各区情况汇报,研究贯彻生产救灾工作。8月20日,北海地委发出通知,指出:时值青黄不接的时候,灾荒面日趋扩大,必须引起领导上的重视,对绝粮户和接近绝粮户的群众,除了积极领导生产自救外,要立即进行救济。各县立即将上级拨下的救济粮分发到群众手里,并在机关部队中开展节约救灾运动。8月24日,县委召开扩大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北海地委的指示,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工作,会后,在全县各级党政军机关开展了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受灾群众。
9月5日,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区紧急动员起来,做好秋收秋种工作。通过检查当前工作或总结生产支前,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掌握分析灾情,算灾情账、生活账,认识秋收秋种的重要性;广泛发动整半劳力参加秋收秋种,整理提高互助组,检查与整理代耕组织;多积肥,多施肥,多打一份粮,多减一份灾,边收边耕边种,大量地种菜,搞好备荒。
9月6日,县委发出《关于秋季渔业生产的指示》,要求各区委、政府将所发的渔贷用在渔业生产上,动员渔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生产,组织推进合作社,扶持渔民修理船只,添置网具,解决生产困难。要求广大渔民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将所有船只、渔具投入生产,做到“不闲一只船、一块网、一筐线”。
县委、县政府在组织和扶持群众与灾害作斗争的同时,发放救济粮189657斤,对2131户受灾特别严重的农户进行了救济。全县受损房屋很快得到全部修复。全县播种小麦398952.5亩,比上年多种31904.7亩。在全县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党员、干部及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蓬莱人民终于战胜了特大台风暴雨造成的灾害,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四节加强经济建设,恢复发展各项事业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及多年的自然灾害,蓬莱县解放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强经济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土改运动有了自己土地的广大农民,在县委、县政府带领下,大力发展各业生产,在短时间内使蓬莱县经济走上了恢复与发展的轨道,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县委、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认识,发动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力抓好春耕生产、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及冬季生产,推动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1948年6月8日,蓬莱县各地普遍降雨,县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发动群众抢种春地、抢补春苗、迅速锄地,做好麦收夏种准备工作。当晚,县委组织党政机关及公营商店干部140多人,到驻地村周围帮助劳力少的农户抢种庄稼,第一天,机关干部抢种玉米95亩、花生16亩,锄地42亩。崮寺区邱山店村农会在检查前一段生产救灾工作基础上,制定了全村的生产计划,各互助组制定了组内生产计划,发动群众开展争创模范互助组、模范生产者活动。农会委员及时帮助互助组解决各种问题,反复宣传党的劳动致富政策,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全村增加牲口30多头。上半年,全县实业生产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40%以上。其中,帮工组3669个,等价交换组1020个,搿犋组6346个,并初步作到了“不荒掉一亩地”。群众修拦水坝173里,修水渠105391里,可保护耕地99713亩。全县建立运输等方面的合作社126个。沿海村组织大小船只663只,捕捞各种鱼类4225729斤。
9月15日至16日,县委召开了各区委副书记会议,主要是交流生产经验,研究部署掀起秋季生产高潮等问题。会议认为,秋季生产以来,全县从党内到党外普遍进行了劳动政策、土地法教育,消除了群众中怕富了挨斗的思想顾虑,但是,全县通过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还不普遍,有的村组建了23个互助组,仅有5个组能够达到等价交换的要求。会议要求各区、村进一步提高互助组的运作水平,使其接受记工分的办法,做到组内各农户互相不吃亏。临时组建的搿犋组也不能满足现状,要提高生产效率。对坚持比较好的等价交换互助组及时进行检查,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并推广其好的做法和经验。党组织要领导好生产,克服放任自流思想,脱产干部要学会生产知识,以适应领导生产的要求。村党支部要经常研究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密切党群关系。
10月13日,县委召开了县、区全体党员干部会议,总结生产工作,解决干部在思想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重点是通过总结生产救灾工作,解决绝对平均的农业思想问题,明确了党的劳动、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发展生产,使人民群众在获得土地以后发家致富,明确了今天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对民族工商业应该给予保护和扶持其发展,认识到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是允许和保护私人经济发展的。在农村,要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发家,通过生产致富。
10月28日,县委发出了《冬季工作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全县的中心任务是冬季生产,同时,端正态度,把握政策,调剂土地,做好支前工作,进行初步的建党、建群工作。要大力进行宣传,加强政策教育,纠正“穷光荣、富挨斗”的错误观念,树立“劳动发家,劳动光荣”的正确思想,打破冬季“地了场光,没有农活”的老习惯,积极开展冬耕积肥、打井开渠、发展工副业生产;进行形势、前途教育,努力完成各项支前任务;开展评选劳动模范活动,营造冬季生产氛围。县委、县政府及北海银行办事处还联合发出了“扶持冬季副业生产”的指示,对全县冬季副业生产有计划、有重点地予以扶持。一是贷款方针。有副业生产基础的、群众生活困难的、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为重点贷款地区;贷款的使用上重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或与农业有关的油粉业,其次是繁殖性养猪业,特别是饲养母猪,以及运输业、小手工业;放贷对象主要是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其次是个体生产者,除贫农、雇农、中农为放贷对象外,不再反动的、积极参加劳动的、有生产困难无法解决的地主富农,经群众同意,也可贷款扶持。二是贷款分配。上级共拨给蓬莱县贷粮55万斤,款5500万元。县里研究决定,城东区贷粮1万斤,款250万元;城西区贷粮1万斤,款150万元;姚琪区贷粮2万斤,款450万元;金果区贷粮6万斤,款500万元;雨山区贷粮3万斤,款355万元;北沟区贷粮5万斤,款400万元;蔚阳区、巨山区贷粮4万斤,款400万元;崮寺区贷粮5万斤,款500万元;磁石区贷粮4万斤,款350万元;峰山区贷粮2万斤,款300万元;晓风区贷粮4.5万斤,款400万元。三是贷款步骤、期限及利率。各区掌握好群众生产状况,应逐步地、有重点地放贷,贷款、贷粮要经过群众讨论,经过领导批准,并在银行办理好相关手续。贷款期限根据生产性质的不同而确定。在农忙时,将要结束的生产,应在结束前还粮还款;生产时间比较长的,最晚不得超过明年麦收时节。贷款利率:贷粮者,月息1分5厘;贷款者,月息1.8%。
1949年初,县委、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全年普增一成粮”的口号。2月,县委、县政府召开生产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54人。会议号召积极分子帮助群众解除思想顾虑,带头搞好生产,带头致富。3月18日至25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两级干部扩大会议,会期8天,明确形势,贯彻生产、支前两大中心任务。6月4日至6日,县委召开各区扩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夏季工作,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和各区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全体干部深入农村,动员所有整半劳力参加夏季生产,突击抓好夏收夏种,突击锄地,搞好积肥、追肥,搞好夏征工作,并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会后,县委发出《关于夏收夏种工作指示》,要求各区、村麦收、夏种、锄地以及割春耕“尾巴”一起部署,一齐抓好;在生产紧张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检查,为军工烈属、孤寡无劳力的群众解决困难;农忙季节要少开会,区干部每天半天到互助组、军工烈属中帮助生产,半天与村干部联系,边劳动边研究村里工作。接着,县委主要领导到城东、北沟等区进行调查,指导工作。县委派出夏季生产工作队,到邢家村领导群众开展抗旱运动。全县各村在党支部、党员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抗旱点种,播种秋作物4万多亩,没有出现撂荒地。6月19日,全县麦收工作基本结束,情况好于往年。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二、恢复发展工商业生产
1948年9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了开展工业生产应坚持的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生产;根据军需、外汇、群众需要进行生产;及时调整物价,使之相对稳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价格;主要依靠贸易与市场交易来扶持生产,使产品达到商品化和市场化。10月10日,北海地委发出《关于补偿工商业损失问题的意见》,对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问题提出意见,指出:侵犯工商业的房屋,尚未分配者,应予以退还,如已经分配给了群众,不能再倒回去;侵犯的物资没有分配的,也应予以退还,但金、银等交公物资,已经用于支前的不能退还,应很好地向工商业者及群众解释说明。北海地委这一意见,表明了党对发展工商业的高度重视,明确了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生产的政策。
1948年6月,蓬莱县共有小铁工业、织布业、针织业、鞋铺、杂货店、代理店等523处。蓬莱县工业项目基本上是手工业生产,而且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工业生产上,以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为主,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建立较大的工业企业。经过努力,全县在战争中停业的木器铺、铁匠铺、皮革加工作坊、纺布作坊等逐步恢复了生产。县政府在蓬莱城建立了城关榨油厂,是蓬莱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家小型工业企业。11月28日,蓬莱县政府发出了《关于货币统一的指示》,指出:蓬莱县除了北海币外,还流通着其他多种货币,按照上级指示,县政府对各种货币的兑换比例做出规定,以稳定金融市场。冀南币、华中币与北海币的比例均为1∶1,即1元冀南币或1元华中币,兑换1元北海币;晋察冀边区币、东北币与北海币的比例均为10∶1,即10元晋察冀边区币或10元东北币兑换1元北海币;每20元的西北西农银行币兑换1元北海币。统一货币,理顺了金融秩序,为蓬莱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条件。到1949年,全县私营商业发展到1164家,从业人员1270人。其中,零售业1032家,从业人员1041人;饮食服务业132家,从业人员229人。
在保护和扶持私营商业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商业,在辛店镇成立了县农业生产推进合作社,此后,又成立了县渔业生产推进合作社、水产推进合作社,成立了一批联村社、村社。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商品贸易活动主要通过农村集市来进行,全县农村集市得以逐步恢复。交通、邮电等事业也得到了较好地恢复和发展。途经蓬莱的干线公路烟潍路、蓬寨路、牟黄路的客货运输恢复了正常,沿海各港口的货运业务基本恢复营运,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活跃了市场经济。开通了烟台至蓬莱城的邮运干线。1949年3月,蓬莱县邮政局从李家沟村迁入蓬莱城,邮运线路逐步增加。
三、恢复发展文教事业
1948年,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县委、县政府对全县因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停办的学校,开展了整顿恢复工作。全县小学改设为240处,其中,完全小学35处,初级小学205处。在校学生28132人。教员762人,其中,义务教员32人。1949年2月,县政府召开全县小学教员大会,会期6天,出席会议的教员576人,县长李执中到会讲话。会议听取了县长的形势报告,在总结全县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民主评定教员级别。经评议,全县699名小学教员,绝大多数进行了定级。166名高级小学教员中,评定为一等教员的38人,二等教员61人,三等教员56人,四等教员11人;533名初级小学教员中,评定为一等教员的51人,二等教员111人,三等教员189人,四等教员141人,五等教员4人,未评等级者37人。全县适当扩大了教学点,并聘请了义务教员,扩大了学校班次。到年底,全县有初级中学1处,在校学生280人,教员20人;小学373处,在校学生39373人,教员686人,另有从高级小学毕业生中选任的义务教员260人;全县儿童入学率为60%。成人教育,全县共有业余民校143处,学员6445人;妇女识字班118处,学员4716人;读报组115个,参加者1070人;俱乐部92处,参加者1474人。蓬莱县的文化事业也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华东新华书店蓬莱支店改称新华书店山东分店蓬莱支店,发行大量图书。8月至9月,建立了蓬莱建国剧团。春节期间,较大的村成立了俱乐部、秧歌队等,排演《血泪仇》等剧目及秧歌剧、活报剧、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等文艺节目,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五节大批选拔培训干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由于大批人员参军参战,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蓬莱县各级党政机构干部严重缺乏,尽快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充实,是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迫切需要。为尽快解决干部匮乏问题,胜利完成生产、支前两大中心任务,迎接全国解放,蓬莱县委决定开办县学(培训基层干部的机构),集中对农村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政策水平,加强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从中培养选拔一批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
1948年12月14日,县委县学恢复成立,县委宣传部长刘铭兼任县学主任,姜鉴任县学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石汉任县学党总支副书记。12月20日,县委决定即日开始举办村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党的总支委员会,刘铭兼任训练班主任,姜鉴任党总支书记,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石汉任党总支副书记。训练班全体学员编为1个大队,大队下设5个中队,每个中队设6个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学员大队、中队及各小队建立了党组织。学员主要是村级干部和农村优秀党员,培训内容主要是形势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训练班结束时,对每个学员进行结业鉴定。县委要求每期训练班结束时,培养提拔的脱产干部数,要达到学员总数的25%到30%。第一期训练班于12月20日开始,第二期训练班于1949年1月10日开学,每期训练班时间20天。两期训练班共培训500多人。通过培训,增强了农村干部的素质,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拔了大批脱产干部。
1月20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大量提拔干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接管天下大好形势下,全县各区普遍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干部选拔培养工作,各级干部把培养选拔新干部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积极开展工作。目前,除了崮山区外,全县其他区选拔的426名拟提拔干部全部上报到了县委。其中,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有142人。有的区、村采用了党小组酝酿、个人申报、组织审查的方法选拔干部。晓风区有党支部委员200多人,其中,在党员大会上报名参加干部选拔的130人。党员大会分组对这130人进行了讨论评议,评出47人上报区委审查。同时指出:各区要重视干部选拔工作,在保证质量前提下,采用评比的方法,大胆放手的提拔干部。要加强对新干部的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及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向他们部署一定的任务,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到1月底,全县从党支部委员、优秀党员中提拔干部586人。其中,男423人,女163人。在这批新提拔的干部中,充实到县、区两级岗位的有435人。其中,到县委、县政府部、委、科、局的96人,任区委委员的118人,区委候补委员66人。6月份,全县县、区机关干部队伍得到加强。在县委、县政府各机关中:县委系统干部52人,县政府系统干部161人,公安局系统干部55人,银行系统干部50人。各区配备的干部:全县15个区、1个镇,有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533人。其中,区委系统的316人,区政府系统的217人。
第六节加强青年团建设,公开党的基层组织
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1日,为了适应抗日救国斗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青年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去吸引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此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取消,改造成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青年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中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建团试点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194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华东局派干部与山东省青联一起在莒南县金沟官庄进行试点,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1947年5月,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指示》,指出了建立青年团的重要意义,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和入团的条件。
根据中共华东局的指示及胶东区委工作部署,蓬莱县委于1947年6月11日发出《关于加强新青年团组织建设的通知》,指出: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设是巩固、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团结与组织更多青年人的需要。县委以金果区为建设青年团工作试验点,要求各区也确立1个村试验点,积极开展新青年团建设工作。几个月后,县委对全县建团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全县有28个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团员1300多人,建立新青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的区对青年的特点和实际要求认识不充分,对青年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组织路线不够明确,在建立与发展青年团组织上领导无力,致使青年团建设工作发展缓慢。为更好地开展青年团及青年工作,县委在总结建团工作的基础上,就青年团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加快建立与发展团组织。要广泛地、公开地宣传青年团,通过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要面向贫雇农发展新团员,以贫雇农为主体建立青年团,中农可慎重地吸收入团,拒绝地主、富农参加团组织;非雇贫农成份的青年入团,政治上要纯洁,能为穷苦人服务,并由雇贫农青年给以介绍。二是正确把握建立青年团的方法。要以党支部内雇贫农出身的青年党员为核心发展建团,对优秀雇贫农青年进行培养教育,发展其加入青年团;召开全区贫雇农青年人会议,宣传建团的意义和青年团章程,引导雇贫农青年主动地提出参加团组织的要求,并以会议上吸收的团员为主体来发展团组织。三是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成立县委领导下的县青年工作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县青年工作,各区由区党委研究成立青年团筹委会,区委委员兼任筹委会主要负责人,筹委会委员为5人至11人,待全区有三分之二的村建立起团组织后,自上而下地民主选举产生区青年团的领导机关。各村成立团支部,可根据情况设书记、副书记、组织、宣传、妇女和少年委员等。四是抓好对青年的教育工作。加强对青年的阶级、前途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使其明确前进方向,参加社会活动,服从共产党领导,为革命事业服务。从实际出发抓好青年教育工作,满足青年在战争、土改复查、学习、民主、反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要求。教育青年人积极参加战争、土改复查、生产、参军等党的中心工作。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青年团建设取得了成绩,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蓬莱县城被敌人侵占,蓬莱县青年团建设受到了影响。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要求在全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2月,为了加强青年团建设工作,县委调峰山区党委书记宫玉亭任县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任青年团蓬莱县委员会书记。青年团蓬莱县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少年儿童部等机构,各部配备了部长、秘书、干事若干人。随后,在全县加强了青年团组织建设。蓬莱县各级青年团组织的建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即先是自上而下的配备团干部,然后在基层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县委专门下发通知,指示各区党委配备好团干部。很快,全县各区配备了团区委书记或副书记,为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全县建立青年团组织,采取了先试点,后在面上推开,逐步发展的方针。在团的县、区两级干部配备后,5月,县委调集县、区团干部20多人,由团县委书记宫玉亭带领,到金果区乌沟付家等几个村,结合春耕生产进行了3个月的建团工作试点。试点工作队与党支部一起,在村里确定几名进步青年党员作为本村建团工作的骨干,在全村青年中开展了建团意义和团组织的性质、义务、权利、团员条件,以及如何做一个好团员的宣传教育活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按入团组织手续,进行个别的发展。在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后,即召开全村团员大会,民主选举团支部干部,建立团的组织。然后,再由团支部领导,对具备条件的青年,继续进行个别的发展,扩大团的组织,并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党的中心工作中发挥青年团的先锋模范作用。建团试点工作结束时,县委总结了建团试点工作经验,在全县部署了全面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各区团干部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由点到面地开展了建团工作。1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全县广大农村、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上建立起来。12月,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蓬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蓬莱县第一届委员会。
1949年,在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设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蓬莱县的基层党支部逐步公开。到1949年3月,全县655个村,308291人,有党支部624个,其中,农村党支部597个,机关、学校党支部27个;全县党员12614人,其中,农村党员11790人,机关、学校党员824人。10月下旬,根据上级党委部署,县委着手进行公开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县委决定,在公开党组织之前,在党内外普遍进行一次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充分认识公开党组织的重大意义,把公开党支部与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公开党支部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同时,采取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办法公开党组织,发扬遇事同群众商量的民主作风。在公开党支部之初,党支部干部、党员中暴露出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认识。比较软弱的党支部中,有的干部担心公开后群众有意见,怕公开党支部后工作难干,抱着“公开不公开都一样”的态度,有的落后党员怕公开后,自己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怕吃苦等等。面对这些情况,县委在全县党员干部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一是进行公开党组织重大意义教育。向全体党员讲明以前为什么要隐蔽,现在为什么要公开,讲明公开后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好处。二是进行组织原则教育。向每个党员讲清楚,公开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的决定,每个党支部和党员都必须坚决执行。三是进行党的宗旨、党员的权力和义务教育。让全体党员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党,长期以来,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人民打天下、谋福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党组织公开后,群众会一如既往地拥护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员有缺点也是难免的,只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缺点,群众是会谅解的,即使有个别不良分子借机捣乱也无碍大局。经过深入细致地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消除了顾虑。
在公开党支部过程中,县委坚持了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公开好的党支部,先在群众基础好的村公开。公开时,第一步,对要公开的党支部进行整顿,组织党支部的全体党员查找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确定改正、处理意见,求得党内一致;第二步,邀请由各群众团体的积极分子参加党员大会,先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公开,党员在积极分子面前谈个人的表现,进行自我批评,请积极分子提意见;第三步,召开群众大会,按程序向群众公开党支部。公开党支部过程中,对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党员,如一般性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必须向群众作出深刻检讨,提出改正意见;对有变节行为、严重侵犯群众利益、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贪污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员,给予适当处分,直至清除出党。1949年12月,全县公开党支部84个。在以后的时间里,全县党支部和党员陆续全部进行了公开。
公开党支部的过程,也是一次整顿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的过程。通过公开党组织,党员的面貌焕然一新,更加努力地为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党,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二刘家村党支部书记说:“公开党支部后这几天,我真正体会到,要想干好工作,必须同群众商量,把工作变成群众自己的事情,强迫命令的作风,必须坚决改掉。”党支部的一名委员,过去工作消极,逃避支前,党支部公开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现在不是过去了,那时有点毛病,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对党影响小一些,现在公开了,再不改掉过去的毛病,不但丢自己的脸,还给党抹黑。”小雪村有两名女党员,在党组织公开后的第二天就组织全村72名妇女上山拾草,解决群众生活困难,20天拾草22000多斤。二刘家村一位74岁的老人,党支部邀请他参加党支部会议讨论生产计划,会后,他十分激动,逢人便说:“我昨天晚上参加党支部会了,这些共产党员真不简单,商量怎样把咱村的生产搞好,让全村人不挨饿。讨论完了还得决议,决议了就得照着办,谁干不好就得挨批,他们真是了不起的一帮人,有这些人领头,咱们有奔头了。”
1949年4月11日。为了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蓬莱县委针对党内存在的不良现象,作出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决议》规定: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有关加强纪律性的文件,与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思想进行斗争,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个人的错误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彻底纠正;提高对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纠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和敷衍塞责的倾向;建立健全党委工作制度,加强集体领导,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党委决议,克服独立分散的现象;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指示精神,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政策水平;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克服轻视学习的思想,加强对理论学习的领导。县委《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的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加快建设蓬莱各项社会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蓬莱县,县委、县政府在蓬莱城隆重召开了党政军民全体大会,群众欢欣鼓舞,锣鼓喧天,口号轰鸣,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庆祝大会上,社会各界代表上台讲话,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会后,进行了游行庆祝活动,中华人民大团结、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晚上,蓬莱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人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乐喜庆之中。蓬莱县各区、村也纷纷举行庆祝大会,游行队伍中组合了乐队,游行群众进行了化装,喊口号,进行演讲,以无比欢快的心情庆祝伟大的胜利,从此,英勇的蓬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第十二章
全面调整 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蓬莱县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集中力量调整国民经济,认真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调整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各项建设事业有了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第一节 调整与恢复国民经济
遵照山东省委、烟台地委的指示,蓬莱县委冷静地思考调整政策、理顺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与全县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大力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在“大跃进”运动中,蓬莱县国民经济一度衰退,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较早地意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自觉地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纠正,尽量减少群众损失。
1960年初,县委把领导群众救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对生活困难的社员,及时安排发送救灾粮,先后2次发放救灾款13万元。1月5日至21日,县委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和电话会议,要求县、公社党政干部紧急行动起来,真正与社员“四同”,帮助社员解决困难。坚持计划用粮,防止吃过头粮,保证社员吃粗吃饱。620个基本核算单位完成年终决算,社员开支现金586万元,增加收入的家庭165921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2.3%。各公社、生产队大抓代食品(淀粉、蔬菜类等),提出“不闲一分地,每人十颗瓜”的口号,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多种早熟粮菜,每人平均1至2分地,以满足社员最基本生活需求。
3月,县委五级干部会议之后,在524个基本核算单位推行落实“三包一奖”制,改变了过去农业生产中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5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发动与会人员对全县各级工作出现的不良风气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与危害,深入地进行了揭发批判。社员口粮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管理,设立口粮仓库,派专人负责,每人每天口粮按1斤安排,做到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6月至8月,在抓好夏粮征购和社员生活的基础上,全县农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县委认真贯彻“弄通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政策。据统计,全县9712名生产小队以上干部中犯有各种错误的3088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31.8%,共贪污赃款18254元、粮食141874公斤,其中查处200元以上贪污分子232人,全县所有基层干部普遍在“三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农村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改进了领导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蓬莱县从抓退赔入手,纠正“一平二调”,解决“共产风”,端正党风,改变领导作风。1958年冬季以后,“共产风”在全县农村基本上得到遏制,但还有一些社队纠正得不彻底,只解决了部分平调问题。1959年冬季以后,“共产风”又刮了起来,解决平调遇到很大阻力,还有个别社队一直没有纠正,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据1960年不完全统计,全县平调项目中,大办钢铁平调公社、生产队和社员工具、物料、工日等尚欠878044元;大兴水利建设平调工具、牲畜、石头、工日等尚欠2305986元;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平调并尚未退赔的有:土地4624亩,房屋3981间,工具1929件,炊具153件,胶轮小车82辆,木材256立方米,石头2034立方米,烧柴90100斤,劳动工日135722个等,价值3644896元。三者合计6828926元。
1961年1月5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阐述了“五风”的具体表现、产生根源及其社会危害,提出了彻底纠正“五风”的措施。3469名会议代表采取自上而下检讨、自下而上揭发、写大字报等形式,重点批判了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和发展社有经济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会议期间,县委以“倾家荡产”的精神,初步处理部分平调问题,当场向被“平调”财物的公社、生产队进行退赔,一次性兑现587516元(其中现金405886元,抵债181630元),退还土地557.8亩、房屋2358间、羊4只、水泥1050公斤、家具炊具12件,合计兑现总额625030元。3月9日,又退赔兑现243126元,占平调总值的97.1%,县直16个单位有15个已全部兑清,直接推动了各公社退赔工作。3月12日,各公社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全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对平调单位采取“两头挤”的办法,一边派工作组督导检查,一边发动群众大造声势,促使其向被“平调”财物的生产队、社员退赔。据统计,会议中退赔兑现1942692元,其中实物折款1923789元。至此,各公社先后退赔兑现5190112元,12个公社已结束退赔。
4月,县委发出《关于抓紧平调退赔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清理家底,彻底退赔。7月,县委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省委指示,要求以“破产还债”的决心,搞好退赔工作。至月底,全县已退赔22453863元,其中县级已兑现13259546元,公社级已兑现6142341元,生产大队已兑现2600357元,生产小队已兑现450619元。
8月11日,县委成立退赔委员会。8月14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强调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重要意义,重点检查了退赔工作存在的漏算、差价、挪用等问题,要求春节前层层做好和落实退赔计划。9月10日,县委制定《关于执行中共中央、省委“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的计划(修正草案)》,对退赔界限和范围、步骤和政策、保证措施做了详细规定。全县对“平调”财物重新调查摸底,划定退赔种类,进行全面汇总。经过统计核实,县、社、队三级平调总价值约44599570元,其中县级30671601元、社级8373470元、队级5554499元。县委规定,退赔工作要有计划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坚持谁平调谁退赔、平调谁的退赔给谁和以实物为主的原则。县、公社退赔领导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退赔不结束,机构不得撤销,保证退赔工作善始善终、群众满意。至9月下旬,全县退赔数额为22514183元,占应退赔总额的50.5%,其中县级退赔13320866元,占应退赔数额的43.04%;社级退赔6142341元,占应退赔数额的73.4%;队级退赔3050976元,占应退赔数额的54.9%。
“一平二调”问题的解决,对于彻底清除“五风”及其影响,纠正“左”的错误,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1961年1月5日,蓬莱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历时17天,共3469人参加。县委制定下发《关于整风整社的计划》,决定对全县所有人民公社进行一次认真整顿。接着,各人民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共25600余人参加,既解决公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又彻底纠正“五风”危害。全县26个公社和523个基本核算单位,分为两批整风整社:第一批,集中力量搞三类公社、生产队和渔业队,同时搞一部分二类生产队,共160个核算单位,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的30.5%。其中潮水、文基、乡城、长岛4处公社共74个生产大队全部展开,其他22处公社每个公社搞3至5个生产大队。2月下旬开始,3月中旬结束;第二批,22个公社、363个一、二类单位全面展开,3月中旬开始,4月底结束。
整风整社的开展,纯洁了农村各级党组织,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转变了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大跃进”运动中,蓬莱县出现了严重的灾情,粮食大量减产,商品供应紧张,疾病流行,人口外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8月15日至26日,蓬莱县委、县人委先后召开县、社机关干部会议、县直机关干部会议和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要求在全县开展一次“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大搞瓜菜和副食品生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后,全县掀起大规模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宣传活动,仅半个月,就先后压缩各个系统非农业人员28772人,充实农业战线,占全县计划压缩总数的72%,其中县一级压缩9012人,公社一级压缩4701人,生产队一级压缩15059人。全县26处公社,有13处农业劳动力人数达到80%以上,缓解了农村劳力不足的矛盾。9月16日,县人委对部分工种粮食定量标准进行调整。12月,又对非农业人员的粮食补助做了明确规定。
至1961年初,灾情依然严重。水肿病人继续增加,由1960年12月的7694人增至9063人(其中营养性6672人,病理性2391人)。2月底,升至14539人。1月1日至15日,全县耕畜死亡467头,猪仔死亡4722头。社员烧柴严重缺乏,5个公社社员的柴草用不到春节。社员自主粮食已经吃光,断炊讨饭现象不断发生,全县有12594户家庭吃过头粮,占全县总户数的7.4%。2月底,增至33400余户。至4月,全县群众平均每日口粮6.85两。自1960年冬至5月底,共向群众发放救济款540790元、救济棉衣38350件,提供罐头67188桶、干鱼32885斤、奶粉800余斤;储存干菜223万斤,平均每人3.2斤;组织医务人员416人、38个医疗组,先后治愈水肿病患者9676人、干瘦病患者62人;将耕畜固定到小队饲养、使役,推动“用养合一”的饲养方法。至2月底,毛猪有73000头,耕畜有63700头。开展抢种保苗,适时补种春大麦和豌豆1万亩、春土豆1万亩。结合整修渠道,扩大水源利用,浇返青水45万亩,追返青肥20万亩。秋作物种植面积72万亩,后增至142万亩,包括社员自留地、饲料地、食堂菜地等。
经过全县人民的不懈努力,1961年全县农业生产有所改善,粮食总产量为7661.5万公斤。1962年全县农业生产逐步复苏,部分外流人员陆续返回,群众情绪逐步稳定,生产积极性日益提高。至1963年,经济形势继续好转,粮食、副产品产量增加,粮食总产量达到11190万公斤,比上年增加12.5%。至此,大规模生产救灾工作基本结束。
1961年,蓬莱开始初步调整国民经济。1962年1月,蓬莱县委第一书记戴长春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回到蓬莱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对全县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地调整。到1962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605万元,比1961年增长2.3%;工农业总产值7875万元,比1961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1194万元,比1961年减少21.2%,农业总产值6681万元,比1961年增长16.6%;粮食总产量9951万公斤,比1961年增长29.9%。农业生产水平开始回升,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物价渐趋稳定,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秩序逐渐正常。经过全县人民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至1965年底,全县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各项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将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是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文件。
1961年,全县2700余个公共食堂宣布解散,相继恢复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撤销大批工副业项目,使广大社员得到休养生息。全县推行对生产队的“三包一奖”制度和“四固定”制度。由于这种制度手续繁杂,难以把握,因此12月,全县生产大队对生产队推行“一包两定”大包干制度,在完成国家征购和上交大队一定比例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余粮余钱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耕牛、农具也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不仅有了自主权,而且克服了之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瞒产私分和算账麻烦等问题。1962年2月13日,县委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全部下放到生产队,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至10月底,全县恢复耕地38000余亩,农村整半劳力增至131000余人,毛猪存栏量达到62337头,比上年同期增长84.7%,年底粮食总产量19902万斤,比上年增长29.9%。
开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市场 1962年4月,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开展副食品生产(简称机关生产)。机关生产以种植粮油作物为主,适当种植蔬菜和饲养猪羊鸡,发展多种经营。机关生产的土地,主要是本单位的空间地、十边地,鼓励开垦荒地,执行熟荒一年、生荒三年不纳税的政策。机关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国家干部职工,适当照顾随住机关的职工家属,机关首长不得私自支配。自给有余的可以卖给商业部门,统一支援市场。
实行精兵简政,努力减少城镇人口 至1960年底,全县非农业人口从1958年的46631人剧增至59129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村整壮劳力。根据地委下达的减员计划,至1961年8月底,精减11749人,占计划数的112.7%。9月16日,县委、县人委又制定了补充计划。至9月底结束,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减少7392人,国家粮食供应的人员压缩15495人。1962年4月,县委制定整编精简实施方案,决定1962年县、社党政干部由1021人精简到605人;其中长岛区和各公社安排377人,占定编总人数的55.5%。全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由7042人精简到5412人,切实减轻供应城镇粮食的压力。同时,对县级党政机构设置进行较大调整,县委原有12个党群机关调整为6个,县人民委员科局原有26个单位调整为17个。通过精简职工、整编机关和压缩非农业人口,全县农业劳动力由1961年底的12万人增加到1962年底的15万人。
搞好水利工程配套,发挥灌溉效益 1963年出动民工4.3万人,完成土石方253.93万立方米,开挖渠道240条(110余里),疏河复堤367里,增加灌溉面积5万余亩。1964年成立水利专业队303个、7826人,开渠298条(114里),打机井15眼、水井41眼,闸谷坊工程2615座,增加灌溉面积5.5万亩。1965年全县新建、扩建各种水利工程1011处,增加水土保护面积54平方公里。水浇地面积扩大至18万亩,增强防涝、抗旱能力,保证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开展大规模养猪积肥、造肥运动 坚持生产队集体积肥和社员家庭积肥并举的方针,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多养猪、多积肥、多投肥、投好肥。广开肥源,增施肥料,在1963年每亩耕地施肥3000斤基础上,1965年达到4000斤。
积极开展精耕细作,整平土地 改良土壤,改造盐碱地1.5万亩。开发撂荒地空闲地,恢复扩大耕地面积8300亩。1963年平整土地8万余亩,1964年改造涝洼地2000亩,治理盐碱地400亩。1965年平整土地6万亩,治理盐碱地3000亩,改造涝洼地5000亩,改良农田面积7万亩。
建立良种基地,推广优良作物品种 贯彻自繁、自选、自留、自用为主的方针,大力提倡组织社与社、队与队互换良种。1963年,全县16处公社建立良种繁育基地193个,84%的生产队建立了种子田,先后培育、推广小麦、玉米等23个农作物优良品种。
加强对农业战线的支援 及时向贫困群众发放冬季救济棉衣、棉布合计45000尺,棉絮3500斤,棉鞋120双,自然灾害救济款10000元,社会救济款7000元,复员军人补助款7300元。重点充实农业机械部门,狠抓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生产。1963年完成货运量6万吨,保证城乡物资交流。金融部门加大农业贷款力度,1963年至1964年,国有银行发放长、短期农业贷款254.4万元,信用社发放贷款59.2万元。1964年上半年,新建农村图书馆150处,发展了科教电影队。贯彻各级学校工作条例,加强业余教育,建起民校416处,入学人数36500人,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提高社员生产技术。
努力发展副业生产 1963年上半年,县人民委员会制定全县副业生产规划,坚持“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方针,鼓励生产大队和社员将农产品出售给国家。至1964年6月,先后供应副业生产的原料价值达70余万元,为利用冬季农闲加工油料的生产大队收购油草3.5万斤等。农业银行为24个贫困生产大队发放无息贷款1.75万元,解了燃眉之急。至1964年上半年,全县副业生产组织发展到1849个,591个生产队副业开展得较好,副业项目发展到35种,总产值达到834.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纯收入389.75万元,平均每人实际增加10.83元。
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24125吨,比1956年增加9525吨;粮食亩产量229公斤,比1964年增加21公斤,两者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社员人均口粮逐年增加,由1963年的195公斤,增至1965年的221.5公斤。全县实有林地面积24.8万亩,果品产量850万斤,大牲畜存栏量3.59万头,生猪存栏量9.5万头,水产品总产量7312吨,多种经济收入1466万元,比1964年增加78万元。196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5297.40万元,比1964年增加74万元;集体经济产值4666万元,比1964年增长16.2%;1964、1965年两年公共积累784.9万元,比前两年增长2倍;1964、1965年两年向国家交售粮食6715万斤,超过任务数的14.6%。
降低工业指标,发展手工业生产 1961年11月,县委制定《工业企业调整方案(草案)》,1962年底,全县手工业合作社(组)28处,比上年增长1倍多。职工人数888人,比上年有所减少。手工业总产值279万元。19种工业产品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占产品总数的52.8%。市场日用品种类648种、2130181件,特别是动力机械、农田胶轮大车、铁木制品小农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大幅度增加,煤炭、煤油、肥皂、自行车、棉布、缝纫机、热水瓶等吃穿用品也基本能够满足供应。
整顿企业秩序,加强企业管理 1961年10月中旬,县委召开县营企业工业书记会议,整顿企业秩序。1962年,经过调整、精减、清仓核资、企业整顿等一系列措施,工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走向正常,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年底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平均提高15%,产品成本比上年平均降低6.6%。全县服务性行业的修理加工价格,均比上年有所降低。
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支援 认真贯彻“小农具第一、维修第一、配套第一”的方针,1961年春,工业部门组织46名技术工人,抢修农用排灌机械308台、拖拉机29台,全部投入春耕生产。组织县、社办工厂工人生产、修理小农具,使全县小农具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8月开始,抓紧修造铁锨、镢头等小农具和山地犁、犁尖、耧角等耕播工具以及场园所需的木锨、木耙等木制工具,有力地促进了三秋生产。搞好群众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保证市场价格平稳。至年底,铁锅、布鞋、菜刀、肥皂、电池等生产,满足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1962年,县、社、队手工业修理网点,发展到603处,比上年增加39%。加强公路养护和车辆、船舶等运输机械的维修,改善交通运输状况,新修县、社道路9条,计78公里,延伸农村山区运输线路268公里,社社通了汽车。胶轮马车、胶轮地排车、手推车在农村得到了较快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城乡物资交流。至1965年,全县农业生产从耕耘、播种、施肥、排灌、收割、加工、运输到农田基本建设所需要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工具基本做到自产自销,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5267千瓦,比1964年增加15.2%,其中拖拉机18台、柴油机324台,以及脱粒、磨面、榨油等机械,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需要。
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 县委坚决执行缩短工业战线的方针,砍掉绝大部分人民公社和大队企业,撤销钢铁、化工、机械、水泥等7处厂矿,将部分社办工业由县直接领导,使生产更加集中与合理。1962年,县委对县属企业布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先后将农修一厂、砖瓦二厂、氟石矿、铅矿、电池厂、肥皂厂撤销停产,五金厂、印刷厂、砖瓦一厂转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砖瓦三厂下放给生产大队,保留了农械厂、发电厂、酒厂、造船厂,新建了面粉厂,扩建了农修二厂、农械厂,加强充实了造船厂、渔具制造厂等,计划核查榨油厂、五金生产合作社、造纸厂、面粉厂等。同时,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了一些建设项目。
坚持勤俭节约,尽量减少财政开支 1962年4月,县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厉行节约的具体规定》,全县社会集团购买力比去年压缩40%,其中企业压缩42%,行政事业单位压缩34%。三年内,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准购买家具和非生产性设备。未经批准自行购买者,一律不予以报销。
通过几年不断地调整,1965年,全县有机械、电力、建筑材料、木材加工、食品、纺织缝纫及皮革、造纸等工业企业55家,其中县营13家、集体42家。全县工业总产值1301万元,比1963年增长64.2%。其中,1963年生产资料生产为123万元,1965年增至209万元,增长70%;1963年生活资料生产为669万元,1965年增至1092万元,增长63.2%,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
1961年,全县逐步调整和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和建立专业公司,确定国营商业商品经营范围和地区。恢复供销合作社,有领导有计划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至1961年春,恢复了58个集市,其中较大的28个。1961年9月底,集市商品种类由年初的1200余种增至1500余种,小商品、副食品数量较大,一些断档的传统商品也陆续上市,基本上保证了群众生活需求。贸易成交额由年初的30万元升至310万元,增长了9倍多。国家集市税收由年初的8199元增至14300元,而且1至9月累计收入154700元,是1960年同期(6440元)的23倍。开展“五好企业”和“六好职工”活动,先后涌现先进单位180个,先进个人1223人。建立消费者代表会议制度,调整职工工资,改两类六级工资制为一条龙十一级工资制,实行综合奖励制。打击违犯国家法令、破坏市场秩序的分子,保护合法经营和正当交易。1961年12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全县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和乱搞协作运动。1962年4月,开展清仓核资工作,清理库存、资金、账目(即“三清”),登记造册,一律上交,杜绝浪费和漏洞,稳定了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扩大凭票、证定量供应范围。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开办高价饭馆,回笼货币,以质论价。对粮、油等农副产品,实行包购与奖售相结合的办法,并适当调整收购价格,两年来共奖销农民价值320万元的工业品。1963年,从支援农业生产入手,扩大工业品下乡比重,凡是城乡都需要的产品优先供应农村,农村不适销的高档商品决不投入农村。大力开展收购工作,促进猪禽蛋生产的发展,年底生猪存栏量10万头,比上年增加26802头。1964年,商业系统掀起“五好”企业、“六好”职工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和大练基本功活动,干部全年劳动时间均在30天以上。加强农副产品收购、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外调。整顿零售企业,调整饮食业布局。改善经营管理,降低费用水平。至年底,农副产品收购大幅增加,完成454.6万元,比上年增长33.7%。工业产品销售1352万元,比上年增长9%。农副产品外调完成285.5万元,比上年增长67.2%。1965年,虽然部分商品依然比较紧缺,但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农药、汽油、柴油、铁木制农具等都能得到满足,大部分生活用品和日用工业品基本满足需求,特别是农贸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29个集贸市场成交额280万元,比1964年增长7.7%。主要商品零售总额3717万元,消费品零售额2681万元,比1963年增长19.5%。
坚决执行“以率计税,十足收齐、又不多收”的税收政策,围绕工商体制的调整和集市贸易的开展,及时改进税收控制管理办法。1961年完成财政收入515万元,超额完成计划的9.7%,支出超过计划的3.3%。1962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计划的12.06%,支出完成计划的98.08%,年终结算略有结余,结束1960年财政赤字的局面。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银行工作的决定,根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回笼货币,巩固币值。本着“控制投放、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平衡”的农贷工作方针,发放农贷及无息贷款,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资金困难。1961年、1962年,银行共投放长期和短期农、渔贷款520万元,收回377万元。信用合作社发放317万元,收回373万元。放款支持工、商业生产和资金周转,取得了很好成效。1964、1965年两年国家银行投放长短期农、副业贷款187.90万元,已收回166.40万元。信用社两年投放贷款447.4万元,已收回370.80万元。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是党中央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作出的正确决策。蓬莱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带领全县人民,经过三年过渡阶段的不懈努力,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第二节 调整社会事业与政治关系
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根据中央出台的意见和条例,蓬莱县对科学、教育、卫生和政治关系等领域也作了进一步调整。
“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县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过快,先后办起全日制中等学校21所,在校学生11002人;小学844所(其中完小148处),在校学生125000人。全日制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职员工达到4113人。1961年下半年起,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对全县各类学校进行大幅度调整与充实。撤销县办卫生学校、园艺学校、工读学校、林业学校等,水利学校保留100人。社办农业中学全部撤销,改为业余学习。确定蓬莱一中、五中、黄城南关小学、城关易三小学、刘家沟马格庄小学为重点学校。12月底,全县拥有中学6处,逐渐将部分公办学校过渡成为民办学校。师范6个班毕业后,不再招生。高中只招41个班,初中只招4个班,共减少19个班。教职员工压缩40人,吃商品粮学生压缩了500多人。各学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不得任意停课,不得擅自改变教学计划,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不得向学校自行布置劳动任务。至年底,约有10000人参加了业余教育。
1962年8月,文化局、教育局合并为文教局。经过不断调整充实,12月底,全县有普通中学11处,在校学生4589人;师范1处,在校学生277人;小学506处,在校学生42935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5%。师资力量有所增强,1962年全县有中小学教职工2316人,比上年增加274人。中学教师中大学专科以上水平的由1960年的49%提高到62%,小学教师中中师毕业的由1960年的74%增至92%,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至1964年,全县共有中小学校舍7976间,改善了办学条件。1965年全县有全日制中学1处、初中10处、小学491处,比1963年增加11处。农业中学37处、半耕半读小学118处、业余学校448处,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全日制学校有教职员工2536人,比1963年增加220人。学校在校生78352人,比1963年增加11027人,其中中学1030人、初中4142人、小学72968人。高中毕业生除了部分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外,绝大多数留在县内,进入各个行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充实了人才。全县普通学校设置和布局基本合理,教育工作逐渐走上平稳发展轨道。
1964、1965年共发行各类文化书籍213.9万册,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知识。各地业余宣传队在工作之余,采用歌曲、小戏、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模范人物的事迹,活跃群众的精神生活,鼓舞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根据群众医疗需要和长岛远离县城驻地情况,全县保留县人民医院、长岛和大辛店3所医院(大辛店原公社卫生院),精简现有床位,将3所医院正规床位145张调整为125张;简易床位134张调整为105张,共保留151人。长岛保留5处卫生所、17人。对于公社以下卫生机构,全部下放,自负盈亏,吃生产队粮食。当时,公社卫生院11处、86人,拥有资金21.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6万多元)。认真贯彻“卫生为生产,生产讲卫生”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全县除了麻疹、白喉、流脑等以外,其他疾病均比1960年明显减少,甚至消灭。整顿医疗卫生组织,充实医务人员。各种医院由1961年的12处增至1963年的17处,医生、护士由1961年402人增至1963年432人,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数量增加。县、社医院条件有了改善,增添了医疗设备,购置一台X光机,以及其他手术器械,诊疗水平大为提高。加强公立医院和集体医疗单位医务人员政治思想教育,严格医疗护理、登记统计等制度。健全基层卫生制度,培训农村保健员,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1965年全县有县医院1处,各公社卫生所16处以及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专科防治站等卫生机构共28处,床位180个,卫生人员470人,其中技术人员415人。农村大部分生产大队建有卫生室,设有不脱产的农村医生、接生员。全县卫生工作者积极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培训基层医务人员,改善了农村卫生状况。
1963年,制定《蓬莱县计划生育工作计划》。1964年,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集市、广播、演出,举办展览、黑板报,放映计划生育电影等方式强化宣传效果。1965年全县实行计划、节制生育的有23000人,许多男女青年自愿晚婚。全年人口出生率为34.3‰,比1964年下降了11.3‰,为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
1962年3月,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申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蓬莱县委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并且使县委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是蓬莱发展的希望。按照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勉励、生活上照顾的方针,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通过各种会议和多种形式,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为全县知识分子创造宽松的政治生活环境。在对被错误批判和斗争的党员、干部、群众甄别平反的同时,对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同样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中,组织知识分子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生活上,鼓励知识分子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尽可能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在工资待遇、医疗、粮食和副食供应方面,在条件许可下尽量给予照顾。
党中央在决定对国民经济执行八字方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落实政策、纠正错误上。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地委的统一部署,1961年,蓬莱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甄别工作。对1958年整风补课、反右倾等运动以来,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9月25日,县委制定下发《关于甄别处理党内斗争案件工作的计划》。至11月底,甄别平反46人。同时,经过甄别统计,全县受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有3137人,其中受到纪律处分的931人,被扣上政治帽子的2206人等。12月2日,县委召开甄别工作会议,凡是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中被错戴“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一律摘帽恢复政治名誉,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律予以纠正、恢复名誉,撤销莫须有的罪名。前后两批共甄别处理2361名不脱产党员、干部,730名脱产干部。1962年7月至8月,县委连续召开甄别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甄别工作经验,布置进一步推动甄别平反工作任务。8月底,共甄别处理2822人,占甄别人员总数的81%。1963年5月,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在不同甄别平反会议上,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当众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261人,包括3名县委领导成员,逐个宣布纠正平反,恢复名誉,妥善安排工作。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蓬莱县积极行动,成立改右领导小组,先后在1959年秋和1960年12月,分2批为113名符合条件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并安排适当工作,如林场、水库、农场、猪场等。1961年,县委开展第3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经上级批准,12月底为152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其中原蓬莱县71人,原黄县81人。1962年1月,黄县从蓬莱县析出,全县右派分子数量减少为70人,其中党政机关8人,企事业单位18人,中小学教员44人。11月2日,按照地委的统一安排,县委开始组织第4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深入基层,核实材料,征求意见,逐个讨论,研究确定名单,12月底为23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并与摘帽人员制定了今后工作计划。至1964年底,全县已为大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尚有一部分人没有摘帽,留下了尾巴。这些人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范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全部彻底平反。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蓬莱县委在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贯彻落实调整方针、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和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中,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党性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1954年7月,蓬莱县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人民信得过的县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地方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对推动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3年8月31日至9月3日,中共蓬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346人,与会317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听取审议县委工作报告,检查总结县委贯彻执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总方针、开展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讨论确定当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共蓬莱县第三届委员会,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选举戴长春、李树才等9人为出席省第二届党代会代表。县委设常委12人。
会议制定了1963年农业生产发展计划:粮食作物面积59万亩,亩产量390斤,总产量达到2.3亿斤,花生亩产量260斤,总产量达到5200万斤,水产品总产量3800万斤,果品总产量600万斤。造林1.5万亩,耕畜达到34210头,毛猪达到8万头。会议对继续深入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以及安排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共识。
蓬莱县通过在县、社两级党委落实民主集中制,在基层党支部推行“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培训和干部考察,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明显提高。
县、社两级领导核心建设 为避免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再度泛滥,自1961年起,县委反复强调县、社两级要加强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年4月,县委制定《关于建立县社两级干部学习日的制度(草案)》,加强政治理论和政策学习。1962年2月,县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学习,系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应变能力。县委常委会、公社党委会每年至少召开4次会议,总结经验,检查工作,落实任务。6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党的工作改进领导方法的规定》,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工作中,县委对犯有贪污盗窃、违法乱纪、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的党政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11人,分别给予记大过、降职、留用察看、开除等处分。1963年8月,中共蓬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规定领导干部要深入农村,蹲点劳动,调查研究,县委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4个月,公社党委领导干部不少于6个月。据统计,全县参加蹲点劳动的干部1663人,平均每人12.7天。1964年6月10日,建立书记、县长定期接待来访制度,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县委书记、县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接待群众来访,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9月25日,县委要求今后工作中党内同事之间,一律称同志,不称职衔。1965年4月,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强调县、社领导机关要突出政治,切实推行党政分开,党委集中精力抓党的建设,杜绝党不管党现象。健全“三会一课”制度,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群众团体要积极配合,真正形成全党抓政治工作的合力。
培养选拔党政干部和后备力量 1962年,县委对各级干部进行调整,妥善安置下放干部。县、社两级配备干部631人,精简225人。根据中共中央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县委在党校开设10期培训班,训练教育干部1065人,重点开展政策教育和业务学习。对657名下放干部进行教育培养,其中316名觉悟高、能力强的干部得到重用,安排适当的职务。1963年,县委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着重对干部进行教育训练,组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县委在党校分期、分批培训党员干部4551人,占应培训人数的93.2%。县、社两级干部149人,占应训人数的65.8%。坚持“二五制”,每周两天半的时事政治学习。1963年6月,县委下发《关于做好考察了解干部工作的通知》,考察干部成为县、社党委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式先后考察干部1213人,提拔调整优秀干部216人次。1964年8月5日,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明确提拔后备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的方法、步骤和意义。1965年,县委继续开展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工作。对全县35岁以下的677名青年干部进行深入审查摸底,从中选拔135名重点培养对象。在此基础上,先后分3批提拔了71名青年干部、51名中年干部充实到县、社领导岗位。对287名年轻干部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全面了解学习工作情况,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11月,县委在徐家集公社开展“干部服役制”试点,从全社253名知识青年中,推荐选拔10名成分好、觉悟高、思想进步、工作学习出色、有培养发展前途的优秀青年为服役制干部。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广。至1966年8月,全县共选拔服役制干部58人,以备各级党组织任用。
巩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1962年,县委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成立农村党总支11个、党支部580个。精简下放和调整机关干部657人,直接安排到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建立健全管理机制,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对几年前错误批判和处理的2933名基层党员、干部甄别平反2884人,发展新党员321人,恢复党员关系81人,开除党籍2人,取消党员资格48人,妥善处理40名流动党员的党籍问题。在党校举办10期培训班,前4期主要训练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的党员干部886人,占应训练人数的91.6%。11月,县委出台《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整顿与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636个行政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农村党支部,下放316名脱产干部到农村党支部任职。全县落后党支部由131个降至80个。基层党支部发展到785个,其中农村党支部630个,工交系统党支部30个,商业系统党支部46个。12月,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重新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轮训,第一期培训了562人,其中生产大队党员大队长493人,企事业党员干部69人。1963年4月开始,举办2期党员干部轮训班,对2211名基层党员干部,包括大队干部1353人、生产队干部858人,进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做一名好的共产党员”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县委组织53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潮水、龙山店等5个公社,指导26个大队的落后党支部整顿改造。
1965年9月,县委制定《关于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的初步意见》。县委党校举办基层干部轮训班,分期分批训练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党员大队长,每期10至15天。各公社党委每年用3至5天时间训练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建立健全学习毛泽东著作、组织生活和联系群众三项制度,发扬“三八”作风,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坚决清除钻进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处理犯有严重错误和长期消极落后的党员。不断完善党支部各项工作制度,按照党员标准,接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间,蓬莱县共召开了5届人民代表大会,对推动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蓬莱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蓬莱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12月25日至29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257名,列席代表31名。会议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制定1957年工作计划,通过《关于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新兵征集方案的决议》,选举产生19人组成的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王选文为县长、孙忠传、王复官、茹最生为副县长,会议还选举了法院院长。会议收到提案537件。
蓬莱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7年7月召开。会议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过《关于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1957年财政预算方案的决议》。会议收到提案306件。第三次会议于1957年12月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蓬莱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下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的决议》《给全县人民的一封信》。会议收到提案249件。
蓬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蓬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31日至6月6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245名。会议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上半年的工作报告》,听取讨论《中共蓬莱县委关于夏季工作任务报告》,通过《关于蓬莱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县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王选文为县长,孙忠传、王复官、茹最生为副县长。选举了法院院长。
蓬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9年12月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关于一年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通过《关于当前形势和蓬莱县人民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的决议》《196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的决议》。
蓬莱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蓬莱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0年12月16日至20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366名,列席代表及政协委员168名。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通过《关于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保护林木、严禁乱砍滥伐的决议》,选举产生23人组成的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张虎为县长,林峰、栾子欣、刘培元、庄梦周、茹最生为副县长,选举了法院院长。补选丁江、高恩荣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6月14日至17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265名,列席代表123名。会议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通过《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由21人组成的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李树才为县长,王选文、王善伦、衣廉生、所志海、茹最生为副县长,选举王明山为法院院长。
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64年6月召开。会议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4年生产计划和完成计划的措施的报告》《1963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64年地方财政自筹预算安排意见的报告》,通过《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补选县长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名)。会议收到提议案278件。第三次会议,1965年6月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1964年地方财政自筹决算执行情况和1965年地方财政自筹预算(草案)安排意见的报告》,通过《蓬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补选副县长(1名)。会议收到提议案251件。
蓬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蓬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6年3月16日至18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260名,列席代表37名。会议听取审议《蓬莱县人民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1965年地方财政自筹决算执行情况和1966年地方财政自筹预算(草案)安排意见的报告》,通过《蓬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16人组成的县第六届人民委员会,选举翟永浡为县长,王选文、王善伦、王余庆、茹最生为副县长。会议收到提议案218件。
这五届人民代表大会、10次会议,真实地记录了蓬莱县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不久,就进入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会议提出的各项经济任务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革命”成了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四节 组织开展多种学习活动
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蓬莱县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和先进模范人物活动。以此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狠抓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队伍的思想工作,在促进社会风气好转和发展生产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1960年至1966年,蓬莱县先后掀起了4次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高潮。
第一次学习高潮 1960年2月,山东省委发布《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2月10日,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3月10日,县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动员大会,县直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1000余人参加会议。强调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读(阅读文件)、想(开动脑筋思考)、讲(座谈讨论、辩论)、写(写笔记、文章)、行(以学习所得指导工作)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做到学以致用。
1961年上半年,县委组织县、社两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主要阅读《毛泽东论调查研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及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红旗》杂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人民日报》社论《从实际出发》等,不断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思想作风。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961年年底至1962年,县委在党校采取短期训练的方式,对农村基层干部(包括支部委员、生产大队长、生产队长)进行了一次集中轮训,重点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的学习教育。
第二次学习高潮 1963年2月,山东省委发布《关于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提出各级干部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3年左右时间内,读完《毛泽东选集》。3月,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县、社党委成员带头学习,定期交流学习心得,各条战线普遍展开学习,全县581个生产大队,有550余个成立学习小组。由于有雷锋做榜样,人们的学习自觉性更高,学习的目的更明确,做到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收到了很好效果。同年,通过2期党校和3期干部轮训班,教育训练基层党员干部2211人,其中生产大队1353人,生产队858人。通过学习教育,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三次学习高潮 1964年春季,党中央发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促进干部群众思想革命化”的号召。8月8日,党中央制定《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指出从中央起到县(团)级,一切干部特别是重要负责干部,都应该精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4篇哲学著作。10月22日,县委制定《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计划》,规定县、公社以上所有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4篇哲学著作,特别是党政主要干部,必须对毛泽东这4篇哲学著作精读、细读,力求通晓其全部内容和精神实质。公社一级干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读毛泽东其他著作。各级领导干部,每人至少写3篇学习笔记,定期讨论学习中的问题,每个单元讨论1次。1965年5月30日,县委召开全县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与会代表364人,46名代表做了典型发言。会外,全县干部群众收听了广播。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学生4400余人,邀请3名先进个人作了报告。6月,举办3期离职干部自修班,88名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许多公社副书记、公社社长、县直科局长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学习。9月,从全县各行业挑选出10名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组成报告团,分赴全县16处公社,向21500名干部、群众做学习毛泽东著作典型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
第四次学习高潮 1966年1月12日,县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与会人员1016人,其中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242人。会后,全县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做到了层层有标兵,学有对象,赶有目标。3月1日,县委召开县、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夺取农业丰收两大活动,67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全县4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的典型发言,围绕“为什么蓬莱的农业生产上不去”这一主题,反复学习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县委联系实际摆问题、揭盖子、挖根子,听取批判意见长达万言,集中力量解决县、社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
5月15日,县委作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情况总结》,全县581个大队,全都建立学习组织和健全学习制度,成立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中心学习小组。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解决了“四多四少”问题。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参加学习的达12.5万余人,党员干部带头下乡劳动,经常下乡与社员“三同”的干部由过去的200人增加到300余人。农田基本建设涌现出许多“新愚公”,如北沟公社聂家大队、于家庄公社大狗李家大队等。5月下旬,县委从全县各条战线选拔36名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组成8个组的报告团,分赴16个公社进行巡回报告,历时半个月,先后作报告132场,听众达13.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5%,推动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深入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的艰难岁月,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两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型,即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响应党中央号召,按照省委、地委部署,蓬莱县积极开展了学大庆、学大寨群众运动。
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1964年2月下旬,蓬莱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学大庆运动。3月下旬,县委召开县直部门和公社负责人会议,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和“铁人”王进喜“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英雄气概,学习大庆英雄群体的动人事迹。全县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交通战线,认真学习大庆经验,学习大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与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三老四严”工作作风。厂与厂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互相比干劲、比工效、比产值、比创造。工人早上班、晚下班、主动加班,形成了你追我赶争上游、大干苦干学“铁人”的局面。组织干部群众以大庆经验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摆经验、摆教训,找原因、订措施,通过评比“五好”,表扬先进,树立标兵,层层插标布点,掀起比学赶帮热潮。在学大庆运动中,全县还进一步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大职工学习大庆精神,做“铁人”式工人,树立主人翁意识,爱国家、爱集体、反浪费、创效益,发扬一厘钱精神,勤俭创事业,勤俭办企业,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消耗成本,挖掘增产潜力,扩大产量产值。196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362万元,比上年增长27.8%。
1964年初,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按照省委、地委的具体安排,3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先后召开县直机关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对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动员部署。学习大寨先进事迹,大摆成绩,大讲进步,大谈经验,将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开展“五好”运动,树旗帜、立标兵,以点带面,共同提高。县委树村里集、南王2处公社和王格庄(现名王庄)(小型水利)、团结(粮油)、聂家(林业)、初旺(渔业)、邢家(畜牧业)5个大队为标兵,各公社共树36个大队为标兵。总结推广先进经验,邀请南王公社团结大队大队长姚士昌,介绍花生播种经验做法,让大家学有内容、赶有目标。5月,县委组织人员对581个生产大队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情况进行检查,共评选出“五好”社员、“五好”干部3万余人。5月20日,地委在黄县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5个先进标兵单位,听取他们的经验介绍。会后,县委为推广“下丁家式”整地经验,连续举办3期整地训练班,培养整地技术人员141人,全县400余个大队学会“下丁家式”整地。
1965年12月15日,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学习文登社教工作团关于“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讨论纪要,研究制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以及实现规划的措施。北沟公社聂家大队村后有一片2500多亩的荒滩海滩。党支部书记聂振君带领广大社员,经过数年的奋斗,制服了风沙,使千年荒滩变成绿洲,1965年,粮食总产量113.2万斤,平均亩产647斤,比合作化时翻了一番多。户户有余粮,近半数家庭有存款。成为全县学大寨、学下丁家活动的一面旗帜。12月25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先进赶先进会议。全县74个后进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部分大队长共95人参加会议。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地委的部署,蓬莱县先后开展了向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学习活动。
1963年3月,蓬莱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作出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决议。制定下发《关于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要求学习雷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县各地涌现了一批“雷锋式”的英雄集体和模范人物,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称赞。1964年4月的一天,蓬莱近海狂风暴雨、浪高涌大,来自东北的8只渔船被困在海里无法靠岸,随时都可能倾覆。在这紧要关头,县公安局、水产公司、造船厂的干部职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与驻军官兵一起下海救险,经过数小时的奋战,成功救起68名渔民,渔船也完好无损,受到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表彰。同时还涌现出舍己救人、拾金不昧、刻苦学习的优秀少先队员,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沟公社上口姜家大队共青团员姜禄盛,纵身跃入上口水库中,奋力救起两名落水儿童而献出年轻生命,县团委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号召全县青少年向他学习。《烟台日报》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1964年4月5日,北沟公社在该村为姜禄盛竖起“舍己救人”纪念碑。
1966年,根据省委和地委《关于开展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蓬莱县委立即召开县、社广播大会,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县委发动全县人民把学习焦裕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积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植树造林等工作,县、社、大队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农业第一线解决问题,领导生产。工作中,全县涌现了许多公而忘私、关心群众、不辞劳苦、勇于奉献的好党员、好干部,受到广大社员的赞扬和拥护。南王公社团结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士昌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刻苦钻研农业科技,带领450户、2190名社员,顶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与天夺粮油的艰苦斗争,一举摘掉了贫穷帽子,成为社员群众信赖的领头人,被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村里集公社南官山大队一等残废军人、共产党员王彦福,身残志坚,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他不怕苦、不怕累,克服双目失明带来的困难,带头参加农业生产,连续多年参加集体劳动在200个工日以上,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受到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表扬。通过开展学习焦裕禄活动,较好地解决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问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蓬莱人民通过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开始稳步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63年,一场持续3年有余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席卷神州大地。这场运动,最初在农村称为“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这场运动对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加强集体经济的管理监督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把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单干风”进行批判,将自留地、家庭副业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将规章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特别是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推高了“左”倾思潮,使经济社会发展又走上了弯道。
不过,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10年,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
第十三章
砥砺前行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面对“文化大革命”严重的内乱和挫折,蓬莱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进行抗争,在艰难中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复苏、恢复和发展势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历史原因。
“文化大革命”持续10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不久,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蓬莱一中、师范的学生迅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接着,城外其他的中、小学立即响应,纷纷效仿。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也建立红卫兵组织。到1966年底,以学校师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等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组织。
1966年8月中下旬,激进的红卫兵开始了所谓的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遭到毁坏,一些文化珍品下落不明,损失之大,令人震惊,空前的狂热使优秀文化遗产遭受了一场浩劫。接着红卫兵“大串连”在全国逐步形成高潮。数千万人在全国各地大串联,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家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社会动乱局面逐步加剧,结束串联返回蓬莱的红卫兵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由于立场观点差异,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激烈的派系斗争,相互之间开展辩论甚至发生武斗。
1966年10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再发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蓬莱学校一些家庭成分不好或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教职工首先受到批斗。接着,抄家、整人等严重违法之风兴起,12月初,群众造反组织冲进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批斗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的帽子,陆续被审查、揪斗、游街和关押。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已无法正常运转,搅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全县出现了混乱局面。
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3月24日,全县各系统造反组织召开“夺权”大会,宣告夺取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党政大权,正式成立以群众、蓬莱驻军和党政机关干部为代表的“蓬莱县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三结合”,为全县最高权力机构。接着,全县20个公社、569个大队、12所中学、50多个厂矿企业先后被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终于80年代初期,大致经历了27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968年1月,山东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到农村去”。12月,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2月,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蓬莱县革委召开各类动员会议,通过多种形式,号召广大青年“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奔向农村干革命,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对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1966—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等进行调查摸底。1969年1月,县革委会和各公社相继成立了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如安置经费的开支范围、棉布和粮油等的供给标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县革委会还规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集体插队为主,分布相对集中,青年点人数不宜过多,一般5—10人。至1972年底,全县共动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38人,其中女知青129人,共产党员4人,共青团员182人,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4人。加上接待安置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共计677人。
至1974年底,全县动员300多名知识青年到北沟、崮寺店、南王、龙山店、刘家沟、大柳行、王格庄(现王庄)等公社插队落户,接收安置外省、市知识青年70多人,加上往年接收的外地回乡知识青年350人,共计720人,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多的一年。1974年,720名知识青年中,有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291人加入共青团,79人参加社队领导班子,288人参加社队理论队伍。15人被胜利油田招工,5人被航务二处录用。还有许多人担任了记工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农机员等。至1975年底,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5人,安置外省、市知识青年121人,共计650人。
各级党组织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做到“三管五有三落实”,即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有房住,有吃粮,有睡床,有烧柴,有用具;组织落实,思想落实,政策落实。实行“三集中一分散”管理,即集中吃饭,集中住宿,集中学习,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
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对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上山下乡,11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办公室撤销,随之蓬莱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
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情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改变农村文化结构,加快农村建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城乡交流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复旧”运动的严重危害 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后,11月24日,山东省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全委会,王效禹等人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他们认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在革委会中任职就是“复旧”。蓬莱也卷入了“反复旧”运动之中,全县混乱局势更加动荡。1969年初,“反复旧”运动进入 高潮,全县基层革委会80%被冲垮、改组或重建。参加各级“三结合”的领导干部,70%被揪斗,清理出革委会,有的游街、劳动改造。“反复旧”运动的开展,不但造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使工农业生产蒙受重大损失。
贯彻落实“批示”和“十条” 九大召开前后,济南部队司令员、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济南部队政委袁升平等人在北京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谈了山东问题。1969年5月4日至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部队的27名代表被留京集中学习。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学习班成员,先后7次对山东问题和王效禹的错误作了指示。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将十条措施报告中央。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报告做了批示,并以中发〔1969〕26号文件(《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报告的批示》)下发。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为副组长,打破了王效禹一手把持山东党政大权的局面,杨得志、袁升平实际上担负起领导责任,并艰难地开始整顿被王效禹一伙搞乱的山东局势。1971年4月1日至5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杨得志代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在小组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批判了王效禹的罪行,强调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搞好工农业生产,发展各项事业。4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得志为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为省委第二书记。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随之撤销。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王效禹下放劳动,接受审查,全省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势。
根据省革委和地革委的指示精神,蓬莱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传达和学习,开始揭发、批判“反复旧”运动的错误。
1969年7月21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批示”和“十条”以及省、地有关会议精神,以“斗私批修”为纲,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认识“反复旧”的错误。将县“三代会”置于县革委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8月30日,县革委发出《通知》,强调各级革委会、广大革命群众要进一步学习“批示”和“十条”,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凡进驻革委会的所谓“代表团”“代表组”必须立即撤出。个别单位擅自成立的“新革委会”“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等,县革委概不承认。
9月8日,县革委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继续纠正“反复旧”的错误,认真搞好“三秋”生产,做到农业“六好”。9月20日,建立中共蓬莱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1月,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举办大型学习班,着重批判了王效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各级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组织的“四个指向”错误,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斗争。同时,也批判了其追随者所散布的“军队支保论”“我为核心论”“干部篡权论”“一派掌权论”“造反派受压论”“打砸抢有功论”。5月,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召开6000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集中力量批判了王效禹的错误,号召全县人民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展斗、批、改的高潮。6月,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举办工业系统党校学习班,29个公社、厂矿的244人参加,学习班以落实“批示”和“十条”为重点,揭露批判王效禹在工业战线的罪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信、拉、帮”,对各地煽动派系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及各级革委会存在的互相拆台、互相攻击等不团结现象,进行坚决制止和批判。
通过贯彻执行“批示”和“十条”,全县基本清除了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群众代表”,解散了“三代会”以外的其他群众组织,充实提高了县、公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对在“反逆流”和“反复旧”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职工予以平反,县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暂时好转和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1969年,全县工农业产值13460万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农业总产值10523万元,工业总产值293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6%和16.1%。粮食总产量13300.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7.3%。农民人均纯收入109元,比上年增长13.5%。但是,这些数据还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
第二节 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发展经济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蓬莱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成立两个班子,坚持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争取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使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广大党政干部坚守岗位,不怕批斗,忍辱负重,发展生产,充分体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制定全县三年奋斗目标:1966年粮食亩产量550斤,跨过黄河,1968年达到700斤。花生亩产量1966年350斤,1968年达到450斤。水产品产量1966年达到1800万斤,1968年达到2200万斤。
落实秋种计划与保证措施。坚决清除“四论”“五老”思想,努力搞好秋种,力争小麦大幅度增产。坚持“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稳产高产田同时实行”的方针,全县秋种小麦36万亩,亩产量达到220至250斤,总产量7900万至9000万斤。17万亩高产稳产田,普遍深耕深翻八寸到一尺以上,整平地面,建成畦田化;亩施底肥1万斤;选用“两抗一高”的优良品种;采取六寸耧、三角耧或宽幅小窝麦合理密植;有雨抢种,无雨抗旱播种;种后加强管理,适时追肥、浇水,亩产争取超过300斤。19万亩一般田,千方百计适时早播、种足、种好,实行“五改”,即改晚种为早种,改浅耕为深耕,改稀植为合理密植,改劣种为良种,改白地下种为普施、多施基肥,亩产争取超过150斤。同时,以土为主,抓好土、水、肥、林、多种经营5项。
开展向北沟公社孙陶大队学习活动,有计划地组织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到孙陶大队参观学习。各公社以片为单位培养学习孙陶的样板队76个。以样板队为基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使孙陶经验在全县迅速开花、结果。
开展以“五好”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超活动。夏收夏种结束以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大总结、大评比。评比“五好”队,县、社都插标布点,建立比学赶帮超网,坚持思想领先,表扬好人好事,树立旗帜,推动工作。县直机关分口包社、部门分口包队,主动开展工作。党员干部下乡时,要做到“三带”,即带毛泽东著作、带行李、带生产工具,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县委在潮水、刘家沟、南王、北沟、大辛店等5处公社设立工作组,加强督导检查,组织评比活动,发现培养典型,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实行以点带面,互相促进,共同提高。通过广泛开展“五好”评比,建设“五好”队伍,培养“五好”社员,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把争当“五好”变成自觉行动。
要求各行各业发扬团结友爱、为农服务思想,多途径、多渠道支援农业丰收。工业和手工业部门按时完成农业所需的水车、水桶、整地工具的生产任务,积极试制半机械化农具和加工工具,帮助生产队培训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不脱产的修配网;物资部门想方设法保证支农物资的及时供应;交通、邮电部门修建县、社道路,延伸农业山区货运线路,保证社社通汽车,优先运输支农物资,增设农村服务点;财贸部门供应种子、肥料、农具、农药等生产资料,发放农业贷款、农产品预购订金等支农资金,及时推销农、副产品,支持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卫生部门大力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帮助生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网,开展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工作;文化部门组织专业文化艺术团上山下乡,把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送到农村;教育部门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努力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采取比较有效的控制措施,全县农业生产未受到严重破坏,仍然保持增长势头。至1966年底,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95万元,比1965年增长19%。农业生产总值11953万元,比1965年增长25.3%。粮食总产量14723万斤,比1965年增长18.6%。花生总产量5454.4万斤,比1965年增长56%。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比1965年增长25.2%。这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经过几年动乱,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全国广大工人、农民迫切希望结束内乱,恢复和发展生产。蓬莱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全县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新局面。
1970年3月,蓬莱县革委研究制定了《关于1970年到1972年发展农业生产规划》,明确提出充分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奋战三年,实现粮食亩产稳定在600斤以上,花生亩产稳定在350斤以上。6月,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蓬莱县“四五”山水林田规划(草案)》。1971年2月,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编制出台了《蓬莱县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简称“四五”计划)。“四五”计划(1971—1975)总的要求:粮食增长5成,力争“过长江”,亩产达到800斤。花生总产突破一亿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产值翻一番。至197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3亿元,工业总产值5500万元,粮食总产量1.96亿公斤,花生总产量0.54亿公斤,财政收入1016万元。
农业方面 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四五”期间,粮食面积稳定在50.6万亩,花生面积稳定在27.5万亩,棉花0.8万亩。至1975年,粮食亩产力争“过长江”,花生亩产400斤,棉花亩产150斤;水浇面积达到45万亩;大牲畜发展到4万头,生猪存栏量22万头;平均每个大队有动力机械80马力;果品产量达到4000万斤;水产品产量3300万斤,60马力以上的机帆船发展到50只,20马力以上发展到260只,海带养殖发展到8000亩;林业要在2年育足苗,3年栽完树,5年解决烧柴问题,十年民用木材自给。
工业方面 加强工业建设,突出抓好转轨定向,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国防建设服务。大力发展电力、机械、建材、船舶生产,积极发展民用商品生产。电力工业是工农业生产的“先行官”,“四五”时期再增加3000千瓦,1975年发电量达到1800万度,电灌线路由现在的57公里发展到300公里,电灌面积由现在的3.8万亩扩大到10万亩。化学工业,1971年新建年产3000吨合成氨化肥厂一座,1975年达到亩施化肥50斤以上。机械工业方面,努力发展县农机修造厂和农具厂,承担农业机械生产和新产品制造,成为全县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汽车修配工业方面,1971年生产三轮汽车200辆、四轮汽车20辆,1975年生产能力达到三轮汽车1000辆、四轮汽车300辆,汽车大修1971年20辆,1975年达到500辆。建筑材料工业方面,扩建原有水泥厂,1971年生产水泥2万吨,1975年4万吨,1971年新建砖瓦轮窑一处,增加产量,降低燃料消耗。造船工业方面,扩建现有造船厂,以制造、修配为主,逐步达到制造60马力以上机帆船、生产60~80马力中速柴油机,以适应远洋作业需要。渔船维修,由新建城关、北沟、马格庄3处社办修船厂承担。兴办亦工亦农的社办工业,全县尚有5处公社的社办工业没有“四大件”设备,适应不了支农需要。大队也要办起修配组,2年内建立完整的三级配套网,达到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县、社工业都要做到平战结合,平时修造农机器具,为农业生产服务;战时修枪修炮造地雷手榴弹,为战争服务。
在执行“四五”计划的曲折过程中,县委、县革委带领全县人民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团结奋斗,迎难而上,抵制极“左”错误的干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至1975年底,“四五”计划大多数任务指标最终得以完成或超额完成,取得了显著成绩。
正当全县人民以豪迈的热情跨进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197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革命的硬骨头精神能胜天》的文章,以生动的事实介绍了大寨式先进集体——聂家大队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先进事迹。
“文化大革命”以来,北沟公社聂家大队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培养和磨炼了一身硬骨头。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恶劣条件,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20年把2500亩荒芜海滩改造成林海果园,在土薄石层的旱塂上,凿石打机井13眼,使1700亩粮田实现了水利化。粮食产量大增,对国家做到了粮食、水果双贡献。他们白手起家,奋发图强,办起小工厂,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为全县人民树立了榜样。同时,引起了国外的关注。1973年6月,坦桑尼亚农村工作考察团到聂家大队参观考察。作为聂家大队艰苦创业的领头人大队党支部书记聂振君,1969年4月当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1974年10月,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弘扬先进,推动生产,1970年3月14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开展向革命硬骨头精神聂家大队学习活动的决定》。要求在全县普遍开展向聂家大队学习活动,利用广播、黑板报等各种宣传工具,通过各种会议,深入宣传聂家大队的先进事迹,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有计划、有组织地到聂家大队参观学习,使其先进经验在全县遍地开花结果,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热潮。
9月3日至7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谈形势,揭矛盾,鼓干劲,树标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掀起以秋收秋种、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两个硬仗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高潮,实现农业生产大发展。
安全生产 1971年,全县发生各种伤亡事故96起,比1970年增加47.5%;死亡19人,比1970年增加137.5%。响吕水库雨季发生堤坝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18户社员被大水冲走,95间房屋倒塌,100余亩农田被毁,3万余斤粮食、1000余斤食油被冲等,损失惨重,事故主要是由于工程质量低劣,社、队领导麻痹大意造成的。上半年,发生电雷管爆炸事故20余起,伤亡20余人。医疗单位由于拿错药、打错针和手术事故不断发生,甚至造成病人死亡。工业局农机组、发电厂、建筑队等单位违章作业,人员伤亡连续发生。某公社水泥厂长期以来没有配备除尘设备,粉尘浓度高达400毫克(国家规定是6毫克),比国家规定高66倍,工人健康受到极大影响。城关公社某大队由于拖拉机违章拉人致死1人、重伤1人。
为此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抓好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批判“事故难免”“事故无关大局”“重生产轻安全”等错误思想,彻底改变当前工伤事故、设备事故增多的状况。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总结安全生产经验教训,狠批无政府主义倾向,大力表彰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各行业都要制定安全制度、质量检查制度,使群众有章可循。开展劳动保护制度改革,尤其是水泥厂、氟石矿等,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切实把劳动保护工作抓紧、抓好。坚持报告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各公社、各单位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重大事故,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时间,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县有关部门。对1971年所发生的事故至今尚未处理或还没有搞清楚的,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查个水落石出,个别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处。
农业方面 整地改土、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1971年至1973年,全县每年冬春集中近10万人上阵,15000多人的专业队常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三年动用733万个工日,搬运600多万个土石方,兴建578个水利工程项目,扩大灌溉面积26.5万亩,整大寨田24万亩。1974年3月,《人民日报》以《你追我赶遍地开花》为题,综合报道了聂家、王格庄(现名王庄)、团结、战家庄等10个大队在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经验,在国内引起了较好反响。1972年,开展群众性植树运动,春夏两季造林14500亩,育苗7300亩,零星植树340万株。在染化厂建设废气吸收塔,每年回收大量氯气加工成氯酸钠,减少有害物质排放。砖瓦厂用粉碎的炉渣粉掺泥烧砖,每年减少400余吨煤炭污染。生产队用化肥厂排放含有合成氨的废水浇地追肥,每年利用80—90吨。对发电厂烟囱灰尘和化工厂锅炉进行技术改造,节约了大量燃料,减轻了土地和环境污染。1970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20629千瓦,1973年增至56771千瓦。农业总产值9521万元,1973年增至22609万元。粮食总产量14164万公斤,1973年增至18168万公斤。全县财政收入561万元,1973年增至1036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24元,1973年增至149元。
工业方面 1971年10月,召开全县学大庆誓师大会,掀起学大庆人、走大庆路、办大庆式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支援农业的热潮。1971年,坚持“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方向,狠抓转轨定向工作。年底,工业总产值5149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56%,比1970年增长59%。发电量、氟石、白酒、水泥等26种产品提前或超额完成计划,产品成本比1970年平均下降5.7%,实现利润比1970年提高60%。1972年6月,省委、地委在莱阳动力机械厂共同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后,全县掀起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加强企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赶莱动生产热潮。全县共有51处厂矿,初步建立起一套管理制度的有39个,其中化肥、农械、酒厂、绣花、木器、印刷6个企业,已基本达到莱动管理水平。年内,全县工业总产值6948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32%,比1971年增长35%。全年实现工业利税691万元,占计划总数的134.4%,比1971年增长47%。劳动生产率全年4833元,占计划总数的112.9%,比1971年提高7%。1973年,大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和增产节约运动,组织全县工业生产大会战,广大职工提出“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而大干苦干”的战斗口号,12月完成工业产值405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1.9%。县木器厂提前70天完成全年计划,产量比1972年提高39.56%。劳动生产率完成计划的125%,利润完成计划的139%,比1972年增长44.9%,产品合格率达到98%,节约木材100立方。51个厂矿企业建立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一年来实现技术革新项目140多个。年底,全县工业总产值6779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03%。1974年,广大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持续开展3次生产大会战和1次生产总决战,取得了显著成绩。年底,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8152万元,比年度计划增加2.8%,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第三节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1971年,蓬莱县委、县革委团结各方面力量,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努力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进行整顿,为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做出了艰苦努力,出现了新的气象。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篡党夺权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破产以后,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简称“九一三”事件。1971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开始。蓬莱县委、县革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县直机关干部大会等,逐级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传达有关林彪叛逃真相和林彪集团犯罪事实。1972年1月29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初步认清了林彪反党集团罪恶阴谋、《“571工程”纪要》的反动性和罪恶实质。2月6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强调当前全县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以“批林整风”为纲,肃清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影响,以纲带目,推动各项工作。7月上旬至8月上旬,县、社党委选派590余名干部,深入90余个大队,狠抓路线教育,开展“批林整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把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推向高潮。全县90%以上的大队、8万余名劳动力,投入以整地改土为中心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12月18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汇报交流开展路线教育、“批林整风”和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情况,在徐家集公社徐家集大队试点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下一步深入进行路线教育、批林整风问题。1973年5月16日至2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按照毛泽东“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向县直机关干部传达贯彻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教育提纲》,开展揭、批、查,明确“批林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做法。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了“形势、实质、关系”三个问题的正面教育,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对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政变纲领加以全面分析,进行深入批判。县直各部门把整顿纪律、纠正不正之风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发动广大群众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小节无害论”和“权力至上论”,揭发本单位的不正之风,把批林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把批林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解决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各公社以“批林整风”为纲,加强农业生产,在批林中落实党的政策,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建设高产稳产田。
1973年8月,党的十大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8月底,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重点部署学习十大文件问题。会后,县、社各级党委把学习宣传十大文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县、社两级组织500多名干部,深入各大队进行宣传,促进了“三秋”生产。9月24日,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县、公社、县直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520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研究贯彻落实十大精神和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措施。全县10046名干部群众,通过广播收听了十大精神传达报告。11月10日,县委召开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搞好三个结合,即“批林整风”与学习马列理论相结合、与增强党性相结合、与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相结合,把“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全面、彻底地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抓大事促大干,千方百计地完成1974年工农业生产任务,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会后,全县掀起学习十大文件、落实十大精神的热潮。
按照上级的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清理敌伪档案、“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173名公社副社长以上党政干部被错误批判或打倒。1972年3月21日,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县委先后召开专门班子会议、县直各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四级干部会议,落实干部政策。至年底,县、社党政干部,除了个别人的问题尚未查清外,纠错解放166人,安排适当工作,占被错划干部总人数95.9%,其中161人仍担任领导职务,原来安排不当的做了适当调整;普通党员的组织处理已结束839人,占应定案处理人数的55%;团员的组织处理已结束148人,占应定案处理人数的36%。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1973年11月2日,县委召开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和公社党委书记出席的会议,强调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克服抵触情绪,真正做到感情上不疏远、政治上不歧视、组织上不排斥,一视同仁。1973年7月,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培养、提拔年轻干部问题,各公社党委成员中25岁至30岁的正副书记要有1至3人,30岁至35岁的男、女书记要有1至3人。同时,准备选拔“三不脱离”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构。1974年,从工人中选拔“三不脱离”干部3人,从农民中选拔38人;1975年从工人中选拔37人,从农民中选拔17人;1976年从工人中选拔32人,从农民中选拔17人。共计144人。这些“三不脱离”干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政治觉悟高,工作干劲大,在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蓬莱县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正确处理使用与改造、团结与批评的关系,要求他们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敢攻关。县委有计划地组织中小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深入第一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政治上一贯表现好,有一定业务水平,又有一定影响的人,给予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一般不脱离其原来的业务技术工作;年老体弱的,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些人的问题一时查不清难以结案的,实行边使用、边审查;对已经安排使用的,给予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用不当的予以适当调整,以发挥他们的专长。1972年因各种问题没有安排工作的172名中小学教师,已全部安排到适当岗位。1973年农业科技队伍迅速恢复建立起来,70%以上的大队建起技术队,40%以上的生产队建起技术小组或配备技术员,参加农业科学实验的科研骨干6000余人,建设种子田、丰产田、试验田1万亩。至1973年底,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556人,仅文教卫生系统就有专业技术人员4407人,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工业方面,在贯彻落实国务院指示精神过程中,开展“工业学大庆”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等活动,加强企业生产和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对生产、工作成绩优异的职工予以考核奖励,对学习优良的徒工提前转正定级。降低原材料消耗,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时涌现,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全县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基本克服,逐步走向正轨,工业生产逐年增长。工业总产值由1971年的5149万元,增至1974年的8152万元。劳动生产率和实现利润不断提高,1972年劳动生产率比1971年提高7%,1973年工业利润比1972年提高15.8%。
在农业方面,1972年春,由上到下,狠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重点贯彻落实“两个方针、一个原则”,特别是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全面推行“四小”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管理制度,防止国家物资和资金的损失和浪费。据统计,全县2466个生产队,有2313个对劳动管理进行了整顿,实现定额管理和底分活评相结合的有1998个,实现底分活评的有211个,坚持大寨式记工法的104个,较好地实行“四小”管理的生产队493个。社员群众的劳动出勤率增加了25%,劳动效率提高了35%。终于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好收成。
在劳动计酬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和干部群众同工同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在基本口粮分配上,大部分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比例。在家庭副业上,鼓励农民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农民家庭或自己搞的副业收入归个人。在植树造林上,农民可以在房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闲散地栽种树木,实行谁种植归谁所有,不得以任何借口没收农民的树木。在财务管理上,生产队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按规章办事,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搞好大队经营的收入分配管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县委、县革委纠正“左”倾错误和整顿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县经济形势再度好转,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四节 全面整顿与稳定社会局势
1975年1月,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会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审时度势,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对国民经济和生产秩序进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开始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各条战线出现比较稳定的局势,各项工作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增长,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蓬莱县努力开展各行各业的整顿,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
1975年4月,蓬莱县委召开党建工作会议,提出加强思想建设、批判派性、促进团结的具体措施,恢复县委直属机关党委、县革委职能部门。从5月开始,先后恢复基本建设局、对外贸易局、供销社、公社工业管理局(后改为第二工业局)、广播事业管理局等,初步理顺了党政工作关系。县委先后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和县、社领导干部读书会议,重点批判派性,整顿县、社领导班子,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9月,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突出领导班子建设这个重点,紧紧围绕学、斗、干,进行思想整顿,表扬了一批好班子、好干部,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的超支挪用、贪污盗窃、吃请受贿、好逸恶劳等现象。11月,县委常委开门整风,把县委领导班子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各级领导班子都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充实、调整后,各公社党委成员340人,其中书记19人,副书记51人,委员270人。农村党支部成员3721人,其中书记601人,副书记938人,委员2182人。同时,做好后进单位领导班子转化工作。全县800余个基层党支部中,约有25%是后进单位。县委选派机关干部82人、农村青年106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城关、徐家集、马格庄、潮水等7个公社的31个后进大队蹲点,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重点开展思想和组织建设。选拔一批有觉悟、有朝气、有实践经验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县直、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其中各公社党委中年轻干部占25%;各大队党支部中,年轻干部担任书记或副书记的占48%;年轻委员占三分之一的党支部占45.1%。
1975年1月,县委召开9000余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落实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和措施。县委常委开展了以“四批”“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风。除3名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6名常委带领600名县、社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后进社队蹲点,每人每年当一个月的社员。县委、县革委组织10万人平整大寨田8万亩,建设稳产高产田3.74万亩,扩大水浇地面积6万亩。1975年,农业生产总值24942万元,比上年增长10.6%;粮食总产量2184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2.5%;花生总产量4698.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6.9%;财政总收入1047万元,比上年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169元,比上年增长11.2%。
1975年2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了工业整顿的主要任务: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通过整治“软、懒、散”问题,建立“敢”字当头的企业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企业内部管理,把被极“左”思潮搞乱的企业内部秩序认真理顺。19处公社把社办工业整顿列入党委、革委会重要议事日程,5个公社成立公社工业办公室。发动群众建立健全7项规章制度。工业系统共实现技术革新项目173个。1975年,全县工业生产总产值达9471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14.5%,创历史最高水平。在53个厂矿企业中,50个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在68种主要产品中,40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县社办厂矿54个,比去年增加30个。完成总产值450万元,占年初计划的129%,比去年增长60%。
财贸系统整顿 要求财贸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要当好工农业大干快上的后勤部,积极组织货源,合理调配,搞好商品物资供应;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制定有效措施,严禁铺张浪费,努力增产增收,尽快扭亏增盈,保证完成年度财政收支任务。1975年,全县财政总收入1047万元,比上年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16万元,比上年增长8.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12万元,比上年增长25.4%。
教育系统整顿 1975年6月3日,县委召开全县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县委合理进行中小学校设置,做到村村有小学、公社有初中、县里有高中。以农业学大寨需要为出发点,把农业技术、科学种田列为主要学科。同时,向中小学生传授防溺水、触电、爆炸、火灾等知识,增强学生安全防护能力。鼓励教师努力钻研业务,加强责任心,搞好教学,精益求精,敢于正确地严格要求和管理学生。开办政治夜校,设立高中班、初中班和小学班。1975年9月,全县610个大队创办政治夜校,学员13万余人。94个企事业单位创办政治夜校,学员4500余人。建立理论学习小组2098个,理论骨干15169人。不定期举办理论骨干、农业技术员训练班,培训300余人。12月23日,县委召开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加大学校基本建设和增加教学设施。至年底,全县共有高中19所,初中103所,小学538所,在校学生103068人,入学率达到98%以上。中、小学教师4199人,工农兵兼职教师884人。
科技系统整顿 重点是建立健全科技机构,尤其在农业方面,各公社设立科技站,加强对农业科研工作的指导。“解放”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分配他们重新回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参加科学研究,发挥聪明才智。普及与推广科技知识,提倡技术革新与创造。县委制定科学种田技术措施,各公社、大队建立农科队,各生产队建立科学实验小组,每百亩麦田固定一名技术员,促进了全县农业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
卫生系统整顿 1968年,县内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社员每人每年缴纳合作医疗基金2元,在所在大队合作医疗室免费或部分免费就医。1973年实行社、队两级管理,病人住院、转院由公社卫生院批准,费用全部或部分由公社合作医疗基金支付。1975年执行《蓬莱县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全县562个大队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制度。针对卫生部门存在的“老爷”医院、眼光向上、冷漠无情、消极松懈等问题,逐个单位进行整顿,调整撤换极个别不称职的领导干部。
1975年12月18日,县革委下发《蓬莱县城(镇)粪便垃圾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及时清除粪便垃圾,保护环境,除害灭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据初步统计,全县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积造土杂肥816.32万车,改造小粪坑78563个,改造饮水井1389眼,有效遏制了蚊蝇蔓延孳生,保证农村饮水卫生。12月23日,县革委颁发《蓬莱县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草案)》,至年底,全县建有卫生机构50个,县属医院10个,公社卫生所10个,门诊部所25个,共有病床582张、医务人员708人。县、社卫生防疫人员不断发展,达到112人。赤脚医生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1795人(其中女赤脚医生890人),生产队卫生员2193人。绝大多数大队建起了卫生室,380个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初步形成了县、社、队三级医疗预防网。组织三结合的计划生育小分队,深入农村,逐户逐人、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把晚婚和生育两个计划落实到人。半年中,共做四种节育手术9829例,服用避孕药的2612人,节育率达到80.73%,计划生育率达到77%。同时,新法接生率达到95%以上,新生儿破伤风基本消灭。至年底,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9‰,首次降到10‰以下,提前完成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四五”指标。
1975年的全面整顿,以“三项指示为纲”为指导思想,狠抓生产建设,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坚决的斗争,是在困难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改革,对于加速“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经过全面整顿,全县人民认清了极左倾思潮的危害,提高了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自觉性和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县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成为蓬莱县“文革大革命”以来经济情况最好的年份,工农业总产值达34413万元,是1965年的2.9倍。工业总产值9471万元,粮食总产量21845万公斤,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县委、县革委认真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反对派性的指示,加大了反对派性的力度。对造反派采取强硬态度,整顿县、社各级领导班子,将一批混进领导班子的坏分子依法处理。举办学习班,大张旗鼓反对派性,撤销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头目的职务。有的造反派头目被调离原单位,有的被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有的被迫做检讨,闹派性人物威风扫地,干部群众扬眉吐气,为各个领域深入开展整顿扫清了障碍。
县委、县革委十分重视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的指示,始终坚持把党的整顿放在各项整顿的首位。5月,县委发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对全县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解决广大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解决各级组织中的派性和领导班子中的软散懒问题。对少数不够党员条件而混进党内的帮派分子坚决清除出党。12月,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试点单位开展整党,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全县整顿活动的顺利进行。
县委、县革委落实干部政策,恢复了一批“靠边站”领导干部的工作,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将一批下放的技术人员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调回原单位原岗位,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各公社和县直部门党组织号召和动员广大群众学习老党员、老劳模大干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不同岗位上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建立了“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络,实行“干部、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培育出一批农作物优良品种,完成一批工业技术革新项目,为全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县各级党委、县革委认真落实邓小平关于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指示,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类规章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健全质量检测、设备维修保养、经济核算等规范。同时,在职工中推行“六种民主管理”,即管理企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理学习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生产七大指标全面完成;管理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和各项操作规程;管理出勤和请假;管理生活福利和卫生健康。各企业迅速扭转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混乱状态,管理工作走上科学轨道,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
九个月的全面整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机器响了,庄稼长了,干劲大了,心里敞了”。可是“四人帮”给邓小平罗织罪名,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否定了全面整顿提出的正确政策和措施,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致使派系斗争死灰复燃,一度造成混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和抵制。
第五节 再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高潮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号召。这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持续了10多年的时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这场运动有时畸形发展,但总体上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国民经济调整与整顿全面铺开。此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再次掀起新的高潮。
1970年初,蓬莱县革委开始设立工业办公室。6月,工业办公室与手工业革委会合并成立工业局。1971年6月,县委常委会议提出,学大庆要贯彻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10月,全县工业系统召开学大庆誓师大会,随之掀起“工业学大庆”,支援农业的高潮。1972年至1974年间,县委、县革委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入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工业发展为重点,突出落实“鞍钢宪法”,坚持“工业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开展思想和路线教育。
工业学大庆运动促进了工业生产加速发展。1971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058万元,至1974年达到5515万元。1975年底,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9471万元,比1974年增长16.2%,全员劳动生产率8013元,比1974年增长21%,初步形成了机械、化肥、农药、水泥、纺织、缝纫、食品等生产门类。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发电量增长29.6倍,水泥增长11倍,白酒增长6.2倍,抽纱生产增长11.7倍。化肥厂、水泥厂、铸石厂、汽车制修厂等一批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有的改写了全县工业生产的历史。在33个县重点企业中,有16个厂矿被评为全县大庆式企业,取得了可喜成绩。
1970年10月16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县、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用大寨和昔阳的光辉榜样引路,着重批判弃农经商、投机倒把、滥伐树木、乱开荒地、侵占集体耕地等倾向,纠正“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和怕苦怕难的懒汉懦夫世界观。11月15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制定全县农业学大寨规划。冬天,县委组织15%的劳动力组成农田建设专业队,70%的劳动力战斗在整地改土、治山治水、兴修水利的主战场。1971年9月3日,县委、县革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东风公社、臧家夼大队介绍开展农业学大寨经验。1972年3月21日,县委围绕加强路线教育、落实政策、大搞科学种田三个方面问题,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新高潮。在全县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春夏大旱,秋季又受到低温影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15980万公斤,比1971年增长4.43%。1973年9月5日至10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全县整大寨田22万亩,简易整地10万亩,水浇地扩大至24万亩,粮食产量连年增产。1974年1月31日,县委、县革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听取了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东风公社党委和聂家大队党支部等6个先进单位经验介绍,制定学大寨的措施。5月,县委发出《关于纪念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运动这个头等大事,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7月,县委召开小麦创高产经验交流会,4个单位介绍小麦创高产的先进经验,研究制定秋种计划和秋季超产运动措施。约三分之一的大队,挑灯夜战,整造大寨田6.7万亩,完成水利工程118项,扩大水浇地面积3.2万亩,这在全县历史上是空前的。
1975年1月30日至2月4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学习全国棉油糖麻烟生产会议和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蓬莱县荣获“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荣誉称号。9月22日,县委在北沟公社聂家大队召开学习小靳庄、姜格庄经验现场会。10月2日至8日,县委、县革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动员大会,响应党中央“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努力把蓬莱县建设成完全符合标准的大寨县。12月21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先进单位座谈会,要求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充分发挥“根据地、样板田、火车头”的模范带头作用,233个先进单位向县委写下保证书,并联合发出《倡议书》,努力为把全县建成完全符合六项标准的大寨县。
至1975年12月,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均取得重要成果。全县有大寨田34万亩,水浇地33.8万亩;全县有拖拉机和各种动力机636台、5105台;粮食单产336斤,总产量增加12860万斤,花生单产增加50斤,总产量增加1500万斤;果品产量4500万斤;生猪饲养量26万头;水产品4000万斤。
第十四章
揭批“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10个年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10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是人民的热切期盼。党中央采取措施,稳定局势,摧毁和清查“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发动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实现安定团结,使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蓬莱人民欢欣鼓舞。按照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烟台地委的统一部署,蓬莱县委、县革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揭、批、查”运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发展生产,全县的政治形势得到稳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得到恢复。
第一节 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束缚,尤其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破坏,前进的步伐仍然很沉重。因此,摆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号召全国上下揭批江青等人的罪行及其造成的危害。山东省委、烟台地委相继作出了部署。
11月16日,蓬莱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研究在全县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问题。12月5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提出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宣传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意义,深入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现实意义。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县委成立了揭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领导全县的揭批运动。随后,各公社也相继成立了揭批领导小组。这场斗争主要经历了三个战役:第一战役,从1976年12月开始,集中揭批“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行。1977年1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元旦社论”和《论十大关系》为思想武器,深入开展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第二战役,从1977年3月6日开始,重点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历史,让广大干部群众看清“四人帮”的反动本质。第三战役,从1971年9月开始,不仅从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批判,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渐认清“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和根源。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县委开展了全县清查工作。县委成立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清查工作。主要清查两种人:在前台挑头制造大乱,妄图乱中夺权的帮派头目、个别骨干分子;躲在幕后出谋划策、卖身投靠的领导干部。清查工作促进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向前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清查工作的开展。工农业生产也出现了新气象,至12月底,全县整大寨田3.8万亩,建水利工程210项,扩大水浇地面积8万亩。粮食亩产904斤,花生亩产272斤。工业总产值1亿元,比上年增长23.7%,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至1978年底,全县共清查与“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有牵连的265人,其中依法逮捕3人、拘留审查1人、隔离审查5人、停职审查3人、责令交代问题8人等。对个别问题严重且担任县、社领导职务的人,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但在“左”倾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条件下,也清查了一些不该清查的人,错整与处理了一些党员干部,造成了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这一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历时两年多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胜利结束。
第二节 开展“双打”运动,稳定社会秩序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1977〕26号文件指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要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双打”斗争。山东省委下发〔1977〕50号文件,要求全省各地“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人民战争。”10月25日,蓬莱县委成立“双打”办公室,统筹部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双打”斗争。1978年4月,县委要求县直部门、各公社、大队组织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庆油田开展“双打”斗争的消息和评论员的文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开展“双打”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5月,县委召开全县有线广播大会,对深入开展“双打”斗争作了具体部署。
在“双打”斗争开展过程中,蓬莱县委发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受到干扰破坏,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县委决定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首先抓住公社兽医站的部分干部职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问题做典型,在全县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追回赃款赃物,打击歪风邪气。围绕贯彻党的经济政策和按劳分配原则,开展经营管理整顿工作,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实行任务到人、定额计工; 按时计分、群众评议;联系产量、包工到组;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等计酬形式,纠正了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做法,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同时,发动人民群众揭露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打击侵吞劳动人民成果的贪污盗窃分子,推动了“双打”斗争进一步发展。
到1978年底运动基本结束,共挖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百元以上的259人,其中干部职工32人,党员30人。查获赃款(包括物资折款)14.15万元,追回9.7万元;查缴粮食2万多斤,花生油、米1万余斤。在259人中,按照山东省委提出的四条标准,蓬莱县处理了13人,其中逮捕判刑的3人,戴坏分子帽子的1人,受纪律处分的9人,其他进行批评教育,不予立案。“双打”斗争推动了全县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稳定了全县政治和经济形势,整顿了部分领导班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对稳定社会、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蓬莱县委、县革委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经济战线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完全清除,经济工作出现了新冒进,造成了新损失,但是,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开展。
1977年2月,蓬莱县委、县革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贯彻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14个学大庆先进典型介绍经验,对42个先进企业、123个先进集体、392名先进生产者进行表彰。会后,县、社两级党委明确一名副书记主抓工交工作。县直工交各局,抽调12名领导干部和29名一般干部组成工业学大庆工作组,深入厂矿、企业指导工作。
3月22日,县委召开全县财贸系统学大庆、学大寨先进代表会议,要求财贸战线干部职工,改进经营作风,打好支援农业生产的主动仗。5月下旬,县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号召全县各行各业积极掀起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新高潮。
1977年底,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0165万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其中,社队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769万元;印刷厂、绣花厂、酿酒厂等11个企业8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完成,合成氨、磷肥、水泥、救护车、解放牌汽车等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印刷厂、绣花厂、酿酒厂被评为大庆式企业,279个车间、班组被评为学大庆先进集体,3100多名职工被评为学大庆先进工作者。
蓬莱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基本上没有间断。至1976年底,全县涌现出16处农业学大寨先进公社、351个学大寨先进大队。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普及大寨县”口号。1977年2月23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蓬莱县早日建成大寨县。在3月22日全县财贸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16个单位交流学大寨的先进经验,41个先进单位向全县发出《倡议书》。12月6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全县实际,以整风精神,揭矛盾,找差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1978年2月13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高标准学大寨、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奖励粮油双丰收、双贡献和大幅度增产的4个公社、21个大队,研究制定夺取1978年农业生产胜利的目标和措施。会后,内长山要塞驻军党委派出200名解放军干部深入各公社、大队,帮助、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6月,县委召开全县233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座谈会,帮助先进社、队揭矛盾、找差距、创新路,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火车头作用。
1977年8月27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交流农田基本建设经验,落实秋种和农田基本建设计划和措施。全县男女老少约10万劳动力上阵,出动拖拉机等各种机械3700余台,苦干20余天,平整土地6万亩,深耕深刨20余万亩,治理半边涝15万亩。许多社、队以水为主,水土结合,兴修水利工程163项。全县水浇地达到40万亩,整修大寨田32万亩,平均每人占有高产稳产田0.72亩。1978年,县委将全县划分为马格庄公社九珠岭、北沟公社红山、南王公社睡虎山、五十堡公社解西等四个战区,组建18个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有6700余人。全县水浇地达到43万亩,整修大寨田34万亩。
在战胜严重旱灾、涝灾和虫灾等情况下,全县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好收成。1977年,农业总产值25612万元,粮食总产量20878.5万公斤,花生总产量3496.5万公斤。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6846万斤、花生2700万斤,粮油统一折算共1.50亿斤。全县涌现出一批粮油双高产、双贡献和大幅度增产的先进公社、大队。
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
农业方面 1978年开始,县革委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和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队在保证搞好粮食、花生生产的基础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一起抓。有条件的,可以发展一种、二养、三加工、四开采,指导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年底,全县多种经营集体收入7471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88元,比去年增长8.7%。1979年,县委进一步研究尽快富裕起来的规划和措施,组织各公社、大队大力发展养蚕、葡萄、干杂果、手工艺品生产和海水养殖与捕捞等。至12月底,各大队、生产队农林牧副渔总收入1.68亿元,比上年增加3344万元。集体扣留3318万元,社员平均分配收入187元,比上年增加46元。全县多种经营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工业方面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下发后,全县各类企业撤销革命委员会,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半年,全县部分企业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工业产品实行包退、包修、包换,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各厂矿普遍成立“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发动工人进行技术攻关,形成小改小革人人搞、中改中革车间搞、大改大革全厂搞的良好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工业系统共实现革新项目134项,其中重大项目19个,节约工时51850个、资金92072元。
在工、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也获得较快发展。
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全国大中专招生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废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六字”的招生办法,全县中小学教育工作开始陆续走上正轨。当年,全县6918人参加了高考,427人被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录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驻中小学的工宣队员全部撤出,结束工人阶级改造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历史。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校舍紧张的问题,要求各占用学校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的单位尽快退还、偿还。1978年,县委召开专门会议,对全县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将92所高中压缩到21所,县革委举办农业技术学校,公社设立农业技术中学,大队建立工农业余学校。发动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建设图书室、阅览室和理化实验室。为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有计划地招收不足7周岁的儿童入学。6月,县革委签发《关于一九七八年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中小学招生的指导思想、招生条件、原则、时间、人数、保证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秋季开始,全县中小学采用教育部新编的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新编教材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教材中的许多谬误,改正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重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至年底,全县共有各类学校677所,其中高中21所(重点高中2所)、初中126所,小学528所。教师4513人,其中高中563人,初中1707人,小学2198人。学生97023人,其中高中10786人,初中26181人,小学59746人。1979年,对全县高初小学校4472名教师进行全面考核,不称职者下降了16.3%。提高教师待遇,为全县40%以上教职工调整、提高工资标准,民办教师工资的工分部分改由所在村发放现金。开始发放中小学班主任津贴(每人每月4—7元)和副食品价格补贴。8月,县革委教育局制定《蓬莱县中小学教育工作暂行规定》,将全县中、小学学制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二二”制,改为“五三二”制,即初中改为三年制,小学、高中仍为五年、二年,统一秋季始业。
至1977年底,全县农、工、理、医四条战线,共有中专以上的技术人员759名,其中农业系统(包括农、林、水、畜牧、兽医、气象)161名,平均1100多名劳动力拥有1名技术人员;工业系统101名,占县属厂矿职工的2%;联中以上的数理化教师168名;卫生系统329名。在农村,四级农科网得到较快发展,农业科学实验组织发展到1939个、14360人,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正在由点到面全面展开。工厂、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许多单位成立“双革”小组和不同形式的科学实验组织,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1978年1月,县委召开全县科学大会,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制定下发《蓬莱县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对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医药卫生、地震等6个方面的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并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晋升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有5名科技人员晋升为工程师和农业技师,13名晋升为技术员。79名医务工作者升为医师,104名晋升为医士。调整13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归队,发展28名科技人员入党,28户科技人员夫妇两地生活得到解决。
1977年春,以消灭蚊蝇为主攻方向,先后在全县打了2大战役,发动7次突击,组织7次检查。据初步统计,全县19处公社共改厕所81080个,改饮水井2046眼,填污水湾198个,整修街道247条,蚊蝇密度降低,疾病有所减少。1978年1月,全县着重抓好“两管五改”工作,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全部配套任务。2月27日,县委召开全县卫生战线先进代表大会,村村建起合作医疗,培养教育赤脚医生,做好妇幼卫生工作,彻底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年底,全县拥有458名女赤脚医生、156名女新法接生员、207名女放环员,形成县、社、队三级妇幼保健网,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11月,组织全县卫生职称晋级考试;举办半年一期的“西学中”学习班,推动了中西医结合步伐。
认真贯彻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编写《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教材,对社、队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和骨干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至1977年底,全县计划生育率91%,做四种节育手术的10325人,节育率为82%,晚婚率94.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79‰。妇女病普查普治取得新成绩,新法接生率达到95%以上,妇女产后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基本控制。加强保教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支1000多人的“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
1978年4月25日,蓬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尽管1978年为生育高峰年,至12月底,全县结婚5111对,其中适龄4802对,男子晚婚率为93%、女子为94%。育龄妇女57264人,其中采取节育措施的47225人,做四种节育手术的9562人,节育率82%。共生育新生儿7166人,其中一、二胎率共6620人,计划生育率92.4%。人口出生率15.5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48‰。
第三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2012年11月)
第三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三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2012年11月)
第十五章
实现伟大转折与改革开放起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节 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推开。中共蓬莱县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论断,冲破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等,从各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调整社会各方面关系,调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严格贯彻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蓬莱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走上正轨。
1979年1月,山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决定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将会议精神直接传达到基层干部群众。1月9日,蓬莱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着重研究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2月8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3月2日,县委印发《关于上半年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各公社、县直机关党委采取办训练班、上党课、进业余党校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三中全会精神教育,农村大队以村、片为单位,采取集中上课、分散讨论等形式,对全县21197名正式党员、197名预备党员,进行一次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教育。11月17日,县委组织部向全县各基层党组织下发《关于举办基层党支部成员训练班的意见》,要求对全县各基层党支部成员和全部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培训。3月至年底,县委党校对全县4500余名基层党支部成员,21000余名共产党员,600余名公社、大队、县直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全国掀起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0月16日,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作了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的讲话,代表省委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了肯定的态度。但总的来看,当时省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只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学术界、理论界小范围内开展,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大规模讨论。1979年7月至8月,邓小平同志来山东省视察,在青岛等地发表重要讲话,重点强调了思想路线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他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思想基础不牢固,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贯彻实施。对于这个问题山东没有解决好,要好好解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进行补课。”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山东省委立即动员部署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8月26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作了具体安排。同时,印发《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见》,运用学习班、培训班、报告会、宣讲会等形式,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确性。11月17日,县委印发《关于举办基层党支部成员训练班的通知》,布置各公社、县直单位立即对基层党支部干部进行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轮训。12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基本结束,全县基层党支部成员4500余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支部成员1000余人参加了大讨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活动,促进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为全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5月1日,蓬莱县委制定了《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实施意见》。县委选择在刘家沟公社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试点,县委宣传部编写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振奋精神抓工作,下定决心当模范》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三课提纲,对全县党员、团员、干部进行集中培训;恢复政治学习、“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基层宣传员等制度,有效加强了党的领导,初步扭转了“经济工作大干快上,政治工作大减快让”不良局面。7月17日,县委召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常委民主生活会,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文件,全面检视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集中解决有违四项基本原则的突出问题。1980年2月27日,针对全县“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党员成分多、数量大(占党员总数的43.7%)、缺乏党的基本知识等突出问题,县委下发《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的决定》。从1980年3月至12月,对全县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党的基础知识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7月2日,蓬莱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精神。7月6日,县委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文件的通知》,全县立即掀起学习浪潮。县委宣传部编写了六讲关于学习六中全会文件的宣讲材料;县直机关采取半日学习、半日工作的办法集中进行学习;业务性强的部门,把工作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午学习下午办公,一部分上午办公下午学习;厂矿企业轮班学习;学校利用政治课或晚上学习;社直机关在抓好生产的同时,采取集中学和分散学相结合的方法,每周保证两天的学习时间;农村大队党支部,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党员和群众学习,组织他们收听广播讲课,安排有宣讲能力的党员进行宣讲辅导。为了加强对学习活动的辅导,7月13日开始,县委党校举办了五期学习六中全会文件骨干培训班,共培训450余人。通过学习《决议》,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统一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正确认识,肯定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胜利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推开。为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蓬莱县委成立落实政策工作领导小组。1978年下半年,首先对由于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和为邓小平等同志遭诬陷鸣不平而受到错误处理的35起案件全部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案件重新复查,研究制定解决的计划和措施。全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类案件再次进行复查。同时,安排专人受理人民来信来访,通过这一渠道发现不少案件线索。到1981年,全县“文化大革命”期间牵涉2900余起案件,245名脱产干部中经复查改动给予纠正安排的113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282名摘帽人员,妥善安置82名;受审查的农村和基层干部、职工、群众2300余名,经复查纠正的1027名;经公安、法院复审人员485名,复查纠正的158名。之后,县委继续对一些复杂案件进行复查,直到1985年彻底解决问题。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得人心顺民意,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拥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形成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77年10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双打”斗争,由于“左”的错误思想依然存在,斗争中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口号和做法,有的地方实行刑讯逼供,导致个别被审查人自杀,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2月,山东省委适时做出指示,要求各地在短时间内结束“双打”斗争。3月14日,县委召开专门会议,就做好“双打”定案处理和善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各公社、县直各部门于3月底前结束“双打”工作,并就“双打”涉及的案件定案处理的时间界限、经济退赔和补税罚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的政策规定进行说明。会议特别强调,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该否的就要否;对前段已经处理的,要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进行一次检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过重和本人申诉的,该纠正的都要把它纠正过来;不属退赔范围的一律不要退。到1980年底,“双打”斗争案件审查复议处理基本结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稳定。
落实对错划右派政策 1978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山东烟台召开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10月,蓬莱县委开始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1979年1月,县委召开落实政策和历史案件复审工作会议。到12月底,全县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181人全部纠正平反;对工人、农民等不应划右派而戴了右派分子帽子和反社会主义帽子的27人全部纠正平反;对因右派问题受处分的76人,全部给予改正。全县共安置119人,其中原是本县定右派的75人,外地定右派的44人(有2人因无原单位改正手续按录用对待),本县改正去外地安置的16人。改正人员应调整职务的23人,全面给予调整。调整工作的8人,调整工资的30人,定级的4人。改正后办理退休的36人,改正前办理退休的24人。改正人员死亡的36人,需办理发放抚恤金的25人。改正人员原在职工作的76人,戴“双帽”改正右派问题14人,原划右派中开除公职6人,判管制9人,判刑5人,受株连家属办退休3人,安排工作的1人,随母转为非农业人口9人,安置后对生活有困难、给予救济的4人。
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 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经查证:全县共有起义、投诚人员111人,其中团职3人,营职2人,连职6人,排职12人,警长1人,士兵87人。在这些人中“因历史问题或主要因历史问题”判刑的1人,判管制的1人,劳教的1人,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6人,开除公职的1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1人。根据中央2号和6号文件指示精神,对100名起义、投诚人员按规定全部落实了政策,其余11名因历史问题被判刑处分的人员经公安、法院等部门复议,决定改正落实政策10人,另1人因现行贪污、破坏生产,受开除公职处分,不予改正。同时,根据政策规定,收回工作的2人,子女迁出户口收回落户的3人;对有关人员被挤占的房产和被没收的财物等,尽力退还;对该办理城镇户口的人员,及时在城镇给予安置;对有关人员的子女、亲属等,在入学、提干、升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一视同仁。
落实“四类分子”摘帽政策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和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和群众评审,一律摘掉帽子,本人及其子女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2月8日,县委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落实“四类分子”摘帽政策,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会后,各公社组织群众对本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逐一进行了评审。根据评议结果,公社党委提出意见,经县公安局审核,报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最后进行摘帽。至1981年,分期分批为全县所有“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复查改正其他历史案件 1979年1月,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县委对反右倾、“四清”运动中受到打击人员的案件,全面开展落实政策和历史案件复审工作。同时,对全县被错误批判,戴上各种不应有帽子的海外同胞及侨属进行复查纠正。到1981年,在反右倾运动中需解决问题的434人,给予平反纠正的426人;涉及“四清”运动案件162起,经复查改动40起。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至1979年底,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63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82人,农业技术人员140人,科学研究人员8人,卫生技术人员136人,中小学教学人员1259人等,形成了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知识分子骨干队伍,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侨务工作方面需要落实政策的32人,解决问题30人,对一切不实之词,全面进行推倒,档案材料中所有诬陷内容予以剔除销毁,落实侨、台属的子女、户口、房屋、财产问题。12月23日,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蓬莱县城顺利召开,会上成立蓬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动员华侨、归侨、侨眷积极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1979年12月,华侨、归侨、侨眷累计捐赠汽车、拖拉机、机床、优良品种和教学办公设备等物资90余万元。
1978年12月,随着党和国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大量的人访、信访案件开始集中出现。1979年10月15日,蓬莱县委召开上访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蓬莱的信访工作做得还是不够的,特别是进京到省上访人员多。据统计,自1978年4月至1979年10月,蓬莱县进京上访35人,其中涉及揭发干部问题11起,申诉问题17起,民事问题3起,其他4起。1979年8月至9月,进京上访人数达到11人,其中有2人参加了北京新华门静坐。1979年1月至9月,到济南、烟台上访的有12人,到县委上访和信访的高达2557人次,数量是上年同期的2.2倍。会议决定,成立蓬莱县上访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恢复常委和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同志接访制度,定于每个月的阴历初一和十五接待群众上访,相关部委局办领导也一并参与。12月2日,县委再次召开全县上访工作会议,检查总结前段时间上访工作情况,提出集中力量,突击一个月,把蓬莱县进京上访的案件处理结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会议肯定了崮寺店、北沟两个公社处理上访工作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学习。
为纠正多年来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偏差,解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通称新“八字方针”。5月至11月,蓬莱县委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并按照新“八字方针”要求,进行全县经济调整工作。到1982年底,全县的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一是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坚持“一种二养三加工四开采五经商”的思路,扩大花生、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扇贝、海参等水产养殖规模。到1982年底,全县粮食总产量15374.5万公斤,花生总产量5398万公斤,水产品产量5398万公斤,同比增长0.2%、5%、18.8%。二是贯彻各项农业政策,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劳动管理方面,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实施“四小管理”,即小段计划、小段包干、小组作业,小段评比检查,搞好劳动定额,建立奖惩制度,纠正平均主义,根据产量计算报酬。在社员分配方面,一般采取劳动工分粮和基本口粮相结合的办法,或是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确保公平公正。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鼓励扶持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种好自留地、自留园,养好自留畜,搞好家庭副业。社员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所有。三是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鼓励实施科学种田。加强对农民科学种田教育,选拔培养脱产和不脱产的农业技术人员。1980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0.65万马力,平均每个大队367马力,其中汽车80辆,拖拉机2269台,多数大队在运输、耕、种、收、排灌等方面,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大大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1982年全县先后铺工1700多项水利工程,在大挖地下水的同时,抓好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发展喷灌1500余套,改善水浇地5万余亩。
一是发展基础工业,大办集体企业。利用蓬莱县花生、粮食、林业等农业基础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利用梭子花边、棒槌花边以及各种草织工艺品生产和羊毛衫生产优势,在各公社设分厂、点,进一步增加产品种类,提高生产加工能力。二是进行企业整顿,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整顿,注重职工队伍培训,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开展增收节约、增收节支群众运动。对全县亏损企业,逐一分析研判,找准问题,对症施策,重点帮助扶持县汽改厂、化肥厂等企业扭亏为盈。1981年,县委在对部分部门实行综合奖的基础上,在部分餐饮单位试行“活工资”“超利润分成”的企业管理办法,使企业效益与职工利益联系更加紧密,激发企业生产活力。1982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27587万元,同比增长0.3%。
一是改变经营作风。改进购销形式,提倡产销直接交易,商业部门不购包销产品。鼓励企业试制新产品,允许生产单位采取多种形式自销,商业部门帮助推销。发展服务网点。督促商业、供销、工商等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县域新增网点的落实和营业;公社党委积极支持供销社办好农村代购代销店。二是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对粮食、花生、水果、水产品、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按照国家政策和质量标准,尽量多收。对国家需求量大,时间又比较集中,储存、调运有一定困难的鲜活商品,采取预购的办法,按合同办事。对外贸扶持生产的农副产品,不能因为国际市场发生了变化而不收购。对三类农副产品,除了商业部门按计划或合同收购外,多余的部分允许生产队自销。三是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千方百计把市场搞活,繁荣城乡经济。1982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5467万元,农业生产总值39948万元,同比增长11.8%、27.4%;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14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77元,同比增长19%和29.6%。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蓬莱县委认真贯彻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振兴文化产业,使农村发生了较大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认真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积极开展党员培训活动,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蓬莱进入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蓬莱县开始积极探索和逐渐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承包责任制。1979年1月,县委召开落实农业政策和推动农村改革工作专题会议,决定在全县农村实行“劳动管理小段包工,定额定酬”“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和“林牧副渔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2月14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自此,全县以“四小”管理、以产定酬和林、牧、副、渔等专业承包责任制悄然兴起。3月底,实行分队、分组、分段生产管理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大队已占到全县生产大队总数的60%。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2月24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文件精神,在肯定“劳动管理小段包工,定额定酬”“包工到作业组,联产定酬”和“林牧副渔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基础上,提出允许条件差的村队可以分田到组,联产计酬,单独核算。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12月31日,县委就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蓬莱农业生产责任制大体为三种形式,“几定一奖”的办法比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办法好一些,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办法又比“几定一奖”的办法好得多,全县要大力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1981年5月,县委总结推广了刘家沟公社逄家大队、北沟公社北沟二村大队、小门家公社大骆家大队经验与做法。自此,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几定一奖”,生产队对粮油生产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增奖减罚”两个办法同时应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在全县蓬勃兴起。1981年4月,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会议充分肯定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优越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各地分别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1982年2月,县委召开五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县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报告》。并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同志给全县干部介绍他们落实专业分工、包干分配(即大包干)责任制经验。会后,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开始普遍推行。然而,到1982年6月全县仍有29%的生产大队、32%的生产队顾虑重重,态度消极。县委适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县内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好的地方和单位现身说法、传经送宝,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到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得到全面落实。1983年3月13日,蓬莱县个体劳动者致富表彰大会在县城召开。
1979年2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作了《关于如何使烟台地区尽快富起来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地、市、县“参照烟台的做法,从当地实际出发,制订一套自己的使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规划”。3月23日,蓬莱县委提出全县从葡萄等经济作物种植、长毛兔和海参等养殖、梭子花边等手工艺品加工方面大力发展多种经营。1979年,县委先后两次对全县1800多项工副业进行了普查登记,对其中60多项布局不合理、原材料不足或产品没有销路的工副业进行了调整,帮助他们转产,另上新项目。1979年蓬莱县葡萄获得丰收,总产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有的地块亩产突破5000斤,收入达到1000元以上,因而,全县出现了“葡萄热”。1980年,各社队自报要发展到1.5万亩,而地区分给蓬莱县的计划面积只有6000亩。针对这种情况,县委鼓励向荒山荒滩非耕地发展,既合理地安排了6000亩的葡萄面积,又适当照顾了南部山区的穷社穷队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1979年8月,不少社队提出了开办饮食等服务业的要求。县委对全县的交通要道、港口码头、大的城镇逐个排队定点,原则上根据原来国营企业的基础,缺什么补什么,到1979年底,核准了15个饮食业、6个照相业、2个旅馆、2个马车店。随后,驻城大队要求办饭店的越来越多。为了既不压抑人民群众搞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又不使城里的饮食业一哄而上,出现过剩问题,县委帮助要求办饭店的单位各有侧重地办起了传统小吃,有经营酱驴肉、酱牛肉的冷食部,有经营蓬莱小面、油条、豆汁、烤饼的小吃部。这些饮食服务业布局合理、品种多样、内容新鲜、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既繁荣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还为集体、私人增加了收入。1979年,多种经营收入创历史新高,总收入达到1.1亿元,比上年增加1300万元。1980年5月,烟台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各地经济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广开生产门路,扩大生产,增加收入。会后,县委提出1980年蓬莱县要继续坚持在保证粮食总产逐步增加的前提下,重点打好花生、林果、水产、多种经营4个优势仗。9月,蓬莱绣花厂生产的“蓬莱阁”牌梭子花边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金质奖章。1981年大旱,县委在做好抗旱双保的同时,把多种经营摆到了突出的位置。3月至10月,县委先后四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落实多种经营生产工作。到1981年底,全县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增加到12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力总数的60%。多种经营项目增加到4841个,同比增长28.03%。多种经营收入1.188亿元,占农业总收入的6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291元,比上年增长9%。由于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多种经营的大发展让农民旱灾之年不歉收。1982年3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举办了全县社队工副业产品展销和艺术技术、饲养长毛兔等比赛,组织全县19处公社多种经营搞得好的353个大队1500多个经营生产品种参展。会上,于家庄公社时家大队等6个大队2个生产队介绍了他们立足本地资源,广开门路,多上项目,多种经营生产的经验做法。5月,全县新增加多种经营项目6400个,平均每个公社330多个。1982年,我县实现农业总产值39948万元,比上年增长27.4%,其中多种经营生产占农业总产值65%;农民人均纯收入377元,比上年增长29.6%。全县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动力达到11.7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1%,多种经营成为农业经济活动的主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精神,1979年9月中旬,县委开始在北沟公社聂家大队搞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试点。10月,蓬莱县委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各公社、县直各部门和单位以及各农村大队均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为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10月至11月,县委党校先后举办了3期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报告员与宣传员学习班,共培训报告员110人、宣传员600余人,印发参考材料1万余份。新华书店发放《刑法》和《刑诉法》等参考材料1.5万份。县法院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选派部分司法干警参与全县基层民主与法制宣传宣讲。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1月25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及工会、青年、妇女干部会议,部署12月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新《婚姻法》宣传月活动。在宣传中,坚持将《婚姻法》宣传与法制教育、计划生育、评选五好家庭等工作相结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1年3月至8月,县委又在党校连续举办了四期县、社干部训练班,先后400多人参加了培训。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了中央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5月,县委印发《加强法制教育,搞好社会治安》的宣传提纲。之后,全县各单位根据通知和提纲要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次法制宣传教育。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2月19日,县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新宪法的通知》,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宣传《宪法》的活动。开展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制精神,在全县人民心中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增强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谋发展,化解矛盾促稳定,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第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商品经济中一部分消极作用逐步显现,经济领域中秩序混乱的现象亦凸显出来。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蓬莱县委先后多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全县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县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每半个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进行工作检查研究和部署。7月19日和8月2日,县委分别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县直各部门、各公社党委领导成员都要重新学习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检查活动开展情况,肯定成绩,揭露矛盾,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措施。到1982年7月底,全县已初步发现各种经济犯罪线索175起,其中受贿48起、贪污盗窃26起、投机倒把26起、包工剥削8起,其他性质27起。在线索排查的基础上,按照划分的工作范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纪委、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合办案和分级办案。在办案工作中,实行定领导、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一包到底的“四定一包”责任制,加快了办案进度,保证了办案质量。到8月底,对175起经济犯罪线索,立案调查91起,查结23起,批捕4人,其中2人数额重大超过5000元,追回赃款1.5万元。县委按照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使定案处理的案件基本上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恰当、不留后遗症。各级领导和政法部门负责人亲自到基层单位宣讲两个《决定》,教育引导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和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人主动投案自首。县委于8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宽严大会及两次公审、公判大会,处理了一批经济犯罪分子,震慑了犯罪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对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保护干部和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1979年,蓬莱县实行“一孩化”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3月,县委开始为独生子女父母发放保健费,后改称独生子女奖励费。4月初,县委召开了全县计划生育有线广播动员大会,随后各公社、县直部门进行了层层动员发动,对适龄计划生育对象进行细查摸底。通过向外地有关部门和医院求援,聘请他们来蓬协助工作等方式,当月完成结扎手术6171例,有效解决了当时计划生育医务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7月开始,县委组织医疗队进行生育二胎后的免费结扎手术,一直持续到1988年。到1979年底,全县做四种节育手术17759例,同比增长85.72%,计划生育率达到86.9%。全县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共计11692对,报名只生一个孩子的占90.2%。1980年,县委通过计划外流产和引产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建设,普及四十岁以下、两个孩子以上育龄夫妇的结扎工作,推行“一胎化”和实行“准生证”制度、提倡晚婚登记、严格控制晚婚年龄等措施,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3月10日,县委召开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自1979年起,蓬莱县连续四年被评为山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1980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上年的10.4‰ 降到6.25‰,晚婚率达91.3%。1981年,县委在全县20处公社、县直机关党委和大的厂矿企业都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村一级大都划分若干个育龄妇女管理小组,进一步健全了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机构。自1981年开始,蓬莱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群众性自觉时期。1982年,全县生育孩子5782人,其中一孩5425人、二孩349人、多孩8人,性别比为101.3,计划生育成效显著。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4月1日至15日,蓬莱县委采取多种形式将《准则》精神逐步传达贯彻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围绕“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五中全会主题,蓬莱县委制定了相关措施。一是积极培养、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按照“三位一体”老中青相结合原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委、县政府等党政领导岗位上来。二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认真整顿党风党纪。4月4日,县委举办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培训内容以《五中全会公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引导支部书记联系实际开展大讨论,以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全年全县各级党委共举办党员轮训班22批次,参加学习党员达2万多人次。三是进行党政机关“小整风”。8月,县委启动以学习《准则》《党章修改草案》等为中心的党政机关“小整风”,围绕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领导作风四个方面检查思想和工作。1981年1月,县委召开贯彻《准则》座谈会,回顾总结了一年来全县贯彻执行《准则》的基本情况。会议指出自贯彻《准则》以来,全县党风建设有了较大的转变,但是,与“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与建国初期相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离党对我们的要求差距还很大。会议研究制定了下步工作重点。12月16日,县委召开全县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在南京召开的华东地区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和山东省委召开的第四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以及烟台地委召开的全区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精神,检查全县贯彻《准则》的情况,研究制定今后工作任务和措施。县委书记周训德就1982年《准则》贯彻工作着重指出:一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进行斗争,这是党的政治纪律,也是纪律检查工作的首要任务。二是严肃财经纪律,坚决纠正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有力刹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这些败坏党的声誉的社会风气。三是坚决纠正以权谋私,搞生活特殊化的不正之风。对利用职权侵占国家和集体财物为自己修建高标准住房、建私房这一群众反映热点问题要组织力量进行严肃查处。会后,县委狠抓《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执行,在面上宣传教育、恢复党内组织生活、建立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自1980年到1981年,先后处理违反《准则》党员干部65名,党风得到有效整顿,社会风气有了明显转变。通过《准则》的贯彻执行,蓬莱县在党风党纪方面有了明显的转变。党风的转变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982年,蓬莱县委着力对党员进行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进一步深入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需要。3月20日,县委印发《关于向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通知》,指出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是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主要措施。通过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使每一个党员牢记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执行《准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纠正和抵制不正之风,自觉地为争取党风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按照《通知》要求,县委在抓好三会一课等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党校办班、集中轮训、以会代训等形式,狠抓集中学习。4月,各公社统一上课,以支部为单位进行讨论的方法,对农村党员进行了一次集中培训。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以系统或支部为单位组织上党课。在学习中,把党课和组织生活结合起来,党员联系自己的实际,对照党员标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纠正不正之风。在教育中,大力表彰遵纪守法、敢于抵制不正之风、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好党员、好干部,选择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进行实际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伸张正气,大刹歪风。8月,在全县党员中进行了一次以“反腐蚀”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1982年,全县集中上党课4次,参加学习的党员2万人次,占党员总数的95%以上;举办各类型的党员学习班6期,培训党员干部2200余人。在全县20处公社,建立了党员联系户制度,参加联系户的党员16000余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97%,共联系社员群众12万多户。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纪律检查机构。1979年5月7日,蓬莱县委根据烟台地委组织部的要求,正式成立中共蓬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2年,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设办公室、纪律检查科、来信来访科;各公社党委设专职纪检委员;党总支、党支部设专职或兼职纪检委员。1984年1月,中共蓬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级别为副县级,设常务委员会,增设案件审理科。1986年6月,各乡镇均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设党委、党组的单位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至此,全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基本建立起来。纪检机构的建立健全,大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9年5月,县委纪委重点对“文化大革命”、1958年整风补课和“拔白旗”以及1959年“反右倾”等运动中审查处理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复审改正。平反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错批、错判处理的,坚决予以平反,恢复党员干部政治名誉。截至1982年底,共审查处理案件近4000起。二是处理违纪党员干部。1979年至1982年先后依照党规和《准则》处理党员干部103人,以此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三是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979年至1982年,累计处结来信来访2045人次。1982年,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重点打击党员干部经济领域违纪犯法,狠刹党员干部利用公款公物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严厉清理党员干部在县城或县城周围农村违规建私房问题,严肃党纪党规,逐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
第十六章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4年,烟台市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蓬莱抢抓开放机遇,深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党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开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下大力气治理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发展景象。
第一节 深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党的“十二大”召开后,蓬莱县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不断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努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1982年9月15日,蓬莱县委下发关于学习宣传党的“十二大”文件的通知,县委宣传部在城关公社搞宣讲试点,采取以讲带训的办法,建立起一支1600多人的宣讲队伍。县委党校先后举办6期学习“十二大”精神领导干部培训班,每期12天,学习总人数累计700余人。各级机关党委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86期,轮训党员干部3000余人。企业党委举办职工党员学习196期,轮训4500余人。县级领导干部完成宣讲33人次,全县收听宣讲人数达37.6万人。10月18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10月23日,围绕“十二大”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烟台地委“两个提前”的宏伟目标,县委召开122个贫队(人均收入150元以下)治穷致富经验交流会,大柳行小石家、潮水后大雪、北沟大姜家、村里集第三生产队等大队介绍了工作经验,县供销社和外贸局作了如何发展多种经营的专题宣讲。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烟台地委“两个提前”的目标,为蓬莱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镇人民政府,成为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11月,山东省委、省政府颁布《山东省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工作方案》。1984年2月19日,蓬莱县委、县政府上报《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工作方案》,3月19日,山东省政府下发同意批复。4月,蓬莱县委、县政府撤销全县18处人民公社及所辖大队,设8个镇12个乡,辖607个行政村,即登州镇、刘家沟镇、潮水镇、大季家镇、大辛店镇、村里集镇、徐家集镇、北沟镇;南王乡、马格庄乡、五十里堡乡、淳于乡、大柳行乡、虎路线乡、遇驾夼乡、龙山店乡、小门家乡、王庄乡、于家庄乡、崮寺店乡。乡镇设党委和人民政府,村设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要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2月9日,县委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邀请牟平县宁海镇新牟里村党支部书记常宗林作了发展农村经济的经验介绍,本县登州党委等10个单位做了典型发言,会议明确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逐步建立一个种植业比较协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活力高效的新型农村产业结构。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为更好指导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着手对全县土壤、气候、水利、农业机械等13个方面开展调查,经过综合分析评估,确定北部平原粮、油、渔、副区和南部山丘油、粮、林、牧区的综合农业区规划方案。1987年,全县畜牧业开始向饲养草食畜和创汇畜禽方向发展,种植业向优质高产方向发展,蔬菜改一年一茬为多茬种植,改地膜覆盖为大棚种植,西瓜种植引进台湾优良瓜种,推广葫芦嫁接等新技术。全县7处乡镇成立多种经营服务组织,50多个村成立专业协会、研究会、技术服务队和运销服务队等。龙山店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自198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农民商品生产提供广泛的社会化和系列化服务,其工作经验先后两次在全省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蓬莱县开始积极探索和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1年,全县开始大面积地推行统一经营,专业分工,联产到劳责任制。到1982年3月底,全县有2116个生产队(占总数的78%)、470个大队(占总数的81.4%)的粮油生产落实了专联到劳责任制。4月15日,县委印发《中共蓬莱县委关于实行专联到劳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强化了专联到劳责任制的政策引导和保障。1982年,蓬莱县大旱,凡是专联到劳搞得好的地方和单位,抗旱斗争就搞得热火朝天;凡是联产到劳的作物,均种得及时,管得精细,苗全苗旺苗壮。通过实践检验,全县干部群众对专联到劳责任制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克服了将信将疑、等待观望的思想情绪,打破了似搞非搞、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2年8月17日,县委、县政府颁布了《蓬莱县农业生产专业分工包干分配责任制章程(试行草案)》,全县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一经营,专业分工,包工到户”的“统、专、包”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全县68万亩耕地全部承包到户。全县8万亩果园、1万亩菜园和2万亩经济田、20万棵集体零星树木,全部包给农民管理。全县共有队办工、副、商业单位12450个,全部承包出去。全县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也实行承包。全县拥有农用汽车364辆,农用拖拉机3198台、农用三轮汽车29辆,各种机械牵引农具5000多部,都以“支农任务包干、燃料供应包干、上缴纯利包干”的方法,分别承包给农机服务队和农机手。小农具全部折价到户,款项收归集体作生产基金。全县有耕畜24800头,其中2万头折价到户,3000头承包给专业户喂养,固定到联户使用,1800头承包给联户喂养使用。全县社队共有水利工程项目及排灌机械6700台(套),对社办工程项目实行“定工程安全措施、管水用水任务、工程维修标准、绿化任务、多种经营收入、报酬包干”的方法包到组。全市共有208个大队成立了水利专业队,管理村级水利工程、排灌机械;其余大队将500多项工程和机械承包到户或人,实行“定工程和机械管理维修标准、定供水任务、定消耗和报酬包干”的“三定一包”制度。
蓬莱县委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截至1982年底,全县农村共签订各种合同20多万份,其中粮油合同12万份,多种经营合同5.6万份、林业合同1.2万份、其他合同1.2万多份。3月13日,蓬莱县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蓬莱县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明确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县委从紧俏物资供应中拿出580多辆“大金鹿”自行车,对生产责任制和多种经营生产个体劳动致富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9月,县委制定《中共蓬莱县委关于目前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要求在“包”上稳定,在“专”上发展,在“统”上加强。自此,全县土地承包以大包干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稳定下来。蓬莱县积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农村各项政策,使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四年,粮食增产9282万斤,1983年粮食总产达27661.5万斤、农民人均收入631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50.5%、235.6%,社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面貌大大改变。但部分社员对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仍心存疑惑,担心政策变化,为了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引导农民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吸引农民增加向土地投工投资。1984年6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至20年,逐步扩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大量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加强对农民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工作,多措并举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地持久地向前发展。
1982年,蓬莱县开始推行果业承包责任制。随着国家逐步将果品价格放开,到1985年,苹果的平均价格由每斤0.18元上升至0.5元左右,全县果树面积由9.13万亩增加到9.45万亩,果品产量由1.05亿斤增加到1.1亿斤,而粮食生产自1984年开始连续三年负增长,蓬莱县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粮油自给自足危机。这期间,国家对粮油生产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油价格没有大的变动,在经济收入上,出现了粮农十亩田不抵果农一亩园的现象,产生农业“大包干”责任制以来的粮农、果农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哄抢和偷盗果农水果的案件(时称红眼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基于这种现状,根据烟台市委《关于印发〈烟台市依法完善果业承包合同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1986年11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果业承包合同进行依法完善,主要是对1984年已延长承包期的、1986年或1987年合同期满的、一个人挑头承包雇工大户经营的、合同不到期或1986年底到期提前承包的4种果树承包合同分类依法予以完善。通过这次合同完善,基本消解果粮收益矛盾,进一步调动了果农、粮农生产积极性,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实现了果、粮双增长。1987年,全县果品总产量达到5.96万吨,粮食总产量20.08万吨,花生总产量0.5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5.1%、34.4%、224.9%。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时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迫切需要发展非农产业予以吸收,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并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期。1983年4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示精神,重点从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开采业和建材业、农产品深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六个方向发展社办、村办企业。到1983年底,全县社队企业发展到3900多个。1984年3月,国家印发《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其范围由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镇、村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同年,县委出台了对乡镇企业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蓬莱乡镇企业进入了第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敢字当头,不怕风险,勇闯北京开“醉仙阁饭庄”的登州镇长裕村党支部书记陈亮;带领干部群众,依靠招聘技术人才开办村级企业染线厂、羊毛衫厂,打赢经济翻身仗的北沟镇草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明福;讲究经济效益,大胆带领全村人民开发葡萄等水果深加工、兴办罐头厂和橡胶制品厂的北沟镇大姜家村党支部书记姜世谭;扩大兴建村加工厂的登州镇司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司继双。到1984年底,全县乡镇企业发展到6589个,其中镇办企业244个、队办企业3686个、联办企业540个、个体企业2119个。1988年2月28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以中共十三大精神为指引,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为重点,鼓励大搞“三来一补”(来样制作、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大办“三资”(独资、合资、利用外资)企业。同时,县委对在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陈亮、司继双、王明福等14位先进典型授予蓬莱“新八仙”称号,同时,蓬莱县委作出《关于开展向“新八仙”学习活动的决定》。《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多家报纸对蓬莱县开展向“新八仙”学习活动进行了报道。为了使蓬莱在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更多的农民企业家“新八仙”,蓬莱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向“新八仙”学习,提出“学八仙,赶八仙,蓬莱遍地是八仙”的口号。自此,蓬莱乡镇企业发展进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时期。1991年,全县乡镇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3.8亿元、销售收入10.68亿元,实现利润0.59亿元、利税0.50亿元,分别是1982年的6.3倍、6.4倍、4.0倍、8.3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蓬莱的乡镇企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期。
1982年,县委将造林、搞水、办电作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同时,针对1966年以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毁林造地、破堰种地、扒山皮造地、乱砍滥伐、泥沙流失严重等问题,制定了《关于发展林业生产、加快山区建设的意见》《郭家岭退耕还林规划》和《烟潍路两侧农田林网规划》。到1983年底,全县建造农田林网10.2万亩,封山育林11.15万亩,退耕还林6万亩;喷灌面积达到15万亩,同比增长66.67%;建成村里集、北沟、徐家集、刘家沟四处输变电站,架设15公里35千伏输电线路,通电大队达到532个,通电率达到92%。1986年,提出“节水、拦蓄、补源”三为主的治水方针,科学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节水工程,坚持“粮田管灌化、果树微灌化、渠道防渗化、灌溉科学化”的四化节水思路,先后建成一批高标准的节水示范点,农业灌溉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到1988年底,全县完成各类水利工程1450项,扩大和改善水浇地4.5万亩,全县发展管灌1.22万亩,喷灌0.93万亩,滴灌0.25万亩。1989年,蓬莱县遭受严重旱灾,全县总蓄水量只有600万立方,较常年少4300立方,全县4175项水利工程,54.4%因干涸不能使用。县委提出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相结合,立体交叉理流治水,逐步实现粮田管灌化、果园滴灌化、渠道浆砌防渗化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导思想。当年,规划建设农田水利基本项目1814项,其中郭家岭流域龙骨工程,岳家圈中型水库工程,“五龙聚会”调水工程,平畅河拦河和补源工程,丘山、战山、平山三座中型水库干渠防渗工程等五大县属重点工程的建设,为推进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90年1月15日,县委对在1989年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1989年至1992年,蓬莱还新建邱山干渠浆砌防渗、西关村果树微喷、司家庄东坡滴灌等节水灌溉农田水利样板工程。蓬莱县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使蓬莱历史上“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为蓬莱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全面改革政治经济体制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会后,蓬莱县委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使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同时,对价格、计划、财税、教育、科技、流通以及党政机构管理等体制进行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蓬莱县的企业体制改革主要围绕进行企业整顿和实行经济责任制两个方面进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印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蓬莱企业体制改革又从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入手,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逐步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2月,县委、县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蹲点调查组,从6个方面22项标准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逐步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三个条例,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县委针对部分企业领导班子软弱、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等措施,制订企业整顿规划,加强企业管理、严格劳动纪律。到1982年底,全县先后调整充实了10个企业的领导班子,所有国营、集体企业普遍建立健全了各类规章制度,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76亿元,实现利润1475万元,同比增长4.4%、8%。
改革经济和生产关系 从1983年1月起,蓬莱企业普遍采用“利润包干,超收分成”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锅饭”的问题。全县持续亏损的七场三社,有四场二社到当年3月底扭亏为盈。县布鞋厂实行“四定一包”生产责任制,在企业内部落实以联利计酬、联产计酬、计件工资等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明确了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县汽车改装厂,在各工序、各车间联系成本,普遍建立了“包、保、核”为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并把包保指标转换为厂币和厂内支票,加强了经济核算,增强了干部职工当家做主的责任感;1989年至1990年,县委在企业内部推行“厂内银行”“成本控制工程”“规范化管理”“三大民主工作法”等先进的管理方法,优化劳动组合,提高企业效率;全面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加强和改进企业内部管理,支持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逐步在企业间建立“包盈包亏”的双包制度。
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1990年底,蓬莱县第一轮承包的工业企业已陆续到期,为了保持承包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县委制定了《蓬莱县县属企业新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按照“稳定政策,兴利除弊,分类指导,多做贡献”的原则,开展了新一轮的企业承包工作。到1991年底,县属工业企业新一轮承包工作基本完成,初步解决了职工吃企业、企业吃财政(集体)“大锅饭”的状况。但是随之又出现企业“穿新鞋走老路”、吃“二锅饭”“三锅饭”等问题。1992年,先后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全市流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的意见》《关于扩大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意见》等,指导企业进行内部机制转换和股份制试点工作。年底,全市92%的市属企业实行了三项制度改革,22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19家企业进行了租赁、兼并、拍卖。其中,市运输公司首创的单车租赁经验,被交通运输部在全国交通系统推广,商业流通企业全部实行了“四放开”。
1984年8月4日,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若干规定〉的意见》和《关于扩大工业企业厂长(经理)自主权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1985年3月,县委制订《蓬莱县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方案》,明确把一切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利坚决下放给企业,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1986年至1988年,县委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逐步完善了企业的资产、股份、租赁和承包等经营体制。1987年6月,县委制定《蓬莱县工业企业厂长(经理)经济责任制暂行办法》《蓬莱县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增强企业自主经营、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调动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1991年蓬莱市进入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并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26个经济强县之一。1992年,全市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6.40亿元,实现利税2.89亿元,实现利润1.65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20倍、23.5倍、20.7倍。外向型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95个,累计总投资1.82亿美元。
蓬莱县委按照中央“调放结合,稳步前进,保持物价总体水平基本稳定”的方针,在价格形式上,逐步改变过去的固定价格,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在价格管理权限上,下放给企业一部分定价权,由过去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市场定价三种形式,对部分消费品实行浮动价格。
商品符合价格规律 1979年下半年,全县提高粮食、蔬菜、水果等18类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适当提高了烟、酒销售价格和煤炭、生铁、钢材部分有色金属以及木材的出厂、供应价格,大幅度降低了化纤制品、手表、闹钟、布胶鞋、胶卷、彩色电视机等商品的销售价格。全县实行生产资料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双轨制,进一步完善物资价格体系。1987年生产资料销售中,全县国家定价占60%,市场调节占40%。到1988年初,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分派的品种由过去的256种减少到20种。1988年上半年,蓬莱县在县管价的权限内,对那些因价格或购销差率不合理而影响生产和供应的,灵活调整了价格。全县先后给69家企业调整理顺了价格,共调整400多个产品种类的收费项目。
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全县放开出口产品价格,理顺地产名牌价格,调整理顺外销产品价格,彻底放开小商品价格,放开乡镇、村办工业产品的定价权,下放“三资”企业价格权限,放开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的定价权,对经营计划外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代购或承认进价加差率计价;加强物价监督检查,努力保持市场物价相对稳定。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1992年,蓬莱市价格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开始并轨。对农副产品除了国家合同订购的品种实行计划价格外,其余全部开放,实行议购议销。1982年至1992年这十年,蓬莱的价格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改革之路,基本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4年10月,国家计委印发《关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对我国现行计划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强化国民经济的平衡性。1985年4月7日,蓬莱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蓬莱县计划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是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二是进一步下放计划管理权限,由原来的69种年度计划减少到28种;三是自觉利用价格规划,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1992年开始,县委按照《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作用。到1987年,全县仅有粮食合同定购、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内物资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人口出生率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他均为指导性计划或由市场调节,形成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1992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形成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
1978年至1979年,蓬莱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财政管理制度。1980年至1981年,全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开始实行“分灶吃饭”。1982年至1984年,由于经济调整中紧缩的政策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下降。财政体制调整为“按收入总额分成,分级包干”。
利改税改革 1982年,全县开始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主要是对有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1983年,在做好测算的基础上抓好税利的入库解交工作。1984年开始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步,对全县的国营企业的税利增减和企业留利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测算,将国营企业原来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改为分别按11个税种向国家交税,也就是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事改企”改革 1985年开始“事改企”改革探索。首先对蓬莱阁管理所、园艺场、水泥管厂等事业单位进行了“事改企”试点,如在蓬莱阁文物管理所实行“支出基数包干,收入全额上交,收支两条线,按计划考核,超计划三七分成”的办法。到1986年底,全县已有53个事业单位实行了企业化管理,已达到自收自支22个,盈余上交的6个。园艺场完成企业化管理改革后,1985年至1986年,盈利180万元,上交财政20万元;蓬莱阁管理处实行企业化管理后,1986年旅游业收入达到57万元。
乡镇财政改革 1985年,开始建立乡镇一级财政所的试点工作,试点先在马格庄乡进行。到1986年,在全县20处乡镇普遍建立乡一级财政所。1991年,对乡镇财政体制在坚持“核定基数、收支挂钩、分档分成”的基础上,继续实行“超收多留、结余奖励”的办法,充分调动各乡镇促产增收的积极性。1992年,全市20处乡镇财政收入完成3037.8万元,乡镇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14.8万元,达到收支平衡的有13个乡镇。
改革科技组织、人事制度 1977年12月,蓬莱县委恢复科学技术委员会。1979年10月,县委恢复县科学技术协会。当年,全县共有科技人员1218人。1984年3月,县科学技术协会(科协)与县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正式分开,独立办公。到1984年底,全县建立乡镇一级学会、协会共72个,发展会员1113个,建立农村科普小组379个,发展了2609个科技户和409个科技示范户。1984年7月,县科委成立“蓬莱县科学技术开发中心”,县科协成立“蓬莱县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各乡镇也都相继建立了科技咨询服务组织。到1986年6月,县乡镇两级共建立了84个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机构,从事技术贸易人员达230多人。1986年1月,县委、县政府印发《蓬莱县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试行方案》。1988年5月10日,县委制定《关于招聘科技副乡长和经济技术顾问试行意见》。仅1989年就通过各种途径从外省(市)招聘、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3名,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聘请4名科技副县长、9名科技副乡镇长和30名经济技术顾问。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1988年,全县开始建立健全农村科技管理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农村科技管理体系组织网络为:县科委—乡镇科协—村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组织网络为:县农牧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乡镇农技推广站—村农科队。到1989年底,全县有557个行政村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科队,占总数的92%。1989年3月10日,县科协成立农民技术职称评审办公室,培养了大量“土专家”,在农业生产一线发挥了巨大作用。7月17日,县委、县政府制定《蓬莱县工业企业科技开发机构管理和改革的暂行规定》《蓬莱县民办科技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1987年11月,县委、县政府颁布《蓬莱县“七五”星火计划实施方案》《蓬莱县实施“星火计划”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蓬莱县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暂行办法》等三个文件。1988年,县委根据党和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蓬”战略,制定了“科技兴农”“科技兴工”“科技兴海”和蓬莱星火技术密集区实施方案。1990年,蓬莱县被批准为全省三个“沿海经济发展型省级星火技术密集区”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蓬莱大刀阔斧地撤掉了20所社办高中,重点建设县属4所普通高中,将224处初中压缩为124处。1981年8月,各公社在原来联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心小学和学区小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全面推进农村初中教育,全县初中调整为22所,即每个乡镇一所初中学校,较大的乡镇(北沟镇和大季家镇)两所初中学校,从而结束了蓬莱农村长达近20年的“联中时代”。
改善办学环境,提升教学质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县委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完成了农村正规初中学校建设工程。至1992年上半年,总投资3467万元,完成了全市13所城镇中、小学校舍改造任务,新建校舍81266平方米,维修校舍37900平方米,硬化路面71785平方米,绿化校园64402平方米。1982年,在
全县中小学开展“五讲四美”活动;1983年,中小学开展创“文明学校”活动,全县40%的学校达到了文明单位标准,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容、校风、校纪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6年,全县考入高校3185人。
加强教师队伍和职教体系建设 一是建立人民教育统筹基金制度。采取县、乡、村三级统筹的办法,实现了民办教师工资全县统一标准,按月发放,由此稳定和巩固了民办教师队伍。1989年1月19日,县委开始征收农村教育附加费,进一步充实教育统筹基金账户。二是实施教师学历达标工程。1980年,为了提高小学教师学科教学能力,成立教师进修学校。到1985年底,通过培训、进修、函授、自学考试等渠道,全县小学教师具有中师学历的约占54%,初中教师具有大专学历的约占39.5%,高中教师具有大本学历的约占38.5%。三是完善职业教育中心体系建设。1981年至1986年,蓬莱县先后兴办蓬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蓬莱县第二职业高级中学、第三职业高级中学、蓬莱县技工学校、烟台电视大学蓬莱分校等5所职业技术学校。
健全文化机构 1980年12月16日,蓬莱恢复县文化局行政体制及职能,下辖县文化馆、县图书馆、县电影放映管理站、县建国京剧团、县人民剧场、县文物管理所、蓬莱阁管理所等7个事业单位和20个社办文化站。1982年秋蓬莱县京剧团解散,1983年3月县吕剧团开始组建。1985年9月23日,县书画协会成立,聘请蓬莱籍中国著名画家、书法家许麟庐、鲁萍为名誉会长。1986年8月,撤销蓬莱阁管理所,成立蓬莱阁管理处。1990年,县文化局成立社会文化管理办公室,1992年7月6日,市委、市政府首次将文化站下放给乡镇领导和管理。
加大文物管理与保护 1980年10月1日,县文化局成立了“蓬莱县文物管理所”。到1991年,确定全县古遗址共102处,处理和制止破坏文物点案件10余起,破获文物走私案7起,没收文物30余件,征收文物300余件,全县文物收藏达到929件。1984年,投资188万元,清除水城小海淤泥18.7万立方米,重砌小海沿岸护墙1380.9米。1985年,修复水城西北角城垣600余米,将戚家祠堂征为国家所有,并进行整修,设专人管理。1987年投资180万元,修复太平楼、点将台、涌月亭、平浪宫、振扬门城门楼等建筑。1988年,修复水城关门口天桥,1989年修复振扬门两侧城垣50米,1991年整修水城东炮台和关门口。
医疗卫生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1982年,实行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多数农村合作医疗室陆续承包给乡村医生。截至1985年底,全县有村级卫生室545个,乡村医生899名。1986年,全县倡导农村集体办医,并开展创建甲级卫生室活动(简称“创甲”),1992年全市乡村卫生室“创甲”率提高到80.9%。1985年5月,大辛店中心卫生院更名为蓬莱县第二人民医院。1987年9月,蓬莱县中医院批准建立。1989年蓬莱县人民医院被评为山东省“文明医院”。1984年,虎路线乡设卫生所。至此,全县有乡镇卫生院(所)19处,管理权于1990年12月全面下放至所在乡镇政府。1988年11月,山东省爱卫会正式命名蓬莱县城为省级“卫生县城”。
卫生防疫工作全面展开 1979年,全县医院工作重心转移到预防和治疗疾病轨道上。全县556个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建设了县、社、队三级医疗卫生网。1979年5月23日,县革委下发《关于加强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至年底,全县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比上年下降22.86%,其中菌痢下降65%,流脑下降43.3%,疟疾下降33.3%。20世纪80年代,麻疹、痢疾、麻风病得到有效控制。1988年,全年完成6种生物制品接种14.3万人次,“四苗”覆盖率达到90%以上,0~12岁儿童参加计划免疫保偿率达到95%,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蓬莱县“提前实现国家普及儿童免疫第一个目标”奖。1991年11月,蓬莱县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标准。
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县级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1984年1月,蓬莱县委出台《蓬莱县县级机关机构设置方案》。3月,县委成立了机构改革指导委员会,本着“重叠的坚决撤销,业务相近的尽量合并”的原则,县政府机构由原56个委局办调整为40个,撤销物资局等20个单位,改设成物资综合公司等19个公司。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机构改革要求,县直部门领导班子,平均职数由原来的3.5职降为2.7职,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9.6岁降为44.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26人增加到74人。20处乡镇党政正副职88人,平均职数4.4职,平均年龄39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7人,占30.7%。新提拔领导干部36人。随着机构改革,对党政机关人员进行了精简,其中行政编制减少了20%,企事业编制人员减少了15%。
加强干部培训工作 1984年11月23日,蓬莱县委制定《1985年至1990年全县干部培训规划》。到1990年,全县有96人获烟台市委党校大专学历,有240人获各类高等院校大专专修学历,有180人获烟台市属院校大专学历,有1000人获烟台市工业行政管理干部学校和市公安干校中专学历,有3600人获教师进修学历,有320人获县党校中专学历,有300名干部获“干电大”大专学历,有100人获农广学校中专学历,有300人获函授刊授大专学历,150人取得中专学历,有120人通过自学考试获大专文凭。
试行领导干部目标化管理制度 1987年7月6日,县委、县政府制定《关于建立机关工作人员政绩考核制度的试行意见》,建立了县、乡镇和部门、科室及其工作人员的四级目标管理责任制体系、政绩考核档案、奖惩制度和组建考评组织。1988年,蓬莱县在全省党政机关岗位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经验和做法。同时,积极推行机关工作规范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制,制定《蓬莱县机关目标管理责任制奖惩试行办法》,作为公务员制度实施前的一种过渡办法,从而使领导干部目标化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988年,全县针对企业推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制定了《关于县属承包、租赁企业干部管理的试行意见》,制定《关于选聘科技副乡镇长和经济技术顾问的试行意见》,聘用了7名科技副乡镇长,3名科技副县长。1991年,全县压缩党政群机关超编人员20名,清退借调人员70人,清退事业单位计划外用工150名,减少财政支出20多万元。制定了《关于蓬莱县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设置内部机构和配备中层领导职数的管理办法》,严格控制增设内部机构。到1992年,累计从工人中提拔聘任领导干部83人,其中农民合同制工人19人。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4月30日,蓬莱县委、县政府制定《关于加快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的意见》《蓬莱县内联企业登记暂行办法》和《蓬莱县利用外资暂行办法》,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1991年9月29日,蓬莱县利用蓬莱阁景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举办第三届对外经贸恳谈会暨“91世界旅游日”庆祝活动。县委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共洽谈项目163项,其中签订合同69项、协议27项、意向67项。1992年5月6日,蓬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同时,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三属”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牵线搭桥的优惠措施》和《蓬莱市奖励引荐外商投资者的有关政策》。5月8日,蓬莱市于深圳首次举办了对外经济贸易联谊洽谈会,中国香港、深圳、台湾,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75名外商及40名国内客商应邀到会。会议期间,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42个,总投资额8024.74万美元。5月28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意见》。6月至7月,蓬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制定《蓬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蓬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方案》和《蓬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意见》等文件。1992年,全市批准利用外资项目48个,总投资9218.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85万美元,三资企业完成产值1.6亿元,实现利税1100万元,出口创汇额1500万美元,分别比1989年增长5倍、9.9倍、16倍、6.4倍、6.5倍、4.8倍,在1992年烟台市利用外资工作综合评比中列第一名。
“六五”计划的五年(1981—1985),是整个经济体制进行伟大变革的五年,也是蓬莱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振兴发展的五年。1984年,蓬莱县被列入首批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在“六五”计划顺利实施的基础上,1986年7月,蓬莱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蓬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通过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推行生产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农业生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5年虽因受严重的风灾影响,粮油产量、生猪年末存养量未能达到“六五”计划要求,但由于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村办企业,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达到4.27亿元,五年平均递增34%,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由1980年的51%上升到79%,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通过工业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能耗、物耗有所下降,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实现8.7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12亿元,国民收入生产额3.51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373万元,五年平均递增16.1%、11.6%、14.9%和19.9%。
到1985年,全县各类文化场所达到600多处,新建县医院门诊大楼,病床达到809张。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为4.5‰,蓬莱县连年被评为山东省计划生育先进县,1985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全县建成文明单位260个,文明村340个,占行政村总数的56.6%。1985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411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899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01元,分别是1980年的2.37倍、3.84倍、2.25倍。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蓬莱县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开展创造优美环境、建立优良秩序、搞好优质服务和学习先进的“三优一学”活动,社会公共秩序和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全县形成了倡导文明新风、转变社会风气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兴旺期。随着各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社会也进入“合同”制度时代,法制宣传与普及已成为广大农民的必修课。这一时期,蓬莱县委适时成立了乡司法所和乡法律顾问事务处,各村相应成立了法律民事调解组织,及时解决民间各类纠纷,形成乡、片、村三级法律调解网络,实施“九法一条例”普及,法典条文做到一家一册,出台重申村级信访民调工作责任制和考核标准,将村级社会安定纳入乡村干部年终考评机制。
1982年初,蓬莱县委逐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创建文明单位、宣传先进典型等活动。下半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文明村”创建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向农村基层延伸。1983年,开展“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等评选活动,推进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截至1983年底,蓬莱建成文明村63个,占全县农村总数的10.64%。1984年3月,县委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把文明村、文明单位建设作为活动的中心环节,进行广泛发动和宣传,相继印发了各乡镇包建文明村责任制的建设情况、马格庄建立帮建小组的经验等。1984年下半年,县委开展文明户创建活动,积极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特别是各类专业户做到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到1984年底,全县新建成文明村185个、文明镇1个,累计建成文明村248个。1984年,县委制订了涉及农村、工业、卫生、党政机关等21个系统文明单位的标准,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档案和检查评比制度,实行季度检查、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制度,为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提供了依据。到1984年底,全县共建成文明单位173个。1985年3月,县委、县政府对文明镇、文明村、文明单位进行了表彰。1987年,县委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实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组织干部群众广泛开展了民俗改革大讨论,运用算账对比、典型分析、现身说法等形式,引导大家自我教育,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破旧俗、树新风。1987年第二季度,全县结婚共800对,节约开支30至50万;死亡700人,节约开支8至10万。1988年,县委修订了创建活动的创建标准,着重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服务窗口建设,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1990年9月20日,山东省委下发《关于印发〈海阳县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的做法和经验〉的通知》,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9月27日,蓬莱县委下发《关于在全县农村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并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动员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领导小组。10月20日,县委下发《关于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1990年至1991年,县委开展深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并实施“一二三四社教工程”。即一个主题,就是坚信和坚持党的领导;两条干线,城市和农村;三项活动,在农村开展“三抓三推广”活动,即抓创立村庄精神活动,推广安香于家村的经验;抓评选“好公民”活动,推广崮寺店镇的经验;抓依法治村活动,推广大季家镇的经验。同时,在城市开展“三学三强化”活动,即干部学习焦裕禄,强化公仆意识;工人学习王进喜,强化主人翁意识;学生学习赖宁,强化使命意识。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从1982年到1992年期间,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文件,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基层民主的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伴随着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蓬莱迎来了群团建设和发展新的历史时期。
1980年,蓬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始设常务委员会。1992年1月18日,蓬莱撤县设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名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4年至1990年,十至十二届的三届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和修改完善联系代表、常委会工作条例、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代表活动、办理代表议案、乡镇人大联络员职责、加强与“一府两院”工作联系、常委会议事规则、常委会决议决定和质询案转办程序等规章制度。1986年至1991年,先后听取政府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汇报89次,年均14.8次;听取“两院”工作汇报39次,年均6.5次;按时组织代表对全县的经济社会建设各项事业进行监督考察和调查研究,并及时提出建议或作出决议。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取消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农村逐步建立起村民自治制度。1984年2月,根据中央8号、9号文件精神,全县开展生产大队改村工作,民主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这一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农村政权形式,随着农民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而且通过自治活动,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推进了基层民主建设,加快了农村民主化进程,使广大农村逐步呈现出一派和谐、发展、稳定的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治安问题突出、违法犯罪猛增,国家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蓬莱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法律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加强普法宣传,以“严打”为突破口,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在社会治安方面开展了扎实的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法制
环境。
深入开展“一五”普法教育 1985年3月,蓬莱县制定完成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8月,县委成立普及法律常识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在崮寺店镇、大季家镇、粮食局和山东汽车改装厂进行试点。当年,举办各级干部普法学习班44期,每期12天,训练农村普法宣传员3200名,轮训各级干部1.24万人,占全县干部总数93.7%。“一五”普法期间,全县成立普法领导小组727个,并配备5到10人的普法宣讲队,采取干部轮训班、广播讲课、农民夜校、演讲会、“三会一课”、以案析法等形式,全面推动“一五”普法教育开展。1987年3月,蓬莱被烟台市评为普法先进县。1987年7月14日,县委制定《关于加强法制教育实现依法治县的实施意见》,提出“依法治县”的指导思想。1991年,蓬莱县被评为省级普法先进县,县普法办公室、崮寺店镇被评为省级普法先进单位。
全面实施“依法治县” 1980年11月,蓬莱县司法局成立。12月,蓬莱县法律顾问处和蓬莱县公证处成立。1983年11月,县人大办公室设立法制科,1987年8月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1984年各乡镇成立法律咨询站,1985年改称法律服务站。1990年,县法律顾问处改称律师事务所,各乡镇法律服务站改称司法所。1984年3月,县级党政机构进行了改革,县政府办公室内设法制科。全县逐步形成全方位的普法工作网络。1991年5月,蓬莱县制定《蓬莱县在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和《蓬莱县1991年法制教育和依法治县工作实施计划》。1992年,县委编写《青少年必读》,分为法理、宪法、刑法等部分,重点加强全市青少年法制教育。
加强组织建设,强化责任落实 1982年11月,中共蓬莱县委政法委员会成立。1983年4月,蓬莱深入开展治安秩序整顿,在全县范围内落实治安保卫、岗位安全、治安巡逻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安全预防措施,横到车站码头,竖到乡村巷弄,不留死角。仅1983年一年时间,全县巡逻队当场抓获和截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540名,避免了109起案件的发生,协助治保会查破900多起案件。1991年,蓬莱县综治办成立,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也逐步建立起综治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等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进一步规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加强民事调解,做好治安预防 为及时主动掌控基层治安动态情况,定期开展集中摸排活动,全面梳理公安接报警记录、群众举报线索和信访、上访案件,确定打击整治重点。1982年,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33%,大案要案下降33.2%,发案率下降0.45‰ ,民事纠纷下降18.6%。认真搞好民事调解工作,推行调解责任制。全县农村大队和27个较大厂企成立调解委员会,并在全县农村建立起100个调解片,公社有调解领导小组,形成三级调解网;落实调解承包责任制,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司法助理员的作用,使大量的民事纠纷处理不出村,提高了民事纠纷调处率。1982年,全县处理民事纠纷3086起,处结率98.7%,同比增长0.7%。
开展“严打”斗争,整顿社会秩序 1983年7月,中央发出开展“严打”的动员令。一场遍及全国的“严打”活动由此开启。8月,县委、县政府开展了第一次集中“严打”行动,9月、10月发案率环比下降55.2%。1985年,县委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信2300多封,群众扭送违法犯罪分子96名;破获刑事案件55起,破案率77.5%,同比增长2.3%。1986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58起,同比下降31%,其中强奸犯罪下降11.8%,盗窃犯罪下降39%,全县的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持续稳定好转的局面。
第四节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蓬莱县委按照上级各级部署安排,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员管理、作风建设等方面,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983年,县委开始恢复和建立党的宣传网和党的教育网,以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党课教员、党课辅导员为骨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4年11月,制定《蓬莱县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干部培训规划》。一是大力加强干部培训。1986年,开设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班,全县干部中,入学大专227人,入学中专229人,参加初中文化补课36人。二是抓好短期培训。举办三期正规化理论教育培训班,入学干部272人,全年举办各类短期培训123期,参加学习的达3500人次。三是积极开展电化教学。全年自制教学片100盘共300课时,举办培训班60多期,培训党员干部2300多人,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政治业务素质。
1984年,县委着重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全年共发展184名知识分子入党,占全县发展党员总数的41%。1986年,在解决好知识分子入党难的同时,注重在农村、乡镇企业、工交财贸及各行各业第一线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单位中,发展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中青年积极分子入党。1989年,全县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着重考察入党对象的政治觉悟,特别是考察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表现,同年还专门制定了《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暂行规定》。1990年,按行业、分类型对全县广大党员普遍实行了党员年度目标、责任区目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并开展了评议定格、达标升格活动。1991年,在党员管理上,全面推行了“两组一体”工作制,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党员年度目标责任制、机关党员岗位责任制和企业党员责任区;坚持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党员外出管理等制度,党员管理逐步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自1985年5月开始,蓬莱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文件要求,分县、乡(镇)、村三批次开展整党工作,到1987年2月底结束,历时22个月,较好地完成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项任务。参加第一批整党的主要是县直机关(包括局级公司)、驻蓬的市属县级企事业以及试点的登州镇机关和动配厂,共81个单位、1904名党员,历时8个月时间。第二批整党,共有19处乡镇机关、驻乡镇的双管单位和县属企事业单位,以及登州镇办企业和农村,共337个支部、5562名党员,历时5个月。第三批整党的主要是农村,以及乡镇办企业,共636个支部、18105名党员,用时4个月。在统一思想方面,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系统的整党学习,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在县、乡(镇)整党中,县乡两级均设立了纪检组,先后查处党员和党员干部违纪案件49起。在村级整党中,查处违纪拖欠公款的党员干部498人,涉案款额31.1万元全部清退;查处抢占、多占宅基地2087起,按规定拆除470起,上交罚款1610起,收缴罚款13.3万元。在纯洁组织方面,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和规定的党员重新登记条件,参加这次县、乡(镇)、村级整党的党员共有25571名,全县予以登记的党员为24652名,占参加整党正式党员数的96.4%;全县受到组织处理的党员为95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0.37%。1987年4月7日,中共蓬莱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检查总结了全县整党等方面工作情况,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党风进一步好转,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第五节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进一步深化的新任务。蓬莱县委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通过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生产力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统一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的思想,认真开展治理整顿工作,在顺利完成“七五”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1992年1月完成撤县设市工作,掀起了蓬莱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1月6日,蓬莱县委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三大文件的通知》。12月,县委将十三大会议精神列为全县党员冬训的主要学习内容。县委宣传部编写了《十三大文件学习辅导材料》,县委党校先后举办了6期十三大文件学习班,全县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基本轮训一遍。1988年,县委将学习、贯彻十三大会议精神列入当年工作重点之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学习。县五大班子领导成员及乡镇、部委办局(公司)负责人带头学习,一般党员干部采取逐级轮训的方法进行。对基层党员、群众,运用广播、报纸、板报、宣传栏等媒体和工具,抓住“热点”“难点”“疑点”认真讨论,深入研究,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1月20日,召开中共蓬莱县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就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做好同蓬莱实际相结合这篇文章,进行了阐述和强调。3月,县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宣传材料,在全县开展“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宣传教育活动,解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充分调动干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8年9月28日,县委印发《关于在全县开展生产力标准学习讨论的意见》。在生产力标准问题大讨论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同宣传十年改革成就、正确认识形势、深化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党政机关为政清廉相结合,消除了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树立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新观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增强了改革开放的信心。乡镇和县直部门也确定了本乡镇本行业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为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突出表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混乱。改革开放10年来,蓬莱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受全国大环境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蓬莱县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业基础薄弱,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78年以来全县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709人,而耕地平均每年减少7660亩,人均耕地减少1.6分,农业投入不足,发展后劲受到影响。二是工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经济效益不够理想。产品结构方面,优质、出口创汇、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小。经济效益方面,工业生产部分效益过分依靠高投入、大规模、高消耗,流动资金过分依靠银行贷款。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超出了地方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自1978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出了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总规模中非生产性项目、一般加工工业项目所占比重较大,加剧了资金、能源、原材料短缺的矛盾。四是消费需求过旺,物价上涨过快。十年间,职工工资总额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递增率分别为16.5%和21.6%,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居民消费零售额递增率为17.1%,社会集团购买力平均每年递增21.6%,物价上涨过快。同时,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国家价格转轨期牟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销售伪劣商品,更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改革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亟待解决。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1989年1月30日,蓬莱县七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蓬莱县1989年工作要点》,确定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加强市场管理,整顿流通秩序,加强信贷管理,多渠道筹集资金等方面开展治理整顿工作。当年,全县开展物价、财税大检查,共查处违价商品80.99万元,查补各种税款65.6万元,查处违控商品32.8万元,违控汽车35辆;清理村级以上在建项目282个,停建23个,压缩投资2675.8万元;186个公司进行了重新登记,20个机关办公司全部予以撤销,免除兼职的党政干部职务。12月26日,县委召开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提高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任务措施,确定“认真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和物价”的工作计划。1989年,全县社会集团购买力同比压缩21%,会议开支节约3万多元,健全32种专控商品审批和销售供应制度,专控商品审批准购价值同比下降33.8%,物价上涨幅度回落到7.4%。1990年,县委重点优化贷款结构,推动蓬嘉易公司、棉纺厂、氟石厂、黑岚沟金矿等10个重点企业和28个省级以上技改项目建设,协助融通资金8.5亿元,同比增长27.7%;严格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同比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30%,确保消费基金的增长低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贯彻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财税征管工作,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经营、投机倒把偷税和抗税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全年共清理整顿公司186个,查处违法经营案件214起,查获假冒伪劣商品40余种,查补税款40余万元。经过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缓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初步缓解,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政治风波,蓬莱县委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一是坚持用中央的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县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青年学生学习社论精神、提高认识、坚定立场,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月30日,县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控制进京人员。针对北京等地学生罢课游行可能引起本地学生或社会人员上访的情况,县委确定加强教育、严密监控、单位负责的方针,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实行责任制。对“五一”“五四”节日期间回家探亲的大学生,由各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及时给予疏导教育;对未能回家探亲的大学生,由学生家长单位和学生家长向其寄一封信,劝导学生反对动乱。6月16日,县委召开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孙德汉传达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我县防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工作。三是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消除政治风波影响。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全县各级党政机关认真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书》等重要文件,坚定政治立场,不信谣、不传谣,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消除风波影响。7月14日,召开中共蓬莱县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印发《关于认真做好返乡高校学生思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对印刷、播音设备管理的紧急通知》。成立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从学习文件、加强教育、宣传政策、统一思想入手,对全县28219名党员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纯洁了党的队伍。1990年3月,全县清查清理工作结束,查处县内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有牵连的事件6起。
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 1989年8月1日,县委印发《蓬莱县党的建设五年规划》。县委举办3期由200多人参加的科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班,利用广播电台举办8场国内形势讲座,组织2次县直共2600多人参加的国际形势报告会,全县10个行业系统120个服务单位2100多名党员实行党员“挂牌服务”,接受群众监督。到1990年底,全县44个党委全部建起业余党校,23个企业建起了企业党校。配备了专(兼)职教师、党课辅导员400多名。全县80%以上的党员接受了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改进党的工作作风 1989年7月,县委作出县级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决定,五大班子领导成员每年下基层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机关干部下基层1600多人,整顿后进村领导班子的党建工作队50人,到贫困乡村挂职20人。县委召开行业座谈会250次,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搜集各种批评、建议2000余条,查处不合格党员40名,督促全县20处乡镇和81个县直部门实行了政务公开。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县委实行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部署村级党组织建设;县委常委每人联系一个乡镇、三个村、五个户;将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班子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列入对乡镇党委的考核;派驻工作队,协助乡镇党委集中整顿后进村。1989年11月,县委印发《关于整顿基层党组织和党支部领导班子换届改选工作的意见》,要求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思想整顿为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政治立场、思想觉悟、道德品质、组织纪律、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1990年,县委开展“基层党建争先夺标”活动。县委抽调50人组成党建工作队,专门帮扶后进村级支部班子,激发后进班子干事创业。
1989年7月,蓬莱县委下发《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意见》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廉洁勤政守则》。11月,根据烟台市《关于进行全市廉政建设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县委对企事业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及惩治腐败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查处党员违纪案件28起,查处行政违纪案件6起,查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案件107起,罚没款46万元,补交税款97万元。查处干部职工建私房228户,职称有问题22人,吊销营业执照20个,办理政企脱钩手续26个,免去12名党政干部在公司中的职务。狠刹吃喝送礼风,严控招待费的使用范围、标准,1989年全县招待费同比下降36.6%。1990年7月,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廉政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年共排查出各类党内违纪案件线索57起,立案查结40起。对干部职工违纪建私房问题,成立了专门工作办公室,查处宅基地有问题的92户,其中违章、违法占地建私房57户,少批多占土地建私房35户,收缴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8.2万元,罚款2.4万元。同时,县委制定《关于切实解决好群众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修订《县级领导干部抓党风、廉政工作责任制》。将全县党政机关划分为17个责任区,由县五大班子的17名领导同志分包负责。同时,35个重点单位和16个重点项目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增强了工作透明度,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七五”(1986—1990)期间,蓬莱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胜利完成了“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全县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我为仙境添光彩”等活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被省委授予“全民普及法律常识先进单位”和“拥军优属先进单位”称号。
“七五”期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1亿元,县城东环路、县城调水、9处35千伏以上变电站、南门立交桥、牟黄路、蓬水路、蓬寨路扩宽、蓬莱港滚装码头建设、汽车站新建、体育场、登州古市、海水浴场、田横山等重点城建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葡萄酒、洗涤机械、棉纺、汽车、水泥等重点工业项目建成并投产。1990年,全县完成国民生产总值7.9亿元、国民收入6.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9.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7亿元、财政收入5607万元,五年平均递增19.1%、19.8%、26%、14.1%、10.7%。全县利用外资项目38个,总投资额6414万美元,合同外资额2835.8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10万美元。
农业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建立健全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企业主要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股份、租赁、兼并、联合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计划、财税、金融、物价、商业、供销、物资、劳动人事、干部制度、科技教育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也都进行了改革探索,全县经济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到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33元,全县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7.53亿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38.6%、296.3%。全县每百户拥有电视机84台,洗衣机28台,电冰箱、摩托车、汽车等高档商品也大量或开始进入职工和农民家庭。全县拥有影剧院14处,电影放映队124个,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8%,中小学在校生达到6.2万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达到2461人,电视大学在校生达到470人。
1991年4月,蓬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蓬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及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全县“八五”计划(1991—1995)时期国民经济要实现的目标。1991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蓬莱县,设立蓬莱市(县级)。随着“七五计划”和撤县设市的胜利完成,蓬莱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十七章 改革开放系统推进
1992年起,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蓬莱市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节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蓬莱市深入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十五大精神,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努力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为主要内容,蓬莱市采取切块分层次的办法,广泛开展了学习讨论活动和宣传思想工作。机关干部层面,按照市级、科级和一般干部三个层次,各有侧重的开展理论学习教育活动。其中,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班6期,培训500余人。成立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办公室,从4月份开始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市开展对外开放大讨论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围绕更新观念、提高开放意识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学习讨论活动。组织辅导报告会32场次,举办广播专题讲座20讲,电视专题7期,编发各种辅导材料4000份。企事业单位层面,以转换经营机制为主要内容,按党员、干部、群众三个层次,逐级开展了宣传思想工作。编印下发了《蓬莱市深化企业改革宣传提纲》《蓬莱市股份制改革宣传提纲》,举办了“敞开心扉话改革”演讲赛和“改革开放与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召开了全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先后总结推广了20多个典型。农村层面,以加快奔小康步伐为主要内容,按村党支部书记、两委成员、一般党员和群众四个层次,深浅不同地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其中村党支部书记培训了8期,对全市607名农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普遍轮训。通过一系列活动,有力促进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农村“奔小康”活动 为了争取“八五”末提前完成第二个翻番战略目标,基本达到小康初级水平,根据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省委五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和烟台市委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1992年2月,蓬莱市委召开八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贯彻八中全会精神在全市农村开展“奔小康”活动的意见》,提出了全市“八五”期间农村工作的总任务、总目标,提出小康村的五条标准是农民人均占有农村经济总收入要达到5000元,人均纯收入1200元的农户占80%以上,小康乡镇六条标准是农民人均占有农村经济总收入要达到5500元。经过全市干部群众勤奋努力,1992年底,全市有142个村庄跨入“小康村”行列,其中拦驾疃等26个“小康村”受到烟台市表彰。1993年又有116个村达到“小康村”标准。1994年蓬莱市顺利通过山东省“小康县”验收。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蓬莱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烟台市的工作部署,适应市场经济变化,开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在1994年粮经比例5.8∶4.2基础上,到1998年要调到5∶5。1997年5月2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发展高效农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发展高效农业作为振兴全市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头戏抓紧抓好;加速发展果业、水产、畜牧、瓜菜生产。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高效农业的意见》,会后,全市掀起了以设施农业和果品优系化建设为重点的发展高效农业热潮。至12月底,全市完成果品优系化改造5万亩,新增优系葡萄5000亩,新建各类大棚1.9万亩;新发展岩礁、滩涂水产养殖区1500亩,2000马力以上远洋捕捞船达44条;全市畜牧业规模养殖大户达2300多个;新发展银杏树1.4万亩,金银花1000万株。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对农业种植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通过“奔小康”活动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蓬莱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至1998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27.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08元,分别是1991年的3.2倍、3.84倍。总体看,“小康”初级目标提前实现。1999年11月,蓬莱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意见》,争取用3年时间,将蓬莱粮经比例调整到3∶7以上。调整从种植面积、品种、技术3个层面进行,调出粮田面积的50%(约17万亩)用于发展高效经济水果,突出苹果、梨、桃子、葡萄和大樱桃等五大主导品种,扩大区域化种植。2001年开始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模式,制定并执行果菜“一减双保”安全工程技术规程。此后,陆续取消粮油定购任务、农业特产税,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种植业产出效益的提高。2005年,境内种植粮食作物2.39万公顷(35.9万亩,其中主粮作物33.8万亩、主要杂粮作物2.1万亩)、经济作物4.25万公顷(63.7万亩,其中花生16.2万亩、瓜菜2.5万亩、水果45万亩),粮经比3.6∶6.4。
开发“海上蓬莱” 90年代初,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海上山东”的发展战略,并把它与黄河三角洲开发并列为两大跨世纪工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蓬莱市大力加强“海上蓬莱”建设,领导不断加强,措施不断强化,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1992年2月,蓬莱市委八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八中全会精神在全市农村开展“奔小康”活动的意见》。《意见》提出,水产生产已经成为蓬莱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计划到“八五”末建成“一个半”海上蓬莱。要继续坚持“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科技兴渔、加工增殖、提高效益”的方针,坚持养殖业主攻立体和海珍品、捕捞业主攻深海远洋、加工销售主攻外向型三个方向。先后制定了海域开发、资金、技术投入等30多项优惠政策,打破沿海、内陆、所有制等界限,生产要素流动组合,鼓励跨地区、跨县市、跨行业,以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合作开发海洋资源。坚持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通过联合金融部门搞开发、股份制筹资、横向联合引资等形式,使开发海洋经济的年投入额由1991年的4200万元增加到1994年的1.2亿元。通过建立水校培养人才、联合科研院所进行科研攻关、实施“钥匙工程”进行科技推广等举措,推动了蓬莱海洋经济步入高层次。1992年底,全市水产品总量达14.2万吨,水产业总产值6.6亿元,提前三年实现建设两个“海上蓬莱”的“八五”奋斗目标。1993年夺得烟台水产总量第一的桂冠。1994年10月,蓬莱市年水产总量突破20万吨,产值超过10亿元,位居烟台市第一位,山东省第二位。滨海旅游的年客流量达到200多万人次,位居全省四大旅游区第二。海上运输已迈进国际航运的行列,是全国第一个合资办海运的县市、第一个跻身国际海洋运输的县市。经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评价中心考评,蓬莱市被列入全国100个水产品总产量最高县份,排名第8位。以陆地种植业总收入与海上经济总收入比,蓬莱市建成了四个“海上蓬莱”。
1995年8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海洋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以争创海洋经济强市为目标,注重市场导向,主攻资金投入,依靠科技开路,三次产业并举,海陆开发并重,狠抓两个效益,推动渔业海洋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市各级继续把渔业海洋工作的主攻方向放在“捕养加”上,努力实现捕捞生产持续发展,养殖生产大幅度发展,加工生产全面发展。到1996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31.7万吨,实现总收入15亿元,列烟台市县第一位。1998年,蓬莱市荣获全国水产强县(市)称号。1999年海洋水产经济实现新突破,远洋船队规模和作业实力继续稳居全省县级之首,至2001年,远洋作业规模和实力位居全省县级第一,水产品总量达到36.1万吨,总收入19.5亿元,上级考核的海洋与水产经济发展的6项硬指标,蓬莱市均列烟台各县市区首位。
1993年3月,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关于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意见》,对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及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优惠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年内全市306家企业中的30%以上改造成股份制企业。1994年5月,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关于市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和《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对市属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提出了指导意见,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到年底,全市共有490个市、乡镇、村三级企业完成改制,股本金总额10.8亿元,其中,募集社会股金4.8亿元。
1995年11月,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及省、烟台市企业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蓬莱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对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组织领导、工作措施等提出具体要求。1997年4月,蓬莱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改革的意见》,对全市各类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再次进行全面部署。各级各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大改革力度,实施“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改组、改造、改制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一企一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同时做好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和职工再就业工作。之后,市委、市政府又相继制定《关于调整和补充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企业改制中土地资产处理意见》《全市国有资产实行授权经营》等一系列配套文件。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又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企业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稳中求快的原则,继续按照“首选股份制、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的工作思路,多种形式推进企业改制。市属工交系统的企业、乡镇办企业要尽快收尾。与此同时,改制要向其他领域延伸,财贸系统、水产系统、建筑系统、农业系统以及其他部门所办的企业都要进行改制。至1998年7月,市、乡镇、村956家企业完成改制任务896家,占企业总数的93.7%,其中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企业209家,实行挂靠、兼并、租赁、拍卖、外资嫁接、剥离经营、破产的企业523家,其他形式的企业164家。除了黄金、旅游等少数特殊行业外,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国有(集体)资本基本从企业中退了出来,深化存量资产5亿元。期间,蓬印、蓬泰、金创3家企业股权证先后在省内上柜交易。蓬莱作为全国四个县级中小企业改制试点县之一,1997年的市属企业改制和1998年的乡镇企业改制,都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山东省和烟台市先后在我市召开企业改革工作现场会议,重点推广蓬莱经验。1999年11月15日,市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求、指导意见等。2000年1月6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全市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重组的主体、形式和推进措施。为确保企业资产重组取得实效,市里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企业资产重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市企业资产重组工作进行调度、组织与协调。通过对内挂靠联合,先后争取了中粮长城、天津王朝、青岛啤酒、北京水产、济南小鸭等国内上市公司、大企业落户蓬莱,共吸纳市外资金8亿多元,盘活市内资产4亿多元。
制定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 1992年,为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和省、烟台市旅游局的发展规划,结合蓬莱市实际,制定了《蓬莱市旅游业“八五”计划及十年规划》,提出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通讯、交通、商业、饮食服务、城市建设等行业的发展,从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宾馆建设、交通运输的建设、旅游人才的培训、发展旅游商品、开拓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深化旅游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规划要求。1992年10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和山东省、烟台市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工作会议精神,蓬莱市召开了全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工作会议,对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做了部署,提出要重点抓好“一旅四通”(旅游业、市场流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资金融通),并出台了有关政策。11月11日出台了《蓬莱市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1995年7月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旅游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发展旅游业的主要任务、总体规划。8月9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就发展旅游业的指导思想、发展规划、优惠政策、旅游管理、组织领导等作出具体规定。2001年5月10日,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蓬莱市“十五”期间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发展旅游产业总的思路、发展举措等。在一系列规划和发展意见的推动下,蓬莱市旅游产业蓬勃发展,2001年,全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86.3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7.3万人次。全年旅游门票收入6800万元,旅游业综合收入8.5亿元。
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 1993年4月18日,蓬莱阁大殿、吕祖殿、子孙殿、仙人洞、戏楼修缮完毕,正式对游人开放。1993年8月8日,胶东半岛第一条客运索道——投资400余万元的蓬莱阁客运索道正式投入运营。1995年7月8日,投资600万元的戚继光纪念馆落成并正式对游人开放。1996年5月1日,投资2100万的八仙渡海口建成并正式对游人开放。1996年5月26日,中国船舶发展陈列馆和蓬莱阁全周影院落成。中国船舶发展陈列馆是全国规模较大、种类齐全的船舶陈列馆。蓬莱阁全周影院是胶东第一座现代化环幕影院。1998年,投资820万元的田横山文化公园和田横栈道建成。1999年3月,投资4000万元的戚继光故里等旅游重点建设工程动工,恢复戚府、后花园、牌坊街、戏楼等古建筑,9月底完工。2001年12月,总投资4.5亿元的水城保护开发项目动工,2006年4月,水城保护与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获建设部授予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通过统一规划、科学布局,加大投入,不仅修缮了老景点,还开发了新景点,全市旅游资源大幅提升,储备了后劲,极大地改善了我市的旅游环境。
2001年1月16日,在第二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暨AAAA级旅游景区评选活动中,蓬莱市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蓬莱阁景区被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进一步提升了蓬莱旅游城市的形象。到2002年,旅游业已经发展成全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三次产业比达到了17.2∶47.4∶35.4,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33.95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省、烟台市两级机构改革工作会议精神,1992年至2002年间,蓬莱市先后进行2次大的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党政机构改革方面:1993年5月至11月的党政机构改革,蓬莱市直机关正副科级行政单位由60个减至36个,减少40%;正副科级事业单位由85个减至75个,减少11.8%;11个行政公司,撤销1个,转为经济实体10个;市直机关总人数由1211人减至693人,减少42.8%。全市乡镇非常设机构由177个减至34个,减少80.8%。
在2001年11月开始的市、乡镇党政机构改革中,蓬莱市委设工作机构7个,部门管理机构2个;市政府保留机构15个,更名机构8个,撤销、合并新组建机构7个;市直机关人员编制由原714名减少到559名。乡镇行政编制按20%比例精简。事业单位改革方面:1998年7月开始市、乡两级事业单位改革,采取对机构撤销、合并、压缩及对人员清退等方式进行,到年底共清退精减编外人员1418人。至1999年7月,35个事业单位转为企业21个、撤销14个,2个社会中介机构合并后改为企业。2001年11月,对乡镇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统一设置农业科技服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社会事务服务站、财政审计所4个机构,人员编制总额为415名;市直部门在乡镇设置的事业机构4个,即国土资源管理所、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所,人员编制总额为231名。
2001年6月,根据省、烟台市有关文件的精神,蓬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实行蓬莱市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市委、市政府决定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各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各部门对各自的审批事项和收费项目进行全面的清理审查并进行逐项登记,提出初步的取消、保留、调整意见。市里将对各部门上报的改革意见进行审查,并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确定全市保留、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后向社会公布。2002年2月又印发了《蓬莱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对各行政部门的审批事项和收费项目,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核查。通过改革,市直42个具有行政审批收费职能部门、单位原有审批事项475项,改革后保留300项;原有收费事项230项,改革后保留225项,进一步规范了行政行为,改善了投资环境。
农村配套改革 1993年1月,蓬莱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实行城镇“蓝皮户口”实施意见》,对农民进城经商在户籍管理上开了绿灯。随后制定了《蓬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关于在全市实施“手拉手”扶贫工程的意见》《蓬莱市农村社会保障暂行规定》等政策文件,完善了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扶贫、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让农民享受改革成果。1999年3月,蓬莱市委、市政府召开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工作会议,对全市农村土地延包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制定了《关于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工作的意见》,从1999年开始,陆续对第一轮到期土地实行第二轮承包,承包期延长至30年。此后至2002年,全市农村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全市613个村全部完成土地延包工作,完成土地延包60.3万亩,完成土地延包户并签订合同14.3万户,所有农户均拿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进一步稳定完善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企业配套改革 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精神,1992年7月1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1994年5月30日,市政府召开全市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动员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抓紧抓好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改革,并制定了《关于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试行意见》,对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范围、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裁员造成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为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后续问题,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试行意见》《关于保障市属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基本生活的暂行意见》《蓬莱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保障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设立最低生活保障等方法,帮扶下岗职工。2002年10月,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烟台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意见》,围绕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出了具体办法、扶持政策等。通过借助外力、启动内力,2002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1.6万个,城镇失业率控制在1.5%以内,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位居烟台市前列。
第二节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1992年5月,根据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精神和烟台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蓬莱市不断强化措施,推进港口建设,成立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9年10月,山东省计划委员会批准蓬莱新港工程立项,1992年3月,由山东省筑港总公司动工兴建,一期工程于1995年11月竣工,投资7000万元建成万吨级散货泊位、5000吨级杂货泊位、2000吨级滚装泊位各1个,年吞吐能力120万吨,同年12月18日蓬莱新港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营。1997年5月,开通到大连港客货滚装运输线;7月,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开放港口。2000年3月,蓬莱新港投资8700万元扩建2个5000吨级滚装泊位。2001年12月,开工建设3.5万吨级码头。
1995年4月,山东蔚阳栾家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栾家口港,1996年3月,4万吨级的码头竣工,有泊位7个。1999年8月,经山东省交通厅验收合格。2001年1月,经国家批准临时开放。2003年12月,新建4个5000吨级散货码头竣工使用。2004年2月,港口正式对外开放,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年货物吞吐量165.2万吨。
1993年5月,为更好落实山东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精神,蓬莱市委、市政府将蓬莱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5月成立的省级开发区)更名为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自设立以来,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实施区港联动、外资拉动和民营带动三大战略,着力培植特色产业,打造城市亮点,形成以食品、建材等传统产业为基础,以汽车及零部件、海洋重工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为支撑,以新材料、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以物流、休闲、旅游、房地产等三产服务业为补充的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产业体系。
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从优惠政策、服务效能等多个方面着手狠抓投资软环境建设。一是全面落实“无费区”政策,重新下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对进区项目主动协调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执行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对大项目实行了土地价格政府零收益政策。1999年7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外向型工业加工区发展的意见》,对进区企业采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试行一站式服务、实行封闭性管理等一系列优惠举措,吸引更多的客商进区投资,使外向型工业加工区真正成为全市外向型经济的龙头。二是严格推行封闭式管理。在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新设立了国税分局和城管中队,土地分局也迁至区内办公。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封闭管理、协同式检查。三是积极实施项目服务代理制。成立了重点项目办公室,从文件起草、项目报批、土地征用等各个环节为进区项目提供一条龙服务,将外商从各部门的图章中解脱出来。
蓬莱外向型工业加工区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承载力不断增强。1993年,变电站、路网建设等基础设施累计投入2400万元。修建了长5.18公里、宽30米的通港路。1994年,全年基础设施投入3920万元,基本实现了起步区的“五通一平”。1999年,建设了仙境路(原海滨路),完成了戚继光路(原上海路)两侧近3万平方米草坪的种植绿化及排水工程,完成了疏港路、睡虎山路(原沈阳路)、新港路(原北京路)的路基铺设,投资修建了海防堤工程。2001年,开通了路网、完成了绿化和亮化,新建路网18470米,硬化面积36万平方米,绿化面积16.7万平方米,路灯410支,河道浆砌5600米,总投资5000多万元。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2号文件精神和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精神,根据蓬莱市实际,1992年5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意见》《关于奖励引进外资者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奖励“三胞”眷属引进资金的若干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树立敢闯、敢创、敢冒、敢试的大开放观念,提出了扩大开放总的要求。鼓励各界人士参与“三资”项目、补偿贸易项目、外商投资人员、引进世界银行贷款、科技成果等。当年,蓬莱市先后组织参加了蓬莱市(深圳)对外经贸联谊会、青岛小交会、蓬莱市第四届对外经贸恳谈会,并派出多支招商代表团到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地考察招商。1992年全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48个,总投资9218.3万美元,合同外资额4458.4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85万美元,在烟台市组织的利用外资工作综合评比中名列第一。
1993年3月,在中国香港召开“蓬莱市’93香港经贸洽谈新闻发布会”,会议期间,共签订包括开发旅游、海运、机械、电子、纺织等方面协议、意向59个,投资总额26784万美元,外资13399万美元。此后,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芬兰、法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外商纷纷来蓬莱考察项目,就农业、工业、商贸、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签署一系列协议。1994年,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和烟台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实施办法》《关于加快实施外向带动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始终把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摆到重要位置来抓,开始向乡镇和部门下达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任务指标,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招商引资。蓬莱市率先在市乡两级成立招商办,设立外资企业管理办公室,先后11次到国外和国内大城市举办招商活动。全年新建成利用外资项目45个,投资1.18亿美元,合同外资额708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500万美元。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和烟台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精神,1997年8月18日,蓬莱市委、市政府召开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尽快实现外经贸工作新突破,动员全社会力量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等。自2000年起,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下发关于招商引资工作方面文件,2000年4月印发了《关于实施引进外资责任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2001年4月印发了《关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意见》,2002年3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全市经济跨域发展的意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招商引资上来,在全市形成“人人都有招商任务、人人都能主动招商”的工作氛围。2002年蓬莱市设立招商局,加强招商引资力量,市委、市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市招商工作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协调会议,促进了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是年,全市完成合同利用外资2.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亿美元,分别是1992年的5.9倍、4.6倍;合同利用内资40亿元,实际利用内资9.6亿元。
第三节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为了让改革成果不断惠及人民群众,蓬莱市在社会事业方面投入不断加大,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蓬莱市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城市”“全国首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市”“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市”等荣誉称号。
1990年,蓬莱县根据《义务教育法》和省市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的意见,制定了《蓬莱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若干规定》,以蓬莱县人民政府令颁布施行。这一规定的出台,为蓬莱实施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证。按照《规定》,全县义务教育分两批实施:第一批为登州、北沟、大季家3处乡镇,自1990年率先实行;第二批自1993年起,全市普遍实行。截止1993年,蓬莱市学龄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9.6%,毕业率达到95%以上,在校生巩固率小学达到99.7%,初中达到93%。1993年,在认真总结初级中学四年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五四学制,至此,全市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达到了九年。1993年,蓬莱市通过山东省人民政府“两基”工作达标验收,翌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两基”工作免检单位,成为全国首批554个“两基”达标县(市、区)之一。此后,蓬莱的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巩固与提高阶段。
结合国家以及省市相关要求,1992年,蓬莱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以“科教兴蓬”战略服务为重点,努力深化招生制度、教学管理及产教结合、企校合一等改革,建立完善“经、科、教”三结合的办学体制,促进职业教育蓬勃发展。1992年11月,蓬莱市第一职业高中改称蓬莱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并在城区创办蓬莱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1993年3月,蓬莱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增挂蓬莱市水产学校牌子,蓬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改称蓬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蓬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改称蓬莱市第四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含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一校两牌),蓬莱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改称蓬莱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蓬莱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改称蓬莱市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到1996年,蓬莱市拥有职业学校6所,各专业门类发展到23个,在校学生达到4293人。1996年11月,烟台市广播电视大学蓬莱分校、蓬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蓬莱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合并,成立蓬莱市高级职业学校。2000年6月,蓬莱高职进入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行列,逐渐发展成为蓬莱职业教育龙头,为全市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1991年12月,幼教工作改由市教育局主管,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园为示范,校办园、村办园、集体办园、企业办园、个人办园等形式为主体”的学前教育新格局。至1994年末,全市城乡共兴办幼儿园486所(其中城区60所、农村426所),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值。1995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幼教工作调整、提高、规范的要求,开始推进城乡幼教机构规范工作,当年,全市19所幼儿园通过烟台市一类幼儿园验收。1996年,蓬莱市提倡农村邻近几个村“联合办园”。同时,实行了幼教体制调整与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利用小学布局调整后闲置的校舍,改建或扩建决定保留的幼儿园,改变了过去“一村一园一班一教师”的小规模办园模式。1998年,蓬莱市“调整幼儿园布局,实行邻村联合办园”的做法作为典型经验,在烟台市范围内全面推广。
1992年12月11日,按照国家科委关于在全国开展科技工作达标活动的指示精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科技工作达标活动,力争1994年前进入全国科技工作达标县(市)行列,并制定了《关于开展科技工作达标活动的实施意见》,提出各级领导要进一步确立把科技放在经济发展战略首位的思想,强化科技意识,增强依靠科技振兴经济的紧迫感、责任感,牢固树立“科教兴蓬”的战略思想。1995年3月,蓬莱市被国家科委授予科学技术先进县(市)称号。1996年3月18日,又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市)称号。
1992年5月13日,市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意见》,对培养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1992年12月10日,市委、市政府首次重奖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对作出突出贡献的8位同志分别给予了2至8万元的重奖,进一步激励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93年,到北京、济南等地招聘引进各类科技人才760名,招聘科技副市长6名,从市外选聘6名科技副乡(镇)长。全年拔尖人才获省星火奖3项,省科技进步奖4项。1994年,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800多人,动编调入203人,全市20个乡镇全部配齐科技副乡镇长。1996年1月30日,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速科技进步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奖励促进科技进步有功人员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各部门抓好科技投入、科技队伍建设、民营科技等方面工作;定期对全市各类企业及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科技进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2月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科技工作会议,总结全市科技工作,研究制定科技工作措施,隆重表彰“科教兴蓬”先进集体、先进个人。1996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立足培养,积极引进,强化管理,合理使用,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跨世纪的高科技人才队伍。1998年,制定了《蓬莱市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蓬莱市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选拔调整工作暂行办法》,使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和调整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1999年7月2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科学技术大会,会议提出了未来3至5年要实现的科技工作目标,并提出了依靠科技迅速实现工业产业升级、农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提速发展、加强领导等四方面举措保证目标实现。通过大力引进和培养科技人才,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到2004年,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达到30526名,其中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10211名,初级专业人员20315名。推荐选拔了8批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共131人次,其中省级3人次、烟台市级56人次、蓬莱市级72人次。
“八五”期间,全市共组织实施烟台市以上科技计划216项,其中星火计划53项、火炬计划11项;取得科技成果190项,其中填补国内空白77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36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5项;组织实施专利技术367项,成为全省专利工作试点市和全省星火技术密集区。1995年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称号,并成为全省第三个专利工作试点市,1996年跨入“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行列,在山东省星火技术密集区管理年度评比中,蓬莱市1998年获二等奖,1999年获一等奖。2000年5月19日通过了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的验收,2002年10月20日被科技部正式授予“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九五”期间,狠抓了技术引进、开发、推广和转化,全市共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386项,取得科级成果109项,跨入了全国科技实力强县市行列,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3%。
从1996年开始,在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市慕湘藏书馆和市文化市场稽查队实行全员聘任制和职称岗位竞争上岗机制两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文化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城乡群众性文化工作进入活跃期,每年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达到200多场次,文学创作、美术创作、音乐创作、戏曲小品等创作,在烟台市级以上发表或获奖平均每年80件(次)以上;文化市场在电子游戏娱乐、音像制品发行、书刊印刷、网吧游乐四个主要方面加大规范力度,实现从乱到治。先后获得“山东省文化先进县(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和“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单位”3个荣誉称号。
蓬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从1985年开始兴起到1994年也只有文化娱乐一个门类,歌舞、电子游戏、电影放映、戏剧演出四种项目45个经营单位。至2001年,市场已发展到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工艺美术、文化旅游四大门类40多个种类200多个经营单位。这个时期,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主要体现五个方面的变革。一是改革文化市场重办证、重收费管理为重服务管理。二是改革文化市场定时检查为全天候监管。三是改革文化市场专业管理为社会管理。四是改革音像流通市场末端管理为首端监管。五是改革文化市场传统的人力管理为辅以技术监管。
随着蓬莱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开放也呈现出新的势头,逐步向文化招商引资方向转变。1993年7月,市电影公司与香港百利盈国际有限公司合资兴建“蓬莱百利盈娱乐城有限公司”。1995年市文化局成功举办了“95中华民族风情艺术节”,吸引中外客商50多家来蓬投资;1996年成功承办“山东省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来自全省17个地市18支代表队200多个农民艺术家表演的47个节目中,评出金奖9个、银奖19个、铜奖13个、演出奖6个。2001年,应韩国釜山市市长的邀请,蓬莱市派出以市政府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对韩进行了为期七天的文化交流与访问,为韩企、韩资来蓬牵线搭桥。2001—2002年,文化招商引资签约项目13个,其中内资投产项目7个、外资项目3个,范围涉及文化娱乐、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工艺美术等多方面。合同外资23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2万美元;合同内资3174万人民币。
1993年蓬莱市人民医院被国家卫生部评为“二级甲等医院”。1998年5月,建成2358平方米的康复中心大楼。2000年10月建成总面积6700平方米的急救特检大楼,并先后引进多台大型先进诊疗设备,为提高医疗技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10年间蓬莱市人民医院共取得科技成果42项,其中30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1993年6月,蓬莱市中医院开工建设了2100平方米门诊大楼,医院开放床位增至45张,职工60名,并开设内(儿)科、骨(外)科、妇科等临床科室及影像科、检验科等多个医技科室。1996年3月,中医院确立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创建“二级甲等”中医院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基本设施建设,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病房大楼破土动工,同期1000平方米的附属用房及30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相继开工,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奇迹。1996年底,中医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中医院评审,步入了烟台市县级中医院发展前列。1997年,蓬莱市中医院创建“爱婴医院”,成为烟台市第一个顺利通过“爱婴医院”评审的县级中医院。2001年脑系科与山东省血栓病防治中心联合成立了烟台市第一家血栓病防治中心。
1993年,启动乡镇卫生院改貌工程,1994年至1996年为主要实施期,9处乡镇卫生院搬迁新建;7处在原址翻建、扩建;4处卫生院分别实施重点修缮工程。在乡镇卫生院改貌的同时,市政府及卫生局加大了对乡镇卫生院的资金投入,加强了对人员的培训,增加了医疗器械的购置。1997年3月,登州镇卫生院并入市中医院;当月确认徐家集中心卫生院、村里集中心卫生院、大季家中心卫生院、龙山店中心卫生院等4处中心卫生院和15处一般卫生院。2001年蓬莱市乡镇卫生院改貌工程全面完成。
1993年1月,按照《关于做好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工作》和《山东省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情况调查方案》的通知要求,5月,蓬莱市成立了“蓬莱市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对北沟、刘家沟、五十里堡3个乡镇9个村农村厕所情况进行了调查。1995年,农村新建和改建卫生厕所2720个、无害化厕所200个,同年,蓬莱市经过全面动员、积极创建,蓬莱城区的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建设、园林建设、供水情况、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传染病防治、环境保护、市场卫生、除“四害”密度等10项指标达到全国卫生城市标准,被国家爱卫会授予“全国卫生城市”荣誉称号。1999年,全面开展农村厕所与粪便处理现状调查工作,调查结果表明:农村有厕率达100%,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2.4%,无害化厕所达17.6%,无害化粪便处理率达20.7%,贮粪池建筑质量达标率99.3%,有盖率80.7%,粪便利用率达99.6%。2002年4月,国家爱卫会授予蓬莱市为“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8.3亿元,是“七五”期间的9.6倍;相继完成了东出口拓宽、海市路、港南路等10多条城区道路建设和牟黄路、蓬水路、国防路等干线的硬化工程;蓬莱新港初步建成,万吨级深水码头投入运营,开通了蓬莱至旅顺客货滚装航线;建成35千伏以上变电站16个,成为全国农村电气化县和山东省高级电气化县;完成了城区二期供水工程和外向型工业加工区供水工程;开通了国际国内程控电话和无线电话,实现了城乡电话网的程控化;完成了画河大世界、仙阁市场等商业设施和多功能电影院、城市信用社大楼、邮电大厦、中国工商银行蓬莱培训中心等服务设施建设;建成了古船博物馆、戚继光纪念馆、八仙渡等20多个旅游新景点。
“九五”期间,蓬莱集中财力物力重点加强了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旅游、旧城改造等方面的建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9.1亿元,市容市貌和居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农村电网改造基本完成,全市电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按计划完成了蓬寨公路和蓬丰公路改造硬化、城区西出口道路和钟楼东南西北路拓宽改造、海岸防潮堤一期和二期建设工程、平山河综合治理、平山供水工程、海滨路、蓬莱和平文化广场、戚继光故里和水城东城墙恢复修建、田横山和西苑旅游景区开发、广播电视中心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2个万吨级港口泊位和2个5000吨级泊位,蓬莱新港被列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
蓬莱市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不断提升全市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2000年3月13日,市委召开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会议按照中央、省委和烟台市委的要求,对全市的“三讲”教育进行安排部署。整个活动分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四个阶段进行,至5月28日结束。各班子成员通过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查找班子和个人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市共召开座谈会82个,向1157人征求意见和建议256条。根据群众意见,认真查摆了在理想信念、发展意识、群众观念和工作作风、干部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廉洁自律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查找出的问题进行检查剖析,民主评议。在深入开展谈心、交心活动的基础上,领导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定整改方案和措施。同时,市委还下发了《关于当前要迅速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对文山会海、公车私用等几个问题迅速进行整改。2000年12月4日至2001年1月10日,组织开展了市级领导班子“三讲”教育“回头看”活动,“回头看”期间,市级领导班子及“三讲”对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召开座谈会36个,走访群众2100多人次,听取意见243条,帮助群众解决热点、难点问题102个。
2000年12月22日,根据中央、省、烟台市委的工作部署,蓬莱市委出台了《关于在全市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分两个层面进行,今冬明春首先在镇、街道和市直部门中开展,2001年冬季在村级班子中开展。会后,镇街及市直部门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展开。市委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市委先后抽调110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机关干部组成28个督导组,抓好活动的督促落实。据统计,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成员共联系贫困户694户,走访群众4100多人次,个别访谈7700多人次,撰写调查报告480篇,为群众无偿提供物资折款200多万元,帮助群众办实事1450多件,征求意见750多条。在全市开展“进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难、连百家心”活动,为企业、村解决资金2600多万元,兴修水利项目169项,整修村路170多公里,着力解决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全市共废除收费文件21个,停建形象工程16个,取消各种收费项目42项,着力解决群众来信来访、农民增收和减负问题。公开考选后备干部867名,抽调机关干部162名,组建综合整治工作队44个,深入后进村进行整顿,着力解决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于2001年11月6日全面展开,12月1日结束。学习教育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村两委成员,重点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活动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为主题,以“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为目标,以改进村干部作风为重点,着眼于提高村级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四大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贯彻好十四大和省、市委的要求,1992年12月,蓬莱市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十四大精神为指针,从理论武装、班子建设、基层党委建设、发挥党内民主、强化干部培训等方面对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要求。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蓬莱市委认真贯彻实施,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党的建设的试行意见》《关于整顿后进村和加强贫困村党的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私营企业党的建设的试行意见》《关于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教育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的意见》等,这些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2001年8月10日,中共蓬莱市委十届五次全会通过《关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国有企业和新兴经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机关、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等层面提出了工作要求和要实现的目标。
市委按照上级要求,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以及各个时间段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明确“不准”的规定,以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监督对象,从严纠正各类党风政风上的不廉洁行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查纠和整顿工作。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1993年“五个方面专项治理”、1994年“五清一刹”和1998—1999年的“三清理一公开”行动。1993年,狠抓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思想作风整顿,针对党政机关办实体、购置豪华轿车、公费旅游、金融秩序混乱和乱收费等五类问题,有计划地开展了五个方面专项清理。通过清理整顿,党政机关所办205个经济实体与原部门脱钩102个,13名在企业兼职的科级干部全部辞去职务;取消乱收费项目11个,落实严格收费规定,乱收乱罚现象得到遏制;关闭金融系统所办实体10个,收回银行拆借资金2900万元,收回逾期贷款2931万元,整顿金融秩序初见成效;购买豪华轿车和出国旅游的歪风基本刹住。1994年,在深化巩固五个方面专项治理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组织开展以“清车、清房、清电话、清实体、清借欠、刹公车迎亲嫁娶风”为主要内容的“五清一刹”行动。通过一年的努力,检查清理超标准购车25部,清理占用2套住房的31户,157部不符合规定的住宅电话划转自费,采取注销或划转手段清理了政策不允许开办的经济实体50个,采取注销、划转或“四脱钩”手段清理了政策允许开办的经济实体244个,清理党员干部借欠挪用公款40.4万元,对违反规定迎亲嫁娶的32辆公车予以电视曝光、通报批评,并严肃给予相关人员党政纪处分,有效遏制了六类不正之风的蔓延。1998—1999年,集中开展了以清理领导干部住房、清理超标超编小汽车、清理通讯工具、村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三清理一公开”行动。行动期间,共全面检查科级领导干部住房968套,清查处理违规违纪住房66套;处理超标超编小汽车20辆,按规定补办申报手续56辆;清理移动电话351部,责成40人补交超额电话费用;全市97%的行政村实现了村务公开,农村信访案件明显减少,有力促进了农村稳定。
在严查实纠的基础上,我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工作也同步扎实推进。1993年,市纪委出台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1994年,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市委常委自身建设的规定》《领导干部个人重大生活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定期民主评议制度》《领导干部国内公务活动收受礼品登记制度》等文件;1995年,市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意见》;1996年,市纪委制定了《关于加强机关思想作风纪律建设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领导干部购买住房的通知》《关于建立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申报制度》;1997年,市纪委制定了《关于严格遵守和执行党政机关干部不准买卖股票规定的通知》《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靡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八条规定》《关于认真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1999年,市委制定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2000年,市委制定了《蓬莱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十条规定》《蓬莱市领导干部行为守则》;2001年,市纪委制定了《关于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意见》;2002年,市纪委出台了《关于严禁制售发放和使用代币购物券的通知》《关于禁止向企业和单位借钱借物的规定》《关于清理全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借用公款公物及报销个人费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据不完全统计,1992—2002年,全市共围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制定颁布各类制度文件30多个,基本上形成了健全、完备、管用的制度体系。
第十八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把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目标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蓬莱市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继续解放思想,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积极培植产业龙头企业,优化政务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生态文明,强化党的领导,蓬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一节 培植产业龙头企业,推动全市经济跨越发展
蓬莱市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实施“港口立市、旅游兴市、酒业富民”的产业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旅游、港口型工业、葡萄与葡萄酒、汽车改装及零部件加工等四大主导产业不断膨胀壮大,服务业比重显著提高,富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2003年1月,中共蓬莱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对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宝贵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工作奋斗目标及主要任务,大会立足蓬莱实际,探索顺应时代潮流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以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目标、以提高区域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实施“抢抓机遇、巧借外力、膨胀总量、跨越发展”战略,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蓬莱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把蓬莱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社会文明进步、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足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提出了通过扩大开放领域、培植优势产业、坚持科教兴蓬、深化各项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等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战略措施,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凝聚跨域发展的强大合力。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方向。经过五年的努力,到2007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2.94亿元,实现了比2002年再翻一番的目标;财政收入达到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04.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万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398元,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了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预期目标。
2003年2月,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跨越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蓬莱的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文优势,认真分析研究四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和推进措施,实现四大产业招商引资的新突破。2007年7月7日,市委办、政府办出台了《关于加大扶持力度,培植产业龙头企业的意见》,决定围绕四大优势主导产业,每个具体产业选择若干个投入5亿元或产出10亿元以上、占整个产业产出比重60%以上的大型企业,采取资金、政策扶持等措施予以培育和壮大,努力拉长和完善产业链。各级各部门对确立的龙头企业在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收费等方面,要实行一事一议和特批准,实行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包龙头企业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难点问题。
2003年以来,蓬莱先后建成八仙过海、蓬莱海洋极地世界、君顶酒庄、三仙山、韩菲乐园以及蓬莱水城等景区。2006年蓬莱海洋极地世界被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2007年蓬莱阁景区晋升为全国首批AAAAA级景区,2010年君顶酒庄被评为AAAA级景区。2012年三仙山·八仙过海景区成功创建为AAAAA级景区,蓬莱市成为省内A级景区最为密集的县级市之一。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52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亿元,荣获“2012中国休闲小城”称号。
2011年12月,山东省“质量兴省”工作领导小组将蓬莱市列为“山东省优质造船及配套产品生产基地”,并授予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蓬莱渤海造船有限公司“山东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龙头骨干企业”称号。在山东省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中,京鲁船业入围全省10家重点造船企业,巨涛重工入围全省5个海洋工程装备企业,大金重工入围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蓬莱市被省商务厅批准为山东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基地”、山东省船舶工业集聚区,北沟镇工业园区被评为省级船舶工业园区,开发区海洋装备制造获评省级“蓝黄两区”特色产业园,京鲁船业、巨涛重工被列为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并分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000年以后,蓬莱市的葡萄种植规模、葡萄酒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葡萄酒庄的档次也逐步提高,蓬莱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和葡萄种植基地。从2007年君顶酒庄揭幕,开启了蓬莱酒庄游的新纪元,到2012年世界顶级酒庄——拉菲正式落户蓬莱,带动了国内外名酒庄来蓬投资的热潮。截至2012年,全市已拥有优质酿酒葡萄基地16.8万亩,葡萄酒生产企业72家,葡萄酒年产量14万千升,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利税5.7亿元。蓬莱市先后荣获“中国葡萄酒名城”“最具竞争力葡萄酒产业之都”“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全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国际葡萄酒大赛联盟城市”等荣誉称号。
随着市委市政府对汽车改装及零部件加工产业的重视,招商和扶持政策力度加大,涌现出了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蓬莱万寿机械有限公司、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2010年全市共生产重卡2.27万辆、改装车6000辆、车桥8万根,宽体矿用车280辆,实现销售收入92亿元、利税6亿元。
2007年6月,蓬莱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举措,放宽了服务业投资领域和准入条件,出台了服务业发展扶持政策,通过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手续、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相继引进了三仙山景区、君顶酒庄、县后路步行街等旅游商贸项目,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山东建文学院落户蓬莱,举办了中国国际葡萄酒品评赛、“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节、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等重大活动,逐步形成了旅游、地产、文化体育、交通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增长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10年3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创新三百工程”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意见》,“科技创新三百工程”即筛选100家工业企业、联系100家科研机构、引进100项先进适用技术,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领域的引领作用,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主业和战略性新产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保障“科技创新三百工程”的顺利实施,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对列入国家、省及烟台市科技计划项目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补助。至2012年底,“科技创新三百工程”共促成89家企业与115所科研机构达成合作,累计完成产学研合作项目228个,转化科技成果52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到5家。
2010年5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意见》,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育种、新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六大重点新兴产业,对每个重点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目标做了详细要求。2010年8月,市委办印发了《关于成立新兴产业发展办公室的通知》,决定成立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5个新兴产业发展办公室,明确了各产业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和发展重点。在推进措施上,与清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20余家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共建立30余个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签订了5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出台了10多项政策支持新兴产业项目发展,设立总额为1亿元的企业转贷基金和300万元科技专项奖励基金,用于产业研究、项目引进、重点项目贷款贴息和上级扶持资金的配套补助,同时广泛吸收信贷资金、社会资金、外资投向新兴产业。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新建、改扩建,优先保障土地供应、信贷需求,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在产业布局上,推进新兴产业项目向蓬莱蓝色经济区、蓬莱高端产业聚集区集中,并先后投入50多亿元加强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第二节 优化政务环境
蓬莱市通过开展“优化环境年”“作风建设年”“效能建设年”“推进落实年”“执法监督年”等一系列的教育整顿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抓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不断加强发展软环境建设,推行阳光政务工作,深化机构改革,着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工作透明度。
2002年,在全市党政机关和社会服务窗口单位开展“优化环境年”活动。进一步落实好社会服务承诺制、首接责任制、办事效率监督卡、AB角等制度,缩短社会服务承诺时限。全市党政机关和社会服务窗口单位工作人员都要实行统一挂牌上岗制度,在市企业投诉中心设立举报电话,方便企业投诉和举报。先后组织了54个部门在电视台、报纸公开服务承诺,清理审批事项245项,为140家投资额过5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发放“绿色通行证”,下发《关于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效能问题投诉处理办法》,聘请优化环境监督员、巡察员110名,有效解决了服务态度不佳、审批和工作效能低下等问题。2003年,在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广泛开展以“转变作风、加速提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年”活动。10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百企千人评机关作风”活动,评议对象为市直部门和外地驻蓬单位共84个,评议内容为全局意识、办事效率、工作作风、服务质量、依法行政和廉洁守纪等6方面。2004年,在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广泛开展以“提高服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效能建设年”活动,着力解决党政机关在大局观念、办事效率、服务质量、工作作风、依法行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05年,在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广泛开展“推进落实年”活动,要求各级各部门高点定位,认真制定赶超计划,并将赶超目标和工作措施细化分解,落实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同时,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和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市委各项重大决策和赶超目标落实到位,实现督事、评绩、考人、奖惩有机结合。2006年,在全市开展“执法监督年”活动,具有行政执法、司法执法职能的部门,要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生态立市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格依法行政。根据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要求,利用7、8、9三个月时间,在全市开展了一次政务环境集中整治活动。2007年,全市进一步加强发展软环境建设工作,制定了《关于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以“干事创业、胸怀全局、优化环境、严肃纪律”为重点,全面打造优质高效、宽松和谐的经济发展软环境。
2007年4月9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蓬莱市政府门户网站——“中国蓬莱网”开通“网上民声”栏目,并成立“网上民声”栏目管理领导小组,栏目的宗旨是关心民生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百姓排忧解难、促进职能部门工作,在互联网上架起一座百姓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当年共收到市民咨询4160条,督办解决问题3200个,移交案件线索43条。作为一条政府部门与市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网上民声”开办至今。
2009年3月,《与您同行》“阳光政务热线”在蓬莱人民广播电台开通。热线节目分设“部门在线”(热线版)和“阳光回声”(反馈版)两个版块,采取热线电话互动交流、现场直播和同步报道的方式,就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部门和行业行风热点话题,组织各镇街和部门分批轮流到电视台现场接听群众投诉、咨询和建议,当年组织90个上线部门播出节目136期,接听群众各类咨询992条,当场解答问题685个,下线落实解决问题307个。“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开办至今。
2005年1月11日,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和烟台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蓬莱市委制定了《蓬莱市市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对部分科局进行了职能划转和理顺。
2010年1月30日,根据省市部署要求,蓬莱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蓬莱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把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强化责任、优化组织结构、严控机构编制作为改革重点。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与垂直管理部门的权责关系,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经过2005年、2010年两次对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设置由30个减至24个。
2011年4月25日,市委印发了《关于蓬莱市镇(街道)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下放管理权限,理顺职责关系,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机构和岗位设置,严格控制人员编制。镇街党政工作机构设置4个,一类镇(大辛店、北沟)增设城镇建设办公室。镇街财政拨款事业机构设置5个,一类镇(大辛店镇、北沟镇)不设置财政经管站,设财政所、经济管理服务站(挂统计站牌子)。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蓬莱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工作发展实际,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面貌有了巨大发展和进步。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是中国数千年农业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是对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蓬莱抓住这一机遇,立足区位优势,通过实施规模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和现代化装备,大力膨胀果品、畜牧、水产以及葡萄与葡萄酒四大优势板块。采取借助外力引“龙头”、立足当地育“龙头”、创建基地汇“龙头”等途径,积极培育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经销商+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引导组织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2011年底,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64家,其中,国家级、省级、烟台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了3家、7家和1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总值34.16亿元,销售收入105.65亿元,其中,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企业13家;拥有粮油果蔬种植基地的企业有25家,主要经营品种包括苹果、葡萄和特色粮油,基地面积9.8万亩。全市规范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97家,农业方面的行业协会7家,共有入社社员10922户,间接带动农户2.1万多户,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君顶酒庄南王山谷葡萄基地、良泰畜牧合作社、利和祥农机等10家专业合作社被选为全省典型示范社。
通过努力,全市农业经济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全市果品面积达到50.3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发展到13万亩,畜牧标准化养殖场、养殖小区达到1376个,水产养殖面积达到7.8万亩。全市涉农产品共获得中国名牌2个,山东省名牌7个,通过“QS”认证企业88家,8家企业30多个产品通过无公害认证,12家企业50多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
从2007年开始,市委决定在全市深入实施“三百工程”,即“百个部门帮扶兴村工程”“百家企业反哺兴村工程”“百名能人带富兴村工程”。百个部门帮扶兴村工程,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思路,在全市筛选确定50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50个重点帮扶村,分别确定一个市直部门或一个外地驻蓬单位进行结对帮扶,两年一轮。同时,在重点帮扶村中确定一定数量的村,从包村部门、镇街机关抽调后备干部及年轻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驻村帮助开展工作。百家企业反哺兴村工程,主要按照“互惠双赢、自主自愿”的原则,通过产业带动型、村企联动型、公益捐助型、培训发展型等联村模式,动员全市企业主动参与“反哺农村、回报社会”活动,自愿与村庄结成包帮对子,实行联手共建,实现村企互促互补、双向共赢。百名能人带富兴村工程,主要是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农民群众信得过”的标准,在全市农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中,筛选确定100名左右有一技之长或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能人”,通过采取教育培训、办实事公开承诺、明确兴村目标、实行动态管理等措施,进行重点培植,激励他们干事创业,带富兴村。“三百工程”实施期间,累计启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帮扶项目2245个,完成资金投入3.95亿元;创建烟台市星级示范村152个。
从2007年开始,蓬莱市连续4年开展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绿化、农村河流池塘清洁整治、文明生态示范村镇创建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为主要内容的“五大生态建设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按照“四有”村庄(村内街道全面硬化、有统一的垃圾处理和供排水系统、有标准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和农家书屋、有较完备的社区服务项目)标准,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大绿化”工程,按照“北部生态控制、中部生态建设、南部生态旅游”的规划,以大地绿化为重点,抓好荒山绿化、道路绿化和镇村绿化。农村河流池塘清洁整治工程,以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综合采取减少污水排放、杜绝垃圾倾倒、清理杂物、筑堰蓄水、护堤绿化、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等措施,加快推进农村河流池塘清洁整治。文明生态示范村镇创建工程,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防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方面,按照“镇街主导、以点带面、规范运作、梯次推进”的思路,探索建立农村环卫管理运行的有效机制,完善镇村环卫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符合蓬莱实际、城乡一体的三级环卫管理网络和环卫运行长效机制。通过整治,全市578个村居有298个村居全部实现了“四清四化”,占全市村庄总数的51.6%;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2.4%,建成省级绿化示范村18个,烟台市级绿化示范镇3个,市级绿化示范村22个;共完成农村河流池塘清洁整治工程116处;建成国家级环境优美镇6个,省级环境优美镇7个;建成烟台市级生态示范村53个;城市建成区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覆盖率达到100%,其他镇街达到30%。
教育事业,按照“高中向城区集中,初中、小学向镇驻地集中”的原则,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全市共投入资金1.5亿元,完成5所中学和27所小学的撤并工作,新改扩建校舍21处,采购“班班通”多媒体设备661套,完成23所中小学“班班通”改造工程,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提高到600元/年和400元/年。
卫生事业,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以市级医院为龙头、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卫生网络,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卫生服务网络。全市共改造镇卫生院10处,新建标准化中心村卫生室120所,全市新农合参保人数达32.94万人,参保率达100%;全市调整建设疾病监测点54个,农村疫情报告率达到100%。
社会保障事业,按照“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在全市农村逐步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相互衔接覆盖的保障体系。全市新建、扩建敬老院10个,新增床位1200个,农村低保覆盖面达4%以上,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达83.5%。
2009年5月6日,市委办印发了《关于规范村级印章管理和使用的试点意见》《关于加强村(居)公务费、通讯费、交通费管理的试行意见》《关于加强村(居)征地补偿管理的试行意见》《关于规范村级经济合同管理的试行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级委托代理工作的试行意见》等六个文件,将印章使用管理、“三费”管理、征地补偿费管理、经济合同管理、村级财务委托代理、村居不良债务管理等六个方面管理制度,与农村“民主议政日”活动同步推进,简称“6+1”工作法。通过推行“6+1”工作法,加强党委政府对农村的管理,实现了制权、理事、约人、管钱的良好效果。对村级印章实行集中委托代理,将全市578个村居印章全部集中到镇街统一存放,统一管理,全市村居印章全部实现了镇街托管;对村级公务费、通讯费、交通费支出限额进行硬性规定,压缩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级“三费”显著下降,2010年全市村级“三费”发生额与2008年相比下降60.8%;对村居财务账目实行委托代理、电算化核算、网络化监督、一站式服务,全市12个镇街全部建立代理中心服务大厅,规范操作流程,委托代理率达到100%;对村居征地补偿费实行“村用镇管”,由镇街专户存储、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依托每月5日的“民主议政日”,组织党员集中活动、村民代表议事、村务财务公开和集中解决群众反映问题,党员和村民代表议政参与率分别达到88.3%和91.2%;2009年至2011年,全市农村共提出涉及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议政内容11245项,按程序表决通过决议8562项,农村新上各类经济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500多个,投入资金3.5亿元,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节 推进经济集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2004年,蓬莱市提出了“生态立市”的战略思想,并将其作为决策纳入全市“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深化了“生态立市”内涵,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生态绿色城市”的目标任务。蓬莱市先后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节水型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2004年6月7日,市委召开十一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烟台市十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加快生态市建设,奋战三年,使全市生态建设实现新突破,提出到2012年,把荒山造林和城镇近郊绿化作为重点,加快造林进度,提高绿化水平。通过开展城乡造林绿化、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建设项目,完成荒山造林11万亩、水系造林2.3万亩,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3.8平方米,森林覆盖率为47.71%。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蓬莱市将全市用水总量指标分解下达到各镇(街),并将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作为各镇(街)年度考核的重要标准,有效推动了工业节水、农业用水进程。2012年,全市年总用水量7435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升到82.5%,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8。2012年4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蓬莱的意见》,提出“十二五”时期生态蓬莱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等。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蓬莱市大气治理可持续改善实施方案》《蓬莱市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等文件,采取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控制“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开展污染普查、实施机动车尾气环保检测、关停改造燃煤电厂、水泥生产企业和工业窑炉的颗粒物污染防治设施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污染空气排放量,使城区空气质量有了明显好转。
在农业方面,扎实开展农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水果、养殖、加工生态产业体系。通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基地、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结合等形式,促进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加速融合,加快了生态农业发展步伐。在工业方面,采取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三大措施,共完成减排项目33个,有38家重点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并通过专家评估验收。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完成率105.5%,二氧化硫减排目标完成率126.1%。同时,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在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节能环保和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方面强化生态环保理念。在建筑业方面,2012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绿色建筑的意见》,规定政府投资城建重点项目和大型公共建筑、城市规划区内5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同时积极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地下水源热泵建筑应用项目、太阳能热水建筑一体化系统等,全市完成既有居住建筑室内供热计量及温度控制,热源管网平衡改造31.17万平方米。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坚持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导向,淘汰和改造了一批高耗能及落后工艺,关停、淘汰了一批水泥立窑生产线,降低了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新能源推广方面,鼓励发展清洁能源,充分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再生资源,加快普及天然气等清洁燃料,大力实施农村沼气示范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用能效率。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从企业、区域、社会3个层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企业层面重点扶持山东黄金、国电、民和牧业等一批循环经济型企业,推进黄金尾渣综合利用、微藻养殖、沼气发电等项目建设,建成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对污染严重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区域层面着力构建工业生态循环链,通过加强各镇(街)污水处理厂规划设计,努力实现镇(街)污水处理厂全覆盖,进一步推进传统工业园区向生态园区转变,实现区域污染最小排放。社会层面,推行生态化垃圾管理,建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选系统,初步实现了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进一步改善了城乡垃圾管理与处置的不协调状况,有效形成蓬莱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2011年,蓬莱跻身山东省首批生态市行列,成为烟台市唯一的省级生态市。
创模是我市环保工作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最繁重的一项工作。为促进创模工作的顺利实施,蓬莱将创模29项指标细化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和单位,作为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实行“一票否决”。2003年3月,先后规范、建立了环境监测、监理、管理、信访、执法等相关制度和档案222卷,绘制城市建设相关图纸13份,投资20多万元制作创模画册300份、宣传单8万多份、VCD宣传片40多套,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了创模总体规划和7个专项规划。2003年5月26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蓬莱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方案》,指出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目标、坚持的原则、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等。2003年8月22日,编制了《蓬莱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及《蓬莱市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蓬莱市城市环境污染控制规划》《蓬莱市城市环境宣传教育规划》。2004年7月,通过环境保护部总局组织的技术核查。2005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发了《关于授予蓬莱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的决定》。2012年11月,蓬莱市顺利通过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核验收。
第五节 改善民生,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蓬莱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共建共享的理念,努力让全市人民享受更多发展带来的实惠。教育、文化、医疗、城镇化等工作稳步推进,取得较好成效。
2007年8月,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关于做好全市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意见》,经过调整,到2011年,全市中小学校由114所调整到50所,其中,小学由83所调整为30所,初中由20所调整为14所,普通高中调整为3所,职业学校3所。中小学布局的调整,优化了我市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优化了师资队伍结构,促进了蓬莱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
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蓬莱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满足四大主导产业和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对各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2007年5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蓬莱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意见》,整合蓬莱一职、二职、三职、四职教育资源,组建蓬莱职业教育集团,每年为蓬莱培养各类技能型人才3000人。
2009年9月16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举行揭牌仪式暨2009年新生开学典礼,成为蓬莱首家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该学院是由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合资5亿元成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是山东省第一所独立设置文化产业方向的高等院校。2011年6月,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在蓬莱挂牌成立,成为蓬莱首家本科高校。8月9日,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完成了迁址后的第一年招生录取工作,录取1449人,招生工作名列全省同类院校前茅。
2005年10月,蓬莱市委召开第十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决定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把文化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努力实现经济、生态、文化三大战略协调发展。提出了全面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总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蓬莱市“文化立市”工作考核办法》《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蓬莱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有效贯彻落实“文化立市”战略,促进了“文化立市”各项工作的开展。2008年,蓬莱阁、八仙过海旅游公司被列为“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0年,八仙过海旅游公司被评为“第三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旅游异军突起,总收入占全市文化产业综合收入80%以上,利用文化遗产开发旅游景区达到13处,其中4A级以上景区5处,蓬莱市2006年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2007年入选“山东省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入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9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到2012年,全市文化产业经营单位达到935家,从业人员1.2万人,文化产业综合收入41亿元,占当年全市GDP的9.6%。
自2000年至2011年,市委、市政府举办了十届中国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活动内容主要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理论研讨、商贸洽谈、技术合作等。2000年首届“和平颂”万人万米长卷书画展被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活动自2003年第四届开始在美国华盛顿市、韩国釜山市设分会场;2005年开始,中国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确定为以“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常规活动”的形式举办,分别在美国、韩国和法国的波尔多市设分会场。“和平颂”的举办促进了蓬莱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到2011年,蓬莱已与世界上10多个国家20多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每年由政界、企业界、文化界、教育界、民间团体等组织的互访联谊活动超过50次。十届“和平颂”活动期间,蓬莱新签订外资项目80多个,总投资25亿美元,取得丰硕成果。
全市12个镇街全部建有综合文化站,配有文化、图书,游乐等活动场所。其中一级综合文化站3个、二级7个、三级2个,面积超过800平方米的10个,占总数的83.3%。以市文化馆和市电视台为主体,通过开展各类文化艺术骨干培训、组织民间艺术团体、深入基层现场技术指导、开展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等方法,创新的文化产品数量多、质量高、内容丰富。其中“我是大明星”“我来露一手”举办70多场,连续数年,在全市形成爱岗敬业效应;“仙境之夏”广场文化自2002年以来演出300多场次,历年举办,已成为仙境蓬莱一个亮丽文化窗口;“中国梦—蓬莱情”诗歌朗诵会举办50多场,揭开蓬莱诗歌创作朗诵新的一页;“春节文艺晚会”“乡村行—农家情晚会”“欢乐蓬莱行晚会”“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戏剧家联谊晚会”“青年歌手大赛”“戏曲演唱比赛”“渔灯节”“广场舞大赛”“秧歌会演”等活动,极大的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
2002年10月,大季家镇卫生院划归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局。年末,随着蓬莱市乡镇行政区域撤并,原19处乡镇卫生院改设为2处中心卫生院、8处卫生院、其余为卫生所;总建筑面积为31400平方米,共设病床250张,在岗医务人员247名,接待门诊量73087人,住院病人5228人次。为进一步方便基层群众医疗卫生服务,2009年开始建设100所标准化村居卫生室,至2012年底,投资1200万元规范了145所村居标准化卫生室。投资3700多万元基本完成了全部乡镇卫生院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2.25亿元对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进行改造。期间,蓬莱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意见》《蓬莱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到2012年底,蓬莱市、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全面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
2003年初,国内一些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为贯彻国家、省及烟台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精神,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4月22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卫生、旅游、教育体育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局,具体负责“非典”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在全市确定51个固定监测点,建立疫情监测网和覆盖全市的疫情直报网络,组建14个消毒队,对来往车辆、船只、旅客开展消毒和体温检测筛查。建立发热门诊14处,隔离观察室5处。确定市人民医院为“非典”定点医院。将位于西庄西500米处的西山宾馆临时设置为“蓬莱市发热病人隔离区”。“非典”期间,全市共调查外来务工及返乡人员1518人,调查发热病人870人。在“非典”流行期间,卫生防疫站编印了《非典型肺炎常见问题的解答》《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等宣传材料八万八千余份,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发放。组织专业人员多次对机关、学校、各商场、车站、码头、文化娱乐等公共场所和宾馆、旅店等接待部门有关人员进行“非典”防治知识的培训。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2003年,我市非典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实现了“堵住源头不输入,一旦输入不扩散,医护人员不感染,及时救治不死亡”的奋斗目标,有力地维护了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04年,蓬莱加强了监测点及各单位网络直报系统的管理,进一步完善了“非典”预警机制,境内未发现“非典”患者。
2002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随后,全市上下积极参与、掀起了一场以市容环境、集贸市场、“五小”行业、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为主要整治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2003年5月26日,市委、市政府印发《蓬莱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方案》,决定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坚持“政府组织、部门参与、群众动手、科学管理、社会监督”的原则,深入开展爱国卫生城市管理活动,努力创造更加整洁、优美、文明的城市环境,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市成立以市长为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为副总指挥,其他各部门、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创城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的具体调度、协调、督导等工作,指导各专业组解决重点、难点问题。2003年8月7日成立创城指挥部,全市深入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蓬莱市先后于2003年9月、12月通过了全国爱卫会除“四害”达标考核验收,取得了创城的入场券。2004年重点实施了基础设施配套、市容环境整治、食品卫生及疫情防控、健康教育普及、除“四害”巩固、环境保护“六大工程”和以城区“六乱”、集贸市场、“五小”行业、窗口单位、市政河道、社区和单位、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卫生、交通秩序及破产倒闭企业及租赁大院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九个专项治理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先后新建改造北关路等23条市区主干路,对城区180多条背街小巷进行了全面改造,全面实施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工程,实行以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包公共设施、包清扫冰雪为主要内容的“门前五包”责任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疾病防治教育,建立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传染病救治体系等。2007年12月29日,蓬莱市被全国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2011年11月25日,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蓬莱市顺利通过国家暗访。
“十五”期间,全市交通、能源、供水、供气、供热及城市景观等一批项目建成使用,城乡载体功能明显增强。完成城市道路建设、改造20多项,新建了威乌高速公路蓬莱段,改造了蓬寨路,拓宽了蓬水路北段,建设了烟蓬旅游观光大道。蓬莱新港、栾家口港新建5万吨级以上码头3处,货物年吞吐能力达到1000万吨,北方最大的中心渔港建成并投入使用。实施了两期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完成了城区电网改造工程,全市电网结构更加合理,供电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全市集中供热面积达到335万平方米,渤海天然气实现向部分企业及市民供气,集中供气户达到1.3万户。加快大地绿化和城市精细绿化,完成造林6.5万亩,新增绿地220万平方米,艾山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了海滨风景区、文化广场、八仙雕塑等标志性区域、标志性建筑。建设了黄海花园、海市云都、紫荆山庄、新世界花园等高档住宅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完工交付使用,全市完成住宅房地产开发15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9.5平方米。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目标,改造、硬化农村公路708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60%,有线电视入村率98%、入户率90%,电话入户率78%。
“十一五”期间,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升。城乡规划工作不断加强,编制完成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镇级总体规划及17项专项规划,城区详规覆盖率达到100%。国道206西线、蓬水路、南环路西线建成通车,龙烟铁路、潮水机场开工建设。新建成5万吨级泊位3个,完成2条5万吨级航道疏浚工程,蓬旅航线恢复通航。完成14座变电站改造,城乡电网配电自动化水平达到80.9%。完成胶东调水蓬莱段工程,战山第二水厂建成运营。完成集中供暖调峰锅炉建设和15个老旧小区的管网改造,城市供热面积达到340万平方米,天然气日供气能力达到12万立方米,集中供气2.5万户。新增城市绿地41.6万平方米,完成了所有背街小巷整治。新建污水处理厂4座,日处理污水能力达到11万吨,垃圾处理厂二期工程基本完工,日处理垃圾能力达到300吨。铺设23000芯公里通信光缆。建成全国环境优美镇6个、省级环境优美镇1个、省级旅游特色镇2个。累计硬化改造农村公路220公里,新增通自来水村266个,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63座,建成农村新型社区100个,争创烟台市星级示范村152个。“三年大造林”任务圆满完成,累计完成荒山造林8.5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2%。
第六节 加强党的建设
蓬莱市委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思想、组织、作风、防腐倡廉等方面建设,进一步转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根据中央决定和省、烟台市部署,蓬莱市委制定了《关于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先进性教育活动从2005年1月开始到2006年6月结束,全市48个党工委、27个党总支、1252个党支部共35311名党员参加活动。市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和配套督导组,加强指导,制定活动实施意见、工作安排等指导性文件60多个。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共建立联系点700多个,到基层调研1200多人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820多个,培植、宣传、推广典型70多个,针对在农村开展的第三批教育活动,重点筛选30多个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让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学有标杆、赶有目标”。
2008年9月开始,中央决定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根据中央决定和省、烟台市部署,2009年3月,蓬莱市委制定了《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意见》,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分两批开展以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批自2009年3月至8月,包括市党政机关,市人大、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市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省(烟台)属驻蓬单位,党组织关系隶属市直党工委的所有单位。第二批自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包括镇、街道、村、社区,以及未参加第一批活动的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
2003年5月28日,根据省委和烟台市委的统一部署,市委印发了《关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深入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以创建“五个好”村党支部、“六个好”镇街党工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市为主要内容,强化和落实各级党组织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实现农村党建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并结合蓬莱市实际,确立了“着眼发展、关键抓人、重点抓村、突出抓创”的工作思路,出台了《基层组织建设“三级联创”活动三年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并确立了北沟镇和水务局为镇村和部门的代表先行进行试点,试点结束后,在全市推广试点经验,使全市面上的“三级联创”活动得到稳步、健康推进。2006年8月27日,市委又制定了《关于深化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指出了全面深化“三级联创”活动的重点、要求、举措等,进一步深化党的先进性建设,形成长效机制。
2006年8月25日,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先进性长效机制的部署要求,经市委同意,将市委组织部制定的《关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建工作》《关于实施“五定”工程,切实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城市社区党员教育管理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等六个文件印发,对新时期的党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0年4月6日,市委办印发了《关于构建“三维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强商会党委建设的意见》,指出了“三维管理”模式的职责任务分工,促进商会党委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中的领导和推进作用。
2003年2月,在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广泛开展以“转变作风、加速提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暨作风建设年”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有效地解决了效率不高、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吃拿卡要报等问题,进一步树立了党组织形象。2003年10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百企千人评机关作风”活动,认真查找、整改机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11年起,连续三年开展以“加强学习教育,促进工作落实、促进作风转变、促进党性觉悟提高”为主要内容的“一学三促”活动。
2012年3月,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要求,结合“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蓬莱市委制定了《关于开展“情系万家进基层”活动的实施意见》,以“深入基层转作风,服务群众当先锋”为主题,组织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采取领导干部蹲点、部门单位包村、机关干部联户、“第一书记”驻村等形式实现活动覆盖面最大化。全市24名市级领导分别确定一个重点帮扶村作为联系点,283名市直部门和190名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确定一个其他村作为联系点,实现全市577个村居全部有部门或干部联系;安排140个部门与101个重点帮扶村结成帮扶对子;组织全市1万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干部分别确定一户群众结对帮扶;从市镇两级选派123名机关干部到相对薄弱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工作。截止到11月底,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进村1350余次,召开座谈会1461次,发放各类政策文件、宣传手册1.5万份;各级领导干部走访党员群众40198人次,帮助解决群众困难2600多个;各级包村干部参加农村各类会议1147人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426人,发展农村党员460人;先后组织各类技术培训16791人次,提供致富信息802条,增加村集体收入302万元,基本实现了“市级领导全面带头、机关干部全面参与、村庄帮扶全面覆盖、承诺事项全面落实、干群关系全面深化、基层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八字方针”。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最终确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从2002年开始,蓬莱市委、市政府每年都制定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始终将反腐倡廉工作作为重要工作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保持高压态势。在行政执法领域,严查吃拿卡要报,建立健全党员“双管双责”机制;在行政机关和部门狠刹用公款大吃大喝等歪风。2007年3月29日,根据中央、省、烟台市有关要求,市委办、政府办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完善廉政制度,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健全农村公开招投标制度,健全基层党员干部行为规范,建立和完善镇(街)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制度;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开展对群众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专项清理,不断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2007年6月,对11个部门和单位违规配备使用超标轿车进行通报批评,超标轿车由财政局收缴。
第四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年11月—2020年12月)
第十九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蓬莱区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指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特色经济园区建设为主体,发挥蓬莱特有的品牌、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提升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奋勇争先,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第一节 推进改革开放,壮大实体经济
蓬莱区坚持以改革创新统领县域科学发展,坚持“实业兴市、产业立市、工业强市”的理念,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综合改革。大力实施“双招双引”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迈进。以改革开放带动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海洋装备、葡萄与葡萄酒、汽车及零部件、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2014年1月20日,市委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烟台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要完成的任务、要求、改革的重点等。市委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6个专项小组,确定9个大项85个小项的改革举措。就此,政府机构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市场主体培育、城乡医疗保险、农村土地承包权确权登记颁证等改革举措顺利推进。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烟台地区率先完成了“三张清单一张图”,走在了省内县级市前列。规范部门权力2767项、职责808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73项,列出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明细536项。2015年,市委专门成立改革办负责推进改革工作,全市255项改革任务稳步实施,承担的省级以上改革试点26个,总数位居烟台市前列。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62.9%。2016年,7大类共161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继续开展“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网上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更加高效。2017年,统筹推进7个方面226项重点改革工作,成功争取国家级改革试点9个、省级试点27个。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容缺审批、并联办理等系列举措,审批时限均压缩在法定时限的50%以内。共取消行政许可事项5项、冻结65项,取消证明和盖章类事项30项。2018年,“一次办好”改革扎实推进,审批服务提速60%以上。组建行政审批服务局,首批划转20个部门129件行政许可事项。2019年,深入推进海洋经济等九大重点领域改革119项,新争创省级以上改革试点23个。全面启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129个行政许可和关联事项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梳理确定“一次办好”事项1530项,削减审批材料58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2017年,蓬莱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烟台市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出台了蓬莱市试点方案,成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全市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措施,紧抓成员身份确认、成立经济合作社、登记赋码、档案归档等关键环节,截至2020年底,全区504个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立经济合作社,完成率100%,并办理了登记赋码,圆满完成蓬莱区改革工作任务,构建了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农村土地确权颁证 2018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为蓬莱市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020年底,全区基本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建立健全了镇街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立完善了工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机制;完善构建了协商、调解、仲裁、司法保障等相结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
2014年12月30日,蓬莱市委、市政府印发了《蓬莱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简政放权,优化机构设置,完善制度机制,严控人员编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新组建了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后,市政府设置工作部门24个。
2019年1月8日,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有关部署,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蓬莱市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蓬莱市机构改革涉及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意见》、市委办、政府办印发了《蓬莱市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用于指导本轮机构改革。在党政部门层面,重点突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在镇街层面,突出了城镇规划建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重要事项。3月20日、30日分两批次将37个部门的“三定”方案印发,完成全市党政、镇街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后,市政府设置工作部门28个,90家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全部完成清理规范,81家事业单位重新核定“九定”方案。
2013年至2015年,蓬莱市发挥“七大板块”和各专业园区的平台优势,围绕四大主导产业和五大新兴产业做好项目策划包装,深入开展了“招商引资突破年”“招商引资大走访”等活动,进一步深化专业招商、以商招商、侨务招商、园区招商、全民招商等招商方式,深入到现代制造业密集、产业对接性强和转移趋势明显的重点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招商推介活动。三年来新签约项目超百个,实际使用外资4.31亿美元。
2016年5月3日,全市“双招双引”动员大会召开,把“双招双引”工作作为经济建设的“一号工程”,举全市之力、汇全市之智强力推进,印发了《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工作的意见》。成立了旅游、葡萄与葡萄酒等8个产业办公室和造船与海工、文化旅游等12个重点招引专班,制定完善了《产业招商目录》,加大对国内外500强、大型国企央企、跨国公司的招引力度。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紧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香港等目标城市以及蓬莱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同时启动“仙境英才”引进计划,瞄准创业领军型、创新领军型和紧缺型三类人才进行重点招揽,拜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高端人才,举办各类引才活动,积极引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泰山学者”等省部级人才。到2020年底,全市“双招双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签约5000万元以上项目17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29个,引进高层次人才372人。
现代果品产业发展迅速 果品产业是蓬莱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农民家庭纯收入的80%以上来自果品业。“十三五”期间,果品业共争取和实施了3大类共7个农业项目,投入资金0.68亿元,争取上级财政资金0.26亿元,建设了32个示范基地,培训了8万多名果农,推广了20多项技术、10多个品种,打造了“红孩儿”“芳业”等十几个品牌。到2019年底,全区果树种植面积50.35万亩,总产量124.7万吨,其中苹果种植面积36.9万亩,产量107.9万吨,分别比“十二五”期间增长7.5%、20.8%、27.6%和24.4%。“十三五”以来,新建各类苹果示范园区40多处、面积1.05万亩;“畜—沼—果”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10万多亩;发展种草、生草、覆草果园面积13.6万亩,安装果树节水灌溉与肥水一体化设施20.25万亩,2019年建成了山东省苹果产业标准化示范基地20万亩。
现代畜牧产业稳步提升 截止到2020年底,全区各类畜禽养殖规模场342家,国家级畜禽规模养殖标准化示范场6个、省级示范场14个。畜牧业初步形成了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产加销相衔接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全市拥有畜牧龙头企业2家,畜产品加工企业3家,拥有民和股份、民和生物两个“畜”字号上市公司,各类畜牧专业合作社达到274家,全区畜禽产品深加工率达到55%,产业化经营覆盖率达到77%以上。
围绕海洋装备制造、葡萄与葡萄酒、汽车及零部件、黄金、食品加工等五大传统产业,蓬莱坚持一手抓增量优化,一手抓存量提升。海工装备集群规模快速增长,积极推动融发集团与京鲁船业合作,推动京鲁船业与中核台海集团、豪迈集团的战略合作。支持巨涛重工扩大场地,争取更多的市场订单;积极协助省、烟台市,加快推进中国海工北方总部项目,加强与中国钢研、山东钢铁集团、中集集团、鞍钢集团的合作。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高,通过挖潜效益欠佳的存量闲置资产,成功招引山东汽车盘活原北方奔驰闲置资产;蓬翔汽车智能化升级改造两个技改项目基本完工,初步形成整车、改装车两个龙头企业并驾齐驱的产业发展格局;蓬莱万寿机械有限公司的“汽车整体式驱动桥壳”制造技术,获得国家和国际发明专利;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的“蓬翔牌”冲焊车桥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葡萄与葡萄酒方面,2019年发布实施了《蓬莱市葡萄酒庄项目管理办法》,推进蓬莱产区向集聚化、国际化发展。2019年以来,瓏岱酒庄、龙亭酒庄、逃牛岭酒庄、安诺酒庄相继开庄,进一步提升了蓬莱产区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黄金产业,依托山东黄金集团对蓬莱金创集团公司成功进行了重组升级,拉长了产业链条,增强了盈利能力。食品加工方面,引导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着力膨胀水产品、果品、肉制品等产品规模,涌现出了京鲁渔业、民和牧业、新三和食品等一批龙头企业。蓬莱化工产业园2019年被认定为省级化工园区,入驻企业80%拥有专利技术和新型产品,其中,康爱特维迅公司是世界热压敏材料三大主要供应商之一,全球市场占有率60%以上,红卫化工是国内最大的抗氧剂生产企业和国内最大的氨纶助剂配套企业。
全面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将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龙头产业重点发展,在两家5A级景区带动下,蓬莱已拥有3A级及以上景区11处。获评国家特色小镇1处,省级旅游强乡镇5个,省级旅游特色村8个,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2个,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3个。具备旅游功能的葡萄酒庄、酒堡20多个。全区旅游饭店140余家,其中星级酒店11家,规模非星级饭店7家,省文化主题饭店3家。国内外连锁酒店40家,总床位2.5万张;星级农(渔)家乐500余处。初步形成了以高星级酒店为引领、商务酒店为主体,经济型酒店、家庭旅馆为补充的旅游住宿接待体系。全区有旅行社60家及其分支机构共100余家,旅游船公司3家,旅游船84艘,餐饮、娱乐、购物等各类旅游商业网点800个,其中省级金牌购物店2个,旅游综合体3处,为游客休闲度假提供完善贴心的公共服务。蓬莱旅游走出了一条“由海及山、从城到乡、全域覆盖”的嬗变之路。2019年,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0亿元。
经济开发区深入贯彻落实《蓬莱市城镇化发展纲要》,优化规划布局,完成了开发区总体规划等规划文本的编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着力提升港口设施、城市路网和市政管网配套水平。经济开发区累计投入资金30多亿元,建设面积达25平方公里,规划建设了“五横八纵一环”的城市主干路网,总里程超过100公里,启动了蓬莱港、大金重工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开发区的承载力进一步增强,入选了全省体制机制创新试点,进一步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完成城乡环卫一体化、环保、安全生产、工会、城市管理等社会职责移交,使开发区和新港街道双方职责分工更加明晰,布局更加合理。同时,完成全员聘任制改革,招商队伍和力量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加强。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简称农高区),投资5200万元修建了13.9公里的环区旅游通道,逐步完成自来水接入、起步区污水管网改造等基础配套工程,为园区拉开框架、产业集聚奠定基础。投资4200万元建起了总面积1.15万平方米的科技服务大楼,是蓬莱区首家政府公益性、综合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健全了《农高区管委关于推进蓬莱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创新创业的意见》《入驻孵化企业管理(试行)办法》,完善项目引进、孵化管理、毕业退出的管理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坚持不懈抓管理、强服务,孵化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先后被认定为烟台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山东省众创空间、山东省科技孵化器。目前共40家在孵企业,其中3家被认定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17年1月和6月分别通过省级农高区评估验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验收,并于2019年1月通过科技部两年一轮的综合
评估。
西港工业区是蓬莱市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西翼支撑和临港产业的主要载体。拥有国家一类对外开放港口——栾家口港区,港区已建成17个泊位,万吨级以上泊位9个,建有原油保税库区和公用型保税仓库,海关、检验检疫等联检机构齐备,通关、进出口条件便利。规划总面积29.6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779.95公顷,海岸线长15.6公里,目前可用岸线8公里,规划建设船舶工业园、化工产业园和循环经济园三处“园中园”,已形成以“造船重工、化工新材料、滨海能源、纺织印染、水泥建材、葡萄与葡萄酒”等六大产业为主导的临港产业体系,现有工商注册企业622家,规模以上企业38家,2020年实现税收4.2亿元。
在农业领域,大力培植中粮长城、民和牧业、京鲁渔业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已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3家,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5家,烟台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9家。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涌现出了蓬翔汽车、吉鲁汽车和新引进的山东汽车制造等龙头企业。造船与海洋装备产业,涌现出了京鲁船业、巨涛重工、大金重工等龙头企业,成为山东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基地”。葡萄酒产业,形成了中粮长城、君顶酒庄、拉菲酒庄等为代表的葡萄酒龙头企业、酒庄。旅游产业,培育的蓬莱八仙过海旅游集团,先后建成了蓬莱八仙过海度假区、济南北泉城欧乐堡度假区、福州永泰欧乐堡度假区三大国际综合旅游度假区,在蓬莱拥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2家。
第二节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蓬莱区坚持以扩展城市、提升城镇为主攻方向,以城乡统筹为着力点,同步推进城乡产业和空间布局调整,推进中心城区、小城镇、新农村均衡发展,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功能互补、协调配套的城镇新格局。2020年9月,蓬莱撤市设区,发展进入新篇章。
2020年6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2020〕81号文件批复山东省,同意对烟台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烟台市蓬莱区,以原蓬莱市、长岛县的行政区域为蓬莱区的行政区域,蓬莱区人民政府驻登州街道钟楼东路1号(原蓬莱市政府驻地)。蓬莱市委根据国务院和省、烟台市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重大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筹备召开了常委会(扩大)会议、老干部情况通报会、人代会、政协会等各层面会议。2020年9月1日,烟台市蓬莱区正式揭牌。
“十二五”期间,城乡规划工作不断加强,编制完成了12项城市控规和专项规划,修编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纲要和镇域总规。新建、改建市政道路29条34公里,进一步拉开了城市框架,城区建成区面积扩展到32.6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间稳步推进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努力完善城乡规划工作管理机制。自2017年3月至2020年底,城乡规划委员会共召开会议21次,审议通过204项规划设计方案,涉及城市规划、中小学、幼儿园、房地产开发、棚户区改造、工业项目等各个领域。2019年7月,《蓬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获省政府批复,完成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工作。科学高效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完成了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成果。先后编制了《蓬莱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地下空间开发专项规划》《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等,为周边用地布局、道路选线、市政配套等土地综合开发整治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依据。深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了3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和城市设计,公布了15处历史建筑,初步提出了古城改造基本思路。村庄规划全面展开,至2020年底,已经完成开发边界外397个村的村庄建设规划。
重点开发东部新城区。蓬莱区东部创发新区项目以科创、文化、生态、产业聚集为核心,是衔接西部老城区与东部产业新区的核心区域,是滨海旅游观光带与城市中央发展轴上的重要节点。2019年3月6日,创发新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北关东路(原天津路)路基工程及两侧雨污水管全部施工完成;创发东路(原西安路)管廊过新港路(原北京路)段现浇全部完成,新港路以北部分吊装完成,以南部分土方开挖至宏泰大厦附近,正在吊装。2020年12月,科创1号、6号楼、瀛海大厦主体封顶;创发孵化3号、4号楼开工。瀛海大厦项目2021年3月完工。2021年底,PPP项目所有建设内容将全部完工交付。同时,注重改造中心老城区。“十三五”期间,市政府投入资金1.58亿元,完成67个老旧小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改造任务,涉及居民17903户,总建筑面积约158.33万平方米,切实改善了老旧小区百姓的生活质量。
2015年5月,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正式通航,开通北京、上海、昆明、广州、南宁、西安等国内城市的20多条航线和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多条国际航线,可以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5万吨、年起降10万架次的需求。2015年7月,蓬莱新汽车站竣工。新汽车站道路客运线路共110条,营运客车达到320余辆,能同时满足最大日发600个班次,近2.5万人次的出行需求。2017年12月19日,龙烟铁路正式开通,结束蓬莱市不通火车的历史。2017年12月26日,蓬栖高速正式通车。蓬莱至栖霞的通车时间由原来一个多小时缩短至30分钟,从此结束了蓬莱市区没有高速路口的历史。2020年3月6日,蓬莱市召开潍烟高铁(蓬莱段)建设启动会议。11月17日,南王街道郭家沟特大桥首桩开钻,潍烟铁路蓬莱段正式开工建设。潍烟高铁在蓬莱境内长约33.2公里。建成后,烟台到济南1.5小时,3个小时就能到北京。2020年11月20日,东港区新客滚码头正式启用。新客运站年设计通过能力为滚装车46万辆,旅客328万人次,可同时满足8艘大型客滚船舶的靠泊需要。2020年11月25日,烟台滨海路蓬莱段公路正式通车。滨海路蓬莱段公路东接烟台市区滨海路,西连蓬莱仙境路(原海滨路),是烟台市旅游大通道的组成部分。
2015年5月1日,蓬莱平山河湿地公园开园。平山河湿地公园获得“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省级水利风景区”等称号。平山河生态修复工程总面积57公顷,将平山河流域改造开发成了集旅游、湿地公园、商住、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2015年7月19日,新党校投入使用。2015年10月1日,海市公园试开园。公园占地约190亩,以海市文化为主题,将历史文化与地方特色融为一体,是一座集休闲、娱乐、生态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公园。2016年5月,蓬莱体育馆建成投入使用。场馆占地面积30亩,座席4115个,建筑等级为乙级中型体育馆。2018年12月,新图书馆投入使用。新图书馆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按照国家二级图书馆平台设置,每周全天免费开放。
城乡环卫一体化 蓬莱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始于2012年,先后印发了《关于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蓬莱市2018年度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按照“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模式,投资2200多万元,在全区建设、改造中转站9座,其中新建8座。2015年3月,通过了省一体化全覆盖认证。2018年,获得“省级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先进市”称号。2019年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化作业,8个镇街完成了市场化招标,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化运作实现全覆盖。
城乡供水一体化 2011年以来,围绕“用好地表水、引进外来水、合理开发地下水”的思路,战山水厂改造、平山水厂扩建、南水北调蓬莱市续建配套工程、惠民水站等一系列重大城镇供水工程得以顺利推行。 2020年开始启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计划2021年底前全部完成。全区规划分为三个供水区,即北部沿海区、平畅河区、黄水河区。2020年开始实施北部沿海区,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干支管路250公里,新建蓄水池1座,新建加压泵站5座,将北沟、刘家沟、南王、紫荆山、新港、登州等6个镇街、196个村庄、10.4万人口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范围,截止到2020年底,项目已完成北部沿海区全部工程建设。同时完成了2021年计划实施的平畅河、黄水河两个供水区的勘察设计工作。
城乡交通一体化 2019年,蓬莱在全区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新规划城乡公交线路18条。自9月30日起,所有线路分批次开通。至12月份,全区城乡公交规划的18条线路(其中城镇主线4条,镇村支线14条)全部开通运行,共计投入63部新能源车辆,沿线惠及6个乡镇、400多个村庄,全区行政村实现100%通车,基本形成便民出行网络,日均乘坐旅客1200余人。
2012年2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在全市开展“蓬莱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美丽乡村创建的“三个明确”,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十八大以后,蓬莱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每年都出台关于推进“美丽乡村”创建的指导意见,规范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流程,严格创建要求,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工作中,大力实施了环境改善、百村硬化、万户改厕、水系整治、农网改造、文化惠民、保障安民、平安建设等“八大工程”,切实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全区11个镇街全部建设了垃圾中转站,所有村居全部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农村公路网化工程累计硬化乡村道路450公里,新增村内道路硬化300多万平方米,实现了由“村村通”到“村内通”“路路通”“网络化”的转变;对483个行政村进行了农网改造升级,极大提高了农村供电保障能力。截至2020年底,全区共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0个(含1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标准村和2个划归开发区的村),美丽乡村示范片区8个,2012年到2016年,自主创建蓬莱美丽乡村83个,2020年,根据烟台市省市县三级联创要求,创建达标烟台市级美丽乡村33个,县级美丽乡村59个。其他村庄全部达到“四化四有”标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蓬莱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形势,适时调整工作思路,将工作重心由原来的“四美”和“四化四有”,升级为“五大振兴”,并根据上级要求,结合蓬莱实际,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蓬莱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工作方案,分别明确了建设目标和重点项目,形成了“1+1+5”政策体系。成立了由市级领导任组长的乡村振兴五个专班,统筹协调推进乡村五个方面振兴工作。各镇街也都明确了由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亲自动员部署和督导推进;村级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村民自己动手建设美好家园,形成了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工作格局。产业振兴方面,积极向上争取辐射广、带动强的项目。丘山谷葡萄酒养生休闲体验区旅游综合开发(一期)项目被确定为第一批山东省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库项目。人才振兴方面,制定了《关于加快人才集聚引领高质量发展的21条措施》,实施“桑梓人才雁归”工程、乡村人才队伍培育工程。文化振兴方面,全区“村规民约”和“四会”覆盖率已达100%;整合资源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全部建成。生态振兴方面,丘山山谷获批烟台市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累计完成投入7000多万元,大辛店镇木兰沟村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美丽庭院”示范户建成率达全区农村总数的11%。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化运作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组织振兴方面,完成50个软弱涣散村验收工作,通过验收的软弱涣散村综合评分均在90分以上,信访矛盾化解率高达82.8%。创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片区6个,建成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打造4个村庄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对全区500名书记进行了全员培训。
2018年,蓬莱市积极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创办股份合作社。市级层面,将村党支部领办创办股份合作社、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列入议事日程,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市委主要领导带头到重点村调研指导、明确工作要求。研究出台了《关于实施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发展合作经济、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开发等7种发展途径、5项扶持措施。2019年,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出台了28条扶持措施、工作指导手册、投资管理指导意见等文件。成立顾问团巡回镇村进行指导。2020年,蓬莱区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列为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农村党建一号工程,将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区委“三重”工作,制定了《关于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包帮新成立合作社、联合社,定期向区委常委会议汇报工作进展。出台了《蓬莱市“桑梓人才”雁归工程暂行办法》,将合作社人才回引纳入蓬莱区人才工作大盘子,鼓励返乡创业优秀人才依法以入股、合作、租赁等形式参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到2020年底,全区有253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比50.6%,平均群众入社率达31%,带动村集体直接增收330余万元。
第三节 持续提升民生福祉
蓬莱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共享发展,全力抓好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让全体市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14年,蓬莱市识别省级扶贫工作重点村40个(其中2017年6月因为区域调整划转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6个),2016年识别烟台市扶贫工作重点村4个,2017年底实现了34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和4个烟台市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脱贫摘帽。2018年,新识别16个烟台市级扶贫工作重点村,按照美丽乡村标准进行全力打造,截止到2020年底,16个村全部达到美丽乡村标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截至2020年底,全区共有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户3051户4629人,即时帮扶人口11户24人。
自脱贫攻坚以来,蓬莱区委、区政府研究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印发蓬莱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关于实施“332”扶贫工作重点县镇村集中攻坚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召开区委常委会17次、党委中心组学习6次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工作会议14次,研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强化区镇村三级书记抓扶贫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扶贫工作责任、政策、投入、考核体系,形成上下同心、各方同向、合力攻坚的良好格局。2016年以来,蓬莱市(区)坚持精准施策,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这一核心指标,通过扶贫产业项目分红、金融扶贫、低保兜底、结对帮扶、孝善养老、扶贫公益专岗、免费缴纳居民医疗保险和扶贫特惠保险等政策,实现了全部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良好成效。共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213.85万元,主要用于重点镇村扶贫补助、小额扶贫信贷贴息、扶贫特惠保险、孝德基金、公益专岗扶贫等9个方面。落实扶贫项目收益,2016年以来,共建设扶贫项目164个,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58.58万元。截至2019年底,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已实现收益257.86万元,全部按照收益分配方案进行了分配,有效带动1377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剩余收益全部留村集体,用于防止贫困户返贫和村内小型公益事业建设。到2020年底,蓬莱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全面胜利。蓬莱区在烟台市历年的脱贫攻坚考核中均名列前茅,其中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取得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蓬莱区启动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建立起覆盖城乡、管理有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园率达到90%;全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2016年以来,投入资金1.29亿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6所,新建幼儿活动用房1.5万平方米。
蓬莱区结合《蓬莱市中小学教育均衡发展三年提升计划》,加快新改扩建中小学步伐,消除中小学校舍安全隐患。2016~2020年,统筹利用解决大班额、全面改薄、校舍维修改造等各级各类义务教育建设资金1.35亿元。城乡教育一体化效果更加明显,办学品质明显提升。2016年以来,全区义务教育小学生入学率提升到10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8.2%。
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品牌建设,提升普通高中学校优质化水平。投入资金5.3亿元,异地新建蓬莱一中、蓬莱二中。职业教育,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不断优化特色专业群建设,最终确定特色鲜明、优势互补、产学结合“五大专业群”,完成6000平方米的现代制造技术专业实训大楼建设。
2011年,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迁址蓬莱。2014年,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建成并投入使用,2018年9月,教师教育学院重设在鲁东大学东校区,原校址成立鲁东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蓬莱),2020年3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在整合鲁东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部分资源基础上设立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截至2020年底,蓬莱区共拥有两所高等教育学校。
蓬莱区连续30年举办全区春节象棋赛,每年5月的全民健身月活动已坚持20多年,“渤海燃气杯”篮球赛成功举办了13届,全区乒乓球大奖赛、邀请赛平均每年举办3次,“智健体育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篮球赛、“德健体育杯”羽毛球赛、冬季健康跑等赛事活动络绎不绝,精彩纷呈。“蓬莱葡萄酒国际马拉松”已连续举办四届,每年吸引近万名马拉松跑者来蓬参赛。2018年被中国田协评为“民族民俗特色马拉松”,2019年蓬莱丘山谷酒庄超级马拉松获IAU国际认证。蓬莱已成为烟台乃至山东重要的“赛事之城”。
提升优化医疗资源。2012年,蓬莱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全部纳入全国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围,为明确改革具体内容和方法步骤,印发了《蓬莱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试点改革任务。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采取“一降一调一补助”措施,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2015年底,蓬莱市确定为山东省首批分级诊疗试点县,制定了《蓬莱市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初步形成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序开展,市镇村三级医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工作体系逐步健全完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15分钟健康就医圈”初步建成。
2012年以来,先后投入5亿元完成人民医院改扩建、新中医医院迁建及14所卫生院(所)翻新改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改造启用。建成国家级重点专科5个、省级重点学科分中心6个。2016年10月28日,中医医院顺利通过三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12月6日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三级乙等综合医院评审。2017年6月20日,市中医医院涌泉康护中心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家中医药健康养老机构,省内唯一公立医院主办的医养融合型养老中心,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开设养老床位200张。截至2020年底,全区共有卫生机构288所,其中,医院、卫生院15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所,妇幼保健机构1所。各类卫生机构共有床位2374张,卫生技术人员3267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1356人,注册护士1463人。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和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医疗卫生工作取得重大成就。蓬莱人民医院、中医院成功跻身三级医院行列,全区已经建立起市级医院为龙头、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居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卫生医疗网络,城乡居民15分钟就医圈基本形成,村卫生室已全面实现标准化,实现村卫生室服务半径2.5公里内全覆盖。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率为100%,重大风险防控有力有效。
2011年,市委制定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从而将蓬莱市文化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入市委、市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
蓬莱区按照“尊重历史、尊重原貌”的原则,启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程,还原蓬莱古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完成戚继光故里、万寿、西关三条街区的改造恢复工程;逐步修缮、恢复城乡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美丽乡村120多处。新建了八路军挺进东北渡海出发地纪念碑、蓬莱秘密县委费东红色记忆陈列馆、夏侯苏民革命纪念馆,对艾山八路军兵器厂等17处革命遗址进行保护性修缮,对50多处革命历史遗址登记注册,并实行挂牌保护。武霖基督教圣会堂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加至5处。慕湘藏书馆馆藏7部古籍入选第四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创建了女王山民俗文化博物馆、刘家沟渔家民俗陈列馆。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市政府分三批公布全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9项,其中10项列入烟台市级非遗名录,4项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八仙的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15年获得“中国八仙传说之乡”和“中国仙道文化研究保护基地”荣誉称号。
文化市场管理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服务与管理并举”的工作理念,秉承“守住底线,促进繁荣”的工作原则,以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为手段,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全面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以严格监管为重点,集中开展“清源”“固边”“护苗”“秋风”“净网”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不断强化责任意识、阵地意识,集中时间和力量,对文化市场进行不间断整治,以查堵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淫秽色情、侵权盗版、网络污染等违法行为,有力规范全市文化市场经营秩序。
蓬莱区先后改造升级区文化馆、图书馆、慕湘藏书楼,建成区体育中心和多处市民公园及一批区级标志性文化设施和建筑。“十三五”期间,区镇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形成,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镇街文化站、图书馆分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持续推进。此外,精心打造了“百日仙境之夏”“欢乐蓬莱行”等文化生活品牌,广泛开展各类文艺会演、展演、文化下乡等活动。筹办文化惠民消费季、市民文化节、民俗文化季等系列活动,2019年、2020年连续举办两届 “八仙文化旅游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办文化艺术培训班,对基层文化骨干进行业务培训和创作辅导。推进全民阅读,营造“书香蓬莱”浓厚氛围。截至2020年,全区文化与旅游经营单位和业户总计达到1000余家,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等称号。
“十三五”期间,蓬莱区为7100余名优抚对象发放抚恤金和生活补助金共计30725.4万余元;全面开展光荣牌悬挂工作,已完成挂牌20794户;发放建国70周年纪念章338枚;为参加抗美援朝的95人发放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走访慰问驻蓬部队及来蓬拉练部队,送去节日礼品及慰问金合计约500余万元;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发放慰问信20余万份;发放驻蓬部队随军家属生活补助400余万元;对烈士纪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对老旧的烈士墓区进行维修整治,对破损的烈士墓碑进行更换;开发开通了蓬莱烈士陵园网站,并开展了网上祭奠活动。蓬莱区连续八届被山东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全省双拥模范城”。
按照上级规定,启动了在职人员参保缴费工作,增加了职业年金险种。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工作,对调出人员按要求记实职业年金;启动了按新制度计发养老待遇工作,对统筹外项目进行了回退清算并落实发放渠道;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016~2020年,连续五次同步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六连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至118元;持续加大降费减负力度;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资金;共积累社会保障补助资金8997.55万元,为10.89万居民办理征地手续,落实资金8745.73万元。
“十三五”期间,修订完善了《烟台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烟台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增加了慢性病种类,职工慢性病种达到了73种,居民慢性病种达到了62种;建立了居民“两病”(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制度,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断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基金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建立了大病保险制度和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大病参保患者、失能失智职工医疗得到了更高的保障。
“十三五”期间,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3.9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903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2%以内;为2356名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社会保险补贴937.1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301.3万元;办理失业登记4587人,发放失业金6512.6万元;为1765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3552.1万元;为439人发放技能提升补贴71.15万元;为1.4万人发放价格补贴147.9万元。开展“春风行动”“就业再就业援助月”等招聘会238场,提供就业岗位4.8万个。打造了蓬莱农高区创业孵化基地和海市旅游孵化基地、胜境电子商务孵化基地、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创客空间等,南王街道获评山东省创业型镇街,累计入驻在孵项目378个,培育孵化成功项目263个。
2014年,出台了《蓬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建成蓬莱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推进实施了“阳光低保”专项行动,对全市7000多户12000余名低保对象进行了入户复核,清退超标对象5080人,新增177人,纠正错保16人,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和阳光施保。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动机制。2020年,全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救助6373人。其中,城镇低保281人,农村低保6092人,农村特困救济1281人。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8个,收养325人。2020年共发放城乡低保金72940人次,2585.33万元,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44763人次,379.97万元;为全区57名孤儿、2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11名困境儿童按时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共计72.65万元,全力保障全区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为全区符合条件残疾人发放困难生活补贴423万元,发放重度护理补贴573万元;为特困人员发放生活费836.30万元、护理费433.92万元;临时救助35户86人,发放临时救助款25.60万元。
2010年12月21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蓬莱市优惠扶持残疾人办法》,通过特惠性制度加大对残疾人扶助和优先保障力度,切实解决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和特殊困难。自2014年开始,为全区9613名50~80周岁的残疾人和0~12周岁在康复机构培训的儿童缴纳意外伤害保险。残疾学生助学政策全面落实,残疾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残疾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2017年,投入2000万建设的残疾人康复中心投入使用,基本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全区二级以上医院全部设立康复科室,市、镇、村三级残疾人康复网络更加完善。
蓬莱综治信息化建设以网格平台为依托,充实完善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切实发挥信息网格化管理的优势。2016年,成立了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指挥中心,重点抓好网格队伍培训、信息录入、事件处置、人员和房屋管理、民生事项办理五项任务,构建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动态化监控、常态化研判、全程化服务、规范化管理“六化”模式。印发了网格化管理工作意见。2020年,蓬莱区以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烟台市组建了唯一一支独立于社区工作者的990人的网格员队伍,建立了953个网格微信群。健全了“1+5+N”的网格工作制度体系,投资1100余万元,在全区率先研发了区、镇街、社区、网格四级贯通的仙境e网通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云平台,将综合治理系统、12345政务服务系统、网上民声平台等进行集成融合,实现了“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良好治理格局。
2018年 2月23日,蓬莱市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传达了上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蓬莱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制度》《蓬莱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联络员制度》等文件,建立了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例会、案件会商、交办督办等工作制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规范了线索摸排核查、移交、反馈和情况报送等工作流程,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规范有序开展。严格落实“四级书记”抓扫黑工作要求,区委常委会定期研究扫黑除恶工作,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扫黑办牵头抓总作用,以中央扫黑除恶专项督导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线索排查、交办和跟踪督办,强化案件协调办理,加强社会面宣传发动,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舆论氛围,提升打击成效。专项斗争以来,全部查结中央、省、市级扫黑办交办的线索,全区累计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55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2个、恶势力犯罪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3人,刑拘362人,查封扣押涉案资产10.4亿余元,缴获枪支6支。
第四节 切实改善生态环境
蓬莱区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国家生态市建设为抓手,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让蓬莱的天更蓝、水更秀、山更绿、空气更清新。
2011年3月,蓬莱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水系造林绿化的意见》,启动了3年水系绿化工程,提出利用3年时间,完成水系造林24310亩的任务目标。经过3年的共同努力,全市完成了以北沟聂家为主的沿海生态防护林绿化1230亩,以平山、战山、丘山和大刘家四大水库为主的集水区域水源涵养林绿化14456亩,以平山河、平畅河、龙山河和黄水河四大河流为主的汇水流域水土保持林绿化10636亩,总计完成水系造林26322亩,植树300余万棵,超额完成水系造林任务目标。全区初步形成“北部生态控制、中部生态治理和南部生态保护”三大板块的大绿化格局,森林覆盖率提升到48.03%,水系生态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4年2月,市政府又在3年水系绿化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2014—2016年造林绿化工作的意见》,以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为契机,加大绿化造林力度。奋战三年,到2016年,完成了景观造林5878亩;完成了西大山公园、海市公园、沙河入海口公园等城郊景观绿化美化4432亩;完成丘山水库、战山水库等水源地造林5639亩;新建生态林场25处,经营总面积达到11万亩,基本实现全市重点生态公益林规模化经营、林场化管理的目标。2016年,全市林地面积达到82万亩,获得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的“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
城区绿化档次逐步提升,先后修建黄海绿洲、海滨公园、田横山公园、平山河湿地公园、海市公园等一批城市休闲绿地和生态景观带。“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绿化景观提升工程23项。截至2020年底,建成区绿地面积1013.19公顷,公园绿地面积304.92公顷;城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为39.69%、45.3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94平方米;新建体育中心周边绿化等公园及口袋公园8处,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0.7%。
2016年,积极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整治,压采地下水井10眼,压减地下水18万立方米,蓬莱市获得“山东省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试点市”称号。2017年,完成市、镇、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建设,编制完成全市12条重要河流的“一河一策”综合整治方案。 推进水资源费税改革试点工作,蓬莱市获得山东省水利厅授予的“省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县”等称号。2018年,开展了“清河行动回头看”“APP巡河”“河库非法采砂整治”“河道清障”等专项活动。编制完成全市河库岸线利用管理规划和11条重要河流的“一河一策”整治方案;完成10条重要河流和3座中型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完成全市3座中型水库、125座小型水库和26座重点塘坝的“一湖一策”实施方案编制。加强农业取水许可制度管理,稳步推进水资源税征收管理。编制完成了《水资源综合规划》和《水资源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完成了《蓬莱市水土保持规划(2017—2030)》,并通过专家评审,建立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和水土保持区划。2019年,深入开展水资源管理等专项治理活动,全面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水资源论证率达100%, 蓬莱市获得水利部授予的“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称号。2020年,开展了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核查依法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各类河道外用水的取水口。截止到2020年底,已完成有取水许可单位、农村规模以上4600多眼井以及农村饮用水井的登记上报工作。
艾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11年11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蓬莱艾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管理机构职责、管理、保护和罚则等22条规定,多措并举,杜绝新的违法违规项目出现。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绿盾2017”和“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监督检查要求,截至2019年11月底,完成了矿区关停、风机拆除、冷风库整改、旅游项目关停拆除、养殖项目搬迁拆除以及保护区内防火通道、基础设施等六大类558个问题点位的整改工作,圆满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工作。2019年,艾山保护区编写了《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方案》。在多次与国家、省市相关部门以及专家协调沟通后,省自然资源厅交由烟台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生态旅游方案》进行了评审和经营准备等多项检查,并获得“可在保护区的实验区范围内进行适当的旅游经营活动”备案批准。2020年5月30日,艾山国家森林公园对外开放。
2012年,蓬莱市委、市政府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并全面启动了创建国家生态市的新征程。2014年3月,《蓬莱生态市建设规划》通过人大审议,2014年4月,由蓬莱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并制定印发了《蓬莱生态市建设规划(2012—2020)实施方案》,指导规划目标任务的全面开展。2015年12月3日至4日,国家生态市技术评估组对蓬莱市创建国家生态市工作进行了技术评估。5项基本条件和22项建设指标全部达到考核标准,评估组同意通过技术评估。2016年10月10日,受环保部委托,山东省环保厅邀请国家、省有关专家组成考核验收组,对蓬莱创建国家生态市工作,通过听汇报、现场查看、审阅资料等形式,最终同意蓬莱市通过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
第五节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蓬莱区委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市纪委严格按照上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认真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干部作风转变。先后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专项行动的通知》《关于开展作风纪律监督检查暨“三个方面”专项治理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关于中秋国庆期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纠正“四风”的通知》《关于严肃纪律要求严禁公车私用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通知》《关于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案》等意见,把监督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执行情况作为重点,采取督查、抽查、暗访等方式,围绕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行为开展专项检查。逐步形成了常规检查、节点专查和部门协查的“三查”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加大通报曝光力度,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的强烈信号。
2014年3月3日,蓬莱市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会议精神,对全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动员部署。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在2014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市委常委带头深入农村和基层,面对面了解群众要求,征集群众意见490多条;组织全市4500多名党员干部开展“群众大走访”,逐户走访群众,对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活动开展后,全市性会议和发文数量分别减少20%和10%,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48个,压缩各类评比表彰活动6个,调整清理办公用房1780平方米,清退不合规定低保对象2097户共5080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行为14起,各级领导干部全部按照要求作出了会员卡“零持有”报告。通过整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发生明显转变,“低调务实、少说多干、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和“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成为普遍的共识和自觉行为。
2015年专题教育期间,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围绕3个专题的总体安排,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不同层面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形成了基层对市委工作及市委常委班子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确定了整改目标、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并定期进行督导调度。至2015年底,完成整改事项102项,进一步夯实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依托档案馆,打造蓬莱市专题教育展厅,分批次组织全市3600多名党员干部接受现场教育。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整治,集中利用半年时间对全市面上存在18种“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在全市74个部门单位、12个镇(街)、1544个基层党组织开展“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2016年,蓬莱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立了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下设6个督导组,每个督导组督导220余个党支部,42个党工委成立144个督导小组,配备275名督导员,实现了1200个党支部和41000多名党员的督导全覆盖。活动中,集中编发4万册口袋书和2000套必学必看学习光盘,让党员一看就懂、过目难忘。投资200多万元,在全市集中打造32个党员教育中心示范点,统一配备电脑、投影、音响等教学设备和教学专题片,力争每次学习都有感动、有印象、有思考。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革命烈士陵园和夏侯苏民纪念馆两处党性教育基地,不断强化党员党性意识。2017年,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规范实效年”活动,在“学”方面,创新建设“仙境党员之家”学习教育智慧平台,借助广电闭路网络“村村通、户户通”的优势和光纤线路稳定的特点,在市、镇、村三级设置600多个终端会场,把全市501个农村社区、93个机关事业单位、12个“两新”组织全部纳入网络覆盖范围,定期分别组织农村社区和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同步在线学习。在“做”方面,抓住组织发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这个根本,实施“六联一创”先锋引领工程,引导万名党员联农户、千名干部联社区、百名干部联百企、百名医生联百村、千名教师联万家、千名民警联万户,争创渔(农)家乐星级党员示范户,让每名党员都找到联系服务群众的立足点,实现了“党员全发动,服务全覆盖”,打造出一支凝聚力强、充满激情、敢于担当的党员队伍。
2019年9月11日,蓬莱市召开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全市87个镇街及部门单位、1139个基层党组织、3.6万名党员参加了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启动主题教育以来,市委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市委常委会5次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成立了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12个指导组,在召开全市工作部署会议基础上,充分利用“仙境党员之家”学习平台,以镇街为单位,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动员到所有基层党支部。市委常委会带头开展集中学习研讨18次,带动各级开展集中学习研讨4000多次。先后举办主题教育、十九届四中全会2期专题读书班,所有市级领导、镇街及部门主要领导到党校集中学习研讨,其余490名领导班子成员同步组织集中学习。分层面组织157名“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260名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580名农村和社区党组织书记、市派第一书记进行集中培训,市委主要领导和常委组织部长分别为基层党组织书记上党课,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讲党课490多次。累计组织现场教学370余批次、1.2万人次。市级领导班子带头,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全员参与,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到联系点、报到社区、帮扶村开展调研、听取意见,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思路和办法举措,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成果500多个。在市级领导带头调研、征求意见基础上,通过书面征求、面对面征求和设立意见箱、发放一封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征求意见工作,累计征求各层面1000多人次、意见建议2026条,督促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对照认领、逐一回复,为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打好基础。深入开展“三结合三推动”活动,组织97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4600余名党员到11个社区、97个小区报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认领服务项目429个,解决实际问题167个;380名市级领导及市直部门班子成员开展“践初心访贫困,沉一线促脱贫”大走访大调研,实现3215户贫困户全覆盖,推动脱贫攻坚;72个部门领导班子进企业760多次,帮助解决问题184项,协调资金2800万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6年,蓬莱市开展以市级领导包村、部门单位包村、党员干部包户、“第一书记”驻村为主要内容的“三包一驻”工作,制定了《关于认真做好“三包一驻”助力扶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具体明确了包驻对象、工作重点及保障措施,切实增强工作的指导性、科学性。安排139个部门联系包帮127个村,组织1224名党员干部结对包帮1594户贫困户,选派40名“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工作,启动帮扶项目214个,投入资金及物资折价1000多万元。2017年,全市137个部门单位包帮228个村,机关干部与3700户贫困户实行“一对一”结对包帮,累计启动帮扶项目750多个,解决实际问题6330个。2018年,按照“抓两头、促中间”思路,启动实施新一轮“三包一驻”活动。在全市筛选确定了12个美丽乡村精品村、70个达标村、16个烟台市扶贫工作重点村,连同全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三包一驻”的形式,对口帮扶困难群众,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各包村部门共开工帮扶项目235个,完成投入1200万元。
2017年7月12日,“仙境党员之家”学习教育智慧平台开通上线,首批200个农村终端会场、5600多名农村党员参与在线同步学习。2017年10月27日,“仙境党员之家”学习教育智慧平台投入使用,全市90多个部门终端会场同步直播、3200多名机关党员参与在线学习。依托“仙境党员之家”学习教育智慧平台,开设“蓬莱干部大讲堂”,每月由1名部门主要领导,围绕产业发展、“双招双引”等,进行业务知识普及、发展形势任务剖析、工作思路措施介绍。2018年,围绕“学习红旗渠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家风”等主题,分层面组织开展集中学习28次,受教育党员30多万人次。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蓬莱视察工作,对蓬莱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戚继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针对文物保护、国防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蓬莱。为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蓬莱市立即启动了党性教育特色基地建设,依托古船、古港、水城等现有资源,以“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和戚继光民族精神为主题,仅用3个月时间,初步建成了集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全民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平台,并成为胶东(烟台)党性教育基地四大板块之首。2018年,基地接待各级调研指导和教育培训达到42批1000多人次,得到了各级领导及参学人员的普遍好评。2019年6月1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蓬莱一周年之际,蓬莱戚继光纪念馆正式开馆,标志着蓬莱特色党性教育基地的全面建成和开放。是国内首个集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社会群众爱国主义教育、部队军事教育和国内外戚继光学术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平台。2019年,党性教育基地共接待了各级领导调研指导和学员教育培训370多批、1万余人次,又被列为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党性教育备案基地、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烟台市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第二十章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经历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感天动地的变化,如今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顶天立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百年路程,也经历了动起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蓬莱革命老区的近百年发展史,同样是筚路蓝缕,波澜壮阔,苦难辉煌。回首百年路,奋进正当时。在第二个百年开始的历史时刻,蓬莱区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订了“十四五”规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蓬莱区委将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高质量发展总要求,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统筹抓好实体经济、城市建设、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改革开放、民生保障,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自然生态宜业宜居宜游新蓬莱。
第一节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积极推进院士工作站、技术创新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平台创建,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人才承载能力。“十四五”期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按照“一个产业集群、一个科创平台”的思路,加快建设海工用钢新型研发机构、苹果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等新型研发机构。
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梯次培育行动,培育更多“单项冠军”“独角兽”企业,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大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引导企业成为人才引育主体,通过多种形式,着力提升人才能力。健全完善校地合作机制。打造人才培养集聚、科技项目引进开发、高新技术企业大力发展的综合型基地。实施高端人才引领、青年人才支撑、银龄人才汇智、桑梓人才雁归、外籍人才聚力等引才工程。强化平台支撑,为人才项目落户高筑“凤凰台”。
第二节 以实体经济为主体,构建高质量发展新体系
(一)造船和海工,要以高技术船舶产品、海洋工程装备及其配套设备的自主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积极推进企业战略合作和通用深远海装备保障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十四五”期间力争使蓬莱成为省内第一、国内一流的造船和海工产业基地。
(二)化工新材料,要以省级化工园区为依托,充分挖掘现有产业之间生态链接的潜力,促推企业通过技术研发等途径将产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做强、做优热压敏材料、染料及中间体、高端化工助剂三大传统优势产业。“十四五”期间力争使蓬莱成为全省一流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三)汽车零部件,要加快推进山东汽车、蓬翔汽车等重大项目建设,鼓励吉鲁汽车履带式自卸车等高端改装车产品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向高质高效迈进。“十四五”期间力争形成全国知名的特色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四)葡萄酒产业,要坚持“优质产区、特色葡园、精品酒庄、标准引领”的发展思路,以蓬莱产区市场品牌建设和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为主,深度挖掘蓬莱特色葡萄酒文化,积极开展产业融合、资源整合,着力引进名企名庄和实力贸易公司,加快葡萄酒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海岸葡萄酒”产区品牌。“十四五”期间,力争使蓬莱成为中国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和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地标城市。
(一)生物医药,加快打造以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为主导的省级新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基地、以蓬莱化工园区为依托的烟台高端化学原料药产业园,规划建设集中药材种植、名贵中药材组培、生态百草园参观等为一体的中药材产业园。
(二)临港新能源,充分释放栾家口港和蓬莱东港的港口资源优势,加快推进LNG接收站等项目建设,打造涵盖核电、智能电网及储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地热能等多领域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三)电子信息,积极引进培育网红经济产业园、山东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及行业龙头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做大做优,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坚持“树魂魄、建载体、谋全域、抓运营”思路,将全区作为一个旅游整体,全面整合旅游资源,突出个性化发展,全域、全季、全业态渗透,打造全域旅游的“蓬莱样板”。北部突出“仙阁海”特色,打造高品质蓬莱仙境海岸。中部突出“酒湖马”特色,按照“一带三谷”的总体布局,高水平规划打造丘山谷片区,形成集精品酒庄、特色民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模式,叫响“中国丘山谷”品牌。南部突出“山林泉”特色,发展户外运动、温泉保健、星空露营等旅游产品,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生态、感受绿色、亲近自然,形成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街区。同时,深入挖掘蓬莱红色资源,加强对蓬莱红色文物的保护,建设打造一系列红色旅游景点,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红色旅游线路,传承红色文化,弘扬蓬莱革命老区精神,将蓬莱建成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
第三节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推动苹果、葡萄等优势农业产业标准化布局、科技化引领、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叫响世界级“海岸葡萄酒”“东方海岸苹果”品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果蔬特色产业引领区。提升发展肉鸡、生猪、畜禽良种产业及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全面提升海洋牧场建设水平,整合蓬莱海参产业资源,打造全国海参生产加工标准化示范基地和中国北方优质海参集散中心,做大做强“蓬莱海参”品牌;加快发展远洋渔业、特色海水养殖以及海产品精深加工,建设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示范区。
强化蓬莱特色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传承提升改造传统村落,保护优美自然风光,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稳妥有序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大力推进省市县美丽乡村三级联创和美丽乡村示范片建设,努力争创省市领先、全国知名的精品示范片区。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释放和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好,加强思路衔接、政策衔接、工作衔接,推动从超常举措向常态帮扶转变,从集中攻坚向长效机制转变,推动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有效衔接、平稳过渡。
第四节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搭建高质量发展新平台
(一)高铁新区,以蓬莱高速铁路和场站为依托,构建以“旅游+”产业集群为核心,集旅游服务、商贸集散、商务科创、康养宜居于一体的城市发展新中心,高质量推动产城人融合典范区。
(二)两河新区,以创发新区为核心,构建集行政、办公、商务、科创、文化、金融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高端商务区和都市活力区。
(三)空港新区,以蓬莱国际机场为依托,打造区域型空港综合商业服务中心,发展航空物流、航空维修、航空食品、临空制造、跨境电商、旅游休闲等特色临空产业,构建产业集聚、智能高端、绿色生态、宜业宜居的临空经济区。
(四)东港港城片区,打造集临港产业、临港服务、商贸流通、居住办公等复合功能于一体的港城经济活力区。
(五)西海岸文化新区,构建集文化创意、高校科研、岛屿休闲、高端商务、市民文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组团,打造蓝色经济新空间、文化产业新海岸和城市新地标。
(一)东部经济开发区,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构建“一区多园”格局,按照“错位发展、差异竞争”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划定功能分区,着力建设风电装备、生物医药、汽车、绿色建筑、木材和海洋装备产业园,协同发展小门家、大柳行工业园,不断提高园区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二)西城临港工业区,重点围绕船舶工业园、化工产业园、循环经济园三个“园中园”,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功能配套,拓宽发展空间,提升园区综合承载力。
(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聚焦葡萄与葡萄酒、苹果、有机茶叶等产业,建设产业发展特色显著、科技支撑能力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产城产镇产村一体化发展的一流农业科技园区。
第五节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共享高质量发展新生活
稳定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各类所有制形式整合信息、技术、资金等创业资源要素,兴办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不断优化创业环境,畅通创业创富通道,不断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构建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适应劳动者和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加快推进济南大学泉城学院、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健全民生兜底保障制度,建立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分层分类的梯度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加强公立医院建设。抓好公共卫生项目开展。抓实疾病预防控制,严格落实重大疾病和传染病救治工作要求,抓好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完成省级健康促进示范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推动省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
第六节 深入建设平安蓬莱,营造高质量发展新环境
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排查和综合整治,塑造安全发展环境。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强化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危化品、非煤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渔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特大安全事故。
完善党委领导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制度和机制,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聚焦全区社会治理需求,在历史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管理、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打造上下有序、内外协调、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法治蓬莱”。
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做实做强网格化管理,编制形成全区“六网合一、一网覆盖”的社会治理网格,完善社会治安防治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方式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体系。
展望未来,蓬莱老区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主动作为、奋发努力,向着自然生态宜业宜居宜游新蓬莱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附 录:
(1908—1931.4.5),又名赵镇东,蓬莱小门家镇巨山沟村人,蓬莱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赵鸿功考入烟台先志中学。他在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及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的各种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8年5月,赵鸿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8年11月,赵鸿功受中共烟台特支委派,回到家乡,以在本村小学代课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赵鸿功首先发展了吕家沟村出身贫苦、富于反抗精神的邢汝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发展了上王家村的李宗元、吕家沟村的吕永田、巨山沟村的徐士恩和赵鸿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在巨山沟村成立中共蓬莱小组,赵鸿功任党小组长。同年秋,蓬莱党支部成立,赵鸿功任书记,受烟台地方特支领导。从此,革命的火种在蓬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广泛传播起来。
蓬莱党小组成立后,一面从事农民运动,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1929年5月25日晚,赵鸿功带领邢汝海等共产党员和部分农会会员,乘许多村农民第二天要在野王家村赶庙会之机,在野王家村的墙壁、树干上贴上了许多“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拥护为穷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等标语口号。此后,他们又多次将这样的标语贴到蓬莱城里的大街小巷,轰动了蓬莱县,给劳苦大众以极大的鼓舞。
1930年春,为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赵鸿功经小学时期同学介绍,到蓬莱城里的丛氏小学(后改名良弼小学)任教,更名为赵镇东,从此,蓬莱县党的活动便以蓬莱城为中心开展起来。同年秋,赵鸿功寄给中共烟台地下党组织交通员陈凤翥的信被刘珍年21师政训处秘密拆检查获。赵鸿功被捕,并押到蓬莱县国民党看守所。敌人放出话说:只要赵鸿功承认自己年幼无知,一时上当,就会放了他。他的同事利用去探望他的机会传话给他。赵鸿功坚定地说:“那是背叛,我绝不会那样做,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赵鸿功被捕后,他父亲急忙赶到城里进行营救,不久病逝于蓬城。
敌人到巨山沟村赵鸿功的家中搜查,搜出农会会议记录一本。国民党县政府根据这份农会会议记录,于1931年1月14日将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4名共产党员逮捕。1931年3月4日,邢汝海等4名中共党员与关押在烟台的赵鸿功以及在烟台被捕的共产党员许端云、王章、周恩庆、陈凤翥等,同车押往济南。
在济南国民党监狱里,赵鸿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了掩护同志,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一口咬定邢汝海等人仅参加了农会,并无其他活动。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见从他身上得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便以“加入红匪,图谋不轨”为罪名,判处赵鸿功死刑。
1931年4月5日,赵鸿功与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山东省党的重要干部一起惨遭敌人杀害。在押往刑场途中,赵鸿功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牺牲时年仅23岁。
(1893—1931.8.19),蓬莱小门家镇吕家沟村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蓬莱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邢汝海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巨山沟村的外婆家,他幼年就随舅父下地干活,饱尝了黑暗的旧社会给农民带来的苦难。20岁时,外婆给他找了一个穷家闺女结了婚,他才搬回吕家沟村居住,后因无法维持生活,就到北京、青岛等地做苦工。城市的资本家同农村的地主一样残酷,微薄的工资实在不足养家糊口,他只好返回家乡务农。他一面种着几亩薄地,一面给群众看山,全家人半年糠菜半年粮,艰难度日。
1929年春,蓬莱于家庄一带兴起了“无极会”,一些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反官府,杀官兵,举行暴动。邢汝海组织附近几个村的贫苦农民积极响应,斗土豪,“吃大户”,抗捐抗粮。虽然这次暴动失败了,但反军阀、反封建势力的种子却深深地埋在了邢汝海的心中。正在这时,从烟台回家乡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赵鸿功发现了对不平世道无比愤恨、性格刚强的邢汝海,就经常向他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真正得解放的道理,并发展邢汝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邢汝海入党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广泛宣传共产党就是为穷人办事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干,才能过上好日子。在他的宣传下,许多贫苦农民加入了农会。经他介绍,上王家村的李宗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月14日,邢汝海在家乡被国民党蓬莱县政府军警逮捕,并解送济南关押。在狱中,他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以“加入共党,组织农会,宣传叛国”为罪名判处死刑。同年8月19日凌晨,邢汝海等21名同志被敌人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沿途,邢汝海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8岁。
(1918—1940.7.8),蓬莱城里人。1938年参加“三军二路”起义部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蓬黄战区指挥部大队长、蓬莱第六区区长等职。
1940年7月7日,蓬莱县政府在六区沟刘村召开“七七”纪念大会,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六区区长李本洪带领区公所人员为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当天晚上,县大队副大队长郑若愚和李本洪带领一连和部分区公所干部住在大树宋家村,此时正是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六一”大“扫荡”的末期,敌人的活动十分频繁。7月8日凌晨,烟台日军绀野部及伪军穆金城部共220余人从大辛店据点出动,向西经十字道、得口店等村开往蓬莱城。当日伪军途经山西杨家村时,探知县大队一连及部分区公所干部住在大树宋家村,绀野随即带领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大树宋家村进行偷袭,穆金城则带伪军从西面进攻。此时已是中午,村里的人大都在睡午觉,当县大队的岗哨发现情况有变,鸣枪报警时,日伪军已经将村庄团团包围。在这危急关头,郑若愚和李本洪立即组织战士和工作人员突围,郑若愚中弹壮烈牺牲,李本洪一人担负起了组织突围的任务,他一边大喊“赶快突围”,一边掩护大家外撤。李本洪连续护送出两批同志,当他跑回来掩护第三批同志撤退时,被敌人的子弹射中腹部,鲜血带着肠子流了出来,他左手紧捂着肠子,右手继续开枪还击,最终倒在了血泊里。
敌人走后,同志们返回村子,发现李本洪趴在地上,两只手插在泥土里,指甲上沾满了血迹。铅笔砸碎了,匣子枪卸开了,嘴里还紧含着一封尚未咽下的信件,悲壮的场面使大家痛哭不已。李本洪本来是能够突围出去的,但当他看到有的同志仍被敌人围在村里时,连续三次返回救援。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到的是革命的笔不能为敌人所用,革命的枪不能让敌人用来杀害自己的同胞,革命的机密不能泄露给敌人。
李本洪牺牲时,年仅22岁。蓬莱县政府将其出生地蓬莱城里府后街命名为本洪村 。
(1909—1940.8),蓬莱人,“九一八”事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受中共上海局指示,独立从事青岛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在国民党海军中建立中共士兵支部,6月中共青岛工作筹备委员会成立,他担任负责人。同年9月,组建中共青岛市委,任书记,不久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崂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到胶东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历任第三军第一路指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副司令员,胶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部长,中共胶东区委执行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九旅旅长,蓬黄战区指挥部指挥,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0年8月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牺牲,时年31岁。
(1920—1940.10),蓬莱城里人。17岁时,兄妹三人杨昌霖、杨武霖、杨子玉在县城南河附近创办文治小学,并分担教职。1938年,杨武霖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勇敢顽强,不久升任八路军五支队连指导员。1940年10月,在掖县(今莱州市)双山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蓬莱县政府将他的出生地命名为武霖村,即现在的武霖社区。
(1915.4—1940.12.20),原名张尔乙,蓬莱潮水一村人,1932年考入北平市河北中学,第二年回到母校潮水小学任教。1934年回到河北高中复学,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
“一二·一六”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苏晓风回到家乡潮水小学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第三天,苏晓风和周拥鹤把潮水第九中队拉到艾崮山区的车里张家村,参加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并先后担任“三军二路”中队长、第一大队政委、第九大队政委,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下半年,胶东区抽调一部分干部到鲁南学习,苏晓风被调任交通营营长兼任护送赴鲁南干部的总指挥。他带领干部战士辗转于敌人碉堡之间,突破一道道关卡,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
1939年春,胶东部队改编为十三、十四、十五3个团,苏晓风担任十三团政委。在1940年12月5日至10日的郭家店战斗中,苏晓风和团长李绍桥带领十三团,击溃日军大岛大佐率领的10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毙伤日伪军百余人,俘虏日军2人、伪军36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1940年12月20日,十三团的干部、战士冒着风雪进驻掖县上庄。夜里遭鬼子偷袭。苏晓风和团长李绍桥已冲出敌人包围,撤到南山坡上。当他们听撤出来的战士说‘老黄牛’(从吴佩孚老宅收缴的重机枪)丢了时,立即带着战士们冲进村子,将“老黄牛”夺回。在返回途中,团长李绍桥牺牲,苏晓风受伤昏迷被俘。敌人抬着昏迷的苏晓风窜到招远,他们当时还不完全了解苏晓风的身份。审讯时,苏晓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察觉被俘,当即用尽全身力气,抓起一条凳子朝敌人的头上砸去,穷凶极恶的敌人抓起手枪对准苏晓风的胸部连开数枪。苏晓风倒下了,牺牲时年仅25岁。
苏晓风屡建战功,威震胶东,敌人闻名丧胆。其所在的十三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战斗足迹几乎遍及胶东的每一个角落。1948年,在济南解放当日,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授予该团“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
(1908—1941.3.22),又名张仁崇,出生于蓬莱大季家芦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钧铭投笔从戎,应国民党第九区区长马德卿的邀请,到大仲家的沙珠寺任“乡农学校”中队长。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三军二路”。4月,张钧铭带领九区“乡校”30多名学员奔赴大辛店,参加了“三军二路”,被编为第八大队,并任大队长。5月,张钧铭被调到“三军二路”指挥部任参谋长,驻防上薛家村一带。期间,他与县委书记、“三军二路”政治特派员于眉经常接触,并经于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下旬,蓬黄战区指挥部成立。7月,其所属部队编为警卫四营、五营,张钧铭任四营营长。8月,敌伪200多人对我艾崮山根据地进行“扫荡”,张钧铭奉命率二连在宋家村南设伏,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9月,蓬黄战区指挥部改称第三军区第二军分区(即北海军分区),张钧铭任军分区参谋长。此时,胶东亲日投降派国民党军赵保原聚集起几十支国民党军队,组成“抗八联军”。他们公开配合日军打八路,制造事端,向我军进犯。山东分局派许世友带清河独立团来胶东组织反顽斗争。张钧铭带病求战,经组织批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一团参谋长。
五支队于1941年3月21日晚,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七特派区保安第六旅旅长苗占魁的老巢崖子。当夜22时许战斗打响,张钧铭率一团一营担当主攻任务。激战至凌晨4时,苗占魁见大势已去,随后拼命进行突围。张钧铭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一营等外围部队配合下,在村西洼地再次将其包围。战斗持续至天明,苗占魁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八路军五支队歼苗部1000余人,缴迫击炮2门、机枪7挺、长短枪千余支,创反投降战役的最辉煌战果。
22日下午,驻滕甲庄、海阳所等地的秦毓堂、匡玉洲、安廷赓、郑维屏、赵汉卿等部2000多人由午极赶来援救。五支队首长分头部署迎击增援之敌,一团受命后,张钧铭率一营先遣出发,在崖子南山对秦毓堂部进行阻截,他带通讯员到前沿观察敌情时,不幸头部被流弹击中而光荣牺牲,时年33岁。
(1925—1941.8),原名宋志芬,蓬莱村里集镇宋家村人,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
1938年春夏之交,13岁的宋刚夫在校就读,在进步老师李敬武的教育引导下,毅然参加了“三军二路”,并改名为宋刚夫。这期间,胶东“三军”总部由东海西进途中,也接纳了一批参军的孩子,到蓬莱后,总部少先队和“二路”少年队汇合,形成一支百余人的少年队伍,命名为少年抗日先锋队(简称“少先队”)。这支少年队伍跟随“三军”总部活动在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一带。
1939年冬,少先队大批骨干被抽调派到各地、县担任儿童团的领导工作,宋刚夫奉命回蓬莱县担任儿童团长。到蓬莱后,在县委领导下,先在抗日根据地艾崮山区加强了儿童团的工作,随后又不断地深入游击区开展地下活动,发动儿童参加儿童团,开展对敌斗争。由于他积极的工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很多儿童英雄模范事迹。如艾山脚下巩家庄的儿童团抢救伤员,掩护伤员,把伤员隐蔽在山洞里,争先恐后给伤员送水送饭;西宋家村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获敌人密探;南民山村儿童团组织儿童拥军优属,到战地医院给伤员送鸡蛋及其他慰劳品。许多村的儿童团发动义务劳动,冬天给伤员送柴火取暖,夏天给部队送火绳熏蚊子。还有的儿童团员传递鸡毛信,使我军接到情报主动出击,打了一次又一次胜仗。
1941年8月,宋刚夫和严维训(许维卿)一组到六区(现于庄和徐家集一带)执行征收公粮任务。当返回蓬莱城途经小白家村时,遭到大辛店日伪军的埋伏,二人被捕。敌人看他年龄小,企图用花言巧语诱其投降。敌人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跟着八路干?你说不抗日就放了你。”宋刚夫坚定地答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我是中国人,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我跟共产党、八路军干,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那些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恼羞成怒,大叫着“杀了你这个小八路”。宋刚夫面不改色地说:“你们今天杀了我,十几年后我还是一个小八路!”凶残的敌人放出狼狗咬宋刚夫,狼狗撕破他的衣服,咬破他的肚皮露出肠子,浑身被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他仍然“汉奸、走狗、卖国贼”地大骂着。
第二天晚间敌人将他和严维训一起枪杀在大辛店西河。临刑前,宋刚夫他们二人仍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宋刚夫牺牲时年仅16岁。
(1912—1941.8.21),原名邹宝义,蓬莱大季家芦洋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被任命为蓬西县三区区长。他到任后,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出色,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1941年8月21日下午,邹光远在三区卧龙小学召开干部会议,被敌特发现后向驻黄城集据点的伪军告密。下午3点多,黄城集伪军出动了40余人包围了卧龙村小学。发现敌情后,邹光远命令与会的其他同志立即突围,他自己以院墙为掩护开枪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以后,邹光远正准备翻墙突围,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胸部而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19—1941.8.24),字华亭,入党后化名张礼,蓬莱大辛店镇遇驾夼村人。1933年,杜世英就读于山东省立烟台八中,后在益都师范、济南济光中学求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寇侵入华北地区,学校被迫停课,杜世英回到家乡,在站马张家小学任教。1938年农历正月初九,在本村共产党员杜长沙的带领下参加了“三军二路”。
1939年春,日寇向蓬、黄、掖进犯,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转移到艾崮山区。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把杜世英调到理琪小学任教,校址在巩家村。1940年1月,杜世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杜世英调任蓬莱县委文书,由于遇驾夼邻村四甲、五甲皆被顽固派占据,组织部部长张竹生给杜世英取名张礼,以保护革命者家属的安全。
1941年,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县委决定派杜世英到蓬西三区任分区委书记,坚持对敌斗争,开辟新区工作。蓬西三区是蓬莱分为蓬东、蓬莱(亦称蓬西)两县后刚划出的一个新区,是一个边沿游击区,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那里有一条河,河东就是敌占区,河西即是我方活动的地区。
1941年7月21日,杜世英在河西岸的山北头村开展工作。拂晓,高炳旺部下及顽固派区长赵德香摸进村。发现敌情后,杜世英立即命令同志们突围,自己为了埋藏党的机密文件,不幸被捕。赵德香把杜世英带到大赵家村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敌人开始还妄图劝降、诱降杜世英。杜世英面对敌人,义愤填膺,狠狠地打了赵德香几个耳光,破口大骂汉奸、卖国贼。敌人恼羞成怒,又用各种酷刑折磨杜世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8月24日,敌人把杜世英带到上门家刑场。杜世英面对带血的屠刀,不低头,不弯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敌人残忍地将杜世英的头砍下,并剖腹挖心。杜世英就义时年仅22岁。
(1916—1941.12.28),蓬莱城里小十字口北街人,1931年考入蓬山中学。1934年毕业后被推荐到淳于小学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加入“民先”,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鉴明回到蓬莱城里,成立抗日救国宣传队,开展街头演唱,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足迹遍及四坊和水城。在张鉴明的影响和支持下,他妻子周信芝以及亲戚韩世瑛一起参加了宣传队。不久,张鉴明参加抗日队伍“三军二路”,离开家乡到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蓬莱县成立行署,张鉴明任一行署主任。
1940年麦收前,张鉴明出发到蓬东,在淳于一饭馆被大辛店高炳旺部的便衣捉去。顽固派知道张鉴明是我方军政干部,对他施以酷刑。一个月后,张鉴明被党组织营救出来。妻子给张鉴明换衣服时,看见他身上皮开肉裂,遍体鳞伤,全身浮肿,便失声痛哭,妈妈更是哭得厉害。张鉴明连连对妻子说:“你不能哭,你不哭妈妈就不哭了。我这次出来多亏孙端夫、李慕和两个团长,他们用重兵包围了大辛店,限定他们3个小时以内放人,否则用武力解决,迫使高炳旺把我放出来。”
张鉴明因受刑过重,身体急剧衰弱下来。但由于他一再要求工作,组织上调他到教育科当科长,并给他配备一匹马。张鉴明善于创作和演唱歌曲,1939年他创作的《抗日五更小调》,在蓬莱和几个邻县,男女老幼几乎人人会唱。1941年春,他自己作词、谱曲编写的《崮山颂》,在抗日根据地也被广泛传唱。
1941年下半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去世时年仅25岁。当天组织派人将遗体转送到六区山西张家三官庙里,后转送到上薛家村安葬。专署、政府及当地军民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县长李慕致悼词。追悼会后,李慕亲自抬棺,把张鉴明葬在北崮山坳里。新中国成立后,蓬莱人民政府为纪念他,将城里北街的一所小学命名为鉴明小学。
(1907—1942.2.13),原名张武基,蓬莱大辛店镇臧家夼村人。
1941年春,蓬莱划分为蓬莱、蓬东两个县,李和民调任蓬东县第六分区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工作认真负责。1942年2月6日,蓬莱县各救会在护驾沟村召开干部会议,布置上半年工作。这一消息被大夺沟村国民党特务李恒乐得悉,他连夜报告了驻大黄家据点的顽固派县长沈伯祥。沈伯祥带领四五百人奔袭护驾沟,将李和民等12名同志逮捕。敌人抓到李和民后,如获至宝,妄想借机进行反共宣传,当即把被捕的同志押到遇驾夼村,驱赶群众参加大会,进行“审问”。
受审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和民。这时李和民心里明白,既然被捕,个人身份已经暴露,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就横下一条心和敌人开展斗争。当沈伯祥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李和民坚定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沈问:“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李和民义正词严地大声回道:“因为国民党里有反动派,他们不抗日,专反共,残酷杀害老百姓,所以我要参加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派,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敌人一看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反而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罪行,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想草草收场。可是,李和民却利用这个讲台,滔滔不绝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面驱散群众,一面将李和民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惨不忍睹,到会的群众见到这种残暴的情景都暗暗落泪。
在从遇驾夼到大黄家据点的一路上,李和民边走边骂,凶残的敌人用棘子不断往他头上、脸上抽打,将他脸上的皮肤全部“挂烂”,一只眼珠子也被“挂”了出来,李和民还是不住地怒骂。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用枪托子将他的牙齿全部打掉。就这样,李和民被折磨得成了一个血人。
在大黄家据点关押期间,敌人继续对他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方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只有揭露和怒骂,没有得到任何党的机密。气急败坏的敌人,于1942年2月13日将李和民和同时被捕的周荣春、邹本道等人活埋,这些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李和民牺牲时年仅35岁。
(1916—1942.4.22),原名李发营,蓬莱北沟镇下朱潘村人。他7岁入本村光裕小学读书,1933年8月考入烟台志孚中学。1936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西安事变后,烟台中共特委遭到敌人破坏,抗日斗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鲁生只得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工作。
当时,李发营常和李世荫、徐永绪(二人为莱阳乡师同学)一起谈论时局,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三人秘密谋划,决定争取在日寇未过黄河前,通过徐州奔赴延安。1937年农历11月初,李发营和李世荫去大辛店张格庄村找到徐永绪,三人一同骑自行车西行,经过重重困难,到达八路军兵源补给区云阳县,参加了“青年训练班”培训。结业后,李发营转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自己是从山东家乡跋涉而来,在延安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鲁生”。
1938年10月,鲁生受党的派遣到山东开展工作。进入胶东后,他被委以基层指挥员职务,担负护送党、政、军首长的重任。山东抗日纵队胶东第五支队改编为五旅后,转移到平(度)、招(远)、莱(阳)、掖(县)地区活动,鲁生任14团二营营长。
1940年12月5日,为粉碎驻掖县(今莱州市)日寇妄图在交通重镇郭家店修建据点的阴谋。鲁生亲自带领尖刀连摸进村子,杀死敌哨兵,对敌人分割包抄。战斗异常激烈,在一堵院墙外,鲁生双手扒住墙头欲纵身跳上时,突然从院子里飞出一枚手榴弹,弹头砸在他的左肩,弹柄敲在他的左脸腮上。他忍着痛,顺手抓住那枚夹在下巴边“滋滋”冒烟的手榴弹,猛地甩进院子里。手榴弹不等着地便“轰”的一声爆炸,敌人被炸得乱作一团,战士们趁机冲进大院,把敌人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中鲁生光荣负伤,被送到北海卫生所治疗。治愈后,他被调到北海军区独立团任副团长,带领部队战斗在蓬莱、黄县、招远、栖霞一带。反“扫荡”中,他曾带领部队连续作战25个昼夜,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有的敌人据点听说鲁生路过,竟吓得不敢点灯,生怕被鲁生当做活靶子。
1942年春,为粉碎敌人的扫荡,鲁生带领一个连隐蔽在蓬东抗日根据地石劈山区。4月22日拂晓,蓬莱大辛店、栖霞寨里、福山八角等据点日伪军600多人,分三路向石劈山区西北侧进行扫荡。我部队转移中与寨里据点的敌人遭遇。鲁生率战士们边打边转移,北侧大辛店据点的敌人发现目标后,占领制高点向我军扑来。我军两面受敌,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鲁生胸部,他不幸牺牲,年仅26岁。
(1919.6—1942.6.28),原名张全兴,蓬莱城里石岛村人。1928年春,进入北街蓬莱县第一小学读书, 1934年考入蓬莱文会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孟起遂同杨武霖等同学计议,投笔从戎,抗日救国。1938年3月,张孟起参加了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三军二路”,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送去胶东公学深造,结业后被分配到蓬莱县青救会工作。
1939年3月,中共北海特委在蓬莱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成立,同时撤销了蓬莱县委、县政府。张孟起遂转到中共北海地委青年部任干事。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到栖霞县苏家店一带敌占区开展工作。6月的一天中午,张孟起化装成当地农民,进入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部盘踞的大韩家村,栖身于村后两间小破草房里。几天后,经过酝酿筹备,拥有20多人的大韩家村青救会在后山松林中秘密成立。继而,张孟起又到附近的孙家、马蹄夼、东店、西店等村开展工作。至1940年2月,苏家店地区各村相继成立了青救会和儿童团组织。
1939年8月下旬一个夜晚,张孟起带领大韩家、孙家、东店、西店等村的40多名青救会员,到距寺口村约3华里处去破路、割电线。不到1小时,就在敌人的交通要道上挖掘了两个深、宽各1.5米的堑壕,割断了4根电线杆,掐下了200多米电话线,破坏了敌人的交通与通讯联络。
1942年5月,张孟起被任命为蓬莱县青救会会长。6月中旬,中共蓬莱县委得到情报,驻大辛店的日伪军企图到崮寺店河西崖的太口庙和大黄家建据点。据此,县委决定成立新区工作队,到大黄家周围向群众进行“抗日必胜”的教育,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设立秘密情报网,张孟起为工作队长。
6月22日,工作队到达大黄家一带。张孟起立即发动崮寺店周围各村群众,拆毁太口庙,使日伪军前来侵占无屏障可据。6月27日,日伪军近200人,配合伪军第九中队80多人和伪区队30多人,到大黄家修建据点。工作队的任务随之转为白天堵截给敌人送砖、瓦、木料的民夫,晚上分头袭扰敌人,组织群众破坏通往大辛店的公路。6月28日是崮寺店集,工作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张孟起正在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发表讲演。不料,刚在大黄家驻扎的伪军第九中队闻讯前来偷袭。张孟起拔枪在手,大声疾呼:“乡亲们,不要慌,请跟我们走!”边喊边带领工作队员和群众顺着大街往东冲去,当他带队冲出村外时,敌人埋伏在东面的两挺机枪响了。张孟起冲在最前头,身中四弹,倒在血泊里。他忍着伤痛,向敌人猛烈射击。当枪弹殆尽时,他竭尽全力,扒开泥土,把枪和随身携带的一个记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名单的小本子埋进身边的沙土里,然后用全身最后一点气力爬出五六米远,停止了呼吸,年仅23岁。
新中国成立后,蓬莱县政府将张孟起的出生地蓬莱城里小十字口北命名为孟起村。
(1910.10—1942),原名宋世香,出生于蓬莱村里集镇宋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在宋刚的家乡西宋家村举行了武装起义,开辟了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宋刚很快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当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宋刚担任七区中庄乡民兵营教导员,他白天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晚上便带领民兵摸进敌占区掐电线,破坏公路,填井拆桥,护送来往牙山的干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接送公粮给养、枪支弹药,铲除恶霸汉奸。工作中,他们不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由于他们在动员参军参战、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反“扫荡”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中庄乡很快成为胶东军区的模范乡,西宋家村也被授予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1940年8月,宋刚调任蓬莱七区区长。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高炳旺部因根据地西宋家村不给他们纳捐和供应粮草,便不断派顽军进村骚扰。面对敌人的频繁“扫荡”,宋刚组织和发动民兵,劳武结合,严阵以待,一有敌情,民兵、青抗先一齐上阵,将敌人的几次骚扰都给打了回去。
1942年5月,宋刚调任蓬莱十区区长。根据县委的指示,他和区委副书记邢奇带领工作队和北海军分区三中队的同志,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斗争。他们白天到大黄家周围说服、劝阻和堵截给敌人送砖瓦、石头的民夫,晚上到据点周围的村庄喊话、写标语。宋刚负责大黄家以南的村庄,带领区中队严密监视、封锁大辛店日伪据点去往大黄家的敌人,连续和敌人周旋了6天6夜。日伪军在大黄家修起据点后,住在那里的有伪军一个中队,经常夜间出动,拂晓包围村庄,天亮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宋刚带领区中队和遇驾夼、护驾沟等村庄的民兵,开展麻雀战、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一次,敌人在五甲村抓了3名缴不上捐的老百姓,关押在小臧家河崖上一个空屋里。宋刚得到情报后,立即带领4名战士冲进村里,救出了被抓的群众。
上级党委为了培养人才,决定调宋刚到胶东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就在他即将离开十区的最后一天,分区委在槐树庄开会时被敌人包围,突围中宋刚身负重伤,落入敌手。当他看见带队包围槐树庄的伪七区助理员宋才章(宋刚的远房兄弟)时,不由怒火冲天,大骂不止。宋才章被骂得无地自容,恼羞成怒,举枪向宋刚猛烈射击,年仅32岁的宋刚壮烈牺牲。
(1908.4.1—1942.12.6),原名迟受义,笔名天刑,出生于蓬莱大辛店镇莫家庄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先天性残疾,右脚内翻。
迟健民身残志坚,决心同命运抗争。在念私塾和小学的8年中,他孜孜不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小学毕业后,他考入黄县私立志成初级中学。1927年7月,他又进入黄县崇实中学读高中。1929年暑假,迟健民来到北平,插班考入了大同中学的高三级。1930年8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4年6月于师大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迟健民回到家乡蓬莱,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在七区一带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鼓动民众团结抗战;一方面走访各界进步人士,交流思想,商讨抗日对策。他参与组织发动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以爱国青年为骨干的“三军二路”。
1938年3月,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委决定由迟健民负责创办以培养革命后备力量为主要任务、服务抗战为目的的抗日中学并兼教务工作。在教学中,他不仅认真传授知识,还经常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在这期间,经组织考察,由于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中学停办后,迟健民根据北海地委的指示,又筹建了《抗战日报》并担任社长。日本侵略军对《抗战日报》恨之入骨,曾多次窜入根据地进行搜查,妄图捣毁报社,但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迟健民带领报社人员与敌人巧妙周旋,报社不仅没有遭破坏,反而越办越好。1938年9月,迟健民调任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文化俱乐部主任,是年10月又被调至胶东军政干校,1939年10月成立蓬黄联中,迟健民任教导主任。
1942年12月6日,日军在荣成进行最后的“拉网合围”。这时迟健民带领40余名干部在荣成县滕家集一带坚持反“扫荡”。12月7日,日军合围(荣成)崂山地区,包围了迟健民所在的神道村,敌人把村民赶到广场上,威逼群众交出八路军,许多群众遭到严刑拷打。面对敌人的暴行,为了救护群众,迟健民毅然从人群里站了出来。他怒斥敌人:“要八路我就是,别打骂老百姓!”日军对其施尽酷刑,迟健民铮铮铁骨,坚贞不屈。折腾了半天,敌人没有从迟健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最后将迟健民拴在马鞍子上拖了2里多路。当他被拖到小落村南塂时,迟健民用尽最后气力说:“我一个迟健民倒下了,还会有许多,千百万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一个日军军官看到迟健民还活着,拔出战刀凶狠地向他的脖子砍去……年仅34岁的迟健民,为抗击日寇,为人民解放洒尽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18.4—1942),蓬莱城里南天门街人。少时家境贫困,那时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都上学了,父母也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让她到本街一户私人教师家里学习。韩世瑛入学后刻苦用功,成绩经常在优等生行列。
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世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她参加了“三军二路”,被分配在蓬莱县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蓬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0年调至胶东地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她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有一次日寇“扫荡”时,她被包围在一个村子里,正是由于群众掩护她才安全脱险。
当时胶东大部分地区属游击区,工作环境艰苦,日伪碉堡林立,敌人时常疯狂“扫荡”,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机关团体都没有固定住址,经常转移。韩世瑛跟男同志一样,背着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夜宿山洞,有时露宿山坡,有时几餐吃不上饭。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工作多么艰难,她始终情绪乐观,意志坚定。
1939年我军撤出蓬莱城,为避开敌人对抗日家属的杀害,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将韩世瑛的妈妈和年幼的弟妹从城里带往革命根据地,安置在郝家村。后来,她的爸爸、妈妈和5个弟弟妹妹全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冬季,韩世瑛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束,由鲁南返回胶东途中遭敌人袭击,由于敌众我寡,她负伤后被俘。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她投降,韩世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残忍地活埋,年仅24岁。县城解放以后,蓬莱县政府将画河西的一所小学命名为世瑛小学。
(1915.5.29—1943.7),蓬莱大苗家村人。少年时期在蓬莱县立第二小学、蓬莱文会中学上学,后转入烟台真光女子中学。1935年4月,真光女子中学发生了“徐明娥事件”,苗可俊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这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8年5月,苗可俊参加了“三军二路”。1941年冬天,苗可俊转入地方做妇女工作。由于患神经衰弱症,1942年夏,组织安排她到潮水一面养病,一面协助潮水党组织开展工作。
当时,潮水一带处于日伪军据点四面包围之中,是一个敌强我弱的争夺区。同时,潮水又是一个社会状况十分复杂的大镇,敌我双方斗争相当激烈。苗可俊到潮水以后,并没有安心养病,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开辟新区的斗争中。她经常工作到深夜,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不断向他们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后来这批知识青年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工作。她走家串户秘密发展妇救会员,发动妇女支援抗日工作;她亲自带领基层干部到黄姑庵敌人据点喊话,教育伪军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她亲自出面作上层人物的工作,向他们讲解形势,指明前途,让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做一些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或者保持中立不做坏事。
经过一年的斗争,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但苗可俊的身份完全暴露了,她的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整夜不眠,卧床不起。当地党组织多次动员她暂时离开潮水,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放下工作,安心养病。不少同志和亲属也这样劝说她,但都被她拒绝。她说:“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局面初步打开,这很不容易。如果我走了,别人情况不熟,就要冷下去。我的身体还可以坚持,至于我的安全,可以提高警惕,多注意点。”就这样,她带着病体,不顾个人安危,仍顽强地工作着。不幸的是,由于汉奸告密,1943年7月她被驻大黄家伪军逮捕,受尽了各种酷刑,仍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句关于党组织的机密,最后被敌人残忍地杀害,时年28岁。
(1920—1944.1.7),原名门曰增,又名骆玉敏,蓬莱村里集镇下门家村人。1937年底毕业于黄县(今龙口市)初级中学,1938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春,中共蓬莱县委责成县各救会会长门窗组建蓬莱县农民贷款所并任主任。22岁的门窗,对金融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还很缺乏,但他毅然接受组织安排,从农救会抽调了几名同志,建立起蓬莱县第一个人民金融机构——蓬莱农民贷款所。贷款所成立后,仅在六、七两个月中,就向农民发放贷款十万余元,帮助近千户贫困农民解决了购买口粮、种子及小农具等方面的资金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为抗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
村里集戴学江全家8口人,只有6亩山塂薄地,生活本来就很贫困,1942年秋后又遭蓬城和大辛店据点的日伪军抢劫,戴学江一家只得靠挖草根、剥树皮充饥度日。门窗了解情况后,便给戴学江发放了一百元无息贷款。转年秋收后,戴学江一家不仅还清了贷款,而且带头向抗日民主政府捐献军粮,成为抗日模范家庭。
门窗身为贷款所主任,掌管着数十万元的贷款资金与活动经费,他却从未动用一分钱。1943年深冬,艾崮山上已积满皑皑白雪,门窗仍然穿着一双露着脚趾的单布鞋。同志们劝他从活动经费中支出几块钱买双鞋,门窗坚决不肯,他对大家说:“我们怎能用公款来为个人买鞋穿?前方的同志整天南征北战,不少人还穿着露脚趾的旧鞋呢!”直到他牺牲时,脚上穿的还是那双露着脚趾的旧布鞋。
1943年7月,北海军分区党政机关奉命转移到栖霞县(今栖霞市)牙山根据地。在这之前,门窗已调至北海区支行担任总务股股长。经北海军分区批准,决定门窗任工作组领导,以“北行昌”为代号,留守艾崮山区坚持工作。
1944年1月7日晚饭后,艾崮山区的上空飘着清雪。门窗想到古城东村有几户贫困农民的贷款急待办理,便带领通讯员门洪官从西戴家村出发,9点多钟行至古城李家村南与驻“痴老婆顶”据点的日伪军尖兵班相遇。门窗误认为是我方民兵,问:“是干什么的?”敌人回答:“是老百姓。”敌方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门窗回答:“北行昌。”这时敌人离门窗只有十几米的距离,他们凭借夜色看清我方只有两个人,便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喊道:“捉的就是北行昌!捉活的!”门窗发觉是敌人后,急忙拔出手枪向敌人开枪,不幸枪膛里的子弹是一个瞎火,门窗只好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捉住,夺去了手枪和包着现款、单据的包袱。通讯员门洪官见敌人把门窗围在当中,怕开枪误伤了门窗,便趁机跳下路旁,借着河坝的掩护,冲出敌人的重围,奔向根据地向领导报告了门窗被捕情况。
敌人尖兵班班长杜子良叫两个伪军架着门窗向敌据点走去,行至李家茔东侧遇到伪代理小队长慕长春,告诉他捉了个北海银行的人。门窗虽落入敌人魔掌,但面无惧色,他大声斥骂敌人:“你们这些汉奸走狗绝没好下场!”慕长春恼羞成怒,用匣子枪照着门窗的头部射出了一颗罪恶的子弹,门窗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24岁的蓬莱县人民金融事业开创者门窗,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20—1944.9),原名姚世卿,蓬莱新港街道中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放弃学业,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参加了中共蓬莱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抗日民主政府保卫大队中队长、胶东军区十四团一营营长、十四团参谋主任等职。
1941年初冬,胶东军区十四团接受了袭击驿道据点的任务,团里指示姚琪所在的一营侦察敌情。姚琪接受任务后,组织人化装成修炮楼的民夫,混入敌据点进行侦查,很快把驿道据点内敌人的兵力、枪支数量、通讯、布防以及敌人的活动规律一一摸清。随后,姚琪提出了奇袭驿道据点、夺取重机枪的作战方案。这次战斗,我军攻下敌碉堡1个,缴获九二重机枪等一批战利品。
在1942年五龙河战役中,追击赵保原部先头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姚琪所在的一营。第二天拂晓,姚琪亲自组织指挥,迅速突破防线,敌人当晚逃进莱阳城。第三天上午,敌人从莱阳城向团旺方向逃窜。姚琪带人在五龙河东岸占领有利地形迎击敌人,在轻重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部队冲入敌阵,赵保原的坐骑也被打掉了,战场上敌人横尸遍野。
1943年7月,山东军区指示胶东军区迅速派部队打通胶东与滨海地区的联系。7月20日,十四团一营营长姚琪、教导员鲁泉率队随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从平度出发,经高密县境跨过胶济铁路,通过碉堡林立的封锁线,向滨海地区挺进。在诸城县东南遭到伪军李水平部的阻拦,姚琪果断指挥,一举击退敌人,随即急行40多公里后夜宿于官庄。当战士们睡得正酣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姚琪立即组织反击。这次战斗,姚琪以一个营击溃了伪军5个营,缴获1挺勃朗宁轻机枪,俘敌300多人、毙伤数百人。
1944年初秋,上级命令姚琪和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郝斌等与蓬莱城伪军头目郝铭传谈判。谈判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姚琪和郝斌坚持“伪军必须接受改编,伪军中队长和伪区长以上人员在‘三井’‘三菱’洋行的存款必须交我北海银行”等谈判条件,郝铭传见无利可图,便将姚琪等人扣押,进行刑审,妄图获得我党军事情况。姚琪等痛斥郝铭传投靠日寇、祸国殃民的罪行,不久,郝铭传将姚琪等人押到北门里西城墙根活埋,年仅24岁。
1945年8月,蓬莱城解放。蓬莱县政府将二区命名为姚琪区,将城里一所小学命名为姚琪小学。2020年,蓬莱区建起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姚琪学校,以示对先烈的怀念。
(1915—1944.9),原名郝铭才,曾用名吴承先,蓬莱刘家沟镇马家沟村人,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0岁去堡后孙家学堂念书,15岁到蓬莱城义成小学读高小,17岁考入烟台省立第八中学。1934年12月毕业后,到堡后孙家母校任教员。
郝斌在烟台八中学习期间,在一位姓于的老师指导下,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提高了对社会现象的洞察能力,思想进步很快。他在父亲的熏陶下,酷爱文学,经常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文章。他爱读鲁迅的作品,也曾效仿其笔法写些文章,抨击社会,揭露时弊,以笔名“拙余”在《天津日报》《东海日报》上发表。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郝斌组织学生募捐,支援绥远抗日前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郝斌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福山古现为武装起义做组织发动工作。
按照组织指示,郝斌经常到解宋营三区的“乡校”宣传抗日。三区“乡校”教练郝铭传是郝斌的族兄。郝铭传是一个不务正业、见钱眼开的人,在“乡农学校”极尽拍马之能事,谋得了教练之职。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成功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郝斌闻风而动,积极策动郝铭传和三区“乡校”队员参加起义部队。2月14日,郝斌带领郝铭传和三区“乡校”中队百余人奔赴艾崮山区的车里张家村,参加了“三军二路”,被编为第二大队,郝铭传任大队长,郝斌任政委。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蓬莱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11个大队2500多人。这时,投机分子周拥鹤利用其总指挥之职结党营私,阴谋分裂革命队伍,郝铭传桴鼓相应,积极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1938年7月15日晚,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部和共产党领导的蓬莱抗日武装,在司令高锦纯、政委宋澄的统一指挥下,对周拥鹤控制的警卫大队和二、六、七大队进行武装整编。在整编过程中,郝斌与郝铭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了大多数干部、战士,使二大队顺利地接受了改编。但郝铭传却携其亲信叛逃,投靠日军,充当了蓬莱伪军头目。整编后,郝斌被调到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工作。不久,在成立县保安大队时,他又被调到保安队任政委,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在我方军事斗争、经济封锁的打击下,盘踞蓬莱城的伪警备大队长郝铭传,派人向我军致投诚之意。胶东军区为争取郝铭传弃暗投明,遂派十四团参谋主任姚琪与郝斌带侦察排和警卫班干部、战士约30人到蓬莱城与郝铭传谈判。郝铭传背信弃义,将姚琪、郝斌和4名侦察员关押,进行刑审,妄图了解我军事情况。姚琪和郝斌坚贞不屈,痛骂汉奸卖国贼。9月上旬,姚琪、郝斌及我军侦察员等,被押到北门里西面城墙根活埋。郝斌时年29岁。
1945年8月,蓬莱城解放。县委、县政府找到了姚琪、郝斌等烈士的遗体,重新盛殓。10月10日,在蓬莱阁前召开了30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安葬立碑,并将郝斌的母校义成小学命名为郝斌小学,即现在的郝斌中学。
(1922.11.16—1945.1.14),蓬莱登州街道长裕社区人,1937年参加革命,后改名杨锐。
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阶段,杨锐担任中共蓬莱县第五区分区委书记。到五区后,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曾用“五一”的代号和杨克己的名字,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他的文件包里,总装着《大众报》及一些理论书籍,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认真学习。他平时除做群众工作、开会讨论、个别谈心以外,还利用手中之笔,撰写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曾获得《大众报》《胶东大众》等报刊的“优秀通讯员”称号。代表作有《东北寄语》《孤儿》《小黑翠》《血快要被喝干了》等作品,有力抨击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激发了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情。就在杨锐牺牲的前一天,他还撰写了一篇题为《血和泪》的文章,此文完整叙述了日伪军残酷烧杀抢劫徐宋村的实况,后来被《大众报》刊登在第一版上。
1945年1月14日拂晓,伪军郝铭传部窜到五区的东北部,包围了上口一带村庄。每到一村,不仅抢粮,还挨门逐户搜查八路军、“包袱客”(敌人对我党政工干部的称呼),声称他们是跟踪而来,抓不到手,决不罢休。下午,敌人分成两路,一路向南,从上口到草店村;一路向西,从上口到港里村,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向孙陶、西正一带合拢。
这天,杨锐带领通讯员张绪斌、青救会长陆洲、分区委干部李波等人,到孙陶村、西正一带执行任务。当发现敌情后,杨锐立即指挥大家分散掩护群众。他自己带一支手枪向西跑去,想将敌人引向西正李家村西南面的“五里候”一带,以保护其他干部和西正一带的群众。不料和敌人一骑兵相遇,为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当敌骑兵追近时,杨锐开枪射击,一枪打中马的耳朵,敌骑兵翻身落马。这时后面的敌人一齐向他开枪。杨锐不幸右腿中弹,但他仍然一面还击,一面忍痛继续向西奔跑,终因失血过多而摔倒在地,他以顽强的毅力向前爬行了100多米,隐身在一座坟头后面。最后,因子弹用尽,被追上来的敌兵和狼狗围住。在敌人的刺刀面前,杨锐没有畏惧,继续和敌人搏斗,身上连中七刀,他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敌人又在杨锐的嘴上刺了一刀,杨锐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48年,蓬莱县委将杨锐的故居糠市街一带命名为长裕村,即现在的长裕社区;将花市街小学(前身为良弼小学)命名为长裕小学,即现在的蓬莱第三实验小学。
(1910.1—1945.5.2),原名盛云中,山东省嘉祥县盛家庄人。他8岁领着弟弟沿街乞讨,10岁给地主放牛,13岁随父亲背井离乡,四处漂流。1928年,盛易三一家来到黄县(今龙口市)龙口镇,在码头上靠扛大包维持生活。中共龙口支部成立后,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盛易三逐步认识到:只有砸烂黑暗的旧社会,人民才能得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1938年2月,盛易三参加黄县某区区中队。1939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黄县二行署警卫连连长、北海独立团二营副营长和蓬东县大队副大队长、蓬莱独立营营长。他身经百战,百炼成钢,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1944年9月16日,蓬莱城伪军三四百人,拂晓出动,到宋家店一带抢粮,盛易三和副政委董波在寺夼据点西的貔子沟摆下‘口袋阵’。盛易三举着匣子枪,边打边指挥,一阵猛烈冲杀,很快扎死了“口袋”。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围之敌犹如瓮中之鳖,只好举手投降。
白母庙一仗,毙、伤、俘伪军副大队长以下230人,缴获轻机枪9挺,步枪、手枪179支,掷弹筒4个,创地方武装模范战例,受到北海军分区通令嘉奖。消息传开,人民群众奔走相告。
1945年5月2日拂晓,龟缩在蓬莱城里的伪军,出动大股兵力,向庙山我军阵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庙山阵地失守。“庙山一失,蓬城难围。”已被任命为北海独立团参谋长,还未报到的盛易三立即带领三连直奔庙山。当三连进攻至庙山脚下时,已经攻占了庙山的敌人以猛烈的火力进行阻击,使三连突击受挫。盛易三果断命令:“三排机枪压制敌火力,一排在左,二排在右,交替掩护前进!”在三排火力的掩护下,盛易三带领一、二排时而隐蔽射击,时而跳跃前进,很快冲上了庙山。盛易三乘机夺过一挺机枪,一阵扫射,撂倒了一片,随后他大喊一声:“冲啊!”战士们犹如下山猛虎,一齐扑向敌人,数十名敌人只好举手投降。
正在这时,伪军大队长郝铭传派出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冲出南门,接应溃散之敌,同时派两个中队的兵力出西门,从背后偷袭我军三连,妄图夺回庙山阵地,溃逃的敌人也掉头负隅顽抗。 “三连长!撤,我掩护!”盛易三果断下达撤退命令。三连长深知事不宜迟,便带着部队撤了下去。敌人一窝蜂似的向盛易三和几个警卫员涌来。盛易三镇定自若,端起双枪,左右开弓,一阵速射,撂倒了七八个敌人,几个警卫员也向敌群投出了手榴弹,敌人被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了。伪军指挥官便大声吆喝:“快上!冲上去有赏!”话音未落,盛易三抬手一枪,将其击毙。伪军们早就知道盛易三的厉害,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盛易三和几个警卫员利用沟坎边打边撤。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盛易三的腹部,血流不止。警卫员急忙替他包扎,并将他抬回营部驻地雨山刘家。但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牺牲,时年35岁。
1945年10月10日,蓬莱县党政军民为纪念盛易三等英雄烈士,在蓬莱阁下竖起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志为人民”四个大字。1953年,蓬莱县人民政府将县城的一所学校命名为易三小学,即现在的易三实验小学。
(1918.7.13—1945.11),原名赵会杰,出生于蓬莱草泊西村一个富裕家庭,4岁父亲病故,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35年考入山东省立烟台中学。1938年秋,参加蓬莱党组织举办的国防教育培训班,任小队长。1939年初到蓬莱第一行署做教育工作,化名赵村夫、王赴汤,意为工农服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永利入党后,任中共蓬莱县八区区委委员。1940年冬,被派往五区委(敌占区)任书记,化名李和甫,以朱潘村完小校长的公开身份,在游击区领导党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初,根据北海地委指示,王永利打入被敌人占领的海上交通要道长山岛开展工作。同年春,王永利化名赵伯川,以“清养肺病”为名,到了长山列岛中部的砣矶岛后口村,遵照上级“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始了艰险的工作。他以教书为掩护,当年6月,吸收了一名渔民入党,秋冬又发展了3人入党。到日寇投降前,王永利发展地下党员20多名,于1944年春在后口村成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从1943年开始,他秘密串联,一年多的时间成立渔救会小组11个,发展会员200多名。
日寇投降后,党中央命令我军急速进军东北,王永利立即投入海上运兵东北的工作,他以党和渔救会员做骨干,组织了1000多渔民,100多只渔船,把近万名八路军迅速运往东北。
1945年10月17日,在海上流窜的伪军张立业部闯进了长山岛,王永利不幸被捕。他被敌人带着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受尽了严刑拷打和饥饿摧残。其他被捕的同志,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饿死。得到零星豆饼和生高粱充饥的幸存者,饿得啃木板、吞大便。面对死亡威胁,王永利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告诫同时被捕的通讯员说:“对敌人什么也不能说。”他鼓励难友:“不要难过,不要悲观,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必要时和他们干!”敌人使尽了折磨手段,最后把王永利等10余名同志残酷地杀害了。王永利牺牲时年仅27岁。
(1914—1946.3),原名包维杰,又名包俊民,蓬莱南王街道包家村人,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蓬莱中学毕业后,入莱阳乡村师范学习,1937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返乡,常与陈迈千等共谋抗日救国之事。1938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初在军法处工作,后任胶东北海军分区独立团政委,与团长率部转战于胶东北海地区,多次打击日伪军。1944年2月19日,率部攻克蓬莱境内的大黄家据点,磕头崖、龙山店等日伪据点的敌人闻风而逃。1945年8月,带领本团部分干部、战士过海赴辽,担任辽南独立师副师长。后编入第四野战军,任师长,转战东北各地。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战功卓著。1946年3月,在第二次攻打四平街激战后撤出途中遭敌机空袭牺牲,时年32岁。
(1919—1946.10.10),原名张培礼,蓬莱大辛店镇兴村人,15岁时考入山东省立烟台第八中学。1938年春,夏侯苏民到我党在艾崮山区举办的抗日联中学习,受训两个月被派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担任中队长,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五十五团三连少年排排长;1939年被调到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五团三营二连任连长。
1940年春,十五团攻打黄城集(今龙口市),夏侯苏民指挥全连5分钟就完成了攻坚任务,取得了歼灭战的胜利。同年,在“六一”反“扫荡”中,夏侯苏民的连队在行军途中与敌遭遇,他指挥全连抗击了数倍于我军的敌人,掩护了全团安全转移。冬天,夏侯苏民被提升为五支队第十四团三营营长。在攻打昆嵛山战斗中,他主动策应友邻部队,随后率领全营向黄龙坝的敌人发起猛攻,炸翻守敌,大获全胜。
1941年,十四团团部和一营、三营在南招县篮和庄驻防,遭到莱阳城日伪军一千余人的袭击。夏侯苏民指挥全营守住阵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我军转危为安。同年,夏侯苏民在平度、莱阳之间的南黄同设伏,50多名伪军全被击溃,十几名日军当场毙命,5名日军被生擒,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步枪十几支。
1941年12月,夏侯苏民晋升为十五团副团长;1942年1月,升任十五团团长。4月,他在五龙河畔指挥了河马崖战斗,我军生俘600多敌人。1942年9月,赵保原率5000余人奔袭驻平度县淖泥沟的十五团,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夏侯苏民突出奇兵,从敌侧后包抄,两面夹击,杀得敌人丢枪弃械,溃散逃窜。最后俘敌400多人,击毙其一团团长李学奎。
1943年3月,胶东部队整编,十五团与南海军分区合并,夏侯苏民改任军分区参谋处长。1945年7月调任五师十三团副团长,不久升任团长。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胶东军民开始全面大反攻,威海、烟台、莱阳、蓬莱、福山、招远等县城相继解放,至9月上旬,只有平度尚未解放。9月7日,夏侯苏民率十三团三营向平度西关发起攻击,激战6个小时,歼敌一部,余敌退至城内。9月9日晚,我军向平度城发起攻击,夏侯苏民带领部队爆破成功,率领二营冲进城,黎明占领了伪司令部,活捉了国民党第九军中将军长、伪军司令王铁相。此战歼敌6000多人,平度城解放。
1946年4月19日晚,夏侯苏民带领十三团一个营和胶高支队二、三连共500余人,向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张竹溪张家村据点逼近。晚上9点,夏侯苏民带领团部向敌据点发起进攻,我军一鼓作气,扑向伪团部,张竹溪被我军战士击中胳膊被俘。
1946年初夏,夏侯苏民参加了胶(县)高(密)即(墨)战役。6月8日,夏侯苏民率领十三团解放了胶县城,击毙了大汉奸赵保原。胶高即战役历时8个昼夜,夏侯苏民和他的十三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被誉为“智勇双全的虎将”。
1946年 10月10日凌晨,十三团奉命袭击高密城守敌。团长夏侯苏民和政委孙同盛率两个营攻到城东门外,夏侯苏民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胸部,光荣牺牲,年仅27岁。
胶东军区五师在师部驻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十三团团长夏侯苏民。1947年2月,胶东军区追授夏侯苏民为“胶东军区战斗英雄”“模范干部”。同年,蓬莱县人民政府把夏侯苏民的出生地兴村易名为“夏侯村”。
(1918—1947),原名孙运修,蓬莱刘家沟镇孙家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1年任胶东北海区警卫五营排长、特务连连长。1943年到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营长。1945年8月奉调第四野战军,任师长。其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一次在执行警卫任务时,带领战士摸进敌堡,俘敌30余人,缴机枪1挺,被记一等战功。1947年在摩天岭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9岁。
(1921—1947.9.30),原名于家礼,出生于蓬莱县淳于乡莲花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8岁到本村小学读书,15岁被父亲托人送到东北一家鞋铺当学徒。翌年夏天,得了肺病、骨瘦如柴的于家礼返回家乡。
“七七事变”后,莲花泊村来了个叫王永利的教师,几经接触,于家礼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39年3月,日军侵占了蓬莱城,18岁的于家礼在王永利的引导下,改名于耀光,踏上了抗日救国之路。1939年12月,于耀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于耀光调任中共黄县(今龙口市)县委社会部一科科长。1942年10月,任黄县公安局局长,同年12月调任北海专署公安局二科副科长,1943年7月任招远县公安局局长,1945年9月任黄县公安局局长、县委委员,1947年4月任黄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
1947年9月,进犯胶东的国民党军队逼近黄县,县公安局按预定方案撤出了县城。9月29日上午,参加完县委在山后曹家村召开的会议后,于耀光和县委副书记谢华赶到公安局驻地修家村,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于当晚零时向北进发,凌晨4时来到诸由区后柞杨村。清晨6时许,国民党第八军四十二旅东进部队一个营及便衣人员摸进村来。谢华的警卫员发现敌情后,立即同谢华从村北绕开敌人突围出去。于耀光因忙着处理文件,等他与警卫员准备突围时,敌人已包围了大院。警卫员为掩护他,冲在前面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于耀光临危不惧,躲在门旁用双筒猎枪(他的枪在政卫队指导员谢采畴手里)一口气撂倒了四五个敌人,而后趁机夺门而出,顺着胡同向南冲去。敌人见有人跑出屋子,便集中火力朝他射击,于耀光不幸身中数弹倒在地上,牺牲时年仅26岁。
1948年2月1日,黄县县政府将于耀光的殉难地诸由区改名为“耀光区”。
蓬莱革命英杰简介
(1914—1980),原名于经海,蓬莱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人。
于眉少年时期在北京读中学,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进入北京大学,并从事共青团组织的革命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办学,自兼教员,广泛宣传革命和爱国思想。1934年,回到北大复学,积极开展北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暑假,回到蓬莱,与其二哥于仲淑一起,以尊三小学为依托成立了蓬莱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1935年冬,参与组织“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并成为领导成员。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北大党总支委员和东斋支部书记,开展各项工作。
1937年8月,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回到家乡,在中共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恢复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蓬莱县支部并任书记,建立了“蓬莱县抗战服务团”。11月,第一届中共蓬莱县委成立,于眉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年2月3日,于眉组织和领导了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任政治特派员,很快发展到11个大队、2500多人,并创建了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3月,“三军二路”攻克蓬莱县城,建立了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9月,“三军二路”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眉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1939年,于眉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辗转到延安后,即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于眉回到山东,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主任。1946年任华东军区兵站部政委,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1948年,于眉转业到地方,先后任华东运输公司副经理、山东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他创办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出一大批交通运输骨干。年底,全力组织运输力量支援淮海战役。1949年春,于眉调任华东野战军南下二大队大队长,参加接管上海工作。后任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党委常委、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兼军管会航务处处长、上海招商局军代表、华东航务局局长、华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1950年秋,于眉调任中央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海河总局局长。1956年任交通部部长助理。1958年任交通部副部长,积极参与领导和组建了自营远洋船队;加强国内海港深水码头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眉受到冲击,仍坚守岗位,积极工作。至1980年,结束了向国外租船的局面,建成深水泊位50个,其中有首次兴建的5万吨和10万吨级深水油轮泊位。1980年8月,于眉调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时已重病,仍关心海港深水泊位的建设。
1980年9月2日,于眉因病逝世。
(1909—1991),又名于振海,于眉的四哥。
1930 年在上海市参加工作,任左翼美术家联盟总干事。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回到家乡,以教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参与领导和指挥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任起义部队副指挥。同年7月,调任《大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历任中共冀鲁边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鲁中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文委书记,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 华东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1959年调安徽省文联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小说集《石头奶奶》、长篇小说《一支不正规的队伍》和戏曲剧本《花芙蓉》等著作。
(1916—1988),原名慕显松,又名勃霖、白琳、白松。1916年6月17日出生,蓬莱城里人。蓬莱县早期共产党员。
1930年考入莱阳乡村师范,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济南正谊中学。后回乡成立尘烟文艺社,编辑《尘烟周刊》,因宣传革命被停办。便以教书作掩护到乡村开展党的工作。身份暴露后于1936年去天津,秘密组织农民救国会。1937年7月任太原县牺牲同盟会特派员。太原失守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后被编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太原支队,任支队政治主任。1938年部队缩编为山西保安二区1支队2营,任政治教导员。不久部队又改编为山西新军暂1师 36团2营,仍任政治教导员。1940年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后任晋西北8分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秘书。1943年在晋绥党校参加整风,一度成为“抢救对象”,平反后负责党校工作。
1945年任晋绥日报社编辑,后到绥蒙区党委城工部工作,调任绥蒙军区陶集骑兵支队政委、陶集大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任骑兵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8年任绥蒙军区11旅44团政委,1949年任绥远军区23师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调任绥远起义部队任政治部主任,第23兵团36军107师副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6军107师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参加机场修建与保护。回国后,1952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7年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未到职即遭受迫害和折磨。1975年冬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委员。 1976年离职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新波旧澜》之一《晋阳秋》,之二《满山红》,之三《汾水寒》,之四《自由花》,总计130万字及其他著作200余万字。另有藏书4万多册,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确属国家珍宝,全部捐献给家乡蓬莱。在蓬莱阁景区旁的画河岸边建有“慕湘藏书楼”。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5月在北京病逝。
在慕湘的影响下,父母和四个妹妹、两个弟弟都相继参加了革命。大弟慕柯夫17岁参加了“三军二路”起义,不久担任蓬莱县委宣传部部长。大妹王少木(原名慕显凤)15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抗日军政学校学习。二妹慕列尔(原名慕显秀)1938年底参加了胶东后方司令部少年先锋队,后调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当时只有13岁。三妹慕荣和四妹慕超,参加革命时都是17岁。小弟慕彦夫1946年参军,只有14岁。其父母也曾投奔根据地。一家九口,战火烽烟,天各一方。父亲临终时无一子女相伴,多数子女别后再无相见。可谓共赴国难,满门忠烈,勋昭日月,感天动地。
(1917—1976),原名周文华,蓬莱紫荆山街道西关社区人。
周荣鑫少年时期在家乡读小学、初中,后入蓬莱乡村简师班学习。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1月去延安, 参加“抗大”二期学习班学习。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入中央党校学习,留校任教务处干事、班主任等职。1943年后,历任中共行唐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组教科长、中共张家口平绥铁路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中共华北局副秘书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长和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尤其在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与周恩来总理朝夕相处,深得总理的器重和信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与周恩来总理紧密配合,担当起保护老干部的重要使命。因此林彪、“四人帮”把对周总理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到他身上。1966年12月在北京中学生万人大会上被江青点名后被打倒了。1972年,毛主席第一批点名胡耀邦、周荣鑫等四人写检查、恢复工作。不久周荣鑫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
1975年1月,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同意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四人帮”推荐迟群的计划落空。就任后,周荣鑫全面整顿教育事业。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1月份以迟群为首开始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其病倒被送进医院。1976年1月,迟群一伙强令重病中的周荣鑫出院接受追查、批斗达50余次。1976年4月12日上午,迟群一伙又开会批斗,直到周荣鑫当场昏厥。在周总理逝世整整100天的4月13日凌晨,周荣鑫去世,年仅59岁。
1978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同年8月28日,在北京召开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参加了追悼会。
(1903—1987),蓬莱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人,于眉二哥。早年在北平求学时,于仲淑就积极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接受革命思想熏陶。1926年,开始在家乡教学,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反帝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仲淑被推荐为蓬莱县教育会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被迫去大连。1934年夏,于仲淑返回蓬莱,被聘为尊三小学校长。1935年春参与组建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蓬莱建立和发展“民先”组织。1937年8月底,于眉受命回到蓬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于仲淑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并秘密收集枪支,不失时机地做好分化瓦解县自卫大队和各区“乡校”的工作,将一部分武装争取为抗日力量。1938年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发动武装起义,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后部队番号改为“三军二路”,成立指挥部。为了抗日统一战线,于仲淑改任副指挥。3月4日,于仲淑带领部队攻打蓬莱城。伪县长张季瑞见势不妙,打开城门迎接起义部队入城。四天后,部队撤出蓬莱城。3月18日,第二次攻打蓬莱城,张季瑞率部被迫投降。3月26日,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仲淑当选为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1938年9月入党。9月18日,“三军二路”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仲淑调任北海专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2年于仲淑被任命为北海专署纺织局长。1945年,烟台解放,于仲淑被任命为烟台市工商管理局局长。10月1日,担任处理美军第七舰队进犯烟台事件的翻译工作,陪同军、政领导登舰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军撤退。
1949年6月,于仲淑调至青岛工作。历任青岛市文工团团长、青岛市文联戏曲改进会主任、青岛水产实验所所长、青岛市保险公司经理、青岛市政协驻会常务委员等职。
1987年1月11日,于仲淑病逝于青岛市。
(1910—1968),原名孙风春,又名孙紫萍。蓬莱新港街道湾子口村人。
17岁起,孙自平在烟台正华商业学校、益文中学读书,后因病辍学回乡。1932年在家乡小学任教,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5年秋经慕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与于仲淑等人成立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担任组织委员。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县队部组织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于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1938年2月3日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不久改称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孙自平先后任宣传队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大队政委。1938年7月,“三军二路”整编后任一营政委,后任五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不久肺病复发,离开部队休养。
1939年4月,中共北海地委派孙自平创办理琪小学,学校建成后任校长。1940年孙自平当选为蓬莱县参议会参议长。1942年2月当选为北海专区参议会副参议长。1942年5月,牙山抗日根据地创办北海中学,孙自平任校长。1945年9月,孙自平任蓬莱县县长,带病深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6年7月,他病情加重,中共北海地委令其去大连治疗。
1950年,孙自平担任山东水产养殖场场长,为开创我国海带筏式人工养殖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1月,孙自平兼任青岛市科协副秘书长;12月调任山东省水产局副局长。1957年2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和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孙自平遭受了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1968年7月22日含冤离世。
(1917—2004),原名高芳鸿,曾用名杨文。1917年9月3日出生,蓬莱登州街道东关社区人。
高扬文在丛氏小学读书,四年级时,班主任是蓬莱第一位共产党员赵鸿功,自此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底,赵鸿功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深受震撼。1931年底去上海做童工,接触了鲁迅、茅盾等作品。1932年秋,因病返回蓬莱,进入县立中学读书,很快成为进步学生和骨干分子。1936年加入“民先”。绥远抗战爆发后,积极组织募捐,支援前线。同年,奔赴延安,1937年5月到达西安,转道山西途中在山西太原参加了抗日军政训练班。抗战全面爆发,军政训练班改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7年9月,随第一总队开赴五台山,到晋东南长子县任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副队长。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长子县委军事委员兼宣传委员。1938年5月,到晋冀豫区党校学习,12月调任沁县县委书记。1939年3至4月,把扩为2000多人的游击大队转送正规部队,为三八六旅独立营。1940年下半年“百团大战”,参战两个多月。1942年7月,调任中共屯留中心县委书记,兼管敌占区的长子县和璋西县工作。1943年8月,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后先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翌年8月,调《解放日报》社工作。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9年 2月起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9年9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52年,高扬文被选为团中央候补书记。1952年9月后,历任中央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国家重工业部部长助理,国家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1978年3月,任国家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12月,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7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1987年9月,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董事长。1995年离休。
曾当选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1月因病去世。
(1911—1974),原名孙正谊。山东省曹县孙场村(现河南省商丘)人。
10岁时随其叔父到北平居住,1935年在北平法学院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在北平法学院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2月毕业到福山中学任教,后到国民党山东省政训处任职,被委任威海卫政训处少校总干事。期间,积极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住处是中共胶东特委及“民先”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理琪等多次在此开会,筹划组织威海起义。1938年1月15日起义举行,其所率政训处官兵成为主力。尔后,起义部队与天福山起义部队会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参加了攻打牟平县城和雷神庙战斗。后随“三军”西上,开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任蓬莱县县长。1939年3月至1944年,历任蓬黄掖指挥部副指挥、山东省第三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区东海指挥部指挥、东海专署专员、北海专署专员、胶东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8月,任烟台市市长。1946年9月,任胶东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1947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师师长。1950年10月,任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兼政委,赴朝作战。1951年5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他率领一个营向敌后穿插120里,切断敌人南逃之路,保障了部队歼敌近四个师的重大胜利。八十一师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电嘉奖,他也荣立二等功。1952年9月,任志愿军二十七军副军长,翌年8月,兼任司令部参谋长。1955年9月,升任二十七军军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9月,任空军第一高射炮兵指挥部副指挥。1969年9月任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74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1916—2008 ),原名回金城,曾用名李华。蓬莱大辛店镇回家村人。
1925年起,先后就读于蓬莱县三十里堡小学、蓬莱县文会中学、北京弘达高级中学。1936 年加入“民先”。1937年1月在甘肃省宁县参加红一军团,后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蓬莱县委工作,参与发动蓬莱县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2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第四大队政委。后历任八路军胶东抗日部队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直属处政治主任、团政委等职务。1945年8月起,先后任中共胶东区西海地委书记兼西海军分区政委、中共胶东区委党校校长等职务。1951年起,先后任山东省政府水产局局长、青岛市四方铁路二厂党委书记、国家一机部驻沪办事处副主任、上海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1966年起,先后任中共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机械总局负责人、陕西省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 西安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79年3月,任山东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2月,任山东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1982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医疗、住房待遇。2008年10月26日在济南逝世。
(1917—1991),原名王公能,蓬莱北沟镇草店村人。
从1925年开始,先后就读于蓬莱北沟小学、济南育英中学、济南市一中。1936年加入“民先”。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蓬莱县特别支部书记、 中共蓬莱县特别委员会书记、中共蓬莱县委书记等职务。 1939年起,先后任中共北海特委组织部长、中共北海特委书记、中共北海地委书记,并先后兼任山东省第三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胶东军区北海指挥部政委、胶东军区二军分区政委、北海军分区政委等职务。1945年后,曾任渤海区三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地委副书记、渤海日报社副社长,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务。1953年后,曾任山东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职务。1961年后,到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1991年病逝。
(1917—1999),1917年2月6日出生,蓬莱新港街道湾子口村人。
孙晓风8岁入学,后考入县立中学师范班。1936年秋,在其兄孙自平引导下,到西安投奔红军,被分配到红一军团。1937年1月,他被分配到政治部当文化教员。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担任115师政治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后又调到师教导大队任教育处副处长。1939年春,孙晓风随部队开到山东鲁南,参加了“陆房突围”战。1941年冬,孙晓风调到鲁南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孙晓风调任第八旅政治部主任。1947年,孙晓风任第三纵队十师政治部主任。因身体原因,1948年初任昌潍军区政治部主任。1949年春济南解放,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1949年7月,随许世友司令来到蓬莱,参与指挥解放长山岛战斗。许世友曾亲自探望其父母家人。1950年秋,任山东军区陆军第100师政委。1952年7月,任华东军区司令部办公厅主任。1955年,孙晓风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8月,孙晓风任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1964年底,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任航空油料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部促生产小组副组长。期间,他还担任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和罗马尼亚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主席,多次率代表团出访,曾与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多次接触,受影响颇深。1981年10月,孙晓风随胡耀邦同志去辽宁视察工作,对石化工业发展振兴提出一系列规划和方案。
1983年7月,孙晓风退居二线,担任石油部顾问。同时,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董事长。1987年,受聘担任经济技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离休。
1999年2月19日在深圳病逝。
(1918—2006),原名汤永春。蓬莱潮水镇富阳汤家村人。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蓬莱民先队部组训干事、党校学员,中共五、六区区委书记,蓬莱县委书记,北海地委组织科科长,黄县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胶东区党委党校党支部书记。1948年6月任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1950年6月任中共莱阳地委副书记、书记。1954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人委农林水办公室主任。1956年8月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中共菏泽地委书记。1963年12月至1971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1977年12月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纪委书记。1979年12 月至1988年2月,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山东省党代会代表、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常委。2006年6月13日在济南病逝。
(1916—1999),曾用名王选桥,蓬莱大辛店镇夼沟村人。
1936年参加“民先”,1937年参与组织蓬莱县抗战服务团,1938年参加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后历任15团1营1连连长、五旅十四团一营代营长、营长兼教导员,胶东军区特务营营长、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副支队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胶东军政干校校长,辽南独立一师团长,西海独立2团(渡海时番号18团)团长,整训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江西军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中南军区装甲兵参谋长、原广州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炮兵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顾问。1988年7月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病逝。
(1914—1991),蓬莱沙河大李家人。小学读书时,于仲淑是他的英文老师。1928年考入省立第八中学。次年八中迁到烟台,因为家庭困难辍学。1929年在于仲淑帮助下去东北谋生,1931年返回蓬莱,后在栾家口小学任教。1934年于仲淑接任马格庄尊三小学校长,应邀担任校长助手。此后与常回家乡的于眉、于寄愚交往密切,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1936年在于眉的介绍下,他与于仲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发动组织了蓬莱县“民先”组织。七七事变后,参与建立抗战服务团。1938年2月参与发动组织蓬莱武装起义,建立蓬莱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二路。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蓬莱县青救会主任、县委统战委员,胶东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三队、九队政治指导员、教育股股长,中共胶东北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北海地委党校总支书记、校长,中共龙口市工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9年春,李光远被抽调参与青岛解放的接管准备工作。5月任中共青岛市南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青岛市南分区委书记;7月20日起,历任青岛市总工会常委、文教部部长,青岛纺织工会党组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青岛市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1956年4月起,在青岛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青岛市副市长,市人委党组成员。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一、二届候补委员、三届委员。1973年1月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1978年7月起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1983年12月离休。1991年11月18日在青岛病逝。
(1914—1984),原名李隆兴,曾用名李铁民。蓬莱登州街道诸谷大李家人。
少年时期,李慕曾在营口师范学校求学,后由于家庭困顿被迫辍学。1932年回乡教学。1934年参加慕湘组织的尘烟文艺社,常为《蓬莱日报》副刊《尘烟周刊》撰稿,宣传革命思想。
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蓬莱县抗战服务团。1938年7月,参加中共蓬莱县委举办的国防教育训练班,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任蓬莱县九区区公所指导员。此后历任县政府代理秘书、视导主任、蓬莱县第二行署主任、蓬莱县政府秘书兼民政科长、蓬莱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等职。1941年9月,赴鲁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3月后,历任北海减租减息工作队分队长、北海专署副专员、蓬莱县县长、烟台市政府秘书长、胶东行署财政处处长等职。
1949年6月,李慕调青岛工作,先后任青岛市军管会财粮部部长、财政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1956年6月任青岛市市长。1963年,因滕景禄案件蒙受冤屈,调任山东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李慕当选为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1月7日病逝。
(1909—2008),曾用名高成江,蓬莱北沟镇下朱潘村人。
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抗战服务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蓬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政治处主任。7月任中共蓬莱县委书记。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法处处长、五支队后勤部政委。1942 年任胶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49年任胶东南海军分区副政委。1950年后任华东区公安部队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等职。后因病休息,2008年病逝。
(1922—1998),原名刘世运。1922年春节出生,蓬莱刘家沟镇二刘家村人。
1937年4月,刘凌在于眉引导下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参加了三军二路,改名刘凌,担任政治处警卫员,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了著名的胶东大青杨战斗。1939年初,去鲁南干校学习。5月初学习结束后,调任胶东五旅政治部组织科青年干事股股长。1943年初,任特务营教导员兼即(墨)东工委书记,与夏侯苏民等“三进崂山”。1944年,到山东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秋,刘凌任十六团政治处副主任,继而渡海进军东北。先后参加攻打鞍山、新开岭战役、三保临江战斗。1947年5月,时任二十九团政委的刘凌,率部血战梅河口。后率团参加解放兴城战斗、塔山阻击战和康庄追击战等。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所部担任城防警备任务,参加入城仪式,受到毛主席等检阅。1950年,刘凌担任一二一师政委,入桂作战。1950年3月下旬,奉命进驻汕头。1952年冬,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视察该部,给予高度赞扬。1957年,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校学习深造。1960年,任陆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63年7月,调万山要塞担任司令。1968年5月,刘凌被任命为四十七军政委,驻长沙,与华国锋等任湖南省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0年5月,四十七军奉命调陕西,兼省革委会常委。1971年始,受到冲击,1976年,到兰州军区军政干校任政委。1978年得到彻底纠正,7月,刘凌任二十一军军长。1980年12月,刘凌任原兰州军区副政委。1982年底,任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1988年10月离休。
1998年1月11日,刘凌同志在北京病逝。
(1915—1993),蓬莱沙河大李家人,女,曾用名李桂芝、丛翘、丛彬。1915年11月3日出生。
1926年至1936年7月,李桂枝在蓬莱城里读书。1936年至1937年12月在蓬莱县立第二小学当教员。1937年9月参加抗战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宣传员。3月在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8月任蓬莱第六区蓬莱县妇救会第二工作团团长。同年10月任胶东妇联筹备会秘书,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在掖县、蓬莱县妇救会负责组织工作。同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山东招远县、黄县妇救会主任。1940年 3月至1941年1月任胶东妇联秘书、代理宣传部部长。1941年2月至8月任胶东西海地区妇联宣传部部长。同年9月至1942年9月任中共西海地区妇委委员、宣传部副科长。曾主编中共西海地委党刊—《团结》。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在中共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后任胶东妇联宣传部部长。1943年赴延安学习,途中分娩孩子夭折,艰难抵达延安。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初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1946年3月起,先后在中共滨海区委宣传部、鲁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中共鲁南区委宣传部、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9年1月至 3月历任中共徐州市委、青岛市委宣传部副科长。
1950年1月任青岛市职工学校党总支组织委员,3月任青岛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5月历任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科长、服务部副科长,全国妇联书记处办公室秘书,全国妇联妇运史室副处长,全国妇联国内部城市组干部等职。1980年3月离休。
1993年12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910—1968),原名杨毓瑨,字莹叔。1910年5月1日出生,蓬莱城区紫荆山街道石岛社区人。
杨朔7岁入学读书。1927年去哈尔滨做办事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开始接触地下党员。1937年初去上海太古洋行工作,自行创办出版社。“七七事变”后辞去工作,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9月去武汉,创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周刊。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他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请毛主席为《自由中国》题词。毛主席题词与杨朔写的《毛泽东特写》,都在《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1938年春,在山西临汾失陷前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许多优秀作品。1942年春,杨朔奉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辗转至7月方到,会已开过。遂到延安文艺界协会从事创作,后进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转战于华北各地,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创作中篇小说《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朝鲜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58年后,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创作大量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
1959年杨朔回故乡,应邀在蓬莱阁上做创作报告。不久写下《蓬莱仙境》《海市》等赞美家乡的散文。杨朔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成就最为突出,不少作品被选入大学、中学教材。与刘白羽、秦牧一起被称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散文创作“三大家”。
“文化大革命”中,杨朔惨遭迫害,于1968年8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1918—1991)原名白蕖香。1918年6月出生,蓬莱北沟镇下朱潘村人。
1934年9月,白相国考入莱阳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在学校,与同学秘密联络到延安找共产党。几经周折,1937年11月在山西临汾刘村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加了八路军,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1938年3月起历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组织干事、鄂豫挺进支队连政治指导员、豫鄂独立游击支队3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新四军第五师13旅38团政治处主任、13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2年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第二大队政委、十分校第二支队政治协理员。1945年起任新四军第五师鄂东教导团副政委、新四军第五师15旅45团副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长;1948年2月任江汉军区独立1旅2团政委;湖北省军区独立第1师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历任湖北省军区独立第1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南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7月任广东武装工作部副部长。1954年9月起历任第41军123师政委,桂林步兵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41军副政委,第41军政委,第55军政委等职。1968年12月任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6月—1973年11月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革委会主任(部长)。1973年10月—1975年8月任原总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8月—1982年12月任原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82年12月—1985年3月任原总后勤部副部长。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1年8月7日,白相国在北京病逝。
(1919—2012), 1919年7月17日出生,蓬莱城里人。
1938年1月参加蓬莱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宣传干事、代理副教导员。1938年后,先后在胶东、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院、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以及延安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在去延安学习时,每人外发一条缝好的七八斤重的长袋子系在腰间,里面是胶东送往延安的黄金。1942年调中央社会部工作。1947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支队中央警卫科长,直接负责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安全保卫工作。1948年5月进驻西柏坡,任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局长。1949年2月进北平,历任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警卫科科长。1949年8月,为加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北京市公安局临时成立了便衣警卫大队,慕丰韵担任大队政委,做出特殊贡献。曾将台湾精英级特务头子戴运鹏(其唯一任务就是开国大典上刺杀毛主席),在深圳口岸第四次入境进关时抓获。
1950年10月,调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担任政治保卫局警卫处副处长,五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破获了一系列敌特案件。“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诬陷迫害,被关押、审查5年。1978年调公安部边防保卫局,1980年1月任边防保卫总局(正军职)局长。1983年7月离职休养。
离休后,兼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正军职,享受副部长级医疗、住房待遇)、中国前卫体协主席、公安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2012年12月病逝。
(1919—2010),曾用名宫毓霖。1919年1月出生,蓬莱大辛店镇大宫家村人。
1938年2月,在祖父宫天经的教育、支持下,宫雨屏与二哥宫毓霭、三哥宫毓灵参加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在政治处当宣传员。8月任蓬莱县抗日人民政府秘书科员,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蓬莱第二行署特派员,一、二行署合并后任蓬莱行署主任。不久任蓬东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1942年12月,调任山东省胶东行政区西海专署教育科长。日本投降后,任东海专署教育科长。1947年任牟东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1948年3月,奉调随军南下,终达鄂豫交界的桐柏地区,任老河口市市长兼光化县县长,之后调襄阳专署任秘书主任兼财委副主任、襄樊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后,宫雨屏历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省建委副主任、湖北石油化工学院党委书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2010年5月11日病逝。
(1909—1999),蓬莱北沟镇北沟三村人。
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队教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五十五团参谋,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九旅教导队队长,第五支队司令部一科科长,山东省第三军区参谋处处长,胶东军区作战科科长,第十六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步兵学校副校长,山东军区长山列岛水警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原济南军区工程兵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任山东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山东省副省长。1977年,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曾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9年1月17日在济南病逝。
(1916—),蓬莱大辛店镇大夺沟村人。
少年时在蓬莱县良弼小学、蓬山中学求学。1938年4月参加“三军二路”开办的抗日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历任“三军二路”警卫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蓬莱四区区委书记,平度县工委书记,黄县县委组织部部长,蓬莱县委宣传部部长,北海地委组织部统调科科长, 蓬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福山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 招北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委,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北海大队党委书记兼大队长。1948年南下。后历任河南省临汝县委民运部部长,湖南省邵阳地委委员兼武冈县委书记, 邵阳地委民运部部长兼工委书记, 华中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中南兵工会党组书记,中共601厂党委副书记,湖南省建工局副局长、建委副主任、主任等职。
(1921—2008),曾用名余纯之。1921年11月出生,蓬莱乌沟李家村人。
1938年6月,李执中参加革命,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在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军区警卫营干事、政治指导员、后方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蓬莱县委秘书、六区区委书记,蓬东北中心区区委书记,北海地委秘书、组织部干部科长。1947年任蓬莱县县长兼武装指挥部第一副指挥、支前大队长兼政治委员,1月,带队支援鲁南大会战,历时4个月;1948年,带队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7月,组织支援解放长山岛战役。蓬莱县各种支前民工多次受到表彰。
新中国成立后,李执中历任江苏省镇江专署主任秘书,溧水县委书记,苏南区委组织处处长、行署工商处副处长,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苏州市委副书记,镇江地委副书记、书记,江苏省革委副主任、省委政法组组长、省公安局局长。1977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江苏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曾当选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
2008年2月18日在南京病逝。
(1919—2017),原名杨如序。1919年9月出生,蓬莱北沟镇北沟二村人。
从1927年开始,先后就读于蓬莱县北沟小学、蓬莱县立中学、济南齐鲁中学、北京弘达高级中学。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蓬莱县委秘书、县委统战部部长。1939 年后,历任中共胶东北海特委组织部干事、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中共海阳县郭城区(胶东区党委实验区)区委书记。1943年后,历任中共福山县委书记兼八路军福山独立营政委、中共胶东南海地委委员兼中共莱东县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莱东县指挥部政委。1948年后,历任中共胶东西海地委副书记、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海军分区政委,中共文登地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文登军分区政委。1954年后, 历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济南化肥厂党委书记、山东省机械工业学院院长、山东省机械工业厅党组书记、厅长职务。1962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1973年起,历任中共淄博市委副书记、中共济宁地委书记、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职务。1983年1月离职休养。
2017年12月30日在北京病逝。
(1921—2009),曾用名纪殿邦、李杰。1921年9月出生,蓬莱紫荆山街道万寿社区人。
1938年9月参加革命。在胶东军政干部学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胶东区党委秘书处文书、干部队支书。后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后改为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并留校工作,先后任党校指导员、助教、总支书记,区委组织部干事。1945年10月在鲁中博山市、鲁中党校工作队、渤海办事处工作。1947年南下,任淮河大队副政治指导员。1948年任中共豫苏皖周口县委副书记。1949年始,任中共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商水县委书记、淮阳地委委员等职务。1953年2月始,任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省委财贸部办公室主任、副部长。1960年10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中共驻马店地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1972年起,任舞阳工区市政建设处主任、工委副书记,水电部第11工程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7年任河南省革委会财贸组副组长、财办副主任,中共周口地委第一书记、地革委主任,中共新乡地委书记。1981年12月任河南省副省长。1985年5月至1993年4月任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年离休,任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9年10月6日在郑州逝世。胡锦涛曾表示悼念,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以及曾庆红、罗干分别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1908—1980),原名王世松。1908年8月11日出生,蓬莱北沟镇高里夼村人。
1938年2月,蓬莱艾崮山武装起义爆发,王朗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化名王朗,参加“三军二路”。历任蓬黄战区指挥部二总队中队长、蓬莱县直属游击队队长、北海区第二武工队队长、蓬莱特务队队长等职。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在蓬黄两县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身经120多次战斗,多次负伤,屡建奇功。他胆识过人,机智勇敢,常常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单枪匹马深入敌窟捉“舌头”;他常穿便衣,外罩底下腰扎皮带,枪总是上顶门火插在腰间,遇事一摸肚皮,枪便亮了出来。他亲手毙、伤、俘敌80多人。
王朗传奇故事甚多,敌人畏之如虎,常赌咒说:“谁若骗人,叫他出门遇上王狼(朗)。”王朗曾在黄城集闹市,用一个装满水的酒瓶子缴获一支20响驳壳枪。1941年6月,黄县社会部部长姜玉川(又名王兴一)被捕叛变投敌,并设计对黄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文玉诱降。县委将计就计,派王朗、李虎二人在接头必经之路设伏、智战,终将叛徒活捉。1943年王朗率游击小组奇袭上寺夼据点,因汉奸告密,被120多名伪军包围。突围时,王朗独自一人手执双枪断后,击毙击伤伪军近20人,他也身负3处枪伤。解放战争时期,王朗仍然活跃于蓬黄两县,阻击、扰袭敌人。
由于战伤缠身,1949年初,王朗复员,落户在与他有着鱼水之情的于家庄乡张梁庄村,1952年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多次当选为县党代会代表、县人大代表。1980年2月29日病逝。
(1919—2005),字月亭,又名柳克欧。蓬莱北沟镇北林院村人。
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胶东军政干校学习。毕业后,先后任干校剧社政委,胶东区委《大众报》社营业部部长,鲁迅剧团团长。1941年,任福山县大队政委兼县委军事部部长。1945年9月,任胶东军区炮兵营第一任营教导员。1946年任炮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3月,任第25军炮兵团团长。
1952年,任炮兵7师参谋长,在朝鲜战场上,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回国后,进入高级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训练部战术系主任。1956年任军委炮兵司令部军训处处长。1960年12月,任炮兵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两年后,调任郑州炮兵学校校长。成立导弹部队后,炮校负责火箭炮兵干部的培训,与火箭兵结缘。1964年任导弹部队炮兵某工程指挥部副司令员,正式跨入了火箭兵部队的行列。先后任二炮53基地司令员,二炮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1982年11月,贺进恒被任命为司令员。1985年7月离职休养。2005年8月病逝。
贺进恒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编审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衔为解放军炮兵上校,1964年晋升为炮兵大校。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贺进恒为二炮第六任司令员,因离职休养前还未恢复军衔制,所以,军衔只是大校。
(1923—1968),蓬莱潮水镇张家窑村人。
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胶东蓬黄战区青年干事,黄县青救会组织部部长、副主任,蓬莱县青救会主任,胶东南海区各救会副会长兼青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即墨县委书记、中共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1956年8月任共青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1960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第三届副主席。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6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书记处书记。1968年7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26—),蓬莱登州街道遇驾沟
村人。
1939年5月,13岁的孙凤钜参加了八路军,一年以后他当上了卫生员。在1942年的日寇大“扫荡”中,16岁的他就担起了繁重的护理任务。11月,孙凤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任命为手术室室长。
1950年11 月,孙凤钜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卫生部医疗手术队队长、前线救护所所长、医疗所副所长。
朝鲜的冬季天寒地冻,为解决伤员防冻问题,他发明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将大石头烤热,放在伤员的两边,以此取暖,受到伤病员们的欢迎。
一天,孙凤钜在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后,又发现5个伤员必须立即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正在这时敌人开始进攻,司令部下达了伤病员转移的命令。孙凤钜带领部分医护人员主动要求与伤员一起留下来做手术。隆隆炮声中,手术棚又重新支了起来。紧张的抢救持续了半天,5个手术都成功地完成了。
在朝鲜战场上,为解决隐蔽防空问题,孙凤钜实施了手术地点的改进。夏天采用“山林雨布手术室”,既解决了随部队行动的问题,又解决了隐蔽的问题。冬天,孙凤钜组织大家一起挖防空洞用作手术室,由地上转为地下,既防空又防寒。由于孙凤钜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他所领导的手术队,创造了超过志愿军所要求的15%而达到了21%的手术成功记录。
1952年9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孙凤钜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称号。同年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2年10月,孙凤钜被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特等功臣,三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30—2019),曾用名赵曰惠,蓬莱潮水镇墟里村人。
1942年在村里高小读书,并担任村儿童团长。1944年春进入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北海联中学习,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分配到蓬莱县工作,任磁石区青救会宣传委员,9月调任蓬莱城区学联主任。1946年2月任姚琪区青救会副会长。同年7月任蓬莱警卫营一连文化干事。1947年2月,任蓬莱警卫营三连副指导员。同年5月进入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北海军区分区特务营任机枪连副指导员,1948年任营部指导员。1949年2月任101师师部特务连指导员。1951年10月任101师政治部组织科组织干事,翌年2月调任胶东军区政治部青年科干事,后又调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1956年2月进入中央团校学习,1960年10月任原济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科长、科长。1964年10月任原济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1970年7月后任原济南军区守备三师政治部主任。1973年3月调入原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原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青年处处长,1982年9月任组织部副部长,1986年2月任部长。1988年2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1990年4月任国防科工委副政治委员。先后为中共十三、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十四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2019年11月21日,崔毅同志在北京病逝。
(1927—),蓬莱北沟镇蔚阳山刘家村人。
1944年3月,17岁的刘奎基参加八路军,到主力部队才18天右臂就负伤致残,上级动员他复员回乡。几个月后,他带了5个民兵又回到了前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胶济铁路芝兰庄战斗中,头部负伤,仍端起机枪掩护战友炸毁敌地堡。战斗向纵深发展时,他带领4名伤员同敌人激战一夜,固守阵地。总攻开始后,第一个冲进敌团部,歼敌20多人,俘敌副团长以下17人,缴获机枪一挺。被胶东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8年在周张(周村、张店)战役中任连长,3次负伤,躺着指挥战斗7小时,打垮敌人5次反扑,坚守阵地。同年被华东军区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48年,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与他握过手。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9月30日晚,国庆一周年国宴上,被推为战斗英雄代表向毛主席等敬酒。同年经过多次请求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副科长。1958年至1960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与黄县人张万年成同学舍友。1959年国庆阅兵时,军事院校方队中原本安排他担任旗手,后考虑到他战伤累累的手臂,改为护旗手,张万年为排头兵。毕业后历任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曾获三级解放勋章。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原型“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他任上海守备团团长时的三营八连。
1988年二次授衔时,当时的刘奎基按评衔标准,可授少将军衔,可他却坚持不要,在授衔前选择了退休。1999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国庆晚宴上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合影留念。
(1927—),1927年4月出生,蓬莱潮水镇平畅魏家村人。
1945年2月,魏金山参军入伍,在许世友任司令员的胶东军区所属中海军分区独立团2连任战士、文书。参加了即墨、莱阳边区作战,后任胶东军区5师15团特务连副政治指导员,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至1949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5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2营4连政治指导员、团轮训队政治指导员。
1949年至1951年任第三野战军第27军79师司令部作战科见习参谋、参谋。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任志愿军第27军79师司令部作战训练科副科长,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1952年10月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又回到华东军区司令部。1955年,华东军区改编为原南京军区,不久,担任了原南京军区军训部研究科科长。1963年4月,任许世友的秘书。1965年3月任陆军541团(原南京军区警卫团)团长。1967年10月,历任60军179师副政委、政委,60军副政委、政委等职。1978年任陆军12军政委。1982年10月,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85年任总参政治部主任。1985年7月,任海军副政委。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90年4月,任海军政委、海军党委书记。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1992年10月,魏金山获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友谊勋章。1993年12月,魏金山退役。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25—)1925年出生,蓬莱北沟镇北王绪村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
14岁时,曲以祯流浪到东北做苦工。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他在长春附近的乡下参加了民兵队。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冬季攻势的公主屯文家台围歼战中,与上级失去联系。他组织近20名伤员在距敌30余米处设机枪阵地阻击,打退国民党军4次反扑,坚持一夜,牵制了敌人,配合增援部队全歼敌一个军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机炮连班长,第四野战军团宣传队分队长、副队长。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与敌小分队遭遇,组织13名宣传队员投入战斗,俘敌14人。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著名“神勇射击手”,曾立过4次大功。
1949年12月1日空军第二航空学校在长春成立,曲以祯被选为飞行学员。在航校里,他先学飞行,后学射击。只有高小文化的曲以祯抓紧时间,刻苦钻研,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最好的一个,成为空军学习的模范。
1950年9月2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人民日报》在9月28日发表《空军学习模范曲以祯》,宣传他的事迹。
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曲以祯参加了轰炸韩军占领的大和岛战斗。这是中国轰炸机部队首次与战斗机部队的联合作战,也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轰炸外国军队阵地,还是陆、空军的第一次协同作战。他和战友们一起,与美国的王牌飞行员在空中较量,击毁多架美机,摧毁大量韩军工事,让敌人也首次尝到了挨飞机轰炸的滋味,为志愿军第50军地面部队迅速收复大和岛打下了坚实基础。
战后,历任空军航空兵团射击主任、师射击主任、师侦察科科长、飞行大队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航空机务学校顾问。
1958年转业,1990年在鼓浪屿检察院检察长任上离休。
(1932—2005),1932年出生,蓬莱北沟镇栾家口(孙徐)村人。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39军117师349团的一名战士,时年16岁。1949年,东北野战军入关。在天津战役中,他的机枪为所在连队立下大功,被授予“全歼顽敌”锦旗一面,他本人也记大功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徐惠滋又随军奔赴朝鲜战场,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及1951多次阵地防御作战,再次立下了赫赫战功!
随着战功的积累,徐惠滋的职务也是一升再升,1950年任连副指导员,1951年任连指导员,1954年任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团政治处青年助理员,1955年任团副参谋长兼作训股股长。1956年至1960年在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
1960年,徐惠滋被保送到解放军步兵高级指挥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师部工作,先是担任处长,后来调任师参谋长,副师长。1981年担任师长,时年52岁。
徐惠滋虽升任师长,但工作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决心创出更优异的成绩。1983年,中央首长视察所在部队,原定另一个师接受检阅。不料该师师长感冒,上级临时决定徐惠滋率部受检。由于平时的高标准、严要求,首长对各个方面特别满意。不久,军里干部调整,他从师长越过副军,一步成为军长。
1985年,徐惠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95年7月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2005年1月5日,徐惠滋在北京病逝。
后 记
全国1599个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之《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经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老区革命史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指示的具体行动和举措,是蓬莱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本书编写坚持以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为依据,以蓬莱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奋斗史为重点,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为亮点,注重突出老区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弘扬和宣传。本书按照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编写体例,力求内容贴近老区实际,文字表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做到历史的真实性、事件的准确性与内容的可读性相统一,使其成为一本高质量、有特色,具有存史、资政、传承、育人、树魂作用的历史文献。
本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四编二十章。全面、客观、真实、概括地记录了蓬莱自1911年同盟会登州起义以来的历史,主要涉及1928年至2020年蓬莱人民革命斗争史、蓬莱革命老区建设史,特别是蓬莱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史。
本书史实资料主要由蓬莱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提供。参考书目主要有《中共蓬莱地方史》(第一、二卷)《蓬莱抗日战争简史》《蓬莱革命斗争史》《新中国成立后蓬莱三十年发展史》《蓬莱革命史话》《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内部)》《仙乡忠魂》《中共蓬莱历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蓬莱文史》《蓬莱改革开放实录》等。
本书的编纂,第一至四章由董延浩执笔,第五至八章由于莹执笔,第九至十四章由汤进学执笔,第十五至十六章由李世光执笔,第十七至二十章由陶维乐执笔。附录的蓬莱革命先烈传略部分由张功基执笔,蓬莱革命英杰简介部分由林士栋执笔。经过编纂人员认真查阅资料、搜集照片、潜心撰文,数易其稿,多次会改,方成此书。全书由宋耀武、隋振平、谢心海统稿、审核。参与本书编纂工作的还有陈云龙、吴高志、高洪涛、周建树、石华祖等。
在本书的编纂出版过程中,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委会精心组织。蓬莱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筹备组组长杜康生同志对编纂工作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精心组建编写班子,亲自动员部署,听汇报,抓落实。同时得到组织部、档案馆等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关心与支持。烟台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关心、指导本书的编纂出版,蓬莱区委书记韩耀东欣然为本书作序。在此,对所有参与帮助、关心支持本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蓬莱革命老区发展史》编纂班子于2021年1月才组建完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至本书定稿只有半年的时间。由于本书记述的时空跨度较大,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