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在刘珍年部队中发展组织,坚持斗争
1928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利用蒋介石与军阀刘珍年的矛盾和刘珍年的“容共”政策,派遣党员到刘珍年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在烟台开创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新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部分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寻找公开工作,以掩护其身份继续开展斗争。1928年秋,原在西北军工作的特别党员刘锡九(驻烟台军阀刘珍年的胞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共产党员王冲天,辗转来到驻烟台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刘珍年部。刘珍年,原投靠军阀张宗昌,后又倒戈投靠蒋介石,通电响应国民党第二次北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后经整编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1928年张宗昌、褚玉璞败退冀东,同年9月3日,刘珍年率部进驻烟台,控制了胶东地区。刘珍年虽投靠蒋介石,但自知不是嫡系,恐被吞掉,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势力。刘锡九、王冲天到刘珍年部后,分别被委任为政训处长和驻宁办事处代表。之后,中共顺直省委通过刘锡九和王冲天将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到上海和北平、天津的曾希圣、彭雪枫、刘依萍、蒋一屏、师志真、过家和、高云升、李素若、贾洞理、张恒生等一批共产党员派到烟台,由刘锡九和王冲天安排在刘军政训处等单位工作。曾希圣、李素若、贾洞理分别担任了政训处宣传科科长、训练科科长和秘书等重要职务。这些共产党员在政训处成立了由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曾希圣任书记。1929年6月,曾希圣调到唐生智部搞军运,由刘依萍接任支部书记。
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在刘珍年部的力量,1928年11月,经过刘锡九的工作,刘珍年成立了芝罘军官学校。中共顺直省委派共产党员李楚离到该校任政治指导员。不久,顺直省委军委又派张国钧与蒋明治来到军校开展工作。张国钧在军官队发展了张霖之、李菁玉、黄双和、马青云等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张国钧任支部书记。蒋明治在政治队发展了郑洁曙、王笑竹、李钧、侯立桥、王青石、谷俊岭等人入党,也建立了党支部,蒋明治任支部书记。这两个党支部均由李楚离领导,隶属于顺直省委。1929年初,李楚离鉴于刘部政训处和军校的党组织分别直属顺直省委领导,相互之间无组织联系,不便配合工作,便向顺直省委报告要求解决这一问题。4月,顺直省委派白之钰到烟台检查军运工作,使政训处和军官学校两处党组织建立起组织联系。白之钰在烟台期间,还与和山东省委失掉联系的中共烟台特支接上关系。烟台特支从此接受顺直省委领导。不久,李楚离为加强军校内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请求中共中央派人来军校,中央从上海派安葆珩和侯超众来军校工作。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刘珍年部队朝气日增,为了进一步借用共产党人的威信和力量,1929年夏,刘珍年派刘锡九赴上海,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刘锡九到上海后,几经努力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陈赓取得了联系。陈赓根据他的组织关系和要求,要他代其兄向中央写了请求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看了报告,即派柳直荀(化名克明)到烟台进行考察。10月,柳直荀经过考察,确定了近期工作重点:(一)利用日常事实,加紧宣传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世界大战;(二)职工运动,要注意有斗争经验和关系重要的工人;(三)农民运动,要注意海阳农民的斗争,并设法将海阳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加以训练,派到各县去发动农民运动;(四)青年工作,应注意将反基督教运动扩大到反帝、反世界大战。柳直荀于10月25日将此意见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周恩来根据柳直荀的报告,又派胡允恭①为中共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周恩来指示胡允恭:(一)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事实上已经帮助了刘珍年,但他对我党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的同志到一个地方,重点应是在地方党领导下,帮助地方党工作最为重要;(二)此后,要力争刘珍年对我们工作予以方便,以便开展多方面工作,蓄积力量;(三)烟台可设三个特支:军事特支、地方特支、警察特支。这次随同胡允恭前往烟台工作的还有在广州起义中立过功的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刘锡九的同学刘满西,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贺果与其弟,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唐嵩夫妇及段寄桥、陈桓乔(女)、赫道述等十几人。
胡允恭到烟台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以烟台养正学校中学部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先后建立了军事、地方、警察3个特别支部,由胡允恭统一领导。军事特支由刘珍年军队中党的军官支部和学生支部组成,李素若任书记,李楚离、刘满西等为委员。地方特支由原烟台特支和所属蓬莱党支部组成,将从南方到烟台的党员段寄桥、陈桓乔充实到地方特支,段寄桥任书记,许端云、陈桓乔为委员,特支辖印刷厂、花边厂和蓬莱3个支部。警察特支由原烟台公安局中两个党支部组成,贺果任书记。
党的组织调整加强后,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和军事特支共同创办了共产党在烟台最早的报纸《胶东日报》(后改为《胶东新闻》),由地方特支委员许端云负责。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6000份,在烟台及周围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推销到天津、上海等地。1929年初,徐约之、陈恒荣、王洪发等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取名“崆峒社”,以群众团体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久,许端云、陈恒荣等又以烟台益文、先志、八中青年学生为主体,建立了一个新文学研究团体,从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名句中取“野火”二字命名“野火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还在《胶东日报》上开辟《野火》文艺副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出版《胶东日报》的同时,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和军事特支联合创办了平民夜校,夜校分为男校和女校,男校学生主要是印刷、拉水和挖粪工人,由许端云、过家和、郑洁曙任教员;女校学生主要是花边厂和发网庄的女工,由彭雪枫、张恒生和陈桓乔任教员。通过夜校学习,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从中发展了6名党员。为了发动烟台附近地区的农民,中共烟台特别支部派彭雪枫到福山县古现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彭雪枫到福山后,首先是开展反军阀宣传。当时山东各地军阀为竞选省议员而到处贴标语、作演讲、拉选票。彭雪枫编写了《新军阀》儿歌,教学生们演唱,很快“新军阀,瞎胡闹,贴标语,喊口号,救国救民做不到,伸着巴掌把钱要”的歌声在福山县群众中传唱,有力地揭露了军阀们祸国殃民的丑恶嘴脸。其次是举办农民夜校,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提高觉悟,进行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反卖国军阀的教育。1929年底,彭雪枫建立秘密农会,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由于身份暴露,被迫离开福山。
设在刘珍年部的中共军事特支,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使党能在刘部与其所辖地区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共产党员除不插手刘珍年军队的控制权外,均可以合法身份开展党的活动,如在士兵中宣传苏维埃政权,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在军校讲授《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帝国主义》等课程。1930年初,蒋介石加强了对刘珍年军队的控制,并多次密令刘珍年杀害在该部的共产党员。刘珍年在蒋介石的干预下,由容共转向反共,先后镇压了烟台印刷工人的罢工运动,查封了《胶东日报》,并驱逐在该部的共产党员。3月,胡允恭及时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据此认为,在该部工作已无多大意义,决定撤出在刘军中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派中共中央委员关向应到烟台传达中共党员撤出刘部的指示。1929年12月,早在关向应到烟台之前,刘珍年为敷衍蒋介石的命令,被迫采取变通的方式,通知被蒋介石指名逮捕的共产党员李楚离、张国钧、彭雪枫、高云升等10余人离开了烟台。1930年3月,胡允恭、李素若、赫联基等先后离开烟台。留下来的烟台地方党支部、蓬莱党支部、刘珍年军队中的党支部及花边厂党支部合并成立了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中央军事特派员胡允恭指定许端云担任临时市委书记。不久,山东省委派汤汝贤到烟台巡视工作。同时,帮助中共烟台临时市委筹备开展“赤色五月”活动等工作。1930年3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恢复。4月下旬,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派韩连会到烟台组建中共烟台市委,原烟台市临委改组为中共烟台市委,韩连会任书记,许端云、段寄桥、郑洁曙、孙殿斌等为执行委员,辖7个支部,有党员40余人。同时,还有青年团组织和工人运动委员会、劳动妇女会等组织。
在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刘珍年军中共产党员的时候,中共烟台特支于1930年1月发动烟台泗兴印务工人举行罢工。1929年底,中共烟台特支成立了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工人运动。不久,烟台印刷工会成立,领导印刷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1月下旬,烟台泗兴印务公司老板趁农历春节之际,无故开除2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10名工会积极分子,激起了全公司200多名工人的无比愤慨。29日,工人们向资本家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全厂罢工。烟台地方特支以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名义两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市的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开展斗争。2月中旬,为了声援泗兴印刷工人大罢工,全市300多名印刷工人举行全行业大罢工。要求泗兴公司老板和烟台社会局局长答复问题,并派出代表向国民党烟台市党部提出抗议,而国民党当局施展欺骗手法,企图拖延了事,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2月15日,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告烟台市全体工人书》,号召全市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把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罢工终遭失败。这次罢工斗争,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深,在烟台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0年4月,在烟台印刷工人罢工运动失败不久,在烟台养正学校初中部任教的许端云、徐约之又发动了养正学校学潮。养正学校的校长袁子久非常反动,他和两个反动教员控制着学校大权,极力对学生灌输封建思想,进行反共教育,引起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针对这种情况,许端云和徐约之选择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自编进步国文讲义。他俩还经常同学生谈心,启发学生的爱国觉悟,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袁子久等人对此恨之入骨,借故排挤打击,造谣中伤。进步学生组织奋起斗争,决心把袁子久及两个反动教员赶走。经过串联磋商,以校长贪污学杂费、反动教员辱骂学生为由,举行罢课,书写标语,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许端云、徐约之及时加强了对学潮的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学校董事会只好辞退了反动教员,答应革新教学内容等要求,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12月,中共烟台市委交通员陈凤翥和蓬莱党支部书记赵鸿功被捕。1931年1月,中共蓬莱支部的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四名党员被刘珍年部逮捕。
党在刘珍年军队中的活动,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却作了大量工作,保护和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教育了广大群众,积蓄了革命力量,在革命低潮中有力的推动了烟台市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军阀刘珍年、张宗昌统治胶东期间,烟台市的招、栖、蓬、黄等县爆发了无极道农民运动。无极道农民运动原是民间宗教领导的农民运动,后来由于官逼民反,发展成为反对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招远灾情严重,毕郭一带更甚,群众酝酿聚众举义,由无极道设坛建道。10月5日从滕县请来李文正等8人,10月13日在毕郭东大寺布坛传道,并推举张汝勤为总道长,刘殿和、李珍、方义德、王岐松等为副总道长,毕郭村有500余人入道,组成5个坛,购置500多支长矛作为起义武器。后无极道发展至招远南部及东北部、栖霞西部、莱阳北部等地,声势浩大。12月4日,栖霞县保安大队长安思璞夜宿孙家洼,强奸民女,刘殿和率道众将其处死,栖霞县长杨泽荣向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刘珍年请援兵400余人,7日在招远大解家村西与总道长张汝勤率领的200余道众激战,刘部战败。1929年1月19日,莱阳施忠诚部1000余人在谭格庄准备进攻无极道,无极道集合毕郭、程家洼、张家等村道众700余人主动出击,将其打败。20日,无极道将黄县保安大队长击毙,缴获步枪300余支。之后,蓬莱、黄县相继建立无极道组织,招远道众发展到2万余人,至此无极道在胶东声名大噪。26日,攻克招远县城。3月29日,栖霞、招远与蓬莱的无极道众在黄城集一带,歼灭张宗昌部属3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4月19日,招远、栖霞无极道众8000余人包围栖霞县城,激战3日未攻克。8月,招远县长吴汉对无极道采取分化瓦解,与招远道首结拜为生死弟兄,收买道内动摇分子,并将无极道改编为民团。1930年1月24日,刘珍年又派旅长梁立柱率800余人乘虚进入招远县城,逮捕并杀害了6名道首和20余名骨干,刘殿和见大势已去,令道众解散,至此无极道在胶东的活动被镇压下去。无极道农民运动失败了,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无极道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不久,随着烟台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的农民革命运动,在烟台境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第二节 烟台市党组织的继续发展和中共胶东特委的建立
继烟台、莱阳、蓬莱、龙口、海阳、掖县建立党的组织之后,烟台市各县的革命者继续播撒革命火种,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1年9月,栖霞县的李子民经莱阳籍共产党员孙洪章(1928年入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2月在栖霞县寨里乡北洛汤村建立了党支部,李子民任书记,李桂洛任组织委员,李干洛任宣传委员,并在北洛汤村建立秘密联络站,李子民兼任站长。该支部后来又发展了10名党员。北洛汤党支部建立后,一面开展宣传,传送秘密文件,一面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土豪进行斗争。同年12月,中共烟台市委为加快农村党组织建设,派掖县籍党员郭欣农回掖县开展工作。郭欣农回掖县后,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孙鼎、李佐长等人入党,并与秘密成立的掖县县委接上了关系,在北障小学建立了与烟台市委联系的秘密联络点。1932年2月,海阳县北江村(现乳山市)人宋竹庭由海阳县驾马沟村(现乳山市)人、共产党员于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牟平、海阳两县交界地区发展于俭斋、宋桂平等人入党。中旬,在北江村成立了牟海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牟海特别支部,宋竹庭任书记。中共牟海特支在牟海边区20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三四十名。春季,共产党员梁岐山到栖霞县唐家泊、东三叫、下牛蹄夼、李家庄、泽头等村,以打短工为掩护发展了冯春华、栾德明、王瑞、李成玉、李竹三等10余名党员。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王心一、鲁自嘉到牟海边区,以中共牟海特支为基础,在海阳县夏村镇(现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记,宋竹庭任组织委员,鲁自嘉任宣传委员。11月,中共牟海县委因组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活动被敌人发现,国民党海阳县当局逮捕了王心一,宋竹庭、鲁自嘉被迫转移,牟海县委遭破坏。随后,于俭斋、刘经三等又在牟平县第十区老鸦庄(现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平特别支部,继续开展斗争。1932年1月,中共烟台市委改称中共烟台特支。4月,中共烟台特支借刘珍年部队修械所由烟台迁往掖县的机会,派修械工人、共产党员张凤鸣随修械所前往掖县,同中共掖县县委取得联系。张凤鸣传达了烟台特支关于成立特务队,发展党的基干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和安排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意见。为了工作需要,经中共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提议和中共烟台特支批准,成立了中共掖县特别支部,张凤鸣任书记,陈子尚任组织委员,鲍健任宣传委员,郭欣农任秘书。掖县县委与掖县特支并存,分别接受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共烟台特支领导。中共掖县特支成立以后,根据中共烟台特支指示,组织了一支秘密的特务队,郑耀南任队长。特务队的任务是,保卫党组织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筹集活动经费,发展秘密武装,广泛开展打土豪活动。后来,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特务队停止活动。
1932年5月,中共青岛市沧口区委委员、宋哥庄小学党支部书记共产党员张静源(山东博兴人,1929年入党)因参与领导青岛日本富士纱厂工人罢工被人告密,遭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通缉。张静源脱险后,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由宋哥庄小学教导主任、共产党员宋继先(莱阳县人)和教师王锡侯介绍到了莱阳,并很快与莱阳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他在万第、水口等村展开对莱阳、海阳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张静源以“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按时到会,交纳党费”为标准,先在褚家疃发展谢明钦、孙奭平、战立山、徐元义为共产党员,后在灵湖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先后在万第、水口、灵湖等小学、莱阳中学、省立莱阳乡师及莱阳、海阳边区的农村,建立和恢复了党的组织。7月底,按照山东省委交通员马巨涛(坊子铁路小学教员)送来的省委指示,张静源在海阳县新庄头村刘松山(于寿康)家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莱阳县委,张静源任书记,刘松山任组织委员,宋化鹏任宣传委员,宋玉桂、宋云甲、谢明钦、李仲林(战士恕)任委员。莱阳县委重建后,建立了第一、第五两个区委。同年8月,为开辟海莱边区党的工作,张静源由刘松山、王之凤介绍,到海阳县石马滩头村的香山小学任教,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张静源同刘松山等,在香山小学周围村庄发展了徐汝航、刘仲益、纪贵德等10多人入党。同时,在香山小学、莱阳中学、莱阳乡师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0月,莱阳、海阳已发展党员100多名。11月,为加强海莱边区党的领导,张静源在海阳县大黄家村成立了中共海莱特支,张静源兼任书记,宋化鹏、刘松山、孙奭平任委员。海莱特支的建立,为海阳县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1932年底,莱阳县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已扩大到莱海、牟海、莱栖、莱招边界部分村庄。1933年1月,中共牟平县委在牟平县十区归仁村(现乳山市)成立,刘经三任书记,宋绍九、于子聪任委员,主要活动在冯家、水道、黄疃、尺坎一带。另外,还有早些时间建立的烟台、蓬莱、龙口、掖县、文登、荣成等地的党组织,这样在胶东地区成立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3年1月底(农历正月初),张静源以回家探亲为名,赴济南向省委汇报了莱海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及工作开展情况。新成立的山东临时省委按照中共中央“三倍扩大党的组织”的决议精神,指示张静源在莱阳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以莱阳为中心,将党组织向胶东各县发展,待时机成熟即建立中共胶东特委。
张静源回莱阳后,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偕妻子李淑德去牟平县刘伶庄,与宋绍九取得联系。之后,又与刘经三取得联系,张静源与刘经三经过周密策划,在牟海交界的霄龙寺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对外称霄龙寺鸡鸭公司,刘经三任鸡鸭公司经理,侯岳西等人为职员。秘密联络站的任务是印制和保存党的文件,密藏和转送枪支弹药,与胶东各地党组织进行联络。3月,张静源与刘经三在刘伶庄建立了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张静源任书记,刘经三和刘松山为委员。从此,胶东共产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遭破坏,胶东特委与上级党失掉联系。张静源即北去天津,与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取得联系。回莱阳后,按北方代表指示精神,在莱阳县水口村成立了中共莱阳中心县委,张静源任书记,刘松山任组织委员,宋化鹏任宣传委员,宋云甲任武装委员,李仲林任青年委员,谢明钦任秘书。因中共胶东特委与省委失掉联系,因而由莱阳中心县委领导胶东8县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县党组织蓬勃发展,仅莱海地区党员就发展到900多名,建立了100多个党支部。这期间,中心县委在莱阳建立了3个区委:西北部地区由刘兰芳、刘坦、田绰永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马连庄、军寨一带;西南部地区由庄国瑞、梁辑卿、王军光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孙受、花园头一带;东部地区由宋云甲、宫兼三、宋桂生组成区委,活动中心在万第、水口一带。
莱阳中心县委成立以后,为开辟莱阳、招远边区党的工作,建立招莱边区革命根据地,张静源到莱阳北部的河崖村和刘兰芳一起在南马庄、北马庄、大水岔、小水岔、马连庄和招远县的城子村一带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同时,派党员梁岐山、杨振民、衣国瑞、王云雨、刘占云去栖霞县唐家泊和观里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杨振民在栖霞县观里镇大寨村发展党员6名,刘占云在栖霞县寨里镇栾家沟村发展刘学阳、王文红、刘德文等10余人入党。同年春,海阳县党员于侃之,因在家乡遭通缉来到招远道头第五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于6月介绍王德安重新入党(1930年春第一次入党)。于侃之将道头小学情况报告给莱阳县委。7月,莱阳县委派党员王之凤去招远县道头小学,与“少年同志社”的成员李厚生、臧商彝、王德安、董瑞生等人取得联系,经过教育培养,吸收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王之凤主持下,成立了中共道头小学支部,李厚生任书记,臧商彝任组织委员,王德安任宣传委员。之后,道头小学党支部成员在莱阳县的顾家、马连庄、田家、河崖、洼子、军寨等村发展了30多名党员。在招远县的高山洼、留仙庄、道头等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加强对边区党组织的领导,1933年8月,莱阳中心县委再次派王之凤去道头小学,组建了中共招莱边区特别支部(招远县称为招远特别支部),李厚生任书记,臧商彝、董瑞生、王德安、刘兰芳、刘坦、马章誉任委员。特支下设莱阳边区委和招远边区委,刘兰芳任莱阳边区委书记,臧商彝任招远边区委书记。这时,中共招莱特支已发展党员130余名。在特支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同地方恶霸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从1933年7月到1934年初,中共招远特支在招远县9个区中的5个区发展党员80多名,建立党支部17个。在掖县东部发展党员20多名,建立党支部3个。同时在莱阳西北部发展党员50多名,建立党支部9个。这样,东到毕郭、孙家庄(栖霞县西边村庄),西到掖县“四大涧”,南到莱阳北部的马连庄,北到招远东北部的西疃补庄。在方圆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40多个村庄有了共产党组织。当时这一带被人们誉为“小苏区”。
1933年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之后,在莱阳、海阳、招远、栖霞等地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工作之时,一批在外地的蓬莱籍共产党员和外地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蓬莱,点燃革命火种,发展党的组织。
1933年暑假,在莱阳乡师求学的栖霞县共产党员刘学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来到蓬莱县遇驾夼一带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王可山、王可义、王可祯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的小组。后来,刘学美又到蓬莱城附近的三里沟村,以扛活为掩护开展工作,发展了范进杰、张益清、王福贵等人入党,并在蓬莱城东门外开设了绳子铺,作为开展工作的联络点。7月,因莱阳中心县委遭破坏,招莱特支书记李厚生转移到蓬莱,在蓬莱城里文会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并与刘学美取得了联系。同月,河北籍共产党员刘元士来到蓬莱县曲家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季铁生、曲伯言、周荣鑫等人入党,并成立了蓬莱县第九区革命领导小组,刘元士任组长。他们开办农民夜校,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发动曲家村的雇工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进行过斗争。12月,在济南求学的慕湘回到家乡,根据李厚生的指示在蓬莱城里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他联络了李慕、孙启昶、张鉴明、王鉴等成立了《尘烟文艺社》,为当时的《蓬莱日报》副刊《尘烟》周刊撰写进步文章,宣传进步思想。之后,1934年初,招莱特支委员刘坦(莱阳县人)来到蓬莱城西杏花村,以打短工为掩护开展工作。并经李厚生介绍与刘学美取得联系,一起开展工作。又经刘学美介绍,刘坦先后在遇驾夼和兰荫李家、转山李家与贫雇农座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同年,海阳籍共产党员于采臣也来到蓬莱,在李厚生的安排下,他在蓬莱城里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专门负责接待外地到蓬莱的共产党员。于采臣还与慕湘一起在二刘家一带发展数名雇工入党。由于刘学美、李厚生、慕湘、刘坦等这些共产党员的努力工作,蓬莱县党组织的活动有了新的起色。
1933年8月,于俭斋、王甫等,在牟平县七区午极小学成立了中共牟海特别支部。夏季,栖霞县桃村党员唐文山与李家庄党员李新民,在李家庄小学建立了党组织,唐文山为负责人,并发展了4名党员。冬季,在黄县邢家村扛活的李秉忠农闲时回到了家乡招远县高山洼子村。不久,经同村党员李厚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其同时入党的还有同在邢家村扛活的李秉成、李秉智。1934年春节后,李秉忠返回黄县,与李秉成、李秉智在黄县邢家村建立了党支部,李秉忠为支部负责人。邢家村党支部建立后,主要作了两项工作:一是成立“穷人会”,开展争取长工人身自由的斗争。先后有20多人参加“穷人会”。二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1933年10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徐元义杀害,第一届胶东特委遭破坏。
徐元义是莱阳县小徐格庄人,他1932年入党后,不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张静源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徐元义对此怀恨在心。1933年2月,徐元义擅自到栖莱边界,以拉夫式的手段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充私人势力。6月,他通过其弟徐元沛在青岛临时市委担任交通员的关系与青岛临时市委取得联系,另行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自任书记,与中共莱阳中心县委分庭抗礼,造成了莱阳同时并存两个县委的局面。9月,青岛临时市委派李林(李仲翔)到莱阳处理两个县委合并问题。李林到莱阳后,经过调查,发现徐元义另立县委的错误后,便在徐元义家召开了由张静源、宋化鹏、徐元义等人参加的两个县委负责人会议。会议经过李林多方面做工作,达成两个县委合并的协议。会议还未结束,李林接到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李俊德(李大章)让他速返青岛的急信,因而未来得及研究两县委合并和组建新县委的具体事项。李林临走时提出两点意见:(一)由张静源负责组建新县委;(二)合并后一个月内,由徐元义去青岛汇报合并情况。10月11日,张静源去小徐格庄找徐元义处理两个县委合并后的交接事宜。徐元义为了取代张静源在党内的主要领导职务,便暗中纠集徐元章、李文芝等人,于当晚9时许,以开会为名,将张静源骗到小徐格庄村东南芹沟口杀害,第一届中共胶东特委遭到破坏。月底,莱阳县委查清了张静源被害的真相后,刘松山、宋化鹏、宋玉桂在水口村召开会议,决定除掉徐元义。11月初,莱阳县委派姜宗泰等人将徐元义处决。
徐元义被处决后,其弟徐元沛叛变出卖了莱阳县的党组织。莱阳县长梁秉锟根据徐元沛提供的名单,到处捕捉共产党员。为此,莱阳县委决定,针锋相对,以革命武装予以反击,组建了海莱游击队和莱阳地下游击队。1934年1月,以宫兼三、左武堂建立的游击队为基础,充实力量,组建起海莱游击队,由姜宗泰任队长,下设3个支队,9个中队,共60余人,到6月发展到80人。初建后就在海莱边区神出鬼没地夺取地主武装的枪支,打击为国民党县政府通风报信的反动分子,震慑了边区的反动势力。为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到处缴获地主的武器。1月下旬,游击队在招远县巧取了马家乡公所的枪支和部分现金,解决了活动经费。2月,在莱阳县南乡,袭击了苟格庄和淳于乡的地主武装,缴获长短枪50余支。8月,游击队又袭击了海阳县朱吴联庄会和高家联庄会,毙伤俘民团60余名,缴获长短枪40余支。1934年秋,转移到辽宁安东(现丹东)地区的王子芳受中共安东地区支部委员会派遣回到莱阳,与中共莱阳特支接上了关系。按照特支指示,王子芳同刘恒山、赵恒坤、聂守臣、王华南等人,在莱阳、招远边区成立了地下游击队,王子芳任队长。他们在招莱边区的毕郭、南岚、张格庄、关帝村打击地主恶霸,收缴地主武装。还多次袭击了民团和乡校武装,震慑了反动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
张静源被害后,胶东各县党组织失去核心领导。11月中旬,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在文登乡师主持召开胶东七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文登县王本贤、荣成县丛烈光、牟平县刘经三、海阳县刘松山、莱阳县王之凤、栖霞县大老牟、招远县王德安。会议决定:(一)立即派刘经三去北平、天津寻找党的关系;(二)未成立县委的县立即成立起来。12月,刘经三在北平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乡王心一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1934年1月,根据刘经三的请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常子健(陕西省米脂县人,又名常学恭)随刘经三来到胶东。2月,在文登县建立了第二届中共胶东特委,常子健任书记,宋竹庭、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刘松山、邹青言(又名邹恒禄)、刘振民等为委员。此后,即1934年3月至7月间,根据七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的要求,先后成立了中共文登县委、中共牟(平)福(山)边区委、中共海阳县委。1934年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介绍,中共胶东特委转归代行省委职权的共青团山东省工委领导。8月15日,共青团山东省工委发出指示,认为胶东方面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胶东特委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并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将特务队改称游击队;(二)在昆嵛山一带创建新苏区,作为游击根据地;(三)游击队在解决了几个敌人区公所或地主武装机关之后,立即召开群众会议,组织群众参加反对地租、捐税和高利贷的斗争。并提出成立代表会议政权,由农民自己组织游击队,杀逐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官僚。
根据共青团山东省工委的这一指示,胶东特委在莱阳、海阳等县建立了几支小型武装游击队,开展了几次武装斗争。特委书记常子健也曾计划通过发动抢盐斗争扩大为游击运动。但这项斗争刚刚开始不久,1934年9月23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在文登县崮头集宿店时被捕,后转押济南。中共胶东特委委员遭捕后,特委书记常子健去了青岛,本届胶东特委遂告解体。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被押济南后,在韩复榘审问时,三人假称宿店相遇,并不认识。为了保存力量,刘经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使张连珠、李厚生二人得以具保释放。张、李获释后,立即到青岛找到共青团山东省委,汇报情况并请示今后工作。
1935年1月,张连珠、李厚生从济南获释后,途径青岛返回胶东,继续组织和领导胶东地区党的工作。他们根据团省工委的指示,于1935年1月,在文登县重新组建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有刘振民、邹青言、曹云章等。新的一届特委成立后,特委书记张连珠便到荣成县寻山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高利贷的斗争。然后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在昆嵛山东麓积极开展工作。这届特委的主要工作,就是经过10个月的组织准备,发动、领导了声势浩大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俗称胶东“一一·四”暴动。
第三节 悲壮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
1935年1月,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不久,团省工委便于
胶东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思想发动、组织安排;二是制作宣传品、搜集武器。4月,牟福边区委创办了秘密刊物《新路》,主要刊登有关暴动的指示和宣传文章,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七八月份,胶东特委在荣成县石岛党的地下联络站——新亚药房举办军政训练班,参加的成员主要是来自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的党员,由张连珠和特委成员程伦等负责授课,学习内容是党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军事常识。训练班办了两周,为发动武装暴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训练班结束以后,特委成员张连珠、程伦、刘振民、曹云章、邹青言等分别到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做暴动的宣传发动和准备工作。为解决武器问题,特委一面派人设法购买,一面让王亮负责制造炸弹、手榴弹。8月和10月,胶东特委先后在昆嵛山岳姑殿、烟台上夼村召开扩大会议,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研究暴动的地点和进军路线。
天寿宫会议后,各路暴动队伍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特别是派出去购买子弹的人员逾期未归,胶东特委决定暴动时间推迟三天,于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举旗暴动。
第一、第二大队共200余人,与敌人激战至下午1时许,第一大队大队长丁树杰等多人牺牲。敌人包围圈越缩越小,张连珠下令突围,第一大队的王亮熟悉地形,遂率部分队员突出重围。张连珠在掩护队伍突围时因哮喘病发作不便行动,只身隐藏在一富农家,由于富农不予保护,致使张连珠当场被俘。
西路暴动分别在海阳和牟平两县举行。海阳起义队伍由程伦率领,于11月28日晚集结于夏村附近,准备与夏村国民党民团中我地下党员唐维兴发动海阳县三区区中队哗变的队伍,里应外合攻打夏村区公所。但因情况突变,唐维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民团哗变未成。程伦当即率队转至海阳、牟平交界的南西屋村。29日,暴动正式开始。起义队伍沿乳山河东曲水村向松椒村开进,并一路打土豪,分财物,夺取地主枪支。牟平起义队伍由曹云章、张贤和率领,于11月29日在柳树村开始举行暴动。起义队伍沿房家村、午极村、白石村等地向松椒村开进,也一路打土豪,分财物,夺取地主枪支。12月1日,两支起义队伍在松椒村会合。2日下午召开会师大会,宣布成立海阳、牟平两个大队,并决定到青山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大会尚未结束,突遭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千余人的包围。暴动队伍仓促应战,一面组织还击,一面向西山撤退,途中队伍被打散,张贤和等牺牲,程伦、曹云章等被俘。胶东农民武装暴动,终因敌强我弱最后失败了。
在暴动期间,牟福边区委发动福山县胡家夼一带农民举行抗税斗争,以配合暴动的举行。掖县县委根据烟台工委指示,组织力量于11月3日晚烧毁烟潍公路之平里店、朱桥两座木桥,以阻止韩复渠派自潍县方面增援的部队。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军队、民团对暴动群众疯狂地进行清剿、逮捕、屠杀。1935年12月13日,中共胶东特委成员程伦、曹云章等20余人在夏村惨遭杀害;18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文登城英勇就义。1935年11月底至1936年1月中旬,文登县被捕的共产党员及群众就达到3000多人,一次被屠杀的党员和群众竟达32人。海阳县共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捕,20多人被杀害。中共胶东党组织和胶东人民群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次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暴动之所以失败,客观上,是国民党在胶东的统治比较稳定,反动力量相对强大;主观上,是党组织受到“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革命力量相对比较弱小,以及暴动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走漏消息。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胶东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同时也扩大了党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和希望。
第四节 理琪到胶东和烟台市各县党组织的恢复
1935年12月,“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中共胶东特委主要领导惨遭杀害,胶东党组织,特别是牟平、海阳两县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936年共产党员理琪到胶东来,是胶东和烟台市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关键。
1936年1月,共产党员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在河南省工作的共产党员邓汝训(文登县西子城人)介绍,从上海来到胶东,与中共文登县临时委员会书记张修己接上关系,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后因韩复榘第二次派兵到文登“清剿”,理琪暂时离开文登去威海活动。理琪到威海后,因与当地党组织没有接上关系而离威去济。理琪在济南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返回文登,于4月在文登县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青言等任委员。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成立后,创办了《真理报》,由理琪任主编,王台负责刻印,先后出版了5期。理琪为了恢复发展胶东党组织,总结“一一·四”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6月亲自撰写了《中共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和“左”倾盲动路线对胶东党组织的影响,分析了当时斗争形势,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这封信经过油印,秘密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对胶东党组织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正当理琪在胶东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时,1936年1月,在中共烟台地方组织领导下,烟台市爆发了一次绣花、发网女工的罢工斗争。1935年底,道抚洋行、远东洋行、亿仲公司、茂兴公司的资本家以“发工资方便”为借口,宣布将所属绣花、发网庄的工人工资由原来发铜板改为发纸币,并且按纸币贬值前与铜板的比值发放,以达降低工人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大剥削量的罪恶目的。其他一些绣花、发网庄的资本家也随之仿效。资本家的这一卑劣行径激怒了全市的绣花、发网女工。在中共烟台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锦秀、马金波等进步女工,组织一部分工人骨干秘密商讨罢工事宜。
罢工前,先由刘锦秀、马金波等人,代表工人向亿仲公司老板交涉,提出了改纸币为铜板并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条件,遭到老板无理拒绝。于是,以亿仲公司、茂兴公司、道抚洋行、远东洋行所属绣花、发网庄为主并有其他小厂参加的绣花、发网女工的全行业大罢工开始了。
1936年1月,烟台市各绣花、发网庄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几百名女工在刘锦秀、马金波的带领下,聚集在三马路基督教堂门前,包围了正在教堂做礼拜的老板们。女工们群情激昂,齐声呼喊,让烟台商会会长孙伯娥及其他资本家出来讲理。面对愤怒的人群,老板们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商会会长孙伯娥吓得从教堂后门悄悄溜走,其他资本家也畏缩在教堂内不敢出面。激愤的女工们不断高呼口号。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孙伯娥的儿子孙某和茂兴公司总经理只得出面答复问题。他们先是花言巧语,欺骗工人回去复工。女工们不受欺骗,据理相争,刘锦秀代表绣花、发网女工,向资本家提出四项条件:“一、缩短工作时间;二、增加工资,并继续发铜板;三、改善劳动条件,工人上班要喝开水;四、允许工人学文化。”并要求资本家立即答复,否则决不复工。小老板孙某和茂兴公司总经理不得不一一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随后女工们沿街游行,愤怒揭露、控诉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行。工人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烟台《铎报》记者报道了这次罢工的全过程。这次罢工,是烟台市工运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广、取得完全胜利的罢工斗争。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伟大力量,显示了烟台妇女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鼓舞了全市人民的革命斗志,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工人骨干。
1936年8月,理琪为了寻找上级党的关系,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由文登县沟于家村秘密迁往烟台市。他以求学为掩护,在烟台省立第八中学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烟台工委书记吕志恒。吕志恒(又名吕其恩,辽宁省庄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曾是省立第八中学的进步学生。
第五节 烟台“民先”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6年2月,北平学生首先成立了“民先”组织,随之天津、武汉、广州、成都、济南、上海等地也相继成立。在“一二·九”运动和北平“民先”的影响下,烟台市各县的爱国学生纷纷成立“民先”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4月,在烟台中学和志孚中学的进步学生李丙令、马金生(马念荫)、孙德铮、孙德运、孙宝楠(华楠)等人的带领下,组织成立了“民先”烟台队部,负责人为李丙令、马金生,后改为孙德运、穆林(于清远)、林江、张次愚等人。烟台“民先”成立后,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的“民先”取得了联系,并在烟台青年学生和工人、店员、职员当中成立了读书会、歌咏会、救国会、同乡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6月,驻北平的“民先”全国总队部派张可为到烟台,检查指导“民先”工作。8月,中共烟台工委成立后,为了加强对这一组织的领导,成立了“民先”烟台大队部,积极向全市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夏季,国民党中央常委张之江和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先后到烟台,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为蒋介石搞“献机祝寿”运动。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烟台工委指导烟台“民先”大队部,编写大量的宣传材料,广泛散发,并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从而有力的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在莱阳县。莱阳中学、莱阳乡师及全县各级学校的广大师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其中,莱阳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1936年9月上旬,莱阳乡师学生吴兴志(吴幸之)经北平弘达第二学院学生、共产党员张加洛的介绍,加入了“民先”组织。吴兴志加入“民先”后,在莱阳乡师发展了孙可佩、李文光、杨坤思(杨心田)、杨锡芷(孙加诺)、矫锡豪(矫枫)5人为“民先”队员。月底,孙可佩以班长的身份,联络其他各班班长,利用学生自治会的合法形式,酝酿成立莱阳乡师学生抗日救国会。10月上旬,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莱阳乡师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推选孙可佩为负责人。会后,国文教员何其芳与阎仲容为救国会起草了《告胶东同学书》,号召胶东学生在民族存亡时刻联合起来,成立胶东地区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大量翻印北平学联的宣传大纲和各种宣传品。10月中旬,乡师学生抗日救国会一面组织宣传队,到莱阳城附近农村和小学进行宣传,一面派代表携带宣传材料分赴胶东各地中等学校,酝酿成立胶东地区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按照分工,吴兴志、傅景勋(傅健吾)、徐春庆3人去掖县省立九中和招远中学联络;郝一军、徐永旭(于武)、张高泽3人去栖霞、福山中学及烟台省立八中联络;李丕兆、矫锡豪、李世荫3人去牟平中学和文登乡师联络;崔子远、王乃珍2人去平度、昌邑等县中学联络;两个小组负责在本县乡村和小学宣传联络。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但却遭到反动当局的反对。10月下旬,去烟台、福山方面的学生代表被韩复榘的“清乡司令部”逮捕。接着,国民党莱阳县党部又逮捕了支持学生抗日活动的莱阳乡师训育主任董羲亭、事务主任周芳廷、训育员戴百行及学生吴兴志、孙可佩、孙庆昌。莱阳乡师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了。在莱阳乡师广大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8月上旬,在外地读书的“民先”队员宫维桢、张子明、张益民等和在白色恐怖时期转移到外地的共产党员梁辑卿、战倬云、庄国瑞等陆续回到家乡,与在家乡坚持斗争的党员吴青光、苏继光等联合起来,分别在莱阳县的南乡、东南乡、西南乡发动群众,组织“民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蓬莱县。1936年夏季,经北京大学学生、共青团员于眉(蓬莱人)介绍,马格庄尊三小学校长于仲淑和教师李光远加入“民先”组织。随后,于仲淑、李光远又在本校和刘家沟、二刘家、湾子口等小学及县城第五区,陆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8月,中共烟台工委派共产党员李大同、吕其恕到蓬莱县山后顾家村开展工作。他们发展了赵铁生、丁离南入党,建立了党小组,还发展了7名“民先”队员。9月,在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县队部成立,于仲淑任大队长,李光远任秘书,陈迈千、孙自平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并决定积极慎重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区队部。不久,蓬莱县“民先”队员发展到60余人,各区也先后成立了“民先”区队部。秋季,“民先”县队部以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名义,在尊三小学召开抗日宣传大会,会上演出了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共鸣。会后,“民先”县队部成立了抗日宣传队,由陈迈千带领到全县各区进行宣传演出。12月,于仲淑代表蓬莱“民先”组织,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民先”总队部成立大会。1937年8月中旬,共产党员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由北平回到家乡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首先与孙自平、赵一萍、陈迈千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又发展了高达三、陶琪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蓬莱县支部。9月,中共蓬莱县支部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吸收进步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蓬莱县战地服务团(后改为抗战服务团),于仲淑任团长。不久,这个组织就发展到全县,成为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县城有慕柯夫、三区有苏晓风、四区有李华、五区有赵一萍、九区有张钧铭等分别建立了“民先”区分部。县“民先”大队部增设了军事组,负责秘密收集枪支、组织队员进行军事训练。
在福山县。1936年7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赵锡纯,与福山县民众教育馆图书管理员于业功取得了联系,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在福山县知识分子中秘密开展工作,很快发展“民先”队员70余名。193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山县队部正式成立,赵锡纯、于业功为负责人。骨干有邹本良、张大超、纪大超、刘忠俊等。“民先”福山县队部的宗旨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唤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日本侵略者。工作方式是:采取演讲、谈话、唱歌、戏剧和利用报纸刊物等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通过举办读书会、社会科学研讨会、时事问题讨论会、成立救国会等,把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活动。7月下旬,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敌工部部长柳运光到福山,与“民先”负责人赵锡纯取得联系。从此,“民先”福山县队部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在福山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成立业余救亡歌咏团,到农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9月,胡亦农、苏新源、许唯、徐云一等6名“民先”队员,由山东省政训处派遣,到福山县保安队任政训员。他们到福山后,与“民先”福山县队部取得联系,并以国民党福山县保安队政训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根据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关于“脱下长衫,拉起武装,组织游击队和打入敌人内部,准备里应外合,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指示精神,“民先”福山县队部通过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丕涛、逄鸣皋的关系,派赵锡纯打入福山县保安队任少校副官,苏新源任中队指导员。此后,李丙令、刘忠俊、邹本良、邹检堂等30余名“民先”骨干陆续打入福山县保安队,并在西榆树庄一带开展民运工作,筹建抗日游击队。
在掖县。1936年3月,郑耀南、王仁斋、盛咸庆等成立了“民先”组织,他们利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民先”队员,在农民中发展农会会员。10月郑耀南调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宣传委员。胶东临时工委派柳运光到掖县指导工作,与王仁斋、鲍仙洲等取得联系,帮助掖县县委积极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1月,柳运光在六区婴里村主持召开县委会议,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县委。盛咸庆任书记,王仁斋、李佐长、黎光、郝香斋、滕绍武、鲍仙洲等任委员。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掖县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广泛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8月,掖县县委借县政府举办民众训练班之机,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参加训练班,学习组织民众抗战和建立抗日武装的本领。8月中旬,掖县九区的王寅东、侯景清、王侯山(王修典)以过去农民协会为基础成立了农民武装。他们与平度县的乔天华、罗竹风共同成立了掖平人民抗日救国会,乔天华任会长,罗竹风、王寅东任副会长。同时,在掖县九区傅家庙成立了掖平人民抗日救国会掖县分会,王寅东任会长,侯景清、王侯山任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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