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解放区,支援新解放区建设,胶东根据党中央、华东局决议,抽调党政干部7250名随军北上、西进、南下,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随山东军区主力挺进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准备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我党目前阶段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将来阶段的任务是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8月中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争取先机的指示,并致电胶东区委书记林浩,命其派出干部带一部分部队,以东北义勇军名义,去东北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8月26日,胶东区委决定,组成由吕志恒、邹大鹏、柳运光、于克为领导成员的挺进东北先遣队。9月5日当晚,先遣队近120人由吕志恒带领,抵达辽东,解放了王家岛,智取庄河县城。9月中旬,庄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吕志恒任县长,胶东先遣队在庄河县休整半月后,很快扩编到1000余人,为山东部队渡海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9日,胶东区委所属的北海地委又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赴旅顺开展支援东北的工作。9月10日,林浩根据两支先遣队的汇报,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胶东派部队干部去东北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建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速派干部和部队由胶东去东北,以争取时机,更好地完成开辟东北解放区的工作。9月上旬,中共中央电报指示:部队行动要快,如丧失先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部署》,明确指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山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察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中共中央命令: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

 9月20日,根据胶东区先遣部队侦察情况的汇报,山东分局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率军区机关及部队1000余人,渡海赴东北。随后,胶东区委还抽调3000余名地方干部,在林一山的带领下,随军前往东北。胶东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后,第五师两个团扩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纵队,第六师三个团扩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主要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二、奔赴中原

 1948年初,国民党为了改变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战略,将主要兵力集中于中原地区,与解放军展开争夺。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三个纵队和一批地方干部做好渡江准备,计划到江南开辟新的解放区,以利于中原三路解放军相互配合,寻机歼敌。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具体确定这批干部主要从胶东和鲁中地区抽派。

 胶东区委接到任务后,从北海、东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抽调600余名干部,3月初开始动员,以地委为单位集中。3月中旬,这批干部在中共胶东区委副书记金明的带领下出发,一路绕行国民党占领区,先后经掖县、寿光、广饶、利津等地,4月7日前后抵达惠民的桑落墅一带,与鲁中区南下干部会合。经过整编,又于4月12日启程赴河南濮阳集结。后来随战局变化,中央撤销了粟裕率部先行渡江的计划,6月1日,南下中原的大批山东干部,被编为中原支队,由金明任支队长兼政委,下设六个大队。8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分配到江汉、陕西、桐柏和豫西地区。9月中旬,中原局为系统地积累新区工作经验,以便为将来抽调大批干部赴长江以南开展工作做好准备,遂将留在豫西工作的干部集中分配在部分县进行试点,主要开展征粮支前、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动员参军等工作。

 1949年3月,中原局为迎接大军渡江和全国解放,决定再次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原中原支队的干部,除少量留下继续坚持工作外,大部分随军渡过长江,被分配到湖南邵阳地区。

 三、成建制南下

 1948年秋,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架子,随军到新解放区,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为贯彻中央决议,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会议决定:中央分配给华东地区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全部由山东承担,其中从胶东区抽调3650名干部,配备成一套区党委级、七套地委级、42套县区级共50套党政领导班子。并规定:这批干部中,党务、民运干部1778人,政府、财粮干部1604人,军事干部268人;主要领导干部中,区党委级干部15人,地委级干部70人,县级干部294人。此前胶东区为准备南下支援新区已抽调近千名干部赴华东局党校培训(折合为两套地委级,十套县委级党政领导班子),因此这次胶东需再抽调干部2650人。

 胶东区委接受任务后,于12月底迅速召开地委书记、组织部长会议,决定:东海地委和北海地委各配备一套地委(60人)、八套县委(每套75人)级党政领导班子;南海地委和滨北地委各配备一套地委、五套县委级党政领导班子;西海地委配备一套地委、四套县委级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强调,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保证南下干部的质量,并大胆提拔使用干部。为了避免发生偏差,要求严格执行批准手续。分区委员以上南下干部须经县委讨论,报地委批准;县委部长以上干部须经地委讨论,报区党委批准;地委以上干部由区党委研究,报华东局批准。

 整个工作要求2月底之前完成。胶东军区接到华东军区关于抽调一套军区、七套军分区、42个县的军事干部的指示后,迅速下达关于大量培养提拔干部的指示。在各军分区进行讨论、布置,然后在提拔干部的同时,确定了南下干部名单。军区共抽调干部272名,其中军事干部85名、政治干部98名,供给干部57名、卫生干部32名。在抽调干部过程中,胶东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华东局的指示精神,打破本位主义,确保南下干部的质量。东海地委书记宫维桢(详见本丛书《先导》之“宫维桢”),南海地委书记梁岐山、副书记辛少波,滨北地委书记张彦、副书记李仲林等一大批主要领导干部都在南下之列。南下干部确定之后,各级党委认真征求南下干部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家庭生活方面,对南下干部的家庭给予军属待遇,确实有较大困难者,进行个别调整。对干部配偶问题,凡配偶身体健康,不带孩子,是脱产干部并愿意随行者,一律安排一起南下。由于各级党委动员充分,组织得力,领导干部带头,胶东干部南下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按时超额完成了任务。

 1948年春,全体南下干部经集训后,被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司令员。纵队分四个支队,其中第四支队由胶东区干部组成,编为七个干部大队。3月中上旬,第四支队即先于其它支队出发,首先到达扬州、南通一带,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集训,渡江战役打响后,紧随渡江部队,从扬州一带渡过长江,参加苏南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其中部分干部又被抽调出来,到了福建和大西南,参加了当地的接管和政权建设。

 四、远征大西南

 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迅猛,蒋介石残余部队被迫向西南集中,并欲以此为反攻基地。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西南地区务必迅速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急需大批随军干部前去接管。6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支随军干部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的胶东干部主要有两部分。

 一是1949年6月25日,山东分局根据上级指示,要求从胶东区地委以上机关抽调114名干部南下。此前胶东已多次抽调干部南下,资源极其紧缺,但中共胶东区委从大局出发,迅速从区党委和行署的直属部门、区委党校、建国学校、东海地委、北海地委、西海地委和烟台市委调剂干部,送往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来,山东分局压缩了南下干部名额,被抽调的干部于7月下旬由济南南下,与途经徐州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合。

 二是一批胶东支前干部在胜利完成支援济南、淮海、渡江战役任务后直接被调南下。淮海战役结束后,6万多名胶东民工服务期满,集中在兖州休整,准备复员。1949年2月中旬,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普通民工和不脱产干部全部复员返乡,脱产干部编为胶东南下干部工作团。春节过后,数百名胶东支前干部赴长江北岸待命。渡江战役打响后,这批干部随军过江,赴苏南、江西等地工作。7月,他们又奉命到南京集训,编为西南干部服务团。经过两个月的集训,于10月初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由于蜀道艰难,此次行军被邓小平称为“小长征”。胶东干部随第二野战军开赴四川东部,接管新解放的地区,开始了建设大西南的工作。

 胶东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建设,足迹先后遍布东北、中原、华东、西南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他们远离家乡亲人、远离和平安宁环境,在陌生而艰苦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接管和建设新区的各项工作中去,加深了新区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培养新区干部快速成长,为新解放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