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胶东最早县委在莱阳建立

 1927年12月26日,中共党员李伯颜主持建立前保驾山村党支部后,为落实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扩大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武装力量、组织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前往莱阳共产党员活动最早和党员比较集中的东部地区,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1月,李伯颜来到莱阳万第镇水口村,与共产党员宋海秋等人接上关系,向他们传达了省委指示,并了解东部党员的分布情况。2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征求党员的通告》,要求全省六个月内必须发展610名党员,并给各地党组织分配发展党员的数目。李伯颜一方面组织发动党员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到各村物色对象,发展党员;一方面派宋海秋到党员数量多、革命斗志旺盛、革命情绪高涨的石龙沟村,成立了中共石龙沟村支部委员会,由宋式纯任书记,宋开甲任组织委员,宋云甲任宣传委员。石龙沟村党支部成立后,很快发展了20余名党员,建立了三个党小组,并派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党员在周围村庄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到3月上旬,在淳于、田家灌、王宋等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先后建起了党小组。此时,莱阳东部的党员队伍已扩大到100余人,除小学教员、小商人外,80%以上是贫苦农民。3月中旬,李伯颜和孙耀臣根据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在水口村宋玉桂家召开了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建立了中共莱阳县委员会,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员。这是共产党在胶东建立最早的县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李伯颜是胶东最早的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李伯颜把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心任务,迅速展开工作。一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莱阳县委以水口村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先后在蓝家庄、北薛格庄、寨庄头、淳于村建立了四个党的秘密联络点,使党组织的活动很快扩展到大夼、姜疃、山前店、南务和海(阳)莱(阳)边区。这期间,孙杰三等党员在海阳县小纪以西地区开展党的活动也颇有起色。1928年4月,由于冠三主持建立了党小组,孙杰三任组长,这是海阳县第一个党小组。1926年至1928年初,军阀张宗昌的旧部钟震国、施中诚为争夺地盘相互火并,施中诚兵败退驻莱海边的徐家店一带(后驻莱阳)。为了把党的组织扩展到军阀队伍内部,以便掌握武装力量,1928年3月下旬,县委决定派宣传委员孙耀臣打入施中诚内部。不久,孙耀臣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了施中诚的信任,被任命为参谋长。县委还通过宋云程发展了莱阳县公署保卫团分队长宋仁甲为共产党员,并指示宋仁甲在县公署内部秘密发展党员,条件成熟后建立党的组织。到5月初,全县党员队伍已扩大到300余人。

 二是发展壮大农民协会组织。1928年3月间,莱阳县委决定一边继续发展党员,扩大党员队伍,建立党组织;一边在宋海艇等人建立的农民协会基础上,以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反贪官污吏为宗旨,以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壮大农民协会队伍。在随后短短的一个月里,通过他和广大党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很快遍及莱海边区。

 1928年4月,李伯颜从水口村来到淳于乡周围的田家灌、五处渡、西赵格庄、迎格庄等村,组织党员发展农协会员300余人。下旬,他又派南石础村于振海、于冠三去海阳西部地区,继续与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孙杰三、孙铭瑞、韩元福、孙克俊、于璋东等党员,在周围村庄建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西至水沟头、姜山、义谭店,南至大夼、姜疃,北至山前店、南务,东至海阳西部的李家疃、下虎龙头等地,都建立起农协组织。5月,农协会员已发展到2000余人。

 三是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斗争。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县委指示各村党组织,组织农协公开或半公开地同以地主恶霸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开展斗争。

 党组织带领农民,在水口周围各村开展了夺取农村领导权的斗争。水口村地主土豪纠集20余户地主恶霸成立“富党会”,与“同乐处”相对抗,企图操纵村里大权。党组织立即决定将“同乐处”改称“穷党会”,与“富党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继续掌握全村农民的领导权。

 党组织带领农民同反动势力作斗争。1928年春,国民党地方便衣队头子李道河等人,到前保驾山村征收户捐,百姓无力交付。打入军阀张宗昌旧部东海警备区司令施中诚部任参谋长的孙耀臣听说此事后,立即带领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赶赴现场进行了制止。从此,李道河等人很长时间未敢到前保驾山村要捐。

 党组织领导农协会员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1928年春季,莱阳东部连续发生干旱,地主土豪却趁机收租逼债。县委首先指示前淳于、后淳于、赵格庄、田家灌、五处渡等村农协,在夜间或者雨天,抢富户家的粮食,收富户地里的庄稼,以接济贫苦农民。不久,其他村的农协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行动,逼迫一些富户只好停收地租,开仓赈灾。 1928年5月3日,海阳县西部石马滩头村赶山会。山会前,地主以不误春耕为借口,宣布对雇工禁假,各村农协组织50余名雇工罢耕罢种,要求地主放工。地主们最终向雇工道歉,答应了雇工们的合理要求。

 县委发动农协会员开展反封建迷信活动。海阳县夏泽村农协组织300余名进步学生,砸烂村西庙内的神像,在莱海边区掀起反封建迷信的高潮。随后,凡有农民协会的村庄都把古寺、庙宇里的神佛拉倒,办起了学校或“同乐处”。在县委领导下,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的各种斗争,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保护了贫苦百姓的切身利益,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发动武装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二、胶东抗粮军攻城劫狱

 中共莱阳县委建立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组建了胶东抗粮军,发动了攻取莱阳城的武装暴动。

 为发动暴动,李伯颜亲自组织人员制作了胶东抗粮军大旗,编印传单,广造舆论,揭露军阀张宗昌及莱阳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鱼肉民众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加入胶东抗粮军,进行武装暴动,建立莱阳地区苏维埃政权。并指派宋云程等人,将制作好的大旗和油印的传单密藏在小院村庙宇中神台的后面,以备暴动时使用。接着,李伯颜在小院村傅家茔地召开各村党组织和农协组织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进行组织发动,研究如何筹措枪支,发展武装问题。这次会议后,各村党组织和农协想方设法筹集枪支,有的党员和农协会员秘密到国民党局子里去搞枪,有的卖地凑钱买枪。前保驾山村党支部搞到短枪两支、长枪五支,发动了200余名农协会员参加胶东抗粮军;石龙沟村党支部发动党员捐款买短枪四支,农协会员到国民党局子里搞到长枪六支,有100余名党员和农协会员参加了胶东抗粮军;海阳县夏泽村党小组搞到长短枪八支,发动周围村庄150余人加入胶东抗粮军。

 但是革命武装力量与军阀政权武装力量相比,仍相差悬殊。县公署保卫团辖三个分队和一个警备队,仅毛瑟枪就有400余支,还拥有其它武器,又有外围土匪和联庄会的武装配合。县委权衡双方力量情况,决定争取驻在羊儿山、拥有100余支枪、有革命倾向的自发农民武装首领田益三,壮大抗粮军力量。

 1928年4月末,县委书记李伯颜先派北石础村地下党交通员刘凤全与田益三联系,在取得田益三同意后,李伯颜到羊儿山与田益三见面,他对政治、军事形势作了透彻分析,取得田益三的信任。5月初,李伯颜又以县委书记、胶东抗粮军总指挥的身份,再赴羊儿山,与田益三磋商加入胶东抗粮军,攻打莱阳城,推翻军阀县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关事宜。田益三被李伯颜的气度和胆量所折服,当即表示同意加入胶东抗粮军。不久,他又亲自找到李伯颜,建议再联合毗邻的徐子山共同行动。5月中旬,李伯颜派党员于元丰与徐子山取得联系后,随即与徐子山会面。李伯颜推心置腹,几经论辩,终于使徐子山同意采取联合行动,武装攻打莱阳城。

 这样,到5月,胶东抗粮军队伍发展到500余人,拥有长短枪130余支,大多数党员和农协会员置备了大刀、长矛。胶东抗粮军是胶东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队伍迅速扩大,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莱阳县委认为攻城劫狱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武装暴动的时机基本成熟,决定组织抗粮军举行武装暴动。

 1928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夜,中共莱阳县委书记、胶东抗粮军总指挥李伯颜在万第东北的小院村西小河口夹河套,召开联席会议,莱海边区、莱阳东、北、南及西南部的100余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负责人参加。李伯颜向与会者部署攻城劫狱、推翻军阀县政府、建立莱阳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方案:以鸡毛传牌为信号(鸡毛代表“快”,各村见到信里夹鸡毛,要马上传送),高粱秆点火把,统一行动。宣布田益三为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率部主攻东门,打开监狱,夺取钟鼓楼;徐子山主攻北门,策应田益三;李伯颜率莱海地区抗粮军主攻南门,占领县公署;前保驾山村党支部率西部地区抗粮军主攻西门,策应李伯颜;城内地下党员宋仁甲做内应;孙耀臣稳住施中诚队伍,使其不派兵增援县公署,并对主攻四门的战术协同配合问题,作了具体要求。

 然而在这次会议之前,由于小院村党的负责人赵百原贪生怕死,把攻城劫狱的机密泄露给本村的赵会原,赵会原以“破城难守”和“无法向攻城死者的老婆孩子交待”为由,策动赵百原伺机将李伯颜杀死。所以,会议期间,赵百原与本村同伙突然提出反对意见,以攻城时机不当为由,起哄发难,制造事端。直到凌晨3点多钟,仍纠缠不休,造成人心混乱,使个别人也产生了动摇,李伯颜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散会后,赵百原谎称留下本村干部开会,并要求李伯颜参加。李伯颜不知是计而留下,被赵百原、赵永恩、赵洪明、赵永思等用腰带勒死,埋在河套里。这就是莱阳党史上骇人听闻的“小院事变”。

 从此,县委与李伯颜失去联系,而李伯颜被害一事,党组织一直无从知晓,直到1947年土改复查时,经原地下党交通员揭发后才知详情,此时赵永恩早已病死,赵洪明和赵永思经党组织核实后被处死。李伯颜被害后,畏罪潜逃至青岛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主犯赵百原,于1950年被我公安机关抓获,1951年被押回莱阳万第公判处决。

 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适逢城内县署保卫团大部分下乡征收户捐,仅留下当日护城的士兵40余人。城内地下党员宋仁甲,不知李伯颜被害,与县委又联系不上,为不失良机,连送两封密信,让田益三率部攻城。当天下午,田益三按照李伯颜原定的攻城部署,率部疾趋城东吴格庄村西蚬河东岸的密林里集结待命。徐子山接到田益三的“鸡毛传牌”后,为保存势力,队伍行至万第时则按兵不动,仅派30余名士兵向莱阳城靠拢。黄昏时节,哨兵突然发现城内侦探绕城北去,田益三怕暴露攻城意图,坐失良机,立即下令强攻东门。东门楼下十几个护城兵顿时乱了方寸,有的仓促应战,有的抱头鼠窜。田益三部击毙了保卫团警备队队长王秀山,占领东门楼。这时,做内应的地下党员宋仁甲借机派人送出四箱弹药,支援田益三扩大战果。田益三抓住战机,乘胜又攻破了西门和南门,将顽抗之守军全部消灭。接着回师直逼县公署,在徐子山部30余支枪的火力掩护下,夺取了钟鼓楼。此时,监牢狱卒被打死,270余名囚犯被砸开枷锁全部放出,县长王宝仁已弃城逃遁。激战到午夜,县公署大堂内保卫团的火力仍然很猛,田益三部伤亡十余人,战斗处于僵持状态。外出征收户捐的保卫团和平度齐玉衡旅向莱阳扑来增援。田益三自知势单力薄,又始终未见李伯颜及其他各路大军攻城,当夜撤出县城东去。田益三回到西朱兰村时,被放出的囚犯大都加入了他的队伍,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300余人。施中诚部移驻莱阳后,与乡团、联庄会合兵一处,“围剿”胶东抗粮军田益三部。9月初,田益三接受了鲍村联庄会会长于汝舟的诱骗,4日,田益三及营、连头目13人被杀,士兵被驱散。

 由于赵百原等杀害了县委书记、胶东抗粮军总指挥李伯颜,制造了“小院事变”,加之国民党军阀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联合反扑和镇压,县委组织胶东抗粮军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壮举,最终失败。

 李伯颜牺牲后,党组织派人到处寻找,均无下落。加上武装暴动失败后,许多党员暴露了身份,面临被捕的危险。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1928年6月,县委宣传委员孙耀臣对县委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将一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到外地;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在各村坚持工作;在没有上级指示前,暂时停止党的活动。会后,党员宋海秋、于冠三、梁逵卿、于元丰、孙亭午、刘贵州等党员转移到大连、海参崴一带;孙耀臣则辞去施中诚部参谋长职务,转移到胶县、高密一带,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11月,孙耀臣同其他党员沿胶济线徒步到济南寻找上级党组织,途经高密县,夜宿在呼家庄一个小饭馆(党的地下联络点)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多次审讯无果,于12月26日将孙耀臣等六人秘密杀害。至此,中共莱阳第一届县委惨遭破坏,莱阳革命再次处于低潮。